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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菁，张泽石口述，原题为《走过战争，走过屈辱》。朝鲜战争 84岁的张泽石老人回首往事，总是不由得闭上眼睛，似乎仍不愿直面那些曾让他痛苦万分的经历。张泽石有一种要将战俘营真实生活表达出来的强烈责任感：“朝鲜战争战俘是个特殊群体，如果我不讲，我的那些难友们更是无法让外界知道曾经经历了什么。” 1953年7月27日，26岁的张泽石在巨济岛战俘营里听到了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它不但宣告了历时两年的朝鲜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梦魇一般的“战俘”生活。1947年，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张泽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名基督徒到红色革命者的转变。1951年，张泽石随部队进入朝鲜，投入第五次战役，因部队陷入重围而被俘。在战俘营里，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张泽石成为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口述：张泽石被俘 195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成了战俘。我还记得，我们是在5月26日黄昏，才接到不惜一切代价突围的命令。传来的命令说，只要到达鹰峰脚下就能与接应部队会合。于是大家扔掉背包，彻底轻装，向鹰峰方向突围。我所在部队是第三兵团第60军180师538团。接到命令后，二营、三营作为全师的突击部队，冲上公路向密集的美军坦克扑了过去。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近百米宽的口子。我们跟随180师剩余的部队，就从这个血红的口子上跨过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冲出了这道包围圈，然后爬上了一条山梁，强忍着饥饿和疲困，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向着鹰峰赶去。一开始，我们还保持了行军的序列，但是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大雨，山路也非常滑，加之敌人的排炮不断袭击，队伍很快就被打乱了。我带的宣传队员大都是新兵，大家都特别害怕掉队。我让他们把白毛巾系在手臂上，一个紧跟一个。一边艰难行军，一边要不时躲避随时飞过来的弹片。等到我们终于跋涉到了鹰峰半山腰时，已经是次日凌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发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我努力寻找我的直接领导，想请示下一步行动，他们原本就走在我前面，可这会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正焦急间，我看见司务长老刘捂着肚子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老刘的胃病犯了，解下腰上的干粮袋递给我，喘着气告诉我：“鹰峰已经被敌人占了，上面命令分散突围，我走不动了，你带上这点炒面赶快走！” 老刘挥手让我走，而我的脑子一下子全乱了：分散突围，怎么突？往哪里突？我茫然四顾，看见我的宣传队员们仍然坐在雨地里眼巴巴地等着我。这时忽然听见山顶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声，我意识到想越过鹰峰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和战友们抓住身旁的树，往山下奔去。坡太陡，路又滑，心又慌，我们不断地摔跤，一个个都成了泥人。旁边不远处有一条泥坡滑道，大概是前面的战友们用身体开通出来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这条不是路的路逃生。为了避免手被滑道上的石子划伤，我们把双手护在棉衣袖口里，如坐滑梯一样争先恐后一直滑到了鹰峰山谷的沟底。这时，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崖下，大家全身都已湿透，在饥饿和惊恐之中瑟瑟发抖。头顶上照明弹再度亮起，在它的光亮下，我看见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已经拥挤着数不清的战友，大家都低着头沉默地坐在泥水里……还没来得及难过，忽然空中响起了广播声，竟然是一个操着汉语的人在说话，这个声音说“180师已经被包围，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赶紧投降”云云。这时有战友动员大家，说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可以突出包围。我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再拼死一搏。于是接过一位负伤的战友送给我的一枚手榴弹，带着几名宣传队员也跟着往外冲。我们越过众多伤病战友插到沟口边上，前面是个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我们沿着水沟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四周溅起泥水，我们只好顺势滚进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大家只得泡在水里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只有等照明弹熄灭了才好再突围，可是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在空中闪亮。渐渐地，雨停了，东方也渐渐亮起来。远处又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随即又看到了紧跟在坦克后面头戴钢盔的美国大兵。我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看着他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大喊一声：“快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先躲起来再说！”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山势很陡，我费力爬了一段，却被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就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爬。脚下太滑，被子弹溅起的石碴又擦破了我的额头。当时手猛一使劲，小刺棵子被连根拔起，头朝下摔了下去，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从痛楚中醒来的时候，看见几个美国大兵持枪围住了我。我插在腰带里的手榴弹也已摔到远处。一个士兵用刺刀挑起我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不情愿地按照他们的命令，把手放到了脖子后面。不远处，我看见随我突围的几个战友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跛地被押过来。难友们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跟他们点点头，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走出沟口，我看见公路上有一长长的行列，全是我军被俘人员，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惨不忍睹。就这样，我成了战俘。跨过鸭绿江成为战俘的时候，我到达朝鲜战场才刚刚两个多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1951年3月21日那天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当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铁桥时，我感觉自己充满豪迈之气；快过完桥时，我还组织宣传员一起向欢送的人群高呼：“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吧！” 当时，我只是这场庞大战争的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关于朝鲜战争的很多事情，我也是后来几十年慢慢了解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初，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对中国军队参战没做任何准备。临时授命的彭德怀带领20万中国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后，指挥5倍于美军的部队，通过山间小路，插入敌后，分割包围，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这一次，傲慢的麦克阿瑟虽然知道中国出兵了，但他连中国军队部署在哪里都懒得弄清楚，便命令联合国军发起“圣诞节攻势”。于是在为期一个月的战役中，联合国军再遭重创，中朝联军把他们打到了三八线以南。 1950年底开始的第三次战役打得也比较成功。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这时，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停火协议，而彭德怀也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论在食物补给还是弹药补给上都面临巨大困难。但是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被前三次的胜利所鼓舞，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停火五步方案。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在1951年1月25日发动了大规模反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这时，美国的李奇微接替因车祸去世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并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精明的李奇微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狂妄傲慢，他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8天后自行停止——他将之称为“星期攻势”。而且志愿军每天作战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所以李奇微只把部队撤到22公里，最远不超过25公里的地方停下休整。他提出“磁性战术”，就是坚决近距离地与中国军队接触，不间断地持续进攻，不给中国军队以补充的时间，与中国军队拼消耗，并且在局部依靠优势的炮兵、空军和坦克的火力，实施密集的高炽烈的火力突击，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最后，等轰炸一停止便立即挥师反扑。第四次战役前后打了近3个月，打得非常艰苦。这一次，美军加强了空军力量，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我们调动了很多部队，想保住三八线，可还是因为实力悬殊，被迫放弃了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建议暂停进攻，给部队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及巩固阵地，却再次被毛泽东否决。就在第四次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就打响了。为了准备这次战役，从国内急调了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一共6个军前往三八线。第三兵团下辖12军、60军和50军，一共十几万人。60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后改为华北野战军8纵。1949年全军整编，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第60军。他们先是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扶眉战役，又跟着贺龙南下秦岭，一直解放了成都，是解放川西的主力部队。成都解放后，60军一直驻扎于此，其中180师兼管眉山军分区，建立地方政权。18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我还记得，我们部队传达过胡耀邦的一次讲话，大意是说：现在转为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要安下心来把四川建设好。现在看来，朝鲜战争对他们来说，也非常意外。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归建，分散到地方搞建设的部队又集结变成野战军。60军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当时解放军是成军、成师整个建制入朝的。从成都出发到了河北沧县泊头镇集结整训时，我和战友们才知道我们马上要进入朝鲜战场。部队政治动员时说：美国是只纸老虎，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垮他们的大炮加黄油；把他们从三八线赶到三七线，从鸭绿江赶到汉江！那时候大家对新生的祖国的爱是非常强烈的，听了这样的动员，大家更是群情激愤。我们在安东停了两天左右，上级把我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一份团级的《战斗快报》。领导说：“你的任务就是把蜡纸、铁笔、钢板都带上，去采访行军路上和战斗中的好人好事，油印出来发到连一级。”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实际是赶赴三八线去投入第五次战役。为了力求减轻美军狂轰滥炸造成的损失，我们将要背负近百斤重的行装，昼伏夜出，连续15天跋涉1,500里。那场战争一开始就以其可怕的艰辛与危难给了我这个学生娃子以极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回过头来看，坦率地说，当时解放军的整体素质不高，像我这样，从大学生进入军队的人少之又少。进入清华大学前，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我的人生不知道是否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我的家乡在四川广安，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美。我的祖父在老家开办了一个小工厂——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他虽然没文化，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我4岁半就被送进私塾读书，我还记得，一进家门就有一只八哥鸟在提醒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初二时，父亲送我进教会学校。那里收费昂贵，聘了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们地道的英文，还让我们读《圣经》故事。高二那年，我进入铭贤学堂读书。铭贤学堂本是孔祥熙受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委托在山西太谷县创办的一所学校，抗战爆发后从山西流亡到成都。我还记得，进铭贤学堂的第一篇英文课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那里面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也终生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6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选择物理，是因为那时我们都崇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我那时还憧憬过毕业后去美国给爱因斯坦当弟子。我入学的第一年底——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著名的“沈崇事件”，当时北平学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美抗暴”运动。12月30日这一天，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从海淀出发，一直走到台基厂的北平市政府，向政府递交了抗议书后才结束。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时的学生反美情绪是被操纵和鼓动的。从我自己的亲历，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回想起来，抗战那段时间和美国人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抗战胜利后，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那时的北平街头，经常能看见美国大兵坐着吉普车，搂着“吉普女郎”当众亲吻……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确非常张扬。我们平时就对他们的“跋扈”非常不满，当听说他们的士兵竟然在东单广场把女大学生架走强暴就更是把压抑许久的怒火发泄了出来。对我来说，尽管我一直在美国人操办的学校长大，但此刻，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而产生的愤恨，早已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校读书培养出来的对他们的感情。清华大学那时候“左”派学生非常活跃。大多数学生都是经历过抗战的苦难，都有满腔强烈的以身报国之情，希望国家能强大、自由。当时共产党也正是宣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打倒贪污、腐化的国民党，这些宣传都符合我们这群立志要把国家变得富强的青年学生的心愿，我们也很自然地投入到共产主义阵营里。我爱好文艺，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尽量多利用文艺社团，采取歌舞形式，开展宣传斗争。1947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6月的一天，我化妆成东安市场的学徒，坐火车经过天津到达静海县陈官屯，然后，通过运河封锁线进入冀中解放区。当时中共华北局在河北沧县泊镇设立了一个“敌后工作训练班”，训练班主任是荣高棠。训练班分成若干小组，我们小组有3个大学生，另外两位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按照组织要求，大家用的都是化名，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两个月后，我们训练班有5个学员要返回蒋管区，荣高棠带我们乘坐烧木材的汽车去石家庄到中央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正好遇到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带着我们几个大学生，作为华北“第二条战线”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还受到聂荣臻、朱德、叶剑英、肖克的亲切接见。在会议室里，我正好坐在朱总司令的旁边，他把西瓜切开后第一块递给我，我激动得赶紧站起来双手去接——能吃到朱总给我的西瓜，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刻。当时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回到家乡搞地下武装斗争迎接解放。9月，我一路辗转回到家乡。这次回家，我和父亲有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的父亲原是北平工业大学纺织系的大学生，读书时也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曾经和朱德一起在杨森的部队搞过统战工作。国共分裂之后，他跑到上海去找共产党，和亲友合开了一家四川饭店做掩护。1929年我就出生在这家小饭店的后院里，而母亲则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读书。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父亲也没有找到党组织，才带领母亲和我回到广安老家。正因为父亲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认识到一些表面背后的东西，所以他在内心对共产主义有所保留，特别是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哲学，而我却认为他太糊涂。我们父子之间争论得很厉害。最终父亲没把我说服，反而被我影响——他不但同意我参加革命，他自己也同意和地下党接触，最后也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斗争。我全力投入发动群众的地下斗争，曾在四川大学搞“学运”，在川西坝子上发动贫雇农参加游击队，甚至到土匪窝子里去动员土匪参加革命……成都解放后，我被调到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搞文工队。1950年春节正式穿上军装那天，想起1948年跟朱德、聂荣臻的那次同台，我心里说：“现在我真正成为你们麾下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但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清华园，我更渴望等家乡政权巩固后，就复员回清华去上学。没想到，我再也回不到梦里的清华园…… 突围 1951年4月4日，我们终于按期到达了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尽管昼伏夜出，部队仍然在美军空袭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全军运输弹药、粮食的上百辆汽车几乎全部被炸毁，数百匹骡马所剩无几，非战斗减员达到五分之一。 4月16日，我们新入朝部队全部到达集结位置。此时，志愿军在朝鲜共有14个军。我所在的538团驻扎在中部战线上金化、铁原突出地带的一个山沟里。大概是因为上次战役我军推进得很快，对方还来不及破坏就撤走，这里的村子大部分完好，村里的老百姓全部离家躲避战乱了。为防止联合国军的反攻和两栖登陆，第五次战役提前在4月22日发动。志愿军战士们带上够一星期用的粮食、弹药，仍然采用“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的战术，迅速深入敌后，吃掉一股敌人，再迅速撤回原阵地。180师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中包括我们538团歼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连。不过这一次战斗也让我体验了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的技术力量，他们那坦克炮和榴弹炮的声音大得吓人，火力很猛，把我们占据的山头炸得山石横飞，临时挖的掩体几乎全部被炸平，幸好我们隐蔽在山梁背后没有太大伤亡。 5月16日，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们180师再次带上一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沿着两条山梁向南穿插。接连两天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5月18日，我随538团渡过北汉江。星光下的北汉江显得特别安宁，我们涉水而过的那段河面并不算宽，水流不急，河底比较平坦，河水最深处也仅有1米左右。我们把棉裤脱了卷起来和背包一起顶在头上，列队而过。四周如此平静，以至于我几乎忘了自己身处生死沙场。后来证明这一切不过是假象。180师作为先头部队直插敌后，带头踩进了李奇微预设的陷阱。原来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战术”，让联合国军且战且退，并扔出几个“钓饵”诱我深入。等待我们的粮食弹药消耗大半后，立即在东西同时发起强大攻势，并以美军的机械化主力部队迅速从中线两侧推进，实施对志愿军中线部队的合围。 5月22日，就在我们发起攻势后的第七天，美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全面反攻。当天下午，从我们隐蔽的山林里已经可以看见远处公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不断向北方开去。情势十分危急，这天夜里，60军发出全线撤退的命令。我们来不及等到天黑，就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冲向北汉江。可是，就在我们急行军快到北汉江南岸时，上面又来命令：要求180师“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天到5天，掩护兵团主力以及伤员向北撤退。当时在三八线以南50公里的北汉江南岸地区，只有伤亡近半、粮弹短缺、艰难竭蹶的180师一个师，孤军作战，顽强阻击，打得异常艰苦。 3兵团于5月23日上午刚开始转移，电台车被敌机炸毁，兵团总部与下级部队失去了3天的联络。5月23、24日整整两天，我们停留在北汉江南岸，正面并没有美军来进攻，但从我们两侧传来的隆隆炮声却愈来愈向北方延伸。一直等到5月24日黄昏，已经粮尽弹缺的180师接到军部命令，要求当日撤过汉江以北，摆脱困境。 5月25日凌晨，我们抢渡北汉江，力争在敌人的包围圈合拢前冲出重围。而当我们团随师直属队抵达江边的临时渡口时，眼前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由于几天大雨，北汉江已经变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江面笼罩在美军投放的众多照明弹的亮光中，美军的炮弹不断在拥挤的人群中爆炸，溅起高高的水柱。无数伤亡战士被江水冲走，江面被鲜血染红…… 我跟随队伍跳进齐胸深的水中，双手紧紧拉着架设在江面上的铁丝，奋力向前进，顾不得脚底打滑，也顾不上河水冷得刺骨。我前面有两个战士抬着一个担架，为了防止伤员头部伤口被水浸泡，前面那位战友把担架举在头顶摇晃着前行；右侧是一个战士拉着一匹骡子，骡子尾巴上还拽着一位小个子女战士。就在只有十来米远即可抵达对岸时，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浑浊血污的江水向我兜头喷淋而下，等我使劲摇头吐出脏水睁开眼睛，发现走在我前面的担架没了，我身边的骡子倒在河里挣扎着，牵它的战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女战士还在我身后随波浪浮动着。我急忙转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只是她那顶浮在水面上的棉军帽…… 这次强渡北汉江，我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我们180师却牺牲了600多名战士！ 5月25日，180师北面的最后通道马坪里被美军夺取，全师陷入了美军第7师、第24师以及南朝鲜第6师的重围中。这时，敌人开始从各个方向紧缩，敌机的轮番轰炸、密集的排炮攻击，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疼痛、饥饿和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退一次次进攻。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我们丢失了一些重要据点，美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他们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战役最后一天——5月26日那天情况特别混乱，我们一直被追着打。当时180师还剩有七八千官兵被层层包围。虽然60军当时也命令181师和179师向敌出击，接援180师，但是由于天降大雨，加之敌人重兵阻截，180师的突围和60军的救援行动未获成功。180师党委于是在一个山沟里召开了紧急党委会，下令各自为战、分散突围。最后的结果十分惨烈。全师1.2万多官兵，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围出去，剩下的7000余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这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被俘人员最多的一次作战行动。彭德怀后来在第五次战役的总结会上震怒。不久，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都被停职审查。其实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受损失的远不只180师。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围180师外，也对东西两线仓皇后撤的各个中国部队实施“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结果是将志愿军战俘的总数，从第五次战役前的4,000人猛增至战役后的2万人。战俘营岁月被俘后的头几天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我觉得一切都结束了，我既没有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对未来一无所知，深深陷入了羞耻、迷惘与恐惧之中。在被押往战俘转运站途中，我身旁一位难友捂着肚子离队向山脚树丛跑去，美军卫兵用英语喝叫他停住，并朝天开枪以示警告。眼看他在向继续往前跑的难友瞄准，我忍不住用英语大声告诉他：“别开枪，他在拉痢疾！”那位美国兵惊奇地看着我，随即把我带到押队的美军少尉跟前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会讲英语的俘虏。少尉在得知我是清华大学学生后，安慰我道：“你不用害怕，停战谈判即将开始，等战争结束双方交换战俘，你就可以回学校继续读书了！” 在“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里，美军一位上尉曾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但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想我可以用我的英语能力去照顾我的难友们，跟大家一起度过艰辛的战俘营岁月。于是第二天傍晚，我跟随志愿军近千名战俘一道，被押往韩国水原市城郊的战俘转运站。在这里，转运站站长、美军中尉克劳斯正式任命我当他的翻译，并给予我美方工作人员同等待遇。我表示要跟难友们同吃同住，他说：“我可不想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而我却担心难友们会把我看成“汉奸”。幸好我很快见到了我们538团的副参谋长，他鼓励我照顾好伤病难友，尽量利用翻译身份去了解敌人对我们的真实政策，这才解除了我的顾虑。克劳斯常问我中国古老的风土人情，我则向他打听停战的消息。我离开水原市的前一天，他特地让我穿上一套整洁的军便服，用吉普车拉我到他们美军军官食堂去用餐。见我一直低着头吃饭，克劳斯说：“张，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抬起头来吃，你并不比别人低一等。在战争中个人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说不定下一次战争我成了你们的俘虏，你来看管我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 不久，我们又被转移到韩国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美军在离海湾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山凹里沿公路设置了庞大的集中营群体。我们被押送到“第10号战俘收容所”，随后，一些由战俘担任的工作人员各领50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个空帐篷里，先叫大家脱下全部衣服，然后光着身子排队领取一床旧军毯、两套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我们原有的志愿军军装则被运走。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战俘营内的囚徒生涯。我的战俘编号是730030。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在巨济岛上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俘集中营。巨济岛面积有400平方公里，是韩国第二大岛，在高丽时代，这里就是流放俘虏的地方。美军决定把第10号战俘收容所的500名战俘编成一个大队，送到巨济岛。1951年9月13日，我和约500名难友被押上一艘大登陆艇，从釜山到达巨济岛。一登上巨济岛，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岛上的气氛要比釜山严峻得多。美军押着我们这500名战俘队伍沿着伸向海岛腹地的公路走去，大约半小时左右，队伍越过一个小山口，一座密密麻麻的“帐篷城”赫然出现，它们分布在前方一片狭长的盆地中，其规模之大、戒备之森严，远远超过釜山的战俘营。当时我还不知道一年前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后，曾俘获了朝鲜人民军十几万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入朝后也竟有2万多人被俘。巨济岛上78号战俘营主要是朝鲜人民军战俘，志愿军战俘集中在72号和86号；我被关押在86号。86号有8000多名战俘，都是第五次战役开始后被俘的。其中，我们180师差不多占了一半，绝大多数是普通战士。在巨济岛战俘营里，不同政治立场的战俘之间的激烈斗争有如另一场国共内战。180师从班排干部到战士，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然而，在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从战场主动投向对方阵营的，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还是由于伤、残、病、饿丧失战斗力被俘的。如果从政治上对中国战俘进行深入考察，在众多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被俘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认同共产主义，有些人因为在“打土豪分田地”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家里曾经有人受难，而在心里隐藏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这些人到了战俘营后，自然无需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后来也的确是中国战俘营里拒绝回大陆的最坚决的那一部分战俘。另一方面，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表现得比国民党清廉，解放军在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也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因而尽管战俘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只占少数，但从思想感情的总体倾向上说，在战俘营初期，亲共战俘要比反共战俘多得多。可是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政府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大陆，他们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不但如此，他们支持反共战俘去控制战俘营：先是把一些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调往日本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各个战俘营的俘虏官；允许他们在战俘营里发展“国民党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会”。在美军的特许下，战俘营里还成立了一个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允许他们私设“刑讯室”，实际上给予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去统治战俘营的权力。这些坚决反共的战俘于是开始在战俘营里强迫所有的战俘听取宣讲反共课、在讨论会上辱骂共产党，强迫战俘们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手印。最毒辣的是他们将反共标语和图案强迫刻刺在战俘们身上，说：“看你们还敢不敢回大陆！”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在反共战俘统治下的巨济岛第72、86号两个最大的中国战俘营里，我们那些受尽屈辱失去人格尊严的众多难友，已经万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于乱世”了。他们在“甄别”的最后一刻放弃了回家跟亲人团聚的权利，在美军支持下，战俘营里的国共之战以国民党大获全胜结束，1.4万名战俘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杜德事件巨济岛战俘营里当年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杜德事件”，而我正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1952年5月初，朝鲜难友通过地下渠道告诉我们，为了挫败敌人大规模扣留战俘的阴谋，他们在近期将会采取重大行动。他们提出，希望中国同志先引诱杜德前来战俘营谈判。弗兰特·杜德是美军陆军准将，巨济岛战俘营长官。虽然朝鲜难友没有明说他们的“重大行动”是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心知肚明。为了配合朝鲜同志的行动，我们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并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在我们的一再强烈要求下，杜德本人亲自出面，和我们谈判。这些谈判都是我出面翻译的。杜德一出面，我们立即停止绝食，杜德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很有谈判经验，只有他亲自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这也为我们下一步行动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5月7日下午，杜德来到第76号战俘营的大门外，在临时增加的一个武装步兵排和两挺重机枪的严密警戒下，隔着铁丝网大门和站在门里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代表谈话。谈判持续了较长时间，警卫士兵开始松懈下来。此时去海边倒粪便的清洁队抬着粪桶回来了，趁着大门被打开，走在最后的几个身强力壮的清洁队员突然扔掉粪桶奋力将杜德拉进了铁丝网，并迅速将他抬进帐篷群里。大门立即被战俘们关严了，一幅大标语挂了出来：“你们若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第76号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特地腾空一个帐篷作为杜德的住所，还让杜德手谕他的部下给他送进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然后，杜德被要求用电话下令将各战俘营代表送来举行战俘代表大会，以便解决“战俘自愿遣返甄别”后的遗留问题。杜德马上打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开来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由一个美军上尉带领76号战俘营的两个代表，到各朝鲜战俘营场把代表们接到76营场来。当天傍晚，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神色匆匆地开车来到602营场，要我和孙振冠立即跟他走。我们上了车，一起到了76号营场。只见大门内张灯结彩。人民军难友们组成两道人墙，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手执纸做的朝中国旗和彩纸带，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 我们在战俘营里举行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杜德被叫来坐在“被告席”上，倾听各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代表们把杜德当成美国化身，向他控诉了美军对战俘犯下的罪行。我在5月9日上午代表中国战俘用英语控诉了美方如何指使反共战俘在中国战俘营里制造一场骨肉相残的血腥内斗，迫使大多数战俘放弃回归祖国的权利。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杜德一直低着头，执笔记录的手颤抖着。我们接下来跟杜德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代表全体朝中被俘人员提出四项要求：要求美军当局立即停止对战俘的一切暴行、停止借以非法扣留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停止强迫“甄别”、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5月10日，杜德终于在《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上签了字。这天黄昏，我们把杜德送到76号的大门口，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个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将军，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杜德事件”当时轰动了全球，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的战俘把战俘营总管抓了起来。但我们也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释放杜德一个月后，美方对76号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朝鲜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 “杜德事件”后，孙振冠和我跟其他16名出席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朝鲜代表一起被宣判为“战犯”，先将我们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坐3个月牢，给予酷刑惩罚。然后将我们长期囚禁在巨济岛“战犯营场”，直到停战后被交换回国。返回祖国 1953年4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 1953年6月8日，中国、朝鲜与联合国军签署了遣返战俘协定。7月27日，我们从美方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上午签字的消息，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忍不住欢呼和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管理我们的托雷上尉也微笑着跟我们握手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小岛，回到我的家人身边！” 1953年9月6日，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被交换回三八线以北的100多名中国“战犯”，由美军用卡车送往板门店。当我看清迎接我们的牌楼上那四个闪光大字是“祖国怀抱”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涌流出来：“祖国，我思念了近千个日日夜夜的祖国啊！” 卡车停在了牌楼下面，不等守候的军医、护士们过来帮扶，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往下跳，然后一头扑倒在亲人的怀中放声痛哭起来。我们已经分辨不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哭，也分辨不出是悲痛的眼泪还是欢乐的泪水！交换完毕，我们坐上自己部队的汽车，被送往开城志愿军前方医院。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特别好的照顾。当时，贺龙元帅带领第三届入朝慰问团还特地派了一个分团到开城来慰问我们。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马思聪……这些艺术大师为我们这批最后归来的“战犯”战俘专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第二天，我代表7,000名回国战俘向慰问团做报告。我刚喊出“祖国的亲人们”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抑制自己的激动把报告进行下去。195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张泽石”的名字——至此，失去我音讯两年多的父母和未婚妻才知道我并没有“失踪”，也没有牺牲。我们先是被送到辽宁昌图县去“疗养创伤、接受审查、听候处理”。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这些拼命回归祖国战俘的下场，竟然是“怕死鬼”、“变节者”、“背叛者”的罪名，是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终生监控的处分！开除我党籍、军籍的主要罪名，一是我在被俘前没有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被定性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二是我在战俘营担任翻译被定性为“为敌服务”。 1954年夏天我退伍回家后，请求复学遭拒绝、到处求职遇冷脸、原定婚约被撤散。正当我走投无路时，我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历救了我。北京第九中学急需高中物理教师，校长看了我档案里写的“终身控制使用”几个字，便对人事干部说：既然写的有“使用”两个字，那就把这位清华物理系学生先使用起来再说嘛！ 1955年夏天，我开始站上讲台兢兢业业地教书，只希望自食其力，别再让父母为我操碎心。 1956年夏天，我与学校一位不嫌弃我的语文教师结了婚，1957年初夏我们的儿子降世。我看见了自己生命的新的曙光。哪知儿子出生还不到百天，我就因了“抗美援朝变节者”身份在突然到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二类右派分子”，取消了我的教师资格和每月70元工资，只发给我18元生活补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6年。但让我更加痛苦的是，父亲受到了我的牵连。1948年我回到家里再三劝说父亲参加革命，父亲接受了地下党安排，解放前夕他在长寿秦安纱厂任厂长，以袍哥名义组织了工人武装护厂队，防止了国军撤离时对工厂的抢劫，并保护了当地的水电站。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父亲被诬陷为在解放前夕组织“反共自卫队”妄图负隅顽抗，立即以“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罪行逮捕入狱，1959年即冤死狱中。 1963年我被重新分配工作，到一个偏远的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我再次被扣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的帽子，遭关押、批斗、折磨。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们开始向党和政府申诉归国志愿军战俘的集团性历史冤案，1980年我们才争取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尊严。我父亲的冤案也争得了昭雪。我生命中的30年磨难终于截止了。一转眼，朝鲜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当年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消失，但那场战争铭刻在我心上的伤痕并未痊愈。如今，跟我一起走过战争，走过屈辱的难友们，大都已经带着伤痛和遗憾离开了人世。他们曾经期盼当年的出生入死、受苦受难能为国家带来进步、为人民带来幸福。我衷心希望他们的遗愿早日实现。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人像我那么深地经历了战争、灾难、迫害、背叛、对人尊严的残暴践踏……所有这一切，我都经历了，而且我知道它的痛苦，我应当把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留下来。在浩瀚宇宙面前，我无非是一个过客，我曾经抱怨命运不公，而今天，我深深感到，来到人世这一趟我没有白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近半个世纪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本文选自《新世纪周刊》，作者陈焱、杨东晓，原题为《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那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采写：傅光明、郑实时间、地点：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的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就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郑：您一直在现场吗？郝：一直在现场。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采写：傅光明、郑实时间、地点：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白：24日。确信无疑。傅：您家住在哪儿？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白：大约是六点五十。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我们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白：没有。傅：有没有见到家属？白：没有。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白：没有。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白：没有。傅：有没有警察？白：没有。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白：对。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采写：傅光明、郑实时间、地点：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傅：大概几点。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傅：是您自己去的吗？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朱：我上渔场找船。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朱：仰面。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朱：对。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傅：那他怎么知道的？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