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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所写的书能引起各方关注　　2014年10月生效的《加中投资保护协定》(FIPA)在加拿大联邦大选前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多伦多约克大学法学院投资法专家、副教授范哈滕(Gus Van Harten)在最新出一本名为《卖给长江：加拿大与中国一边倒的投资协定(Sold Down the Yangtze: Canada’s Lopsided Investment Deal with China)》中，称协议是加拿大签署的最糟糕的投资保护协议。未来会给加拿大带来数十亿的经济损失，而且这些损失都出自纳税人，而不是某个公司，更重要是这个协议将锁定31年不会改变。　　范哈藤2008年到约克大学工作，负责教授行政法、国际投资法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管理。在此之前的2002年到2007年之间，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和任教，教授行政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商业仲裁，以及国际公法。200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专着《投资协议仲裁和公共法》，书中他提出了对投资协定仲裁公共法律不足的批评，并提出建立国际投资法庭，以确保国际裁决的独立性和问责制。这就是说，他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国际投资协议及仲裁。　　一边倒有利中国　　在范哈藤的新书发表之后，《加拿大都市报》记者前往范哈藤居住的小镇Burlington对他进行了专访。范哈藤骑着自行车来到约定采访的咖啡馆，并送上他的新书。　　这本将近400页的书正常价格应该在百元左右，但实际定价只有20元。范哈藤解释说，目的是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他写这本书没有丝毫学术意义，也不能算作他的学术研究成绩，他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投资保护协议的危害性。　　实际上范哈藤对《中加投资保护协议》提出异议并非新闻，他表示早在2012年协议文本公布之后，他就曾经上述哈珀总理和贸易主管机构，陈述自己的见解，但是一直未有得到回复。他表示，这个协议时加中长期谈判形成的文本，可以说中国是大获全胜。　　范哈藤特别强调，他此书并非针对中国政府或者人民，他很尊重中国，认为中国目前不仅国力强，而且具有一批国际法、贸易投资法的专家，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谈判的人也非常聪明，现在他还在带两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留学生。他指出，此书的目的是让加拿大人意识到这个协议的危害，注意到联邦政府在重大决策时漠视专家建议和民意，在空诺的利益面前放弃加拿大的民主、自由和固有价值观，结果是签署贻害无穷的协议。　　加拿大总理哈珀在2012年2月宣布该协议谈判结束，直至2012年9月才公布文本。这也是范哈藤期待已久想看到的，当他仔细阅读后认为这是一个一边倒的协议。他认为，这个协议对加中两国的大企业有利，特别是对中国的大企业有利。让中国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加拿大市场，想买什么企业就买什么。　　加拿大虽然有《加拿大投资法》作为最后一道保护防线，但只对购买3.6亿以上资产的企业，加拿大政府有否决权，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是完全放开的。而加拿大企业到中国却没有这个权力，是一个单向输出或者占有过程，不是平等互惠的。随着中国投资而来的还有劳工问题、环保问题等问题，比如允许中国在加投资公司引入中国员工，挑战加拿大《劳工法》和《移民法》。中国公司也可能依照协议挑战加拿大立法、司法和政府，他们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在协议的压力下，加拿大政府可能会退让，继而导致民主原则被动摇。　　难以获得法律支持　　范哈藤认为不合理因素还有，一旦出现加拿大拒绝中国公司的投资，双方发生争执之后，协议居然还要求加拿大政府对细节保密，不能让公众知情。显然这种做法是违背加拿大民主自由的原则，在未来实施中会面临巨大的民意压力，而加美协议中是要求公开诉讼文件的。即便如此，这种做法还是以协议的形式被认可。范哈藤指出，这就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可以掩盖加中企业之间的分歧，私下进行协议，在秘密状态下由联邦政府埋单赔款，这个数额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达到数十亿，全部是纳税人的税款。　　关键的问题是，协议在诉讼中的法律效力高于其他国际法和贸易法，且这个贸易争端的裁决的机构，不是加拿大政府或司法机构，而是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仲裁小组。三人的组成是双方的律师加上都认可的第三方律师，或由世界银行指定的律师参与，他们可以独立作出罚款等裁决，这等同于加拿大的民主、法制制度对此不再有效。　　而这些以处理国际贸易投资纠纷为业的律师价格不菲，时薪在1,000到2,500美元之间，或者每天至少3000美元的价格。根据范哈藤的经验，平均每宗诉讼的律师和仲裁费为 800万美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行业的律师已经赚取了几十亿美元的酬劳。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利益�突的。他指出，大家要注意仲裁人是律师而非法官，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法官是为了挣钱而判案，他就会希望官司越多越好，执法机关就会多抓人多起诉，社会就会变为畸形。这也意味着案子拖得越长，他们的收入越高，谁出的起钱就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这对国力强者是有利的。　　联邦政府无视反对意见　　范哈藤研究国际投资法近15年，对加拿大与其他 25个国家所签订的所有投资协议都有研究。他指出，签署协议的双方，大国往往是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大国之间往往避免签署这种协议，协议往往是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游戏。比如，西方国家之前几乎都没有签署这种协议，唯一例外的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协议，如今加拿大又多了个与中国的协议，中美之间也尚未签署。　　纵观自1994年实施以来的加美协议(NAFTA)，给加拿大带来的是1.8亿美元的赔款，美国公司利用加美协议提出诉讼30次，美国目前保持不败战绩已经胜出16次，其余的官司还在诉讼中，美国胜出的几率很大。在被诉讼次数的排名中，加拿大全球名列第四，但相对于其他弱小国家来说，加拿大还算是幸运的，他们面临的是几十亿的赔款。　　反观中国，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投资协议，但仅被诉过一次。范哈藤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巨大，市场巨大，任何国家都不可忽视和放弃。一旦你依照协议告了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可以利用现有规则甚至潜规则，将你逐出中国市场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中国已经太多设局打击国际连锁公司的案例，中国是一个强权国家，国际法在中国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范哈藤认为，目前这个协议刚刚实施，中国还没有对加拿大提出过诉讼。但是他相信未来会大量涌向，而面对中国这样实力强大的国家，加拿大只有被诉讼的份儿，诉讼的结果也只有赔款的份儿。　　其他与加拿大签约的国家都是小国，加拿大都占据着主导“安全”的地位。因此，范哈藤很惊讶加拿大政府居然和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加拿大有众多投资法律专家，联邦政府对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在 2012年公布文本之后，对反对意见没有任何反应，把协议搁置两年淡出舆论聚焦之后，在2014年突然推出实施，显然是给反对者以措手不及。　　未来31年不能变　　而这种错误是短时期所无法弥补的。范哈藤指出，根据协议规定实施后15年是不允许修改的，如想修改需提前一年提出，经过双方认可后再经过15年论证以后方可修改，这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31年。也就意味着目前的这个协议在未来31年是不会更改的，在这31年期间加拿大会面临多大的赔款?他认为这个数字将是数十亿美元，他期望未来的联邦政府能够把修改协议的事情提到日程中来。　　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会出现这种武断的决定，范哈藤认为可能是联邦政府的失误，但谈判历经多年参与者众多，所以这种低级错误的可能性不大。另一个可能就是加拿大有不少推动者是活跃在这个行业的律师，他们是以往投资协议的获利者，更看重加中协议将来带来的诉讼机会。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这种协议越多，意味着他们赚钱的机会越多。据他所知，有的律师从一单诉讼中就赚200万美元。这种利益驱使他们到处游说，极力缩小协议将带来的风险，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促使联邦政府与中国签订这个不平等协议。　　从联邦政府的初衷来说，主要是当时加拿大石油行业面临的困境。众所周知，加拿大油砂行业的最大雇主是美国，当时美国石油需求降低，致使加拿大油砂行业面临危机，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中国看准时机抛出诱饵，许诺将购买加拿大的石油，然后开始施压要求加拿大签署投资保护协议。然而，协议刚刚实施一个月，国际石油价格就下跌，再加上加拿大三条输油管线计划均落空，中国的买油承诺也渐渐弱化，使得中国最终成为这个协议的唯一获利者。　　范哈滕的书中在分析了加拿大在协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和可能出现的糟糕情况之后，还提出了一些挽救的措施。首先，联邦政府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要求与中国政府重新谈判，讨论修改协议中不利于加拿大的条款。其次，加拿大需要创建一个专门机构以研究这一投资协议对加拿大政府、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影响;此外联邦和省级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阐释和确保这一协定的使用方法，并坚持要求将涉及这一协定的所有信息必须公开。　　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　　作为一个学者，范哈藤几年来一直在为反对该协议作出努力，除了多次上书总理、贸易部长和其他国会议员之外。他还深入调查，出席国会讨论会议等。他表示，这些已经超出了一名经济和法律教授的工作，在反对的道路上他也感受到威胁。比如他在应邀出席国会的论证会时，曾经遭到执政党国会议员的质疑，提出他以往曾经对新民主党、自由党有过政治捐款，因此怀疑他的动机是在大选中置保守党于不利地位，而不是针对协议本身。　　范哈藤表示，作为一名学者他是无党派人士，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捐款应该属于隐私。但有的国会议员却把这些事情拿出来作为攻击他的子弹，说明他们曾经调查收集过他的资料，这一点是令他心有余悸的。　　范哈藤的岳母是来自前东德的移民，曾经经历过前东德秘密警察横行的时代。她无不担心地告诫女婿，这样对抗政府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政府可以用各种手段打击你，让你失去工作、失去生意机会，甚至有更恶劣的攻击。　　但范哈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加拿大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认为政府会走到迫害他的地步。他不过是从专家的角度对一项政策提出质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只是希望以后联邦政府在决策的时候，要坚持加拿大的价值观和原则，不能为飘无的利益所迷惑。更要坚持民主，听取民意。　　加中双边投资协定　　贝内特琼斯律师事务所(Bennett Jones)合伙人Matthew Kronby与律师Milos Barutciski和Jesse I. Goldman在2014年10月曾经发表或一篇名为《新加中投资协定的承诺及局限》的文章。　　文章指出：《加中双边投资协定》相比于传统的投资者补救措施拥有诸多优点，因此在近几十年来成倍增长。各国签署协议既是要保护对外投资，也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加拿大目前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签署了类似协定，而中国已签署了 70 多个类似协定。　　随着中国对外来投资愈发开放，中国的类似协议经历了显着变化，中国也成为了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加中协议反映了这一趋势;相对于中国目前在其他协议中提供的待遇，加中 FIPA 更进一步，加拿大投资者可享受与其他外国在华投资者同等或更好的保护待遇。　　但是，为符合中国惯例，与其他加拿大协议相比，加中协议中的反歧视保护相当有限。最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通常为希望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这就是所谓的“准入前”模式，加中 FIPA 并不提供准入前保护。　　此外，加中协议并未限制加拿大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审查并决定是否批准收购加拿大企业的自由，以及中国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同样做法的自由。为符合加拿大的惯例，投资者或任何一国不得根据协议的仲裁程序对这些决定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说，协议未向加拿大投资者提供与中国投资者同样的在华投资的权利，亦未向中国投资者授予与加拿大投资者同样的在加拿大投资的权利。　　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认为：加中协议将有助于为两国投资者营造一个更稳定及可预测的投资环境。尽管协议在打开中国市场进行新的投资方面存在局限，但协议提供的保护很可能增强加拿大在华投资的信心。　　中国方面的评估　　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处长温先涛在2015年3月发表了他历时两年写出的一篇文章，名为《孰南?孰北?妥协还是共识?――评中国-加拿大投资保护协定》　　他在文中指出，该协定创造了新中国投资协定签约史上至少三个“之最”。一是旷日持久，双边自1994年启动，正式磋商22轮，历经18年，终于2012年2 月就所有条款达成一致。二是篇幅最长，该协定是中国迄今为止缔结内容最为广泛的一个双边投资协定，中文本汉字多达17572个。三是双方前后参与谈判人员最多，数度更迭。　　关于海外投资仲裁如何做到“公正”?他指出，世界法学界普遍认为“司法独立”是“公正”的重要前提之一。东道国的法院(court)或行政裁判庭(administrative tribunal)能否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争议之间保持“独立”，居中裁判?就连奉行三权分立的美国都没有信心。　　他在文中表示，“法庭之友”制度在欧洲已有千年历史，十九世纪中期被移植到美国法中并得以繁荣，形成美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中加协定在中国对外签约史上首次引入这项制度，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法庭之友”被称作“非争端方”。“法庭之友”既不同于受一方当事人聘请的专家证人，也有别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或法院指定的鉴定人，它首先是中立的，其次是积极主动参与仲裁活动的，所以它是“法庭之友”而非“当事人之友”。“法庭之友”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不大可能替资本家代言，否则就成了证人。由于投资往往给东道国生态环境和公共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往往站在东道国一边，为当地的民生状态鼓与呼。　　中加协定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首次以资本输出国角色与一个“北方”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世界是发展的，而且日新月异，资本输出国不是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永远是东道国的代名词。当今学术界就有这么一种急功近利倾向，许多学者醉心于搞“利弊分析”的学问，这是误入歧途。笔者经常拷问：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就是“对的”吗?反之亦然。学者应该讲“是非”，而“逐利”，无论以何等名义，都不应作为学者的终极目标。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利弊”与“是非”并不总是一致。

该师一架侦察机正在祖国的海防线上巡逻警戒。郭晓斐摄该师任务机组接到紧急任务，迅速奔向战位。卢政摄该师组织向党旗宣誓活动。卢政摄这支部队，与航母、核潜艇部队的使命任务同等重要从海南某机场起飞，一直向南，海水瓦蓝瓦蓝的，星星点点的岛礁，边沿与海水相接，泛出半透明的碧绿。“我们的南海，就是这么美。”北海舰队航空兵飞行员丁家和上校，曾在这片海天多次穿行。丁家和所在的航空兵某师，是海军航空兵唯一的信息化部队，集侦查预警、指挥控制、战术数据通信、远程目标指示于一体。海上巡逻、维权，在那些牵动国家核心利益的海域上空，都有他们的航迹。过去五六年来，远离驻地，每年在外地执行任务至少6个月，是丁家和他们的工作常态。“我们常说自己太不接地气。”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趟飞行往往七八个小时，离开地面就是茫茫大海，有些海域甚至没有备降机场。何况，他们还会飞出岛链。只要这支部队的飞机升空，邻国很快就有反应。在各方力量瞩目的东海、南海之上，他们的机翼与跟踪而来的别国战机的机翼，常常只相距二三十米。彼此的表情、手势都看得一清二楚。可以说，他们是和平时期在刀锋上行走的人。 “这么多年不打仗，军人究竟在干什么？过去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的安全态势下，要形成威慑力，必须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像这个师这样的一线部队，军无一日不备。”北海舰队航空兵副政委杨志亮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杨志亮曾参加1988年在南沙赤瓜礁海域维护主权的“3·14海战”。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海军领导对这支部队的定义是：与航母、核潜艇部队的使命任务同等重要。一个月前，第九部国防白皮书发布，对海军明确提出“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这是曾长期强调“近海防御”的中国海军近年来第一次转型，意味着走向远海将成为常态，执行远海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也将着力提升。 “一支受人尊重的远洋海军，必须以航空兵的成熟发展为标志。”杨志亮说，“这支航空兵的信息化部队，将是未来海空作战的空中指挥中枢，俯瞰整个作战态势，是战场上的‘大脑’。” 从零开始 1989年，飞行员张君宝来到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时，这支以老旧轰炸机为主力装备的部队，正面临艰难转型——同类的轰炸机部队有的被裁撤，而这个师必须转向信息化、战略型。带有侦察照相设备的“大飞机”已经列装，航校同期的同学有人完成改装，开上了新机型，这让他很羡慕，因为“可以完成更重要的任务”。这支部队今年将纪念建师60周年，它曾以轰炸机英雄而知名——1964年，石振山机组准确投下照明弹，配合友军打下了进犯我领空的P2V侦察机。自上世纪80年代起，面对陆续列装的新机型，它必须暂时放下过去的荣耀，重新开始。张君宝现在已是这个师的副师长。这位大校回忆当年自己面临改装时的心情说：“从零开始，夜不能寐。” 此前飞了10年的轰炸机是双发喷气式，改装后要飞的机型是四发涡桨式。飞行员们总结说，这种上单翼、大翼展的飞机，是世界上最难飞的机型之一，稳定性和操控性都很有挑战。而且最早的机型操纵杆无助力，身材瘦弱的人几乎要站起来才能拉动。更重要的是，改装意味着使命任务的重大变化。轰炸机只是在本土飞行，而从改装巡逻机开始，外出执行任务常态化，宽阔而危机密布的海空，成为他们熟悉的风景。 “以前是自己练，现在看得见对手，并且有交锋，心理震动很大。”张君宝说。正是从此时起，这支部队的兵力在整个海军乃至全军范围调遣使用，国际政治、外军发展的动态，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有一种狼在身后的紧迫感”。那时，部队人员要么年龄偏大，要么是刚刚分来的年轻人，中间断层；同时，除了驾驶舱，还需要培养任务舱的人员，不仅要“飞起来”，更得“看得远、辨得清、抗得扰、打得赢”。丁家和说，为了缩短改装周期，他们提前赶到飞机制造厂熟悉情况。基础理论和操作知识，必须张嘴就来，因为飞行中遇到紧急情况没有考虑时间。他记得，改装时的基础理论考试，准备了两支笔芯，两小时手不停，A4纸答了满满7页。一般而言，要成为带队的机长，必须经过3000小时的飞行，用8~10年时间打磨。但对于这支任务迫近眼前的部队来说，不可能按部就班。 “我们的飞行员上来就在机长位置训练。”师长陈陆海说，训练也要精细化、智能化。在新装备陆续列装的过程中，滚动改装，并向新飞行员倾斜，曾经不到6个月就完成了50名空勤、188名地勤的改装任务，而最近两年飞行员的改装都提前4个月完成。迅速增加的任务，是更为关键的加速器。这支部队的很多训练是通过执行任务实现的，比如海上维权。飞行团队的培养周期缩短到了6~8年。从上世纪80年代改装第一架某型巡逻机开始，该师已经完成了5型信息化战机的改装。所有新机改装，没有教材，没有训练大纲，没有科目标准，厂方的说明书非常简洁，他们必须自己编写新教材，比如150多万字的某型预警机理论教材。而接机之日几乎就是战斗力形成之时。战机刚刚列装，很快就会接到任务命令，有时2周，有时两三个月。比如某型侦察机，列装仅3个月就被派出执行任务﹔某型加装了新式雷达装置的预警机，列装一个月就要首秀。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压缩时间、激发战斗力。这样的提速，让海军的装备信息化建设向前走了好几年。 “这种超常规的方式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我们等不及。”张君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过去15年间，这支部队迅速变身，由轰炸机部队到侦察、警戒机部队，再到预警指挥、信息融合部队。该师政治部主任汪昱介绍说，该师全时用兵、全程用兵、全域用兵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而且它还是一支“种子部队”，以其摸索创造的训练模式，为海军航空兵“孵化”新力量。对手就在眼前大校宫继宏难忘在南海的一次任务。那是个临时任务，上级机关只给了一个位置点，并不知道目标确切是什么，他们必须在100公里半径的区域内耐心搜索。南海广阔而空旷，天气莫测，很少万里无云，并且云总是很低，二三百米，贴着海面，有云就有雨，“寻找目标要从云缝里找”。发现目标，战机穿云而下，超低空飞行，眼前赫然出现的是某国的庞大驱逐舰。头顶是黑沉沉的云层，雨点抽打在机身上啪啪直响，通过左舷窗，机组人员拍照取证。突然亮光一闪，机上的人一惊：开炮了？稍后发现那是驱逐舰在用灯光示意。 “对方没想到我们能发现他，我们也没想到是这么个‘大家伙’。”宫继宏说。每次搜寻目标，都要加满油，连续飞行七八个小时，发现目标后必须下低空，“把目标拿回来”，距离太远拍摄对后期的判读会有影响。 “这支部队一直处于直面外军的准战时状态。”杨志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因为常态执行东海、南海方向的战备巡逻任务和维权斗争，该师直接与外军的军舰、飞机近距离对峙交锋达200余次。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支配备某新型信息化战机的部队，就受命执行某岛礁的侦察巡逻任务，在敌军炮火威胁下不辱使命。现在，对于南海以及散布其中的岛礁，因为多年的探访与观察，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丁家和说，每次在海上执行任务，从空中俯瞰那些被其他国家占据的岛礁，心里会很难受。这些岛礁变化很快，这次去看还无人控制，下次可能就有人上去了，有了建筑物，再隔一段时间就发现机场在扩大，还竖起了导弹发射架。而他们的探查结果，常常会成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手中的铁证。丁家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几年前，初到海南执行任务，条件简陋，遇到台风就会停水，一个小房间挤4个人，两把小马扎，大家就趴在床上作图。“南沙画图量特别大，必须预先准备，了解区域内的目标、建筑、海况。” 他经历过的最大的雨，飞机感觉像是撞上了墙。“南海飞行强度大，能够到南沙执行任务的，只有我们这些特种机。” 睡觉时要防备着四脚蛇和红头蜈蚣，早上5点多起床，6点多太阳还未升起，战机就已升空。有一次，巡逻机完成岛礁巡逻任务后，又对在我国境内非法开采的某国钻井平台查证、照相。临空后，发现钻井平台与地面所给位置、数量相差较大，需要边计算边建立航线，同时下降高度，还要精确计算好油量。这种情况很常见，装备、天气、油量无一不要考虑，还要随时关注外机活动及岛礁上外军的防空设施，对机组的实力和特情处置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丁家和说，过去飞南海，下面很少看到“我们的船”，现在常能看到渔政船、海警船，而那些“有想法”的外国军舰附近，总有我们的军舰在游弋。在东海，每次巡逻机升空，都有不同国籍的飞机前来挑衅，或是发出警告提示我方离开，或是展示导弹挂架向我示威。该师的飞机也会依法据理力争，沉着应对，并及时拍照取证，展示国威军威，巡逻机经常与外军飞机遭遇，有时甚至被四架外军飞机围绕，对方与我机伴飞甚至长达一小时之久，还会做出攻击动作。 “喊话很正常，也很频繁，根据范围距离不同，语气也不同。”张君宝说，“我们不退缩、不冒进，严格遵守海空规定，据理捍卫海洋权益。” 丁家和说，每次执行任务，家人难免会问，局势如何？会不会“擦枪走火”？有没有危险？“我们很少跟家人朋友谈论这些，只是按照确定的方案执行任务。” 每个飞行日，工作时间6~8小时，但前一天下午就要开始准备，晚上走航线练程序，9点睡觉，第二天6点起床，提前到场准备，返航后还要作讲评回放。丁家和说，这就是他们单纯的生活，几十年如此。在驻地，有心理疏导的空间，有专业人员，但外训时怎么疏解紧张与压力？宫继宏的办法是在操场上跑圈，满身大汗，极度疲惫，酣睡一夜，问题解决。“飞行员B型血多，大多是外向型性格，而且这么多年也习惯了。” 是“大脑”，而非“铁拳” 丁家和心里很清楚，一旦有战争，他们驾驶的预警机是首要攻击目标，“信息化战争中，第一招就是在对方机场上打掉预警机，不能让它升空。” 预警机是现代空中作战体系的核心装备，可以在全空域范围内跟踪监视目标，并对作战飞机编队进行有效指挥和协同。对于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来说，战场是单向透明的，缺乏预警及支援的空中力量，在现代空中战场上则脆弱而危险。 1944年美国改装的世界上第一架空中预警机试验机AD─3W“复仇者”首次试飞。从此，以预警机为代表的信息化战机，就成为世界各国航空兵先进程度的标志。有人说，一个国家如果拥有良好的预警机，即使作战飞机只有敌方的一半，也一样可以赢得战争。今天，信息化战争是“读秒之战”，而以预警机为代表的新型战机，战斗力形成加快一步，整个体系作战力量就能多赢得一秒的先机。 “我们的预警机研制多么艰辛，西方国家技术封锁，真正高精尖的东西，人家是不会给你的。但我们不能再错过一个时代的机遇。”杨志亮说。他更愿意将信息化战机比喻为“大脑”，而非“铁拳”。但在这些信息化战机刚刚列装时，却很少有与其他部队联合训练的机会。“木桶原理，大家对体系化作战还不了解。”张君宝说。作为一支提供空中情报支援的信息化作战部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练。他们主动联系相关单位，打听对方有什么训练演习计划，争取参与其中。起初是“蹭演习”，很快，预警机的作用被更多人认识，“离了不行”，主动邀请的部队越来越多。张君宝说，各级机关做训演方案时必须把预警机做进去，过去做计划需要他们派人帮忙，现在很多机关都能自己完成。最近几年，该师与三大舰队的多支驱逐舰支队、快艇支队、航空兵师和陆军某电子对抗团等单位建立了联合训练机制，使部队目标探测、编队跟踪、引导攻击等实战能力极大提升。 “我们的舰艇编队一出岛链，就有外国军机抵近，甚至贴着桅杆飞行。”杨志亮说，没有制空权的军队不堪一击。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现在，北海舰队航空兵直面对手成为常态，对一些国家的海上活动密切关注，每次对方有飞机凌空，我们都会跟踪监视。“这是一种表态，告诉你我有这个能力。” 他说，随着未来海战场的拓展，新型舰艇入水，更需要空中预警的中枢作用。而要成为真正的远洋海军，维护国家的远海利益，舰船仅仅是平台，航空兵能否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