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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成立自治邦。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在大选中获胜就任总理，成为新加坡的开国之父。在任30年及在内阁施加影响的许多年里，李光耀用强权政治换来国家安定，用严刑峻法换来社会有序，在昔日的贫穷小渔村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在2011年大选中，执政党得票率跌至历史最低，此后李光耀宣布从内阁退休。李光耀的新加坡，将迎来它的“后李光耀时代”。编辑/徐松 1959年，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成立自治邦。5月，新加坡举行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图为1959年6月3日，新加坡，等待投票的人们。李光耀1923年生于新加坡，自幼接受英式教育。1954年，出身律师的他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自此步入政坛。担任总理初始，李光耀认为缺乏资源的新加坡必须依靠腹地才能生存下去。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图为1959年，李光耀和他的拥护者。John Dominis//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然而，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联邦成员的日子只维持了23个月。新马紧张的政党关系及华人马来人之间爆发的种族骚乱，导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撵了出去”。1965年，新加坡“不情愿”地迎来了独立国家时代。而此时的新加坡，是一个连饮用水都要由马来西亚提供的贫穷渔村。一直到许多年后，李光耀仍然认为“新加坡独立”是他终生的遗憾。图为1965年，新加坡河全景。Photo by Popperfoto/Getty Images 1960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1330新元。但就在这一年，新加坡政府决定设立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规划和建造公共组屋，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李光耀称，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其实就是建立一个激励的机制。“每个家庭都持有国家的股份。如果他们的孩子要上战场，那也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而战。”图为1965年5月1日，李光耀在组屋建设基地。 Larry Burrows/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新加坡政府的第一个十年建屋计划是先建一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为35平方米。这样的房子一般穷人都能具有购买能力，使新加坡的无房户变成有房户。第二个十年计划，开始建两室一厅，面积在50—53平方米之间。随后政府在满足“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开始盖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五室一厅的房子。图为1965年5月1日，李光耀在已建设好的组屋区。Larry Burrows//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1965年，购买由政府建造的组屋的人占23%，1976年达51%，到1983年时达77%，进入入21世纪，新加坡92%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图为1997年5月25日，一名女子走过祖屋区。AFP PHOTO Roslan RAHMAN 然而，李光耀反对西方民主国家在教育、养老、医疗等各方面实行免费政策的做法。他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社会失去进取心。“在我们这个国家，人人都没有铁饭碗，只有瓷饭碗。如果你不小心将饭碗打碎，那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图为2011年2月，一名妇女走过两栋老祖屋，老祖屋后面是一栋拔地而起的新祖屋。AP Photo/Wong Maye-E 1967年，新加坡政府通过《经济扩展奖励法案》，对政府批准的制造业公司实施低税收。1968年，设立“新加坡开发银行”和“裕廊工业区管理局”。就在这一年，新加坡的经济开始了腾飞。图为裕廊工业区。 70年代，新加坡开始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也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图为新加坡港鸟瞰。Jonathan Drak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70年代，新加坡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基础；80年代，副总理吴作栋提出到1999年时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卓越的城市国家；90年代，世界经合组织宣布，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新加坡人创造了“新加坡奇迹”。图为1998年3月24日，新加坡港口一个标记有数字“一亿”的集装箱被调离码头。AFP PHOTO/Roslan RAHMAN 搞工会运动出身的李光耀并不欢迎工会运动。一次新加坡航空公司工人运动，李光耀发表演说“如果工会行动继续进行，我将会用尽所有方法给你们教训。”“管治新加坡的人必须强硬如铁！”图为1965年5月1日，李光耀和工人代表谈话。Larry Burrows//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李光耀深知民族矛盾是国内环境稳定的大敌，他认为民族融合的先决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不可以偏袒某一个民族。开国之初，李光耀将英语选作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这让新加坡人口总数80%的华人感到不满。1971年，新加坡几份华文报纸提议讲华语作为官方语言，李光耀以“散播民族主义”之名关闭了报社，还拘捕了几名报社负责人，没有经过审判便以内部法收监。图为60年代，新加坡唐人街。李光耀认为媒体并不能代表民意，只有被人们选举出来的自己才代表民意；他也不赞成媒体监督政府的角色，相反，媒体应该帮助政府建设好国家。李说：“在我们这个如此落后的国家，想尽快实现现代化，应该彻底改变的东西太多了。而一般的人民是不会考虑这么长远的，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政府是一心为发展新加坡的经济，不是为了充盈自己的钱包，人民终会理解的。”图为新加坡大街上，李光耀的宣传广告。AFP PHOTO/Roslan RAHMAN 李光耀对新加坡国民的要求较高。他曾几度要求降低妇女生育率，当发现高学历夫妻生育率远低于低学历夫妻时，又说：“遗传基因是最重要的，希望高学历的夫妻能负起责任来。”当他发现小学生出现肥胖问题时，立即禁止学校再出售油炸食品。图为1997年6月15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少年儿童珠心算大赛。AFP PHOTO/Roslan RAHMAN 图为1998年7月5日，新加坡圣淘沙，年轻人在户外举行“肥皂泡”晚会。一个月后，“肥皂泡”晚会被政府强行取消，原因是该晚会涉嫌教唆未成年人饮酒。当时，由于担心新加坡年轻人错误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学习“嬉皮士”的颓废生活方式，李光耀公开称政府歧视留长头发的人，并下令禁止公务员留长发。“如果我们不介入国民的私生活，就绝不会有现在的成就！”AFP PHOTO 中国的孔孟之道经过行动党人的全面改造，成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但在实行之初的60年代和70年代，李光耀也遇到巨大的阻力。受英国文化和马来文化影响的人对李光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想把中国最古老的东西，连中国人都在极力舍弃的传统，重新捡过来并用于新加坡，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反对党则认为李光耀是以中国文化为依靠，在新加坡推行他的个人专制，企图在新加坡建立李家王朝。图为2007年3月5日，新加坡唐人街的老人们。AP Photo/Wong Maye-E 新加坡政府用“惩罚教育”来规范国民的行为。大街上的警告牌旁边，都标有罚款的价码。如图：禁止公众场合吸烟，违者罚款1000新元；禁止公共场合饮食，违者罚款500新元；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违者罚款5000新元；禁止携带榴莲。（100新元约合500元人民币）政府不仅制订了许多重大、严格的法令，而且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相当严厉。其中颇具特色、颇有成效的一项是杖刑，即以杖鞭打犯人，目的是“在犯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1994年，一名名为费依美国少年在新加坡被指控喷涂2辆车，对另2辆扔了鸡蛋，因此面临杖刑。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次酒会上公开称：“我们认为这种惩罚太过分了，非常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重新考虑。”图为1994年，费依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李光耀承认法律在开始时新加坡人难以接受，他说：“但是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很快成为法律社会的典型。”行动党政府在竞选中就提出了“根除新加坡政府的贪污现象”的承诺。李光耀说：“我不敢说内阁政府在任期中，能不能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我要求各位要做到廉洁、公正、民主，如果谁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政府是不能宽恕他的。”李光耀指出，人民行动党的致胜秘诀之一，就是“保持廉洁、杜绝腐败”。图为因贪污入狱两年的Tan Koon Swan。Robert Nickelsberg/Time &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早在1984年，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就提出了民选总统的概念。1991年1月新加坡修改宪法，增加总统的权力；1993年，新加坡首次举行了总统直接选举，但总统一职仍只作为国家的象征，并无太大实权。2004年8月12日，新加坡，李光耀（右二）宣誓就任内阁资政，吴作栋（右一）宣誓就任国务资政。在党外，人民行动党限制反对党的生存空间，如利用《国内安全法》等逮捕反对党的活跃分子，运用其他法律手段使反对党领袖远走他乡。 1997年，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参与国会大选，出战某集选区。在点票结果中，邓的候选团队共获得45%的选票。然而，邓亮洪在大选前曾多次遭国内媒体指为“反基督教、危险人物、大汉沙文主义者”，还收到死亡恐吓信，大选过后又遭国会资政李光耀、总理吴作栋等11人控告诽谤。之后邓亮洪流亡澳大利亚。图为1997年3月17日，邓亮洪在律师事务所召开记者招待会。AP Photo/str 在新加坡，在公众场所集会抗议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图为2007年10月15日，民主党人徐顺全在总统府外抗议。徐顺全因多次被政府当局指“无准证演讲”及“无准证集会”罪名而入狱，2001年被行动党领导人控告诽谤，2006年因未能缴付案件赔偿金而被宣告破产。AP Photo/Wong Maye-E 事实上，李光耀曾经20多次控告他人诽谤，每一次都获胜。图为徐顺全在进行公众演讲时被警察带走。随着新加坡的社会发展，许多年轻选民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在国会中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和制约。2006年5月1日，新加坡工人党的支持者们进行抗议，防暴警察试图阻止。李光耀说：“我不会以民意调查决定我的施政，我认为这显示了执政者的软弱和驾驭无方。”AP Photo/Wong Maye-E 几十年来，新加坡反对党并不成气候，1968年至1980年，反对党在国会没有一席之地；1984年，反对党实现了“0”的突破，获得了2个席位，此后反对党逐渐成长；到2011年大选，反对党已经占据了6席之地，民众支持率达40%。尽管并不能改变行动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却使行动党在执政以来遭受了最惨痛的打击。图为2011年大选前，反对党人在街头宣传。李光耀在2011年大选时曾经对媒体发话，人民行动党失去一个集选区不算什么，选民如果投票支持反对党，倒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有5年“要度过和忏悔”。这一段“恐吓”讲话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弹。图为李光耀在演讲。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随后向民众道歉：“我们犯了错之后必将承认错误，并向民众道歉，承担责任和纠正问题。”李显龙还表示，政府需要多从网络上听取年轻一代的心声。图为2011年5月3日，新加坡，李显龙参加人民行动党竞选集会。CFP 有媒体称，反对党支持率上升，说明新加坡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有房住有饭吃”的物质需求，而是有更多的政治诉求；不只要求政府为民众办好事，更要求能够参与到政治决策。图为2011年4月28日，新加坡，数千市民参加反对党的选举集会。AP Photo/Wong Maye-E 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宣告了“李光耀时代”的终结。在送走了这位严厉的“新加坡爸爸”后，新加坡将迎来未知的“成人期”。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8日发表声明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垂危，并且进一步恶化。上月5日，李光耀因感染严重肺疾入院，此后一直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昨日，新加坡总理办公室曾发表声明称，该国前总理李光耀的病情因感染出现恶化。李光耀现年91岁，是新加坡首任总理，同时也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父亲。近些年，李光耀已经淡出新加坡的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但由于他是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各界关注。李光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他将弹丸岛国新加坡打造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政治生涯可谓波澜壮阔。李光耀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名誉满全球的伟人，他的家庭、童年、学生时代以及工作经历又给其日后成为一国元首带来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呢？童年家道中落，受祖父影响改学西方文化李光耀的家族祖籍在广东梅州市，自其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祖父李云龙是当时新加坡知名商人，经营船务公司还进行树胶贸易，父亲李进坤则是壳牌石油公司的员工。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是家中长子。当时李家的生活状况还比较优渥，祖父在当地颇具声望。虽然童年的李光耀备受长辈宠爱，但并非完全无忧无虑。因为父亲好赌，偶尔输了钱脾气会变得狂暴，回家便与母亲争吵索要首饰拿去典当换赌资。而李光耀的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敢于与父亲抗争。在李光耀的心中，母亲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如果她晚一代出生，且受过良好教育，很可能成为女强人。祖父对于李光耀的影响最大。1920年代末期，由于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李家开始家道中落。但是，尽管状况一日不如一日，祖父丝毫没有放松关心李光耀的教育问题。李云龙向来崇拜西洋文化，在其影响下，李光耀从最初的华文学校转入古楼英文学校就读。李光耀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校成绩常常名列前茅。12岁时，因为学习成绩突出赢得奖学金，他被保送进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深造。逃离日军魔掌，终赴伦敦学习 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从莱佛士学院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李光耀的求学路，他只得在家等待战火平息。然而，当欧洲战场上的形式出现转机，在亚洲耀武扬威的日本帝国主义却把战火直接烧到了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了新加坡，日军在新加坡横行霸道，屡屡虐待平民。一次，李光耀路过一个街心岗亭时，因忘记向日军鞠躬行礼遭到日兵毒打，后来，日军做手势要求他沿来时的路回去，李光耀只好从命，才逃过劫数。 1942年2月21日，日本开始在新加坡肃清抗日分子，并且把清查重点放在华人身上，李光耀也出现在了日军的黑名单上。日军到李家抓捕李光耀时，曾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鼻孔出血。尽管李母一再求情，但日军还是将李光耀带走了。在被押往集中营的路上，李光耀灵机一动，悄悄向一名日兵递上香烟，并用日语喊了句“阁下”，令日兵颇为满意，于是李光耀借机提出要求，称自己忘带衣服，需要回家拿，然后日兵竟然放他走了。因为不敢回家，李光耀逃到了大山沟里，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用机枪扫射无辜平民的画面。当李光耀平安回家后，他开始认真研究日本历史，想弄懂为何日本人如此残暴。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李光耀凭借自己流利的日语和英语，成为了日本官方新闻社《读卖新闻》社的日文翻译员。这份生计对于李光耀来说是一举三得，既能赚钱养家，又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还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整个世界的战局。渐渐地，日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眼看就要投降，新闻社里的许多华人都跑了，李光耀随后也逃到了亲戚家避风头。当1945年9月2日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李光耀立即返回家中。日本投降后，李光耀为报考剑桥大学再次回到母校莱佛士学院。这次，他还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学柯玉芝，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先前往英国，到那里再想办法上剑桥。但由于通往英国的航道还有水雷，开往伦敦的船运服务迟迟未开。 1946年9月初，英国一艘军舰停靠在新加坡港口，李光耀的母亲恰好被请到军舰上当厨师，并且她做的美味佳肴受到士兵的一致好评。几天后，当军舰即将返回伦敦，李母请求舰长将儿子带往伦敦并获得同意，于是李光耀就这样匆匆地来到了伦敦。李光耀先是报考了伦敦大学，但仅一个学期便凭借优异的成绩转学到梦寐以求的剑桥大学修读法律。不久后，柯玉芝也来到剑桥攻读法律，两人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1947年的圣诞节，两人在没有通知双方家长的情况下在英国注册结婚。初尝政治，组建政党推翻殖民统治在剑桥的求学时光对李光耀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时，他常常参加社会调查和政治活动，并结识了一批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留学生，并参加了“马来亚论坛”，该论坛是由拉赫曼和拉扎克发起建立，这两个人后来都当过马来西亚的总理。“马来亚论坛”主要是讨论马来的现状和前途，论坛成员共同的目标都是争取马来亚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或独立，但在途径和手段上则各持己见。 1950年，李光耀与柯玉芝均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荣誉法学学士学位，在荣誉生的名单里，李光耀排名第一。同年8月，两人一同回到了新加坡，并在1个月后举行了婚礼。成家之后，李光耀开始着手创立自己的事业。他与柯玉芝一起在新加坡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由于业务精湛，李光耀的律所广受欢迎，越来越多的人来请他们打官司。但对于李光耀来说，帮老百姓打赢官司并非最终目标，他是想据此来组织群众推翻殖民统治。 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初次显露出他对工人运动的作用，他和一些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由于李光耀的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结果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他又声援了新加坡学生的反殖运动。当时，学生们创办了鼓吹独立的报刊，英国殖民当局认为这一行为违法，公开对学生进行审判。李光耀为学生辩护并取得胜利，这再次令李光耀声名大噪。得到了工人和学生的支持，李光耀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但他也意识到光有工人和学生运动并不足以推翻殖民统治，还需要组织政党接过殖民者手中的政权。人民行动党党徽是白底蓝圈，中间一道红色闪电。 1954年11月21日，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及工会领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自此步入政坛。成立当天，李光耀宣读了党纲，第一条就是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马两地的独立国家。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后又在1955年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立法议员，称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此时，李光耀为了与更多的华人群众打成一片，还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了两种中国方言，为实现种族协调提供了基础。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1959年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1959年5月，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成为多数党。在谈到剑桥时光时，李光耀觉得当见到英国本土的英国人，他开始认识到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步毫无兴趣，他们在乎的只是殖民地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还有输出马来亚树胶和矿产赚取的美元外汇。自此，他便确立了一直为之奋斗不变的反殖民主义信念。从力主新马合并到被逼独立建国 1959年6月，李光耀受新加坡总督威廉古德邀请担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释放8名被英方逮捕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同时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的前提下接受了邀请。1956年6月5日，年仅35岁的李光耀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一届自治政府的内阁总理。此后，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内阁总理拉赫曼在新加坡公开演讲，建议合并马来亚、北婆罗洲(沙巴)、沙捞越、文莱和新加坡，创立新的马来西亚共和国。在新马合并的问题上，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出现分歧。人民行动党从新加坡地小人少、无自然资源、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大国之间的实际情况考虑，力主并入马来西亚以求得生存。经过李光耀的多方斡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这天也是李光耀40岁生日。合并后，新加坡在马来西亚联邦内有一定的独立性，李光耀的身份仍然是新加坡总理。新加坡原以为在加入马来西亚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始料不及的是，印度尼西亚并不满意身旁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便断绝了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禁止马来西亚的商人到印尼做生意，很多新加坡商人因此破产。合并也没有理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党关系及紧张的种族关系。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指责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并在幕后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反对新加坡自治邦政府。9月，第二次种族骚乱再次爆发，造成120人死亡、109人受伤。 1965年，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同马来西亚的所有反对党联合成立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并发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人民行动党在马来半岛越来越活跃，马来西亚当局担心人民行动党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将主宰整个马来西亚，把马来半岛变成华人的天下，于是他们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起初，这只是一种具有威胁性质的驱逐，因为新加坡有优良的港口，如果真的分离出去，对马来西亚也是一种损失，他们只是想教训一下李光耀及其追随者，让他们乖乖屈服于马来西亚当局。但是，尽管李光耀并不想分家，他更不会选择屈服。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种独立对于李光耀来说并非荣光，当宣布此事时，李光耀泪流满面。在他的一生中，他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母亲去世，另外就是这次的新马分家之时。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菁，张泽石口述，原题为《走过战争，走过屈辱》。朝鲜战争 84岁的张泽石老人回首往事，总是不由得闭上眼睛，似乎仍不愿直面那些曾让他痛苦万分的经历。张泽石有一种要将战俘营真实生活表达出来的强烈责任感：“朝鲜战争战俘是个特殊群体，如果我不讲，我的那些难友们更是无法让外界知道曾经经历了什么。” 1953年7月27日，26岁的张泽石在巨济岛战俘营里听到了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它不但宣告了历时两年的朝鲜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梦魇一般的“战俘”生活。1947年，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张泽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名基督徒到红色革命者的转变。1951年，张泽石随部队进入朝鲜，投入第五次战役，因部队陷入重围而被俘。在战俘营里，作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张泽石成为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口述：张泽石被俘 1951年5月27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成了战俘。我还记得，我们是在5月26日黄昏，才接到不惜一切代价突围的命令。传来的命令说，只要到达鹰峰脚下就能与接应部队会合。于是大家扔掉背包，彻底轻装，向鹰峰方向突围。我所在部队是第三兵团第60军180师538团。接到命令后，二营、三营作为全师的突击部队，冲上公路向密集的美军坦克扑了过去。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近百米宽的口子。我们跟随180师剩余的部队，就从这个血红的口子上跨过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冲出了这道包围圈，然后爬上了一条山梁，强忍着饥饿和疲困，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向着鹰峰赶去。一开始，我们还保持了行军的序列，但是天色已黑，又下起了大雨，山路也非常滑，加之敌人的排炮不断袭击，队伍很快就被打乱了。我带的宣传队员大都是新兵，大家都特别害怕掉队。我让他们把白毛巾系在手臂上，一个紧跟一个。一边艰难行军，一边要不时躲避随时飞过来的弹片。等到我们终于跋涉到了鹰峰半山腰时，已经是次日凌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发现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我努力寻找我的直接领导，想请示下一步行动，他们原本就走在我前面，可这会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正焦急间，我看见司务长老刘捂着肚子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老刘的胃病犯了，解下腰上的干粮袋递给我，喘着气告诉我：“鹰峰已经被敌人占了，上面命令分散突围，我走不动了，你带上这点炒面赶快走！” 老刘挥手让我走，而我的脑子一下子全乱了：分散突围，怎么突？往哪里突？我茫然四顾，看见我的宣传队员们仍然坐在雨地里眼巴巴地等着我。这时忽然听见山顶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声，我意识到想越过鹰峰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和战友们抓住身旁的树，往山下奔去。坡太陡，路又滑，心又慌，我们不断地摔跤，一个个都成了泥人。旁边不远处有一条泥坡滑道，大概是前面的战友们用身体开通出来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这条不是路的路逃生。为了避免手被滑道上的石子划伤，我们把双手护在棉衣袖口里，如坐滑梯一样争先恐后一直滑到了鹰峰山谷的沟底。这时，雨下得更大了，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崖下，大家全身都已湿透，在饥饿和惊恐之中瑟瑟发抖。头顶上照明弹再度亮起，在它的光亮下，我看见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已经拥挤着数不清的战友，大家都低着头沉默地坐在泥水里……还没来得及难过，忽然空中响起了广播声，竟然是一个操着汉语的人在说话，这个声音说“180师已经被包围，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赶紧投降”云云。这时有战友动员大家，说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可以突出包围。我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再拼死一搏。于是接过一位负伤的战友送给我的一枚手榴弹，带着几名宣传队员也跟着往外冲。我们越过众多伤病战友插到沟口边上，前面是个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我们沿着水沟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四周溅起泥水，我们只好顺势滚进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大家只得泡在水里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只有等照明弹熄灭了才好再突围，可是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在空中闪亮。渐渐地，雨停了，东方也渐渐亮起来。远处又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随即又看到了紧跟在坦克后面头戴钢盔的美国大兵。我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看着他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大喊一声：“快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先躲起来再说！”话没说完，就带头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山势很陡，我费力爬了一段，却被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就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爬。脚下太滑，被子弹溅起的石碴又擦破了我的额头。当时手猛一使劲，小刺棵子被连根拔起，头朝下摔了下去，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从痛楚中醒来的时候，看见几个美国大兵持枪围住了我。我插在腰带里的手榴弹也已摔到远处。一个士兵用刺刀挑起我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不情愿地按照他们的命令，把手放到了脖子后面。不远处，我看见随我突围的几个战友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跛地被押过来。难友们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跟他们点点头，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走出沟口，我看见公路上有一长长的行列，全是我军被俘人员，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惨不忍睹。就这样，我成了战俘。跨过鸭绿江成为战俘的时候，我到达朝鲜战场才刚刚两个多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1951年3月21日那天从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当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铁桥时，我感觉自己充满豪迈之气；快过完桥时，我还组织宣传员一起向欢送的人群高呼：“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吧！” 当时，我只是这场庞大战争的最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关于朝鲜战争的很多事情，我也是后来几十年慢慢了解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初，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对中国军队参战没做任何准备。临时授命的彭德怀带领20万中国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后，指挥5倍于美军的部队，通过山间小路，插入敌后，分割包围，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志愿军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这一次，傲慢的麦克阿瑟虽然知道中国出兵了，但他连中国军队部署在哪里都懒得弄清楚，便命令联合国军发起“圣诞节攻势”。于是在为期一个月的战役中，联合国军再遭重创，中朝联军把他们打到了三八线以南。 1950年底开始的第三次战役打得也比较成功。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这时，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停火协议，而彭德怀也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论在食物补给还是弹药补给上都面临巨大困难。但是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被前三次的胜利所鼓舞，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停火五步方案。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在1951年1月25日发动了大规模反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这时，美国的李奇微接替因车祸去世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并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精明的李奇微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狂妄傲慢，他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8天后自行停止——他将之称为“星期攻势”。而且志愿军每天作战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所以李奇微只把部队撤到22公里，最远不超过25公里的地方停下休整。他提出“磁性战术”，就是坚决近距离地与中国军队接触，不间断地持续进攻，不给中国军队以补充的时间，与中国军队拼消耗，并且在局部依靠优势的炮兵、空军和坦克的火力，实施密集的高炽烈的火力突击，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最后，等轰炸一停止便立即挥师反扑。第四次战役前后打了近3个月，打得非常艰苦。这一次，美军加强了空军力量，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我们调动了很多部队，想保住三八线，可还是因为实力悬殊，被迫放弃了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建议暂停进攻，给部队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及巩固阵地，却再次被毛泽东否决。就在第四次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就打响了。为了准备这次战役，从国内急调了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一共6个军前往三八线。第三兵团下辖12军、60军和50军，一共十几万人。60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后改为华北野战军8纵。1949年全军整编，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第60军。他们先是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扶眉战役，又跟着贺龙南下秦岭，一直解放了成都，是解放川西的主力部队。成都解放后，60军一直驻扎于此，其中180师兼管眉山军分区，建立地方政权。18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我还记得，我们部队传达过胡耀邦的一次讲话，大意是说：现在转为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要安下心来把四川建设好。现在看来，朝鲜战争对他们来说，也非常意外。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归建，分散到地方搞建设的部队又集结变成野战军。60军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当时解放军是成军、成师整个建制入朝的。从成都出发到了河北沧县泊头镇集结整训时，我和战友们才知道我们马上要进入朝鲜战场。部队政治动员时说：美国是只纸老虎，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垮他们的大炮加黄油；把他们从三八线赶到三七线，从鸭绿江赶到汉江！那时候大家对新生的祖国的爱是非常强烈的，听了这样的动员，大家更是群情激愤。我们在安东停了两天左右，上级把我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一份团级的《战斗快报》。领导说：“你的任务就是把蜡纸、铁笔、钢板都带上，去采访行军路上和战斗中的好人好事，油印出来发到连一级。”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实际是赶赴三八线去投入第五次战役。为了力求减轻美军狂轰滥炸造成的损失，我们将要背负近百斤重的行装，昼伏夜出，连续15天跋涉1,500里。那场战争一开始就以其可怕的艰辛与危难给了我这个学生娃子以极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回过头来看，坦率地说，当时解放军的整体素质不高，像我这样，从大学生进入军队的人少之又少。进入清华大学前，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我的人生不知道是否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我的家乡在四川广安，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美。我的祖父在老家开办了一个小工厂——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他虽然没文化，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我4岁半就被送进私塾读书，我还记得，一进家门就有一只八哥鸟在提醒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初二时，父亲送我进教会学校。那里收费昂贵，聘了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们地道的英文，还让我们读《圣经》故事。高二那年，我进入铭贤学堂读书。铭贤学堂本是孔祥熙受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委托在山西太谷县创办的一所学校，抗战爆发后从山西流亡到成都。我还记得，进铭贤学堂的第一篇英文课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那里面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也终生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6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选择物理，是因为那时我们都崇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我那时还憧憬过毕业后去美国给爱因斯坦当弟子。我入学的第一年底——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著名的“沈崇事件”，当时北平学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美抗暴”运动。12月30日这一天，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从海淀出发，一直走到台基厂的北平市政府，向政府递交了抗议书后才结束。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时的学生反美情绪是被操纵和鼓动的。从我自己的亲历，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回想起来，抗战那段时间和美国人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抗战胜利后，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那时的北平街头，经常能看见美国大兵坐着吉普车，搂着“吉普女郎”当众亲吻……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确非常张扬。我们平时就对他们的“跋扈”非常不满，当听说他们的士兵竟然在东单广场把女大学生架走强暴就更是把压抑许久的怒火发泄了出来。对我来说，尽管我一直在美国人操办的学校长大，但此刻，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而产生的愤恨，早已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校读书培养出来的对他们的感情。清华大学那时候“左”派学生非常活跃。大多数学生都是经历过抗战的苦难，都有满腔强烈的以身报国之情，希望国家能强大、自由。当时共产党也正是宣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打倒贪污、腐化的国民党，这些宣传都符合我们这群立志要把国家变得富强的青年学生的心愿，我们也很自然地投入到共产主义阵营里。我爱好文艺，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尽量多利用文艺社团，采取歌舞形式，开展宣传斗争。1947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6月的一天，我化妆成东安市场的学徒，坐火车经过天津到达静海县陈官屯，然后，通过运河封锁线进入冀中解放区。当时中共华北局在河北沧县泊镇设立了一个“敌后工作训练班”，训练班主任是荣高棠。训练班分成若干小组，我们小组有3个大学生，另外两位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按照组织要求，大家用的都是化名，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两个月后，我们训练班有5个学员要返回蒋管区，荣高棠带我们乘坐烧木材的汽车去石家庄到中央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正好遇到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带着我们几个大学生，作为华北“第二条战线”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还受到聂荣臻、朱德、叶剑英、肖克的亲切接见。在会议室里，我正好坐在朱总司令的旁边，他把西瓜切开后第一块递给我，我激动得赶紧站起来双手去接——能吃到朱总给我的西瓜，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刻。当时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回到家乡搞地下武装斗争迎接解放。9月，我一路辗转回到家乡。这次回家，我和父亲有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的父亲原是北平工业大学纺织系的大学生，读书时也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曾经和朱德一起在杨森的部队搞过统战工作。国共分裂之后，他跑到上海去找共产党，和亲友合开了一家四川饭店做掩护。1929年我就出生在这家小饭店的后院里，而母亲则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读书。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父亲也没有找到党组织，才带领母亲和我回到广安老家。正因为父亲早年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认识到一些表面背后的东西，所以他在内心对共产主义有所保留，特别是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哲学，而我却认为他太糊涂。我们父子之间争论得很厉害。最终父亲没把我说服，反而被我影响——他不但同意我参加革命，他自己也同意和地下党接触，最后也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斗争。我全力投入发动群众的地下斗争，曾在四川大学搞“学运”，在川西坝子上发动贫雇农参加游击队，甚至到土匪窝子里去动员土匪参加革命……成都解放后，我被调到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搞文工队。1950年春节正式穿上军装那天，想起1948年跟朱德、聂荣臻的那次同台，我心里说：“现在我真正成为你们麾下一名解放军战士了。”但我心里一直没有忘记清华园，我更渴望等家乡政权巩固后，就复员回清华去上学。没想到，我再也回不到梦里的清华园…… 突围 1951年4月4日，我们终于按期到达了三八线南边的前沿阵地。尽管昼伏夜出，部队仍然在美军空袭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全军运输弹药、粮食的上百辆汽车几乎全部被炸毁，数百匹骡马所剩无几，非战斗减员达到五分之一。 4月16日，我们新入朝部队全部到达集结位置。此时，志愿军在朝鲜共有14个军。我所在的538团驻扎在中部战线上金化、铁原突出地带的一个山沟里。大概是因为上次战役我军推进得很快，对方还来不及破坏就撤走，这里的村子大部分完好，村里的老百姓全部离家躲避战乱了。为防止联合国军的反攻和两栖登陆，第五次战役提前在4月22日发动。志愿军战士们带上够一星期用的粮食、弹药，仍然采用“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的战术，迅速深入敌后，吃掉一股敌人，再迅速撤回原阵地。180师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中包括我们538团歼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连。不过这一次战斗也让我体验了敌人高度机械化装备的技术力量，他们那坦克炮和榴弹炮的声音大得吓人，火力很猛，把我们占据的山头炸得山石横飞，临时挖的掩体几乎全部被炸平，幸好我们隐蔽在山梁背后没有太大伤亡。 5月16日，第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们180师再次带上一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沿着两条山梁向南穿插。接连两天没有遭遇到什么抵抗。5月18日，我随538团渡过北汉江。星光下的北汉江显得特别安宁，我们涉水而过的那段河面并不算宽，水流不急，河底比较平坦，河水最深处也仅有1米左右。我们把棉裤脱了卷起来和背包一起顶在头上，列队而过。四周如此平静，以至于我几乎忘了自己身处生死沙场。后来证明这一切不过是假象。180师作为先头部队直插敌后，带头踩进了李奇微预设的陷阱。原来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战术”，让联合国军且战且退，并扔出几个“钓饵”诱我深入。等待我们的粮食弹药消耗大半后，立即在东西同时发起强大攻势，并以美军的机械化主力部队迅速从中线两侧推进，实施对志愿军中线部队的合围。 5月22日，就在我们发起攻势后的第七天，美军开始了强有力的全面反攻。当天下午，从我们隐蔽的山林里已经可以看见远处公路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不断向北方开去。情势十分危急，这天夜里，60军发出全线撤退的命令。我们来不及等到天黑，就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冲向北汉江。可是，就在我们急行军快到北汉江南岸时，上面又来命令：要求180师“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天到5天，掩护兵团主力以及伤员向北撤退。当时在三八线以南50公里的北汉江南岸地区，只有伤亡近半、粮弹短缺、艰难竭蹶的180师一个师，孤军作战，顽强阻击，打得异常艰苦。 3兵团于5月23日上午刚开始转移，电台车被敌机炸毁，兵团总部与下级部队失去了3天的联络。5月23、24日整整两天，我们停留在北汉江南岸，正面并没有美军来进攻，但从我们两侧传来的隆隆炮声却愈来愈向北方延伸。一直等到5月24日黄昏，已经粮尽弹缺的180师接到军部命令，要求当日撤过汉江以北，摆脱困境。 5月25日凌晨，我们抢渡北汉江，力争在敌人的包围圈合拢前冲出重围。而当我们团随师直属队抵达江边的临时渡口时，眼前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由于几天大雨，北汉江已经变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江面笼罩在美军投放的众多照明弹的亮光中，美军的炮弹不断在拥挤的人群中爆炸，溅起高高的水柱。无数伤亡战士被江水冲走，江面被鲜血染红…… 我跟随队伍跳进齐胸深的水中，双手紧紧拉着架设在江面上的铁丝，奋力向前进，顾不得脚底打滑，也顾不上河水冷得刺骨。我前面有两个战士抬着一个担架，为了防止伤员头部伤口被水浸泡，前面那位战友把担架举在头顶摇晃着前行；右侧是一个战士拉着一匹骡子，骡子尾巴上还拽着一位小个子女战士。就在只有十来米远即可抵达对岸时，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浑浊血污的江水向我兜头喷淋而下，等我使劲摇头吐出脏水睁开眼睛，发现走在我前面的担架没了，我身边的骡子倒在河里挣扎着，牵它的战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女战士还在我身后随波浪浮动着。我急忙转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只是她那顶浮在水面上的棉军帽…… 这次强渡北汉江，我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我们180师却牺牲了600多名战士！ 5月25日，180师北面的最后通道马坪里被美军夺取，全师陷入了美军第7师、第24师以及南朝鲜第6师的重围中。这时，敌人开始从各个方向紧缩，敌机的轮番轰炸、密集的排炮攻击，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疼痛、饥饿和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退一次次进攻。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我们丢失了一些重要据点，美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他们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战役最后一天——5月26日那天情况特别混乱，我们一直被追着打。当时180师还剩有七八千官兵被层层包围。虽然60军当时也命令181师和179师向敌出击，接援180师，但是由于天降大雨，加之敌人重兵阻截，180师的突围和60军的救援行动未获成功。180师党委于是在一个山沟里召开了紧急党委会，下令各自为战、分散突围。最后的结果十分惨烈。全师1.2万多官兵，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围出去，剩下的7000余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这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被俘人员最多的一次作战行动。彭德怀后来在第五次战役的总结会上震怒。不久，60军军长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都被停职审查。其实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受损失的远不只180师。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围180师外，也对东西两线仓皇后撤的各个中国部队实施“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结果是将志愿军战俘的总数，从第五次战役前的4,000人猛增至战役后的2万人。战俘营岁月被俘后的头几天我几乎天天以泪洗面，我觉得一切都结束了，我既没有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对未来一无所知，深深陷入了羞耻、迷惘与恐惧之中。在被押往战俘转运站途中，我身旁一位难友捂着肚子离队向山脚树丛跑去，美军卫兵用英语喝叫他停住，并朝天开枪以示警告。眼看他在向继续往前跑的难友瞄准，我忍不住用英语大声告诉他：“别开枪，他在拉痢疾！”那位美国兵惊奇地看着我，随即把我带到押队的美军少尉跟前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会讲英语的俘虏。少尉在得知我是清华大学学生后，安慰我道：“你不用害怕，停战谈判即将开始，等战争结束双方交换战俘，你就可以回学校继续读书了！” 在“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里，美军一位上尉曾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但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想我可以用我的英语能力去照顾我的难友们，跟大家一起度过艰辛的战俘营岁月。于是第二天傍晚，我跟随志愿军近千名战俘一道，被押往韩国水原市城郊的战俘转运站。在这里，转运站站长、美军中尉克劳斯正式任命我当他的翻译，并给予我美方工作人员同等待遇。我表示要跟难友们同吃同住，他说：“我可不想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而我却担心难友们会把我看成“汉奸”。幸好我很快见到了我们538团的副参谋长，他鼓励我照顾好伤病难友，尽量利用翻译身份去了解敌人对我们的真实政策，这才解除了我的顾虑。克劳斯常问我中国古老的风土人情，我则向他打听停战的消息。我离开水原市的前一天，他特地让我穿上一套整洁的军便服，用吉普车拉我到他们美军军官食堂去用餐。见我一直低着头吃饭，克劳斯说：“张，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抬起头来吃，你并不比别人低一等。在战争中个人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说不定下一次战争我成了你们的俘虏，你来看管我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 不久，我们又被转移到韩国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美军在离海湾不远的一个僻静的山凹里沿公路设置了庞大的集中营群体。我们被押送到“第10号战俘收容所”，随后，一些由战俘担任的工作人员各领50名新来的战俘到一个个空帐篷里，先叫大家脱下全部衣服，然后光着身子排队领取一床旧军毯、两套美军士兵替换下来的旧军衣，上面打印有“P.W”（战俘）的字样，我们原有的志愿军军装则被运走。从此，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战俘营内的囚徒生涯。我的战俘编号是730030。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在巨济岛上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俘集中营。巨济岛面积有400平方公里，是韩国第二大岛，在高丽时代，这里就是流放俘虏的地方。美军决定把第10号战俘收容所的500名战俘编成一个大队，送到巨济岛。1951年9月13日，我和约500名难友被押上一艘大登陆艇，从釜山到达巨济岛。一登上巨济岛，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岛上的气氛要比釜山严峻得多。美军押着我们这500名战俘队伍沿着伸向海岛腹地的公路走去，大约半小时左右，队伍越过一个小山口，一座密密麻麻的“帐篷城”赫然出现，它们分布在前方一片狭长的盆地中，其规模之大、戒备之森严，远远超过釜山的战俘营。当时我还不知道一年前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后，曾俘获了朝鲜人民军十几万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入朝后也竟有2万多人被俘。巨济岛上78号战俘营主要是朝鲜人民军战俘，志愿军战俘集中在72号和86号；我被关押在86号。86号有8000多名战俘，都是第五次战役开始后被俘的。其中，我们180师差不多占了一半，绝大多数是普通战士。在巨济岛战俘营里，不同政治立场的战俘之间的激烈斗争有如另一场国共内战。180师从班排干部到战士，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然而，在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从战场主动投向对方阵营的，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还是由于伤、残、病、饿丧失战斗力被俘的。如果从政治上对中国战俘进行深入考察，在众多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被俘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认同共产主义，有些人因为在“打土豪分田地”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家里曾经有人受难，而在心里隐藏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这些人到了战俘营后，自然无需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后来也的确是中国战俘营里拒绝回大陆的最坚决的那一部分战俘。另一方面，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表现得比国民党清廉，解放军在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也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因而尽管战俘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只占少数，但从思想感情的总体倾向上说，在战俘营初期，亲共战俘要比反共战俘多得多。可是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政府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大陆，他们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不但如此，他们支持反共战俘去控制战俘营：先是把一些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调往日本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各个战俘营的俘虏官；允许他们在战俘营里发展“国民党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会”。在美军的特许下，战俘营里还成立了一个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允许他们私设“刑讯室”，实际上给予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去统治战俘营的权力。这些坚决反共的战俘于是开始在战俘营里强迫所有的战俘听取宣讲反共课、在讨论会上辱骂共产党，强迫战俘们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手印。最毒辣的是他们将反共标语和图案强迫刻刺在战俘们身上，说：“看你们还敢不敢回大陆！”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在反共战俘统治下的巨济岛第72、86号两个最大的中国战俘营里，我们那些受尽屈辱失去人格尊严的众多难友，已经万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于乱世”了。他们在“甄别”的最后一刻放弃了回家跟亲人团聚的权利，在美军支持下，战俘营里的国共之战以国民党大获全胜结束，1.4万名战俘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杜德事件巨济岛战俘营里当年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杜德事件”，而我正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1952年5月初，朝鲜难友通过地下渠道告诉我们，为了挫败敌人大规模扣留战俘的阴谋，他们在近期将会采取重大行动。他们提出，希望中国同志先引诱杜德前来战俘营谈判。弗兰特·杜德是美军陆军准将，巨济岛战俘营长官。虽然朝鲜难友没有明说他们的“重大行动”是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心知肚明。为了配合朝鲜同志的行动，我们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并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在我们的一再强烈要求下，杜德本人亲自出面，和我们谈判。这些谈判都是我出面翻译的。杜德一出面，我们立即停止绝食，杜德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很有谈判经验，只有他亲自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这也为我们下一步行动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5月7日下午，杜德来到第76号战俘营的大门外，在临时增加的一个武装步兵排和两挺重机枪的严密警戒下，隔着铁丝网大门和站在门里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代表谈话。谈判持续了较长时间，警卫士兵开始松懈下来。此时去海边倒粪便的清洁队抬着粪桶回来了，趁着大门被打开，走在最后的几个身强力壮的清洁队员突然扔掉粪桶奋力将杜德拉进了铁丝网，并迅速将他抬进帐篷群里。大门立即被战俘们关严了，一幅大标语挂了出来：“你们若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第76号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特地腾空一个帐篷作为杜德的住所，还让杜德手谕他的部下给他送进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然后，杜德被要求用电话下令将各战俘营代表送来举行战俘代表大会，以便解决“战俘自愿遣返甄别”后的遗留问题。杜德马上打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开来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由一个美军上尉带领76号战俘营的两个代表，到各朝鲜战俘营场把代表们接到76营场来。当天傍晚，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神色匆匆地开车来到602营场，要我和孙振冠立即跟他走。我们上了车，一起到了76号营场。只见大门内张灯结彩。人民军难友们组成两道人墙，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手执纸做的朝中国旗和彩纸带，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 我们在战俘营里举行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杜德被叫来坐在“被告席”上，倾听各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代表们把杜德当成美国化身，向他控诉了美军对战俘犯下的罪行。我在5月9日上午代表中国战俘用英语控诉了美方如何指使反共战俘在中国战俘营里制造一场骨肉相残的血腥内斗，迫使大多数战俘放弃回归祖国的权利。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杜德一直低着头，执笔记录的手颤抖着。我们接下来跟杜德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代表全体朝中被俘人员提出四项要求：要求美军当局立即停止对战俘的一切暴行、停止借以非法扣留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停止强迫“甄别”、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5月10日，杜德终于在《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上签了字。这天黄昏，我们把杜德送到76号的大门口，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个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将军，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杜德事件”当时轰动了全球，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的战俘把战俘营总管抓了起来。但我们也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释放杜德一个月后，美方对76号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朝鲜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 “杜德事件”后，孙振冠和我跟其他16名出席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朝鲜代表一起被宣判为“战犯”，先将我们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坐3个月牢，给予酷刑惩罚。然后将我们长期囚禁在巨济岛“战犯营场”，直到停战后被交换回国。返回祖国 1953年4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 1953年6月8日，中国、朝鲜与联合国军签署了遣返战俘协定。7月27日，我们从美方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上午签字的消息，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忍不住欢呼和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管理我们的托雷上尉也微笑着跟我们握手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小岛，回到我的家人身边！” 1953年9月6日，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被交换回三八线以北的100多名中国“战犯”，由美军用卡车送往板门店。当我看清迎接我们的牌楼上那四个闪光大字是“祖国怀抱”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涌流出来：“祖国，我思念了近千个日日夜夜的祖国啊！” 卡车停在了牌楼下面，不等守候的军医、护士们过来帮扶，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往下跳，然后一头扑倒在亲人的怀中放声痛哭起来。我们已经分辨不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哭，也分辨不出是悲痛的眼泪还是欢乐的泪水！交换完毕，我们坐上自己部队的汽车，被送往开城志愿军前方医院。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特别好的照顾。当时，贺龙元帅带领第三届入朝慰问团还特地派了一个分团到开城来慰问我们。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马思聪……这些艺术大师为我们这批最后归来的“战犯”战俘专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第二天，我代表7,000名回国战俘向慰问团做报告。我刚喊出“祖国的亲人们”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抑制自己的激动把报告进行下去。195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张泽石”的名字——至此，失去我音讯两年多的父母和未婚妻才知道我并没有“失踪”，也没有牺牲。我们先是被送到辽宁昌图县去“疗养创伤、接受审查、听候处理”。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这些拼命回归祖国战俘的下场，竟然是“怕死鬼”、“变节者”、“背叛者”的罪名，是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终生监控的处分！开除我党籍、军籍的主要罪名，一是我在被俘前没有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被定性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二是我在战俘营担任翻译被定性为“为敌服务”。 1954年夏天我退伍回家后，请求复学遭拒绝、到处求职遇冷脸、原定婚约被撤散。正当我走投无路时，我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历救了我。北京第九中学急需高中物理教师，校长看了我档案里写的“终身控制使用”几个字，便对人事干部说：既然写的有“使用”两个字，那就把这位清华物理系学生先使用起来再说嘛！ 1955年夏天，我开始站上讲台兢兢业业地教书，只希望自食其力，别再让父母为我操碎心。 1956年夏天，我与学校一位不嫌弃我的语文教师结了婚，1957年初夏我们的儿子降世。我看见了自己生命的新的曙光。哪知儿子出生还不到百天，我就因了“抗美援朝变节者”身份在突然到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二类右派分子”，取消了我的教师资格和每月70元工资，只发给我18元生活补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6年。但让我更加痛苦的是，父亲受到了我的牵连。1948年我回到家里再三劝说父亲参加革命，父亲接受了地下党安排，解放前夕他在长寿秦安纱厂任厂长，以袍哥名义组织了工人武装护厂队，防止了国军撤离时对工厂的抢劫，并保护了当地的水电站。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父亲被诬陷为在解放前夕组织“反共自卫队”妄图负隅顽抗，立即以“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罪行逮捕入狱，1959年即冤死狱中。 1963年我被重新分配工作，到一个偏远的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我再次被扣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的帽子，遭关押、批斗、折磨。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们开始向党和政府申诉归国志愿军战俘的集团性历史冤案，1980年我们才争取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尊严。我父亲的冤案也争得了昭雪。我生命中的30年磨难终于截止了。一转眼，朝鲜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当年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消失，但那场战争铭刻在我心上的伤痕并未痊愈。如今，跟我一起走过战争，走过屈辱的难友们，大都已经带着伤痛和遗憾离开了人世。他们曾经期盼当年的出生入死、受苦受难能为国家带来进步、为人民带来幸福。我衷心希望他们的遗愿早日实现。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人像我那么深地经历了战争、灾难、迫害、背叛、对人尊严的残暴践踏……所有这一切，我都经历了，而且我知道它的痛苦，我应当把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留下来。在浩瀚宇宙面前，我无非是一个过客，我曾经抱怨命运不公，而今天，我深深感到，来到人世这一趟我没有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