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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本该全然化作灰烬的。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有明确的遗愿：火化。不要宏大葬礼。骨灰撒在秘密地点。不想被“封神”。不想被膜拜。 1955年4月18日凌晨1:15，76岁的爱因斯坦病逝于普林斯顿医院。护士说，他最后用德语说了两句话。可惜护士听不懂德语。身后事很快遵遗愿进行：火化。私密的告别仪式。骨灰从某处撒在了德拉瓦河里。 4月20日，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Hans Albert Einstein）翻开《纽约时报》，头版上赫然一篇文章——《在爱因斯坦的大脑里寻找关键线索》。文中写，“爱因斯坦的大脑研究将用上最新的方法，以解答一个最大谜团——天才的秘密在哪。这颗大脑生前曾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在故去后或许还将带给我们全新的知识。……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博士说，不但大脑已被移出待研究，大脑表面的覆盖物也被留存了……” 1955年4月20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文章。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汉斯跳了起来，在狂怒中开始给普林斯顿医院打电话。时间回到4月18日凌晨。爱因斯坦的大脑重1230克，和他年纪相仿的男性大脑平均重量1400克，也就是说，这颗伟大的大脑其实还偏轻了一点。然而，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在捧起这颗大脑时，却感觉额外沉重。哈维想，这颗大脑，也许会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哈维当时是普林斯顿医院的首席病理学家。那天夜里，汉斯授权了对爱因斯坦进行尸检，而哈维被指派去做这项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检视所有内脏，得出结论，死因是主动脉破裂，一颗七年前就查出来的定时炸弹。一切都做完后，哈维将内脏放回爱因斯坦空空的腹腔内，然后，用棉花填入了颅腔。他没有将大脑放回去。锯开颅骨，取出大脑来检验，是尸检的例行程序之一。当年，医院常常会顺手留下尸检中的某个器官，供研究或教学使用。一般情况下，死者家属并不太介意。但这次是爱因斯坦。哈维后来承认，他没有事先取得爱因斯坦家人的许可。他说， “我只知道我们被授权进行尸检，我假设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研究大脑。……这可是天才的大脑啊，如果我任其焚毁，那才是可耻的事情。” 对于病理学家来说，人的遗体并无神圣可言。一切都只是样本，是材料，是通往知识的工具。没有这样习以为常的冷酷态度，就无法进行人体的病理研究工作。但这次是爱因斯坦。 1955年，身为普林斯顿医院首席病理学家的哈维（右二，穿着白大褂）向记者解释他如何对爱因斯坦进行尸检。图片来源：wired.com 接到汉斯在暴怒中打来的电话时，哈维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是，他明白爱因斯坦并没有指明要把遗体（当然包括大脑）留待研究，也绝不会喜欢现在媒体上的议论与宣扬。但是，这颗大脑太过重要，也许能帮人类解开天才之谜。他愿意详细说明自己的研究计划，如何从解剖学上检视爱因斯坦的大脑，如何寻找与其他大脑的不同之处。是，只会用于科学研究，与之相关的报告只会出现在科学期刊上。是，他承诺会好好使用保管，绝不会滥用，也绝不会用来制造噱头引人关注。他郑重承诺，会成为爱因斯坦大脑的忠实守卫者。汉斯勉强同意了。然后，哈维接到了普林斯顿医院的命令，要他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哈维的研究计划能说服汉斯，却并不能说服上级。在上级看来，哈维的擅自行动已经给医院带来了很大麻烦——公众有多崇拜爱因斯坦，就有多憎恶这种“私留大脑”的食尸鬼行径。现在，哈维应该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交出，回去做自己的病理学研究，让医院将大脑安排给背景适合的神经学研究者。哈维拒绝。于是他被开除了。失业后的哈维独自驱车去了费城，在那里，他给爱因斯坦的大脑拍照，测量，最后小心地切成了240块，每一块都有编号，指明它位于大脑的哪个部位。切块被包埋在火棉胶里，又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保存起来。然后哈维带着爱因斯坦大脑离开，不知所踪。时间过去了23年。 1978年，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被上级指派了一项任务，寻找爱因斯坦的大脑。经过多方寻觅，记者在堪萨斯州找到了哈维。在一间远不如普林斯顿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目瞪口呆地看着哈维走到房间角落，挪开一个用来装冰啤酒的泡沫箱，又拿起一叠旧报纸，底下是一个写着“哥斯达苹果酒”的旧纸箱，从旧纸箱里掏出两个玻璃罐。里面有些一看就是人脑组织的东西（那是爱因斯坦的小脑），还有些半透明小块（那是爱因斯坦的大脑切块），还有些悬浮着的粉红色的线（那是爱因斯坦的主动脉血管）。一个超现实的时刻。 1994年时的哈维，举着一个装有爱因斯坦脑组织的玻璃罐。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这么多年来，哈维辗转于美国各地。他的工作找得并不算太顺利（上一份工作为何离职？“因为我拒绝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对了，前任雇主不给我推荐信，同样因为我拒绝交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妻子一度威胁要“处理掉那个大脑”。结果是，他离了婚，独自带着大脑去了堪萨斯州。好不容易才能继续当医生，他利用空闲时间自己研究大脑，没有进展；给一些神经研究者寄过大脑的样本，但那些人同样没有进展。哈维想了一下，又跟记者说，“我觉得，我在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后来哈维在很多年里见了很多记者，跟每个记者，他都这么说。 “一年之内就会有结果了。” 哈维是个优秀的病理学家，能看出一颗大脑是死于疾病还是外伤。但要比较大脑的异同，找出智慧所居的地方……那是神经学家干的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普林斯顿医院当初的决定并没有错。但哈维回不去了。转机出现在记者列维的文章见报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神经学家玛丽安·戴蒙（Marian Diamond）读到了这篇报道。玛丽安·戴蒙在检查爱因斯坦的大脑。图片来源：Jerry Telfer, The Chronicle 玛丽安·戴蒙是提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科学家。她发现，比起那些生活环境单调无趣的大鼠，那些生活环境里有丰富刺激的大鼠会长出更厚的大脑皮质，大脑是可以被后天环境影响和塑造的，这个概念改变了神经科学。总之，戴蒙是个极其优秀的神经学家。应戴蒙的请求，哈维给她寄去了一些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白发苍苍的哈维，举起一片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戴蒙当时研究用的正是这样的切片。图片来源：scientificbrains.com 1985年，期刊《实验神经学》（Experimental Neurology ）刊登了戴蒙和哈维的论文《一个科学家的大脑：艾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里比较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另外11颗男性大脑的四个区域，发现在左脑39区角回处，爱因斯坦的“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之比”特别高，平均多出73%的神经胶质细胞。那里是与语言相关的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的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提示，爱因斯坦那个脑区的神经元有着更多的神经胶质细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气和营养。 1955年，到1985年，这是一个拖延了30年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拉开了爱因斯坦大脑研究的序幕。 1996年，《神经科学快报》上发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额叶皮质厚度和神经元密度改变》，认为爱因斯坦的右侧前额叶皮质比其他大脑更薄，神经元密度更大。这可能让信息交换速度更快。 1999年，《柳叶刀》上发了一篇论文《爱因斯坦的杰出大脑》，认为和另外35颗男性大脑相比，爱因斯坦的大脑负责数学能力和空间推理的顶叶大出差不多15%。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者，哈维。论文发了，哈维也老了。他知道，这颗大脑的全部谜底，超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 1997年，哈维跟另一个记者迈克尔·帕德尼提（Michael Paterniti）一起，从美国东岸一直开到美国西岸，爱因斯坦的大脑就装在汽车行李箱里。他们去加州找爱因斯坦的孙女，想把大脑给她。她不想要。 1998年，哈维回到了普林斯顿医院——这里现在叫普林斯顿医学中心。他找到艾略特·克劳斯（Elliot Krauss），普林斯顿医学中心的首席病理学家——这是哈维曾经担任过的职位。然后，他将170块爱因斯坦大脑交给了克劳斯。 2012年3月27日，爱因斯坦的大脑玻璃切片在伦敦韦尔科姆收藏馆（Wellcome Collection）展出。大脑回到了普林斯顿，而距离哈维取出大脑的那一夜，已经过去了43 年。克劳斯后来对记者帕德尼提说，“哈维自由了，我则被束缚住了。” 2007年4月5日，哈维在普林斯顿医学中心去世。 2010年，哈维的后人将所有跟爱因斯坦大脑相关的剩余资料，譬如一些当时拍摄的原始照片，都捐给了美国健康医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比起哈维，克劳斯是一个更严格的大脑保管者。现在的研究者几乎不可能从克劳斯那里取得爱因斯坦的大脑样本进行研究。后来的一些论文，都只能用哈维当年拍摄的照片进行研究。克劳斯说，必须有极好的研究理由和研究方案，才会给出剩余的大脑，毕竟有太多人出于猎奇的心态想拥有一小块爱因斯坦。哈维当年拍摄的爱因斯坦大脑照片，现存于美国健康医药博物馆。图片来源：NMHM 哈维的风评一直不好。很多人视他为一个卑劣的窃贼，偷走了一颗高贵的大脑。爱因斯坦的亲友对他也颇有微词，毕竟他承诺了研究，却一拖就拖了30年。身为保管者，哈维也有过极不妥的举动，在1994年，BBC拍摄的纪录片里，哈维走进厨房，从罐子里拿出爱因斯坦的大脑，在切奶酪的砧板上切下一小块，送给了来访者杉本谦二（Kenji Sugimoto），“作为小小的纪念品”。也许那时候，他已经心灰意冷。在得到大脑后，他失业，离婚，工作每况愈下。 1988年时，他没考过一个资格考试，于是连行医执照都丢了，后来在塑料工厂的流水线上当了一名工人。在普林斯顿医院工作的哈维（左图）；在塑料厂工作的哈维（右图）。图片来源：Getty image，bbc 无论是固守着当初承诺的“我会亲自照顾爱因斯坦的大脑”也好，还是出于想独占天才大脑研究的私心也好，哈维确实一直把爱因斯坦的大脑带在身边。而且，即使在最困窘的日子里，他也从未卖过任何一块大脑。最悲哀的是，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虽然目前发了一些论文，也有一些猜测。但一个大脑实在太少，即使找到了某个“不同”，也可能毫无深意——任何一个大脑跟其他大脑都有些不同。另外，爱因斯坦是个双语者，是个小提琴演奏者，是个据说有点自闭、幼年时有语言困难和阅读困难的人——这些都会让一颗大脑与众不同。因此，即使找到一些真正的“不同”，也很难确定这个不同是来自天才，而非别的原因所致。但这种可能性，对于被大脑束缚半生的哈维来说，未免残忍了些。那个夜晚，哈维在解剖台上捧起一颗伟大的大脑，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将因之巨变。他只是没有想到，他不会喜欢那场巨变。参考资料 Diamond, M. C., Scheibel, A. B., Murphy, G. M., & Harvey, T. (1985). On the brain of a scientist: Albert Einstein. Experimental neurology, 88(1), 198-204. Anderson, B., & Harvey, T. (1996). Alterations in cortical thickness and neuronal density in the frontal cortex of Albert Einstein. Neuroscience letters, 210(3), 161-164. Falk, D., Lepore, F. E., & Noe, A. (2012). The cerebral cortex of Albert Einstein: a description and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unpublished photographs. Brain, 136(4), 1304-1327. Witelson, S. F., Kigar, D. L., & Harvey, T. (1999). The exceptional brain of Albert Einstein. The Lancet, 353(9170), 2149-2153. Falk, D., Lepore, F. E., & Noe, A. (2012). The cerebral cortex of Albert Einstein: a description and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unpublished photographs. Brain, 136(4), 1304-1327. Abraham, C., Possessing Genius: The Bizarre Odyssey of Einstein's Br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2 Paterniti, M. (2001). Driving Mr. Albert: A Trip Across American with Einstein's Brain. Dial Press. 作者：游识猷本文来源于果壳网

数学是一个自由和包容的世界，也是许晨阳理想中的科研世界，这里没有等级高下，没有阶层之分，在未知的探索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陈景润式的苦行僧，还是思维与行为异于常人的数学怪人，“只要能做出漂亮的文章，取得重要成果，都会被尊重” 许晨阳在北京大学怀新园。余萌摄 11月13日，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一处仿清代皇家园林式的院子里，是聪明头脑“扎堆”的地方，他们在凝神思考着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年轻的80后许晨阳，刚从前些天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典礼的喧闹中抽身，回到这个安静的怀新园。坐在陈设简单的小办公室里，只听得到窗外秋风吹起枯叶的沙沙声。许晨阳在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现场。 “出了北大的门就觉得外面太吵了!”像大多数学家一样，许晨阳不喜欢热闹，大部分时间待在安静的院落里。灵感出现时，他在四合院里来回踱步。出差的航班上，他会看一两部“沉闷”的文艺电影，一年也能看四五十部，但极少进电影院看打打杀杀的商业片，觉得“那些太无聊了”。前不久，这位出生于1981年的数学家，因其在“双有理代数几何学上作出的极其深刻的贡献”，获得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徐晨阳发表获奖感言一同获奖的还有生物学家施一公、物理学家潘建伟，三人当中，许晨阳是最年轻的一个。更年轻的时候，许晨阳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从事基础数学核心领域代数几何方向的研究，证明了该方向的一些著名猜想，在数学界公认的四大顶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此后，他获得了2016年度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和国际数学联盟颁发的拉马努金奖；作为唯一一名亚洲人，被评为2017/2018年“庞加莱讲席”入选者；受邀在4年举办一次、有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称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45分钟的报告。国际数学界的一颗新星在数学系大楼里，他每天要待上12到14个小时，不停地在纸上演算，在黑板上写出密密麻麻的数字公式，“到了晚上，潜意识里还在延续着白天的演算” 这处名叫“怀新园”的院子里，7个小四合院分开两列，前后排列整齐，左右错落有致，中间一条由几个直角折线组成的长廊，把四合院连接起来，整个院落像个规则的几何图形。许晨阳研究的代数几何，比这复杂得多，甚至“超出了人类直观的感知”。许晨阳北大百周年讲堂作报告。在他的简单描述中，数学家可以把一个空间，分成三种基本的构造(曲面)，平坦的、类似球面的正曲率和马鞍状的负曲率，给出任何一个代数几何的空间，用这三种基本的构造把它搭建起来。这是双有理几何中最核心的纲领――极小模型纲领。上世纪80年代，这是数学界里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1990年，日本数学家森重文因其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遗憾的是，此后10年间，这个领域的研究逐渐沉寂下来。直到2000年后，数学家们才取得重大进展，许晨阳与合作者解决的ACC猜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几大进展之一。怀新园靠后排的四合院，许晨阳坐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办公桌上，一大摞稿纸和书籍毫无秩序地堆叠着。这个年轻的数学家，戴着黑框眼镜，身穿浅绿色裤子，灰色毛衣里套着一件紫色衬衣，说起话来逻辑缜密、语速飞快，似乎语言总比脑袋里的想法慢半拍。 “做数学研究经常会有挫败感，解不出来难题是数学家的常态。”许晨阳回忆起解决ACC猜想时的曲折经历。许晨阳在美国普林斯顿读博期间，许晨阳尝试证明过去20年悬而未决的ACC猜想。在数学系大楼里，这个数学博士每天要待上12到14个小时，不停地在纸上演算，在黑板上写出密密麻麻的数字公式，大脑飞速地运转，“到了晚上，潜意识里还在延续着白天的演算，偶尔会梦到证明到了什么东西，醒来之后却记不起来了。” 一位数学家曾说过，数学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犯错误。读博期间，许晨阳意识到要解决ACC猜想，需要先解决另外一些难题，然而“当时那些难题根本无从下手，到现在也无法解决。” 基础数学的世界，像一个浩大的迷宫，可能走了很远却发现面前是个死胡同，需要一次次返回原点，无数次尝试后，才能找到最终的出口。不同的是，“数学家在迷宫里会把死胡同标记出来，分析走了错路的原因。” 直到两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的许晨阳，在一次数学圈的聊天中，突然发现完全可以绕过那些无从下手的难题，直接向ACC猜想“发起进攻”。最终，他找到了数学迷宫中的出口。许晨阳博士后期间，许晨阳已经完成了从学生到研究者的角色转换，他与合作者解决了一系列著名代数几何猜想，ACC猜想是其中之一。连同在其他数学难题上取得的突破，许晨阳快速成长为国际代数几何界的一颗新星，美国多所顶级高校向他发出邀请。 2011年，许晨阳考虑回国的时候，恰逢中组部启动“青年千人计划”，他成为首批入选者。许晨阳在北大怀新园余萌摄建立代数几何间的美妙联系数学界有一种主流的审美，是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从代数里读到几何，从几何里读到代数，这令数学家异常兴奋一年后，31岁的许晨阳，回到了熟悉的北大校园，这里曾是他进入代数几何世界的起点。这一年，他成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第一位副教授。位于怀新园的数学中心，符合数学家对工作环境的一切设想，院落隐蔽安静，数学家们在四合院里容易碰面，交流研究进展，碰撞灵感。这个参照世界名校数学系建立的年轻机构，让许晨阳觉得“这里的小环境很理想”，教授可以参与到中心的决策中。第二年，他被破格提升为教授。一个比手表略大的格罗登迪克肖像，摆放在办公桌上。这位“在仿佛虚空的地方建成代数几何的万丈高楼”的数学家，是许晨阳崇拜的数学英雄。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是许晨阳这一代人从小熟知的故事。上了中学后，他读了更多世界著名数学家的传记。数学家这个群体，在少年许晨阳的想象中，从不食人间烟火变成了扩充人类认知边界的英雄。高中时，他痴迷于数学中抽象的理论，“却对需要动手实验的物理、化学提不起兴趣”。 1999年，许晨阳在北大参加奥数冬令营。 1999年，以优异的奥数竞赛成绩被保送到北大数学系后，许晨阳第一次接触到大学数学的课程，“觉得特别激动，就像突然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巨大的理论框架，很多丰富深奥的东西。” 大学时期，许晨阳一心沉醉于浩瀚的数学世界，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论文、做演算。数学之外，他喜欢打球、听音乐，过着跟其他大学生并无二致的校园生活。偶尔演算累了，他会读昆德拉、村上春树、金庸，“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待一会儿。” 采访中，许晨阳从桌子上摞起的书堆中，抽出一本黄色封面的书籍《GTM52-代数几何》。从大三毕业到研究生一年级，在北大的图书馆里，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啃下这本被学长们视作“天书”的代数几何入门书。数学界有一种主流的审美，是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数学家研究代数几何，希望从代数里读到几何，从几何里读到代数。一边是以数字与方程为语言的代数，一边是用图形与空间搭建起的几何，这看似不一样的事物，最后发现是一个东西，这种美妙的联系，令数学家异常兴奋。 34岁的刘毅，在数学中心从事低维拓扑研究。在他看来，把两个庞大的领域沟通起来，比如代数和几何或者拓扑之间，“这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大学时的许晨阳，走进了代数几何这个美丽新世界，也在硕士毕业后，走进了普林斯顿数学系大楼。在这个大师云集的顶级数学殿堂里，他还经常遇到电影《美丽心灵》的主角原型约翰・纳什，这位老人在现实世界里，像他的意识在数字与方程的王国里漫游一样，带着一张纸一支笔，沉默地行走在校园里，“偶尔在食堂里边吃饭，边在一张稿纸上演算。” 数学是一个自由和包容的世界，也是许晨阳理想中的科研世界，这里没有等级高下，没有阶层之分，在未知的探索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陈景润式的苦行僧，还是思维与行为异于常人的数学怪人，“只要能做出漂亮的文章，取得重要成果，都会被尊重。” 许晨阳自认为是大多数普通数学家中的一个，在数学的世界里，他不再想成为格罗登迪克那样的数学英雄。尽管这位“代数几何之父”，把这个学科从一个跟其他数学学科平行的位置，摆到了数学中一个更中心的位置，“但他不大关心例子、从抽象到抽象的思维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模仿他的人大多不会成功。” 怀新园每个研究者的办公室里，墙面上都装有一张黑板，有的上面涂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图形。尽管人类已历经数次工业革命，数学家仍拿着古老的“武器”在数学世界里披荆斩棘。一支笔、一张纸或一块演算的黑板，便可书写出一章章逻辑的诗篇，建立起数学世界的美妙联系。在同事琪峥眼中，许晨阳对代数几何领域的各个方向都有极大兴趣，擅长把不同分支建立起联系来，“他首先在一个方向研究很深，但在其他方向又能触类旁通。” 这种数学上的才能，也让许晨阳在高维代数几何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他极大地推进了一百多年前德国数学家赫尔维茨在代数曲线情形的古典结果与上世纪80年代肖刚在代数曲面情形的工作；开创性地把极小模型纲领与K稳定性连接起来，解决了其硕士导师、数学家田刚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关于K稳定性的猜想；与合作者发展了用极小模型纲领研究对偶复形的理论…… 许晨阳参与创建中国的代数几何学派当时，“国内这个领域，教授级别的研究者只有个位数，”如今的研究者已比当时多了三四倍，原本无法开设此课程的大学，开始为年轻人打开代数几何这扇窗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一篇文章中，把数学家比喻成鸟和青蛙，“数学的世界既辽阔又深刻，鸟赋予它辽阔壮观的远景，青蛙则澄清了它错综复杂的细节，数学需要鸟们和青蛙们协同努力来探索。” 许晨阳理解中，鸟在高空中建立很多宏观的理论，青蛙在地上解决一系列猜想。而他自己更像数学家里的“青蛙”，乐于探索特定问题的细节，解决一个个难题来拓宽人类认知的边界。历史上，诸多天才数学家着迷于探索数学世界里的未知。这对许晨阳同样是最大的乐趣，“数学就在那儿，我们一开始看不清楚，通过自己的推导、思考，把这个世界看清楚了，就像探险的人发现了新大陆，只不过数学家发现的新大陆存在于精神世界中。” 这位数学家办公室书架的一角，堆放着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家的唱片，“偶尔也听爵士”，舒缓的音乐是思考数学难题时的背景音。现实生活中，他把抽象的演算比喻成创作古典音乐，讲给数学家之外的朋友，“数学家把逻辑的线条一步步拼搭起来，就像作曲家循着音乐的规律写出一篇篇乐章。” 不少著名的数学家都尝试寻找数学与音乐的共通之处，甚至有研究过作曲的数学家断言，把作曲按照它的规律，可以分解成数学问题，“如果不懂音乐，直接去研究这些数学问题，几乎是不可解的。” 在许晨阳看来，数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众多学科都有着万丝万缕的联系。但作为基础数学家，他不会功利地去追求“有用”，因为数学上的进展，所爆发出的能量，并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能看出来的，“别的学科本身蕴含了数学规律，数学家发现了这些规律，未来那些学科就能直接运用、推动学科进展。” 1854年，德国数学家黎曼创立了黎曼几何，只是一个数学理论。过了半个多世纪，1915年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发现他需要的数学理论，正好是黎曼已经准备好的数学理论，“爱因斯坦的数学不是强项，如果没有黎曼几何，可能就没有广义相对论。” 许晨阳在北大讲课。 2012年，许晨阳刚回到北大，代数几何这样一个基础数学的核心领域，在中国的基础极其薄弱，“国内这个领域，教授级别的研究者还只有个位数，而其他数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在几百人以上。”以至于在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人把他回国执教，夸张地形容成“回国支教”。这位回国后的青年数学家，计划着参与创建中国的代数几何学派。如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比当时多了三四倍。原本无法开设本科代数几何课程的大学，开始为聪明的年轻人打开代数几何这扇窗。 2014年，在瑞士做代数几何方向博士后的琪峥，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见到“当时已经很有名”的许晨阳。彼时，琪峥只知道国内的代数几何与国际相比，“规模太小了”，而欧洲有更成熟的基础和环境。那次会议上的偶遇，让他觉得代数几何“在国内还是很有希望的”。今年初，琪峥决定回国，加入数学中心。在许晨阳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琪峥们回到国内，为中国的代数几何注入新鲜血液。数学家陈省身曾提出“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数学大国”的猜想，后来他希望中国成为数学强国。许晨阳认为，数学大国在于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数众多，数学强国则是在数学大国基础上，出现一批拓宽人类认知边界的数学大师，“数学大师需要一定的成长土壤，需要有人在一些学派上有所积淀。” 在数学的世界里，这个年轻的教授变得日渐忙碌，给北大本科生上课，指导博士，在数学中心开讨论班，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发现不同学生的天赋才能…… 在中国的代数几何领域，他在努力为培养未来的数学大师积淀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