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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大利亚附近的豪勋爵岛。由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该岛上的物种一度被逼到了灭绝的边缘。新西兰的濒危动物鸮鹉很难实现物种复兴，部分原因是基因多样性过低。 19世纪的欧洲皇室便是近交衰退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我们决心去做的话，只需几个世纪便能恢复现在的人口数量。如果世界上只剩两个人，还能恢复地球上的人类数量吗？柏尔的金字塔岛(Ball’s Pyramid)坐落于澳大利亚以东600公里处，如同一块伸出海面的玻璃碎片。多年以前，外来的掠食者乘坐轮船登临该岛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岛上的“居民”就几乎被杀得片甲不留。在这座岛陡峭悬崖的中间位置，生长着一丛纤弱的灌木，该种族的最后两名幸存者就藏身于此。它们逃过了大屠杀，9年之后，这对“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后代数量就达到了9千之多。但这并不是造物主的传说。这对幸运的伉俪也并非人类，而是一种名叫豪勋爵岛竹节虫的物种。1918年，黑鼠入侵了它们的原产地豪勋爵岛，不久之后，该物种就被人类视为灭绝了。然而83年之后，人们却在柏尔的金字塔岛上发现了它们的存在。这一奇迹般的发现归功于一组科学家，他们于2003年来到柏尔的金字塔岛，爬上了高达500英尺(约合152米)的悬崖峭壁。这些竹节虫被命名为“亚当”和“夏娃”，被送往墨尔本动物园开展一项繁殖项目。在经历了种族大屠杀之后卷土重来只是一方面。雌性豪勋爵岛竹节虫每10天便能产下10枚卵，而且还可以单性生殖，也就是说，它们不需要雄性配偶便能繁殖后代。但对于人类来说，繁衍种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能繁殖出这么多后代来吗？需要多久才能做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不像酒馆里脑洞大开的聊天话题那样简单。NASA曾研究过在移民外星球之前需要派去多少人，也制定过有关保护濒危物种的决策，因此，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让我们跳到一百年之后看一看。在这一百年间，人类的发展方向出了大问题，机器人大规模崛起，将人类从地球上清除一空——这是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2014年提出的预言。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因此我们没有别的可选，他们之后的第一代人类都将是兄弟姐妹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乱伦和弑父、弑母一样，是唯一一项全世界通行的人类禁忌。乱伦不仅恶心，更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一项针对1933年到1970年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儿童的研究显示，父母双方为一级亲属的儿童中，将近40%的儿童都有严重残疾。在这部分儿童中，更有14%的儿童最终夭折。隐性风险要理解为什么近亲繁殖如此危险，我们得明白基因的运作机制。我们的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份，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但是，有些基因只有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变异性状。大多数遗传病都是由这些隐性基因引起的。隐性基因能够躲开进化“雷达”的法眼，因为单个这样的基因是无害的。事实上，每个人的基因组中，都平均有1到2个致命的隐性基因。如果一对夫妻之间是亲戚关系，隐性基因就很难继续隐姓埋名了。以罕见的隐性疾病色盲为例，每33000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色盲患者；而每100人中，就有一名色盲基因携带者。如果大屠杀的两位幸存者中，有一位携带色盲基因，那他们的后代就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携带一个色盲基因。到这一步看，情况还不错。但在这一代人类进行近亲繁殖之后，风险就会大大上升——后代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携带两个色盲基因。因此，第一代夫妻的孙辈患色盲的几率就是16分之一。这也正是西太平洋上一处偏远的环礁、平吉拉普岛上居民的命运。18世纪时，一场台风席卷了这个小岛，只有20人幸免于难。其中一人便携带有色盲基因。由于基因库太小，如今，这个岛上有十分之一的居民都是全色盲患者。虽然风险很大，如果幸存者们生的孩子够多，还是有一些会是健康人的。但如果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他们都继续进行近亲繁殖呢？你不需要从某个小岛上找到答案，欧洲皇室就是近期繁殖的狂热爱好者。在两百年中，有九代人都为了政治目的，和自己的堂亲表亲、伯父叔父、侄子侄女联姻。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查尔斯二世是这个家族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他出生时便患有一系列生理和精神上的残疾，直到8岁时才学会走路。成年之后，由于他无法生育，导致了整个王朝的灭亡。 2009年，一些西班牙科学家揭露了查尔斯的病况之所以如此纠结复杂的原因。他的近亲系数(inbreeding coefficient，指从父母双方遗传到完全相同基因的概率)比亲兄弟姐妹生下的孩子还要高。生态学家也采用了这一系数评估濒危物种面临的遗传风险。“物种数量过少的话，每个个体迟早都会和其它个体之间存在亲属关系。随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度增加，近亲繁殖带来的影响也会变大。”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布鲁斯·罗伯特森博士(Bruce Robertson)解释道。他正在研究新西兰的鸮鹉——一种巨大的、不会飞行的鹦鹉，地球上如今仅剩125只。近亲繁殖对鸮鹉精子质量的影响尤其引人关注。近亲繁殖使无法孵化的卵的比例从10%提高到了40。罗伯特森表示，这就是近交衰退的例子，由物种中隐性基因缺陷所引起。虽然鸮鹉有大量食物可供食用，还免受天敌攻击，但它们也许还是难逃灭绝的厄运。免疫多样性濒危物种还面临着长期风险。虽然它们也许现在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生存的环境，但基因多样化才能让它们更好地迎接未来的种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比免疫力更重要了。“大多数物种都在努力提高免疫多样性，甚至人类也是这样。我们在多种多样的免疫力类型中寻找自己的配偶，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丰富的免疫能力。”杜伦大学的菲利普·斯蒂芬斯博士(Philip Stephens)说道。在我们的进化史上，人们曾认为，如果能和原始人交配，我们的免疫系统基因将大大丰富。但即使人类做到了这一点，作用也微乎其微。如果一小群人类与世隔绝太久，他们就会受到“奠基者效应”的影响，即基因多样性的缺失会增加该种群基因巧合的概率。这些新人类不仅长相和我们不同，声音和我们不同，更可能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那么，我们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多样性呢？斯蒂芬斯表示，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起热议。当时，一名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出了一条通用的经验法则。“理论上来说，你需要50个人，才能避免近交衰退；500个人，才能适应不同情况。”这条法则一直沿用至今，但考虑到基因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时可能出现的随机损失，这个数字变成了500-5000. 这个概念也让人们对大型濒危动物保护慈善组织的政策表示质疑，因为这些组织往往优先保护最濒危的物种。“这种保护以治疗类选法为原则——你要仔细检查战场上的伤员，看看是否有救活的希望。这种方法听上去不错，但用在解救物种身上又怎么样呢？” 但在你否定这对幸存者之前，正如一名科学家所说，我们本身就是遗传缺陷的活生生的例子。据解剖学和考古学证据显示，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没能达到人口数量的目标，在长达一百万年的时间里，地球上只有一千人左右。5万年至10万年之前，我们的祖先走出了非洲，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点。你可能会想，我们当时的基因多样性一定奇低无比。2012年，一项对两种相邻种族的黑猩猩之间基因区别的研究显示，单单一个种族之中的基因多样性都比今天地球上的70亿人类要高。我们只能把赌注下在模仿先人的做法上。古人类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以早期人类的小型迁移团体(约160人)为模型展开了研究。他建议从无子嗣的年轻夫妇入手，寻找他们可能携带的危险隐性基因。不过，摩尔的研究目的是解决长期太空旅行的问题，而不是在星球上繁殖后代。他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派出去的先驱们返回地球之前，与世隔绝的时间不能超过200年。那么，地球上最后一名男人和女人会怎么样呢？虽然斯蒂芬斯暂时还保持着乐观态度，但这个问题是无法下定论的。“低基因多样性的短期影响有着明显的证据，但这些都是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听过很多命悬一线、却力挽狂澜的故事，说明一切皆有可能。” 只要人类的末日没有摧毁现代文明的根基，人类就能以极快的速度“死灰复燃”。20世纪初，北美地区的哈特人——顺便说一句，他们的近亲繁殖率非常高——创造了有史以来人口增长速度的最高纪录，每17年便翻一番。接下来的要求很难开口，但如果每名女性都生育8名子女，我们只要556年时间，便能恢复到现在的70亿人口，重新经历当下的人口危机。

本文作者Andrew Yang是Venture for America创始人兼CEO，著有《聪明人应该造东西》。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欣赏崇拜那些硅谷英雄（真正的，而不是电视节目里面那些）。他们带来的许多服务（如：谷歌、Facebook、Uber、LinkedIn、Airbnb）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他们也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们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价值、财富和机遇。我也曾和硅谷一些顶级CEO及企业家有过会面；总的来说，他们都是脾气很好而又天才睿智的人。他们非常认真，并致力于打造积极有用的事物。他们中的一些也对我的组织进行了资助，对此我深表感激。但显然，今天的硅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创新和技术进步中心了。不得不说，有一些让我感到紧张忧虑的事正在逐渐显现。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要离开硅谷，因为他们想重返现实世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告诉我说他将要离开的原因是他想依照自己在罗切斯特长大的方式养育他的孩子，而且离开硅谷后，他的资产的购买力将能达到原来的三倍。另一位已经搬到旧金山的成功企业家则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围栏里的另一头牛」，他喜欢在全国其它地方享受时光，因为这才能让他感觉自己有所作为。这些人在说什么？硅谷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感到害怕？下面的几个主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财富和年轻富豪的聚集地有很多年轻人，读过很好的大学，赚的钱比很多人见过的钱还多。在硅谷，有一些暑假实习生的工资就有一月7000美元，还能享受每周末回家的机票。公司用五六位数的签约金竞相聘请刚刚毕业的工科毕业生，尤其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学生更是炙手可热。现在硅谷的平均工资已经接近20万美元了，更别提不断上涨的股权薪酬，加上它收入更是高得吓人。这样高的待遇当然也有商业上的价值——我也愿意向有可能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提供这样的待遇。但这样的待遇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太早了点。超大的竞争科技公司往往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生存空间中运作，也因此产生一个高竞争的文化。比方说，如果存在10或100个地图应用或社交网络，最后留下来的公司的价值至少能达到数十亿美元，而其它的公司只能占据极小的市场份额（其价值可能只够给员工发工资）。这种情况导致企业组织需要变得超级高效，这就需要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且还要保证员工随传随到。在这样的竞争坏境下，公司只有赢和输两个结果，并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选择。努力工作当然很好。但如果你在晚餐时间看到一群人都在盯着他们的电脑屏幕，感觉还是有些怪异。人才争夺战如果你想赢得战争，你必须拥有最好的军队。资源充足的科技公司从未像现在一样渴求人才，它们打造了大规模的招募管道以俘获顶级工程师来构筑自己的企业前景。谷歌通过六位数的起步签约金，外加奖金的诱惑在斯坦福、伯克利、卡内基•梅隆、MIT等顶级学府招募人才。Facebook则不断赞助顶级学校的科技比赛，并和学校教授保持联系；而且为了让自己成为最亮眼的招聘者，Facebook也同样投入了海量的资源。不要以为聪明的年轻人们没注意到这一点——斯坦福大学主修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已经从之前的20%以上下降到了今年7%，直接导致历史和英语教授没有学生可教。一位学校管理者跟我开玩笑说斯坦福大学现在已经是「斯坦福科技学院」了。2014年，进入科技界的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数量自网络泡沫时代以来首次超过了进入金融业的毕业生数量。同样，我也会做同样的事。但这是适合最优秀最聪明人才的道路吗？我们国家顶尖的大学变成了职业学校，这是件好事吗？海岛文化/并不够赞的多样性苹果、谷歌、Facebook等公司的企业园区和工作场所设施都是有口皆碑的，它们位于旅游景点内。对于普通员工来说，早上起来驱车到位于树木茂密的郊区的现代化公司上班是司空见惯的事。你还可以在那里吃到公司补贴的美味晚餐，周围也都是些差不多的人。一些人甚至还可以选择从旧金山乘坐暗窗的公司巴士去公司总部，途中可以一边戴着耳机，一边处理电子邮件。甚至很多小公司也配置了攀岩墙和乒乓球桌。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会将你和与你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凑在一起，而且这些在巴士和新式办公大楼里面的人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或年纪都代表不了真正的社会。「硅谷是一个泡沫」并不是指估值和金钱，而是指人们生活在一个一个的泡沫之中。生活成本高得要命简单一点，只要考虑一下湾区现在的住房成本，你就足够惊呆了。一般的普通房子的售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小公寓也同样很贵。带一个卧室的小公寓起步价在3000美元/月以上。2015年8月，圣克拉拉县普通房屋的成交均价为125万美元，比前一年上涨了9%。一个老师或其它普通人能在这里生活下去吗？而且就算你能负担得起这里的住房，生活的高成本也可能会让你发出这样的感叹：「当然现在我比那些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都富有了，但其实我并不富，只要看看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或和我一起去学校的人，他们才是真的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坏境，但却是一个促使人跟上邻居节奏的攀比坏境。以上就是那些让硅谷内外的人都感觉不爽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市场使然——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房地产市场。这让我想起了华尔街。华尔街的公众形象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冲击，部分原因是他们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部分原因是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有他们的贡献，还有部分原因则是他们并不提供任何有形的商品和服务。除了这些，华尔街维护商誉不力的原因还有一个：因为以上的原因，华尔街在人们眼中成了另一个平行世界——那里都是些富有的白人，金钱到处流淌。用体育运动来举例，这就像是洋基队或杜克大学或爱国者队——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都很苛刻，除非他们是你的家乡球队。解决大问题对硅谷最大的批评或许来自Vanity Fair上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某技术专家的话：「旧金山的科技文化就只是在专注解决一个问题：什么事情我妈不再帮我做了？」叫车、在网上找东西、企业生产力工具、人与人的连接——这些都是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和带来的回报。当然，它们能用来赚钱。硅谷在这一点上和华尔街没有区别，他们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填补和追求市场机会。硅谷本来也可以在保持领先的同时让自己远离那些狭隘的批评，只要他们选择去解决那些真正的大问题——那些棘手的、困难的，但却能真正改善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很多又是长期的，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它们没有一个现成的市场，它们影响富人也影响穷人，它们往往和有缺陷的系统相关。它们并不是「妈妈曾经帮我做的那些让我的生活更美好的事」，而更多的是「让妈妈骄傲的事」。它们需要你做的不仅仅是进行一点检查，而是静下心来努力探索很多年。我觉得有什么问题？以下是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一些问题，如果硅谷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硅谷也将在道义上收获其在经济和知识上一样的领导地位：水我们都知道加利福尼亚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干旱。这就是一个挽回名声的好机会。湾区比加州南部受到的用水控制要少一点，但干旱仍旧开始影响到人们浇灌草坪和玩水滑梯了，更不要说有可能摧毁整个加州的史诗级森林大火。想象一下如果硅谷将资源用来解决这一难题。比如说建造一条连接加拿大和加利福尼亚的供水管道？或者像以色列那样进行大规模海水淡化？大规模节能技术？如果要让加利福尼亚的居民将你的公司当做英雄一样看待，这就是个很好的方法。水在加州是免费的，但也并不是完全免费——所以快去给加州找水吧。交通/基础设施一位CEO评论说早上从家里到帕洛阿尔托的15英里（约24公里）路要用去他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当我想到这些百万富翁每天都会在道路上堵上两次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摇摇头；要知道甚至那些致力于减少通勤时间的工程师也一样被堵在了路上。尽管他们中一些人购买的特斯拉能帮助他们驾驶，让他们可以时而发送下邮件什么的。但心理学家表示通勤时长已经成为了每日幸福感的最大决定因素。想一想，如果你每天都被堵在路上，当百万富翁又有什么用？我知道，谷歌的自动驾驶车将在2030年之前成为主流，并将大大减少交通事故（同时也可能消灭成千上万驾驶工作岗位）。在那之前呢？试一试动态收费怎么样？交错通勤时间？飞行背包？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给101公路增加4个车道？同样，不管哪家公司做这件事，它都将成为英雄，甚至还可以用该公司的名字来命名新车道。多样性和社会问题美国的社会分化正在加快。社会流动性下降，技术失业率上升。预计到2043年，美国的非白人将占据人口多数，但他们的收入、财富、教育状况、身体自由和参政水平都仍然赶不上占少数的白人。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孩子将要面对的未来。技术公司已经开始关注其组织内部的多样化了，这是个很好的起点，但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就拿目前引起广泛争议的警务执法来说吧。你居然告诉我2016年能提供给警察的最好的非致命武器是1974年设计的25英尺泰瑟电击枪？或者说现在我们的每台手机上都已经有摄像头了，却不能给每个警徽上配上一个？真的没有更好的系统来帮助识别内陆地区的有才华的少数族裔16岁少年了吗？还必须依赖过度劳累的辅导员和标准化测试？技术专家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引领正确的方向。教育全国SAT成绩的分数已经降到了十年来的最低点。网络教育无处不在，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加聪明。事实上，还可能恰好相反。我们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来研究那些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的教育。同时，我们把数百万孩子放到了那个农业时代设计的教育加工厂之中！我喜欢Altschool、密涅瓦计划和可汗学院，但相对于全国各地的机会和需要，这些不过只是些皮毛而已。许多人都希望这样，但这并不现实；其中甚至还涉及到金钱——美国在公共教育上花费了6210亿美元，但教育仍然不均衡。难道说1901年设计的用笔在纸上填空的模式至今仍然是我们衡量人才的最好标准吗？我对新一代的教育表示乐观，因为这一代的技术人员也开始有小孩了。当你自己的孩子也将进入这一教育系统（包括私立学校）时，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你去探究教育系统的现状了。政府当技术专家与政府互动时，他们往往更专注于为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移民、互联网接入）或奉行自由主义（置身事外），否则就可能损失很多钱。政府是一个沼泽，是另一个世界。政府的操作系统基本都已经过时，它们需要升级——但它们自己却办不到。不要让政府系统吓倒你。看一看Lawrence Lessig，这位法学教授想将钱从政治中挖出来，他还筹集到了1100万美元来完成这一工作。这差不多相当于谷歌去年花在政治游说上的钱。还有Jen Pahlka和「为美国编程」（Code for America）的口号，通过优秀的程序员和设计师团队，他们为城市节省了大量资金。另外别忘了Megan Smith，他离开谷歌之后成为了美国的首席技术官，和一些被看做英雄的人一起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拯救了Healthcare.gov。美国仍然是你的国家，请不要放弃它。不性感的创业对硅谷的居民来说，现在是创业的黄金时期。但纵观全国，创业却处在24年来的最低点，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开始创业，不管是不是在网上。他们在巴尔的摩、底特律、新奥尔良、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普罗维登斯、辛辛那提、圣安东尼奥、纽约州北部等各地找工作以偿还贷款或养家糊口。和硅谷比起来，在这些城市的创业完全不同。它并不性感，也不多金，投资来自信用借贷而不是风险投资；他们需要的是客户，而不是访问者或用户；他们只能影响周围附近，而不能改变整个世界。创立这些公司的动力并不是宏伟的期望，而是因为这里有问题需要解决。这些创业者在硅谷的人身上寻找灵感。你不会相信如果那些科技界巨星在这些城市花点时间并努力将这些城市变得更好会有多么大的价值。这能让这些创业者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以上只是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你可以在合法正当的前提下选择带给你强烈感觉的任何东西，解决任何问题。当我曾经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做别的。我以为我正在做的工作代表了我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和价值。我曾经非常专注，我想变得富有。如果有人向我寻求帮助，我会做一点小贡献，但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在我们被收购之后，我想过加入或创立一家新公司。但我最后选择了组建一家非营利组织，期望能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帮助人们创业。这一决定驱策着我走过了过去五年，也让我经历过困境，得到了重要的教育。现在市场变得更加捉摸不定了，但你想要它多清楚都可以。人的基本信念是很有用的。但在人的基本信念之下，你首先需要确信这个问题是值得解决的。它带来的挑战和养孩子一样——你将其养大或者退出，但一旦退出你就失败了。以下是对硅谷的呼吁：我们担心你正在失去灵魂。请接收值得你去做、需要你去做的挑战，那需要你的热情、名声、财富、专注、信念和价值——而不仅仅是市场需要的那些。你是这个时代的建造者；但这并不够，这个时代还需要你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