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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宣！加拿大移民人数破纪录将继续大开国门

2021年，加拿大登陆了40多万新的永久居民，打破了新增永久居民人数的历史纪录。加拿大唯一一次超过40万的移民数字是在1913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移民人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所下降。在大流行之前，加拿大设定了2020年迎接34.1万新移民的目标。由于大流行，去年只有18.4万人。然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加大移民力度，加拿大宣布2021年将新永久居民的目标定为401,000。实现这一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加拿大移民部2021年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肖恩·弗雷泽（Sean Fraser）表示：“去年，我们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今天，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我们迎来了创世纪的记录。我要感谢所有员工，特别是运营部门的员工，是他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将继续欢迎更多的移民涌入加拿大。目标瞄准本国临时居民根据2021-2023年移民水平计划，加拿大希望在2022年迎接411,000新移民，2023年迎接421,000新移民。弗雷泽将于2022年2月10日宣布新的移民数量计划。弗雷泽表示，新计划可能会为2022年和2023年设定更高的目标。他同时表示，今年政府针对新冠疫情推出的一些临时限制措施，即使在疫情之后，恐怕也不会取消，将会继续实行。在大流行期间，随着外国人入境加拿大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已将目标转向在该加拿大居住的外国人。虽然在今年的新永久居民中，有很多仍是通过传统方式抵达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但联邦政府的重点是允许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更容易在这里安居乐业。弗雷泽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措施是专门为解决大流行相关问题而制定的，但在大流行过去后可能还会继续沿用。他指出“守护天使”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计划向医疗保健部门工作的庇护申请者授予永久居留权。在总理的授权信中，弗雷泽已被要求继续实施这种移民方式。弗雷泽说：“我认为，我们在这次大流行期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今后可以继续沿用。为留学生、工签者开绿灯尽管让新移民进入加拿大是政府解决该国劳动力短缺计划的主要支柱，但弗雷泽表示，留下临时居民对经济的帮助也同样重要。他说，当临时签证到期时，雇主需要寻找新的候选人来培训和填补刚刚离职的人的职位。 “刚到这个国家的人正在为经济提供动力。而让已经在加拿大的人成为永久居民也能帮助减轻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说。弗雷泽说，发布这类就业项目的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政府在致力于特定途径之前，还有很多分析要做。他还表示，政府并没有放弃传统移民渠道，他预计，一旦疫情好转，国际边界限制放松，这些渠道就会重新开放。拨巨款解决180万积压申请疫情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180万份等待处理的积压移民申请。这也遭到反对党的批评。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12月发布的最新经济报告中，指定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拨出8500万加元来处理积压的案件。弗雷泽称这笔资金是一座桥梁，可以帮助官员们更快地处理申请，同时司法部也将升级数字化工作系统。目前基于纸质的系统意味着，如果有人想查看申请状态，他们需要给国会议员打电话，国会议员给部长办公室打电话，部长再给移民工作人员打电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弗雷泽说，他设想建立一个系统，配偶申请人能够在线查看他们的申请状态。他说：“我们正处于加拿大移民体系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数字化的工作已经开始，但该系统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全启动和运行。不过，弗雷泽预计，资金投入和日益数字化的系统将使加拿大在疫情剩下的时间里保持高数量的新移民。他表示：“如果政府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预计我们将有能力做更多，甚至超过我们今天所创下的记录。

6天前
2021年温哥华人口减少这么多! 再也不是"宜居城市"了！

小伙伴是不是还一直觉得温哥华的人越辣越多了？就在今天，加拿大统计局公布了最新数据，移民城市温哥华居然出现了下降趋势！根据统计局的最新人口数据，2020至2021年，温哥华的人口减少了6,780多人。 SFU城市项目主任安迪·严表示，疫情不是单一因素，生活可负担性也是原因之一。 “对于温哥华而言，人口减少绝对是一个异常值。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数字几乎一直在增长。” 但总体而言，人口确实略微增长大约1%，并非所有主要城市人口都在减少，素里人口就在持续增长，去年实际增加了1.3万名新居民。除此之外，Kelowna人口在最近一年也增长了2.6%（或近6000人），是加拿大35个人口普查区中增长最快的。即使温哥华人口减少，房价还在不断上升。除了温哥华，加拿大东边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也出现类似现象——人口出现下降！由于外来移民大幅减少，更多居民选择离开这些主要城市，寻找更便宜房价的居住地。截至2021年7月1日的一年内，多伦多人口减少约16,600人，蒙特利尔人口减少约46,700人。总体而言，加拿大都市区人口仅增长0.5%，且有记录以来首次被郊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居民少于10,000人的地方）的增长幅度所超过。统计局也指出，全国净国际移民数量比疫前减少了50%以上，这成为城市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 疫情期间，部分加拿大人选择离开大城市，有人是为了避疫，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房屋可负担性恶化而选择搬家的。居家办公也让居住界限模糊，为买房提供了新的选择。

6天前
零门槛拿PR，加拿大这个省移民配额翻倍在即！

经历了2020年的移民低谷期，走过了2021年的移民爆发期。时间来到2022年，在123.3万三年移民配额目标的加持下，加拿大移民热度依然不减。近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省提名办公室在两天内接连发布了两轮邀请，总计1,586名候选人获邀。免语言、免工作机会移民项目可以说在新年一开始就杀疯了。最新邀请 2022年1月11日和12日，加拿大安大略省省提名办公室分别对雇主担保类别和快速通道技能优先类别发出了年度的首轮邀请。雇主担保移民：项目特点：无语言要求。安省雇主担保移民（Employer Job Offer）是安省省提名下的一个重要子类别，是为帮助安省雇主聘用、担保外籍员工而设立的移民项目。安省雇主担保移民下又细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外籍工人流、国际学生流以及紧缺技能流。本轮获邀人数及分数如下：外籍工人流（Foreign Worker stream）本轮最低邀请分数为38分，总计有264名候选人获得邀请；国际学生流（International Student stream）本轮最低邀请分数为59分，总计有762人获邀；紧缺技能流（In-Demand Skills stream）本轮最低邀请分数为11分，总计58人获邀。作为加拿大为数不多的免语言技术移民项目，安省省提名同样需要申请人参与打分，在达到当月最低邀请分数后即可获邀递交省提名申请。申请条件：申请人获得一份符合职业类别（NOC O，A或B）的永久性全职工作。申请人的工资符合安大略省该职业中的普遍工资标准。五年之内两年全职或等效的兼职工作经验：全职：一年至少1560个小时有酬工作。兼职：每周至少15小时为期两年至少1560小时或每周至少30小时至少1560个小时有酬工作。学历：大专及以上（建议）语言：无硬性雅思成绩要求打分规则：安省EOI打分规则适用于三大类别雇主担保、硕博省提名类别申请。紧缺技能流职业：紧缺技能流在本轮打到11分即可获邀，但是获邀的前提是满足下述这些职业！卫生和农业职业： NOC 3413 – 护士助理、护工和病人服务助理 NOC 4412 - 家庭支持人员和相关职业，不包括管家 NOC 8431 – 一般农场工人 NOC 8432 – 苗圃和温室工人 NOC 8611 – 收割劳工 NOC 9462 – 工业屠夫和切肉工、家禽饲养员和相关工人制造业（仅限GTA以外）： NOC 9411 - 机器操作员，矿物和金属加工 NOC 9416 – 金属加工和锻造机器操作员 NOC 9417 – 加工工具操作员 NOC 9418 – 其他金属制品机器操作员 NOC 9421 – 化工厂机器操作员 NOC 9422 – 塑料加工机器操作员 NOC 9437 – 木工机械操作员 NOC 9446 – 工业缝纫机操作员 NOC 9461 – 过程控制和机器操作员，食品、饮料和相关产品加工 NOC 9523 – 电子组装商、制造商、检查员和测试员 NOC 9526 – 机械装配工和检查员 NOC 9536 – 工业油漆工、涂层工和金属表面处理操作员 NOC 9537 – 其他产品装配工、修整工和检验员

1星期前
温哥华排第一！成加拿大新移民留居率最高城市

研究新移民喜欢居住的地方对于制定吸引新移民到特定地区的政策很重要。通过流动性数据，我们了解移民认为什么样的地方有吸引力，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决定留下还是离开。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发表了一项关于移民在哪些城市和省份停留时间最长的研究。研究人员使用了 2020 年纵向移民数据库（IMDB）中的税务文件数据，该数据库通常用于跟踪加拿大移民的经济情况。他们主要调查了 2014 年来到加拿大的移民。温哥华、多伦多和埃德蒙顿在城市层面，2014 年移居温哥华的移民在五年后的保留率最高，略高于 86%。换句话说，如果 2014 年有 100 人搬到温哥华，那么其中 86 人在 2019 年仍在该市报税。多伦多的保留率位居第二，五年后大约有 86% 的人留在了该市。埃德蒙顿以近 85% 的比例位居第三。在加拿大大西洋地区，哈利法克斯的保留率最高，接近 58%。大西洋加拿大地区历来保留率较低。省级层面，新斯科舍省在该地区的保留率最高，接近 63%。移民通常留在他们在 PR 之前工作的省份在加拿大工作或学习的经历会影响移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移动的决定。就业似乎是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在2014年成为永久居民的移民中，有工作经验的人更多地留在了他们被录取的省或地区。有工作经验的难民最有可能留在他们的接纳省份，保留率为 93%。那些在成为永久居民之前只有工作许可的人的保留率略高于 90%。有工作和学习经验的新移民保留率约为81%。在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前只有学习许可的移民的保留率最低，约为 79%。学生可能会更频繁地搬家寻找工作，但这项研究并未关注移民决定搬迁背后的具体原因。总体而言，大多数移民留在入境的省或地区登陆五年后，研究中近 86% 的移民留在了他们原来的登陆省份或地区。安大略省的总体保留率最高，接近 94%，其次是卑诗省，接近 90%，阿尔伯塔省为 89%。有家人在入境省或地区的移民更有可能留下来。家庭担保移民的五年保留率超过 93%。难民的留存率约为86%，经济类移民的留存率约为82%。此外，该研究发现，移民在登陆后的最初几年更有可能搬家。在加拿大居住 10 年的移民的保留率接近 86%，而五年保留率约为 88%。两个时间节点之间只有 2% 的差异表明前五年更不稳定。 10 年后各省和移民类别的保留率与 5 年的保留率相似。10 年保留率最高的省份分别是安大略省 (91.5%)、卑诗省 (87.3%) 和阿尔伯塔省 (86.1%)。在大西洋省份中，新斯科舍省的 10 年保留率最高，为 58.0%。难民 (92%) 和在移民前仅获得工作许可的人 (88.3%) 最常留在他们的省或入境地区。加拿大移民部回顾2021年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在深受疫情影响的2021年面临困难，移民申请积压不断增加，许多新移民如永久居留确认书 (COPR) 持有人在海外等待，尽管如此，去年仍创纪录的接收了401,000名新移民。 IRCC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将尽可能多的让居住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转变为永久居民。2021年开始时它将移民邀请重点放在加拿大经验类 (CEC) 候选人身上，因为他们中约有90%已居住在加拿大。去年5月，IRCC 推出了6个临时类别，使多达90,000名加拿大的基本工人和国际毕业生能够申请永久居留，从而确保它能够达到401,000名新移民的目标。 IRCC也承认目前手上的移民申请积压已增至180万份，它承认这是为了优先考虑加拿大境内申请人的策略，所以境外申请人等待时间就更久了。到 6 月，IRCC 已提高其处理能力，每月登陆 35,000 名永久居民（主要来自加拿大境内），最近几个月，随着边境封关措施松绑，每月登陆人数已超过45,000 人。上个月初，总理杜鲁多向移民部长列出工作重点，其中包括继续监督更高的移民水平、缩短申请处理时间、重新安置40,000名阿富汗难民，以及让更多家庭能团聚在一起。今年加拿大和全球的 COVID 水平正在飙升，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尽管如此，加拿大政府仍将移民视为支持加拿大经济和社会复苏的重要手段。

2星期前
加国华人餐馆遭影射回收地上酱料当事者回应

本周在社交媒体上一段视频疯传，一名多伦多中餐馆的员工，将洒在地上的酱汁重新舀到一个桶里，然后带进餐馆。经历风波后，该员工也向Global News独家进行了回应。（图源：Global News）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二晚上，地点为位于多伦多市中心Dundas西街和University Avenue附近的康城中餐馆（Hong Shing）外。视频中的当事员工Zebin Lin，在接受Global News的独家采访时说："在我心里，我觉得想哭。"因为他发现他被录了视频，而且在网上大肆传播。他说，视频并没有说明事件整个过程。当他滑倒前，他刚从供应车上拿走六桶酱料。其中有一桶掉到地上，洒了一地。 Lin用广东话说，当时有其他车辆要经过该路面，所以他试图尽快清理这个地方。之后他把一个空桶留在外面，把其余的桶搬进了餐厅，他也被告知需要处理掉所有的产品。 Hong Shing的老板Colin Li说："当他进来的时候，我说别担心，所有这些酱料都会处理掉。"并补充说质量控制是餐厅的重中之重。视频拍摄者Elisha Pommainville说她的车刚好停在旁边，当她看到一名员工用手从地上捧起酱汁时，她开始用手机拍摄。 Pommainville告诉Global News："他推装着酱汁的手推车，但走着走着酱汁就掉下来了。起初我只是想，这只是一个意外。但是当我看到他开始用手把地上的酱汁舀回桶里时，我想，他做的事情完全超出我理解的范围。" 这一系列视频首先被分享到Pommainville的Snapchat账户上，然后在Instagram上。视频显示一名员工用手推车载着几个桶，清理酱料并将其放入桶中，然后从后门将桶搬进餐厅。这些视频在一个拥有约200万粉丝的Instagram账户上被分享后，引起了热议。 Pommainville说："我在那里吃过饭，我的孩子和很多朋友都在那里吃饭。所以，这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这是我看到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拍摄视频只是一种下意识，不是为了破坏一家餐馆，" Li说，自从这些视频在网上流传后，餐馆得到了社区的支持，但也收到了很多仇恨电话和网上骚扰。 "很多仇恨电话打到餐厅，说我们有多不卫生，再加上很多种族主义的评论。" "二十多年来，很多人攻击说中国餐馆如何不卫生，如何脏乱。我必须不断与这种说法抗争。" "我们非常努力地工作，确保不会有人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建立了社交媒体账号，向人们展示厨房的透明工作。我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我的厨房的每一个角度，人们可以看到菜品如何制作，还有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如何进入餐馆。因此，我觉得这些视频真的很伤人。" Li说，无论是拍摄者Pommainville，还是转发视频的那个Instagram账户，在发布视频之前都没有联系餐厅了解情况。转发该视频的那个Instagram账户所有者拒绝回应此事。 Pommainville说她没有预料到这些视频会引起仇恨的评论。但她并不后悔发布了这些视频。 "我鼓励那些仍然想······的人一定要支持这家企业，因为发帖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抵制它。只是让人们知道，这就是我那天遇到的情况。这是我所看到的。他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2星期前

口述：郭艺撰文：严慌慌我叫郭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楼边儿的大石桥胡同。我打小喜欢音乐，17岁就进入北京电影乐团当了笙乐演员，那时候跟乐团进人民大会堂是常事，可谓风光无限。 60岁之后，我仍会去广场上吹笙，只要有人凑旁边听我就高兴。 28岁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决意辞职去英国学指挥，为了勤工俭学，我走上街头给老外表演吹笙，没想到很受欢迎。靠这项绝活儿，我不仅挣到了钱，还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后来我中断学业，和她结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地铁口度过。如今我66岁了，早已从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老者，回首人生，虽不能说毫无悔意，倒也潇洒快活了一辈子。 01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110中学当英语老师，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排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作为长子的我自小备受宠爱，吃喝不愁，生活无忧无虑。 1958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茂林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此时我的弟弟尚未出生。除了父亲，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一岁多，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那时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子里有排练厅，不许闲人进去。年龄稍大一点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人排练舞蹈、演奏乐器，一看就是一整天，从不觉得腻。姐姐在1955年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了我听着收音机跳舞的事。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读书。我们这些学生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完又跑去农村种地，忙得不亦乐乎。等再回到学校时，平日里开朗外向的我被选入校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心学习一门乐器。读中学时的我，拿起二胡也能随便拉上几曲。那会儿大家学的最多的还是二胡、古筝这些传统乐器，洋气点儿的学小提琴、钢琴。我家情况有些特殊，父亲早在1964年就离世了，母亲彼时正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几个姐姐都在乡下插队，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没个大人帮拿主意。于是我便由着性子，选了一门没人学的乐器——笙。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由竹子和金属簧片制成，和成语“滥竽充数”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时用手指按着竹管下端的开孔，靠簧片与气柱发生共鸣出声，听起来柔和高雅。虽然笙的历史悠久，但那时候笙已经很少见了，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上，一般会用来合着唢呐一块儿吹吹，除此之外几乎绝迹。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笙，时间太久已经朽掉，需要用绳子捆住。由于太过小众，笙不仅没人学，也没人专门教，老师只告诉了我每个音节在哪儿，之后我就自己摸索着学。好在我对音乐还算有天分，整天抱着自己瞎琢磨，竟然还真给琢磨会了。 197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各个文艺团体在招生，就想去碰碰运气。正式考试时，我自认为演奏得比较一般，但考官又让我唱了两首歌，听后觉得我嗓子不错、耳朵灵、节奏感也好，判定我是个潜力股。就这样，17岁的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乐团。北京电影乐团如今已改名为中国电影乐团，自1949年解放后，先后为近两千部电影、电视及纪录片、专题片录制音乐，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且不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进到里头工作也无疑是件体面光耀的事。初到乐团的我，每次正式上台前有同事帮着化妆。进乐团之后，我小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那时每月基础工资有四十八块五，另有一些洗礼费、车马费、录音费、演出费等，能保证我的生活衣食无虞。我那会儿经常和朋友下饭馆儿，去的还不是一般的饭馆儿，而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它为“老莫儿”，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个外国餐厅。在事业上，我也步步高升。进乐团没几年就评上了“独奏演员”的职称，可以单独用笙演奏曲子，别的乐器给伴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国选了一些音乐有成就的演员录了张叫《云雀》的黑胶唱片，里头就有我吹的独奏曲；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我曾跟随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前线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1980年，我参加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演出，和名噪一时的演员刘晓庆同台合影…… 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我（右一）和乐团同事与她的合影。 02 当时的我也算年轻有为，可毕竟才二十啷当岁，内心总有些隐隐的骚动。就跟医生都想当主治大夫一样，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独奏演员，梦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挥家。为了学指挥，我向团里申请去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但团里对演员求学有明文规定，过了24岁就不再批准。我虽然郁闷，但也能理解，毕竟人家培养了这么多年，正是需要我卖力工作的时候。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定妆照，那时已经是名成熟演员。迷茫之际，三姐给我指了条路，她说团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乐学院，就让我来英国学指挥。三姐1979年跟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婚后到英国定居。听了她的提议我十分心动。但我既不懂英文，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当时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心里纠结得要死，一遍遍问自己：真的要舍弃现有的一切，奔赴那个陌生国度吗？犹豫了有大半年，我终究还是拗不过那颗躁动的心。1983年，29岁的我决定去英国自费留学。和如今出国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也是差不多的手续：先拿中国护照，再申请英国签证，申请签证需要经济担保，我的钱不够，最后还是姐姐帮忙搞定的。 1983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当年一张从北京去英国的机票要400多元，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承运。这家公司的办事处驻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里头，我要进去买机票，得先得大使馆同意。大使馆呢，又非得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应才放行。没办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出来倒垃圾的清洁工，最后是她带我进了进去。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着一沓钱进去，出来时手里只捏着一张薄薄的飞机票。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攒下800元人民币，买了机票后，我又拿着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谊商店挥霍了200多，买了一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酱等等，全给我母亲留下了。母亲自1972年得脑血栓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临出国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对我出国这件事相当支持，不仅是她，当时身边的同事朋友也纷纷羡慕得不得了，毕竟国门刚开放没多久，在大家眼里，能出国的都不是普通人。走之前，团里的同事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嘱咐我学成后回国做贡献，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内心满是即将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动。出国那天，母亲不顾身体虚弱，说什么也要去机场给我送行。 1983年年底，带着对家人的牵挂与对未来的期许，我拖着满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酱菜、花卷馒头，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飞机航程共27个小时，中间分别在巴基斯坦、阿联酋、罗马尼亚、比利时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车似的。当飞机抵达最后一站伦敦的上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去，满眼无垠的绿，心里情不自禁地慨叹：太美了！然而这股新鲜劲儿没持续多久，难题就来了。下飞机排队等着出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跟我说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整个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儿。他们又叫了个香港人过来当翻译，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懂粤语，两个人用手比划，鸡同鸭讲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涂地过了关。 03 到伦敦的第二天，没来得及倒时差，我就背着书包赶去汉姆史密斯学院报到。离开学校十几年，已经是近30岁的人了，当我重新背起书包去上学，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劲儿。学校是三姐提前为我联络好的，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校。按照规定，我得在这儿待够两年，把英语学通了，才能申请读大学。在语言学校读书时，我与同学切磋乒乓球球艺。我就读的那个语言班有30名学生，有来自法国的、西班牙的、缅甸的、越南的，肤色样貌什么样的都有。教我们英文的萨雷老师五十多岁，面对一群母语各异的学生，课上得那叫一个费劲儿，比如教“lay down”（躺）这个词时，他只能整个人躺在地上，再翻个面儿，脸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时候，就得揣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水果来教室。最早班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有一天萨雷老师突然跟我说，班里要来一个中国小伙，特精神、特帅。果不其然，那小伙儿一来，班里女同学把眼睛都给看直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咱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张铁林！当时班里就我俩中国人，自然也走得近。前两年他来英国，我们恢复了联系。虽然都在一个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学习之余必须打工挣钱。好在临出国前，我借同学在餐厅工作之便，磨练了两星期厨艺。也正是有了这手准备，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饭馆里的工作。那饭馆不大，老板是山东人，看到大陆的留学生倍感亲切，加之我人也开朗聪明、肯卖力气，便爽快地留用了我。语言学校只有上午9点到12点的课，12点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饭馆干活儿。工资按天结算，每天30英镑，我那时每个月的总花销不会超过200英镑。在饭馆工作卖的就是力气。炒菜、擦桌子、拖地这些活儿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国饭馆一般都营业到半夜十二点才关门，关门后还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里，基本已是凌晨两点了，而我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学校上课。时间久了，总归有些精力交瘁。在饭馆打工时，我与山东老板的合照。 04 大概过了七八个月，有次我和同学闲逛到科文特花园广场时有了意外发现。这个广场不仅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还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艺术家。在当时的中国，街头表演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但在这里不会，每个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当时就寻思着：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来，支一个卖艺小摊？没过几天，我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儿去了广场。心里不觉得丢人，也一点不紧张，就怕外国人不喜欢我这笙乐演奏。我大概是广场上第一个吹笙的，这乐器外国人都没见过，乐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国民乐也让他们感到稀罕，没一会儿就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我这人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吹得越带劲儿，越沉浸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就挣了80英镑，相当于原来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年轻时我在街头吹笙，旁边拿手鼓伴奏的是我后来的英国媳妇儿阿曼达。挣到第一笔钱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饭馆打工了，天天到广场上吹笙，不到两年的时间竟攒下了一万英镑。当时觉得自己特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赚这么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把手里的英镑换成人民币有将近十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笔巨款。刚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唤友地聚餐，统统由我来买单。剩下一书包现金全给了我母亲，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1986年第一次回国，我与朋友一块儿去地坛公园游玩。只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去街头吹笙这个选择竟冥冥中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它让我遇见了我美丽淑良的妻子，让我在英国一住就是37年，也让我放弃了成为指挥家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一名民间艺人。从北京回到英国后，我继续边上学边在广场上卖艺，按照计划，我该就这样波澜无惊地度过我的留学生活，再回到祖国实现梦想。直到某天，我在广场上正吹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因为旋律比较忧伤，很多人都红了眼眶。偶然抬眼间，我瞥见了一个金发女孩儿。她站在人群后面，只露了半边脸出来，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岁月静好，她给我的就是这感觉。年轻时的妻子，周身散发出一股娴静的气质。我当时心想：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天遂人愿，女孩非但没走，还在一曲终了时主动来到身前与我说话，她说，“我家这周有一个晚会，你能不能过来表演？给你20磅。” 因为自小习惯了还价，这会儿我竟下意识地脱口而出，“30磅！”话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实她不给钱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没跟我计较，最终许诺给我25磅。自那以后，我就与这个叫阿曼达的女孩建立了联系。 05 我那时英文还不太好，俩人交流起来也挺困难，但由于那会儿中国相对闭塞，阿曼达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用蹩脚的英语给她描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她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我也陪她一块儿去看电影，尽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就觉得十分美好。不到一个月，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搬到一块儿同居了。或许是觉得我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达最终决定嫁给我，她父母也都支持。 1988年举行婚礼时，我还是个穷小子，车房一概没有，身边只有在英国生活的6个亲朋，甚至婚礼当天，我这个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儿还是坐地铁去的婚礼现场。按照英国习俗，婚礼当天我的胸前戴了一朵白花，阿曼达坐在我左手边。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的中产家庭，从小在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生活相当优渥。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半分怨言地嫁给了我，连结婚戒指也挑了个最便宜的，29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几百块钱。我一直觉得，娶到阿曼达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29英镑的戒指，阿曼达一戴就是33年。在广场上吹笙不仅让我收获了爱情，还让我迎来事业的转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乐舞蹈艺术公司”老板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加入了国际狂欢节大家庭。每年我们都会去各个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我都去过。每一次演出，我们乐队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国，台下差不多有30万人，欢呼声如潮，灯光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在巴西演出时，我（后排左一）与乐队成员的合照。西洋乐器比较常见，每次轮到我的独奏节目时，观众们都对笙格外感兴趣，当我说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时，台上台下的人一阵惊叹，我听了心里倍儿自豪。可人一满足就容易忘记初心，一场场演下来，成为指挥家的梦想逐渐被我抛之脑后。巡演机会越来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这个事儿，压根没时间再学习语言课程，申请大学更是无从谈起。现在回想，那时候的我已经迷失在了热闹和繁华里，不愿丢下这些，那就只能顺着眼下的局面继续向前。演出期间，我与梅尔·吉普森（左一）的合照，他拍过《敢死队3》和《血战钢锯岭》。收入提高，也是我当时不愿放弃演艺回学校读书的一个原因。小时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一罐可乐都有点舍不得，而那时一次演出挣的钱，就能买一千罐可乐。与阿曼达结婚不久，我曾花4万镑买了个小房子。房虽然小，但在诺大的英国，总算有了一个我的地盘，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1999年，凭着巡演攒下的钱，我又在伦敦买了套带花园的三层小楼，19万镑，那儿的地段特好，相当于北京二环内。最中间这幢是我家的房子，从1999年一直住到现在。 06 在演艺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岁的我再回头追忆，除了怀念那段经历，一些遗憾事也在心底搅动起来。记得刚结婚时，我与阿曼达商量着以后要生四个孩子，想着人多家里热闹。但由于我四处巡演，待在家的时间太少，作为园艺师的阿曼达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于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小孩。他从小就念叨着要兄弟姐妹，我们也一直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生。等后来不忙了，我们也老了。对母亲我也一直心有愧意。从我1983年出国到她1994年去世的这11年里，我只回国六次。一开始想着反正留学几年就会回去，后来则是因为巡演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母亲去世前，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见自己的亲孙子，神志却已经糊涂。我心里特难受，觉得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我唯一的儿子头头，他是中英混血，模样很帅气。 50岁那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演艺公司将老演员更新换代，我成了被替换的那一个。离开公司，我可以去其他乐团，也有机会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给一个人吹和一万个人吹都一样，只要他喜欢。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抱着笙坐回了广场上。直到今年一月，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彻底告别广场演奏生涯。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当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挥，无一例外，他们都评上了一级演员。有老朋友对我说：“郭艺啊，你当时要是不出国，如今就是教授级别了。” 2019年回北京，和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吃饭、唱歌，仿佛回到了少年。老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好在我这人生性乐观，一转头，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人和事儿，心里多少能好受点。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听完总是轻轻地在我琴箱里放下5英镑，让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儿子来感谢我，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原来那位先生自从妻子去世后就得了抑郁症，听完我的音乐后，又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了。还有一次我演奏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泪如雨下。她说自己有一个儿子，16岁开始接触毒品，17岁便被毒品组织杀掉了。她悲痛不已，怎么都缓不过劲儿来，每次一听到我的音乐后，心情就会特别平静。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释然。只要有音乐，只要能让我展示出音乐的才华，只要有人能欣赏我的音乐，无论在大剧场里吹，还是在艺术广场吹，我都觉得高兴。尤其是每每看到家里温柔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我更是无比满足。 2018年，我与阿曼达从英国赶来参加头头在上海的话剧表演。儿子头头自小热爱中国文化，三岁时就把《西游记》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家里墙上全是他画的孙悟空、唐僧。后来他从利兹大学表演系毕业，一门心思地想去中国发展，我就带他回了北京。最近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国，边当英文老师边当模特，疫情暴发后又回到英国陪在我们身边。头头在我家花园里的照片，为了当模特，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头头的中文水平现在已经很不错，我们爷俩儿经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总是勾起我对老家和亲人的回忆。如今人到暮年，我越来越思念祖国，就盼着儿子哪天在中国稳定下来了，我和阿曼达也一块儿回国定居。我期待着那一天快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