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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歧视？华女与白女抢老虎机输了还遭驱逐

　在2013年7月12日，李夫妇带着他们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女儿前往一个慈善赌场玩老虎机。在看到附近一台机器空出后，李女士便迅速上前欲抢占位置。但她的动作不够快，被另外一名距这部机器更近的白人女子丽莎抢先塞进一张$20元纸币。　　华女将赌场告上法庭　　两人在争抢过程中发生了肢体冲突，事后赌场要求李女士离开赌场24小时，李女士非常不满，她认为自己遭到了赌场的不公平对待。据她称，和她发生争执的白人女子占了两台老虎机，此举违反了赌场规则。因此被赶出去的应该是丽莎，而不是她。　　李认为自己是因为族裔身份，才会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认为是同为白人的保安和主管一心只想保护另一名白人女子，从而欺负了处于弱势的亚裔人士。于是以自己受到种族歧视为由，将赌场告上人权法庭。　　监控录像还原事件过程　　赌场视频显示，起先坐在50-12号老虎机前的是一位男士，当他显得对这部机器不再感兴趣并作势离开时，紧挨在他旁边50-11号机器前坐着的一名白人女士，立刻把兴趣转到那位男士和他身前的机器上，也不再摆弄她的50-11号老虎机。　　而同时注意到那位男士和50-12号老虎机的人，除了那名白人女士之外，还有坐在附近一部老虎机前的李女士。她所玩的机器与50-12号机器呈直角方式，距离大概有三、四�兆笥遥�中间还有一条窄窄的通道。　　李女士注意到该男子站起来正要离开50-12号机器，就从座位上起来往50-12号机器方位走去。由于该男子起身后站在了过道上，挡住了李女士的去路，而且与白人女子相比，李女士原本就距离50-12号机器较远，白人女子已经完成了塞钱的动作。　　白人女子站在这台老虎机前挥手，示意李女士这台机器已经被占，但李女士也做了一个挥舞的动作表示自己还是要用这台老虎机。白人女子伸出手臂阻止李女士使用或坐到这台老虎机前面，两人僵持不下，过程中发生了轻微的肢体冲突，而李女士后来坚持坐在50-12号老虎机前。　　白人女子于是用手捂着机器的一个投币口，不让李女士投钱进去。而李女士则把充值卡插入老虎机的另外一个投币口。　　不久，赌场的保安以及经理先后来到现场。赌场经理库克(Lynn Cook)了解情况之后，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尽快解决争端，让冲突双方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接触，也为了对挑事者有一定的惩戒，她认定李女士是挑事之人，并通过翻译要求李女士、李女士的丈夫以及女儿，一同离开赌场24小时。　　对于赌场方面的这一决定，安省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莫尔(David Muir)予以支持，而且他也不认为赌场在做这样的决定时，牵扯到种族歧视方面的因素，纯粹只是就事论事。　　法官判决　　法官认为，在这起案件中，他的角色并非要判定谁是攻击者，而是要判定赌场对李女士的行为是否由于李女士的种族等原因，而让她受到歧视或不恰当的对待。　　但据赌场主管就其决定所作出的解释，法官发现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决定涉及歧视。　　也许，那一晚李女士在赌场里可能的确遭遇了不公对待。但是在一切都基于证据的加国司法系统中，李女士的个人证词并不足以说服一切。　　族裔社区的诉讼当事人常常会发出受到不公平对待或歧视的抱怨。但是一些新移民是因为缺乏法律知识和熟练技能，才难以得到加国的法律体系的保护。

10年前
调查显示2/3群众为做一名加拿大人感到难堪

根据Ipsos为Global News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为自己是一名加拿大人或者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感到难堪(embarrassed)。百分之三十三的受访者认为，持续走低的加元汇率毫无疑问是让他们觉得难堪的首要原因，接下来的两个原因分别是加拿大和原住民(first nations)的历史关系问题，以及加拿大过度强调的政治正确性，分别占了受访者的百分之二十七和百分之二十三。 “人们会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会通过加元的价值来判断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价值，由此一定程度上来判断作为一名加拿大人的价值，至少可以判断得出加拿大的经济水平吧。” Ipsos的公共事务首席执行官Darrell Bricker告诉记者。很明显，现在几代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谈到政治正确性的时候，有百分之二十八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人(baby boomer)认为，加拿大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性了;而仅仅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千禧年一代(millennials)持有相同的观点。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排在让受访者感到不满的第四位。

10年前
抓狂加拿大遣返留学生的各种奇葩理由

“去加拿大留学的同学们注意了，持有效护照和加拿大留学签证并不保证可入境。因为签证只给持有人要求入境的权利，是否准许入境，则由CBSA官员现场决定。现场决定哦~也就是说，下了飞机，你也有可能被当场遣返回国。如果出国留学被外国边检海关拦住不准入境，立即遣返，而理由又是很奇葩，这是不是会让你郁闷的要抓狂呢?! 因微信群遣返在平常人来说，入关不过就是排队，回答几个问题，大不了超带一些东西补个税什么的。但下面两件事确实让很多同学奔溃了! 从上海来温哥华的加拿大留学生Mike，大小签都正常、近两年在加拿大学习成绩也良好。只是回了趟中国，在入境检查时却被当场撤销签证并遭遣返了!然而被遣返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微信群。这位在温哥华当地读书的同学已在加拿大待了15个月了，自认为也是个“北美通”。在温哥华机场准备入境时Mike显得很自信。本来嘛，也没带什么违禁品，他一个小留也不可能带太多现金在身上过关。所以，Mike感觉就是潇洒走一回。但是，在过海关时，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检查大厅检查了Mike的行李后，要求他拿出随身带的手机，然后，悲剧就发生了!Mike被要求进入"小黑屋"(单独的检查室)进一步进行检查。进入“小黑屋”后，边境人员收走了他的手机。检查了一会之后，海关人员叫来了警察，并告诉这位同学在手机里的微信群聊中发现了疑似未成年人淫秽视频，这位同学当场被吓懵。要知道，在加拿大如果发现藏有未成年人淫秽视频是会被判重刑!在一番盘问后，Mike表示这个微信群群主不是自己，也不知是被哪位朋友拉他进去的，自己从来没有看过里面内容。警察最后认定未构成犯罪，但CBSA人员还是坚持撤销他的加拿大留学签证，并且在温哥华机场直接遣返他回中国了! 因表情包被遣返了上面的故事，如果你认为入境时退出几个“小黄群”自己就安全了，那你就错啦!!! 还没完!还有表情包!!! 什么?!你逗我吧，这年头没有几个表情包还怎么出来混? 对!就是表情包。你要认为这是开玩笑，下一个就是你。去年12月，一名来加拿大滑雪的年轻人就因为这事被直接送回了中国。 Jacky喜欢滑雪，年底和老板请假特意想来加东几个著名的雪场玩玩。他从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入境时被要求拿出他随身带的电脑和手机检查。 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接过他的手机时直接打开微信软件，在点击了几下后让他解释——为什么他的微信表情包里会收藏了"裸女跳舞"的动画表情?(晕倒，这在国内是基本款吧，更火爆的多了去了) Jacky一下就呆住了。CBSA官员同样找来机场警察! Jakcy还算机灵，打了几通电话让多伦多的朋友找了个律师来沟通。最后的结果，手机没收，人直接买下一班飞机被遣送回国了! 好心塞，诸多折腾来到北美白花钱不说，还被加拿大入境处留下不良记录。以后到加拿大留学、探亲、旅游什么的都成问题了! 海关查手机事件加拿大海关人员还有各种直接查微信聊天记录的传闻。 1、有女生用微信聊天开玩笑和朋友说，来加拿大“捞”(有从事不良职业双关语)直接被送回中国。 2、CBSA的人把一个同学的手机相册一张张翻，通讯录里翻到个电话号码问是谁?等你告诉他了，他真打过去核实问! 3、听说一同学Final考不理想，微信和同学说了句“我好烦躁”，在被检查手机的时候，机场广东大妈翻译成“I am very worried”，CBSA的检查人员追问了她2个小时，一定要让她说出——“她到底担忧什么”(生怕她恐袭飞机呀!呵呵) 结论，如果你不希望辛辛苦苦来到北美机场还没出就被遣返，请马上动手清理掉你微信，QQ里的那些容易引发误会的聊天记录，不良表情包。

10年前
生俩孩子也没用！华人女士假结婚后10年遭遣返

　　在通过假结婚获得身份后，华人刘女士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重新结婚、生了孩子。谁知就在她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先前的假结婚东窗事发，让她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据联邦法院公布的信息，现年33岁的刘女士于2004年2月来加拿大留学，在2006年以3万元的代价，通过中介找到一个加拿大人假结婚，并在“丈夫”的担保下申请了移民。　　2007年9月，刘女士拿到了移民身份。三年后也就是2010年，她同那名加拿大人办理了离婚，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2012年4月，刘女士再度结婚(这次是真的)，并在婚后生了两个孩子。　　然而，边境局(CBSA)一直怀疑她的婚姻有假，且没有放弃调查。2013年3月和5月，刘女士两次被移民与难民委员会(IRBC)传召，就她的第一次婚姻做出解释。尽管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先前的婚姻是真实的，但是并没有获得IRBC的相信，后者向她发出驱逐令(Exclusion order)。　　刘女士向移民上诉部(IAD)提出了上诉，这次她承认了承认了第一次婚姻做假，并说从假婚到否认都是律师的安排。该律师因多次严重违规，现已失去执照。　　在上诉环节，刘女士一再强调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不能离开孩子。她的悔过，以及出于对孩子的同情，令上诉官裁定，她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　　然而，移民部对裁决很不满，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法院。移民部的代表表示，刘女士通过造假的手段获得身份，却没有受到惩罚，这会鼓励更多的人在申请时说谎，而且也对守法的申请者不公。　　联邦法官表示，刘女士当时有4年的学生签证，完全可以合法留在加拿大，可是她却在学签还有2年有效期的时候选择了假结婚。这种故意作假拿身份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IAD在判决时将孩子的利益看得太重，忽略了其它因素。　　最终，法院判决移民部胜诉，这意味着刘女士可能需要离开丈夫和孩子，一个人回到中国了。

10年前
加拿大认可中国春节＝春节会放假？你想多了！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加拿大国会已正式通过了议案，认可了中国的农历新年，并将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定为加拿大的春节(Spring Festival)！　　那加拿大认可中国春节是什么意思？　　加拿大联邦议会是通过了春节议案，但并没有提法定假日四个字，也就是说【春节不是加拿大法定假日】，这就好比中国承认12月25日是圣诞节，但小伙伴们不还是该上课上课，该上班上班嘛~ 　　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的传统节日得到了加拿大的认可，还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在加拿大，亚裔群体中华人占大多数，其中华人就占了4.5%。　　加拿大整个国家官方认可中国农历新年（春节），咱们中华儿女可以光明正大地过春节，举行相关的庆祝活动。。。　　当然这一决定的最大功劳，要归功于华裔议员谭耕。是他在今年年初的议案里提出了希望把春节定为加拿大的官方节日，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左一是谭耕）　　至于何时才能把春节变成法定假日？谭耕表示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所以期待春节放假的小伙伴再等等哟~

10年前

2014年8月,日本福岛县须贺川市当地节日牡丹节期间,“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的孩子们在须贺川市牡丹园表演唐诗双语朗诵。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跨国婚姻隐患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 2015年2月，“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对幸福的会员夫妇，中国妻子从2000年就来到日本。当孩子以母亲为耻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到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 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たて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てすよ(已经六岁了呢)。”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蔽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