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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起本地电信公司需要按加拿大广播电视通讯委员会(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CRTC)指示，取消向消费者收取手提电话的"解锁费"(unlocking fee)，消费者有权提前解除合约转入其他电信公司。单在去年要求手机解锁的加人逾94万人，涉及解锁费超过3770万元。 　　电信公司以往额外征收一个所谓的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费用可以达到50元。如果消费者拒绝支付，该手机无法被带到其他电信公司继续使用。 　　旧机免费解锁 新机免锁 　　CRTC发出指引，于明日(12月1日)起生效，消费者在终止与现有电信公司的合约转而购买其他电信公司的服务时，原电信公司不可以向消费者征收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电信公司不可以再销售"加锁的"手机给消费者。 　　CRTC昨日回应查询时指出，12月1日起生效的"无线运营服务条例"会有以下调整： 　　・ 消费者有权要求其电信运营商给手机免费"解锁"，不受12月1日前购买合约限制； 　　・ 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必须是免锁的(unlocked)； 　　・ 消费者可以在购买电信服务15个工作日有权无成本的取消购买合约，只要被使用的手机仍然属于几乎全新条件； 　　・ 当消费者使用漫游和网络服务超出他的套餐计划时，比如漫游费超出计划达到100元时，电信运营商有义务及时发短信提醒消费者，而不是故意忽略。 　　有华裔消费者提出，不用付手机"解锁费"确实是更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现今想出新款手机，出售旧手机时不用再为"解锁费"而多付一笔，买家亦不用再问自己属于那间电信公司。消费者带机过另一间电信公司时亦不再受制。 　　CRTC表示，"消费者对于电信公司强行征收手机『解锁费』十分不满。统计显示，去年电信公司共接受了94.3万个手机解锁业务，向消费者收取了3770万元的解锁费，每笔平均50元的解锁费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经济障碍，许多消费者不得不放弃转投其他电信公司的打算，被迫接受自己不喜欢的电信服务。" 　　早在今年2月，CRTC召开听证会，重新审核了约束消费者与电信公司的"无线运营服务条例"(Wireless Code)，重点解决了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问题。会上，Freedom等电信运营商主张完全取消"解锁费"，而大的电信公司则以预防手机被盗为由只要求降低"解锁费"收费标准。 　　CRTC最终通过了取消手机"解锁费"(unlocking fee)的行业规定。时任的CRTC主席布雷斯(Jean-Pierre Blais)表示："『无线运营服务条例』有助于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们回应消费者投诉，对条例做出修改，我认为取消『解锁费』更有利于市场竞争。" 　　对于CRTC取消手机"解锁费"，一名经营手机解锁业务的华裔店东表示："我也听说了这个新规，但不知道电信公司能不能执行。新规虽然影响了我的业务，但我还是理解的，CRTC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 　　另一间电信服务公司的华裔店员谈到："我知道新规下月开始实施，但我还没有接到上面正式通知。" 　　CRTC最后还提醒消费者，如果你认为电信公司收费不合理，首先直接找电信公司解决，如果问题无法解决，可以向CRTC投诉。

　　针对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周三公布的2016年多项最新数据，卑诗大学（UBC）学者皮卡特（Julien Picault）指出，当今社会人们平均寿命延长，加上生活开支不断提高，是导致长者工作人数增加的主因。就业教育专家麦卡恩（Maureen McCann）指出，加拿大受教育人口比例高是本国优势，但应善用高学历人才，特别是其中宝贵的高学历新移民人才。 　　皮卡特是UBC奥卡纳根（Okanagan）校区学者，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产业组织形式。他周三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去年本国65岁以上长者有约两成人仍在工作，是10年前的两倍，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他说："目前本国长者较以前更加健康，这就使他们较以往更有能力去工作，而目前职场同样有很多职位适合长者。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开支压力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很多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士，还要继续工作补贴家用。" 　　高学历移民是加国财富 　　皮卡特指出，加国雇主应了解这个特点，但他就不认为该现象会对加国职场造成任何重大改变。皮卡特说："长者劳工虽然通常经验丰富，但较大公司通常更倾向于重视培养年轻人，因为年轻一辈人才可为公司工作10年，甚至40多年。" 　　麦卡恩是总部位于维多利亚一家名为Promotion Career Solutions的就业辅导机构东主，她担任就业辅导员已有10多年的经验。 　　麦卡恩表示，作为就业辅导人员，我有多年服务新移民的经验，因此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中，我十分关注有关新移民的信息。 　　她说："统计显示在2016年前的5年中，抵达加国移民有超过半数有本科以上学历，这对本国职场及经济发展是巨大财富。" 　　麦卡恩认为本国应更好地利用这笔财富，除政府积极提供新移民就业服务外，新移民自己也应找到融入本地就业市场的障碍所在。麦卡恩指出，多年服务经验感到新移民最应改进之处是，要自信及强调自己的海外教育及就业背景，但求职方式就要抛弃原居地习惯，运用加国的职场思维。 　　她说："比如，与一些文化中的谦虚内敛不同，在加国求职时很大程度要自我夸赞及展现出信心，这才能将自己的海外教育及就业背景，转换为就业机会。"

　　詹嘉路(左)周二公布卑诗最新财政报告。右为省长贺谨 　　卑诗财政厅长及副省长詹嘉路(Carole James)，周二公布本省第二季度财政报告。2017-18年度预算预计盈余1.9亿元，较此前预估减少5,600万元。省府指个人和公司入息税收入下降，今夏山火开支又增加，卑诗保险公司(ICBC)持续亏损等，超过了楼市持续畅旺带来增多的1.75亿元物业转让税(Property Transfer Tax，简称PTT)收入。詹嘉路指更多财务细节，将于明年2月下个预算中公布。 　　省自由党就批评卑诗新民主党(NDP)执政后，多数竞选承诺尚未兑现，却已在吃老本。 　　詹嘉路周二在省府维多利亚召开记者会，介绍卑诗最新财政报告。詹嘉路指出，省府收入减少了2.83亿元，主要因为个人和公司入息税收下降、ICBC持续亏损，此外最新的今夏山火开支统计较9月上涨1.52亿元，总计高达6.58亿元。 　　税收欠佳 ICBC亏损 山火支出巨 　　卑诗省本地生产总值(GDP)预估同2017年的更新预算相比没有变化，即2017年增长2.9%，2018年增长2.1%。本省零售业销售预计增长9.3%，出口业预计增长17.3%。 　　至于新屋动工方面，今年1至10月总计达42,296幢，远远高于历史同期平均的29,465幢，显示楼市畅旺且依旧是推动卑诗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詹嘉路说：“本省第二季度经济状况继续显现出就业强劲及出口增长的好势头，我为此感到鼓舞。当我们计划2018年平衡预算时，我十分关切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及财政压力。相信每个政府的财务管理者都希望获得更多资源，但政府财政管理的核心是资源分配及选择。” 　　她进一步指出，前朝自由党省府虽然提出高达20亿元的预算盈余，但当中大部分现在都将会用于支付房屋、托儿等服务所需的巨大开支。 　　卑诗自由党财政评论员庞雪丽(Shirley Bond)，周二在回应省府最新财政报告时说：“尽管NDP继承了27亿元的盈余，但他们早已开始使用卑诗的储蓄资金，而他们在省选时作出的多数竞选承诺，至今尚未兑现。” 　　詹嘉路并不愿意猜测省府将如何使用盈余，以及省府对C座水坝(Site C dam)的决策如何影响未来卑诗财务状况。她表示，职责在于提供卑诗最新财务状况供内阁讨论，省府未来财政计划将在明年2月的新财政预算中显现。

加拿大央行的金融系统年度回顾报告刚一公布，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BMO）的经济师就发布了惊人的数据。 BMO银行的加拿大利率与宏观经济策略师Benjamin Reitzes指出，新的按揭压力测试会有一些影响，但可能不会导致市场偏离轨道，我们仍需要加息。然而，最显著的数字是报告第8页图表中说，未来1年有47%的按揭要重新审定（reset），未来1至3年，31%的按揭到期重定，3年后有22%的按揭到期重定，这表明过去一年来的利率上升会在未来短期内冲击相当多的家庭。 Reitzes认为，按揭还款金额大增，对消费和总体经济的打击令人担忧。 股市方面，美股周三开盘走高，加拿大股指受银行股主导。皇家银行最新业绩好于分析师预期，推高股价，抵消油价下跌的影响。 货币方面，比特币继续狂涨，已冲破$11,000美元。 IG市场分析师Joshua Mahony表示，市场波动减缓，昨日美国税改以及英国脱欧谈判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提振全球股市步入新的牛市。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第四季盈利升12%至$28.4亿或每股$1.88。该行表示，第四季个人和商业银行业务，资本市场、财富管理以及保险业务盈利均有增长，除去一次性账项，每股盈利$1.92，超出预期的$1.87。 昨日，丰业银行公布其第四季盈利升3%，至$20亿。 华尔街股市受税改议案最快于本周在参议院全面投票的消息提振，道指升255.93至创纪录的23,836.71。 周三，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联邦经济委员会发表演讲谈美国经济前景，在预先公布的讲话稿中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转强，会推动继续加息。有报道指，讲话为美联储12月加息预作了铺垫。 据报道英国与欧盟已就英国退欧达成初步协议，消息推高全球股指。英镑兑美元汇率上涨，德国DAX指数升0.97%，法国CAC40指数升0.65%。 亚洲市场未受到朝鲜发射导弹消息的影响，各大股指以升为主。日经指数升0.49%，上证指数升0.13%，香港恒升指数跌0.19%。 油价继续滑落。欧佩克将于明天在维也纳开会讨论削减产量，但俄罗斯明显不愿继续减产。原油库存数字上升压低了油价。 布兰特原油日间交易价介于$62.88至$63.39。西得轻质原油交易价介于$57.46至$57.82。 加元汇率周三早盘跌至78美分以下。央行的年度金融系统回顾报告未支撑加元汇率，同时美元兑国际货币汇率回稳。 皇银经济师Josh Nye指出，央行已经强调加息会令经济更加敏感，周二的报告没有新的观点。不过他也指出，央行行长曾表示，随着经济环境转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目标不再背离，加息可防止经济过热，缓解金融系统风险，所以，即使央行加息步伐放慢，家庭债务也不会阻挡加息。   另有分析师警告，一旦北美自贸协议（NAFTA）谈判破裂，加元将暴跌。JP摩根大通已经预测，加元可能跌至72.5美分。 另外，美国周三公布第三季GDP经调整的数字，报告显示最新年增长率为3.3%，高于早前的预测。

根据联邦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6人口普查资料，加拿大在职人口的主体，也即25-64岁正在工作的人口中，超过一半拥有专科甚至本科学历或文凭，这一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35国中名列第一。 而加拿大女性的学历越来越高，拥有高学历比例已经接近男性：2016年拥有硕士学位的女性占所有拥有硕士学位者的一半；拥有博士学位的年轻女性即25-34岁的女性也在这一年龄组中占一半比例。换句话说，拥有高学历的女性在加拿大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 加拿大女性学历高但收入仍不如男性 不过，加拿大女性虽然学历越来越高，但其收入仍然不如男性。以萨省（Saskatchewa）为例，该省只有学徒证书男性的中位收入也达$86,059, 比该省拥有大学学位女性的中位收入高出$13,000！ 萨斯克川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社会学系副教授Laura Wright评论说，即使妇女学历越来越高，但她们并没有赚得更多。除了其它原因外，这多少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关，在这一方面，加拿大女性不如男性。 老比小多 20%的老者仍然上班 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加拿大65岁以上人口比15岁以下人口多。2016年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6.9%，这一比例将在2031年达到23%。 此外，有20%的老者仍然在上班，其中有人是希望继续工作，还有人则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工作。 与此相关的是，在2006-2016的十年间，医疗工作者猛增了31%。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的高级经济学家Julien Picault对此评论说，这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加拿大这样的老龄社会，医护人员大增有利于老人们的医疗保健。 移民人口2036年占30% 人口普查资料还显示，2016年加拿大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21.9%，但估计这一比例会在2036年达到30%左右。 人口普查发现，从海外移入加拿大移民的教育程度更高，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比本地出生的人士高一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以及温哥华都是移民高度集中之地，移民已经占了这两个城市劳动人口的一半或接近一半。 人口普查还发现，加拿大原住民人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而且年龄比其它加拿大人平均要低；此外，与十年前相比，加拿大年轻人在家中与父母同住时间更长。

　　■丰业银行股价昨日下跌2.1%。 资料图片 　　■丰业银行拟收购BBVA Chile银行的68%股权。 资料图片 　　全国第三大银行丰业银行（Scotiabank，TSX：BNS）提出以29亿元，收购西班牙银行集团BBVA持有的智利上市零售银行BBVA Chile的68%股权，将会促使丰业成为智利第三大私营银行。 　　丰业银行昨日公布已经向BBVA提出具约束力的收购建议，BBVA表示愿意接纳其收购BBVA Chile股权和若干附属机构，但必须获得持有BBVA Chile约29%股权的少数股东智利赛德（Said）家族同意，他们在股东协议中拥有优先否决权。赛德家族有权根据丰业提出的相同收购条件，把家族持有的BBVA Chile出售给丰业。 　　BBVA Chile总市值22亿美元 　　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收购若能成功，丰业在智利银行业所占市场比率将会增加一倍至14%，约值3,900亿元。BBVA Chile拥有127间分行，并且聘用4,000名员工。以昨日计算，BBVA Chile的总市值为22亿美元。 　　丰业行政总裁波特（Brian Porter）表示，BBVA Chile是一间持有高质素资产的银行，经营状况持续良好。在声明中，丰业指出这次收购与其经营策略一致，务求能够扩展丰业在智利银行部门和高增长拉美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国家的业务规模，当中包括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 　　这项收购声明在丰业公布第四季业绩前数小时发表，丰业在直至10月31日止的第四季，录得净收入20.7亿元，或摊薄后每股收益1.64元，较去年同期报20.1亿元或1.57元录得升幅。分析师平均预测丰业第四季每股盈利1.66元。 　　丰业银行第四季从贷款引进的净利息收入报38.3亿元，较一年前增长5%；经调整外币交易的负面影响后，第四季净利息增长7%。第四季国内及国际银行业务净收入，分别增至10.6亿元和6.05亿元。 　　总结2017财政年度，丰业的净收入上升近11%至82.4亿元，远超对上年度报73.7亿元；住年摊薄后每股收益，亦由2016年度6元上升8%至6.49元。 　　丰业股价受到收购影响，昨日股价下跌1.75元，收报81.73元，跌幅为2.1%。

　　周二(11月28日)据Finance Magnates报道，比特币最近节节冲高，已经在几家交易所达到了1万美元的关口，在其他交易所也接近这一关口。 　　但是，当每一位市场分析师都在关注比特币的走势，《财富》(Fortune)杂志报道说，一家位于纽约的分析公司Chainalysis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高达379万比特币永远消失了。 　　该公司的估计在379万到278万之间。这意味着17 - 23%的比特币已经丢失。 　　根据这项研究，大部分丢失的比特币归属于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帐户。 　　据推测，这些账户属于早期的矿工和那些在早期拥有比特币的人，当时比特币的价格跟现在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Chainalysis还估计，这些账户中有近20 - 40%的账户再也不会被使用，因为最可能的是，这些账户的所有者已经忘记了密匙，甚至可能忘记了他们拥有的是今天这么值钱的东西。 　　同样的财富损失也发生在主流经济中。人们经常忘记金钱甚至贵重的珠宝。但央行总是可以发行更多的法定货币，并将其投入流通，但这在数字货币领域是不可能的。 　　因此，当所有2100万比特币最终被开采出来的时候(预计在2040年)，实际的活跃流通将会减少很多。损失的379万枚占了总币量的六分之一。  

　　随着年底前全面完成央企公司制改制时间点的临近，央企公司制改制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今年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今年年底央企完成公司制改制。根据国资委披露的数据，此次改制涉及69家央企集团、8万亿元总部资产，以及3200家全民所有制子企业。 　　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形成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通过公司制改制，将推动央企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独立市场主体，充分激发企业活力，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奠定基础。 　　据了解，在央企公司制改制的审批程序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央企集团层面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需要国资委批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需要报国务院同意，央企子公司改制一般情况下则走企业内部程序。 　　虽然《实施方案》在今年7月份才对外公布，但《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在6月下旬时，国资委就已陆续召开改制工作座谈会，布置央企改制任务。当前，中船集团、国家电投、大唐集团等众多央企的改制方案已纷纷出炉。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的18个铁路局也已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 　　据北京市工商局公布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已有53家在京一级央企名称登记申请获核准，3家一级央企(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59家央企子企业已领取改制完成后营业执照。 　　在吴琦看来，变更工商登记名称只是央企公司制改制的第一步，后续还应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央企作为独立市场主体，是否可以真正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和决策权，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公司制改制后，还需要从管理理念、业务模式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出台配套政策，尤其是在内部职工的管理安置、薪酬改革等方面可能会面临较多问题。  

　　加拿大银行星期二(11月28日)公布的报告说，加拿大就业增长，经济发展强劲，但是与此同时，加拿大人的家庭债务居高不下，大城市房地产市场过热，对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威胁。 　　房贷和房屋抵押贷款构成80%的加拿大家庭债务。如果房价陡降或者利息率突升，许多房主将无法承受债务负担。 　　几天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发出了同样警告。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国中，加拿大的家庭债务与人均GDP之比是最高的(101%)。 　　网络攻击是另一个对加拿大金融系统的威胁。加拿大银行的报告说，加拿大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联系使其中一家受到的网络攻击可以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而成功的网络攻击只是时间问题。加拿大银行正在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并制定一旦发生网络攻击时的应变计划。

　　经营大山行的家族成员叶翠华(左)与儿子Alex Yeh。   中医认为人参有多种保健功效。   安省南部诺福克郡是北美人参的全球最大产地。 　　安省南部诺福克郡(Norfolk County)是北美人参(North American ginseng，又称花旗参、西洋参)的全球最大产地，以华人为最主要消费群，产品主要出口国外，但随着中国人参市场日渐饱和，安省参农开始研究开拓本地市场，吸引讲究健康生活的年轻世代，尝试令人参成为继藜麦和绿茶之后的流行健康食品。 　　根据安省农业厅估计，安省北美人参在2013年的总市值达1.8亿元，2015年约有260万公斤安省人参出口中国。位于咸美顿以西约1小时路程的诺福克郡，人口63,000人，为安省人参生产重镇，面对中国市场日渐饱和，人参价格由早年高峰期回落，当地参农正寻找新市场新出路。 　　安省西洋参种植者协会(Ontario Ginseng Growers Association)行动总监科茨(Rebecca Coates)坦言，人参多数用于出口，本地食用消费者不多，因此正着手宣传人参的健康价值。她说：“必须先创造出市场需求，这方面在加拿大暂时缺乏，但只要消费者日益关注人参，日后便有公司愿意投资人参，让人参混入饮料和咖啡当中。”中医认为人参有多种功效，相信有防感冒、减轻肌肉损伤、消除疲劳、快速提升体能等作用。不过由于人参味道甘苦，不是人人能够接受，协会于是委托厨艺专家研发食谱，研发出人参南瓜扇贝汤、人参奇亚籽布丁、人参沙冰等，期望令人参更易入口;去年协会又派员到越南和印度作市场推广。 　　人参种植公司大山行发迹于诺福克郡，最初由台湾移民叶开枝夫妇于1976年创办，家族第二代接手后于1989年开设零售店，分店现遍布烈治文山、多伦多、康山、万锦等地，为吸引年轻消费者，产品亦愈来愈多样化。家族第三代成员Alex Yeh表示：“我们正尝试发展人参即融咖啡、人参枫糖浆、人参奶油蜂蜜和人参面霜等，虽然很多人对人参的健康效用深感兴趣，但他们无法忍受那种味道，所以我们创造不同产品吸引消费者。”

　　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投诉。起诉美国商务部针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软木增加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 　　11月2日，美国政府表示，他们最终决定对加拿大进口的软木征收关税。 　　加拿大国际事务部周二发表声明说：“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加拿大软木生产商实施惩罚性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是不公平的，没有根据的，也是令人不安的。 　　加拿大政府表示，曾在世贸组织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 　　这份声明中还说：“我们会坚决捍卫加拿大的软木业。 　　加拿大已经依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九章中的反补贴税规定提出质疑。 　　美国政府表示，加拿大软木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不公平，因为加拿大对国内生产者提供“不公平的补贴”。 　　美国政府还称，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软木木材，比公平价格低了3.2%到8.89%。商务部还表示，加拿大向软木生产商提供不公平的补贴。

    原标题：刚刚，一个万亿级公司诞生，33万名员工...创四个世界之最！ 11月28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团）重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国家能源集团正式成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综合能源集团迈出关键第一步。 国电+神华重组的国家能源集团成立 今年8月2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将拥有四个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生产公司、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生产公司和世界最大煤制油、煤化工公司。 据悉，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资产规模超过1.8万亿元，拥有33万名员工、8家科研院所、6家科技企业，形成煤炭、常规能源发电、新能源、交通运输、煤化工、产业科技、节能环保、产业金融等8大业务板块， 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拥有生产煤矿83个（露天煤矿16个），核定产能4.29亿吨。煤炭供应全国及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供应商，在技术、工效、安全管理等方面也引领行业先进水平。 作为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拥有火电装机1.67亿千瓦，电站遍布全国31个省市，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超低排放机组、大容量高参数机组、新能源装机，以及以节能环保及装备制造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等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生产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拥有风电装机达3300万千瓦，年发电量570亿度，赢利能力、管理水平、国际化规模国内领先。拥有有中国发电企业在海外第一个风电项目，也是非洲大陆上唯一一家集风电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中国国有能源集团。 作为世界最大煤制油、煤化工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投入煤制油化工生产运营项目共28个，运营和在建煤制油产能526万吨，煤制烯烃产能288万吨，拥有多项关键自主知识产权工艺技术。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还拥有2155公里的铁路，年吞吐量3亿吨的港口，以及80艘自有船舶的船队。在重载铁路建设运营方面，也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国家能源集团表示，将加快推进资产、业务、机构、人员、管理、文化和党建全方位融合，保障重组工作圆满完成，切实发挥协同效应，确保重组红利充分释放，实现“1+1>2”的重组效果。

　2012年9月，广州南沙新区正式成立。众所周知，珠三角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早已经带动着珠三角地区经济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新设立的南沙新区，面积有800多平方公里，这片热土中的热土，又将承担怎样的新使命？准备去创造哪些新成绩呢？ 　　广州南沙新区新定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功能显现 　　说起广州的南沙，很多人其实是陌生的，这个国家级新区坐落在我国大陆最南端的珠江入海口，背靠万里腹地，南向零丁洋乃至南海，不远处则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望。100多年前的虎门炮台曾让这里成为国人心中最悲壮的记忆，2012年9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也成为了全国第六个国家级新区。 　　2004年9月28号，南沙港区建成，广州港从黄埔港区向南沙港区变迁后，港口向海洋推进了70公里，吃水深度从-5米发展到-17米，可泊船吨位从5万吨以下的大船提升到了15万吨以上的巨轮，适应了当今集装箱船舶大型化、深水化趋势，为拓展国际航运提供了更加深远的空间。这也标志着广州港从一个河港，变成了一个海港。 　　 　　眼下，距离虎门大桥约10公里，一座世界顶级的超级工程正在修建。 　　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虎门二桥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彦兵：虎门二桥全长是12.89公里，在这短短的12.89公里当中包含两座超千米的悬索桥，其中一座水道桥是主跨1688米这样的跨度，在目前全世界钢箱梁悬索桥当中是世界第一位的。 　　 　　虎门二桥起于广州南沙新区，经海鸥岛，止于东莞的沙田。其主桥由两座跨江特大悬索桥组成，一个项目同步建设两座超千米的特大悬索桥，这在世界桥梁史上还是首次。之所以砸下111亿元，修建难度如此之大的虎门二桥，远不是仅仅为了缓解虎门大桥的交通压力，国家瞄准的，是新设立的南沙新区。 　　首先在交通打开南沙发展的突破口，这样的考虑，在南沙新区人看来，这叫做在优势上叠加优势。因为南沙新区最大的资本，就是来自它在珠三角地区的天然区位优势。---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几何中心，但前几年由于珠江水系的分割，桥梁道路设施的滞后，南沙在广州本地叫做番禺的西伯利亚，意味深长。 　　 　　南沙是广州区位优势最好、却又开发最晚的一个地区，这给了她无限的发展空间。2012年，南沙的发展机遇终于到来。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2012年国务院批准的新区发展规划是明确了南沙市要建设粤港澳的优质生活圈，世界水平的服务的枢纽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的高地。到了自贸区，国务院批准的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给南沙的定位很明确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国务院对广州南沙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批复，以及国家级自贸区的确定，让南沙新区的定位和方向变得清晰起来，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与虎门二桥同步建设的，是在珠江入海口的龙穴岛上的铁路大桥。 　　中铁广州工程局南沙港铁路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汤建铭：目前我们所正在兴建的工程是南沙港铁路龙穴南铁道特大桥，这条铁路南通龙穴岛北到江门下的鹤山南站。 　　 　　汤建铭和郑清平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曾经参加过全球最高桥梁565米高的北盘江大桥的建设，2016年9月，他们移师广州，全线参与南沙新区建设。南沙港铁路虽然没有虎门二桥那么雄伟壮观，但它的修建却将打通从海上丝绸之路到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建设和交通局局长张乐春：我们的纵深腹地中南、西南、华南有30多个无水港，一些我们内陆这些资源它要找到一个途径，找到一个通道，怎么走出去，当然往北边走，往西北那边走，有陆上丝绸之路，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话，最好的节点就在我们南沙。 　　1200万标箱83条国际航线国际航运巨头抢占南海新区 　　走在南沙新区喧嚣的建筑工地上，看着纵横的交通网络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南沙新区设立在此的用意。占据中心的位置，面向大海，丝绸之路无论是向海延伸，还是向陆地拓展，都需要强大的立体运输网络，港口，桥梁，铁路，一旦全部打通，南沙新区就将担负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的作用，真正带动着物流，贸易，资金，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价值。随着建设的不断深入，延伸在南沙新区里的这条丝绸之路，又不断发生着新变化。 　　 　　在广州城云集多家商品批发的小北路，11月19日一大早，来自塞内加尔的查亚明由好友迪亚姆带路，来到小北路市场上扫货。 　　塞内加尔籍个体商户查亚明：我来这之前在迪拜买货，我是前天被一个朋友带我来的，他告诉我这儿的货成本低，生意好做，所以我就来了。 　　刚到中国两天的查亚明对中国货充满好奇，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买好货品后，他通过塞内加尔在广州的商会老板穆罕穆德穆斯塔法打听航线和港口。今年8月，广州南沙港最新开通了通往塞内加尔的海上航线。查亚明货物的报检手续由一家物流代理，几分钟就办好了。 　　11月20日，载有查亚明货物的拼装货集装箱车到了南沙市场采购出口商品集中检管区闸口，仅仅几秒钟，报检审验完成，相关信息实时显示在办事大厅的屏幕上。 　　广州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公室主任梁丽清：我们采用了市场采购的监管模式之后利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监管的模式，我们质监口岸的网上办事大厅已经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所以虽然在现场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31万的标箱可以在这里每年通畅无阻地通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关副调研员张鼎炜：平均一份订单，从消费者下单到海关放行，一般都是按秒计算的，我们叫做秒放。 　　 　　“好货走南沙”，这是今天众多国际贸易商给予南沙新区的一句评价，在国际贸易已经很成熟的珠三角地区，这样的评价，南沙人认为是最高的夸奖。好货越来越多，南沙港也不得不接连进行了二期三期的扩建工程，全球航运业巨头马士基眼下也加入了南沙的建设当中。不但参与了南沙二期的投资，2011年还把它在华南的国际转运中心从其它地方调整到南沙。与南沙深度合作，马士基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彦辞：作为一家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航运企业，我们非常兴奋能够看到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我们相信中国的许多经验尤其在建设码头基础设施，提升码头效率等方面，其他国家都可以从中借鉴，如果说到全球贸易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贸易发展迅速，我们希望中国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 　　除了南沙港和黄金航线，马士基盯住的，其实更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黄金机遇。在马士基总裁看来，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航线和硬件，更重要的是南沙新区口岸部门提供的全球领先的中国方案。 　　彦辞：我认为广州港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功，以如此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可以归功于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我可以举个例子，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他们非常有创新意识推进数字化进程，可以提供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遥遥领先的服务。 　　马士基公司目前有13条周班班轮航线挂靠广州南沙港，这里也将成为马士基全球布局的核心港口之一。位置决定着商机，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能，更决定了南沙新区嵌入中国经济新版图的实力。 　　广州市南沙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璋：南沙港它是一个大的港口，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200多万标箱，航线也有83条国际航线。 　　 　　今天的丝绸之路，不单纯是贸易的天下，物流之外，更多的还有人口的流动，消费所带来的红利，眼下也成为南沙新区新的财富。11月19日傍晚，一艘名为世界梦的豪华邮轮缓缓停靠在南沙港临时码头，这艘世界第六大的豪华邮轮将它的全球首航选择在南沙港。 　　新加坡星梦邮轮公司总经理朱福明：以我们的星梦品牌进驻南沙，是在2016年的11月份，我们第一艘星梦的云顶梦号在南沙第一次首航，把南沙作为母港。在南沙布局等于是我们生根南沙、生根广州、生根珠三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豪华邮轮世界梦和一年前的姊妹船云顶梦都选择南沙作为母港，开始全球首航，这也催生了南沙新区一个全新的产业。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副区长刘朝阳：我们一般讲南沙2016年是邮轮的元年，三艘邮轮，104个班次，32.6万人，一跃成为上海港天津港之后的第三位。对未来邮轮产业在南沙的落地生根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邮轮产业引领下，南沙的滨海旅游、造船工业和海洋服务业等海洋概念成为热点，拉动经济走上了快速道。 　　潘玉璋：我们南沙的GDP，2016年和2012年相比达到了1.2倍，我们主要的经济指标经过这五年的发展都是翻倍增长的。

凤凰网财经11月28日讯“美国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这都是感谢奥巴马总统当年的领导。当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有17个月经济的连续增长，确实我们的就业率上升，股市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也感谢这样好的状态。当前的特朗普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成功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什么行动创造了这样的经济繁荣。所以，我们更公平的评价，应该是几年以来的状况，不要仅仅看到这届正统和他当前的团队要做什么，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评价更公平一点。”11月28日，当《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问到对特朗普上任一年以来的表现作何评价时，美国前国务卿、美国纽约州前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重要的领域需要进行合作，第一个领域是中美要去遏制朝鲜的威胁；第二个领域是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共同进行投资，中美合作的前提是实现双方的目标，停止扭曲货币的做法，必须是公平的、透明的；第三个领域是气候变化，中美必须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第四个领域是保护亚洲繁荣和平的法律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下，中国是最大受益国，两国必须开发出一个合作框架，实现双赢。 美国在不远的未来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吗？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表示：“我认为会的，我也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确实非常努力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认为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希望会有另外的一个女性愿意介入政界，寻求成为一位女性的总统，可能下次大选就有的。” 至于希拉里自己未来会否再参与总统竞选，她表示不会了。“我在政界作为总统竞选人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 以下为王波明与希拉里对话实录： 王波明：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与她，称之为国务卿克林顿女士的对话。在此，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克林顿女士。克林顿女士是1947年出生于芝加哥，也就是我们当今语境的40后。然后她又去了耶律法学院，在那里认识了克林顿先生，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从1993年到2001年，希拉里女士就成为了美国由于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她就变成了美国的第一夫人。但是，她并不甘于第一夫人的角色，所以从2000年开始她竞选美国参议院，她是作为第一任美国第一夫人成为美国参议院。2006年她又连任。2007年成为美国民主党的代表竞选美国总统。在同一年，她成为了美国国务卿，2016年她再次创造历史，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40年活跃于公共服务领域，从律师、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到国务卿，各种的角色。 在未来几十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会听到，她对中美关系的发言。下面把希拉里女士的镜头切进来。 您好，听得到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听得很清楚。 王波明：我曾经拜访过您，希望您记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是的，我记得。 王波明：我们当时跟您抱怨过，说访美的签证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在上次会晤之后，您立即增加了在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官，现在我们美国，签证就容易多了，这都是因为您的帮助。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也很高兴，您能跟我分享您的关切，因为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尽可能的合作，所以，我也非常荣幸今天可以进行远程交流。 王波明：在您的丈夫兼总统克林顿先生也站在这个舞台上过，您可能看不见在座的观众，我们现在台下有差不多1500人等待聆听您的演讲。现在就把话筒交给您吧。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好的，非常感谢。感谢在座的各位观众，尤其要感谢《财经》杂志邀请我参加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也要祝贺《财经》杂志十五周年的庆典。我也知道，我的丈夫曾经也非常珍惜在这里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也期待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的一个记忆。像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对中国第一次真正的注视是1972年，当时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当时我和克林顿（那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都是法学院的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因为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我们并不愿意错过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跑去租了一个电视。我们把电视机放到公寓里。尼克松总统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对于两国发生了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也非常振奋。1995年，我有机会第一次拜访中国，当时是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当时宣称人权就是妇女权利，妇女权利就是人权。这次旅行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几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中国，那是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和我的丈夫、女儿和我妈妈一起，后来我也作为国务卿再次回到了中国。我一直有一个信仰，我信仰全球经济的轨迹，美国自身的繁荣、民主和人权的进步，都取决于亚太地区的发展，我也希望看到美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塑造亚洲的未来，包括管理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鼓励中国作为国际负责任的一个成员，参与更多的事务。希望北京更多的参与到本地区的多边机制，鼓励中国和邻国更多的合作，可以共同塑造21世纪的地区局势。所以，在拜访中国的时候，我同政府领导人、外交官、商界人士都谈过，我们说到需要建立一个坚实的美中关系。当然其中的一些努力取得了成功，有一些没有那么成功，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些亚太的区域机制，比如东盟和东亚峰会，我们加强了在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合作。我们也化解了一些潜在的危险状况。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例如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当时有一位人权人士前往美国使馆寻求避难，我们也跟中国进行和平的协商，我们也努力地遏制了朝鲜的核野心。可以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并没有得到非常有益的进展。我们也看到，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当时相信，今天也相信，美国应该接受而不是拒绝冷战时代开始的这个区域方面的合作，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已经确立了我们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在21世纪以及共同的未来大部分将会发生在亚洲，如果美国和中国都是可以以一个开放、乐观、参与的态度参与到一系列活动当中，我们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好。 自从我上一次来到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两次成为祖母，你知道，成为祖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我也参加了总统的竞选，但是结果和我预期的不一样，我写了一本书，写了关于我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在书中我谈到了我们合理的辩论，还有对一些事实的解释和拥护，我们是如何保护民主的。当然还有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和不稳定性。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两国在数年内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方面有点后退了，看起来在全球的责任和领导力方面也有后退，这造成了人们对于亚太区域稳定性的一些担忧，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力。与此同时，中国在习主席的领导之下，对权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现在北京变得更加强硬，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思考。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十字路口，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的政府帮助中国入世，在很短的几十年之内，我们两个国家过去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但后来我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决定一下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如何进行互动。我们所做出的决定真的是特别重要，而我们的行动产生的结果，将会影响全世界，而且会影响到将来数代人。 当我作为国务卿的时候做了一个演讲，讲了一个崛起的大国，如果能力不强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明确的指出，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的崛起，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认识到，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征程。很多中国的领导者，在我发言之后，跟我沟通了新的大国关系的模式，我们应该如何管理日益百变的中美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两国之间的原则并不是新的，它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了。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些原则没有改变，要求为共同的问题承担责任，要去支持和维护国际的规则和普遍的权利，而且必须要在保护和推动所有人利益的机制和制度下去工作，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在十字路口，我想中国也面临着自己的十字路口，因为你们的政府必须要决定，现在是否做好了准备要承担一个真正的伟大的21世纪大国的责任。当然，我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继续进行合作，我是持有着很高的希望的，我们的经济和安全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我们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现在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的紧密，高管人员、企业家、科学家、运动员、学生、老师，各种各样的公民，都帮助我们塑造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代表着非常多的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他们也有自己关注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都是我们沟通要建立的一个未来的利益相关方，我们未来的目的是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成一种稳定的相互接受的平衡，因为没有和平，对于美国、中国和亚洲的和平和稳定，都会被那些无法预料的形势所影响，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威胁。 确实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领域需要两国之间进行合作，我这里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首先，目前朝鲜方面的危机，朝鲜年轻的领导人变得越来越挑衅，越来越危险，而成百万上亿人的生活，都会受到这样的危机和平解决的影响。美国是朝鲜半岛上稳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维持和平，保护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我们要遏制朝鲜带来的威胁，当然我们知道，要解决这样的挑战，是没有魔力的，但确实要有一些措施，首先要对朝鲜施加一些压力，为了这样，中国必须跟我们合作，要把朝鲜带到谈判桌上，我们不能采用威吓和个人嘲弄的方式，必须要利用我们的创意，必须要下定决心寻求民主，包括让整个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到谈判桌上，希望我们能够恢复六方会谈，实现民主要求美国发挥着更加强大的作用，这也要求韩国、日本，尤其是中国，也都要积极参与到这些争端的解决当中来。毫无疑问，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北京才能给平壤施加真正的压力，来促使平壤能够改变他们的路线。我知道，现实更加复杂，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中国不希望在自己的门前有美国军队的累积，如果中国不希望美国在韩国和日本这里建立军事的防卫，如果中国不希望美国再在去保护日本和韩国方面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中国必须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危机，这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和全球领导者角色的一个考验。当然没有简单容易的选择，但是北京必须要记住，无所作为也是一种选择，如果选择无所作为的话，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美国、韩国、日本，我们是无法做事不管的，我们不能等着朝鲜领导着发射洲际导弹攻击夏威夷，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威胁，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进行合作，而且不断地进行合作，避免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另外一个进行合作的领域，就是保持我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两国是经济合作伙伴，中美两国一块贸易、投资、工作，利用我们的创造力繁荣发展，当然能否这样做，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双方的差异，我们进行合作，可以推动中美两国之间的繁荣发展，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包括你们希望能够在美国有更多投资的机会，美国也有自己的目标，包括停止对美国公司的歧视，更好的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停止对中国国内公司的优待，希望能够给美国的产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当然，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停止任何不公平的扭曲的货币的做法。 大家知道，在上一次总统大选当中，经济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有很多争议的问题，在我们政治界也有共识，即美国的工人必须要获得更多的机会，他们不能再继续被利用了。很多美国人希望和中国开展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这样做会推动更多经济的活动，会推动健康的竞争，但是为了让这样的经济活动健康，它必须是公平的，基于规则的，而且透明的。如果整个竞争环境不公平，对中美关系的信任、信心和希望就会慢慢的减少。 再一个需要我们加强合作的领域就是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个挑战，气候变化是存在的，当我作为美国国务卿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气候峰会上，我们把气候合作作为重中之重，最近两国也共同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的那些理论家和联邦政府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坚实的科学证据，而美国政府决定要退出《巴黎协定》，这使美国成为唯一的一个没有参与该协议的国家，这让我们的领导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都特别震惊，因为这样的一种退出，不仅仅让我们感到特别尴尬，而且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经济的增长，因为我们没有竭尽全力的来创建产品和服务，来创建知识产权，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必须要祝贺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领导者都有非常好的学术界的研究，你们已经做出了承诺，要去投资风能和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有一些专家说，如果你们按照目前的速度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你们甚至会提前十年实现巴黎提出的目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担心，说中国好像在国内的进展方面有一些倒退，而且可能在海外正在建一些燃煤电场。当然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共同应对挑战，来应对气候变化，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必须要加大努力。我们听到美国的州长、市长、商业领导者承诺，他们是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的，而且他们和德国进行合作，展现他们的承诺。 第四个合作的领域，就是要去保护数十年以来，维持了亚洲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法律、规则。我们如何解决争端，如何确保人们行动的自由？如何去实践法治？所有这些规则和原则推动了亚洲的繁荣和发展，而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现在在亚洲有一些人比较担心，认为中国现在好像要调整这个系统，要使它倾斜来更多的保护中国的利益，我想这可能会影响到该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最后也会让中国的利益受损。实现合法性和领导力，以及获得尊重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合作，通过东盟这样的机制，而不是通过在岛屿上建立一些军事力量等等。中国和美国需要加强之间的合作传统，我们要发展出一种合作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不是寻求零和的解决方案，而是要获得双赢的结果。亚太区域真的是特别大，而且对于我们两国来说都是足够大的区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也足够大，因此我们必须应对。 中国领导者长期以来一直谈到稳定性的重要性，如果把稳定作为限制民主，或者限制人权的一种借口，我们当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共同的保持稳定的目标，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目标。实际上，现在在全球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动荡的因子，破坏了全球的制度。同时也干预了主权国家的内政，包括美国的内政。习主席和中国的领导者现在要决定做出，是否要和冲突、和混乱的势力站在一起，还是说要和稳定的势力站在一起，我想并不是很多人是这样思考地缘政治的。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我们两国必须要共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确实，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们是两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国家，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政治系统和展望，我们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共同走向成果，要想一国取得成功，另外一个国家也必须要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要共同合作，创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和过去将不一样，这个未来也充满了挑战，但是过去我们也共同应对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1972年的时候，当尼克松总统到达北京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双方都冒着一种风险，但是他们决定两国的互动是值得的。他们知道，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峰会能够平稳顺利的开展下去，两国之间的对话也会持续下去，这会加强我们的关系，确实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次国事访问当中，中美两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我们开始了负责任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多的领域降低差距，扩大可以合作的领域。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样，都越来越复杂，而且影响力也非常大。在2010年的时候，我特别荣幸到上海世博会上看了美国馆，特别高兴看到有些公民帮助我们建立了美国馆，当时有一些年轻的美国人学习汉语，他们成为美国馆的导游。很多人感到特别震惊，看到在美国馆有这么多年轻的美国人，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可以跟他们讲中文，他们彼此相互问问题，开玩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建立的联系，正是我们以前的领导者所采取的伟大的一步的结果，而且这也提醒我们每天要做这样的工作，思想家、政策的专家、外交人员等等，我们都在这样做，因为我们承诺要为年轻人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美国和中国将是永远的竞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平的竞争和和平的合作，就像我们共同面临的威胁一样，我们面临的机遇也是两国分享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有机会共同推进繁荣，追求创新，改善本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并且保护和平，从东北亚一直到中东。 我也非常期待后续有机会跟各位探讨这些问题，和王波明总编辑，和在座的观众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王波明：谢谢您。您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评价，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的20分钟左右回答一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国内的问题，您也提到，在过去您最大的遗憾就是输给一个不够格做美国总统的人。几天之前，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说，股市处于高位，您对于他上任以来一年的表现作何评价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会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这都是感谢奥巴马总统8年的领导。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有17个月经济的连续增长，确实我们的就业率上升，股市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也感谢这样好的状态。但是当前的政府，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什么行动创造了这样的经济繁荣。所以，我们更公平的评价，应该是几年以来的状况，不要仅仅看到这届总统和他当前的团队要做什么，可能要几年之后再评价更公平一点。 王波明：特朗普总统推出了很多政策，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他从您这边的很多政策方面有所退缩，比如在亚洲加强美国的联系，您对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评价如何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很不幸的是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也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期间达成的几项协议，其中之一，就是让美国从《巴黎协议》当中退出，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中美两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非常努力达成的一项协议。随着叙利亚也加入了巴黎协议，我们现在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参与巴黎协议的国家，叙利亚也加入了《巴黎协议》。我和我的继承人非常努力推动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进展，特朗普现在也要退出，我觉得这也是个遗憾，也是危险的。另外，也看到中美两国曾经做出的大量努力，创造了战略和经济对话来加强联系，我们会一年在北京，一年在华盛顿进行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可以让政府的很多层面来学习如何相互合作。中美间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沟通，并不仅仅是那些能上新闻头条的事情，所以，不论在白宫当中执政是哪一党，这样的对话应该持续下去，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相互理解，来打破中间的障碍。但我并不认为，当前这一任政府充分理解这种对话的价值，也没有理解在这样的关系上投资的重要性。我在白宫的时候，双方也有一些分歧，但当时我们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正式的午餐和晚餐对话，我们都彼此交换家人的照片。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打电话问他说，这个政策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们有非常积极的对话，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当前这一任政府没有这样做，我希望他们能够回到这样的做法上来。 王波明：在您刚才的演讲当中，也提到了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中美两国的关系和过去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有几点：首先是贸易。在我们上一次竞选的时候，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对中国和中美贸易表达了很多看法，他就任以来没有实施过任何的计划正式开始中美两国关于未来贸易和经济方向的探讨。我们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两国不相互交往，可能做出的决定会让两国的利益都受损，可能会切断一些领域的联系，阻止更广泛的繁荣。您提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当时访美签证的问题，我觉得本届新政府可能也在这个领域有所退缩，让外交官完成他们的工作都很困难，处理签证需要很多人力的资源，因为必须要有面签，必须要有足够的签证官，您当时过来跟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增加了更多的签证官，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人来处理面签的问题。如果现在减少了，从政府这边派遣官员的人数，就会有签证的问题，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我们相信，我们有非常好的商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员的交流，但是这样签证的问题会导致一些误解，会让中国的商人或学者，因为签证的问题不去美国，去其他的地方，这也是一个问题。 十字路口，还有朝鲜的问题。在这个年轻的朝鲜领导人上台之前，我们可以更好的处理朝鲜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关系深厚。我们也相信，中国可以阻止朝鲜。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控制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领导人，他实际上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两国的利益都有伤害，这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王波明：好的克林顿国务卿，接下来我就会问一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好的，这个问题是来自《财经》杂志的，您一定会喜欢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妇女权益的，我仍然记得克林顿前总统2012年的时候在这里发言，他说美国的女总统可能还要很远的时间才会出现，所以问题就是，美国会在很近的未来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认为会的，我也希望时间越快越好，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迎来一位女性的总统，我在我的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也确实非常努力的成为第一位女性的总统，我认为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希望会有另外的一个女性愿意介入政界，寻求成为一位女性的总统，可能下次大选就有的。 王波明：在四年之后，您会再次竞选吗？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不会了。我在政界的作为总统的竞选人或者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相信我会继续促进美国的发展，帮助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的。 王波明：中石化总裁有一个问题。 傅成玉：非常感谢您，克林顿前国务卿，谢谢您的精彩分享，您对于中美两国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描述都非常棒，您也描述了中美两国在未来可以在哪些领域上开展合作，并且如何加强未来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您跟我们说一说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和印度、中国和太平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尤其对中国的影响？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感谢您。我们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是希望在亚太促成再平衡，尤其在中国，在东亚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认识到印度和南亚也是一个关键活跃的国家，包括了能源、气候变化，保持区域间的和平，避免印度半岛上的冲突都非常重要，我也很关注这样的一种对话，并不仅仅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所以，我相信这些国家有很多的机遇，中国的发展让世界瞩目，中国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在短期之内让大量人脱离贫困，也是中国在历史上极大的一个成就。印度现在，也在努力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您也知道，印度有广泛的中产阶级，但是在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也确实相信，两国之间有着更多的合作机遇，美国在印度和印度半岛，在东亚方面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关系，我希望看到这届政府可以做出更多努力，来加强中印两国对于共同未来的对话。 王波明：谢谢。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一家很大的网络平台新浪的，他的问题是，2016年大选已经过去了一年，很多人回顾这届大选的时候会说，您没有当选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精英没有很好的倾听底层人民的声音，底层人民成为了安静的大多数，为特朗普投票，您在这方面是怎么想的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当时没有当选有很复杂的问题，确实我当时得到的票数多出300万，但是我们的投票体系比较特殊，我不会因为大多数的票数能够当选，我们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在这之后，我也考虑的几个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比方说，您的问题当中也提到，有很多很愤怒的人，感觉到他们的声音没有被足够倾听，确实是这样子，或有很多的担忧，或有反感，还有愤怒，他们希望改变，但是他们不在乎改变到底是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在大选期间，发生了严重的网络攻击，是俄罗斯那边入侵了邮件系统，通过社交媒体把信息作为武器，在我们国家范围内扩散了很多关于我的不实信息。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都知道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努力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另外还有大选系统的干预，因为这些人能否登记投票是比较成问题的，我在书里分享了这些事情。有一些确实是美国本国的问题，但俄罗斯在美国、荷兰、英国、德国想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他们这些技术公司做的事情，以及不良信息的扩散，他们都有很多不良信息的分享，这可以在中国发生，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技术可能会对人们的想法造成的影响。如果有一些坏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必须要找到一些方式防止这些坏人得逞，如果出现坏人做事，我们也必须要让他们停止。 王波明：下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您的书的，在您的这本书当中，你责怪脸书造成了大选的结果和您的预期不一样，您觉得社交媒体对民主来说是否是一种威胁？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并不觉得社交媒体是一种威胁，但是，那些下定决心的坏人，就像俄罗斯一样，他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他们的政治意图。我也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总统大选当中，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状况，当它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被盗取信息的使用，我们也没有看到俄罗斯以及其他外部人士，能够在我们总统大选当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因此，很多人对于所发生的状况感到特别的惊讶，也特别的困惑，技术公司也感到特别的震惊。脸书最开始说，他们并不觉得发生了这样的状况，后来说可能发生了几次，后来又说发生了几千次。你知道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是技术公司都没有意识到的，要让我们的技术公司更加警惕。社交媒体可以提供一个特别棒的沟通渠道，不仅仅可以和朋友沟通，而且也可以了解新的东西，可以买东西。但我们不是希望人们不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我们要防止别人滥用社交媒体。 王波明：我们的对话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来自凤凰网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特朗普总统上台已经有一年了，您觉得他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否是不太好的？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觉得他可能总的言语是这样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实际上很多的言语并没有转换成行动，没有带来结果。他表达了一些担忧，能他的这些贸易言论是鹰派的，但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还没有产生结果。在我们国家，人们也对于他究竟要从这些鹰派的言语当中实现什么目标感到很困惑。 王波明：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些话是否是鹰派的，但是你知道，他的行动背后是否有原因呢？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我根本不知道他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于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来说，尤其是中国，我们需要知道能够从他这里预测到什么，当然在总统大选当中，我们就一团雾水，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你知道特朗普是一个电视真人秀的明星，在我们的大选当中，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电视真人秀明星参加，我们现在是需要稳定性、可预测性，希望将来能够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作为美国人我是有这样的希望的。 王波明：好的，非常感谢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女士，谢谢您抽时间跟我们做演讲，并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希望您身体健康。我觉得您黄色的衣服特别漂亮，非常感谢您。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特别感谢您给我提供机会跟大家沟通。 以下为希拉里英文演讲实录：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TO CAIJING ANNUAL CONFERENCE MONDAY, NOVEMBER 27TH, 2017 BEIJING, CHINA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to Caijing Magazine for inviting me to be part of this important conference, and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15th year.  I’m looking forward to answering some questions from your esteemed Editor-in-Chief, Wang Boming [WAHng BOE-ming] after I say a few words. Now, like a lot of Americans of my generation, my first real look at China came in 1972, when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made his historic trip across the Pacific.  Bill and I were law students, and we didn’t have a television set.  But we were not about to miss history being made, so we rented one.  It was an old portable model with rabbit ears.  I lugged it back to my apartment and we tuned in every night to watch scenes of a country that had been blocked from view for our entire lives.  I was riveted and proud of what our two countries accomplished during what President Nixon called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More than two decades later, in 1995, I had the chance to take my first trip to China.  At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Beijing, I declar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The trip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of my life.  I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a few years later, along with my husband, my daughter, and my mother on an official state visit.  And I came back again during my first trip as Secretary of State, convinced that the trajecto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ur own prosperity and the advanc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inged on what happened in the Asia-Pacific.  I wanted to see America do more to help shape the future of Asia, including by manag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pursuing a strategy that encouraged China to participate as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standing firm in defense of our own values and interests. During my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I sought to engage Beijing in the region’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ways that would encourage it to work with its neighbors and play by the rules.  I talked with government leaders, civil society, and diplomats, about the need to pu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on sound footing for the sake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course, some of those efforts succeeded, and some fell short.  We succeeded in building up Asian-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ions like ASEAN and the East Asia Summit.  We increased cooperation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we defused potentially dangerous situations, like when a blind human rights dissident sought refuge in the American embassy.  But we failed to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toward curb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Tensions continued to rise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denied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that should belong to all people, everywhere. I believed then, and I believe just as fiercely today, that America should embrace, not reject, the bipartisan engagement that has underpinned our country’s strategy in this reg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Much of our shared fu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beyond will be written in Asia.  And we will all be better off if the U.S. is an open, optimistic, engaged player. Now, a lot has happened since I was last in China.  I became a grandmother twice over, which is just about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As you may have heard, I also ran for president, and it didn’t exactly work out the way I planned.  I’ve also written a book called What Happened.  It’s about everything I’ve learned when it comes to standing up for facts and rational debate; protecting democracy; and learning to live in a world that feels like it’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That seems to be a particularly relatable topic these days. A lot has changed for our countries, too.  The U.S. and China have each experienced our own dramatic domestic developments in recent yea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treat from diplomacy, and the prospect of withdrawing from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and leadership, ha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stability and staying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Meanwhile, in China, under the rise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we’re seeing an unprecedented consolidation of power, triggering anxiety about a more assertive Beijing that is trying to rewrite the longstanding rules of Asia. Tod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at a crossroads.  We’ve faced similar crossroads in the past: Back in the 1970s, with the historic opening of China.  In the 1990s, when China was ushered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a few short decades, we’ve gone from being two nations with hardly any ties to speak of, to being thoroughly, inescapably interdependent.  And now, as China has rise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our two countries are facing critical choices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interact and engage on an increasingly contentious global stage.  The decisions we make next matter enormously, and the results and repercussions of our actions will reverberate the world over. Chinese leaders often speak of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it’s true that together, we need to manage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a changing world.  But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our relationship aren’t new.  They’re age-old.  What it takes to be a great power hasn’t changed.  It requires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for shared problems, uphold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universal rights, and working with others within institutions that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all. So it’s not on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at’s at a crossroads.  China stands at a crossroads of its own.  Now is the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cide if, as China flexes its muscle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t is ready to step up and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eing a true great power. Even against this backdrop of rapid change and global tumult, my hopes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remain high.  After all, our economies and our security are tightly entwined.  We face shared challenges.  Our countries have never been more connected than they are right now – not only by our governments, as important as they are, but by our people.  Every day, executives and entrepreneurs,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artists and athlet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family members and citizens of all kinds shape our relationship.  Together, they represent a vast range of priorities, concerns, and points of view.  And they are all stakeholders in the shared future we’re building together – a future that aims to strike a stable and mutually acceptable balance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cause without cooperatio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will be affected in ways that are difficult to predict, but pose a serious danger to us all.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areas that demand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I want to touch on a few today.  One of the most urgent areas is the current crisis with North Korea, whi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vocative and dangerous.  With the fate of millions resting on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to this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 steadying and consistent for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keep the peace, uphold our values, and protect our allies in the Asia-Pacific. As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discovering every day, there is no magic solution that will solve the challenges of this region.  But there are steps we can and must take to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starting with putting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nuclear weapons are a liability, not an asset. To do that, we need to bring North Kore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ot resort to bluster and personal taunt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o so.  And we need to be creative and determined in pursuit of diplomacy, including by engaging our allies.  I, for one, would like to see the resumption of six-party talks.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will require a strong U.S. role, but it will also require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South Korea, Japan, and particularly China. It’s often said that China holds the key to North Korea, and that only if Beijing brings real pressure to bear will Pyongyang change course.  I recognize that reality is more complicated.  But it’s true that if China doesn’t want an American military buildup on its doorstep, and continued instability or even a shooting wa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t needs to do more.  This is a test of China’s role as a regional leader.  There may be no good choices available.  But Beijing should remember that inaction is a choice as well – one with particularly dire consequences. The second area wher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essential is in preserving a strong trading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As economic partners, the U.S. and China can make it possible for more people in both countries to work, trade, invest, create and prosper.  Whether we do or not depends on how our two countries deal with our differences.  China has things it wants, includ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ve things we want, including an end t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U.S. companies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 end to unfair preferences for domestic firm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good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of course, an end to unfair, distorting currency practices. This is a difficult, divisive issue here in the U.S.  But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hat American workers have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for too long, and things have got to change.  Many Americans want to engage in more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hina, because we believe in the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greater economic activity and healthy competition.  But for it to be healthy, it has to be fair, rules-based, and transparent.  If there is an unfair playing field, then trust, confidence, and hope for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begin to fade. The third area is climate change – an urgent challenge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face, and face together.  During my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mad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 priority at climate summits.  In recent years, our two countries have come together to tackle this issue, and help lead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But here, too, we are at a crossroads, particularly in the U.S., where ideologues in our federal government refuse to accept the settled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at all.  The administration’s pledge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alarmed environmentalists as well as the business sector.  Retreating from our leadership on this issue is not only embarrassing; it’s dangerous, and detrimental to efforts to take on this global challenge. Here in China, you’ve made extraordinary commitments to investing in energy sources like wind and solar.  Some experts say if you continue at your current pace, China could meet the targets you put forward in Paris a decade early.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reason for concern when China is starting to backslide on progress at home, and building coal plants abroad. No one is better positioned than our two countries to lead the world in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and investing in the jobs and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For that to happen, we cannot waver; we must double down on our efforts.  That’s why it’s heartening that so many governors, mayors,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the U.S. have pledged together that they are still committed to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But we know more must be done to meet the climate crisi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fourth area that demands cooperation from our two countries is protecting the essential laws and norms that have for decades protected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n Asia – governing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sanctity of law.  These norms have brought Asia the greatest prosperity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greatest beneficiary is China.  Today, some in Asia are rightly concerned that China is seeking to adjust this operating system, to tilt the scale in favor of Chinese interests.  That would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to the detriment of all including China.  The path to legitimacy and respect runs through responsible cooperation in institutions like ASEAN, not through secret military buildups on contested islands, or bullying smaller neighbors. For these reasons and many mo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develop a habit of cooperation – to develop a framework where neither country seeks zero sum solutions, but instead focus on how to work together.  The region is big enough for both of us.  And the problems we face are certainly big enough for two great nations to tackle together, working in harmony. Chinese leaders have long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Americans have disagreed when that has been used as a justification for restric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ut stability is a goal we share, and not every nation does.  In fact, right now across the globe, Vladimir Putin’s Russia has become an agent of chaos, undermin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meddling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sovereign states, including the U.S. President Xi and China’s other leaders have a choice to make: Will they stand with the forces of chaos and conflict, or the forces of stability and order?  I know this isn’t how we normally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landscape.  But it’s accurate, and it’s inescapabl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s full of challenges as ever.  We are two large, complex nations with profoundly different histories, political systems, and outlooks.  Our interdependence means that one of us cannot succeed unless the other does as well. Today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U.S. and China must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future that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at is, by definition, incredibly difficult.  But we have done difficult things before. Back in 1972, when President Nixon disembarked in Beijing and took Zhou Enlai’s hand, both sides were taking a risk.  But they decided that engagement was worth it.  They knew that if the summit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went smoothly, the conversation would continue, and that would lead to cooperation, and in time, we both would benefit from it. That is precisely what happened.  Nearly everything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sagreed about before that trip, we disagreed about after the trip.  But we began a conversation that has helped us mitigate our differences, and broaden the areas on which we agree.  And the result is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today, which is as consequential and multifaceted as any in the world. In 2010, I had the honor of visiting the USA Pavilion at the Shanghai Expo.  We had invited young Americans who were studying Chinese to be the guides and hosts at our pavilion.  And ma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d co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ere stunned to be greeted by a diverse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peaking to them in Mandarin.  They asked questions, told jokes, and shared stories with one another.  The connections that were forged were as ringing an endorsement as any I have ever seen of that courageous step taken decades earlier.  And they were also a reminder that we do this work –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diplomats, as thinkers and policy experts – because we are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for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always compete; but we must strive for peaceful competition over daggers drawn.  Just like the threats we face, the opportunities before us are also shared.  We have the chance, if we seize it, to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prosperity, pursue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in our own countries and around the world, not only today, bu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about these issues and more with Wang Boming [WAHng BOE-ming] and all of you.  So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ank you.

　　图片来源：加通社 　　据加通社报道，特鲁多政府已拨款超过1亿加元，用以补偿曾在军队和联邦政府机构工作过的职员，他们曾因自己的性取向而受到过不公待遇。 　　这笔钱被作为集体诉讼的一部分赔偿给那些曾被调查甚至被解雇的前雇员们。总理特鲁多日前也向LGBTQ性小众人士道歉。 　　据了解，特鲁多于周一在多伦多大学的社会政策会议上坦陈，自己与父亲老特鲁多在很多政见上都有很大矛盾。老特鲁多当政期间，曾拒绝向性小众人士道歉。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十年之后，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大恐慌反而把美元在全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试图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欧元和人民币都没有获得全球性的认可，美元仍是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主导货币。各国央行多年来缓慢减持美元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努力也已经停止。目前日本、德国、法国(专题)和英国等国家的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元债务比本币债务还要多。 　　美元的霸主地位让全世界又一次面临考验：为了强化金融安全而实施的规则使获取美元变得困难，而伴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而来的全球系统美元回笼更是加剧了美元荒。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分析师和货币市场专家Zoltan Pozsar这样描述美国的行为：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金融危机以来，市场一直在警告美元稀缺问题。投资者和企业用来获取美元流动性的货币互换基差也已跃升。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美元可以自由借贷，这个利差应该是零。 　　每当银行需要在季末或年尾停止美元借款以清理账目的时候，货币掉期合约利差就会扩大。随着2017年底临近，3个月期货币互换基差已升至一年高点。 　　这种对美元的渴求会伤害非美国的银行，因为美元稀缺会导致银行美元借款成本上升。也正因为如此，2016年12月，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遭遇了那一年中最晦暗的一个交易日，据其年度报告显示，当天该行估计的损失数据被突破，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 　　瑞银(UBS Group AG)集团的收入统计模型当时也被突破。瑞银称，这是因为瑞郎和欧元利率急剧波动，但没有进一步置评。 　　现在法国兴业银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将美元融资来源分散至不同市场和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中间。 　　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财务负责人Stephane Landon说，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既然零售渠道的美元融资有限，他们就相应拓展了批发渠道。 　　据瑞士信贷的Pozsar估计，美联储在市场上每回笼1,000亿美元，货币互换基差就将扩大0.1个百分点。 　　自10月份以来，美联储已允许其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债券购买计划积累而来)每月减少1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也将现金越来越多地存入美联储，而且分析人士预计，美国税改将刺激美国企业汇回很大一部分囤积在海外的现金。 　　这些都意味着美元正从全球其他国家流出。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当美元变得稀缺，全球就会出现信贷紧张。 　　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预言二战后形成的美元主导格局将要终结，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1999年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令人惊讶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分析人士感到美元的光环必将减弱。 　　然而欧债危机的爆发让欧元在政治上变得不受欢迎，中国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实施的资本管控也让全球投资者齿冷。与此同时，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官方储备的占比结束了多年来的下滑势头，2017年第二季度，美国以外国家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达到8.6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 　　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Amundi Pioneer的基金经理Paresh Upadhyaya说，过去40年来的美元下行趋势已经结束。 　　美元的垄断格局让全球金融市场扁平理论受到挑战，按照这种理论，投资者无论交易哪一种货币，平均下来都不应该更有利或更不利。 　　但现实与理论往往会有差距。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教授Benjamin J. Cohen在有关全球经济的知名论述中提出了货币金字塔的概念，将全球货币按等级分层。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货币德拉克马盛行。而二战以来美元成为“唯一的顶层货币”。 　　交易员们似乎记住了Cohen的货币金字塔概念。全球每年通过“融资套利交易”获利达数十亿美元，这是一种常见的交易策略，指借入富裕国家的低收益货币并投资于欠发达国家的货币。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研究人员Jessica James说，在衍生品市场上，能够现在卖出美元并在未来买回美元的人平均是获利的，而急需美元的人每个季度平均损失0.9%。 　　那么未来世界会有足够多的美元吗?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项责任落到欧洲美元市场肩上，这是位于伦敦的一个离岸市场，规模约为5万亿美元，远远超出其他任何一个离岸借款市场。欧洲美元是美国以外银行向客户提供美元贷款时产生的。 　　但与美国的银行不同，这些银行无法在缺少美元时向美联储求助。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局面万分危急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全球市场不得不直接向外国央行提供美元。这些信用额度至今仍然有效，不过仅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 　　对于客户需要大量美元的外国银行，如果能满足客户需求，收益会相当可观。因此银行界人士说，这些银行现在把吸储的目标对准了俄罗斯和沙特这样的产油国，因为这些储户能获得美元收入，这类储户还包括希望存放储备资产的各国央行。 　　过去五年中，日本前三大银行的海外非日圆存款规模增长超过一倍，达到逾6,000亿美元。 　　另外，能够发行长期美元债券的银行发现，这么做很有吸引力。丹麦银行(Danske Bank)资金部门负责人Christoffer Mollenbach表示，由于存在美元货币互换的基差错位，美元债券发行量比平时更多。根据Tradeweb的数据，2015年以来，丹麦银行发行的未偿债券中有80%左右为美元计价。 　　不过投资者称，欧洲美元市场上的银行可能无法满足全球的美元需求，因为后危机时代的监管提高了短期贷款成本。在危机爆发10年之后，美联储可能再度考验全球金融系统独立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Alhambra Investment Partners全球投资部门负责人Jeffrey Snider称，在其他所有系统中，最重要的当属欧洲美元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失灵，其他货币系统也无法运转。  

  　　每年科技业的员工分红以及年终数字都是社会大众瞩目焦点。 　　鸿海集团(内地业务普遍使用“富士康科技集团”品牌)已经提出申请，首次采取不配股票，直接给给员工颁发现金105亿元新台币。 　　鸿海集团已经向台湾证交所提出了申请，去年结余盈利的员工分红将达到104.98亿元新台币，相当于23亿元人民币。 　　按照鸿海集团7000名员工计算，每人可以分到相当于人民币33万元，这是员工分红的历史新高。 　　以鸿海过去经验来看，曾连续9年采股票分红为主，另有5年是股票分红、现金分红双轨制。 　　发放时间方面，按照惯例，鸿海往往在11月下旬发出员工分红，最晚在12月初发放。今年绩效奖金方面，外传于明年1月发出。 　　去年12月1日，富士康于发放总额达156.38亿元的股东股票股利，以及员工股票酬劳12.66万张  

　　美国媒体公司梅雷迪思（Meredith Corp）已敲定，将以18.5亿美元收购纽约传奇杂志出版商时代公司（Time Inc.），包括承接债务的交易估值则达28亿美元（约台币840亿元）。此一交易也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时代公司曾是出版业巨擘，旗下拥有《时代》等多份知名周刊，对于人们理解新闻、运动、休闲及娱乐资讯皆深具影响力。 　　时代公司旗下刊物除《时代》（Time）外，还包括《财星》（Fortune）、《时人》（People）及《运动画刊》（Sports Illustrated）等杂志，皆为相关报导领域的翘楚。总部位于爱荷华州狄蒙（Des Moines）的梅雷迪思则拥有《美好家园》（Better Homes & Gardens）和《家庭杂志》（Family Circle）等。 　　相关公司称，梅雷迪思支付每股18.50美元现金收购时代公司。时代公司24日收报16.90美元，该收购报价为溢价9.5％。而截至9月30日，时代有12亿美元长期债务和3.32亿美元现金；若计入承接债务，这桩交易对时代公司的估值为28亿美元。两家公司的董事会均已批准了这桩交易。 　　《华尔街日报》称，梅雷迪思至少是第三度尝试收购时代公司，但这次特别获得保守派亿万富豪科氏（Koch）兄弟撑腰，由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的投资部门资助6.5亿美元，让它得以携充足资金接洽。 　　梅雷迪思预期，联手时代公司可扩大自己在网络领域的规模，借由优质的多平台内容，与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等2大网络巨擘进行竞争，根据eMarketer的数据，后两者在今年美国网络广告支出中的占比预计将超过63％。 　　对时代公司而言，此一交易则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时代公司在巅峰时期曾是出版业巨擘，每周在全球卖出数百万份刊物，在新闻、运动、休闲与娱乐业都深具影响力。而今《时代》杂志权威性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及百大人物，仍是全球注目的新闻焦点。 　　1989年时代与华纳通讯合并，成为当时美国第一大媒体集团"时代华纳"（Time Warner），也是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母公司。但随着网络时代到来，2014年时代公司从时代华纳分割出来，成为独立的上市公司后，营运益加艰困。

　　联邦政府为了达到在2030年前每年将碳排放量削减3,000万吨的目标，现正制订清洁汽油的标准。加拿大清洁能源(Clean Energy Canada)估计，当清洁汽油的标准在2030年正式实施后，汽油的价格每升将上涨5分。

　　11月25日凌晨，由于“黑色星期五”销量强劲，亚马逊创始人、全球首富Jeff Bezos的净资产突破1000亿美元。 　　但是，在加拿大，黑色星期五也“催生”了一位亿万富翁：加拿大零售销售点系统的计算机软件平台Shopify的创始人Tobias Lutke。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预估，周一，Shopify的股价已经上升幅度超过3%，Lutke身价已经达到$11亿美元($14亿加币)。 　　Shopify表示，上周，平台已经见识了史上最棒的黑色星期五，商家每分钟的销售额一度超过$100万美元。 　　Shopify是何方神圣？ 　　Shopify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的加拿大电子商务公司，也是其网上商店和零售销售点系统的计算机软件平台的名称。 　　Shopify软件平台最初是基于其创始人在线滑雪板商店编写的早期软件。 　　2015年，该公司正式上市。 　　该公司报告说，它有超过50万的商家使用其平台，总商品量超过450亿美元。 　　Lutke是一位德国移民，2002年来到加拿大，现在37岁。他在2006年联合创建了Shopify。

加拿大与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已经过五轮，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结果，NAFTA的命运不仅难测，而且面对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一家全球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和加拿大零售业协会（Retail Council of Canada）联合发表的最新报告，如果NAFTA寿终正寝，那么加拿大的零售业者每年将亏$210亿加元，零售业经济每年损失高达$170亿加元。而对消费者而言，业者为降低成本，必然将亏损转嫁给消费者，令物价大涨，最终吃苦受罪的还是加拿大普通民众。 报告称，就五轮谈判的形势来看，结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及风险越来越大。倘若NAFTA终结，首当其冲的是加拿大零售业。以2015年为例，加拿大从美国所进口的商品有94%都是免关税的，估计总价值高达$1,080亿加元。一旦美国对这些进口商品课以关税，那么对加拿大零售业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份专题报告中，A.T. Kearney分析了NAFTA谈判的各种可能的结局，其中包括完全终止北美自由贸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美国针对其它国家的关税税率将会适用于向加拿大出口的所有商品。 A.T. Kearney的分析计算了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对加拿大零售业的直接影响：若美国对目前免关税的各类商品征收20%的关税，那么加拿大零售业要额外支付$40亿-$210亿加元。换句话说，若美国将关税每增加1%，加拿大零售业就要额外多付至少$10亿加元。 间接结果则是，由于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于与美国的贸易，因此关税上调势必令加拿大经济放缓，加拿大人消费急剧下滑，导致本国零售业销售额减少$26亿至170亿加元。 加拿大零售业协会副主席Karl Littler评论说，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对加拿大既有直接影响，那就是进口商品的成本上升；也有间接结果，那就是消费者的荷包变瘪。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当物价飞涨而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减少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减少消费，特别是家用电器和珠宝首饰的销售将大降。 A.T. Kearney的报告也分析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为了加强对国内企业的保护，美国也有可能退出世贸组织协定，但给目前免关税的各类商品征收关税。因此 Littler也担心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称终止北美自由贸易还不是最后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美国也有类似于加拿大零售业协会的组织，称为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该组织一直在游说，希望川普政府既不要终止NAFTA，也不要退出NAFTA，而是继续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更新NAFTA的一些条款，以便取得三方三赢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是加拿大零售业业绩十年来最好的一个季度，而今年头9个月的零售业销售额也比去年同期增长7%。 在今年第三季，零售额增长至$4,520亿，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建筑材料和园艺设备，按年增长14.2%；珠宝首饰、家用电器及设备增长 9.2%，行李及皮货增长9.1%。 多伦多的零售业分析家 Ed Strapagiel预测说，如果现在的势头可以持续，那么今年将成为1997年以来零售业最红火的一年。

  　仅用不到一年时间，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市值就轻松突破1.1万亿美元。 　　本周腾讯、阿里巴巴相继创出收盘历史新高。 　　其中，腾讯周五收报415.8港币/股，总市值39497亿元港币，折合5058亿美元，周二股价一度攀至439.6港币/股。 　　而受黑色星期五影响，阿里巴巴周五收报191.19美元/股，总市值4836亿美元，周三股价一度攀至191.75美元/股。 　　此外，百度周五收报249.42美元/股，总市值达866亿美元；京东收报39.21美元/股，总市值达558亿美元。 　　自此，BATJ总市值达11318亿美元。 BATJ总市值年内翻番 　　今年的科技股掀起了一波上涌浪潮。其中美国科技股代表FANG（Facebook、亚马逊、Netflix、谷歌）今年以来涨幅均在30%至60%之间，大幅跑赢标普500指数。 　　但BATJ增速却更为迅猛。 　　数据显示：腾讯年初市值17978亿港币，折合2302亿美元；阿里巴巴市值2172亿美元；百度570亿美元；京东市值361亿美元。按此计算，BATJ年初合计市值5405亿美元。 　　而截至目前，腾讯股价年内涨幅已达119.7%，阿里巴巴则以117.7%的涨幅紧随其后。此外，京东、百度也分别录得54.1%、51.7%的涨幅。 这也意味着，仅用不到一年时间，BATJ市值增加5913亿美元，增幅已达109.4%。 　　截至周五收盘，亚马逊股价再创新高，市值达5715亿美元。而BATJ年内市值涨幅，就相当于再造一个亚马逊。 　　不仅如此，从10月份开始，阿里巴巴、腾讯在市值高点期间，一度跻身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五行列。 　　其中，本周二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达到了430港元，创下腾讯自2014年5月拆股以来的新高。按当日收盘时的股价计算，腾讯市值是达到了40845亿港元，折合约5228.9亿美元，超过了5190亿美元的Facebook，成为仅次于苹果(174.97, 0.01, 0.01%)、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软(83.26, 0.15, 0.18%)和亚马逊之后的全球市值第5大公司。 　　而就在10月上旬，阿里巴巴盘中市值也一度突破4700亿美元，超越了亚马逊，首次跻身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五。 　　BAT研发投入挤入TOP 100 　　BATJ市值攀升同时，研发投入亦水涨船高。 　　此前，腾讯援引外媒报道，研发机构普华永道旗下管理咨询机构思略特（Strategy）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1000研究报告，分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1000家上市公司2017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情况。 　　报告显示，榜单前五名中科技公司占了4家，分别是亚马逊（第一名）、Alphabet（第二名）、英特尔(44.75, 0.10, 0.22%)（第三名）以及三星（第四名），此外微软（第六名）以及苹果（第九名）也都闯入前十名行列。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都进入了榜单前100名。其中阿里巴巴排名第56位，支出预计将达到25亿美元；腾讯排名第81位，研发支出预计将达到17亿美元；百度排名第99位，今年研发支出预计为15亿美元。另外，中兴排名第75位，零售巨头京东排名第187位。 　　阿里百度三季度利润翻番 　　早前，BATJ相继公布2017年三季报，其中： 　　百度第三季度营收为235亿人民币（约合35.3亿美元），同比增长29%；净利润79亿人民币（约合12亿美元），同比增长156%。 　　阿里巴巴集团第三季度营收为551.22亿元（约合82.85亿美元），同比增长61%；净利润为174.04亿元（约合26.16亿美元），同比增长146%。 　　腾讯第三季度收入652.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净利润170.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5%。 　　京东第三季度净营收为837亿元人民币（约合126美元），同比增长39.2%；来自持续运营业务的净利润为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亏损5亿元人民币。 　　而从近期来看，BATJ也利好不断。 　　其中，阿里巴巴在今年的双十一销售中创下了1682亿元人民币销售额。而电商消费跟踪网站Adobe(184.46, 1.56, 0.85%) System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感恩节当天网购销售额为20亿美元，不及阿里巴巴双十一销售的十分之一。 　　腾讯三季报则提及，11月腾讯旗下的两款代理生存类射击游戏《光荣使命》及《穿越火线手游》更新版荒岛特训开始预约注册。而就在本月22日，腾讯宣布正式获得《绝地求生》中国独家代理。 　　不仅如此，此前腾讯系旗下阅文集团和易鑫集团相继赴港上市。 　　BATJ仍在加速拓展 　　在市值攀升同时，BATJ过去一年在多个领域均有所拓展。 　　网络文学方面，早在2014年，以BAT为首的互联网公司纷纷提出打造泛娱乐概念，并购网络文学网站只是BAT内容布局的冰山一角，背后是网络文学IP进行全产业链开发的野心。 　　兴业证券分析，经过近两年的大规模并购重组，网络文学市场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市场格局。目前网络文学行业集中度比较高，腾讯收购盛大文学后成立阅文集团，市场份额达82.8%，腾讯系一家独大；百度、阿里等各方在腾讯一家独大的情况下也积极寻找突破口；以出版为主业的中文在线和在移动阅读端占优的掌阅文学也积极布局希望在网络文学这片蓝海市场上掘金。 　　除了网络文学外，BATJ在零售方面的竞争则更为激烈。 　　此前，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入股高鑫零售，出资约224亿港元，持股36%。阿里巴巴在过去一年大力布局新零售，根据高鑫零售披露数据，截至2017年9月，旗下共有454家卖场，包括376家大润发门店及78家欧尚门店，覆盖全国226个城市，未来三年仍有69家店即将开设大卖场，其中66家在建。欧尚零售在欧洲14个国家拥有超过1900个超市卖场，而大润发在台湾地区也拥有超过20家超市卖场。 　　而根据交银国际的统计，在零售领域，阿里巴巴和腾讯/京东仍正加速拓展。 科技股还能狂欢多久？ 　　今年，全球科技股上涨了42%，涨幅约为MSCI全球指数的两倍。而据摩根士丹利的分析，今年到目前为止，科技板块的涨幅比材料板块高出21个百分点，材料板块表现第二好。 　　而根据高盛(235.95, -0.48, -0.20%)最新的对冲基金趋势监视报告，多头/空头股票型对冲基金的平均年回报率约10%，连续七年跑输标普500指数，但是2013年以来的最佳表现。高盛发现，股票型对冲基金收益最大的部分，基本都由科技股贡献。其中，脸书、亚马逊、阿里巴巴、谷歌和微软今年以来的涨幅远超标普500指数的涨幅。 　　高盛的对冲基金趋势监视报告涵盖了全球804只股票型基金，总股本头寸为2.1万亿美元（四季度仓位显示，多头头寸约1.4亿美元，空头头寸约占7040亿美元）。其中，IT行业占净资产敞口最大，为27%。 　　高盛分析称，对冲基金将大部分资产都押注在步步高涨的科技企业上。对冲基金有68%的多头投资组合集中在前十头寸上，这一比例仅低于2016年上半年触及的69%的纪录高点。 　　根据13F持仓信息，在对冲基金50大持仓股中，前五分别是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集团、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微软。 这五只股票组合自2001年，65%的季度表现优于标普。 　　高盛称，股票型对冲基金在高增长股票上押注加码。四季度，为了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对冲基金的杠杆率已经达到2008年危机后最高水平。 　　TechWeb援引财经信息提供商FactSet的数据，2000年年初，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科技板块的远期市盈率高达52倍，而现在的市盈率为19倍，标准普尔500指数整体的远期市盈率则为18倍。在今年第三季度，在标普500指数中科技公司的表现超出预期，盈利增长率达21%。  

近日，2017《胡润80后财富继承富豪榜》公布，王思聪身价50亿。这50亿怎么来的？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曾公开表示，“儿子王思聪不参与万达集团的任何事，自己成立了一个PE公司做投资。”为此，王健林特意给了王思聪5亿元来“试错”。王思聪如何花的这5亿？又带来了多少回报？ 从普思资本的投资版图看，王思聪投资涉猎广泛，国家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国、韩国、美国。其中，在韩国投资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影及电视剧制作方面；在美国投资的公司主要集中在高铁及数据分析领域。 从投资领域来看，游戏、电竞、文娱、影视、直播、网红是其主要投资领域。其中游戏、电竞行业共投资了8家公司；文娱、影视领域投资了4家公司；自己成立了熊猫TV，并亲出任CEO。 此外，王思聪的投资也不乏殡葬业、制造业等冷门行业。 王思聪从投资中赚了多少钱？ 由于普思资本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我们无法精确算出王思聪从他的投资中赚了多少钱。作为PE公司，其赚钱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的企业上市后退出，收益可能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二是投资的企业被上市公司收购从来获得投资溢价。 王思聪的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没有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资格 按照中基协2016年2月5日公告，普思投资必须在2016年8月1日前备案首只产品，否则将被中基协注销备案。 普思投资这么回复的：普思投资的资金都是王思聪自己（或他爸爸）的钱，我们本来也没打算通过这个对外募资，所以……我们主动放弃管理人备案资格。不过，我们早就单独成立了资产管理平台，开展对外募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业务，而且这个平台也已经获得备案资格了。 2、投资的公司被证监会处罚 普思投资投资的九好集团被证监会处罚，作为股东普思投资被罚10万元。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十年之后，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大恐慌反而把美元在全球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试图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欧元和人民币都没有获得全球性的认可，美元仍是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主导货币。各国央行多年来缓慢减持美元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努力也已经停止。目前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元债务比本币债务还要多。 美元的霸主地位让全世界又一次面临考验：为了强化金融安全而实施的规则使获取美元变得困难，而伴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而来的全球系统美元回笼更是加剧了美元荒。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分析师和货币市场专家Zoltan Pozsar这样描述美国的行为：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金融危机以来，市场一直在警告美元稀缺问题。投资者和企业用来获取美元流动性的货币互换基差也已跃升。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美元可以自由借贷，这个利差应该是零。 每当银行需要在季末或年尾停止美元借款以清理账目的时候，货币掉期合约利差就会扩大。随着2017年底临近，3个月期货币互换基差已升至一年高点。 这种对美元的渴求会伤害非美国的银行，因为美元稀缺会导致银行美元借款成本上升。也正因为如此，2016年12月，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遭遇了那一年中最晦暗的一个交易日，据其年度报告显示，当天该行估计的损失数据被突破，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 瑞银(UBS Group AG)集团的收入统计模型当时也被突破。瑞银称，这是因为瑞郎和欧元利率急剧波动，但没有进一步置评。 现在法国兴业银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将美元融资来源分散至不同市场和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中间。 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财务负责人Stephane Landon说，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既然零售渠道的美元融资有限，他们就相应拓展了批发渠道。 据瑞士信贷的Pozsar估计，美联储在市场上每回笼1,000亿美元，货币互换基差就将扩大0.1个百分点。 自10月份以来，美联储已允许其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债券购买计划积累而来）每月减少1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也将现金越来越多地存入美联储，而且分析人士预计，美国税改将刺激美国企业汇回很大一部分囤积在海外的现金。 这些都意味着美元正从全球其他国家流出。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当美元变得稀缺，全球就会出现信贷紧张。 长期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预言二战后形成的美元主导格局将要终结，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1999年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令人惊讶的高速增长让很多分析人士感到美元的光环必将减弱。 然而欧债危机的爆发让欧元在政治上变得不受欢迎，中国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实施的资本管控也让全球投资者齿冷。与此同时，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官方储备的占比结束了多年来的下滑势头，2017年第二季度，美国以外国家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达到8.6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 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Amundi Pioneer的基金经理Paresh Upadhyaya说，过去40年来的美元下行趋势已经结束。 美元的垄断格局让全球金融市场扁平理论受到挑战，按照这种理论，投资者无论交易哪一种货币，平均下来都不应该更有利或更不利。 但现实与理论往往会有差距。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教授Benjamin J. Cohen在有关全球经济的知名论述中提出了货币金字塔的概念，将全球货币按等级分层。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货币德拉克马盛行。而二战以来美元成为“唯一的顶层货币”。 交易员们似乎记住了Cohen的货币金字塔概念。全球每年通过“融资套利交易”获利达数十亿美元，这是一种常见的交易策略，指借入富裕国家的低收益货币并投资于欠发达国家的货币。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研究人员Jessica James说，在衍生品市场上，能够现在卖出美元并在未来买回美元的人平均是获利的，而急需美元的人每个季度平均损失0.9%。 那么未来世界会有足够多的美元吗？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项责任落到欧洲美元市场肩上，这是位于伦敦的一个离岸市场，规模约为5万亿美元，远远超出其他任何一个离岸借款市场。欧洲美元是美国以外银行向客户提供美元贷款时产生的。 但与美国的银行不同，这些银行无法在缺少美元时向美联储求助。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局面万分危急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全球市场不得不直接向外国央行提供美元。这些信用额度至今仍然有效，不过仅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 对于客户需要大量美元的外国银行，如果能满足客户需求，收益会相当可观。因此银行界人士说，这些银行现在把吸储的目标对准了俄罗斯和沙特这样的产油国，因为这些储户能获得美元收入，这类储户还包括希望存放储备资产的各国央行。 过去五年中，日本前三大银行的海外非日圆存款规模增长超过一倍，达到逾6,000亿美元。 另外，能够发行长期美元债券的银行发现，这么做很有吸引力。丹麦银行(Danske Bank)资金部门负责人Christoffer Mollenbach表示，由于存在美元货币互换的基差错位，美元债券发行量比平时更多。根据Tradeweb的数据，2015年以来，丹麦银行发行的未偿债券中有80%左右为美元计价。 不过投资者称，欧洲美元市场上的银行可能无法满足全球的美元需求，因为后危机时代的监管提高了短期贷款成本。在危机爆发10年之后，美联储可能再度考验全球金融系统独立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Alhambra Investment Partners全球投资部门负责人Jeffrey Snider称，在其他所有系统中，最重要的当属欧洲美元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失灵，其他货币系统也无法运转。

比特币价格周末期间首次升破9,000美元关口，今年以来累计涨幅接近900%。而且，比特币价格的上涨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研究网站CoinDesk的数据显示，亚洲交易时段早间，比特币一度涨至9,682美元，这意味着比特币仅用七天时间就从8,000美元涨至9,000美元。这是比特币短暂历史中冲破一千美元整数大关的最快速度，超过了比特币之前从3,000美元涨至4,000美元所用的八天时间，以及从5,000美元涨至6,000美元所用的九天时间。 IG Group的首席市场策略师Chris Weston周一在写给客户的研究报告中称，由于投资者唯恐错过交易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比特币经历了另一轮疯狂买盘；这种疯狂势头正推动比特币价格走高。 他提到，美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Coinbase上周三至周五新增了大约10万个账户。这令该交易所比特币账户总数达到1,310万个，凸显出散户投资者的交易活动飙升。 相比之下，截至10月底，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 Co., SCHW)的活跃经纪账户数为1,060万个。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著名券商投资股市和债市等传统金融市场。不过，公平地说，嘉信理财账户中的客户总资产为3.3万亿美元，远高于Coinbase账户中的资产规模。 比特币价格在2017年初约为1,000美元，仅今年以来就已经触及八个不同的1,000美元整数大关。相比之下，比特币历经了1,230天才触及1,000美元关口，然后从1,000美元涨至2,000美元花了1,269天。 现在，市场的焦点集中在全球最大交易所集团芝商所(CME Group Inc., CME)上，芝商所料最快于12月份的第二周推出比特币期货。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目前正在评估芝商所的这项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