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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现在，中国公立学校的孩子课外忙着补英语，国际学校的孩子则忙着补中文。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朋友远赴重洋去留学，以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移民，在国外的小朋友如何学中文则是那边的家长们一个热议的话题。　　对这一代日益国际化的中国以及华裔孩子们来说，他们将越来越认识到，中文，不仅仅是一个交流的工具，更关乎身份乃至灵魂的归宿，是最后回答“我是谁”这个核心命题的钥匙。　　文 | 林嘉燕(Jessica May Lin)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的新毕业生　　我大学第一堂中文课，老师问了一个让我念念不忘的问题：“告诉我，华裔在美国受歧视吗？”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上一个专门给华裔设计的班，学生都是ABC（即美国出生的华人）。我们八点钟来上课，还在半梦半醒状态中。有的学生在啃面包，有的趴在课桌上，但我们差不多都摇头表示否认。　　老师笑了。“嗯，我知道，你们从小就学到美国是个平等的地方。当你是一位学生，这可能是真的，但一到你毕业了，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你还是受歧视。所以你必须学中文，以便人家欺负你的时候还有另一半身份可以给你自我把握。你这样才有一个完整的身份。” 　　这位来自大陆的老师敢第一天说这么严肃的话，我们都吃惊了。当时我才上大二，感觉老师解释的情况离我很遥远——不过从一开始我就对我的中文班格外注意，一部分是因为我中文老师的观点跟其他老师确实不一样，一部分是因为学中文曾经是我最恨的活动。　　　　作者（第三排最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中文课上。(Courtesy of Jessica May Lin) 　　同学们分帮结派　　回到我的童年。跟中文的关系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复杂的关系，因为它反映了我跟父母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我对中国的认同感，随着我的成长经历也一直在变。我的父母1983年从北京移民到加州湾区, 1993年我在加州出生，后来祖父母也从北京移民到美国帮助照顾我。　　小时候，我们在家说的语言是中文。我正式学了八年中文，也可以说我非正式地在家里学了二十几年的中文，但在每一个时段，我的情绪都不一样。　　我上的第一个中文学校是一位台湾老师办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天下课以后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三位男同学会站在路边，等着一位师傅开面包车接我们去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的厨房里总是准备了一大锅卤肉饭。吃完饭，老师每天会带我们读一篇新课文，然后辅导我们练习写字。如果学生很快把字练好了，老师也会给我们数学题做；聪明的同学都会假装做不完, 然后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在桌下玩儿掌上游戏机。　　我们中文学校的学生都是华裔孩子，家里情况差不多——父母要上班，所以下课以后没地方去。很多同学会参加小学的课后项目，但我妈看到这些孩子下课在外面玩儿，还吃糖果和方便面，觉得浪费时间又不健康，在中文学校至少能学一点东西。　　在那段时间，中文学校不只是我放学以后混时间的地方，它也是我们的小社交圈。不同小学来的孩子会各自形成小团体，抢其他小学孩子的书包。　　我们也会按着父母的来源分帮结派，因为中文学校一半的同学父母是从台湾移民来的，一半是从大陆来的。在一起玩儿的时候，连小孩子也经常会争吵海峡两岸之间的矛盾，其中有一位叫贾森(Jason)的同学对这个话题尤其激动，后来上中学的时候不只是华裔同学，其他种族的同学也喜欢逗他说“贾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爱激动，觉得好玩儿——但实际上我们也不懂，只是在模仿父母在饭桌上的话。　　在我所住的旧金山湾区，普通话的中文学校实际上不少，但父母还是选择送我到这家台湾老师办的学校，是因为湾区大多数的中文学校一周只开一次课，不像我当时的中文学校每天下午都有课有活动。　　令我父母觉得有意思的是，自己是大陆人，但孩子学的却是繁体字。他们经常让我朗诵注音符号，觉得好玩儿。　　虽然学了跟父母不同的写字系统，但中文学校对我的中文有很大的帮助。华裔孩子第一个语言通常是中文，因为是父母交流的语言，但一旦孩子开始接触学校里说的英文，跟朋友和老师都用英语交流，就会把英语当成主要语言，不再跟父母说中文了。　　在我认识的华裔中，很多父母也会用英语回答孩子。久而久之，很多华裔孩子的中文水平就会退步，有的孩子会完全忘记中文。我大多数的华裔朋友只会说几句中文；在我家春节和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我的堂亲听不懂大人在饭桌上说的话。　　我自己九岁才开始只用英语跟父母交流，比其他孩子晚了几年，正是由于课后中文学校的影响。　　当时在家里，我爸也会用英语回答我，但我妈一直坚持用中文跟我交流，甚至我们之间的谈话也会很奇怪——两人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就这样还是帮我保持了我的听力和口语能力。　　小学时候，我还开始喜欢偷看我妈看的武侠电视剧，因为我喜欢那些大侠穿的衣服，比如女英雄轻飘的袖子。当时我妈可能以为看电视剧耽误学习，但我认为这些电视剧实际上保持住了我的中文。　　更重要的是我们住在一个华人多的社区。生活在湾区，即使我不主动锻炼我的中文，也有机会学。在超市里排队交钱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旁听周围夫妻的谈话，在公园玩儿的时候也会听到喂鸭子面包的爷爷和奶奶在讲中文。　　我放寒暑假都是姥姥和姥爷照顾我，他们英文不流利，所以我只能跟他们用中文交流。我八岁时候，爸爸回国搬到成都创业，从此以后我和妈妈每年夏天会探亲一个月。在这些旅行中，我还是坚持只跟父母说英文，但在街上买冰棍和盐酥鸡就必须用上中文，跟隔壁住的孩子玩儿也都是说中文。　　我后来才发现这些看似随意的经验训练了我理解不同方言和口音的能力。　　我的梦魇　　再大一点（差不多九岁时候），我开始参加课外活动，放学后要拉小提琴、弹钢琴，还要去拉拉队训练，就没时间每天学中文了。当时我父母跟许多华裔父母一样，让孩子从九岁或十岁开始参加对申请大学有利的课外活动，争取让孩子变得多才多艺。　　在这个逻辑下，华裔孩子会说中文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父母会把时间和关注放在别的活动上，最流行的是钢琴等乐器。我开始忙碌起来，只好换到周末中文学校，每个星期天上两小时课。　　除了几位我们当时羡慕又讨厌的学霸，周末中文学校是每一位华裔初中生的恐惧：要牺牲我们的周日坐在教室里，同时想到其他朋友正在家里一起玩儿，感觉非常难过（有几次我妈忘记了夏令时改成了标准时间，等我们开车到了中文学校，发现已经错过了一半的课，我记得自己兴奋死了）。　　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教课并不差，但是中文学校失去了之前的亲密。小时候我的社交圈围着中文学校转，而到那个年龄我的朋友是通过少年乐队与其他活动认识的，中文学校好像是那些书呆子周末没事干去的地方。　　更关键的是，我当时认为学中文没有意义。那会儿我有着典型的十来岁女孩的叛逆倾向，心想：毕竟我父母这么努力移民来到美国，想要我在美国成功，为什么又要让我倒退学中文呢？　　过节的时候，许多来我们家的阿姨看到我不主动说中文，以为我不会，就对我妈说，“哎呀，你的孩子不会说中文，多可惜啊！” 听到这种话我就会翻白眼，等她走了之后对妈妈埋怨，“为什么中国老太太总是觉得孩子必须会说中文？中文对我的日常生活没有用，我也不会有一天搬到中国住……为什么要学？” 　　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两个不同的中文学校，都是两位很有经验的大陆老师开的。第一个在附近的高中，课程很轻松，大多数的孩子是来混时间的。　　第二个是湾区最认真的中文学校，一共分十个年级，我当时小学六年级进了七年级中文班，班上同学有初中学生、高中生，还有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霸，正在读《西游记》，每周上课都会带着小说来给老师看，老师也读她写的文章给大家听。　　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其他学生的妈妈，业余时间教中文。为了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每半年学生升一级的时候，老师保持不变。我一直很怕我的老师，因为她教课很严，有几次我没有准备课文，她看出来了，让我在全班面前朗诵唐诗，害得我在暗恋的男生面前非常不好意思。　　虽然很痛苦，我确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七年级背唐诗，八年级开始学成语和《论语》，九年级是写作班，十年级学毛笔字。这些项目其他中文学校都没有，老师也反复强调我们有这个机会很幸福。　　学校还有一位白人男生，我们都觉得他很奇怪——毕竟那是2006年，在美国初等学校学习中文还不普遍，周末中文学校是一个华裔孩子传承文化的工具，为什么一位不是华裔的孩子会来学中文？我们开玩笑地问他父母是不是疯了才把他这样一个白人孩子送到这样的“监狱”里。　　几年后我在一个网站上读到一个那段时间留下来的评语，我猜是这位孩子的妈妈写的。她最大的批评是我们的课程强调死记硬背，不是美国的“growth-oriented”（增长型）授课方法, 而且课程假定孩子有很强的中国文化背景，其他背景的孩子很难理解课文，加上她自己不会中文，就辅导不了孩子做功课。　　我妈一直在强调“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老师也一直强调“中国文化是你们的一部分，必须好好学”。但在年幼的我看来，生活在美国，我的中国背景对我弊大于利。有一天下中文课后坐在车里，我把书扔在地上，对妈妈说，“我不学了。”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次说完后，我再也不肯翻开中文课本了。我妈怎么劝我，都假装听不见。她没办法，就只好放弃了。　　13岁的时候，我放弃了周末中文课。在我那些从中国来的长辈看来，这个决定表明我就像许多同龄的华裔孩子一样，不珍惜我的文化背景。后来我许多年都没有学中文。在初中选外语的时候，我报名拉丁语，因为我对古罗马的神话很感兴趣。　　没想到几年后，美国的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决定创建一个中文的SAT和AP考试。2008年我上高一那一年，我的高中开始提供“一年级”中文班，每一年想再加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AP考试班的位置。所以在我旧金山湾区的高中一共有五个语言项目：西班牙语、法语、日语、拉丁语和新加的中文。　　虽然进入高中的时候有机会恢复我的中文教育，但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学拉丁语，因为我们的项目最小，同学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我在初中已经交了很多朋友。　　新加的中文项目在我们校区的华人圈里的确是大消息，因为这说明美国学制终于把中文放到眼里了，承认了它的重要性。华裔孩子也不用再费周末时间学中文了，可以直接在高中学。不过新的中文项目也遭致意外的反感。　　我高中的中文老师是一位白人，班上的学生大多数是华裔，很多人已经接受过中文教育，所以虽然他们登记了初级班，但水平要高于一年级。很多其他的同学和家长认为这些华裔没出息，跟没基础的学生一起上课，口音又比老师好。他们说，你从来没见过墨西哥裔的学生选择西班牙语，这些华裔孩子是为了不费力得A才选中文。　　当时，ABC中只有少部分人参加了中文项目，但他们占了中文班的大多数。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华裔确实是想不费力得A，他们以后打算学理科，认为外语对以后的工作没用。但也有一些华裔从小到大都跟父母说的是英文，没有上过周末中文学校。　　这两群人被混到了一起，那位白人老师中文水平还是很高的（尽管她口音有问题）。她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历史老师，为了发展我们学校的中文项目争取了很多年，她教课很有激情。　　高三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妈热情鼓励我参加中文的AP和SAT考试，但我死活不愿意。华裔孩子已经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为了进好大学，我们什么都愿意做，有的父母愿意付过高的费用“包装”孩子的申请材料，实际上很多是雇人把孩子的申请书重新写一遍。　　这一切使我更加拒绝中国文化，因为我不想给人家这样的印象。在这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其他华裔学生。　　在我的高中里，非白人的孩子占大多数，但大家承担的压力是一样的：你的行为越像你的母国，就越受欺负。比方说，如果你拍照时候用手指做一个V字形，或者梳两个辫子上学，其他的孩子就会笑话你。(初中七年级的时候，我跟妈妈到中国旅游，剪了一个当时在亚洲很流行的发型，我回家哭了，因为怕被其他同学欺负，那整个学期都把头发梳成辫子以免人家看见）我们好像争着谁最“美国化”。　　回头看，当时有很大的误解，因为华裔孩子学中文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考过AP考试应该表扬才对，而不是看不起。我能理解在外人眼里，学自己父母的语言没有什么了不起。许多华裔孩子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中文，但由于压力而错过了。　　陌生的中国　　离家上大学，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了。　　我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离老家开车要一小时多一点，所以我只在过节时候回家。没有人在背后追，我终于松开手把老家的华人圈子丢下了。大学一年级我想都没有想过中文，恨不得忘了我有这个文化背景。我没有主动找华裔交朋友。我的专业是心理学。有时候在校园里我会遇到中国留学生，但他们的声音对我来说只是远处的回声而已。这是我多年渴望的释放。　　又过了一年，我暑假参加了一个科幻创意写作班，其中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发生在上海的短故事。　　在故事中，主人公在一条里弄里躲雨。这是一座急速现代化的都市，混乱中充满了生机。这里有摩天大厦和穿着西装的银行家，也有民工和藏匿于街景一隅的寺庙。　　以前，我从没有把中文课本里的中国当成一个立体的地方，它只是一篇文字——没完没了的生词、成语和一些喝醉酒的老头子看月亮——的注脚。　　我也陪父母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但我没有把事实的“中国”从我对中文教育的反感分开。当摈弃我先入为主的观念，从一个外人的角度看望中国，我发现自己对故事中的繁杂街景和快速现代化很有兴趣，不敢相信这跟中文课本里描述的是同一个国家，于是想做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我读了一些关注中国的介绍，看了一些照片，发现中国实际上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天后，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下学期要报名中文课。” 　　她以为出了什么事，着急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我也没多解释，挂了电话就开始浏览我大学提供的中文课。　　因为我不是初级学生，又是华裔，学校要求我在网上先完成一个分班测验。考试的指示说，如果我不知道答案就应该把那道题跳过去，这样才能得出最准的结果，但上了这么多年的中文课还不会好多题，我觉得很丢脸，就还是猜了很多。　　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退步了不少，但听力还不错，测试时没有猜答案，结果近乎满分。老师之后通知我，我被分到大学三年级的华裔班，这是专门给我这样背景的学生设计的。　　第二代移民通常已经接触过父母的语言，尤其在口语方面，所以语法和发音没有问题，但许多初级语言班把时间集中在这两方面上。因此，这些第二代移民孩子感觉传统语言课不够难，但同时它们书写能力确实是初级水平。　　参加大学语言班的第二代移民孩子越来越多，有的美国大学开始把两群学生分开：没有背景的学生参加普通语言班，已经有背景的学生参加专门设计的heritage（继承语）班。　　一个大学提供哪些课在于它的学生人数。美国大学最流行的外语是西班牙语，所以南美后代多的大学一般会提供西班牙语的继承语班。选择中文的学生少一些，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等因素使得中文受到高度重视，提供中文继承语班的学校在增加。华裔多的大学一般都有华裔班。　　从我13岁放弃中文到大学第一堂中文课之间，隔着七年的时间。大二第一天早上八点走进中文课教室，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周围只有ABC，这是一个美国大学平时见不着的现象。　　　　作者（左四）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文班的老师和同学。(Courtesy of Jessica May Lin) 　　我的老师姓宋，10多年前移民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拿到亚洲学硕士，自己有个上初中的女儿，所以很理解我们的想法。　　老师站在我们面前，她笑了一下，告诉了我们，“我以前是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我知道你们以前都上过周末中文学校。我不喜欢教周末中文学校的课，因为那时你们不想学，都是父母逼你们去的，是吧？所以我辞职了。现在你们长大了，自己选择坐在这个教室里。你们现在改变了想法，感觉中文对你重要了，所以我很高兴教你们。” 　　班上的学生开始偷偷地笑，教室里的紧张气氛马上消失了。结果从第一天开始，那个教室里的气氛就跟我其他课不一样。我感觉我跟中文班上的同学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因为虽然我们都是不同的专业，父母来自大陆、台湾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背后攒了一套共同的学中文经历。　　我们的中文老师在我们大学生活中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华裔班三年级的老师经常开玩笑说，“我最喜欢教华裔班，因为我总是感觉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妈妈。我是不是长得跟你们的妈妈很像！” 　　过年时，我们在美国大学没有机会回家，都是中文老师给我们带巧克力元宝吃，她知道大学孩子不吃早饭，有时会喂我们吃甜甜圈油炸圈饼。她还会跟我们聊她女儿成长的烦恼，问我们的建议。　　华裔班上的同学变成了我大学最好的一些朋友。课后我们会集合在教室外面聊小时候的经历：我们在中文学校最恨的小学霸；被钢琴老师痛骂的经历；还有姥姥空手打墙上苍蝇的回忆。　　也是这些朋友，期末考试后一起到奥克兰的唐人街喝酒唱KTV，时不时请老师吃中国餐馆和冰淇淋。我大二的春季学期，我们中文班的同学请老师到我们最喜欢的中国餐馆，她对我们解释，“哎呀，美国人的习惯是孩子们先让长辈吃，但在中国文化是长辈要照顾你们，所以你们别让我先吃。你们先吃。” 　　我们华裔班的课文都是关于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典型性差异，比如中国人不喜欢欠债，但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感觉信用分数高的人更可靠；或者许多美国人错误地以为唐人街是一个中国的小模型，但实际上今天的唐人街更类似60年代的香港。　　课文里再一个令人难忘的话题是双语教育。那次考试老师放了一个录影带，介绍一位妈妈在谈异族婚姻和孩子语言教育的交叉；她总结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坚持对孩子说中文，这样丈夫也没有机会在饭桌上参与她和孩子的谈话，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女儿的中文。　　这些话题对我很有意义，因为我也注意到了这些矛盾或差异，但没人对我解释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跟亲戚吃饭，我妈会假装上洗手间，然后跑到前台掏钱包，接着全家追在后面抢她手里拿的账单，周围的老外很迷茫地看着我们。　　到了春学期，我们班有了新的老师——张老师，她年轻时候在中国是一名德语老师，曾经去过德国访问。　　“我想让你看我当时写的笔记，”她对我们说，然后在白板上投射她当时拍的照片、写的散文。在照片中，她拍了许多柏林街头染了头发、穿着皮夹克的朋克，旁边写着，“好不文明，这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她笑着说，“你看，有意思吧？” 　　我们发现张老师的价值观是多面的，她那一代和我们年轻一代之间的距离很远，经常会有摩擦，必须通过交流才能彼此理解。　　比如有一次她解释她女儿的英文名字是她中文名字的拼音。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她回家求妈妈起个英文名字，但我老师不同意，说“中文是姓名普遍，个人名字特制，英语是姓名特制，各人名字普遍，你又有个普遍的姓名，又有个普遍的个人名字，那你的独特性就没了。你应该对你的名字很自豪，不准诉苦。” 　　而我作为在美国受过欺负的孩子，很同情她的女儿，我们大多数都有英文名字，感觉虽然在理想社会中你什么名字都能有，美国还是有些方面不平等，孩子有中文名字会遭受同学的欺负和更多的种族成见，所以最好起个英文名字，然后用中文名字作为中间名。　　我们课上讨论的话题都很杂。其中有：你长大了，会按中国的习俗养你的父母，还是分开住？你把成功还是高兴作为生活目的？毕业后想追求什么事业，父母支持不支持？这些内容表明，设计华裔班课程的老师明白中文在第二代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是一个语言，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忽略这个文化方面而光教字母和语法是永远不够的。　　虽然这几年，中文课是我大学里最喜欢的课，但我记得我周末中文学校老师说的话：如果当时不抓紧，以后不会再有那么地道的课程了。她说的太对了。　　大学的中文课不会每一个字都教笔顺。我那么多年没有接触中文，很多字的笔顺是乱猜的，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怎么写。大学的课程也没有朗诵唐诗、毛笔字或创意写作的项目。　　华裔班跟非华裔班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课程会减少语法的教学，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发音和口语没有问题，课文内容也会不一样。　　我七年没有练习中文，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可以背某一篇课文里的生字，到了考试，发现生字都记住了，但单词往往不会写，必须用拼音补充，结果还是丢了好多分。　　因为华裔班的学生有的父母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我们的课文单周是简体字，双周是繁体字，考试也是简繁轮换。我简体字更强，所以考繁体字的成绩会差一点，轮到简体字分数会高一点，台湾裔学生则相反。　　不过，华裔和非华裔之间的界线并不严格：这两个课程之间的分别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合适的选择，而不是按孩子的种族把他们分开。我“华三”班秋季学期有一位韩国留学生，他高中在上海读的，所以中文很强；春季学期有一位27岁的法学院学生，虽然是白种人，但他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上我们班目的是为了复习以前学的中文。我还有一位朋友是第三代华裔，父母不会讲中文，所以她上的是非华裔班。　　复杂的命运　　一直到今天，我总会想起妈妈当时提醒我的那句话：“你有一天会感谢我。”确实，这是许多华裔孩子的人生圣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乐器，为什么要上中文学校，只有父母的保证，“你有一天会感谢我。” 　　我10岁时，每周六必须六点钟起床上钢琴课，我半闭着眼睛对妈妈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感谢你。”13岁上中文课快要寂寞死了，也是同一句话，“我现在还是不感谢你。”甚至16岁被小提琴老师骂哭时，也是这一句：“我真的现在不感谢你。” 　　但是，当我在北京做了一年交换回来之后，终于看清了——我非常、非常感谢妈妈给我机会学这么多东西，尤其是中文，因为这些经验给了我一个技能组合，使我全面发展。我觉得很奇妙——我曾经很努力地拒绝中国文化，但后来长大了，投入学习中文，最后还把专业改成了比较文学，这样我可以同时研究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今年六月我已大学毕业。　　同时呢，我也理解我的一些朋友，还有其他华裔，现在也不感谢父母逼他们学中文，认为自己的童年浪费在没兴趣的活动上很可惜。这些人找到了其他感兴趣的爱好，决定不需要中文，他们也都没有错。华裔想在美国成功、幸福，确实可以一点中文不需要，哪怕它会越来越有用。　　毕业之前，在大学的新招生日(New Admit Day)，我代表比较文学本科系招待未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妈妈给我介绍她的女儿，说她未来想当作家，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陪着她改文章，听到这里令我心有戚戚焉。　　近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沉思，如果我当时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爱好上（写作、跳舞），而不是父母替我选的活动（钢琴、小提琴、中文学校），我今天是不是会更优秀，会更多地感谢妈妈。　　我还记得华裔中文班的宋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还说了一句话：“ 华裔的命运是最复杂的，因为你活着活着会发现，你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 在这个逻辑下，我们迷失在两个身份之间，找不到路，而我们学中文的目的是为了救自己。　　但我宁肯想，现在一定程度上把中文学好了，我本人就具备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离开大学的校门，我不再生活在一个单面的世界里。我可以看中文的小说，读中文的新闻，想问题时候不只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考虑，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想。　　之前我很倔强地主张美国人的价值观，现在我愿意退一步考虑跟我不一样的想法，至少争取理解它。这些我每天都在感谢。

2015年5月15日，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毕业典礼。路透纽约/上海10月14日 - 中国一家知名教育机构曾向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招生官提供数千美元的补贴或现金，以帮助学生申请美国大学。据曾就职于总部在上海的狄邦教育管理集团的八名员工指出，该公司的服务不止于此。其中六人对路透表示，狄邦员工帮助学生写申请文书。另一人表示，她曾改动老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其中一名前狄邦雇员表示，一名学生曾被允许察看高中成绩单，并抹去糟糕的成绩。狄邦否认关于申请欺诈的指控，但自称与大约20所美国大学有特殊关系，其中包括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和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这些大学的招生官2014年以来访问过中国，在每年夏季举办的特训营活动中亲自向学生们提供咨询，指导他们如何才能成功地申请到美国大学。 “现任招生官变身你的专属顾问，一年只此一次，”狄邦教育管理集团的广告对潜在客户宣称。在这份广告上，有一名韦尔斯利学院的学生把自己被提前录取归功于狄邦特训营。据路透收到的电子邮件，狄邦和一家与其有关联的慈善团体负担参加特训营的招生官的旅费。有些招生官还曾收到现金--有时以100美元的钞票发放。考虑到中国求学申请欺诈的普遍现象，这种安排让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创始主任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深受困扰。 “做这事的这些高校招生官真可耻，”Altbach说。狄邦教育在把学生送入美国知名大学方面的成功，凸显了中美双方都渴望利用中国学生想到美国大学深造的愿望来赚钱。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要到美国大学就读，数百家中介和教育机构公司在中国迅速涌现，以迎合这些学生的需求。他们收费昂贵，提供的服务有时包括帮助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作弊、申请材料造假等。 **向南加州大学捐赠** 有些美国大学曾通过聘请中介来招揽国际生以提高收入，因国际生通常都会支付全额学费。在狄邦教育的情况中,钱走的是另一条路：花钱请名校的招生官过来，向急于想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客户提供咨询。狄邦教育的创始人兼执行长张博文在采访中指出，许多学校、学生和海外的高校认为，狄邦教育是在中国最具商业道德的公司之一，对员工有严格的规范要求。 “这些投诉肯定没到我这里，”张博文指的是申请造假的报导。“但我向你们保证，如果这个投诉到我这个层面，我一定会处理。”他还补充说，出现一两个违反规定有问题的员工，并不代表整个公司范围的造假。张博文还在向南加州大学(USC)的一个研究中心捐赠75万美元，该中心正在打造一个项目，旨在应对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中的欺诈情况。这笔捐款同样也是争议重重。张博文是通过纽约一家非营利机构美国文化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American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c，CACE)向南加州大学捐献的。该委员会是美国两名顾问在2009年为狄邦创建的，当时该公司开始寻求在美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狄邦今年开始通过CACE向参加狄邦特训营的一些大学招生负责人提供酬劳。但CACE并未在美国及纽约州报税时披露其与狄邦的关系。据美国国税局(IRS)非营利机构部前主管Marcus Owens，这种疏忽可能威胁CACE的免税地位。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获悉CACE与狄邦的关系后表示，他将审查这一慈善做法。如果总检察长发现有证据表明这一慈善做法违反了纽约法律，那么可能会展开正式调查。狄邦一位前雇员试图警告一些名校小心该公司。2014年，狄邦曾赞助一些美国大学官员到访北京，讨论南加州大学项目，Bruce Hammond曾给南加州大学及另外10所美国大学的高层发送过电子邮件。收到这份警示信的学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杜克大学。 “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最近在北京与狄邦高层及精英学校官员的开会照片已经在中国流传，”Hammond写道。他称狄邦“是遍及美国各高校入学申请程序的欺诈和误导做法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南加州大学中心称，其一直在调查Hammond有关狄邦的说法，但辩称该公司是“可靠且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4500美元“酬金”** 狄邦每年7月都会在上海举办为期八天的招生特训营。数以百计的中国学生都付费参加，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到美国的大学招生负责人讨论学校偏好什么样的入学申请，学习如何写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或许还会获得一次面试机会。狄邦在其宣传资料中吹捧可以有机会进入参会的名校。在过去三年的夏季里，美国招生官员可自选馈赠形式：要么是商务舱机票，要么是经济舱机票外加现金“酬金”。前两年的夏季里，每位参加者的费用是4,500美元。而去年，招生官员拿到的是现金，通常是一叠100美元面值的美钞。曾担任过Middlebury College招生主管的狄邦顾问Robert Clagett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为夏季项目招募美国招生官员。他说，他们中间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经济舱机票加现金酬劳的方式，其余人选择了商务舱机票。他拒绝提供涉及哪些学校。有六所院校证实他们的招生官员接受酬劳来参加狄邦的特训营。这六所院校是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拉法耶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和佛蒙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的招生官员证实他们接受来参加狄邦特训营的飞机票。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Universi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官员也这么做了。据Clagett称，近几年参加特训营的人中，还有来自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和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招生官员。这些院校要么拒绝置评，要么没有回覆征求置评的要求。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管Altbach表示，从一家设法为客户牵线搭桥以入读优秀院校的公司中，接受现金或费用酬劳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他说，这样的安排只会带来更多麻烦，因为中国普遍存在入学申请的欺诈行为。 “我认为与这家公司一个鼻孔出气是有问题的，不管他们拿到了多少钱，”不管是现金形式还是旅游费用的形式，“因为这家公司本质上是家变相的招聘中介，”Altbach说。狄邦否认自己扮演中介的角色。 **塔夫茨大学拒绝** 一些大学对此明确规避。塔夫茨大学前招生负责人格雷森(Daniel Grayson)称，狄邦顾问Clagett曾邀请他参加2014年的特训营。格雷森说，狄邦提出可提供6,000美元的补贴并报销机票和食宿作为酬劳，“但我回应称对狄邦的声誉及其做法的道德风险感到担心，回绝了这一邀请。” 而接受邀请参加的大学表示，相关安排适当，狄邦的学员并未得到特殊对待。范德堡大学招生主任克里斯蒂安森(Douglas Christiansen)说，他手下的一名招生负责人参加过一次夏季特训营，并由主办方承担机票费用和相关支出，但并未接受现金。克里斯蒂安森表示，那(接受现金)就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位负责人为范德堡大学工作。克里斯蒂安森还担任美国大学理事会托管委员会主席，该理事会主办的SAT大学入学考试在中国是考生作弊的重灾区。在被问及狄邦被指涉及申请欺诈行为时，克里斯蒂安森表示，“应该指出，组织特训营的一个意义在于，就提交可信的申请材料的重要性展开沟通，这至关重要。” 艾伦(Seth Allen)是波莫纳学院的招生与学生资助处主任，该校拥有20亿美元的捐款。他表示接受了商务舱机票和相关支出报销参加2015年狄邦的特训营。“我们在招收国际学生时有一个接受资助的上限，”艾伦说。根据全美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招生委员会主席赫什(Louis Hirsh)，美国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在访问国内高中时，获允许接受旅行费用。但他们在招收美国学生时不可提供或收受现金。但他指出，对于他们向国际学生提供咨询服务而企业就此提供现金报酬或报销费用的行为，这一行业规范并不适用。狄邦的广告向学生承诺在申请学校时可获得优势。去年夏季特训营的一则中文广告里，一名女生就把她能够成功申请韦尔斯利学院，归功于在夏季特训营中与该学院的一位招生负责人会面。“我最终被Wellesley提前录取，特训营功不可没，”她说。韦尔斯利学院确认，该校的一位招生官员面试了狄邦教育的一名学生。该生已被录取，目前在该校读书。韦尔斯利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Joy St. John表示，该名员工并未接受现金馈赠，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与我们的职业相关的工作”，但的确接受了商务舱机票。美国高中邀请韦尔斯利学院举办招生讲座时为后者报销差旅费，St. John将此事与之相提并论。据Hirsh看来，这些费用是可以接受的。St. John并称，韦尔斯利学院去年决定不参加狄邦教育举办的特训营，因该公司市场营销人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制作了一名学院招生官员的影像资料。 **农民的儿子** 狄邦教育管理集团创始人兼CEO张博文来自农村家庭，大学本科为电子工程专业，1980年代获得奖学金在澳洲攻读研究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让他在国外的生活陷入窘境，他说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谋生。他创建了为中国学生提供移民和签证咨询服务的狄邦教育。今天，狄邦已经成为一家为中国学生申请国外大学提供服务的大型机构。狄邦在中国高中开办的国际班每年约有两千人毕业。该公司还提供SAT的应试辅导，大学咨询和其他“增值”服务。单是大学咨询服务，每位学生就要花费32,500美元左右。据张博文称，公司每年的总营收约在3,000万美元。创立CACE的两位美国人对路透表示，他们当时是以咨询师的身份被狄邦聘用。他们称，创建CACE是为了帮助狄邦与美国知名高校建立联系。 “我们感到，非赢利机构的身份对我们有一定的帮助，”前CACE主管Stephen Gessner称，“帮助我们吸引高校加入进来。” Gessner表示，他和另一位美国咨询师Thomas Benson三或四年前将CACE的控制权转交给狄邦。狄邦称CACE是独立机构。路透看到的2014年董事会会议日程显示，CACE的所有五位主管都是狄邦雇员或咨询师，其中就有CEO张博文。狄邦的项目之一是协助南加州大学的美国大学招生政策与实务研究中心(Center for Enrollment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at USC)并提供资金。该中心目前在做的一个新计划是为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开具“可验证的成绩单”。据中心主管Jerome Lucido称，这个名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与升学指导信息平台(Admission Credentials and Counseling System，ACCS)的项目，本意是为中国高中学生提供一种验证成绩单以及其它文件的途径。 Lucido表示，参加这项计划讨论会的有南加州大学，以及其它至少10所学校，包括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这些会议中，包括两年前的一次有八所学校参加的北京之行，费用由狄邦负责。Lucido称，CACE承担了在美国的几次会议费用。 **可靠且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Lucido称，这些想法是一位狄邦员工作为一项防范造假的措施提出的。他证实，张博文通过CACE分三次向中心捐赠75万美元，前两笔资金已经支付到位。他表示，南加州大学对这些捐赠进行了“仔细的审查，认为完全没有问题。” Lucido回应狄邦前雇员Bruce Hammond在2014年的电邮警告，要求进一步了解这些欺诈指控的细节。根据邮件往来，Hammond对此进行了回复，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狄邦是“可靠且有价值的合作伙伴”，Lucido在采访中说。他在稍后致路透的电邮中还写到，“我认为，你们从一些人那里了解到的说法并不构成实际证据。” 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均未置评。斯坦福大学招生办主任Richard Shaw表示，狄邦为他前往中国参加为期三天的相关会议支付了费用，包括商务舱的机票。“我自己不会掏2.5万美金去北京的，”他说。当被告知狄邦前雇员对公司的欺诈指控时，Shaw称，这项计划的参与者希望建立一个“安全体系，加入其中的美国大学能够与中国合作伙伴展开合作”，并能够有“一些东西让我们相信这些成绩单”。 Shaw表示，由于路透所提到的这些指控，该计划目前已经暂停。“我们引入这个体系的本意就是为了杜绝你所说的那些事，”他说。在2010-2012年间担任狄邦大学谘询部门主任的Sarah K. Lee表示，她在2010年曾造访狄邦位于成都的谘询办公室。 “有60个人在列印论文。是咨询顾问、而非学生本人在打论文，”她说。“我直接问他们：‘是你们给这些孩子写的论文吗？’他们称：‘老板让干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要不饭碗就没了。’”Lee还在北京和其它城市的狄邦办公室见到了类似的情况。 **处处是捷径** Obio Ntia曾在狄邦担任负责管理谘询顾问的经理，指称他也见到过类似的情况。他说，“顾问上阵，为学生包揽一切，”包括撰写申请论文。他表示他曾试图培训顾问帮助学生构思论文观点，但很难做到。 Ntia表示，有些学生诚实且勤奋，但“到处都是捷径。这种情况太过普遍，你会感觉束手无策。” 一名美国升学顾问曾于2014-2015学年在深圳的狄邦高中任职，指称她的上司要求她重写教师推荐信。“我编造了一些学生的故事，”她说道。这位人士要求匿名。一名曾于2011-2013年在狄邦高中任职的中国升学顾问称，她的主管要求她为能力较弱的学生撰写论文。她提及曾向一名低分学生转交高中的成绩单。这名学生后来承认在成绩单中抹去了低分，但一名经理让她不要将此事告知录取该名学生的美国大学。狄邦前员工Hammond曾就狄邦的情况向南加州大学联盟提出警示，但他拒绝就其警示信件置评。Hammond于2010年在狄邦担任大学谘询部门主任。他在信中写道，狄邦向一些学生收取了数万美元的费用。而将狄邦的名称与精英大学的品牌挂钩，正是其经营模式的核心。他写道：“狄邦之所以能够收取这些费用，部分原因就在于，狄邦制造出其与美国名校的招生官有特殊联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