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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学习和工作已经超过十年的刘余新和妻子，终于下定决心将“出国计划”放到了首要的议程上。　　记者采访时，刘余新刚从建外SOHO的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来，手上拿着一大叠介绍资料和表格，稍显忧虑的对记者苦笑说，“原来移民还是项系统工程，或许走与留，都是很艰难的选择。” 　　刘余新的感慨几乎是近几年来所有最终选择去国外生活的人的共同感受。　　曾有数据显示，2010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仅是2012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在调查采访本期内容时，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缘由之一：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余新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余新，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余新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幺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在记者与刘余新交谈的二十分钟里，他不时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里转动着手机，手机里有他儿子可爱的笑脸，还有前不久新闻中出现的显微镜下令人毛骨悚然的PM2.5颗粒“真容”，他稍显疲惫的脸上充满着忧虑。　　与刘余新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筱齐。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 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2013 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有近7亿多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多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同时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　　水利部曾经对全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　　2014 年4月17日，历经八年调查后，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最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其中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比此前官方公布的1.8亿亩耕地被污染、污染百分比约为10%的数字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有10.0%的林地和 10.4%的草地被污染。　　这是一系列极其沉重的数字。　　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在水流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循环污染土地和植被，进而进入人体，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同时，公报也首次确认了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已经困扰中国十年之久的“镉大米”危机。　　同时，原油、柴油泄漏，污水违法排放等事件不绝于报端。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车间爆炸污染松花江，沱江银山段因企业非法排污导致江水被磷污染;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事件”;2010年大连新港陆地输油管线爆炸、油罐泄漏，福建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山西长治苯胺泄漏导致河水污染;2011年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合作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致使大约相当于渤海面积7%的水域被污染;2012年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2013年初，上海黄浦江内出现上万头死猪;今年4月，兰州再次曝出大面积水污染，最严重时自来水中苯含量超标近20倍。　　2013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出版的研究成果《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缘由之二：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新闻说美国房价已经连涨了21个月，在我们看来还不止呢!国内限购限贷，而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一点没有消减，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陈聪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按照陈聪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来看，他的绝大多数客户仍将投资的第一目标瞄准了美国。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从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房的总价值达到123亿美元。2013年中国客户在所有在美购买房产的外籍人士中占12%。　　“虽然曼哈顿岛的房产仍是中国客户首先关注的投资地，但过去几年里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长岛，还有西雅图、波士顿等地也都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现在曼哈顿的上东区，地理位置比较好的中档公寓均价在每平方米六七万人民币左右;在波士顿，400美元左右就能买下一平方英尺(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67万元);很多没有新移民的城市，房价比经济危机之前还低。”陈聪介绍说。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在“2013年全球房价涨幅最大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迪拜以房价年涨幅28.5%位列第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分别以房价年涨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内地房价的涨幅远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国，更是将增幅10%的英国、9.3%的澳大利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这些国家想当然的成为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的考量对象。　　在伦敦，2012年中国买家购买了伦敦27%的新建住宅房，占总交易金额的17%，2013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又购买了价值约1.7亿英镑的伦敦房产。赢克沃兹中国部总监王艺表示，投资300万人民币，在北京可能买到的房产，租金在每月人民币3000元~4000元之间，如果同样一笔投资在伦敦的房产市场上，能够产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币应该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亚，因为全球经济处于低谷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减少，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对此，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的利息，希望通过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当其成为一个刺激经济的导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由于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虽然房主要承担房屋的维修和物业等费用，但相比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来说，置业的持有成本还是较低的。因此，据澳大利亚房地产研究机构统计，2013年，悉尼房价上涨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产增值在20%左右，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65.5万澳元，约合354万元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仍然没有超过国人对高房价的“心理承受能力”。　　而加拿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移民的重要目的国，因此在华人聚集地的温哥华市西区(VancouverWest)与列志文市(Richmond)，内地买家几乎占据了整个市场。2014 年伊始，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先后购买了温哥华北阳光海岸的Sechelt高尔夫及乡村俱乐部、卑诗省南部沿海岸的一座43英亩的小岛(250万加元)以及位于兰里的一个马场(550万加元)，开始投资于休闲产业。　　虽然在大多数移民目标国家，购买后持有或者出租房产都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款，但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国家实际上也存在很多政策优惠。　　比如在美国，在房地产税问题上各州对自用住宅的免税额都有相应规定，当房价大幅下降时，房产拥有者自己可以填写一份“价格下降审核申请表”，申请临时调价，以降低房地产税;很多州虽然征收房产增值税，但基本都设置了相关的免税额;2009年法律更新了首次购房者税收抵免，增加了15年的无息贷款;当房地产作为遗产和被赠与时，只有价值超过60万美元的遗产和每次赠送价值超过100万美元才征税。　　在西班牙，只要把房屋出租给35岁以下的年轻人，则无需申报及纳税。　　在塞浦路斯，虽然法律规定购买房屋需要缴纳18%的增值税，但只要购买30万欧元以上的房屋，就可以获得13%的退税额，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只需支付5%左右的增值税;同时在持有30~40万欧元的房产时，每年需要缴纳房产税的比例也仅为0.25%(约750欧元)。　　在新加坡，根据房屋用途不同，房产税的税率也有所变化，自住房税率为4%，其他用途房屋税率则高达10%，小户型居民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年租金收益低于人民币3万元的房屋免征房产税。　　在日本，房地产税包括物业税和都市规划税，其中物业税标准税率为1.4%，但每平米低于人民币1.95万元的土地和低于1.3万元的建筑，免征物业税。　　在韩国，房产税主要针对豪宅，征税对象为拥有房产总价值超过6亿韩元(约相当于人民币345万元)的家庭，税率在0.75%~2%之间。　　除了个人投资住宅项目外，这两年中国公司的身影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房地产交易的舞台上。　　仅是2013年5月，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牵头的财团，以7亿美元购入纽约地标写字楼通用汽车大厦40%的股权;6月，万达集团投资近7亿英镑(约合 67亿人民币)在伦敦核心区设超五星级的万达酒店，这栋新建筑还将刷新西欧的高度纪录;7月，中国平安以2.6亿英镑(约合25亿人民币)买下了英国伦敦地标性建筑劳合社(全球著名的保险交易市场)大楼，这是保险投资新政放宽海外投资渠道后，保险资金投资海外不动产的首例;同时绿地以股权置换的形式入主西班牙的两家酒店，并签署了关于美国洛杉矶大都会项目的合作协议，此时其在澳大利亚悉尼投资的“绿地中心”项目已经最终敲定;11月，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公司将斥资879万欧元(约合7000万元人民币)在法国巴黎购买房产，作为公司欧洲业务拓展机构;12月，复星公司以7.25亿美元(约合44亿人民币)的价格，从摩根大通手中买下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　　另有消息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也正在与美国私募基金公司黑石集团接触，拟以6.5亿-8亿英镑(约合62亿-76亿元人民币)从后者手中购入位于伦敦西部的一处大型商业物业――奇斯威克园区。　　单从悠久历史的甲级办公大楼、洛克菲勒家族两栋地标性建筑之一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收购案来看，高达60层、总面积220万平方英尺(20.4万平方米，包括地上60层、一个2.5英亩的广场以及地下5层)的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按照此次成交价格平均计算下来，楼价甚至低于大部分上海写字楼项目。　　2014年3月19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主席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宣布，西班牙国际银行董事会执行主席埃米利奥・博廷以2.6亿欧元的价格，将马德里地标性建筑“西班牙大厦”出售给了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这一价格与九年前相比减少了33%。　　抢滩西班牙房产市场的中国公司不仅万达一家。在这之前，海南航空和绿地集团已经通过入股和置换等方式，拿下了西班牙几家知名酒店的股权或是整体资产。据有关资料计算，2013年第四季度西班牙平均房价为1466.9欧元，与六年前的2101.4欧元相比下降了30.2%。也就是说，目前西班牙房价已经下降到了2006年以前的水平。　　因此，近三年来，中国对西班牙的投资已经增加了三倍，其中房地产投资占了重要的部分，特别是西班牙通过《创业者法》以后，到西班牙“投资买房换居留”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多。根据西班牙外交部的最新统计资料，在2014年的头三个月中，西班牙总计签发了661张“买房换居留”的签证，其中24%发给了中国人。目前西班牙房产的投资优势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甚至连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西班牙南部黄金海岸置备了一处房产。　　同时，企业布局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商业中心，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会带动企业内部人员和相关人士对海外住宅市场的投资。　　从陈聪公司的调查和客户反馈来看，与之前中国客户倾向选择曼哈顿这样易出租或保值的房产不同，最近两年用于自住的购买需求明显上升。投资目标国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资者更希望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客户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卖点。　　“现在传统的投资热门地区，美加澳英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对于已经习惯了北京、上海高房价的中国人来说，突然发现纽约、伦敦、悉尼的房子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与配套环境和社会资源相比，国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贵。”陈聪说。　　缘由之三：恐惧舌尖上的“化学实验室” 　　在采访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这样的“描述”让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鑫有了些宽慰，但却仍然没能阻止她申请移民的脚步。　　身在成都的她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赵鑫的观点也许并非只是“个人感觉”。　　在2013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字：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等犯罪嫌疑人10540人，同比上升29.5%，对785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挂牌督办。　　2012年中时，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数字称，当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案件688件，比2011年全年收案量高出近70%;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接近2011年全年水平。　　再往前，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405件，是2010年的2.75倍;受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367件，是2010年的2.16倍。　　从这一组组数字来看，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案件数量一直呈现大幅度上升的态势，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执法机构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为什么在从严执法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数量上甚至不减反增、涉及行业愈来愈多，其中更不乏行业龙头企业呢? 　　以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聚焦的乳制品行业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恶劣影响从三鹿公司逐渐蔓延到其他乳制品企业，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二十余个奶粉生产企业均涉及其中，中国乳业遭受重挫。2009年蒙牛“OMP”(造骨牛奶蛋白)争论和“乳品苯甲酸添加”又把中国乳品行业放到了“审判席”上。　　在这之后，国内对牛奶检测的项目越来越多，把关越来越严，但消费者对这个行业的担忧有增无减：　　2010年，甘肃、青海、吉林、湖南等地再现三聚氰胺超标的乳制品，圣元奶粉涉嫌致“性早熟”，多美滋奶粉也陷入了“疑致皮肤过敏”的负面新闻之中;2011年，仅是蒙牛一家就被查出旗下的某鲜奶产品中强致癌性物质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雪糕中菌群总数和大肠菌群超标;2012年，南山5个批次的“倍慧”婴幼儿奶粉被查全部含有黄曲霉毒素M1，光明乳业先后因清洗液用碱水渗入奶制品，以及“酸败奶”事件向消费者两次道歉，蒙牛甚至发生了榆林某小学251名学生因饮用蒙牛纯牛奶(学生专用牛奶)致集体中毒的事件;2013年，四家中国境内进口商――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和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进口了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产品…… 　　这些屡见不鲜的“负面新闻”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针对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购买奶粉的“限购令”。在这看似“蝴蝶效应”的连锁事件背后，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甚至是国人整体性的悲哀。　　在采访中，记者通过每个被访问者的叙述，遗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过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而被公众创造或者认识的“新名词”：大头娃娃、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剂、毒胶囊……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鑫最后感慨的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缘由之四：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陈聪的一位客户王希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这些年来大学扩招、毛入学率急速上升，但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录取研究生或者就业招聘的条件也愈来愈多样，看是否名校毕业，学校是否为985 或者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学分绩点、竞赛得奖、实习经历、社团工作、技能资质，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等等。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2014年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727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900万。　　在社会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的对比下，太多的高校在不断重复生产着这个社会并不接受的“产品”，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不容忽视。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到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　　“国内高考的压力太大，即便能考上重点大学，未来就业也是大问题。如果能够移民到美国，美国是13年免费义务教育，一路计算下来，上学的整体花费不一定比国内高。如果孩子在纽约市上学，将来就可以考虑上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甚至旁边的哈佛大学都是有可能的。即便上不了这些学校，高中毕业也可以进一所职业技能型培训的专科院校。这些学校的就业情况有时比名校更好，在美国蓝领的工资水平也不低，毕业就失业的风险比国内还是小很多的。”王希对记者说。　　与她持相同“离开理由”的国人并不在少数。　　根据美国密歇根州Windham房地产集团执行长劳森的统计，逾60%的中国买主，买房是为了子女受教育，这是最大的动机。　　由于美国学校按照其支持和附属的对象分为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由宗教组织和个人开设，收费较高，就读与居住的区域无关。公立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和幼儿园，都采取“就近入学”原则。　　美国法律规定，任何居住在这个学区内的孩子，都享有免费教育的权利。　　公立学校的入学方式有三种：　　一是在该学区范围内居住并且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家长前往学区办公室办理入学登记时，除需要提供水、电、瓦斯证明之外，还需保证在每周五天的上学时间内，孩子都住在该学区。二是安排孩子在该学区内寄宿于他人家中，邀请该房屋拥有者作为小孩监护人，经过一定申请程序后办理入学手续。三是通过租房方式也能实现就近入学，只要注册时携带租房合约及证明在该处居住的各种账单即可。　　公立学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周边地区的房地产税。各地税率不同，大多为 1%~3%。地方政府每年都要详细公布房地产税的去向，通常各地的房地产税总额的一半以上都用于公立学校，如修缮校舍、添置设备、聘请老师、开展活动、校车接送等。学区的资金跟房地产税的数额是成正比，学校资金多，则有财力提高教学质量，好学校必然吸引家长来买“学区房”，从而推动房价上涨。这样的循环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了在美国投资学区房的保值价值，学区房的租售效果都非常理想，因此“以房养学”愈来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虽然美国的名校资源丰富，但竞争程度极其激烈。哈佛大学公布的2013~2014学年新生录取率仅为5.8%，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该学年的录取率也分别只有6.7%、7.3%和6.89%。　　“在美国，TOP50名校的申请越来越难，不少学校对学生的考察从初中就开始了，除了学业，还涉及社会实践等内容，而好的学校通常与学区挂钩。因此很多家长希望孩子高中、甚至初中就到美国就读，提前适应美国教育，更符合美国院校对学生录取标准。”陈聪说。　　与陈聪的说法相印证的是，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2012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在美国实施的“十万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计划，加拿大推行SPP计划(学生合作计划，旨在吸引更多国外学生来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学为首的多所澳大利亚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法国公立大学一律免除学费、更为学生提供600多种奖学金等利好政策的“诱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独木桥和人头攒动的就业市场，一向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家长怎么能不心动呢? 　　缘由之五：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在海南询问码头工人工资时，对方回答：账面工资是8000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对收入被“腰斩”，网友提议将“个人所得税”改名为“工薪阶层税”。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　　中国税负的沉重是被公认的。更多的税负压力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间接税上，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等等。　　2014 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称，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要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如果综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政府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还要高一些。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2010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 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肖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在征税问题上，对很多移民和投资目标国都有所了解的陈聪以美国为例向记者介绍说，在美国税收主要以家庭全年收入计算税率。家庭中不能为自己提供50%以上生活费用的成员，是纳税人所要供养的人，包括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等。为了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质量，美国税法中规定了各种扣除、免税收入和退税的制度。比如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券利息，职工取得的社会保障支付收入，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养老及健康、福利和人寿保险返回收入，特定的奖学金，无偿捐赠等收入项目是免税的。　　每年年终，用人单位向所有员工寄发本年度的收入表，包括所有代扣的联邦税、州税和地区(市县)税等。这个表格的副本交给国税局。在整年里，比如医疗养老保险中个人缴纳的部分，股票损失(提交相关证明)，搬家费用(要超过50英里，并提供凭证)，慈善捐助，医疗开销，教育费用(包括子女学费或者自己深造、接受再教育)，购买房屋后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甚至是个人偶然损失(丢失物品)等消费项目，只要留着原始记录或者消费凭证，最后都可以得到退税。　　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个税”是由固定的“标准减免纳税额度数字”加灵活的“个人纳税减免数字”组成。《中国民商》的记者按照美国国家税务局公布的2013年纳税相关数据计算出了以下一组数据：　　2013 年，美国家庭标准减免纳税额度为12200美元，如果是夫妻两人的家庭(没有孩子等需要供养的人)，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那么这个家庭的“应纳税收入=全年总收入(10万美元)-标准减免纳税额度数字(12200美元)-个人纳税减免数字(3900美元×2人)”;如果家庭中有两个孩子，那么家庭 “应纳税收入=全年总收入(10万美元)-标准减免纳税额度数字(12200美元)-个人纳税减免数字(3900×4人)”;如果家庭中的两个孩子都不满 17岁，那么抚养他们的父母(监护人)还可以获得每个儿童1000美元的抵税金额。　　这就意味着，对于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来说，也许雇主之前代扣的所有税款都会被退回来，有时甚至联邦政府还要“倒贴”。而对有孩子的家庭给予一定免税额或者补贴这种“人性化”的法律规定，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很多国家的税收法律中都有所体现。　　在被问及是否担心因不适应澳洲工作环境而出现失业等情况时，董肖对记者摇了摇头。在他选择移民目的地前，中介服务机构曾经仔细的给他介绍过澳大利亚的“社会安全网”。　　“失业的话，只需要到当地的中援中心(Centrelink)填表，完成必要的财务评估，就可以每两个星期从政府处领到350澳元(约合2000元人民币)的失业金，直到重新找到工作。如果失业时还在租房子，每两周还有额外的租房补贴。政府还会给一张福利卡，在失业期间可以享受半价交通费、购买药品的优惠，水电费、煤气费也有优惠。”董肖说。如果面临一时的财政窘困，澳洲公民可以向中援中心申请一笔紧急援助金，中援中心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发放不同金额的一次性紧急援助金。　　而对于已经取得加拿大绿卡的张明来说，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母亲办理移民的相关手续。“虽然专家一再解释说国内‘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缺口没有关系，但我对养老制度还是没有信心。因为父亲早逝，我是独生子，所以我母亲符合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母亲移民过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领退休金。” 　　移民后，如果新移民在加拿大工作，那么退休时可以进入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最高能拿到每月1012.5加元。但即便新移民没有在加拿大工作过，只要在加拿大居住超过十年，并且年满65岁，就享受到老年保障计划养老金(OAS)，符合以上条件且低收入的老年人，还能领取 “保证收入补助金(GIS)”，同时OAS和GIS领取者的低收入配偶或遗属(61~65岁之间)还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津贴，65岁后则由OAS和GIS来保障。　　“在加拿大，我休息时经常修剪后院草坪和植物，那里的生活很清净，没有国内那么多的应酬和压力。我们一家人经常周末开车外出烧烤，还定期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虽然税率和社会保险比较高，但社会福利也更多。与国内相比，这里的生活更可预期，让人看得见幸福，觉得很安心。”张明说。　　缘由之六：企业家丧失安全感的无奈　　2014年，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也许又将是“挣扎”的一年。　　年初，搜狐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了“中小企业生存状况调查问卷”，参加调查的416家中小企业中，有63.94%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不乐观，50.72% 的企业对自身未来一年的总体运行状况表示并不乐观。有69.47%的企业表示，不会在未来一年里继续投入资金，进行设备购买、企业扩张。　　最近几年，由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渐衰减，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经过几年的生存“挣扎”，大部分中小企业对经济放缓早有心理准备，但2014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压力，最终，有一部分人选择要“结束企业”，在东莞经营多年鞋业制造生意的陈家瑞就是其中一员。　　“原材料、劳动力和营销成本上升，企业税费负担沉重，内外需不振、业务萎缩，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经营难，这些都是我最终选择结束生意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现在为止，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融资还是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两者的占比几乎相当。我们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有些企业没有担保，现在政府没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润低、利率却很高。”陈家瑞说。在他的工厂周围，原本有二十几个中小型加工企业为当地几家国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做配套，现在还在经营的已经寥寥无几。　　对国内制鞋业比较了解的陈家瑞对《中国民商》记者介绍说，之前在东莞的很多台资鞋厂近一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仅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鞋厂就有40多家。“柬埔寨当地地价便宜，劳动成本也比东莞低许多，东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经到了4000左右，还时常出现招工荒。东南亚的制造运营成本确实比国内低了很多。” 　　同时，据媒体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如耐克、阿迪达斯、H&M、ZARA、优衣库等国际大牌，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在东南亚的布局，而目前国内的服装纺织上市公司也在转移订单。此前，鲁泰纺织宣布投资800万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产300万件衬衣加工厂;宁夏中银绒业通过受让柬埔寨鑫旺针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91%股权的方式，实现在柬埔寨设厂;百隆东方(色纺纱)、华孚色纺(纱线)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资设厂。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制鞋巨头、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宝成工业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在国内的51条生产线，近期又停掉了在东莞、中山等多条珠三角生产线，陆续将产能转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华坚集团更是于2011年开始投资埃塞俄比亚，将一部分“中国制造”变成了“非洲制造”。　　有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 2010年，中国工资的涨幅已达69%，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此外，人民币升值也侧面导致了外企或者出口型企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升。更多的外资企业，如摩托罗拉、沃尔玛、卜蜂莲花、雅芳、宝洁等大牌公司裁撤中国部分机构的主要原因则可能是因业绩不佳的减负之举。　　然而陈家瑞对记者说，外资企业逐渐离开是必然的，民营企业的境遇才更艰难。　　“大家都说2008年以前外资企业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我觉得这个‘国民’更多应该是指‘民营’。” 　　陈家瑞口中的“超国民待遇”是指2008年以前国内对外资企业实行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即从盈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33%的企业所得税，加上减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等，外资企业可减免接近40%的税负，这意味着，其比国内企业拥有40%左右的成本优势。国有企业在“资源” 上的优势也是民营企业不能相比的，因此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2008年后，虽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2010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也宣告统一，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宣告终结。但根据2012年底发布的全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11年度，内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22.87%下降到22.70%，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由2010年的19.25%提高到20.46%，实际税负率平均上仍有2.24% 的差距。　　“大企业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只是家小企业。其实也不是一定坚持不下去，只是坚持下去太累，变数也太大，没多大意义了。”结束工厂后，陈家瑞带着妻子和女儿，投奔早已在法国定居多年的父母，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而年初一条有关俏江南董事长张兰、和谐汽车董事长冯长革等众多企业家移民“岛国”，争做“岛民”的新闻，让像包括圣基茨在内的塞浦路斯、瓦努阿图、安提瓜和巴布达等“岛国移民”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圣基茨的优势之一，是其公民在去往英国、爱尔兰、加拿大以及所有欧盟国家时享受和其他英联邦国度(如澳大利亚)一样的免签证待遇，并且能够获得包括无需学生签证就能在英国就读等特权。优势之二，圣基茨不要求申请人在该国登陆和居住，同时它承认双重国籍，公民入籍后政府不会向任何国家政府通报。更吸引中国企业家们的是圣基茨的“经济政策”：该国没有资本利得税、所得税和财富税，圣基茨也不会对公民的境外收入、利息、赠与、财产和遗产等征税，这无疑满足了企业家的最大需求。　　应该说，在2012年下半年以前，这个岛国上还没有太多中国人的身影。而促使中国企业家“扎堆”前往的直接导火索可以回溯到 2006年商务部与其他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10号文”)上。文件中规定：红筹上市模式中企业和个人前往境外设立公司必须到商务部报批。正是这一条，让很多中国企业家被逼“上岛”。　　通常一家公司想要采用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基本上会有如下几步：国内股东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境外离岸公司通过并购或换股的方式收购国内公司;重组完成后，以境外离岸公司为上市主体申请上市。然而根据“10号文”的相关规定，从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后收购国内公司的重组过程，到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交易，都要通过商务部乃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境外上市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堵死了关联并购、换股并购等主要海外上市的必经之路。因此，至今为止这些规定的申请与审批在实践中仍鲜少启动。　　在这之前，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为了避过层层审批、实现上市融资，普遍采用红筹模式奔赴海外上市融资。“10号文”的出台为所有寻求海外上市的民企设置了一堵 “玻璃墙”，明明有路可走，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走得通。这样一来，有部分民营企业只能“甘冒”违规风险、不经审批到海外上市。　　时间到了 2013年，此时中国内地股市IPO处于叫停中、恢复时间暂不明朗，中国概念股在美国股市又屡遭集体做空，到“香港上市”就成为了内地企业上市融资的首选。但是一直形同虚设的“10号文”在港股市场中却变成了难以逾越的大山。因为香港遵从中国内地法律，交易所有着否决企业的权力，任何企业上市若不符合中国法律就会被香港联交所否决。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为筹备上市所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投行费用等数千万元的成本将“打水漂”。　　当多次申请审批或者架设海外子公司以绕过监管均未果时，部分民营企业家发现，或许只有变成“外国人”才能最终绕过“10号文”。由于传统移民国家移民申请的办理时间长、需要申请人登陆居住等限制，圣基茨最终脱颖而出。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政府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最多受到政策优待，然后是外资，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陈家瑞说。“企业家的离开，有时是被逼走的无奈。” 　　事实也正暗合了他的观点。　　在中小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被受限制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放缓、众多行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背靠政府大肆“进补”。　　2013 年，中国石油(601857，股吧)收获了A股补贴王的称号，一年间共获得财政补贴103亿，占其1422亿净利润的7%。这只是多年来“习惯成自然”的一个缩影，近十年“两桶油”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1258亿。2007~2008年间，它们曾因“炼油企业亏损严重”获得763.49亿元的补贴，而彼时地方民营炼厂却从未享受炼油补贴。　　当然，其他国有上市公司也不甘落后。截至4月15日，在A股发布2013年年报的1686家上市公司中，有 1559家获得政府补贴，占比超过90%。本来应该用于支持特定项目或者扶持新兴企业、促进创新型产业发展的政府补贴，大部分进入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口袋。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排名补贴额度前十名的上市公司中，央企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样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法律环境下，对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日子充满压力、不安，甚至是焦虑。　　我们承认，在缺乏透明与监督的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以权力换取利益的寻租是必然;需要审批或资金的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带盛行的社会里，以金钱攀附权力也是必然。因此，确实有很多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在共享权力盛宴后，也会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涡，无法自拔。比如王益与魏东、周宏;陈良宇与张荣坤、周正毅;陈绍基、郑少东、相怀珠与黄光裕;刘铁男与倪日涛;刘志军与丁书苗。但或许换个角度来看，从不放弃掌控市场的政府，将失去监督的权力赋予一群凡人，因此，他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用手中的权杖去“吸引”权力与金钱的奴隶。这是体制的恶果，不能由个别人完全承担。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许很多 “合谋”的内情并非我们所知那样。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经历“重庆打黑”之后，国内的企业家开始进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关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争论席卷而来。　　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能阻止那些担忧自己和家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有些人干脆举家移民海外。那一年，曾有一次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出走”加拿大的举动，令人唏嘘。

　　近日，温哥华运联警察对外宣布不再与加拿大边境事务署(CBSA)就缉拿非法移民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协议(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续约。即日开始，运联警察只能在拥有通缉令的条件下才会与CBSA进行信息共享。这个饱受温哥华市民特别是移民团体质疑的协议终于在8年之后迎来终点，舆论和公众一片欢呼。在这场运联和CBSA长达八年的“拧巴婚姻”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非法移民的“人心惶惶”，维权组织的“群情激奋”，还有运联警察自己的“有口难言”。如今，这条“众怒难犯”的合作协议已经作古，但我们却不能忘记那些为争取自己权力而默默努力的正能量，更不能忘记因为这条协议而受到伤害的人们。　　坐天车受辱：女子遭疑“非法移民” 　　列治文市民马小姐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2014年秋天的遭遇至今依然让她每次乘坐天车时都感到“提心吊胆”。那天她加班到很晚，刚走进加拿大线(Canada Line)温哥华奥运村(Olympic Village)天车站就接到了一个工作上的电话，临近车站检票口才想起没有买票。安妮转身回到售票机前打了票(validated ticket)。但是，她刚通过验票口，两位运联警察走上前，声称安妮一开始没有买票进入车站，在看到他们后才转身回去打票，而且故意不回应他们的呼唤。警察决定给她一张逃票罚单。安妮感到莫名其妙，不愿接受罚单。警察态度强硬，甚至数度“威胁”要将其带走。运联警察看安妮的英语不灵光，便要求她出示其身份证明，可安妮当时并未随身携带自己的枫叶卡。她尝试用磕巴的英语向警察解释，但艰难的沟通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运联警察暂时扣住安妮，给CBSA边境事务署打去了电话核实安妮的身份。折腾了近1个小时后，他们得到安妮是合法移民的通知，才将她放走。　　事后，安妮在卑诗某公益法律团体的建议下提出申诉。经过近两个半月坚持不懈的申诉，仲裁人采纳了安妮的证据，终于取消了罚单。但直到现在，安妮对运联警察的做法还是十分气愤，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是“二等公民”。在这起意外中，安妮仅仅是因为语言问题和“疑似逃票行为”而遭到运联警察和边境事务署的 “联合执法”，而马小姐的这种遭遇其实并非个案。2007年CBSA与运联签署的“谅解备忘协议(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赋予了警方协助其追查非法移民绝对权力的同时，也让天车成为了不少非法移民、甚至是“合法”移民的噩梦。如今噩梦终于醒了! 终止合作：运联解脱官方冷对　　2015年2月20日，温哥华运联警察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宣布与加拿大边境事务署(CBSA)所定8年合作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合同到期，不再续约。从即日起，运联警察将不再为CBSA提供缉拿非法移民的职能。在通告中运联强调，除非有通缉令，警察将不会对运联乘客的身份和居留情况进行调查和核实，警员在查票的过程中也将不再与加拿大边境事务署就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进行绝对的资源共享。运联和加拿大边境事物署长达8年的“拧巴”婚姻最终在多方的博弈下“分道扬镳”。消息一经发布，就在温哥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本地媒体纷纷撰文报道。一直对运联充当 CBSA马前卒角色十分反感、曾屡次在公开场合组织游行抗议的本地维权组织“运输非遣返(Transportation Not Deportation)”也发声对运联的决定表示欢迎。社交媒体上的网民也对运联的“自我救赎”纷纷点赞。　　“我们本来就是警察，去缉拿非法移民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运联官方发言人Anne Drennan在终止协议后的新闻会上对公众的表态。在很多市民看来，运联这种“捡了便宜还卖乖”的感慨让人感觉非常虚伪。但事实上，由于非法移民案件的特殊性，运联警察在这场8年的“联姻”之中不仅仅耗费了大量警力资源来协助CBSA调查和缉拿非法移民，他们在温哥华市民中的声誉还因为这些案件受到了损失，很多民间维权和移民组织甚至以“海关走狗”来形容运联，可谓是“吃力不讨好”。　　运联停止稽查非法移民，其实对于更好的维护本地治安有促进作用。根据温哥华警局所披露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担心自己的身份会遭暴露，有相当一部分的非法移民在受到侵害时宁愿选择不报警，而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加拿大Ryerson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表示，当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让某一部分人逐渐丧失对公共安全系统和警察的信赖时，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警方与CBSA的协议就像一条沟壑一样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和警方的职责分割开来，面对那些不愿意去暴露身份信息的受害者，警方也是“有力使不上”。温哥华警局发言人Randy Fincham对此深有体会的感慨道：“如果他们(非法移民)被抢劫或者袭击了，而仅仅因为担心会被遣返而害怕告诉警察的话，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我们最先考虑的是把他们当成是‘受害者’而不是‘非法移民’，这也是每个警察应该做的事!” 　　“我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滞留在温哥华”，但当隐瞒案件、知情不报等状况在非法移民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应对运联警察检查的“对策”之时，这对警方的侦破工作无疑是一种阻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些警察在出警的时候达成了一种“默契”来保障调查对象的权益和隐私：如果他们所调查的乘客是某起案件的受害者或是目击者，警员将不会过问和向CBSA验证其身份信息;但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被调查的对象是某起案件的嫌疑人、并且还是非法移民，警员才会将嫌疑人移交给边境事务总署。这种“人性化”的调查手段保护了很多当事人的利益，从而避免了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的发生，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警方在执行 CBSA协议上的无奈。协议的终止，对于运联警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来自政府的态度，在运联宣布与CBSA终止合作之后，加拿大联邦移民部的部长Chris Alexander随即表示政府将不会支持“任何为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individuals)提供帮助和庇护(sanctuary)的行为。”“我们永远不会容忍那些试图通过违法途径进入和滞留加拿大的外来人员，这是对加拿大人宽容的一种践踏!”移民部长的强硬表态代表了联邦政府对于非法移民“零容忍”的原则。言外之意，联邦政府对于运联与CBSA的合作是“打心底支持” 的，而对双方“分手”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令无数移民“深恶痛疾”、令警察“有苦难言”、而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协议是如何诞生的呢?这一切还得从2006年说起。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一场拧巴的婚姻　　2006年，为了更好的提升对日益增长的非法移民的监控和遣返效率，温哥华加拿大边境事务署(CBSA)开始了与运联警察的谈判，CBSA希望利用运联警察机关执法的便利性和覆盖范围帮助他们找到更多的“漏网之鱼”。由于涉及到非法移民、非法滞留、难民和政治庇护等敏感问题，运联在谈判之初非常犹豫，也担心自己的利益和声誉受损。最终，经过近半年的协商，2007年，运联终于与CBSA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CBSA正式赋予了运联警察协助追逃非法移民的权利和职责。　　根据这份协议，运联警察将和CBSA就被调查的对象进行资源上的绝对共享。CBSA将会为警方办案和追缉非法移民提供所必要的信息引导，包括地址、出入境记录、签证记录等。而警方作为CBSA的合作伙伴，将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其调查和逮捕疑似非法移民的乘客。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对运联警察为CBSA出勤的费用和工资进行了解释：协议的第十条明确规定，“‘CBSA Enforcement Officer’为CBSA进行额外执勤所产生的费用和薪水都将由CBSA下属的Pacific Region Enforcement Centre(PREC)来承担。”在这种“高度互动”的协议框架下，警员在普通执勤时若发现疑似非法移民的乘客，他们也有责任向CBSA报告核实。在运联警察的引荐下，温哥华警局和大温地区的皇家骑警先后于2012年和2013年与CBSA相继达成“非法移民监察”协议。至此，加拿大边境事务署所精心编制的庞大“非法移民监控网络”正式形成了。　　在备忘录签订的最初几年，运联警察利用自身职位的便捷性，特别是利用查票过程中与乘客的直接接触，成为了CBSA的得力助手。不少天车乘客因为一些普通的非刑事案件而被运联警察带走调查，一些“时运不佳”的非法移民因为各种原因而“东窗事发”，最终遭到CBSA遣返。根据温哥华民间维权组织“运输非遣返(Transportation Not Deportation)”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仅在2013年一年，运联警察就向边境事务署报告了327名疑似非法移民，其中有约20%最终都被海关遣送回母国。双方的初步合作取得了CBSA“理想中的结果”。CBSA与温哥华各个警察部门的互动极大的弥补了移民监察部门在人力资源上的短缺，提高了政府机关对于非法移民在监督、管控和遣返上的效率。警方和移民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使得在温哥华的非法移民“插翅也难逃”，对于这些“undocumented” 的非法移民来说，一次逃票或者卷入一起普通的非刑事案件就有可能使得他们的身份信息泄露而惨遭遣返。借助警方之手，CBSA的无形“大棒”一次次将非法移民的加拿大梦碾的粉碎。但当CBSA还在到为自己与警方合作的“政绩”而窃喜之时，他们尚不知道“联姻背后”的潜在危机正在慢慢浮出水面、他们也永远猜不到一名可怜的墨西哥女子最终因为这个协议而饮恨机场，他们更不可能想到这种针对非法移民的“得力措施”终将走向死胡同。　　墨西哥女自杀：悲剧促协议走向终点　　“不和谐”的声音最早是从运联内部传出的。虽然运联警察在与CBSA的合作之初尝到了一些甜头，数据库和资源的共享使得警方在侦办某些案件时也获得了不少来自CBSA的援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运联警察通过一些自身的经历逐渐意识到了他们职责的“残酷性”和“特殊性”，也许一次眼神不经意的接触或是一通简单的核实电话就有可能改变那些非法移民的一生。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虽然有一部分警察利用职务上的特殊性和CBSA所赋予的“鸡毛令剑”对乘客百般刁难，但是更多的警员其实并不愿意在遇到一些普通案件的时候去“趟这潭浑水”。一些警察在出警时尽量少去触碰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旦这名嫌疑人经查证为“undocumented”(移民局无记录) ，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更要命的是，由于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暴露，有相当一部分的非法移民在受到侵害时宁愿选择不报警。这也对社会的公共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在这种矛盾下，运联内部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特别是2013年墨西哥女子Lucia Vega在CBSA位于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拘留所自杀之后，运联警察声誉严重受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和质疑运联和CBSA所签协议的合理性。这起悲剧也成为了压倒“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3年12月1日，42岁的墨西哥女子Lucia Vega在运联的巴士上因为逃票而被运联警员发现。因为形迹可疑，运联警察在调查其逃票行为时将Lucia的身份信息报给CBSA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她的出入境记录为“undocumented”，遂将其拘留。经过两个星期的羁押之后，12月13日，Lucia从律师口中得知了即将被遣返的消息。随后，Lucia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她告诉拘留所一位懂西班牙语的护士Lilia Hernandez-Cazares她感到“胸部疼痛，呼吸困难”。Lucia还给这名护士看自己身上的多处伤疤，并哭诉这些都是她远在墨西哥男友的“杰作”。期间，Lucia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出现不稳定。这名好心的护士非常担心，试图帮助Lucia联系预约监狱内的心理健康协调人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与心理医生的会面并未成行，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如果这次与心理专家的会面能够进行，Lucia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也会得到移民部门的重新评估，她拘留的时间会被延长，甚至留下来的机会也就更大”，CBSA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不少公共安全专家也质疑Lucia在被拘留期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和心理疏导，而这种心理辅导对于疑犯，特别是对那些即将遭到遣返的非法移民是非常有必要的。　　温哥华当地墨西哥移民组织一位名叫Rocco Trigueros的成员透露，在羁押后期，Lucia被告知仅有两周时间去填写一个“非常复杂”的英文表格，期间她也未获得来自翻译和律师的任何帮助，她自己甚至都不清楚该如何去申请法律援助，Lucia的精神状态在此期间每况愈下。更要命的是，唯一能够拖延和停止Lucia被遣返的“遣返风险评估条款”居然也没有被任何CBSA的调查人员和律师提及，Lucia错失了抓住“留在加拿大的最后一根绳子”。　　12月18日，当负责Lucia案的加拿大边境事务署警员Raman Vandher和一名同事正式向Lucia宣布她的遣返令时，Lucia似乎已经接受了眼前的现实。“她看起来非常的平静”，Raman回忆道。12月 19日，CBSA的海关警察将Lucia移送至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拘留室，等待被遣返。当时负责机场拘留工作的Genesis Security是一家与CBSA签约的私人保安公司。根据这家公司当事保安人员的描述，Lucia在进入机场拘留所后并无异常。但第二天清晨，这个可怜的42岁墨西哥非法移民就在拘留单间(cell)内的卫生间用浴帘上吊。根据温哥华太阳报的报道，悲剧发生后，列治文骑警随即介入调查。而CBSA在权衡之后居然决定“不以公开新闻(News Release)的形式对外透露这起事件”，他们在通告中选择性的过滤了一部分的信息，仅表示“一位女性在温哥华机场的拘留所内被发现状况危急(medical distress)”。直到Lucia留医一周后宣告不治，CBSA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陆续对外公布了有关其上吊自杀的更多细节。　　一石激起千层浪，公众愤怒了!12月24日，数百名来自不同团体的示威者来到加拿大边境事务署在温哥华的办事处，递交请愿信，并呼吁联邦政府及警察部门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Pivot协会、反妇女暴力组织、墨西哥当地组织和卑诗公民自由协会等多家机构与个人相继表态谴责CBSA和运联的“不负责行为”，并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征集到了数千人的签名请愿信，他们还要求联邦公安部门、边境事务总署、以及更高级的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并检讨有关移民的拘留政策。事发之后，就连墨西哥驻温哥华总领事都发公函要求CBSA当局对Lucia的死亡做出解释。　　Lucia的悲剧再次点燃了公众，特别是温哥华主流媒体对CBSA权限过大的担忧以及对运联“充当其马前卒”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民众对于运联和 CBSA“一丘之貉”的抵触情绪越来越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声誉严重受损，来自运联内部对协议的抵制之声也越来越大。2007年双方所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在Lucia案之后已经逐渐沦为“过街老鼠”，行将朽木。　　2014年12月，“运输非遣返”团体联合其他移民组织再次在Main Street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悼念一年前在边境事务署自杀身亡的Lucia Vega。数百名示威者身穿统一服装高呼“还Lucia一个公道”、“运联非移民局”、“停止CBSA!停止杀戮(Stop CBSA and Stop the Killing)”等口号，示威民众强调运联警察应该把精力放在改善交通安全和客运服务上，而不是充当移民局的“马前卒”。仅仅2个月之后，运联正式宣布与CBSA终止协议不再续约，并官方致函“运输非遣返”的代表：为了保障所有温哥华市民的安全利益，运联警察在“非特殊情况下”，将不再向CBSA报告调查对象的身份信息。“运输非遣返”和其他民权组织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了回报! 　　如今，这条令无数非法移民“人心惶惶”、令维权组织“群情激奋”、令运联警察自己都“左右为难”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古，但是Lucia Vega Jimenez的名字我们却永远不能忘记。正是由于这个墨西哥女子的不幸遭遇，我们才开始关注这个“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也正是有了这名非法移民绝望之中的�喊，才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协议的“不道义”并加入到了对CBSA的抵制之中。　　运联和CBSA“分道扬镳”：律师怎么看? 　　对于运联官方宣布不再与CBSA就非法移民缉拿协议续约，温哥华知名律师姜凌对《加西周末》表示，运联和CBSA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是政府机构之间所达成官方协议，具有权威的法律效力，和移民局的法律体系并不相违。运联警方在这份协议中一直是充当着“较为被动”的角色，并非主动的去帮助移民局“追查非法移民”。换句话来说，运联警队只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来协助边境事务署来进行移民资料的核实，并进行信息共享，而不是充当移民警察的角色。就拿2013年的Lucia Vega案来说，运联警察并不是因为“她不是白人，长得像非法移民”才去调查Lucia。正相反，警方是在发现Lucia违法行为(逃票)之后才从 CBSA得知其非法居留的状态，并最终协助CBSA羁押她的。Lucia的悲剧从道义上来说确实令人心痛，但无论是逃票行为还是非法居留都是属于违法的，这点无可厚非。“这种乘客身份信息的共享的确会引来一些争议”，姜先生说道。但是卑诗省很多法律监察部门和组织并未对这份协议提出过任何质疑，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运联警察的职能并无不妥。　　尽管在法律上无可厚非，警察这种“看似负责任”的行为却并不招人待见。随着近些年来自民间和媒体反对声的日益高涨，这条协议也逐渐沦为了运联的一大包袱。在姜先生看来，运联自与CBSA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自身其实也承受着较大的资源压力和舆论压力。一方面，这种协议无疑加大了运联警察的执勤力度，占用了不少的警力资源。更重要的是，由于非法移民的特殊性，这明摆着是一份吃力而不讨好的差事。特别是在Lucia案之后，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让运联更加为难，什么“帮凶”、“狗拿耗子”等词让运联伤透了心。尽快撇清关系，不再续约也就成为了运联自我解脱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