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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好的教育？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孜孜以求的问题。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的徐莉老师，带着从教二十余年积累的敏锐洞察力，与我们分享了她对丹麦和中国香港基础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内地教育的思考。在外滩君看来，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根植于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所以我们无法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或传统文化基因，简单地评判它们的优劣高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打开眼界，理性思考，以他者为镜反观自身，谋求更好的教育。主讲人 | 徐莉编辑 | 闻琛　　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我对丹麦、中国香港教育的观察，并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地教育做个简单比较。　　1 　　自然主义倾向的丹麦教育　　　　在政府效率、廉洁以及社会幸福度的榜单上，丹麦这个国家连续多年排名全球第一。　　我去访问的是丹麦海勒鲁普地区的公立学校，这个学区的居民非常富裕，社区配套也非常好，丹麦大王子的儿子就读于此。在丹麦，小孩是按照居住区域，在学区内就读。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去理想的学校，就必须购买这个学区的房子，成为居民。　　在丹麦，教育是终身免费的。对于这所最好的公立小学，弟弟给我的反馈就是：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学习任务和学习内容，孩子整天就是玩。　　　　丹麦的小学阶段，不是从一年级开始，是从零年级开始，一共有七年。每天只有上午的四节课，孩子们吃了早餐后带着中餐去。上完上午四节课，就从家长们集资买的、放在教室里的冰箱里，取出冰凉的食物吃掉，接着就在学校里自由活动，等家长来接。　　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的知识，可以缴纳1000多块钱的费用到旁边的教会学校，也就是私立学校就读。相较于他们的收入，这是非常便宜的。但是，学位非常非常紧张。当弟弟的小孩一年级升二年级时，要等这个学位，可能要排到三四年之后。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只能在公立的、一天到晚玩的学校里读着。　　在这样一所学校里面，低年级的小朋友留在学校里的整个下午都是自由自主活动。同学之间有一些纠纷，只要不向老师求助，老师不会主动干预。所以在学校里，孩子们过孩子们的，老师们就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学校的氛围非常轻松好玩。　　　　小学七年没有考试。要是放假了，你不想回家也可以，每天继续到学校来。因为放假了，老师就不再教新的东西了，学校里只留下很少数值班的老师。假期到学校，就在学校里和同学玩啊玩，玩到你的家长来接你，再离开学校回去。整个假期，你都可以这样过。　　刚开学的时候，学校里是不上课的。老师会带小朋友们远足，离学校大概十公里左右是海边，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到海边去，或者去拜访哥本哈根市区的各个博物馆。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博物馆，只要是老师带着学生，都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只要是老师带小朋友活动，整个社会系统会提供很多便利，给他们很多支持和帮助。　　这些学校的硬件设施没有什么特别奢侈的，或者特别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地方。但是呢，这些建筑的质量都很好，物尽其用，看起来并不新，有些角落甚至是非常拥挤的，但都收拾得非常整齐。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花絮，就在我忙着去办签证和张罗机票的时候，我女儿在国内的小学正在期末复习，那是她一年当中最黑暗的时光，作业特别特别多。那个时候，弟弟的小孩在干嘛呢？他们的老师罢工了。　　　　上海PISA第一之后，丹麦政府担心自己的未来公民没有竞争力，希望公立学校多教一些知识。老师们说，我们可以多教一些东西，但我多教东西，涉及到的工作量会增大，我的工作压力会增大，所以国家应该在财政上给予我们更多的补贴。如果国家不能给予我们相应的收入，我们是不可以在课堂上面多教一些东西、承受这么大压力的。　　这个罢工非常有趣。老师们在学校里没有任何情绪，情绪很平稳、很正常，只是没有教新的知识。小朋友来到学校，老师会照看他，但是不再教新课了。小朋友们每天也跟以前一样，不会因为老师没有教新课就不去了，还是按时去上学的。所以学校里都特别的安静，孩子们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老师们照看他们。　　家长们也不闹场，也不会说“你为了一点钱，就不上课了，一点师德都没有”。因为家长觉得：这是政府与教师工会以及教师之间的博弈，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等待他们来解决。他们每天会按时把孩子送去，按时接走，然后等待这个事情的结局。　　看到这样一所学校的状况以后，就会觉得：噢，丹麦最好的、所谓王室的孩子都去读的公立学校原来这么朴素。教授的内容比较少，师生关系比较融洽。这是我去学校访问感受到的氛围和状态。　　丹麦所有的博物馆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空间，有的甚至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是给孩子的工作室。比如路易斯安娜现代艺术博物馆，是在全世界排名前十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这里面，孩子们有整整三层楼的工作室，从陶艺到水彩，到手工制作，到造型艺术。每天都有许多的艺术家或者是老师来陪伴儿童工作，不是教他们工作，是陪伴他们工作。如果你提出需要帮忙，他们会过来。如果你自己做自己的，他们是不会干预和进行指导的。　　在国家博物馆的儿童工作室，一个孩子可以穿过去的衣服，用过去的厨具来做饭，用过去的一些工具来盖房子，用过去的工具出海打渔，用过去的工具骑马或者收拾谷仓。　　　　除了所有的博物馆都有儿童工作室以外，每个社区的图书馆不仅距离社区学校非常近，而且还有专门的儿童区。图书馆是全国联网的，如果你想借某本书，正好它不在馆，那么图书馆会负责帮你拿到你社区所在的图书馆，方便你去借阅。社区图书馆除了书籍，玩具、音像制品也是免费出借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图书馆的上网区是可以玩游戏的。当然，我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孩子在里面，所以电脑是空着的。但是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他说，是可以上网玩游戏的，他们不会进行制止。　　　　海勒鲁普社区图书馆的儿童区分级阅读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化妆室，有各种服装和道具，旁边还有演出区。虽然孩子们在里面阅读，或者是化妆，或者是有自己的表演和沟通，但是它人流量很小，所以显得非常安静和舒适。　　在丹麦所有的儿童活动区域，不管是博物馆里的儿童工作室，室外的儿童游乐场，还是社区里的儿童阅读区，它的正中心，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方便的近距离的位置，都会有一个给孩子专用的厕所和洗手间。我们从未因带着孩子觉得不便和尴尬。　　这个社会为什么能够实现一个非常温和的、顺其自然的教育？我刚才说到它的教育是全免费的，然后它的医疗是全免费的。整个丹麦社会是一个高福利、比较稳定的富裕的社会。政府投资也非常谨慎，不会因为追求高回报而去追求高风险。老百姓内心非常有安全感，他们不会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他们既没有储蓄的习惯，也没有竞争的习惯。　　一个老者退休之后，政府会把它收到的所有的、他曾经交的税，作为养老金支付给他。所以，老人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富裕的，而且很有尊严，他们会过得非常好，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困窘。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弱者得到极大的照顾和扶持。老有所养，少有所养。如果一个孩子需要特殊教育，政府会派专人来做教育支持，不涉及任何费用。　　2 　　实用主义倾向的香港教育　　　　接下来，我想聊一下在香港两个月里的一些感受。　　我为什么会到香港来？香港的教育在文献上的呈现，有一些让我特别心动的地方。例如，图书馆中的学校——这是解决差异化教学的一个思路。　　又例如，它办学比较自由，大量学校是由社会团体来办，学校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自由地选择教科书。我这样一个做教育观察和研究的人，对它简直是羡慕万分。所以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到现场来看看，这种自由自主、落地运行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学校的自决落实到孩子身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来了以后发现，香港这个地方并不大。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到香港的任何一个位置，一个半小时绝对够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太大的一个区域，却有五百多所小学，学校数量是非常多的。　　这么多学校里，完全公立的学校只占百分之十。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学校由社会的各种团体来办学。实际上，这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团体办学，早期的投入办学可能是社会团体、个人捐助，但学校成立之后运行的费用，也就是教师工资以及学校日常开销，完全是由政府来负担的。　　所以在香港社会当中，老百姓把这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所谓的社会团体办学的学校，仍然算作实际的官办学校，这意味着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大概占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样子。　　香港的办学实践当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校是完全独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们创校就是由社会团体或者个人捐助办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一部分经费来自家长缴纳一定学费。这百分之十左右的学校，因为他们不再接受政府的扶持之后，可以更加独立地去做教育的决策。　　我接下来说说占大多数的官办学校＋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吧。香港社会也存在学区的概念，居住在某个学区的家长在学区内自由选择学校，想到哪个学校入读，就到哪个学校报名。这类似内地的多校划片。报名的时候还可以同时选择这个学区内的多所学校，真正的用脚来投票，去自己想去的学校。学校有简单面试，热点学校按照积分录取，有双向选择权。　　这样大多数学校实际上也面对着很大的压力，他们会很在意家长和社会的口碑和风评。如果家长和社会的评价很低，或者出现了下滑，也意味着他们在一年级招生的过程当中会有困难。一旦学校收不到四个班的学生，就意味着有老师会失业，有相应的副校长或者主任会失去自己的岗位——因为所有的教师编制和岗位设置，都和自己学校的班级数有关。　　在这种状况下，虽然作为教育管理部门的教育局，并不像内地一样和学校是上下级关系，并不干预学校的办学，但是学校自决其实很大程度上受社会风潮和家长们观念的影响。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去努力地做STEM、做翻转课堂。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际上也对社会要求作出了回应。　　一直知道香港老师课时量非常大，但我真正和他们一起工作后，才发现这种工作压力和实质上承担的工作多到什么地步。　　他们一般没有课间十分钟，也就是课都是连堂的。但连堂课一般又都不是同一个班的，也就是两个班的课之间没有休息时间。不仅如此，他们周课时一般在二十多节，也就是日均五节以上。这样的工作量让老师每天在学校里非常紧张。　　香港小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老师们是跨年级带课的，很少同头。我问香港的老师，想不想在同一个年级带多个班的课，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然后说学校可能考虑到一个老师如果带一年级和四年级，他会同时加入两个教研组，能增进同事之间的切磋和沟通。　　在这个状况下老师是没有时间写分课时教案的，他们制订年度计划、学期计划，然后每个单元集体备课。每天在教室里把课时数完成，回到办公室后处理学生作业。香港的老师的作业量其实比内地很多学校的作业要更多一些。　　他们的作业来自三块：　　第一是教科书上有很多作业；　　第二块来自于配套的练习册，这两样已经发给了学生，家长会觉得应该完成，有些可以选择性地不做，不能大面积地不做；　　第三块，这边有一种自行“设计作业”的习惯，他们叫做“工作纸”。　　老师除了上课之外还要批改作业，还要分担学校里很多琐碎的事务。这样老师整个备课的时间是不足的。所以他们的教材自选权力表现在，选择教材的时候，会选择教参、PPT、视频等配套资源最多的教材。　　　　我所去的学校，孩子的室外活动时间非常少。第一个是他们的学校很小，不可能集中做操。有一所学校每周每个孩子轮到一次做操。早晨在空地上排队由老师或者负责风纪的同学带上楼后就不下来了。　　只有体育课的时候、20分钟的小休时，被老师带着下来到操场上活动。体育课一周只有1.5节到两节，非常少。上午20分钟小息孩子们一般会在教室里下棋、吃水果。　　吃了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休息，由老师带到一楼休息，然后整队上楼继续下午的学习。他们虽然三点半就放学了，但是放学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课时数比内地少，甚至是一样多或者更多，因为他们没有休息，一直上到三点半就把一天的课上完了。他们的学习压力不比内地小孩要小，因为三点半后不是回家，而是去了补习班。他们去补习班非常普遍。　　香港的学校中会有许多非常让人感动的细节，让我感受到人与人的善意和友好。孩子们特别温和，非常有礼貌。你去到学校里，他们会点头向你示意，而且是非常自然的。　　香港的老师们或者家长们都非常务实。他们做一件事情就会希望看到效果，就会想目标达成了没有，如果没有达成，怎么通过后续的方式来弥补，做什么事情能让这个目标实现。　　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们的勤奋和孩子们的勤奋都让我既佩服又感触良多。因为整个社会有很强烈的的坚韧、勤奋的氛围。　　　　那么社会支持系统呢？我觉得香港的图书馆和书店的分布，也和内地差不多。因为我生活在武汉市区，有很多社会资源跟在这边差不多，都是非常方便的。　　还想聊一下社会互动对教育的影响。刚刚我讲到在丹麦的时候，老师表达不满是可以罢工的。我举个香港的例子。在香港，他们比较在意的有两个考试。一个叫TSA，是全港的学业水平测试，只考三年级和六年级。另一个是初一小孩的学位试。　　这两种考试都是小学老师非常紧张的事情。很多老师在很早的时候就为这些考试作准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试。香港社会提出并通过提案，让原本所有学校都得参加的小学三年级全港测试变成了自愿参加。　　这项改变，在今年让参与测试的学校由原来的500多所一下子下降到50多所。教育主管部门也担心，这样的成功会鼓励反对全港测试的人士，未来通过同样的方式影响小学六年级的全港测试。而缺乏检测评估的学校和教师可能失去明确的教学目标。无法检测评估教学效果的教育管理者可能因为缺乏反馈，无法针对性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很多孩子从3点半学校一下课就进补习班了。书店里儿童的童书区起码一柜子或者两个柜子都是试卷，就是TSA模拟或者练习题集。这种务实的精神，反映在社会生活当中，也反映在教学当中，大家会特别在意针对考核的部分，不断去练习考试的题型，或者针对学生的欠缺去做一些相应的教学和练习。　　在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可能是我们很少想到的。这两年，很多学校，在三年级和二年级会按照语数外总分进行重新分班。我问了一下，家长们会同意吗？因为这个在内地就是分快慢班嘛。他们就诧异了一下说，“没有啊，他们都很接受。”他们觉得教学能够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学业水平，家长们也接受了。所以我后来也很感叹，所谓的公平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他们中学升学方式也很有意思。为了防止六年级的老师和学校过度操练，他们对小学毕业生的考核，不在六年级考，而是考初一的孩子。初一的孩子已经小学毕业了，他们考完语数外三门后，把分数加起来，回溯他的小学在哪里读的，去给他原来所在的小学毕业生划分一等、二等和三等中学学位的比例。　　六年级小朋友有多少能够进入一类中学，不是由自己来定，而是由他们上一届的学长来决定。即使入围一等中学，还有电脑随机摇号派位。你在一类里，一类里还有很多学校，有些你想去，有些你不见得想去。　　在摇号中，有这个可能：一类里摇到大家最想去的学校的孩子是成绩最一般的，而成绩最好的孩子也有可能一轮一轮轮空，去到一类里最不好的学校。所以我刚才说了，公平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比丹麦，北欧实际上是一个富裕社会，政府能够在给予生活保障后，让教育保持低竞争的状态。所以丹麦在整个小学阶段没有一个像样的考试，直到七年级的时候突然出现考试进行分流，特别卓越的孩子去特别优秀的学校，绝大多数孩子留在社区里继续读中学。大家也没有觉得不妥当，因为每个孩子未来在社会当中，经过税收的调节，实际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　　想读书的孩子一直读，是因为他想读书，或者他本身在学业上就有很好的表现。有一些孩子在社区里读完了中学，就就业。他工作以后，如果做体力劳动，不见得就比脑力劳动的人税后的收入要低。　　丹麦一般一个家庭都是两个以上的孩子，不像中国是一个孩子，所以父母不会像中国父母一样在孩子身上精心培养。他们非常顺其自然，你愿意读就一直读下去，如果你不太愿意，就这样吧，反正学业也不是很重。他们会有一个非常安定的社会环境，去支持教育里自然而然的状态。　　香港的公立学校很受社会风尚的影响，整个社会勤劳、踏实、守信。这样的氛围里公立学校的小朋友其实承担了比较重的学业负担。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很激烈的行为上的异常，或者是情绪上的异常。非常重的学习负担被整个社会接受下来。孩子们的这种辛苦，家长们看到了，也以某种方式在接受。　　3 　　行为主义倾向的内地教育　　内地的公立教育，是大家都熟悉的。大家曾经读过，孩子在里面或者即将在里面。　　我只想说两点：第一个我想说的是，过度地依赖奖励和惩罚，也就是行为主义的方式。老师总是很纠结，他做得好我总要表扬啊，我总不能当没看见吧，那他就没劲了。他做得不好我总不能不管吧，也不能不批评吧，我总要有点反应吧。如果我说重了，他就受伤了，那我应该怎么说、说到什么样的程度。　　实际上这个背后是教育方法的贫乏，过于依赖对学生的行为作出直接的反应，对学生的处理太过简单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丹麦的师生关系比内地显得要自然温和，或者说柔和、相互支持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丹麦的师生比例特别大。又例如在香港，一个老师是以一年为周期的，最多带两年，很少一个老师连续带五年六年。　　他们每年会把全年级的学生打散重新分班，分配新的教师。所以一个孩子在小学阶段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同学和很多很多的老师。这样也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内地孩子之间要自然融洽一些。　　内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创客，也在做翻转课堂等等。但内地更喜欢从上到下运动式的推动，从上往下有很大的压力。下属不管是否接受，都必须勉强自己作出接受的样子。这样社会的很多变革并不真实。一旦外在压力消失，很多举动和变化会回到以前，或者比以前更糟糕。　　所以在内地的基础教育里面，公立学校有两点是要提醒注意的。第一点是对社会风尚和社会需求的回应，如果是以运动的方式，是饮鸩止渴。这样做出来的变化不会持久，也会产生我们预料不到的一些负面行为和现象。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教师处理儿童问题的时候，过于直接的对奖惩的依赖，实际上都会对儿童的行为，和整个师生关系有很大的破坏。　　内地的教育其实有很多好的学校已经和国际接轨了，但悬殊非常大，在这样一片土地上，什么样的样本、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都是可以找到。因为大家多样化的需求，有不同的办学的呈现，并不是只有做卷子。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些，从而明白其实没有完美的教育。　　五问徐老师　　Q：在香港，这么快速的教学能有时间反思吗？真的有效吗？　　A：这点我也和香港的同事聊到过。他们很羡慕我。第一他们很少有时间再看比较艰深的书，或者去反思教育中的大问题。他们觉得能把学校给他们的任务做完已经很不容易了。　　香港的老师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学校有关，如果他们没有教好学生，学校就收不到学生，他们就会失业。所以香港老师很敬业，他们会把学校安排的事情一丝不苟地全部完成，尽力做好。这一点我是很佩服的。　　Q：香港教师会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职后培训和专业成长？　　A：他们的职后教育有很多培训，老师也会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进修学习，很多老师都有几个学位。　　Q：丹麦对教师有没有考核制度呢？孩子们在学校的内容就是玩，那教师在学校的工作就是带着学生玩吗？　　A：丹麦的教育是自由活动多，教学时间很少。丹麦社会整体的低竞争和无竞争，造成了老师不在意教学是不是达成了教学目标。他们没有考试去评估自己的教学状况和教学成果。　　他们的课表上面也有数学课，但是华人小孩普遍觉得毫无挑战。总的来说，他们这个学业的难度和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没有难度、很不饱满的。　　然后他们大量地去博物馆、森林、户外，这种活动非常多，再加上每天只有上午四个课时的学习，他们也不可能完成非常难的东西。语言上的话还涉及到两种语言，丹麦语和英文。所以他们的状况是想多学，老师也不会多教。我将之称为教育的消极状态。　　Q：请问徐老师，在内地的教育中，教师确实依赖奖惩来约束学生的行为、约束课堂，但面对如此多的学生，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管理呢？　　A：这就是内地老师的困境，就是奖惩之外，确实不知道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面对孩子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做奖惩是在做反应。在反应之前，还有远比反应更重要和宏大的命题，是理解这个年段的孩子的特点，这个年段的孩子的共性是什么、个性是什么。基于理解，有一些事情是不需要做出反应的。它必须要等到成熟、成长，才会呈现出另一个更好的样子。　　Q：老师您说内地的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可能做的同时又有些心里不舒服。那您怎么看待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呢？　　A：自上而下有一个优点，就是是有计划性的，容易有秩序，容易有节奏。但是它不能适应下面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自下而上的改革就丰富而混乱。　　最好的变革是上下互动的，或者是有博弈的，比如丹麦的罢工，也是一种沟通。我们所希望的是社会中有多方互动的习惯，有多方互动的能力和意愿。这就涉及到你想参与教育，用什么方式参与了。

985、211毕业生穿梭在城市写字楼，错觉自己有别于在田间工厂劳作的父辈，有别于富士康写下“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的同辈。预备中产阶层的愤懑今年九月份开始的这一轮房价暴涨有意思的地方是产生了有别于以往的社会情绪，就是“预备中产阶层”的绝望感，以往这种绝望是以自嘲、调侃的性质隐晦表达的，而这次则变成了一种公然的清醒的群体性绝望，并且彻底告别了对房市崩溃的幻想，认清了今日中国资本化和阶层固化的现实。投射在舆论场上，就是微信朋友圈里关于985、211毕业生生存处境的几个100000+，包括《一个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几个文本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构筑了“预备中产阶层”的社会史，可以当做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某一群体社会情绪转折点的原始文本。 “预备中产阶层”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概念，其特征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985、211毕业生），在大众媒体时代掌握知识和话语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焦点在房产）的青年群体，他们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进行模仿，对大资本控制展现批判精神，对底层表达仪式性同情。而今天弥漫在这批青年中的不满，是因为预备中产“转正”为中产阶层的渠道被凝滞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面临的一直是“后发展问题”，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埋头赶超就行了。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和打开中国市场，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了后来的经济赶超。但这两年我们开始面临了中国经济后进发展的拐点，“后发展问题”变成了“发展后问题”，发展后怎么办？一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老的改革红利被瓜分完全，大家都在保护自己拿到的那点东西，这就形成了固化的结构。而最近985、211年轻人的牢骚是“发展后问题”的一个表征。这种群体性愤懑首先表现为纵向上的“转正”路径断裂，通俗而言，一样的智力和能力，十年前咬咬牙努力一把，也能在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拥有体面的生活，十年后发现不行了，凭什么？这里其实已经蕴含了中产和预备中产的对立可能性，十年前转正的中产阶层如今可能成为反对异地高考的主力军，他们实质上的反对的对象是谁呢？横亘在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之间的，并不仅仅是纵向时差上的鸿沟，也包括横向同龄人对比产生的落差。 985、211较之普通院校，出身中产家庭的学生比例是可观的，因为今天的教育体制，包括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弱化高考运动，乃至高考本身，都开始向中产阶层倾斜。而当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以更高的天资，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好不容易和中产家庭的孩子坐在同一课堂里的时候，才发现即便闯过了高考这一关，苦读十二年也不能改变命运，社会流动机制背信弃义，这也是为什么985、211学生的幻灭感尤为强烈。纵向的鸿沟仅仅让人遗憾没能早生几年，而横向的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则直接激发了心理失衡感。 “转正”机制失灵了，超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之间立起了两道栅栏：户口和房产。如果中国房市崩溃，北京户口制度取消，受损程度最严重的是哪一批人？中产阶层。所以在社会流动性问题上，中产阶层已成为现存社会结构及其价值理念最坚定的维护者，当预备中产阶层绝望后，也是这套东西最坚决的反对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出现预备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在舆论场上的对冲。于是，预备中产阶层和他的出身中产的同学、早几年毕业的学长发生了分化。由此岔开去说，这种群体性愤懑导致今天大学内部的政治气候变化，十年前大学生的主流信仰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今天，青年群体中的左派开始展开对资本的批判，今年七月份，赵薇事件中“资本操纵舆论”的指责即是一种表现。北京焦虑被放大为中国问题然而，这种对阶层固化的愤怒很快被营销号收编，如法炮制，批量生产，年轻人的抱怨成了营销号的一门生意。随后话题又被转化为985、211学生到底该不该抱有那点可笑的自负，出现了一批揶揄嘲讽的驳文，很快把那点可怜的反抗意识消解殆尽，文化工业在大家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反抗的消解。今天预备中产阶层的愤懑似乎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是我们理解这个现象的入口。在和中文系一位同学胡珉瑞的讨论中，他这样说： “一定程度上预备中产阶层的焦虑是被传媒放大的。无论从原因还是过程来看都是如此。房价的上涨，通过直接经验作用于大学生是不可能的。媒体在社会情绪的酝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下全国楼市一面是二三线城市在艰难去库存，另一面是1.5线以上的城市疯涨，对于全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说，前者更为可怕，而后者的声音则更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从过程上来看，预备中产阶层转正的艰难不仅存在于当下。早在我们父辈的时代，工作都是分配，顺利留在大城市并且顺利成为中产的比例较当代只少不多。但是当代青年却更能表达出这种焦虑。不能否认资本蔓延的时代，要打破阶层壁垒的难度正在增大。但是这背后也有资讯发达，致使预备中产阶层，或者是在这个时代根本无法成为中产的人盲目追求更高阶层的生活。 “在这种焦虑的表达过程中，真正底层的声音被忽略，常常形成一种中国问题就是北京问题的错觉。传媒和知识被掌控，导致社会问题在公众视野里被扁平化。事实上，将北京置于整个中国来看，它仍然是幸运的。北京之所以能焦虑，同样是交通和资讯发展的结果，让无数人站在这里，试图抛弃身后的中国，瞭望新的中国。” 时代生活理想的单调化而以大众传媒为入口，我们也能理解很多其他问题。在预备中产阶层的焦虑中，除了拿不到户口、买不起房，出镜率最高的就是找不着对象。毕业以后，我们遗憾地失去了“穷学生也可找个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会生出感情来”的特权，甚至在毕业之前，就开始面对残酷的婚恋市场。尽管每一个时代，都有优势男性通过地位和财富攫取性权力，其他人安分地在自身的阶层内婚丧嫁娶，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中发明了爱情，在想象中抹平阶层鸿沟。现代社会许下自由的承诺，在社会流动性充足的时代，阶层跃迁和自由恋爱可以被同时实现，那时候鲤鱼跃龙门是可期许的，凤凰男也还未被污名化。同一时期文化工业批量生产自由恋爱的神话，不仅仅是为了遮蔽阶层鸿沟，而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反映。而到了这个预备转正渠道被凝滞的时代，文化工业发现再给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威胁日益固化的结构，于是开始向古代世界寻找智慧，门当户对重新成为中产阶层的恋爱共识，在朋友圈被大言不惭地宣扬。为了不显得那么赤裸，会加上定语“精神上的”或者改用“势均力敌”这样隐晦的说法，但并不能改变其本质。它仍会扭扭捏捏地说金钱买不到爱情，但中产主导的影视作品中被人推崇的容貌、打扮、教养、气质、视野，本质上仍是阶层生活方式的衍生品。爱情被置换为消费，消费能力依靠的是阶层，以“斩男色”命名的口红经济开始席卷朋友圈就是一个例证。富足而善良的中产阶层蜷缩在美丽新世界中，当消费不能餍足他们的精神，现代迷信，牛鬼蛇神，比如已传为笑谈的朝阳仁波切，开始粉墨登场。尼采在百年前就厌弃这些软弱、庸碌的“最后之人”，然而他们何以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活理想？如我的同学所言，只占据人口百分之十几的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掌控了传媒和知识。借由文化工业的布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现代生活的样板，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马拉松……传媒桎梏了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让“根本无法成为中产的人盲目追求‘更高’阶层的生活。”同时，占据人口多数的工农在传媒中被边缘化被放逐，他们只能以快手里的底层、凋敝的农村、赤贫的下岗工人等面目返场，满足中产阶层的仪式性同情，还有暗自庆幸。传媒对大都市以外生活状态的呈现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引导预备精英涌入单一选择，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诱引，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殖民，关于大都市平台、机遇、人脉、眼界、生活方式的神话被建立，小城小镇乡村生活成了落后封闭的符号，回不去的精英身后是荒颓的故乡。一部关于回乡创业或基层选调的青春片，并不能获得文化工业资本和传播技术的加持，因为它不符合市场和消费的逻辑，只能依靠政府吭哧吭哧投入行政经费，生产一些备受中产阶层嘲讽的土鳖产品。今天的文化工业里只有一种理想青春，那是何以笙箫默里的青春，主角连名字都比你更具诗情。当现实社会的愤懑和冲突日渐凸显，影视作品和朋友圈却雾涣风月了阶层。马克思和韦伯的对抗最后，让我们先回到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教导中。马克思是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阶级的，那里没有中产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指的是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不事剥削也不被人剥削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拥有房产的中产本是小资，可能也背负着房贷，但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是以榨取全国范围内的人才、资本和资源为基础的，房产增值是一种剥削。985、211毕业生穿梭在城市写字楼，错觉自己有别于在田间工厂劳作的父辈，有别于富士康写下“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的同辈。阶级理论所要处理的是人在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位置，韦伯并不认同经济决定论，他用“地位”置换了马克思的“阶级”，认为真正划分社会群体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共同的生活风格和社会声望。文化工业编织了一张以消费群体为对象的传媒网络，勾勒出以中产阶层的、大都会的、受教育人群的标准生活方式，驯服了站在阶层流动管道口上的985、211学生，同时又将消费力羸弱的工农区隔在外，划定了文化圈的界线。于是，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共享了一套文化及生活方式，在舆论场上共享价值观和话语权，拥有相似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然后，我们能够看到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奇特的关系，他们在马克思意义上是分裂的，而在韦伯意义上又是一体的。这种悖谬的关系如梦魇般缠绕着这对群体，他们在朋友圈呈现了同样的旅行、美食和自拍，在现实的经济秩序和社会政策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们面对彼此时产生隐然的对抗，感到隔膜，而面对权贵和大资本能够凝聚同样的愤怒（丁莹北苑车祸），面对底层形成相同的悲悯（《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但遗憾的是，传媒议程以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为主体来设置视角，公共领域中的议题大都是喧嚷而空虚、热闹而健忘的，中产阶层的保守，预备中产阶层的牢骚，都难以形成社会行动力乃至改造社会的力量。一部分预备中产阶层另辟蹊径，通过后现代、亚文化的方式去抵抗，然而今天主流的政治结构，仍然是哈贝马斯的世界，而非福柯的世界。一些亚文化似乎能够形成了与主流叙事软对抗的历史架构。但最后发现，这种后现代的反抗，大多数时候不过是知识圈热衷的意义建构，并没有真实的社会效能。其实，预备中产阶层对房价和户口的愤怒也是一样的。那么最后，我们该如何描述中产和预备中产这对关系呢？用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的话作结吧： “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李敖《北京法源寺》作者：卢南峰/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