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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别移民年收入PK 结果你真心想不到

加拿大统计局周一公布一项调查报告对移民的收入情况作了分析，这份数据报告是关于2014年“新移民收入及迁徙”，分析显示，不同类别的移民，收入差距很大。报告指出2013年抵埠加拿大的新移民，在移民一年后的收入中位数为$22,000加元。相比之下，2011年及2012年抵加的新移民，在移民一年后的收入中位数为$21,000加元。 10年前的移民收入这样于2004年抵加的移民，在2005年(即抵埠一年后)的收入中位数是$16,800加元。这批移民随着定居的时间更久，收入增加，2009年为$26,000加元，2014年增至$33,000加元。难民移民的收入更低难民的收入则远低于移民，但是他们的收入也随着移民时间更久而增加。 2004年抵加的难民，一年后收入中位数是$14,700加元，五年后收入是$18,800加元，十年后收入是$24,000加元。哪种移民收入更高不同类别移民的收入差别大，其中经济类移民的就业收入较高。 2009年至2014年抵加的移民中，加拿大经验类别移民的收入最高，中位数达$50,000加元。省和地区提名项目移民的收入中位数是$39,000加元。而2009年至2014年抵加的所有移民收入中位数为$24,000加元。 2014年在加国定居的移民中，有45%在移民前是国际留学生、外劳、难民申请者，或持有临时居留签证。相比之下，2013年的定居移民中，上述人士所占比例是36%。 1980年至2014年定居的移民中，拥有加拿大经验的移民，其2014年的报税收入中位数估计是$37,000加元。这要比没有加国经验的移民的收入$32,000加元，高出16%。移民收入在加拿大算高算低? 要衡量移民收入在加拿大人总体收入水平中处于哪个位置，虽然没有直接的对比数字，但是不妨参考一下统计局今年较早前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即2014年加拿大家庭税后收入中位数。数据显示，2014年加拿大所有家庭的税后收入中位数为$78,870加元。数字还显示，2014年加拿大所有收入人群(约2,662万人)的收入中位数是$32,790加元。移民最多的省份在2014年有87%已报税3年的移民，仍居住在初抵加国的省份，当中以亚省移民比例最高，达92%，安省91%排第二，第三至六位分别是卑诗省88%、萨斯喀彻温省84%、魁北克省83%，及曼尼托巴省82%，海洋省份比率最低，只有53%。亚洲移民收入偏低最新的报告还统计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的收入情况，其中来自美国、英国、(英国以外)欧洲的移民收入偏高。相比之下，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南美的移民收入偏低。这些地区移民2014年的平均收入分别是： 2014年平均收入英国：$60,000 美国：$59,000 (英国以外)欧洲：$40,000 亚洲、澳洲和太平洋地区：$25,000 南美、格林兰、大西洋岛国：$25,000 非洲、中乐、大西洋岛国和印度洋地区：$21,000

10年前
中国女留学生在意遇难案2名嫌犯落网一人在逃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5日在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后遭抢劫，此后失去联系。意大利警方9日凌晨在罗马托尔·萨皮恩扎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具亚洲女性尸体，经家属辨认，确系该失联学生。新华社罗马12月18日电（记者罗娜）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17日接到意警方通报说，连日来意警方加紧调查中国女留学生遭抢后不幸遇难案，现已抓获两名嫌疑人，并全力追捕另一人。据安莎社报道，两名嫌疑人均居住在离移民局不远的移民和流浪者聚集区，其中一人20岁，有犯罪记录，另一人未成年无犯罪记录。此外尚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逃。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一名中国女留学生5日在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后遭抢劫，此后失去联系。意大利警方9日凌晨在罗马托尔·萨皮恩扎火车站附近发现一具亚洲女性尸体，经家属辨认，确系该失联学生。案件发生后，中国驻意使馆高度重视，多次约见相关单位，敦促意警方尽快查明有关情况，抓捕罪犯并绳之以法，切实保障旅意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意国家警察司令卡布列利日前会见中国驻意大使李瑞宇时表示，意警方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公民创造良好、安全的生存环境。对于此案，意警方将秉公办案，尽快查清事实，做出结论。意警方愿与中方加强合作，提高旅意中国公民安全感。

10年前
境内申配偶移民打工时间可延长

　　联邦移民部近来新政频频出台。在本月7日公布缩短配偶移民等候时间的同时，也宣布将会继续允准被担保人在等候审批期间，可以在加工作。另外，从本月13日起，取消临时外劳最长4年的工作时间限制。　　本应于本月22日结束、允许申请配偶移民的被担保人在加拿大打工的试验计划，现在延长一年至2017年12月21日。该试验计划的本意是纾缓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等候审批期间的经济困难。　　申请配偶担保移民的途径有两条，分为境外申请和境内申请。现在凡是在加拿大境内递交申请的被担保人，在等候期间可以申请一份"开放式工作许可"，该许可持有人可以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受雇于任何雇主。　　移民部建议被担保人在递交移民申请时，亦递交工作许可申请，但如果已经递交移民申请的，也可再申请工作许可。在上一个试验计划中获得工作许可者，可在许可未过期前申请延期。　　另外，申请开放式工作许可时必须具备在加拿大的合法身分，如持有访问签证、工作签证或学生签证等；同时还要与担保人居住在同一地址。　　可即时重新申请工签　　对于临时外劳也有好消息，即不再设定累积工作时间限制和再申请等候时间限制。　　联邦政府从2011年4月开始实施一项所谓"四进四出"的限制，即要求部分临时外劳在加拿大的累积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作4年，期满回国后，至少要再等4年才能申请新的加拿大工作签证。　　联邦移民部宣布，从本月13日起，上述时间限制予以取消，但是外来劳工仍然必须先持有LMIA（劳工市场影响评估）才能得到临时工作签证。　　新政实施后，现在在加拿大的外来劳工，不论所持工作签证是在2016年12月13日之前或之后签发的，都不需要受到4年的限制。对于那些要更新工签的人来说，需要重新申请新的工签，申请工签的要求没有改变。对于工签即将达到4年期限的外劳，但仍需要继续留在加拿大的，可以申请延长工签，但仍需要提供符合要求的文件。　　而那些之前因为4年限制已经离开了加拿大的临时外劳，现在就可以重新申请工签，不需要再等待4年。

10年前
中国人生个加拿大宝宝合理合法这些美国人却被阻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正式驳回了BC保守党国会议员和前内阁部长黄陈小萍修法请愿，称不会为了阻止生育旅游而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加拿大和美国是为数不多给予在本国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加拿大国籍后可享受种种“特权”。　　加拿大法律不但规定任何人只要在加拿大领土出生都算加拿大人，对于赴加产子之风盛行，加拿大使馆发言人也明确表示，旅游生育不违法，官方还给出了如何来加拿大生育的“指南”。　　这就催生越来越多外国人到加拿大生产，以便让孩子获得加拿大国籍。　　但是，随着非婴情况在大温哥华地区的Richmond日益突出，当地民众越来越不满。很多居民认为月子中心的外国孕妇正在占用加拿大过多资源。　　据温哥华沿岸卫生局(VCH)的数据显示，当地“双非婴”人数仅仅在近两年就增加了2.5倍。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期间，就有299名“双非婴”在列治文医院诞生，占医院新生儿比例的15.4%，比去年增加2.5倍，其中有295名婴儿的母亲为中国籍。　　据Richmond News报导，今年6月，列治文居民Kerry Starchuk发起请愿，收集了近9000个签名，希望政府出台政策，改为婴儿父母一方必须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公民才可获得加拿大国籍，阻止生育旅游。今年10月，列治文选区的国会议员黄陈小萍（Alice Wong）支持并递交了请愿信。　　加拿大移民部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目前正式驳回修法请愿，不会修改关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婴儿自动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法律。　　麦家廉正式回应请愿后，黄陈小萍表示相当失望。她打算起草一份私人议案提交给国会审议。　　黄陈小萍认为移民是加拿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认为确保公平的移民机会也同样重要，因此必须要阻止这种通过生育旅游方式获得公民权的现象。　　入籍加国不容易　　美国人申请难民人数大增总被拒　　据RCI吴薇报道，从数量上说，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相比非常少。但是从增长率来看，今年的头十一个月里，向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美国公民比去年同期增加5倍多。　　当然，总数并不算很多。　　加通社记者Alexander Panetta从加拿大边境服务署获得的资料显示，去年11月份有5个美国人向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今年11月份有28个。今年全年（统计截至到11月底）共有170名美国申请者，去年同期有73个。　　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讨厌特朗普才来请求加拿大收留的呢？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言人笑而不语，表示避难原因属于申请人隐私。　　但是移民律师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多伦多律师贝里西莫说，他并不奇怪政坛变动导致难民申请增加，2000年小布什当选时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总的来说，在2016年前11个月，在到达加拿大的5,939人中，美国人只占不到3％。然而，170个美国公民的难民申请是2015年同期73个人的两倍多。　　渥太华大学的教授和律师Jamie Liew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她认为，实际上一个人符合难民标准与否不应该看他来自哪个国家，应该看他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得到什么样的保护。　　“讨论（美国政治）时充满了许多让人担忧的语言，包括仇恨、排斥、驱逐......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和生活，评估他们是否应该在那里生活。” 　　多年来，在她处理过的美国人难民申请中，有家暴受害者、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逃兵，还有一对受到死亡威胁的同性恋人。　　不过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历史最长的民主政体之一、又没有发生战乱饥荒，美国人申请加拿大难民身份的成功率很低。　　CBC的调查显示，在2010年，从全世界各地提交的数百个美国人的难民申请中，只有2个成功案例。2015年的73个申请人则没有一个成功。　　2015年上半年加拿大难民通过率最高的是有战争的叙利亚（94%）和伊拉克（91%）、阿富汗和巴基斯坦（78%）并列第三，中国排名较低，通过率为47%。平均通过率为56%。

10年前
笑看多伦多全城瘫痪印度移民的铲雪视频走红

最近几天，加拿大全国民众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抱怨雪。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老天爷的确做到了“雨露均沾”!当然，如果你生活在哈里法克斯，你大概会笑话温哥华用伞挡雪的民众，还会笑话多伦多全程瘫痪的交通。最近，哈里法克斯的印度移民---Maritime Bhangra Group乐队用欢快的舞蹈向全国大秀骄傲，给那些被大雪困住的民众送去了欢笑。这个舞蹈来自印度，原来是一种庆祝丰收的舞蹈，音乐和动作都比较欢快。目前，这个视频在YouTube的点击量已经接近30万。

10年前

2014年8月,日本福岛县须贺川市当地节日牡丹节期间,“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的孩子们在须贺川市牡丹园表演唐诗双语朗诵。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跨国婚姻隐患 “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 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 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 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 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 2015年2月，“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对幸福的会员夫妇，中国妻子从2000年就来到日本。当孩子以母亲为耻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 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 “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到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 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 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 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たて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てすよ(已经六岁了呢)。”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蔽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 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 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 “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 “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 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 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