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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 北京时间28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一个跨越两大洲的反洗钱行动中，美国执法机构本周将目标瞄准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之一。这向其它被美国认为可能助长犯罪的虚拟货币平台发出了警告。 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周三晚间对BTC-e处以创历史最高纪录的1.1亿美元罚款，并对俄罗斯人Alexander Vinnik罚款1200万美元，Vinnik是总部位于塞舌尔的一家公司的实益拥有人，而这家公司管理着BTC-e。 开出这些罚单之前，依据美国司法部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地区法院提出的21项指控，应美国政府部门要求，Vinnik于周二在希腊被逮捕。 BTC-e的总部设在保加利亚，但受塞浦路斯法律监管，其允许用户在进行比特币交易时高度匿名。美国政府部门称，该公司内部监督不足，这在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交易中，为计算机入侵、诈骗、身份盗用、公职人员腐败和贩毒提供了便利条件。 BTC-e的网站显示，其因计划外维护而关闭，五至10天内不会恢复服务。

谁能想到，德国史上罕见的汽车业卡特尔（注：卡特尔是垄断组织主要形式之一）可能已经秘密存在20余年，包括大众、宝马和戴姆勒在内的三大汽车巨头通通在列。   近日，据德国媒体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宝马、戴姆勒以不同工作组的形式秘密举行60余次秘密会议，就技术、成本、供应商目录达成一致，以消除竞争，涉嫌反垄断合谋20年。报道同时称，如果查证属实，这可能是德国经济史上最大反垄断案例。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受该消息影响，大众，戴姆勒公司和宝马股价应声大跌。7月21日，大众汽车股价下跌4.9%，戴姆勒和宝马也下跌至去年年底以来新低。如果欧委会最终认定大众、戴姆勒和宝马垄断事项成立，有可能是除“柴油排放作弊”后的又一轰动事件，上述三家德国汽车巨头也将面临天价罚款。   三巨头涉嫌价格垄断20年   据德国周刊《明镜》报道，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宝马、戴姆勒以不同工作组的形式秘密举行会议，探讨协调生产成本、供应商、开发技术等。然而，竞争对手密谋商议价格、协调经销商价格等行为在行业内是违背反垄断法规的。《明镜》称这些会议是“德国经济史上最大的卡特尔案例之一。”   报道援引大众披露内容称，公司约200名员工参会60多次。举行这些行业会议是为了规避反垄断法规。会上讨论了汽车研发、制动系统、汽油和柴油发动机、离合器、变速箱以及尾气排放处理系统。   报道同时指出，去年德国反垄断政府机构就暗示过存在这类关于汽车巨头之间的秘密会议，但相关新闻最近才曝光可能是涉事车企企图避免严厉惩罚的结果。其中从2006年开始，三大车企开始讨论柴油发动机尾气处理液成本问题，这个液体需要储存箱，箱体越大，成本越高。经过多次会议、电话、邮件交流，上述车企于2008年9月份同意在所有车型上使用8公升的箱体，以节省成本。   事实上，德国监管方首次确认问题存在是在2016年突击搜查大众办公室时，当时是为了查找大众操控钢铁价格的证据，不曾想到却发现了德国汽车企业巨头串通的证据。两周后，大众主动承认可能违反反垄断法规，随后戴姆勒也向监管方坦白，希望尽量减轻惩罚。   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尽管垄断的相关细节还不够充分，但他认为这确实是一种横向垄断行为。“欧洲市场柴油车比例高，碳排放标准严格，三家车企巨头协议采用同样的技术标准，生产同样的车辆。就会造成没有掌握相当技术和标准的其它厂家只得采取更高成本的方式参与竞争，进而制造标准上的垄断。”   大众、戴姆勒、宝马或面临天价罚单   记者了解到，近日，欧盟委员会也对车企涉嫌垄断报道作出了回应。欧盟委员会称，有证据表明各大汽车制造商的代表定期会面，就汽车零部件的技术规格达成一致，包括刹车、离合器和尾气排放系统。委员会与德国联邦反垄断机构“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目前正在对其进行评估，就相关证据展开调查。”   除此，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目前尚无法做出进一步推测”。而大众、戴姆勒和宝马的发言人则拒绝对此置评。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在最近的一起反垄断案件中，由于通用汽车限定了凯迪拉克SRX、雪佛兰创酷以及别克全新英朗等车型的最低销售价格，被我国政府责令处以上一年度涉案产品销售额4%的罚款，共计人民币2.01亿元。   而与国内的处罚力度相比，按照欧盟反垄断规则，对于参与卡特尔的企业最高可处以相当于其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   事实上，在过去的2016年，尽管因柴油车“排放门”受到一些影响，但大众集团销售业绩和收入依然高企。数据显示，2016年公司销售收入达2173亿欧元；除此之外，戴姆勒和宝马2016年的营业额也都创出了历史新高，分别达到1533亿欧元和942亿欧元。   这也意味着，如果欧委会最终认定大众、戴姆勒和宝马垄断事项成立，那么这几家德国汽车巨头或将面临天价罚款。    

自从2014年全球油价下跌以来，温哥华和多伦多逐渐成为加拿大工业增长的领头羊。这两个城市吸收了加拿大80.3%的工业用地。当年油价最高时为108.56加元，今天的数字为60.95加元，而油价最低曾在2016年一月跌至20.44加元。 然而油价最低的时候，温哥华的工业增长却达到了4.6%。多伦多也以2.9的增长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卡尔加里增长率为2.6%。 Cushman & Wakefield的国家研究主管Stuart Barron认为强劲的工业增长主要归功于电商的涌现、美国经济的增强、低利率以及便宜的加元。他说：“温哥华在工业增长方面比多伦多还略胜一筹。尽管多伦多市场更大，但温哥华的涨势不容小觑。” Barron说：“温哥华工业增长的挑战是当地工业用地的匮乏。目前工业用地的闲置率只有2.4%，这可能是整个美洲都最低的了。这从侧面说明了温哥华工业用地供不应求的现象，也解释了工业用地的昂贵和工业商品的昂贵。“ 他指出，底油价导致的低利率给温哥华和多伦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强劲的美国经济加上疲软的加元使得加拿大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也大大提高。 尽管最近加元不断上升，并且加拿大央行也将隔夜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Barron认为这都不会对温哥华的工业增长带来太大的阻碍，因为借贷成本还是很低，加拿大公司的现金流很高。 Cushman & Wakefield的副总裁Sean Ungemach指出，2017年温哥华的工业用地吸收不如往年，主要是因为供应不足。需要大面积工业用地的主要是那些电商们，以前10万平方英尺的仓库就算很大了，但现在30到40万平方英尺的仓库很常见。 同样紧张的还有价格，9到10加元每平方英尺的租赁价格已经是主流了。Ungemach指出他们的客户Lordco Parts在温哥华打算建一个分配中心，但一直难找到合适的地点。他指出市场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对温哥华的工业增长是很不利的。

　　加拿大夏季运动会 ( Canada Summer Games) 将于本周五在温尼伯开幕，从7月28日持续到8月13日。   　　成千上万的游客已经开始涌入温尼伯市，据温尼伯商会 （The Winnipeg Chamber of Commerce ）估计，这一运动会将给当地带来1.5亿 - 1.6亿加元的经济效益。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在运动会期间，温尼伯及周边地区会增加约两万名游客和四千名运动员，他们会给餐馆、酒店和零售店带来大量业务。 　　温尼伯商会的副总裁 Alana Cuma 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这个运动会对当地商业、企业来说意义重大，而且将进一步提升温尼伯的声誉。 　　近年来温尼伯市主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但加拿大夏季运动会是至今为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个体育赛事。

（加拿大乐活网lahoo.ca7月26日电）据 证券时报 报道，全社会的“钱从哪来、钱到哪去”？这是全社会都在讨论和关注的一个话题。   由于传统的广义货币（M2）统计中不包含银行理财等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统计，而以表外业务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在近几年快速发展，单靠M2来衡量全社会资金的规模已经不准确，因此，创设一个新的衡量指标，更全面反映社会资金的流动状况，成为市场和学界讨论的热点。 7月25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浙商银行共同发布《钱去哪了：大资管框架下的资金流向和机制》报告，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及其研究团队创设了一个新的宏观金融指标——信用总量，来阐述全社会的“钱去哪来、钱到哪去”。   所谓信用总量，在金融部门的资产方，这一指标涵盖金融部门为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在内的整个非金融部门创造的债务融资工具；在金融部门的负债方，这一指标则对应着银行的负债，也对应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资产业务融资而发行的各种契约型或者准契约型金融工具。   “信用总量的指标比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可能会更全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后者并不包含政府部门的融资情况。”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高占军称。　   整个社会的资金总规模已经远远超过M2余额：2009年，信用总量还只是M2的88%，而到2016年，信用总量已将相当于M2的1.2倍。换言之，社会中有20％的资金不在M2的统计范畴。根据信用总量这一指标，全社会资金的规模和流向就可以较为全面的呈现出来，而得出的一些现象甚至会让人大跌眼镜。   我们一起来看这六大现象，看看钱从哪来，又到哪去？   现象一：更多的“钱”流到了地方政府和居民   信用总量的部门分布变化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与应对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致，其他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增加负债。然而在我国，据殷剑峰介绍，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往后缩”的。同时，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增长的企业部门在危机后也采取了相对谨慎的负债策略；相反，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成为增加负债、抵消经济周期下滑的主力。   数据显示，2016年在全部的182万亿信用总量中，政府部门占比20%，较2009年上升5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占比从2009年的11%下降到2016年的7%；地方政府占比在同期则由4%上升到14%。   非金融企业占比从2009年的71%下降到2016年的61%，居民部门占比同期则由15%上升到19%。   因此，信用总量的部门分布变化清晰地表明，虽然企业仍然是“钱”流向的大头，但危机后“钱”更多地流到了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   现象二：居民部门快速加杠杆造成财富洗牌   居民部门是除地方政府外，第二大快速加杠杆的部门。2016年居民部门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新增居民债务超过新增储蓄，居民部门成为净融入资金部门。   判断居民部门风险的一个指标是居民部门负债与劳动者报酬之比，2016年我国这一指标已经达到90％。我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只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60%，低于美国的70%。报告称，所有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指标，其含义只有一个：负债向收入中低端家庭累积，资产向收入中高端家庭积累。   现象三：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不如想象中那么迫切   数据显示，2016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2015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报告称，事实上，2009年“四万亿”之后，除了2011年至2012年有一个短期回升之外，非金融企业负债增长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在扣除地方平台和城投公司之后，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非许多人想象得那么糟糕。即使就国有企业来说，虽然在2009年后为应对危机而迅速加杠杆，但自2013年后也在去杠杆，目前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接近2007年的最低水平。   “所以，在去除地方的平台企业和城投公司之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问题并没有当前舆论所说得那么迫切——尤其是在进一步去除非金融企业负债中涉及基建和房地产的部分之后。相反，随着经济的反弹复苏，非金融企业需要加杠杆。 ”报告称。   现象四：“钱”还是主要来自银行   以信用总量来研究“钱”，一方面对应于非金融部门的负债，另一方面则对应于金融部门的资产。因此，钱的来源就必然与金融部门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2009年以来，我们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债券市场的崛起。 按理说，这种变化将对资金的来源结构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但是，揭开面纱之后发现，资金还是主要来自银行。 ”殷剑峰称。   随着传统银行信贷下降、非传统银行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份额的上升，“钱”的来源日益多样化，这也导致金融部门内部的相互负债不断增加和金融部门杠杆持续上升。   报告称，观察金融部门内部的相互负债，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银行的负债自2015 年一季度起就成为最大科目，并且上升也最为迅速——这也进一步说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钱”有很多依然是银行的“钱”。   与此同时，就银行而言，“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已经成为近些年资产扩张的主要科目。从2009年“四万亿”之后,这一科目的增速由20%上升到2011年的60%，并相对平稳地一直维持到2016年的三季度。至2017年一季度，“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已经接近28万亿元，占银行部门总资产的11%左右。   现象五：“钱”的流向还是偏好房地产和基建   虽然“钱”的来源多样化，但“钱”的流向还是偏好房地产，包括与此直接相关的房地产企业贷款、个人按揭贷款和与此间接相关的基建项目等。可以看到，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获得包括银行资金在内的融资之后，其资金运用又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地方政府的基建和房地产项目。   根据报告的粗略估计，在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给实体部门提供的25万亿元资金中，至少有30%，即8万亿元左右与地方政府基建和房地产项目相关。   除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偏好基建房地产，传统的银行信贷也是如此。 根据本外币信贷的行业结构，将其中的个人贷款(多为按揭贷款)、FIRE(金融房地产)、传统服务业(多与基建有关)合并，则2015年与房地产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贷款占比高达56%。按50%的比例推算2016年情况，则银行目前信贷中约60万亿元与基建房地产有关。这部分信贷加上银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约10万亿元)、城投债(约1.2万亿元)以及银行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间接投向地方基建和房地产的资金(约8万亿元)，总的敞口近80万亿元，占银行资产规模的40%。   也就是说，整个金融部门流向地方基建和房地产的资金规模在88万亿左右。   现象六：银行理财资金流向被忽略的重要投资渠道——海外投资   截至2016年末，中国银行理财的规模已经突破30万亿元，“存款理财化”、“存款搬家”已成为普遍现象，分析银行理财资金的投资流向，也能够很好地反映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银行理财的投资以非标占主导（根据报告测算，非标资产规模投资为12.55万亿元，占2016年末银行理财规模比重为37.31%），但我们忽略了一项重要的投资渠道——全球资产配置或理财资金海外投资及其机制分析，而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突破口则是私人银行理财业务。根据报告测算，2011年至2016年，我国平均每年通过私人银行业务流出的资金规模约为340 亿美元。 以香港为例，内地居民通过理财业务在香港进行资金配置的主要方式有高端保险、股票沪港通、债券沪港通、基金沪港通、投资银行以及私人银行业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