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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大批美国学生正涌入加拿大高校就读

　　从越南战争开始，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是美国人寻求逃避艰难政治局势的目的地。最近，根据CNBC指出，美国各大学的申请者数量急剧下降，而加拿大的高校申请数量却持续攀升。除了国际留学生，前往加拿大各高校就读的美国学生也在急速增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部分原因是除加拿大之外的国际留学生，受到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更严格的移民政策的影响，所以很多留学生都选择了加拿大。但是，有很多美国学生也选择到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一位到蒙特利尔就读的美国学生表示，之所以会选择到加拿大留学，是因为加拿大低教育成本和高质量的生活吸引了他，而且他也可以选择继续上一所顶尖的大学，并且在毕业后继续生活在低成本的环境中。　　举例来说，他到加拿大留学的费用是，每年2万刀，一间1.5公寓每月租金也只需600刀;而在美国，每年的学费高达6.5万刀，而且美国大西洋沿岸任意一个主要城市的一居室公寓每月租金都需要1300-1400刀左右。　　除了以上物质条件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延长工签的有效期至3年，也让那些国外留学生在毕业后留在加拿大变得更容易。　　所以目前为止，在特朗普执政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开始进入加拿大就读。据官方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前往加拿大的美国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而且，在特朗普结束任期之前，这一现象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8年前
留学生在卑诗年消费31亿学联呼吁限涨学费

　　卑诗学生联盟(BC Federation of Students)一份报告指出，国际学生每年在卑诗花费达31亿元，为本省GDP带来17亿元收益，但国际学生的学费涨幅并无受到省府规范，联盟呼吁省府应限制国际生的学费升幅，以免国际学生流失到其他省份。　　学联上周发表一份关于卑诗国际学生的研究报告，指上届省府在2012年推出"卑诗国际教育策略"，之后本省专上学院的国际学生人数急剧上升，在2015年卑诗专上教育国际生的数字逾11.3万人，比2011年的数字飙升38%，当中逾4.5万人就读公立学院(比2011年升61%)，逾6.7万人就读私立学院(比2011年升26%)。　　报告称，在2015年，国际学生在卑诗的花费超过31亿元，为本省国民生产总值(GDP)带来逾17亿元收入，并创造了2.6万份工作。　　报告作者塞莱斯特(Laura Celeste)指出，专上教育学院愈来愈依赖国际学生带来的收入，但同时本省并无条例规范国际学生的学费，如果国际学生因为本省学费太高而选择去别的省份，甚至去别的国家，"那么本省就会有麻烦了"。根据目前省府的规例，本地生的学费每年增幅不能高于2%，但对于国际生学费则并无类似规定。　　她说，在教育拨款不足情况下，学院有很大的诱因去提高国际生的学费，但如此下去，不排除会将部分国际生赶走。卑诗省的国际生学费目前是全加第二高。　　报告称，在2017年，本省国际生的学费是1991年的五倍，而同期本地生的学费增加幅度只是三倍。　　学生联盟因此呼吁省府应控制国际生学费的升幅，对学费增幅每年制定上限。

8年前
醉驾被捕加拿大中国留学生认罪后收到驱逐令

中国留学生儒先生（Mr. Ru，音译）完成加拿大学业后，在跨国企业找到工作。他原本是加国政府理想的移民人选，却因一次醉驾经历，可能被驱逐出境。今年6月22日，加国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法官做出裁决：儒先生可以上诉，有机会洗脱自己的罪名。儒先生聘请的女王御用大律师穆雷（Donald Murray）告诉小编，上诉聆讯将于今年9月举行，他有信心打赢官司。儒先生因醉驾被捕后，移民加拿大的计划泡汤。不过，他在加拿大新省的工作不受影响。获两大公司聘用儒先生从2011年10月起在加拿大留学，于2016年1月毕业于海洋省份哈利法克斯（Halifax）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s University）。他获得商务管理本科学位的同时，也取得三年的工签。一年后，加国政府放宽海洋省份的移民政策，推出大西洋移民试点项目。这让更多留学生获得聘书，当地雇主也能快速招聘海外人才。那么，更多留学生就有机会移民加拿大。海洋省份大学协会表示，留学生为大西洋省份的经济注入7.95亿加元的收入，还创造很多工作机会。这些留学生年轻、有活力、有加拿大学历，是大西洋省份新移民的最佳来源。他们定居本地后，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儒先生凭借突出的学习成绩与工作能力，获得两家大公司的聘用。2016年11月～2017年7月间，他在加拿大第一大银行皇家银行工作。随后，他一直在跨国金融集团Citgo Funds的加拿大分公司上班。他已符合移民加拿大的各项条件，但一次违规驾驶改变了他的命运。认罪后收驱逐令 2017年3月的一天，儒先生驾车外出时，因饮酒被警方逮捕，并面临多项刑事罪。他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不过，本案开审后，他之前的辩护律师劝他认罪，声称这么做的好处是罚款较低，同时他移民加拿大的计划不会受影响，因为罪名很轻。儒先生认罪后，法官于2017年10月判决，他的醉驾罪名成立，驾照将被吊销一年。他须支付1,200加元罚款，再加上30％的受害者罚款附加费。一个半月后，儒先生收到加国政府发出的驱逐令。这意味着他永远不能再入境，除非申请“授权返回加拿大”（ARC）获批。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在女友的建议下，他立即更换了辩护律师。儒先生希望能尽快洗脱自己的罪名，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法院上诉。按规定，他上诉的最后期限为2017年11月底。不过，法官近日允许他延长上诉期限。这意味着他留在加拿大还有一线希望。

8年前
坐着轮椅回国，那些被毒品毁掉的留学生…

在中国，有一件事你绝对不能做不然会死得非常惨。那就是贩毒知乎上有人问中国的禁毒力度大不大，其中有这样一个段子：中国人端午节用粽子祭奠屈原，清明节敬献鲜花祭奠烈士和故去的亲友，中秋节用月饼纪念嫦娥... 而祭奠林则徐，是用人头... 6月是虎门销烟的纪念月，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大量鸦片，至6月25日结束。而销烟结束翌日，6月26日也正好是国际禁毒日。传说不少宣判死刑的毒贩都被集中在这一天枪决。网友甚至脑补了这样一幕：这样的段子还有很多，比如有网友将在中国贩毒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为之一”。与之并列的分别是在俄罗斯禁酒、在墨西哥缉毒和在美国逃税。相信很多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想在美国逃税，不论是社会上流名人还是黑手党老大，美国国税局都有一万种方法将他们关进监狱。虽然上面的说法玩笑的成分较大，但对中国法律有一定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在禁毒上，中国绝对称得上是世界上缉毒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因为在中国，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也不论涉案者是名人还是官员，都会被施以重罚。还记得去年，一篇名为《最终我坐着轮椅被推出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文章，刷爆大家的朋友圈。文章中，一名在西雅图留学的中国女学生林娜（化名）自述，因为好奇，在国外吸食笑气，导致生活及身体机能全面紊乱，最终不得不放弃学业，坐着轮椅回国的经历。 “笑气”，化学名称为一氧化二氮，位列危险化学品名录。但这种危险的气体，却以另一种方式，以“软性毒品”的面貌，在年轻人间悄然流行，同时，造成的伤害如影随形。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专家表示，“笑气”一旦用于吸食，会对身体产生危害，这种危害好比是煤气中毒，是不可逆的！在加州的同学，Sunny，跟我们讲述了另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一天从图书馆回到家，就看到室友在地板上抽搐，桌子上放着一些不明的彩色药丸。后来才知道，是室友从几个夜店的朋友那里搞到的“聪明药”。室友为了嗨起来，吃了过多的药丸，结果就在地上抽搐着不能动了。还好及时打了911，抢救了回来。而另一个同学Steve的故事就没那么幸运了。刚到美国的时候，室友经常和朋友聚众吸食大麻，经常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大麻的烟雾也弥漫到他的寝室里，自己就不由自主地在笑。第二天起床都很困难，脑子很沉，还有点疼。自己知道自己也是“中毒了”。后来他向宿管举报了自己的室友。但最终不知道怎么，室友却没怎么得到重罚。感到后怕的Steve索性提出搬到另一个宿舍去。大麻在美国校园的普遍性，让他心有余悸。 “还好我没有呆太久，不然可能就要上瘾了” 从美国东海岸的大学宿舍，到大麻合法化的加州，从加拿大到法国巴黎的街头，最被留学生熟悉的，就是一股股臭烘烘的大麻的味道。这种“门槛毒品”，正威胁着广大留学生的健康。毕竟虽然是欧美人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确实要严加防范的致命物。北美和欧洲，已经逐渐成为了毒品倾售的两大市场。（红色箭头为毒品贩卖流向）据联合国所发布的《2017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2015年，世界上约有2.5亿人在使用毒品。其中约2950万人在使用毒品时产生问题，深受毒品其害。这些陷入毒品困境的瘾君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北美以及欧洲国家。据《报告》显示，2015年毒品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30%，北美和欧洲两大市场的可卡因使用量正在明显增加。尤其是美国，美国人消费的可卡因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这个世界超级大国在毒品交易额上也“堪称一绝”。美国每年的毒品交易利润高达800亿美元。这个仅占世界5%人口的国家，承包了世界上60%的毒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另一种“垄断”了。而欧洲各国，则更是直接将毒品这摊买卖摆到了明面上。据欧盟发布的年度毒品报告统计，每年欧盟境内将会花费243亿欧元购买非法毒品，光购买大麻就花费了93亿欧元。那些曾经的世界强国，正在逐渐被毒品毁掉。欧美各国的毒品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从今年普利策奖的获奖报道《辛辛那提的一周》中就可见一斑，在这个不大的城市，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吸食毒品过量而死亡。周一 20人摄入过量毒品，4人死亡周二 18人摄入过量毒品，2人死亡周三 25人摄入过量毒品，3人死亡周四 33人摄入过量毒品，1人死亡周五 27人摄入过量毒品，3人死亡周六 31人摄入过量毒品，0人死亡周日 26人摄入过量毒品，5人死亡 ...... 在这里，暴力和犯罪滋生，在街上发现已经失去呼吸的瘾君子绝不是什么稀奇事，无数孩子因为毒品而流离失所，只能在社会福利组织中长大。而辛辛那提只是一个同样被毒品蚕食的缩影。放眼整个欧美，还有无数个如辛辛那提这般的无主之地。（截止至2017年5月12日）据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局2014年报道，美国有2000万人正在吸食不同种类的毒品（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等）。据纽约时报报道，全美每天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高达142人。光2016年美国就有64000人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这个人数远远高于由于枪支所造成的死亡数量，几乎接近两倍。如果说枪支是造成杀戮的“硬通货”的话，那么毒品则用看不见的刀而杀人无形。目前在美国，毒品问题远比枪支问题严重。而当年美国的“好兄弟”，现在也没有一个能逃离毒品的掌控。据欧洲毒品和毒瘾检测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度吸食大麻的人数超过了2.21亿人，其中有1.66亿人年龄在15-34岁之间。吸食大麻的人数几乎占整个欧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只要在欧洲大街上砸下一块砖头砸死几个人，毒贩子就能少好几笔生意。报告估计，整个欧洲大陆有1%的成年人几乎每天或者每个月20天以上都在吸食大麻。这些不仅仅是数字这么简单，泛滥的毒品带来的是低就业率和高犯罪率，贫穷的毒瘾者为了筹集毒资来满足自己的毒瘾甚至不惜走上犯罪道路。在今天的中国，法律对毒品的容忍度是极其严格的。化学类的（如海洛因，可卡因，冰等）贩毒大多数达到50克就足以被判刑，500克就足以被判死刑。中国人对毒品的痛恨程度，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明星吸毒的态度。很多红极一时的明星，因为一朝误入歧途沾染上毒品，整个职业生涯就被断送。尽管近年来美国多个州都已经允许了娱乐大麻合法化，但在中国，只要涉及到毒品，民众和官方的态度永远是毋庸置疑的强硬。 2014年8月14日，演员柯震东与房祖名等人因在北京朝阳区吸毒被警方查获，后被刑拘。刑满释放后，两人从此在娱乐圈“消失”； 2014年12月25日，歌手尹相杰因吸毒被群众举报，遭警方逮捕，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刑满释放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尹相杰又在2015年11月吸毒被捕，现场查获了冰毒十余克，令其艺术家名声扫地，从此告别公众视野。 2016年10月，民谣歌手宋冬野因吸食大麻被警方抓获，现场起获毒品80多克。凭借才华好不容易奔出头的宋冬野，一朝踏错堕入万丈深渊。在中国，这些吸毒的艺人被列为劣迹艺人，他们沾染过毒品后，前途几乎就完全葬送了。有明星吸毒后，他们的某些粉丝都替他们辩护“洗白”。在他们看来，明星吸毒只是他们个人一时的错误行为，只要他们认识到了错误，有心悔过，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中国，只要触碰了毒品，就是永远的人生污点，永远不会被原谅。因为在对待吸毒这一件事上，根本谈不上原谅。人民日报在批为吸毒明星“洗白”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容忍贩毒，怎对得起无数缉毒警察的青春和热血？如果再为吸毒明星辩护，怎对得起牺牲的缉毒警察？（图源：豆瓣）去年，电影《湄公河行动》上映后，让很多人再次注意到了缉毒警察这个隐秘又艰辛的职业。电影中的缉毒犬死后，缉毒队的队友给他立了块墓碑，最后活着的队友都去给它敬礼，画面十分感人。但是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为什么连警犬都有墓碑，其他牺牲的队友却连墓碑都没有？（图源：豆瓣）随后，中国警察网安徽站的官博对此作了解释。原来，不给牺牲的缉毒警察立墓碑，是害怕毒贩会跟随前去祭拜的亲友并进行报复。在《中华之剑》中，缉毒警察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只是日常，夏天树林里的闷热、蚊虫的叮咬、还有突如其来的暴雨，随时都有可能击垮他们的身体。缉毒队员常见的一幕就是“全身没有一处是干的”，然而这还只是前奏。面对穷凶极恶的毒贩，他们只需要拉响一枚自制手榴弹，就足以让好几名缉毒警当场牺牲。（图源：豆瓣）为了缉毒工作顺利进行，很多缉毒警察通常选择便衣或卧底行动。很多卧底警察，考虑到安全原因常年不能与家人联系，家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在做什么。有的卧底等到终于能和家人见面时，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年迈的老母亲看着被抬回来的儿子，上前去就是一巴掌：说好的我死在你前面的！随即哭晕过去。也有的警员，在调查过程中不慎落入毒贩的圈套，被毒贩集团百般虐待后被控制沦为毒品的奴隶。昔日将毒贩按倒在地送进监狱的警官，最后变成了被曾经的同事抓捕的对象。毒品不仅会摧毁人的身体，还能摧残人的意志，玩弄人性。毒品给人带来的，是人财两失、家破人亡的惨剧。《湄公河行动》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而成的电影，在当年因为毒贩交易惨死在湄公河上的一条条生命面前，在无数在第一线卧底的缉毒警察面前，如果还有人替吸毒者辩护，那和毒贩的行径又有何分别？《中华之剑》里曾说过，毒品不是一个人、一个警局、甚至是一个国家能彻底根除的。世界禁毒日，让我们一起，拒绝毒品。为了已经牺牲的前人，为了正奋战在一线的警员、也为了千千万万的家庭，还有我们自己。

8年前
温市中国女留学生给父母发三张照片陷被撕票危机？

　　一名在大温哥华留学的中国学生月初陷入虚拟绑架骗局；骗徒藉着"绑架"照片向学生家人勒索60万元人民币。幸好远在中国国内的父母沉着应对，在加拿大报警并联系中领馆，最后终于通过警方在温市中心找到自己骨肉，避免了财产损失。　　消息人士报称，在本年6月11日的深夜，一名赵姓中学生陷入虚拟绑架骗局，其在中国国内的很多亲属，收到从赵姓学生微信号发出的3张图片，显示其被"绑架"，还有语音求救讯息。"绑匪"声称已经将赵姓学生挟持，要求其家人在15分钟之内，付出6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否则要挟把赵姓学生"撕票"。　　而赵姓学生远在中国的亲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陷入惊恐状态，万万想不到自己的骨肉会遭此厄运。幸好其爸妈最后冷静下来，想起了向领事馆求助。赵家爸妈通过在温哥华的友人秦先生联系到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由领馆一位胡姓领事接听电话，详细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胡姓领事根据过往经验以及案件特征，判断该案为电信诈骗，是一宗虚拟绑架的可能性较大。　　胡姓领事促使秦先生在本地报警。胡领事并主动联系了赵姓学生的爸妈，安抚他们的情绪，指导他们与"绑匪"展开周旋。领馆有启动了相关应对机制。到了6月12日凌晨两点，警方终于在温哥华市中心找到赵姓学生，证实其人身安全，避免了财产上的损失。　　赵姓学生的亲友对于总领馆所提供的协助，作出万分感谢。　　消息人士指出，今年4月以来，大温哥华地区电信诈骗案件频繁发生，中国留学生陷入虚拟绑架骗局的案件屡有出现。　　中领馆一方面与本地警方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多次发布提醒与警示，又召开领保座谈会，协调教育机构，要求各学校加强宣传，强化对公众教育，相信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近期有关案件的案发率已经大幅度减少。　　本年6月13日，温哥华市警也发出通告，指出警队正调查今年第三宗虚拟绑架案。陷入骗局的是一名20多岁、持学生签证在温哥华读书的中国女学生。　　她收到说粤语骗徒的电话，冒充中国警官，假称受害人卷入刑事案。受害人被胁迫以比特币自动柜员机向"中国警方"及"法院"汇款。骗徒之后继续恐吓她，威胁她若不付钱及拍下自己的不利的照片，便会被逮捕。骗徒透过微信将受害人照片发给她在中国的父母，又再勒索巨额赎金。受害人的父母按要求支付了数以十万元计的赎金，付清她的"所欠余额"，所幸受害人并未受任何伤害。

8年前

　　导读　　中国正在经历最大的海归潮，十多年前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一人，现在八成人会回来。　　有人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而在很多海归的内心深处，却心存悔意。他们后悔的并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很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后的20多年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中国一个省份30年前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命运显示了它神秘的力量：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　　连他的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一位招募他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他的到来“大家都没想到”。　　赵海平是脸书(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因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从而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他注意到，回国热已经持续了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李彦宏等人回国之后。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我意识到了，很多人已经回去了，国内的机会太多。”赵海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脸书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脸书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这一年回国的留学生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20年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硕士李才伟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Google)。他说，他在硅谷认识的华人中，已有20多人回国。大部分在BAT(中国三大互联网企业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简称)，少数自己创业。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几年前，俞本权与李才伟在硅谷的公司有过交集。如今，他们在杭州的同一家企业又相遇了。　　正如赵海平到达杭州时，不出意料地在这里遇上了脸书的前同事。　　回国不再“毅然” 　　更精确的统计数字显示，大潮比这些人所感知的更早。　　2002年，中国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的次年，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的6.94∶1。　　此后，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2.11∶1;2015年，1.28∶1。　　少数人的选择成了多数。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要靠“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　　从领英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提供的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领英中国区解决方案服务总监王欢说，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企业大量裁员，很多华人岌岌可危。当时她帮助中国企业去“人才抄底”。有人“被迫”考虑了中国企业。　　“现在不是抄底了。现在不是被动，是一个趋势。” 王欢说。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但王欢发现，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不再“毅然”。很多人不甘于在国外一眼望得到头的平淡生活，或者忍受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　　“真的是有梦想的。”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　　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这种独特性是我寻找的东西。” 　　他表示薪酬不是自己最看重的――“我钱挣得已足够多”;“技术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衡量的”。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2013年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　　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这里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　　“对未来的想象力一定不能够太小。”他感慨。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海归。”这家公司的招聘总监薛晖说。“绝对是大势，大势往哪个方向走，人们就会跟随那个潮流。” 　　她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他们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但是，她负责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2014年3月29日，北京2014年春季留学英才招聘会现场。视觉中国供图　　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我觉得就是要赌一把。”“不留退路。”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当初力主以西雅图为基地，否则他不会考虑这份工作。一年多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在杭州的话，也能接受。在我刚加入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之前没人这么跟我说。”他说。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英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　　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生活条件的提高降低了很多人回国的心理门槛。”赵海平说。　　李才伟不得不习惯了杭州的堵车。“这个城市比(旧金山)湾区小很多，但是感觉时间距离比硅谷还大。”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他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在2008年成为高铁上的国家。但在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他记得厕所是乘客争抢的“不错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高铁完全颠覆了他的印象。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先进了”。　　在李才伟看来，中国企业曾经搬运了国外的很多模式，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创新了很多模式。　　“其实我们这批人并没有在中国真正生活和工作过。”成年后没走上社会就客居异国的赵海平说，“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生命在于折腾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很多人劝他回美国。他一次次解释：从决定回国那一天起，未考虑任何退路。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海归，海归更需要中国。” 　　方恩(天津)医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丹形容，许多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俞本权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李才伟在硅谷也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这种日子不是在这个岁数想要的。你感觉自己在虚度人生――我觉得大部分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俞本权把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太太也辞掉了在美国的高薪工作。　　他认为，在薪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内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我对于机会是相信的，方向是认的。” 　　中国亲友惊讶地问他们，“人家都往外跑，你们都往回跑干嘛?” 　　“生命在于折腾。”在他的离职信中，俞本权引用了一句并不存在的“中国老话”。　　不同于华罗庚当年引用的“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它简单、粗暴。　　清末的中国留美幼童(资料图片)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在很多方面他们都重新认识了中国：政府的官僚气息没那么重了、办事效率高了。街头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频率低了很多。软的方面和硬的方面都在提高。　　由于到处都是工地，俞本权对迷路习以为常。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对记者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到来之初，盛子夏就听从了中国上司的告诫：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可以施展拳脚，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他后来也转告别人：“你是要在蛮荒之地拓荒的，不是来做螺丝钉领任务的。” 　　“想来折腾折腾的，你就来折腾，想赚钱的安逸的我就不劝人家来了。”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对记者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 “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