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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早教也是要讲究时机的，那么宝宝的早教关键期有哪些呢？　　宝宝早教关键期：　　一般来说，宝宝早期教育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亲子依恋敏感期、感观敏感期、动作敏感期、语言敏感期、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等。　　所谓敏感期，是指在某一段生长时期，婴儿对环境中某种特定的要素的感受性特别敏锐。如获得满足，婴儿便可轻松地获得某种能力。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敏感期不仅是幼儿学习的关键期，同时还会对宝宝心灵、人格的发展产生影响。父母不要任宝宝自然发展，而应该充分利用宝宝的敏感期这一良机，积极地促进宝宝的发展。　　亲子依恋敏感期(O～2岁)。这是指父母与宝宝之间的依恋关系的培养。这种关系在妈妈怀孕后、产前就已经确立了，一直延续到宝宝2岁。在2岁前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个敏感期里宝宝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对于宝宝的大脑发育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宝宝信任感发育时，在大脑的语言、智力、感官和运动区域中，有上万亿个神经接点在这些区域里形成，宝宝在依恋关系中得到的爱对宝宝日后的社会情感奠定了基础。　　感官敏感期(0~6岁)。宝宝从生下来，就可以靠自己的听觉、视觉、味觉来感知这个世界。尤其在宝宝3岁前，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感官来获得生活上的实践经验。父母可以在这一时期给宝宝创造锻炼感官发育的机会，用生活中各种能够锻炼感官的事物、环境来挖掘和锻炼宝宝的感官发育，为智力加分。　　动作敏感期(0～6岁)。3岁之前，是宝宝大肌肉动作发育的敏感期。宝宝在此期间一直都是活泼好动的，父母要放开对宝宝的束缚，让宝宝自己去爬、走、跑、跳，这也是锻炼宝宝肢体动作正确和熟练的最好方法。　　语言敏感期(O～6岁)。从宝宝开始发音“自言自语”的时候，其实就代表着宝宝已经进入了语言敏感期。这个时期里大脑主要准备学习语言，宝宝在自然状态下会轻松地学会母语。　　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1.5～4岁)。如果宝宝开始对地上的小虫子、书上凸起的小树皮、衣服上的小图案产生了兴趣，眼睛盯着用手动、抠，就代表着宝宝进入了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时期。父母这时可以让宝宝尽情观察这些小东西，也可以多找一些小的东西吸引宝宝，锻炼宝宝的观察能力，促进智力发育。　　早教成功的测评标准有哪些方面　　早教成功的测评标准应该从宝宝的运动、语言表达、自我认知、生活交往、逻辑、情商等多方面进行测评。　　宝宝发育最为迅速的当属肢体运动方面了，包括抬头、翻身、爬行、坐立、站立、迈步、走路、跑、双腿跳和单腿跳等粗大肢体运动，也包括用手指抓握和捏小东西、系纽扣等精细动作。　　语言表达包括发出的声音(比如哭)、声调、单句、词句、语句的组合等都属于语言表达能力，宝宝先是从哭、发出“哦、啊”等简单的音，发展到会说“妈妈、爸爸”“再见”等词。　　自我认知包括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观察力、模仿力、记忆力、理解力和思维能力等。　　其中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是刚出生就带来的能力，观察力、模仿力、记忆力、理解力和思维能力是随着生长发育逐渐学会的。如随着月龄的增长，宝宝逐渐能认出家人的脸、声音等。　　生活交际包括人际交往、社会适应性、独立生活能力、情感和情绪、个性与性格、气质等。宝宝对妈妈的依恋，对陌生人的抵触，都是宝宝最初人际交往的表现。情商(EQ)又称情绪智力，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是与智商相对应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素质，有时情商要比智商更重要。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人性情不好，冷漠，孤僻，自负，不善与人交往，情绪不稳定等，那么他的智商再高，也很难取得成功。因此情商的培养应该从小做起。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最有利于宝宝的成长呢？　　第一，孩子需要认识生活环境，这是知识教育　　孩子所有能接触到的人、物和现象，他都好奇。最早，孩子对环境做到能区别就够：这个人是妈妈，这个人是爸爸，那个人是叔叔，那个人是阿姨；这是桌面，这是椅子，那是床；这是汽车、这是火车、那是飞机、那是船孩子逐渐长大，对环境的认识增多了：妈妈陪我的时间最长，爸爸只有晚上出现；叔叔和阿姨很多，但并不常见到+孩子的好奇心扩大得很快，有些孩子还未认识家、学校和他的国家，他就要认识地球和宇宙了；孩子还会好奇过去和未来；好奇森林里的鳄鱼和蟒蛇，也好奇要靠显微镜才能看到的细菌和原子。　　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环境可以加以利用；哭了，大人会著急，因此知道哭可以给他带来方便；火是烫的，最好远远躲开，但是控制在火炉里，可以炒菜、烧开水；坐著汽车可以到公园，那你就不必走路这是孩子最初对环境的利用观念。孩子认识环境越多，他就越想控制和利用。　　这就是科学发明的起源。孩子对环境的观察和认识，片面而且肤浅，深入的认识就非靠读书不可了。孩子对他生活的环境认识越多，他越有自信。帮助孩子有计划、有选择地观察和认识生活环境，鼓励他阅读，孩子将会自信地进入成人世界。　　第二，孩子需要学习语言，这是语言教育　　婴孩一出世，最迫切需要学习的，就是语言。生下不久，父母一抱上孩子便对他说话，其实就是教他语言。学习母语，对一般孩子来说，都不成问题。　　正常的孩子，不到6周岁，都能运用母语应付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状况。除了母语，孩子还应学一门外语，首选自然是国际语言--英语。精通英语可以扩大一个人的视野，提高一个人成就的上限。　　学习英语显然也和学习母语一样重要和迫切！为什么说迫切呢？因为语言是一种很奇怪的能力，愈早学习，学习的效果愈好。晚学，不只是辛苦，而且很难学好。还有，对幼年孩子来说，同时学习多种语言，不会互相干扰。对孩子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是外来语。另外，孩子学习语言，对他来说，是游戏，不是功课。　　第三，孩子需要发展想象世界，这是创意教育　　孩子整天玩玩具，他不觉得寂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玩具是有生命的，他认为玩具是他的朋友，它和他一样，会饿、会渴、会哭、会笑。孩子读童话故事，或者听大人讲故事，他很快融入情节中，故事里的人就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好朋友。童话故事对孩子来说，不是幻想，是真实的故事。幻想是孩子的世界。孩子的幻想不是逃避现实。孩子从幻想游戏中，学习语言，认识环境，学习做人做事。　　幻想对孩子的长大有重要的意义。　　孩子的幻想就是人类的梦想。幻想是创作和发明的开始。反应迟钝的孩子幻想世界很窄。孩子的幻想，需要父母的刺激和鼓励。为什么有些大人会被觉得单调、乏味？很简单，他的童年的幻想世界太窄--他因为少听少读童话故事，而狭窄了他的想象世界，长大成人后，自然显得较少创意，让人感到他单调而乏味。显而易见的，多读童话故事，可丰富孩子的幻想世界，增强孩子的能力。　　第四，孩子需要学习做做事，这是品格教育　　怎样和自己相处，怎样和别人相处，怎样和环境相处，这是做人。事情要怎样进行，才容易达到目标，这是做事。懂得做人做事，他愉快，别人也愉快；相反的，不会做人做事的，他难过，别人也难过。和自己相处困难吗？当然，许多大人到老都不懂得怎样和自己相处；不但讨厌他，自己也不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表示他不能和自己相处。和别人相处得好也不容易。动作、说话少考虑别人，多考虑自己的，在大人世界里处处可见。　　这种人也许不讨厌自己，但是别人肯定讨厌他。和环境相处得好更不容易。因为环境有所抱怨的话，不会马上反应，不会马上给你脸色。　　当你发现环境不高兴的时候，你差不多没有时间后悔了。随便丢垃圾袋，随便砍掉一棵树，不节省用水，不节省用电，不节省用纸……都是和环境作对的行为。人和人在一起，游戏或者工作，都不免有冲突。什么时候坚持己见，什么时候让步，怎样让步，让多少，这是很难的决定。做一件事情，如果纯粹只是一个人的，不妨埋头苦干。不理别人。但是一牵涉到别人，你就要考虑别人怎么想、怎么讲。这些都是做人做事困难的地方。做人做事的问题，随著年龄的增加，会越来越困扰著孩子。父母应该帮助孩子、教导孩子学习做人做事。　　第五，孩子需要认识人生，这是生涯教育　　孩子要长大，最后要成为能独立生活的大人，因此，在童年的时候，多认识不同的人生，就不是哲学上的考虑，而是实际上的需要。“我长大要做什么？”这一个问题并不困扰著孩子，孩子认识人生，是从看电视卡通和电视连续剧，讲故事和连环漫画开始。故事中的主角(英雄或者美丽的公主)就是孩子最早认同并想模仿的对象，而主角的冒险经历和神奇遭遇，就是孩子最早想要体验的生活。　　孩子上了学校，课本上的大人物，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将军、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政治家是他们另一个并想模仿的对象。　　当孩子向往的目标锁定于有限的几种之后，对他自己，挫折将多于鼓励。显然，父母有责任告诉孩子：人生之路百条千条，条条道路认真走下去，路上都有许多动人、感人之处；所谓“行行出状元”就是这种意思。尊重别人的选择，努力于自己的方向。只有人生认识广泛的人才有这样胸襟。　　第六，孩子需要培养智慧，这是思想教育　　有人累积了许多经验，但是他不能从中得到教训；有人读了许多书，但是他不能从中得到心得，有人获得各方的消息，但是他不能分析和判断；有人现象呈现在他面前，但是他不能看出意义，这种人，我们便说他缺乏智慧。什么是智慧？智慧，简单说，就是创造新东西，创造新观点的能力。他不但比别人能更快从现象中、消息中、知识中、经验中读出不同的意义，而且能从中发展出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作品、新的观念。　　创意是智慧的表达。许多人认为智慧是天赋。　　不错，有一些人的确比另一些人有创意而被认为有智慧。但是，智慧大部分还是靠后天训练来的。和语言的能力一样，训练孩子的智慧，不但要从早，而且要从小：指导孩子怎样观察事物；和别人有不同的发现、看法和做法的时候，鼓励他表达出来，做出来；　　更进一步训练他非难别人的和自己的观点，推翻别人的和自己的做法，然后引导他试著发展新的看法和新的做法。训练孩子的智慧，当然由小而大，由易而难：孩子小小的发现小小的发明，小小的心得，都加以鼓励。成就获得肯定是孩子继续努力的原动力。　　第七，孩子需要培养幽默感，这是气质教育　　滑稽常常被看做是幽默。会说调皮话的人，会说笑话的人，善于讽刺的人，常常被看作是有幽默感的人。这些虽然和幽默感沾上边。但是还是不能正确地说明什么是幽默感。　　什么是幽默感呢？幽默感就是使心情恢复宁静的能力；幽默感对一个人的作用，很象弹簧对汽车和飞机的作用，汽车有了弹簧装置，才能在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上下震动不会过于剧烈。飞机有了弹簧装置才能安稳著陆，不致摔坏。幽默感不管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润滑剂。当你沮丧于或狂热于某些事情上的时候，幽默感将平抚你的情绪，而回到平日的宁静。　　和有幽默感的人相处，富于智慧是你最直接的感觉，他的智慧放出来的，是清风，不是熏风，是清泉，不是是烈洒；他的智慧不叫你太悲伤、太悲观，也不叫你太兴奋、太乐观。幽默感是一个人最高尚的气质，是一个人人生最高的境界。这种气质怎样培养呢？和培养智慧一样，可以从训练得来。从小训练，从小事训练，从小处训练；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是训练的内容。　　幽默感是人生态度，所以必须从小训练，严肃紧张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一样严肃紧张。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个人气质形成后是很难改变的。从小事训练，从小处训练，目的在于把幽默感变成孩子的生活习惯，并内化成孩子的气质。

九月中旬的斯坦福，阳光分外刺眼。胡佛塔下，几个亚洲面孔的旅游者看见了同样亚洲面孔的我，立刻围了过来。一个中年男性上前一步，踌躇了一下，然后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小心翼翼地询问，“不好意思，你会说中文吧？” “会的，”我点了点头。 “太好了！”他的声音顿时兴奋起来，“我们好像迷路了。你知道怎么去计算机系吗？” 那是一年前，我搭乘了20小时的飞机，第一次踏上北加州的土地，在这个我即将生活四年的地方闲逛着。学期尚未开始，校园里除了提前来参加迎新的国际学生之外，只有三五成群的旅游者。我告诉他们，自己也是新生，刚刚领到宿舍的钥匙，可以试着用手机上的地图软件帮他们导航到以比尔·盖茨命名的计算机系楼。不过，他们发现我是斯坦福的本科生而非旅游者时，似乎立刻忘却了游览校园的其它计划，开始拉着我问东问西。他们是一家人，除了即将升入高三的儿子正在国内某个寄宿学校奋战高考，全家老小一道前往美国游览，也算是为了舒缓儿子高考给他们自己带来的压力——从语气中可以听出，他们自己受到的压力一点都不比那个正埋头苦读的学生小。没聊两句，话题就转移到了考试上： “你肯定成绩特别好吧？是怎么考进斯坦福的？” 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已经习惯了解释美国大学招生制度同中国高考录取模式的区别——虽说大学入学考试SAT或ACT的成绩是各校招生办录取审核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但却并非唯一的指标；申请文书、推荐信、课外活动经历等等因素都会对录取结果产生影响。通常说到这里，询问者就会失去兴趣，不再追问了。但这次不同。 “不看考试的话，怎么保证公平呢？”他像是在询问我，又想是在自言自语。不过还没等我开口，他的妻子就抢先回答了， “哪有什么公平呀？考试就公平了吗？你看我们那里，要考多少分才能上北大，再看北京考多少分就能上得了北大？” 整个场面陷入了尴尬的宁静。（图片来源：Online WSJ.com）高强度、大规模的考试，是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第一印象。每年六月初中国各地学校举办的各类备考大会，以及高考当天无数家长聚集在考点门外的场景，总能吸引众多国际媒体的关注，而这些媒体的镜头又将应考的形象传至世界各地。西方国家对中国这种以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模式是心情矛盾的。一方面，近年来各类全球学术测验的结果似乎不断证实着中国杰出的教育水平。2009年与2012年，上海学生两度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名列全球第一，对此，美、英、法、德各国媒体布满了警讯——诸如“我们的孩子在失去国际竞争力”的标题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美国教育界对高考普遍持负面态度。“这里的共识时，中国教育体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高考不是其中之一，”亚洲协会教育部执行主任 Jessica Kehayes 对我说。近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学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可谓是这种矛盾心理的集中反映。该片记录了英国一所优质公立学校九年级学生接受中国老师授课实验的过程——50人的大班教学、每天10小时的在校时间、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四周的实验后，这50位“中式教学法”训练之下的学生在数学、中文和科学三门考试中的平均表现均领先于该校其它学生。纪录片一经播出便在全英引发热议，不少网民纷纷批评英国现行教育体制，而与之相对，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专栏作家 Simon Jenkins 则说，中国应试教育擅长培养的只是“共产主义自动机”（communist automaton）——铁板一块，不知创新，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深入人心的集体主义形象添加了最新的时代印记。去年底，《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特写文章详细描述了素有“高考工厂”之称的安徽毛坦厂中学。当时正值寒假，我一打开 Facebook，就被美国同学纷纷转载的这篇文章刷了屏。文中所述的监狱一般的学习环境——十几个人挤在一间装有铁丝网的宿舍，每周只有90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及事关终身前途的高考本身——显然吓到了习惯于校园阳光明媚的斯坦福人。 “嘿，你熟悉高考吗？”一个朋友私信问我，用了 gaokao 的拼音写法。 “考试工厂”？我的美国朋友如果真的看到了一份高考试题，估计很难将其与“考试工厂”的死板联系在一起。与几乎全是多项选择的美式标准化考试不同，高考语文试卷中，作文和阅读理解通常占据了整张卷面四分之三的分值——内容包罗万象，从赏析古诗中某个字的精妙之处，到撰写800字文章谈论对“怀想天空”的理解，一切都同美国考卷上常见的单词记忆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中美教育一无所知的人如果仅凭两份试卷做出判断，很可能认为中国教育才是培养创造性潜能的典范。这一判断甚至不乏证据。近年来，上海学生稳居全球第一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PISA）恰恰旨在测试“知识实际运用能力”，也正因此，上海PISA项目负责人张民选对中国教育模式给予了盛赞，“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一直保持着开放态度，不断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1977年山东语文高考试题的确，中国教育部一直倡导教育改革，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之一就是调整教学大纲和考试内容，去除过于烦难的部分，设置启发性问题，为学生“减负”，激发创新思维。这一点在高考中直接表现为阅读理解和诗歌鉴赏等主观题的增加，而一以贯之的作文题也日益凸现开放性。但真实情况如何，还要从课堂和考场上寻找答案。每年高考第一天，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纷纷聚集于各考点外，搜集不同省份的作文题，而这也几乎总能成为当日热点。网民乐于在微博议论各地作文题目的质量和有趣程度。一些恶搞和针砭时弊的文章也会假借“高考满分作文”或“高考零分作文”的名义广泛流传。然而，考场内的学生并不是电脑前的网民，面前的考卷不是吐槽的对象，而是决定自己将来是否能跨入优异大学的唯一指标。但除了作文之外，高考中任何形式的主观题都有预先设定的标准答案，换言之，对问题过于创新的解读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教育改革、调整考试内容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素质教育，——这里的“素质”一词意指考试之外的其它能力。问题在于，既然是考试之外的能力，又如何用试卷来考察呢？ “诗歌赏析类的题目都是有公式的？” 高二暑假，我收到了一本厚重的教辅书，这才发现，高考的诗歌赏析其实的确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灵感，只需要找出诗中出现的意象X，加上与之对应的比喻义Y，以及情感倾向Z，而这本教辅就包含了涵盖几百个条目的X-Y-Z列表。考生将其记忆下来，然后按图索骥，在答案中添加一些诸如“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的套话，就足以应付试题。某高考语文阅读理解题答题技巧PPT 与美国的很多标准化考试不同，每年高考结束后，试卷都会公开发布，因而有经验的教师会研究历年来的高考试题，以探寻官方答案中出现的某种模式，然后让学生熟悉这种模式。同诗歌鉴赏一样，阅读理解的主观题也遵循着特定的答题范式，而似乎出卷人同教师和考生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2009年福建省高考语文卷采用了《中国青年报》刊载过的一篇文章，但当原作者周劼人尝试文章所附的阅读理解试题时，发现总分15分自己只得了1分。“出题老师比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写的文章的意思，把我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的内涵都表达出来了，”她在博客中嘲讽道。对此，教师和考生却见怪不怪。《中国青年报》对此事的后续报道写到， “（作者）发现她一开始做题，正是忘记了高考生的身份，所以错多，而冷静下来之后，她仔细回忆了几年前高中老师教给她的答题技巧，她发现大部分题目是”可以下手“的。” 究竟是什么“答题技巧”呢？这篇报道引述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说，“很多题在文中找答案会比自己论述得分高”。由此，教师和学生会以怎样的“热情”确保60~70分的作文万无一失，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4年，一篇重庆高考满分作文刊载于当地报纸后，被许多读者发现内容与他人之前发表的文章高度雷同，但事发后，有论者公开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一位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表示，“为了能取得应试的好成绩，这种范本的学习不失为一种捷径。” 不仅是老师，许多家长——或者说除了考生之外的国人——同我遇到的这家中国旅游者一样，与其说他们关心高考具体考什么，或者他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不如说他们更在乎凭考试成绩升学这一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希望，以及高考制度背后象征的公平。而高考试题本身的发展和变化，还有教育改革的种种实践，似乎已在公平这一象征的投影下，成为了可有可无的细节。想像之中的公平？一年前，我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过一篇读者来信，全文的口径与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大致吻合，但在社交网络上，这封信受到了一边倒的批评—— “就现阶段而言，素质教育是只有在发达地区才能进行的。” 如果没有应试教育，“很可能会更加地变成只有富人的孩子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就是社会阶层更加固化和两极分化。 ” 甚至有人表示， “要是硬推素质教育，中国就要有起义了。”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科举制度自6世纪开始实施以来，逐渐稳定成为了寒门子弟跃向上层的唯一方法，为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严格等级秩序提供了阶级流动的机会。在久而久之的熏陶下，对中国人而言，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为了改变命运——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家庭出身的不平等。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图片来源网络）中国语境中的教考体制就这样日积月累，演化成了一种工具，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对公平的憧憬。然而很难说这种憧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各个省份的招生名额在高考前已经预先划定，这也意味着不同地域的考生起初就无法站在同一起跑线竞争。 2004年前，除北京、上海外，全国大多数省份均采用同样的试题，因而一所大学在全国各地的招生分数线会不尽相同，这无异于是对高考公平最直接的冲击。 2015年北大自主招生简章（图片来源：北大招生网）或许是因此，2004年后，14省开始自主命题，使得各省的高考试卷无法直接比较。但此举并未真正从根源解决问题——2015年，公立的北京大学的高考计划录取率在北京为0.27%，在上海为0.05%，在江苏为0.01%。程序的受害者？上述种种问题都体现在考生和家长无法看到的宏观层面——在美国，如果大学愿意招收一个学生，该生就可以选择前往这所学校就读，而在中国，录取过程需要政府部门的计划。但是，一旦计划出现偏差，制度的纠缠真正影响到的往往是微观的个体。一心梦想踏入清华大学的江西考生王希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685分，成为了自己家乡的“状元”，这一分数也恰好达到了清华制定的录取分数线。但满心欢喜的他最终等来的却是失望——省考试院认可的清华分数线是686分，因而直接将他的档案投给了另一所大学。最终清华无法提取该考生的档案，也就不能完成录取流程，考试院坚持认为自己无可指摘，毫无违反教育部的规定，而王希只能与清华失之交臂。录取计划甚至不仅划定决定了各省的招生人数，甚至还细化了每个省不同专业的限额——换言之，2015年任何河北考生都无法报考北大法语专业，任何河南考生都无法报考北大俄语专业，而这一切只因某个计划的制定者大笔一挥，将法语和俄语专业的名额分别随机划给了这两个相邻省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高考承载了不仅延续了科举式的公平想像，更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衣钵。 1950年代的出版物《计划经济》（图片来源：百度百科）是制度，还是思维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府仅在1934年要求各大学文科各系平均人数不得超过理科各系。除此之外，各校享有高度招生自由，全国也逐渐形成了类似欧美国家的单独申请报考模式——与如今的美国大学申请情况类似，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同时报考多所学校，因此，同样与如今美国大学招生的情况类似，不同级别的学校新生报到率也相差甚远。可以想见，这一模式在1949年后必然不会久留。当时的共产国家普遍信奉普列布拉津斯基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市场调节效率低下，发展缓慢。将这一理论推而广之，欧美式的招生制度成为了缺乏国家控制的典型反例，必须加以根除。 195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决定在当年启动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各校招生名额和录取要求全部由政府核准。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被彻底废除，中国的大学也几乎全部荒废，但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迈入市场化经济改革时，高考选拔中的计划成分依然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这三十余年来，随着社会的惯性而不断加深。我高一在密苏里的一所私立高中交流交换学习时，接待家庭看到了中国社交网络上考试结束后全年级学生集体撕书“狂欢”的照片，表情写满了不解和担忧，但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对自己的课程几乎没有选择权，所学大部分内容的唯一意义仅在于考试需要，因而，高考之后，教科书似乎也立刻失去了意义。近日，湖南省南华大学甚至决定用抽签“抓阄”的方式决定学生的专业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公式化地机械备战高考，考完后就撕毁教科书，似乎顺理成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条件拒绝在制度面前改变自己，而是选择“用脚投票”，出国留学。 2004年，我所在的南京外国语学校仅有1位学生赴美就读本科，10年后，这一数字增长到了181人，连同选择赴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其它国家留学的80人，留学人数占到了全年级总人数的55%。南外并非个例。10年前，大部分美国院校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如今大多数学校中国的本科生人数都远远超过了研究生人数。在同一时期，只接受本科生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中国学生的显著增长。格外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顶尖学生开始选择赴美就读——哈佛、斯坦福、耶鲁等几所最具选择性的大学，中国学生人数均在这10年内翻了一番。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一直不断下滑，直到2014年才开始小幅回升。容閎與幼童。1872 年起，清朝政府先后遣送 120 名幼童赴美留學，從而開啟了近代中國派遣留學之先河。這是曾為幼童出洋留學做出過不懈努力的容閎與長大后幼童的合影。左起： 1 吳其藻 2 楊昌齡 3 容閎 4 吳仰曾中国的第一次留学潮出现在19世纪末。随着这个国家与西方的不期而遇，知识分子才开始发现，这一体系并没有起到教育本质的作用——促进知识和人才的发展。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直接刺激了在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考生集体公车上书，提倡改善教育。虽然上书未被当局采纳，但时局迫使清廷逐步变更科举制度，在选拔标准中废除八股文，加入应对时事的策论。1905年，科举正式宣告终止，出国留学的大幕同时徐徐拉开。此后，由于历史的动荡，中国大学经历了几番兴衰，如今的高等教育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重新确立和发展，因此中美知名学府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存在。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仅有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4所中国学府跻身世界前150名，而世界前100名则完全不见任何中国身影；与之相比，该排名中世界前十的大学，有8所在美国。因此，有条件的中国学生纷纷涌入美国就读，本身并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留学潮会持续多久。如果中国当前的教育和高考制度是成功的，那随着高考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最优秀的高校输送最优秀的学生，中国大学的竞争力会逐步提升。相反，如果高考制度并不能满足最优秀学生的需要，他们自然就会主动寻求其它出路，出国留学的趋势也会愈发强化。换言之，如果不改革当前的招考制度，这一差距就将长期存在、与日俱增。很难从宏观层面探讨上述两种可能何者准确，不过至少在目前，出国留学的态势尚在不断深化。现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博士的中国记者方可成指出，“当穷孩子还在为考上重点大学奋斗时，很多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已经不将北大作为选项了，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上大学，甚至上高中。”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美高党”——在美国就读高中的中国学生——是留学热潮的最新表现。这个群体人数很少，但近年来一直稳步扩展。我在斯坦福的学长徐川于2008年从北京的初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东海岸私立名校安多福高中就读，是最早的一批“美高党”。据他说，当时申请美国高中的中国人很少，“一个年级录大概200多人吧，200多人里就录一个中国人——有中国国籍的人——所以说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小的。在其它学校这个比例也都非常小，但是这几年出国读高中的人数可以说增长得非常快。现在一般来说，安多福两三年前录了大概三四个中国籍的学生。” 徐川表示，当初之所以选择在高中出国，一方面是由于北京高中升学政策较为僵化，“如果你不在本校读高中，它可能会扣你的毕业证”，但主要原因还是觉得自己想尝试一些新鲜事物。早在初中阶段，他就在学校课业之余调查了北京的自来水水质，“触及了一些民生问题，跟别人不太一样”。他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让他获得了安多福招生官的青睐，脱颖而出。此外，他从小就对英语非常感兴趣，因此升学过程中面临的语言压力并不大。与之相比，如今的美高党在各个方面都享受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现就读于裴迪高中12年级的谷晓禾来自深圳市“一所非常普通的初中”，但她表示，由于现在网络上已经包含了充足的信息，自己通过检索便完成了整个申请过程。她不像徐川那样自五年级起就热衷于参加各类英语等级测试。“在中国学得英语根本不够。”起初，她参加了一个针对标准化考试的补习班，“三个星期是一万块钱，但用处不是很大。”于是她逐渐开始选择自学，“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源”，最终顺利通过了考试。 “我觉得在中国上学满足不了我”，她说，“我这个人就是有什么机会都一定要加入，如果让我成天只学习，我不会太喜欢这样的生活。”相较而言，她在申请时觉得美国的校园生活更为多姿多彩，“不光是学业上更engaging（引人入胜），课外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 在填写申请时，谷晓禾对美国高中的想像完全来自于美剧，而徐川的期待更为强烈——“就是看各种宣传册呀，好漂亮，好有钱，校友都是那么多有名的人，很牛，感觉上这样一个学校真是不虚此生呀。” 如果说中国的应试教育将针对高考实用主义推向了极致，那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则与之针锋相对，以人文主义传统而非实用技能为重。因此，厌倦了应试教育的中国人对美式教育往往存在某种特别的憧憬。博雅教育的价值，图片源自网络 2015年8月初，问答网站知乎上的问题“在北美名校读书是什么体验？”下冒出了一个高票答案。答题者自称斯坦福物理系本科毕业，在校期间参与了历史悠久的地下学术竞赛，其中有参赛者动用了超级计算机模拟了某种想像中的生命模型演化的历史和社会形态发展。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对于斯坦福学生群体的描述： “你见过提笔能推导夸克-胶子等离子态表达式，拿起麦克风能当乐队主唱，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论文，同时在学校办画展的人吗？斯坦福比比皆是。” 一言以蔽之，在这位答题者的描述之下，斯坦福的学生“什么都懂”。这个答案一夜间吸引了近5000次点赞，不少网民留言表示“太厉害了”“看完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但仅仅过了数小时，画风便急转直下——有斯坦福学生在校友数据库中查找后发现，该作者的姓名并未列入，而其所描述的诸多细节也逐渐遭到其它经历过美国本科教育的网民驳斥。作者不得不转为匿名，一天后更是直接删除了回答。图片来自知乎网站然而，此时作者田园诗一般的描述早已传遍了各大社交网络，直至一个月后，仍能时不时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痕迹，而所附评论也几乎清一色地体现着对文中所述的“美国模式”的盛赞。同样体现滞后性的是，基于地理隔阂和语言壁垒，美国知识界对于其自身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批判，在中国往往也无法于第一时间得以讨论，而真正讨论时，又会在不自觉中受到事后诸葛心理的影响，将问题的幅度夸大。 2015年夏天，《南方周末》上一篇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的评论文章就是这种讨论模式的典型彰显。整篇文章引述了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于2014年出版的《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将整本书的论点一一列举，并辅以详尽例证。该评论以一个虚构的“耶鲁大学典型学生Joe”为例，批判了美国精英大学存在的种种弊端，呈现出的常春藤名校生活中充斥着浮夸和虚伪——为打造漂亮的简历而参加课外公益活动，为给老师留下好印象而假装博览群书，最终在毕业后进入“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的金融和咨询行业。威廉·德雷谢维奇和他的书《优秀的绵羊》，图片源自网络一时间，对于常春藤理想的幻灭成为了中国舆论界热议的话题。我最初没有留意到这篇文章，但随后，不时有朋友开始询问，斯坦福的生活是否真的如同某某评论所述一般空洞乏味。起初，我通常以“斯坦福又不是常春藤”为由搪塞，被问得多了才发现，这种观念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确不可小觑。但真正令我印象深刻之处在于，文中的观点，德雷谢维奇早已于几年前开始举办的一系列斯坦福分享会上一一叙述，而且在与学生的交流之中，讨论了诸多被这一评论文章所忽视的细节，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即是学生群体的多元性造就了多种多样的成长轨迹。知乎用户的回答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虽然呈现的图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却如出一辙——将博野教育的内涵简化为一个幻想中的简单价值判断。知乎回答者幻想的自身经历同评论文章幻想的“Joe”是否真的可以代表整个“美国精英大学体系”的学生群像？答案是显然的。当我们试图构建一个群体的群像之时，很多时候会发现，这种群像并不存在。但人常常具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尤其是当全面了解一件事物的学习成本超出了这一知识可以产生的预期收益时，就更没有理由事无巨细地刨根问底。政治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将这一现象称作“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但理性无知并不仅仅存在于公众的政治态度，对于教育问题也同样适用。大多数人并没有动机了解其它国家（甚至是自己国家）教育的状况，因而一个简单的标签——不论是将常春藤式的博雅教育夸赞为理想的伊甸园，还是将其贬低为理顺绵羊毛皮的精英俱乐部——已然足够。斯坦福大学，图片源自网络不过，标签化讨论的简单是由牺牲事实细节换来的，而对于细节的关注不足，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误解。例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一文，将其与公众对中国大学长久积攒的不满两相对照，得出了直接而带有几分消极色彩的结论：“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这一相似性自录取过程就开始彰显：与中国父母想像之中的素质教育典范不同，美国的大学录取同样存在极大的不公。根据斯坦福公开的财政援助数据，通过贝叶斯概率计算，年收入超过30万美金富人家庭子女被录取的可能性，是年收入不足6万美金家庭子女的124倍。这样说来，美式录取制度同中国高考制度，两者的不公平似乎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