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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个人卖家手里收票和从公开售票渠道拿票一些黄牛的票源实际上来自主办方如果要问2023年什么最火，那无疑是演唱会、音乐节以及各种Livehouse现场。与之相伴的是，抢票难也成为了一个屡被提及的热点话题。许多摩拳擦掌、枕戈待旦的观众，在翻阅了无数攻略、做好了一切准备后，仍然逃不掉“开票即售罄”的宿命，抢演唱会票的难度远远超越抢春运的火车票，这让所有人都在思考：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赢下了这场手速大战？没有人可以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将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和坐收渔利者指向黄牛。怒不可遏的观众还与黄牛产生过正面冲突，比如五月天鸟巢演唱会前夕，歌迷先是发起了抵制黄牛的刷屏活动，而后疑似遭到黄牛报复举报，导致粉丝团票被迫取消，双方的战火最终烧到“华乐非凡”身上——作为主办方，北京东城区文旅局对其进行了约谈，要求他们关注黄牛溢价倒卖问题。官方对于黄牛现象一直保持着关注。9月13日，文旅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确要求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且应当建立退票机制，对于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也将比例提高到了不低于85%，并要求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 2023年9月8日拍摄的周杰伦天津演唱会现场。图/视觉中国有行业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知》对“强实名”和“85%”的规定，将会遏制部分演出票的倒买倒卖行为，但尚不足以根除黄牛的存在，同时必须加快推行宽松和完善的退票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一般消费者的经济权益、更彻底地打击黄牛。黄牛的票从何而来在传统印象里，黄牛是一群在场外向潜在观众不断询问着“要票吗”的人。但其实，这只是最外围的黄牛，他们不过是倒买倒卖链条的末端而已，还有许多中上游环节共同构成着这条灰色产业链。行业知情人士阿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从个人卖家手里收票和从公开售票渠道拿票，一些黄牛的票源实际上来自主办方。大型演出通常需要投入艺人酬劳、制作费用、宣发费用、执行费用等各种高昂成本，而票房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仅靠正常售票并不能完全保证盈利，主办方很多时候都会在公开销售之外，将一部分门票溢价给黄牛。这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也是一种扩大利润的手段。黄牛本身也有多层分级，主办方将票卖给一级黄牛，一级黄牛再分销给二级黄牛，二级再往下分销给三级，三级代理之下还会有一系列小黄牛，每分销一次票价都会有所增长，这就给价格炒作留出了可观空间。所以即使在今年“求大于供”的情况下，主办方依然会给黄牛留票，不仅是利益驱使，也是为维系关系，因为没准下一次还得通过他们才能卖出更多的票。同时，除了普通票以外，主办方一般还会准备一些票作为“邀请函”。这些票一部分会作为赠送，用来打点各方关系，一部分则同样流向黄牛，虽然它的数量不会太多，但最终价格却远高于普通票。无论普通票还是邀请函，都是一般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到的，《通知》中所要求的“不低于85%的公开销售数量”就是为了限制这一操作。早在2017年7月，文化部就做出过类似规定，公开销售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今年4月，文旅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比例。然而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线上票务系统不互通等原因，监管难度很大，实际上仍然存有可钻的空子。最新《通知》中的实名购票和入场制度以及其余15%门票在演出前24小时绑定个人信息两项规定，便是对此进行的“堵漏”措施。 2017年前后，大麦网等主流票务平台就要求用户在注册时绑定身份证信息，但本质上这算不上真正的实名制。因为纸质票面不会显示购票人信息，入场身份也不需要与购票身份一致，并不能杜绝转卖行为。即使购买端口对购买次数做出限制，黄牛也可以通过“技术外挂+人海战术”实现囤票。一些“黄牛”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软件，可以在售票开启第一时间抢到票，找到买家后再通过正规售票平台的转赠功能修改信息，完成溢价售卖。机刷成功概率不及人工，平台也会进行一些技术识别和拦截，所以黄牛还会雇佣庞大的团队攻占售票系统，在很多社交媒体的平台都可以找到不少这类招人账号。鉴于此，2020年之后一些演唱会逐渐开始实行“强实名”，要求入场须持与购票信息一致的身份证，有的还必须刷脸验证。此举增加了转卖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对黄牛囤票构成打击。此次《通知》以政策形式的确认，无疑将会加快“强实名”的广泛推行，进一步压缩二级市场的交易空间。治理乱象不能脚疼医脚不过，“强实名”并非万全之策。就在《通知》发布后，二手平台和社交平台上依然充斥着黄牛信息，在强实名围堵中，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对抗方法——代抢。所谓代抢，即事先收取定金，拿到买家的账号和身份信息后由专业的团队帮忙购票。通常一支代抢团队有成千上百个抢手，谁最终抢到票，定金就落入谁的口袋。代抢的成功率，往往取决于定金的高低，定金越高，愿意接单的抢手就越多，抢到的几率也就越大。而在交易达成后，如果有人出更高的定金，票也可能被抢单者直接卖给出价更贵的客户。而检票环节的执行不严，同样削弱了强实名的存在意义。此前不久的一场演唱会，原本就是强实名，但后来不少网友爆料，有票就能进，现场不但有“忘记携带身份证入场流程”的相关指示标，人脸不符的观众还可以走人工闸口。至于主办方有意留给黄牛的票和作为“非卖品”的邀请函，则仍然拥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因此在业内知情人士阿宇看来，“ ‘强实名’可以杜绝没有特殊渠道的零散黄牛，对于跟主办方乃至场馆方有利益关系的‘内部黄牛’，无法完全杜绝。”甚至，黄牛有办法绕过种种障碍，一般消费者却反而可能被这些障碍的“副作用“误伤。针对代拍，票务平台则对异常订单加以甄别，同一ID订购超出限购张数的订单以及通过批量相同或虚构的支付账号、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订购超出限购张数的订单都可能被取消。问题在于，这一举措最终限制的只是消费者，由于黄牛只是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代为操作，所以他们基本是影子般的存在，隐形的黄牛并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不止于此，由于无法退换和转赠，真正因个人原因临时不能到场的观众，不得不承受额外的损失，于是诸如梁静茹、刘若英的上海演唱会和任贤齐的西安演唱会，都引发了消费者维权事件。尽管也有部分演出允许退换，但时间限制或手续费还是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退票自由是将票务风险从买票者手里转移到主办方一边“，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下演唱会并不宽松的退票政策其实是在保护主办方的利益，而忽视了购票消费者的权益。事实也印证着这一观点，知名演出主办方京奇非凡影视公司的CEO田京泉便对媒体表示过，他不赞同设立普遍的退票机制：“以极端情况举例，演出时间定在30天后，开票10天后票只卖出两成，预估亏损，可能取消这场演出。但允许退票的话，开票10天卖出六成，却在最后10天退票剩下两成，这时候艺人所有排练都已进行，这个演出演还是不演？”对于大型演唱会这种前期投入很高的项目，如果开放宽松的、普遍的退票政策，主办方会因为不确定性增加而倍感压力。阿宇认为，推行强实名的必须同时推行宽松的退票权，这也是压缩低收高卖盈利空间的根本手段：“宽松的退票政策意味着演出票不再是一个‘只会少不会多’的紧缺状态，未在第一时间购得心仪价位票的观众可以随时上官网查询购票，而不是只能通过黄牛和二手市场找票。同时，已购票的观众不会因出不掉票或者面临打折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票处理给黄牛。同理，如今火车票基本能杜绝黄牛现象，也是靠强实名和相对宽松的退票政策相辅相成。“ 事实上，有关退票机制的思考或许揭示着治理票务市场的某种关键所在。彻底解决乱象不能脚疼医脚，单纯地依靠遏制黄牛，或者只在消费终端设置规范，而必须将整个产业链条都圈定在一个正常经营的框架内。就像此前歌手吴青峰的演唱会，艺人团队事先拟定了演出票不准外流的合同，从源头切断了倒卖可能，歌迷买得到原价票，主办方也没亏本，黄牛则除了守在场馆外尝试蹲点收票，别无他法。（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