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评论称，加拿大人的电子健康记录需要更多保护，以防止外国实体访问患者数据。  “加拿大的隐私法已经严重过时了，”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加拿大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法研究主席、该评论文章的共同作者迈克尔·盖斯特（Michael Geist）表示。“距离上次重大变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盖斯特表示，诊所和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包含患者的个人健康信息）通常由美国公司控制。这些数据经过加密，主要存储在加拿大的云服务器上，但由于这些服务器归美国公司所有，因此受美国法律管辖。 例如，盖斯特指出，美国于2018年通过了《澄清海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CLOUD Act），该法案可以强制公司披露客户信息以用于刑事调查，即使这些信息存储在美国境外。该法案允许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加拿大和美国已于2022年开始谈判 。  盖斯特表示，“加拿大法律可能规定这些公司必须为这些数据提供适当的保护，但美国法律也可能强制它们披露这些信息。” 盖斯特说，加拿大的法律尚未找到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  CMAJ 评论称“当其他国家的公司持有和使用加拿大数据时，就会出现严重的隐私、安全和经济风险。” 其中，作者指出这些信息可能被用于执法监视，或者被私人公司利用数据赚钱。 卡尔加里大学法学院和卡明医学院助理教授洛里安·哈德卡斯尔表示，健康数据是非常私人的信息，持续的加美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对其信息的存储和使用地点和方式更加谨慎。 哈德卡斯尔说：“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嗯，你知道，我们只需要将这些信息存储在加拿大，而不需要与美国公司进行交易。’”  除了《云法案》之外，Geist 提出的另一个担忧是外国公司可能利用加拿大人的健康数据牟利。Geist 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池，可能被用于生成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公司声称，他们的客户拥有并控制着自己的数据。）   “我们应该从中受益，”盖斯特说。“我们应该有权获得适当的隐私保护。”  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谢丽尔·斯皮托夫博士表示，这些风险凸显了加拿大隐私法的不足。  “这些数据是患者数据，属于患者。这些数据应该用于符合患者利益、给他们带来好处、而不是造成伤害的地方。” CMAJ 评论称，三家美国云计算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谷歌云、微软 Azure 和亚马逊网络服务。 谷歌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客户数据属于我们的客户，而不是谷歌云的。” 该公司表示，与许多科技公司一样，它经常收到政府和法院的披露客户信息的请求，通常是作为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该公司表示，其回应请求遵循“透明、公平和彻底的流程”。该公司没有具体评论加拿大的健康数据。  谷歌表示：“谷歌会根据具体情况，结合法律要求、客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做出相应回应。” “我们致力于保护隐私，同时也遵守适用法律。” 微软表示，2022 年下半年，它收到美国执法部门发出的近 5000 份“消费者数据”索取要求，其中 53 份要求索取存储在美国境外的内容  “微软的合规团队会审查政府对客户数据的要求，以确保请求有效，拒绝无效的请求，并且只提供法律命令中指定的数据。” 亚马逊表示，“除非我们被要求遵守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的命令，否则不会根据政府要求披露客户信息。” 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自我们开始报告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向 AWS 提出任何导致向美国政府披露存储在美国境外的企业或政府内容数据的数据请求。”

今年夏天，一场全国性的药品短缺可能会让一些加拿大人在获取常用处方止痛药方面遇到困难。 上周，加拿大卫生部向公众发布了一份通知，称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与可待因（acetaminophen with codeine）或羟考酮（oxycodone）的药物，如Percocet和泰诺3号（Tylenol-3s），其制造商正经历短缺。 图源：AI 多伦多大学药剂学院副教授Mina Tadrous表示，这种情况“令人沮-丧”，但药品供应不足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主要担忧。“重要的是：并非所有的短缺都会导致药物完全断供，只是进入本国的数量无法满足需求。” 他补充说，患者有多种替代选择。“关键在于与您的医疗保健团队一同协作，找到解决方案。” 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信息。 是什么导致了短缺？ 加拿大药剂师协会（CPA）在上周五给《星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短缺是由于影响了“一家主要供应商”的生产问题所致，这使得其他制造商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广泛的供应挑战。 Tadrous说，这些生产问题的具体细节仍不清楚。根据加拿大法律，药品制造商被要求提前报告短缺情况。然而，给出的原因通常可能很模糊。“我认为可能是这类药物中的某一种复方产品，他们在生产上遇到了问题。” 短缺将持续多久？ 加拿大药剂师协会表示，预计短缺将持续到8月份。 Tadrous说，由于供应链的性质，公众通常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感受到短缺的影响。 “但反过来，恢复供应也可能需要数周或数月，”他说。“所以我认为，我们预计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持续几周，甚至可能几个月。” 谁受影响最大？ Tadrous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会担心两类患者。” 第一类是急性疼痛患者。例如，那些刚刚做过牙科或外科手术的人。Tadrous说，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有其他可用的选择。所以对他们来说，寻找其他选择，同时也要小心，不要引发其他药物的短缺。” 在加拿大药剂师协会发布的一般性指导意见中，药房工作人员被指示避免让急性疼痛患者开始使用对乙酰氨基酚与可待因或羟考酮。对于那些有常见疼痛（如背痛或头痛）的患者，建议使用非阿片类（non-opioid）替代品。 第二类是患有慢性疼痛病症的人，如关节炎。 他说：“担忧是，我们不希望让那些可能已经习惯服用这些药物，甚至依赖这些药物的患者的病情变得不稳定。” 对于这一群体，加拿大药剂师协会建议不要突然停止处方。相反，药剂师被鼓励帮助患者“缓慢减量或转换为另一种阿片类药物”，通常剂量会更低，以避免过量服用的风险。 如果您受到影响该怎么办 “我不会过分紧张，”Tadrous说。“与您的药剂师交谈。他们是帮助您处理这类事情的专家。” 在其声明中，加拿大药剂师协会重申，有其他药物选择可用，但药剂师“需要与每位患者合作，找到最合适的方案。” 声明中写道：“挑战在于，这些替代品也属于受管制物质，所以药剂师必须与医生一同参与才能做出任何更改。” Tadrous说，如果您需要续开处方止痛药，请务必提前充足的时间联系您的药剂师或医生进行计划。“不要等到您的药快用完了才行动。” 加拿大卫生部建议不要从无牌或许未经核实的卖家那里购买产品，这些产品可能不符合国家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在谈到人们可能转向不受监管市场的可能性时，Tadrous说：“幸运的是，我认为这次短缺不会严重至这种情况。我再次重申，我确实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在女儿即将接受第二次双肺移植手术的前几周，来自新斯科舍省科尔港（Cole Harbour）的丽莎·阿里（Lisa Ali）说，她害怕接电话，因为不知道电话那头会是谁。 图源：Judy Robichaud 她和20岁的女儿塔利娅·阿里（Tahlia Ali）已经在多伦多生活了一年多，等待这项拯救生命的手术——这种手术在新斯科舍省无法进行。 这种等待让新斯科舍省的患者需要自掏腰包承担高昂费用——一旦被列入移植名单，病人就必须搬到多伦多，等待匹配的肺源，并在术后住上几个月以恢复。 “我那时靠刷信用卡生活，根本无力还款，”丽莎在接受CBC采访时说，“我在等关于肺移植的电话，结果打来的都是讨债公司。” 图源：Judy Robichaud 阿里一家是过去几个月向CBC新闻讲述经历的三个新斯科舍家庭之一。他们都因必须跨省等待肺移植手术而遭遇严重经济困境。 阿里一家表示，在本就艰难的时刻，联邦和省政府缺乏经济支持，让他们承受了巨大压力。塔利娅在完成第二次移植手术一个月后仍在重症监护室，因为其中一个肺无法适应，被迫摘除。 “这次手术后她出现了很多我们没料到的并发症，”她的外祖母朱迪·罗比肖（Judy Robichaud）说。 “我们本以为她现在已经能出ICU了……但连医生也说不准接下来会怎样。他们只能一天一天观察。” 图源：Lisa Ali 第一次移植是在2020年 塔利娅7岁时被诊断患有肺动脉高压症。当时医生告诉家人，这是致命疾病，唯一的治疗方法是肺移植。 她在16岁时，于2020年完成了第一次肺移植。家人好不容易在新斯科舍省稳定下来，但塔利娅又出现了新的健康问题，不得不再做一次移植。 “塔利娅现在正拼命坚持，”罗比肖说，“她在努力，所以我们也必须坚持到底。” 更大的负担来自经济压力 丽莎·阿里表示，大多数人不知道肺移植患者被列入等待名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有全职照护人。 这个照护人无法工作，因为他们要每周数次带患者去医院，确保患者按时服药。 她本以为离职后可以申请联邦就业保险照护津贴，结果却因为少了不到10小时的工作记录而被拒。 加拿大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可以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必须在30天内完成。 丽莎说，当时她手头事情太多，根本无暇顾及申诉——她只有几天时间搬出租屋、在多伦多找住处，还要赶上女儿的首个医生预约。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根本没精力去申诉了。’”她对CBC说。 虽然新斯科舍省为因治疗而长期离省的家庭每月提供3000加元的生活补助，但这笔钱只够支付在多伦多的租金。丽莎估计，算上这笔补助，她仍然欠下约2万加元债务以支付其他生活开销。 而如今，由于孙女术后并发症严重，罗比肖预计他们还要再待一年才能回家。 她说，亲朋好友不断伸出援手，帮助她们维持生活。上周六，达特茅斯（Dartmouth）的Colleen’s Pub为她们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筹得超过5000加元。 “如果没有我们的亲友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们根本撑不下去。我真的无比感激他们。”罗比肖说。 呼吁政府做出改变 罗比肖和丽莎·阿里表示，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应该为像她们这样的家庭提供更多帮助，并打算与其他新斯科舍家庭联合起来，推动改变。 新斯科舍省卫生部长米歇尔·汤普森（Michelle Thompson）上月接受CBC采访时表示，她理解这些家庭的处境，但她也强调当前的医疗系统在多方面承压，部门必须做出艰难选择。 她补充说，与其他省份不同，新斯科舍政府还承担陪同人员的一部分差旅费用。 “我们会持续检视这个项目，听取大家的声音。我们希望有所回应，”汤普森表示，“但这不是一个报销型项目，我们还要兼顾整个系统的完整性，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近年来，加拿大科学家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被称为“永久性化学品”（PFAS）的有毒物质，正在悄悄污染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这一全球最大的地表淡水系统，也是超过800万加拿大人的饮用水来源。若算上美国居民，受影响人口约为4000万。这些化学品无色无味，却极难降解，可在环境中存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它们不仅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气，还能在人体内积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PFAS，全称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是超过1.5万种人造化合物的总称，最早用于20世纪40年代制造特氟龙（Teflon）不粘锅。90年代末，科学家开始警觉其健康危害。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部分PFAS与一系列潜在健康风险联系起来，包括癌症、疫苗反应减弱、生殖问题、儿童发育迟缓、激素紊乱及胆固醇升高。 过去几年，加拿大多项研究不断提示：五大湖及圣劳伦斯河的PFAS含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尚未达到引发即时警报的程度。2018年，蒙特利尔大学环境化学教授Sébastien Sauvé的研究中发现，来自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的自来水中PFAS浓度的中位数为15纳克/升（ng/l），是加拿大其他地区的3倍（4纳克/升）。2023年，在安大略湖汉密尔顿港的一个采样点测得高达25纳克/升的浓度。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的另一项研究在同一港口附近废水处理厂排放点发现的浓度是25纳克/升的三倍。 在流入安大略湖的一些溪流和河流中也发现了升高的PFAS水平。而下游的圣劳伦斯河，PFAS水平较低，但浓度中位数仍保持在10纳克/升左右，一直延伸至魁北克市附近的Lévis。 面对愈发严峻的污染形势，加拿大卫生部近日将饮用水中PFAS总浓度建议上限从原标准下调至：每升30纳克（ng/l）。相比之下，美国环保署对两种最常见的PFAS（PFOS和PFOA）设定了更严格的4纳克/升限制。 蒙特利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Verner指出，30纳克/升并不代表“安全”，而是结合了目前过滤技术的可行性。风险还取决于个体饮食、暴露途径和代谢差异，同样饮水的人，健康风险可能天差地别。CBC新闻联系了从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河取水的大城市，询问它们如何应对PFAS问题。 多伦多、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等地政府回应称，目前其饮用水中PFAS浓度在建议范围内，尚未采用专门去除PFAS的技术。目前其饮用水中PFAS浓度在建议范围内，但尚未采用专门去除PFAS的技术。科学家呼吁加强污染源头管理，升级废水处理技术，采用更先进的PFAS监测和净化技术，以保护这片珍贵的淡水资源和依赖其饮用水的数千万居民健康。

去年超过14万患者在卑诗省急救室未被接诊即离开 卑诗省的急救危机正在迅速加剧。   前所未有的患者在卑诗省的急救室中离开而未得到任何医疗照顾。 dailyhive报道，根据卑诗省卫生部发布的信息自由法（FOI）数据，2024-25年度，共有141,961人未被医生接诊即离开急救部门。   这一数字比2018-19年度的76,157人增加了86%。 库尔滕西-科蒙克斯的省议员布伦南·戴在一份新闻发布中表示：“这些不仅仅是数字，它们代表的是生命。”他称这些数据是对省政府在紧急医疗照顾方面处理不当的“严厉指责”。 戴说：“这141,961人是在危机时刻求助于系统，却被一个根本不聆听的政府拒绝了。” 危机的震中似乎位于温哥华岛。   根据发布的数据，2024-25年度，岛屿健康区域有29,997名患者在未见医生的情况下就离开了急救室，比六年前增加了160%。 戴在新闻发布中提到：“这几乎是30,000人——某人的父母、孩子、邻居或朋友——走进岛屿健康的急救室却一无所获。” “岛屿健康在失败上领先全省。”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个状况，”科蒙克斯的医生说道 科尔滕纳的家庭医生亚当·汤普森博士表示，这些离开的数字并不令他感到惊讶，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后果。 “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担忧，”他告诉《每日蜂巢》。 “我每天都收到急救室患者未被接诊离开的报告。这是一个寻求帮助却没有得到帮助的人。”   急救危机 汤普森表示，问题不仅仅是急救室的等待时间过长，更是因为医疗系统“负担过重”。 他说，许多医院缺乏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空间，患者被迫等待数月才能看上专科医生，甚至当有人需要住院时，通常也没有可用的病床。   “我们没有足够的急救医生或护士。排长队的患者正在变得更虚弱。通常没有空间将他们送到楼上，所以他们只能留在急救室，导致一切积压。” 省政府称患者根据重要性进行优先处理 卑诗省卫生部在给《每日蜂巢》的声明中表示，急救部门是基于分诊原则，最重病的患者始终优先得到救治。 卫生部表示：“患者从未被急救部门拒绝。” “如果有人在候诊室期间病情变化，他们应该立即告诉分诊护士，可能会重新进行优先级处理。”   卫生部还指出，大多数离开的患者是病情较轻的患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病情好转或感觉等待不值得时离开。 尽管如此，工作人员应在患者离开之前重新评估他们的状况。 根据该部门的说法，患者是使用加拿大分诊和严重程度评分（CTAS）进行评估的。 被分类为CTAS 1或2（危急和紧急）的患者会立即得到处理，而症状不太紧急的病例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为了减少混淆，省政府正在扩展在线工具，以显示急救室预计的等待时间。 岛屿健康医院现在在网上发布等待时间，低陆平原的医院也如此。 医生呼吁制定稳定计划 汤普森博士表示，虽然省政府已采取措施招募医护人员并扩展初级医疗服务，但并没有解决急救室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   他说：“我们一直在呼吁制定全省范围的急救室稳定计划……我们仍在等待。” 他说：“招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这远远不够。这是一个系统问题。” 卑诗省卫生部在给《每日蜂巢》的声明中表示，正在通过扩展容量来减少医院的压力。 该部门称：“我们理解，长时间的等待会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2023年11月，卫生部将省级资助的急性护理床位数量从9,202增加到9,929（增加了7.9%）。”   卫生部还强调了初级医疗服务的进展：“仅在2024年，就有近25万人获得了初级医疗服务——这是自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 根据省政府的声明，岛屿健康去年还招聘了超过800名新护士。 尽管长时间的等待和不断上升的离开人数，汤普森仍呼吁卑诗省居民在真正需要急救时不要避而不见。 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病得严重，就去看医生。”   “你会根据紧急程度进行分诊。但同时，考虑一下是否去诊所、急救中心，或者甚至咨询一下你的药剂师会更好。” 护士发声 注册护士和卑诗省护士工会主席阿德里安·吉尔在接受《每日蜂巢》采访时表示，这些数字“令人心碎，但并不令人惊讶”。 她在参观北部新医院时说道：“这很悲哀，这不可接受，但我并不感到惊讶。护士们多年来一直在警告这个问题。急救室人满为患，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 吉尔表示，许多最终来到急救室的患者都在应对未能管理的慢性病，如COPD或糖尿病，而没有获得初级或持续的医疗照护。   “我们在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中。人们找不到家庭医生或护士，所以他们的病情恶化……最终在急救室陷入危机。” 对护士的影响非常严重。 急救危机 吉尔说：“我们早就预见到这一点。急救室不仅仅是缺乏人员……它们缺乏希望。”她补充道：“人们正在精疲力竭，选择辞职或崩溃。” 吉尔表示，卑诗省大约有5,000到6,000个护士职位空缺，许多专业的急救护士正逐渐退出这个行业。   她说：“在急救或重症监护室工作需要额外的培训。悲剧的是，许多具备这些高级技能的护士正是离开的那一批。” 吉尔还指出，针对一线工作人员的暴力事件正在显著上升。 她说：“人们在最糟糕的状态下……他们害怕，他们忍受痛苦，还在等待几个小时。有的人发怒，有的人则选择离开。” “没有理由会让人去打护士，但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发生。”   她还强调，这场危机并不是由现政府引发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再紧迫。 她对《每日蜂巢》说：“这种危机的责任涉及各方。这场危机早于当前政府，但这并不让现实问题显得不那么紧迫。我们在卑诗省仍然缺少5,000到6,000名护士。”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尽管急救室离开患者的记录人数不断飙升，医疗领导者表示，危机是可以解决的，但这只有在省政府超越临时承诺并利用现有解决方案全方位应对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吉尔说：“我们还没有放弃的念头。护士们有解决方案……我们愿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她表示，最迫切的改变之一是实施最低护士与患者的比例，这是卑诗省已经承诺但尚未完全落实的一个模式。 她说：“比例有效。它们降低患者死亡率，改善护理质量，并帮助护士留在这个行业。省政府已经同意这一点，现在需要采取行动。” 但吉尔和其他人表示，省政府也忽视了一个最大的未开发资源：技术移民。 她告诉《每日蜂巢》：“我们无法通过培训来迅速解决这一危机。”   “现在省内有许多在国际受训的护士和医生……却在做Uber司机或送餐，因为我们没有支持他们来从事医疗工作。” 急救危机 尽管卑诗省在简化凭证认证方面迈出了一些小步伐，吉尔表示这只是解决方案的一半。 她说：“通过考试并不能让你准备好面对加拿大急救室的混乱。这些专业人员需要指导、文化调整，以及融入的时间……医疗机构也需要停止将他们视为可互换的个体。” “我们拥有人才，但我们没有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汤普森博士也强调需要对系统进行全面重置，而不仅仅是临时的人员招募。 他说：“如果不改善工作条件……如果护士和医生继续感到疲惫……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问题不在于招募一名新护士，而是留住那些准备辞职的十名护士。” 两位领导者表示，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拖延。 吉尔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让决策者、政府和卫生机构为他们所做的决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