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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小甜的身体里，仿佛藏了两个"汤小甜"，一个是如今的她，一个却永远停留在15岁，"孤立无援"："如果能让那时的自己知道，我是她的依靠，该有多好啊。" ▲2022年1月7日凌晨，汤小甜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亚。受访者供图 2022年1月7日凌晨，成都双流机场，飞机冲破引力的束缚，呼啸着扎破云层，向着目的地埃塞俄比亚径直飞去。那是27岁的汤小甜工作了4年的地方。 5天后，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对她的父亲汤某涛批准逮捕，次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执行逮捕。震荡发生于一个月前。2021年12月11日下午，深圳北站中心公园一切如常。56岁的汤某涛穿着黑色西装，身材瘦削，眼镜架在白净的脸上。多年未见的女儿汤小甜正等着他。在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汤某涛亲口承认曾对女儿进行过侵入式性行为，并在此前多次触摸尚未成年的女儿的隐私部位。他承认打过女儿，对没给够女儿学费说"对不起"。错位的家庭，窘迫的青春期，畸形的父女关系——掩埋多年的伤口被悉数揭开。新京报记者从汤小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陈云莹律师处获悉，2021年12月17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刑侦大队受案，次日，警方传唤汤某涛，9天后，汤某涛到案。据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承认曾于2013年在郑州对女儿进行两次强奸未遂、一次强奸既遂。"强奸未遂是他主动坦白的——他自己都记不清是哪一次了。" 汤小甜的身体里，仿佛藏了两个"汤小甜"，一个是如今的她，一个却永远停留在15岁，"孤立无援"："如果能让那时的自己知道，我是她的依靠，该有多好啊。" 她想为曾经的那个自己，讨一个迟到了十余年的说法。 ▲2009年冬天，还没去深圳时，汤小甜在学校的留影。受访者供图钱父亲的巴掌落在脸上时，15岁的汤小甜感到天旋地转，伴随着父亲愤怒的责骂声，她耳朵嗡嗡作响。 2009年夏天，为了每年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母亲刘畅用一张硬座车票，把她送上了河南老家开往深圳的火车。独自颠簸摇晃30多个小时后，在深圳的三叔家里，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汤某涛，劈手就甩了她一记耳光。暴怒的种子早已埋下。汤小甜12岁时考入县重点高中，刘畅一度希望女儿能够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为此，在分科时要求她选择理科。然而，逐渐跟不上理科班脚步的汤小甜，最终只考取了一所民办三本院校。对于这个结果，汤某涛很不满意。他认为汤小甜应该去复读，争取进一所免收学费的重点师范大学。但刘畅坚决不许，对这个"穷怕了"的女人来说，未来，女儿能在19岁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是她"熬出头"的曙光。钱，是这个破碎家庭经年来的主题，而汤小甜，一直夹在父母毫无转圜的交锋之下。 1998年，已在深圳打拼数年的汤某涛，与身在老家的妻子刘畅诉讼离婚，法院判决汤某涛每月应付150元抚养费。但据刘畅回忆，汤某涛从未履约，"四五年间，总共也就收到过300块。" "那时我还有工作，每月也有二三百块。"她知道汤某涛嫌小学毕业的自己文化水平低，再加上一个人照管不过来，她选择把4岁的汤小甜送进小学。两年后刘畅病退，退休金每月580元，"但要几个月才发一次，有时候还要借钱。" 在汤小甜的记忆里，父亲是突然出现的。2003年夏天，他骑着自行车，后座放着娃哈哈，跟着母女二人的自行车一直走。这是刘畅强烈要求下的结果——这一年，9岁的汤小甜考入了县重点初中重点班，书本费、杂费一学期涨到600多元，刘畅辗转联系前夫，向他讨要抚养费，"我不想让他把责任推给我一个人。" 刘畅说，女儿上初中后，汤某涛每年会回老家一两次，每次大多能扔下一两千元，但仍不足以负担开销。于是隔三岔五，这样的场景就会在楼下的IC电话亭上演——汤小甜在母亲的监督下给父亲打电话，但不准以任何形式叫"爸爸"，唯一的主题是，要钱。 "妈妈给我写好了小纸条，我只要照着读就行了：‘给我钱’‘我要钱’‘没钱花了’‘给我买自行车’等等，不会有嘘寒问暖和‘爸爸’。"母女俩捏着话筒一起听，大多数时间，电话那边都是暴怒的，"他用脏话骂我‘杂种’之类的，再暴力挂掉电话。"而这时，汤小甜要面对的，往往是母亲的打骂讽刺。她战战兢兢，"抗拒了会挨打"。在刘畅看来，当年逼着女儿打电话是"走投无路的办法"。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离婚后身体不好，怕冷、失眠、喘不上气，"有时打着工就躺在了地上"。在刘畅眼里，自己已经"一切都围着女儿转"了——她不许女儿吃酱油，"因为会变黑"；不许女儿常洗头，"因为易着湿气"；不许女儿剪刘海，"会挡住好运"。在刘畅的记忆里，那时的女儿是温驯的。"我做什么事也会跟我女儿商量，她没什么不愿意，因为知道妈妈是没办法。" 刘畅为成绩优异的女儿自豪，但汤小甜却觉得无法喘息："妈妈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宠溺我的——以我无法接受的方式。少数情况下，我还是她的情绪发泄工具，只有听她的，才有好日子。" 父亲大一的寒假，为了半年前索要无果的学费，汤小甜再次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前往深圳。据刘畅讲，这是汤某涛的要求。"他说孩子大了，想要钱，自己去找他。" 汤某涛在深圳火车站接到了汤小甜。四小时后，两人抵达了汤某涛的宿舍。那是社康中心的顶层。汤小甜记得，父亲让晕车的她先躺下休息。南方潮热，她脱下外套，只穿一件秋衣入睡。那时还没人告诉过她，15岁的女孩，已经到了该穿文胸的年纪。迷迷糊糊间，汤小甜感到有人从背后躺在了身边，摸她的胸部。是父亲。"我没有反抗，脑子也没办法处理这个信息。"汤小甜还是打电话向母亲求助。"那是你亲爹，没事。"母亲这样回复。此后，谁都没再挑破这件事。但没多久，身为医生的汤某涛，又"发现"女儿身上的不妥——"底裤上很脏"。他请妇科的同事给女儿做检查，诊断结果是，15岁的汤小甜患上了霉菌性阴道炎。刘畅至今坚持认为，这是女儿不爱喝水导致的，"我天天督促孩子换衣服，衣服都很干净。"但汤小甜知道，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清洗——小时候，她的衣服大多是捡邻居不要的，至于内裤，一条可以穿很多年，后来都打了结。治疗需要在患处塞栓剂，疗程共20多次。"他说我年纪太小，自己塞药会捅破处女膜，对以后嫁人不好，所以由他帮我塞。"汤小甜依旧咨询了母亲，母亲回答："他是医生，没事的。" 医生就可以塞药吗？父亲又意味着什么？彼时的汤小甜不清楚。从小，母亲就教育她，"爸爸是坏的，不要见他，不要认他"；15岁时，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是否叫他"爸爸"，但此时，她已经张不开口了。最初，汤某涛告诉她，"我对你只是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而且我会很小心，你和别的患者不一样。你看，我的下面都没有翘起来。"但当父亲塞药时，汤小甜还是感到不对劲，"比如塞药时间过长，塞进去的除了药物还有手指。" 有很多个瞬间，汤小甜想从窗口跳下去。她崩溃地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她，自己已经报警。但汤小甜盼望许久的警察，始终没有出现。 2022年1月，刘畅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她在河南接到电话，听见女儿"哭得可恐怖"，她全身颤抖着报了警，但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她对警察说，是女儿遭遇了生命危险，"警察也准备出动了。我问女儿还好吗，她说门现在被她反锁住了。我就跟警察说，我们家孩子没事儿了。没叫他们去。" "我想他是亲爹。"刘畅嗫嚅着承认，自己当年是不敢相信的，前夫是医生，而医生都是"德高望重"的，怎么会做这种事？"……我现在也谴责我自己，但那时候我没办法。" 而彼时，身在深圳的汤小甜，度过了此生最冷的一个冬天。接下来近一个月，她待在那间卧室，父亲监督她学习，偶尔也会带着她散步、游玩。汤小甜说，猥亵依旧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是白天，有时在夜晚。"晚上我想睡觉了，他会打我；不想在那个房间，他也打我；我再反抗，他会打得更厉害。" 快开学时，汤小甜从深圳回到老家，带着汤某涛为她买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给她买的新衣服。"母亲笑着跟我说，‘你爸说你总是抖腿，勾引他。’那时的我刚满16岁，虽然懵懂无知，但也意识到，母亲是靠不住的。" 12年后的刘畅，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承认，自从女儿进入大学，就不太爱跟自己讲话，特别是2010年寒假女儿从深圳回来，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刘畅当时并没有多想，她寻思，或许是"孩子长大了"。 "活着就有希望" 汤小甜说，如果是现在，自己会立刻寻求法律帮助、固定证据、报警，但是那时，没人告诉她。"我孤立无援，没有勇气不读书，也没有勇气面对揭穿后的异样眼光。" 偶尔的，她也会幻想，些许瞬间里的父亲，才是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会在她年幼时，带着稀奇的水果上门；看她狼吞虎咽地吃着卤味时，流露出一丝心酸的表情；再不然，会唠叨她要像别人一样每天背多少个单词。大学一入学，汤小甜就申请了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参加勤工俭学，端盘子、发传单、卖衣服、做家教，"在学校擦一个月桌子，只给100块或者150块。" ▲汤小甜的"低保证"。受访者供图汤小甜回忆，此后，猥亵的情节继续在许多个寒暑假上演，她细弱的反抗也被一次次打压。她说，自己曾跑到同在深圳的三叔家求助，但除了偶尔的一两千块钱的经济援助，三叔没有过问此事；她也曾独自搭大巴到最近的东莞火车站，买无座票从深圳逃回老家。为了商量研考辅导班的费用，2011年10月，汤某涛来到了汤小甜的大学，在河边，17岁的汤小甜录下了两人的对话。在这段录音里，汤某涛提到了性，说自己"半夜做春梦老梦到你"；提到了接下来的安排，"寒假时到爸爸那儿去，爸爸不会把你搞痛，轻轻地，爱护好我的女儿"；还有对女儿的"爱"——"不要死板教条，爸爸光着身子走去走来的，是让你知道男人，怕你被别人骗了、害了。"他还跟汤小甜说，"就算爸爸现在去坐牢，你一分钱都没有，而且名声还难听。" "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做这样的事，哭得非常厉害。"15岁到18岁之间，汤小甜无数次想过自杀。她曾求助过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老师讲述自己遭到父亲性骚扰，但老师却建议她"接纳父亲"。她也曾向亲近的同学朋友倾诉，但除了一时的同仇敌忾，更多的是消极反馈，"这事儿你自己处理吧。" "其实我当时说过要报警，"一位至今保持联系的汤小甜大学好友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但觉得真行动起来，就像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感觉自己声音会很弱小。我整个人是蒙的，害怕多过了勇气。" "有种溺水的感觉，好像自己是在故作姿态，我不希望变成那样。"不想再困顿于这种情绪，汤小甜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她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搜索心理学相关的资料，她读《活着》和《平凡的世界》，一次次告诉自己："活着就有希望。" "我是你女儿啊" 2012年的研考，是汤小甜数年来最纯粹的时光。每天从早到晚学习，父亲的阴影，被充实和繁忙彻底挤出了生活。那段时间，她努力寻找着积极的模板："我知道自己处在泥潭当中，已经过得一塌糊涂，但还是期待着会有好的那一天，像五月天的那首歌，‘至少在我的心中，还有个尚未崩坏的地方’。" 汤小甜最终考上了研究生，她十分高兴，直到2013年4月，已再婚一年多并生有一个女儿的汤某涛，再次联系了她。 "他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原来他得了急性胆结石，需要做手术，需要陪床。"汤小甜已经理不清当时的想法，她说，也许是急需读研的第一笔费用13200元，也许是对父爱还有一点点幻想，"我前往郑州的医院，陪他做手术。" 汤小甜至今记得，那一次，病床上的汤某涛，被他的母亲、妹妹、小女儿和怀着二胎的老婆环绕。汤某涛看向小女儿，露出了柔软的表情，而自己，更像一个突兀的闯入者。不幸随着夜幕悄然降临。汤小甜说，在医院的病床上，汤某涛再次猥亵了她；数周后，在姑姑家儿子的床上，汤某涛对她实施了侵入式性行为。 "这种无理要求，他提过很多次。我甚至想过吃黄体酮来把控月经时间。但我看到那个药有很多副作用，我不敢吃；更多的可能是我还抱有幻想——他不会真的对我做这事。" 然而，仅存的一丝幻想，终究还是破灭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汤小甜全然忘记了自己曾遭生父性侵。只记得自己被猥亵的她，直到准备最后和父亲摊牌前，经朋友提醒想起这件事。一瞬间，那一刻的画面猛然复活，她记起了疼痛的感觉，错愕中，更多的却是震惊，"竟然会痛苦到忘记。" 对此，四川圆迹阳光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心理专家张小琼解读道，汤小甜一度忘记自己遭到父亲强奸是完全正常的。"当一个人遭遇的痛苦无力解决时，身心就会自动形成隔离、压抑、选择性遗忘等防御机制以进行自我保护——只要不去想、不去看、不回忆，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而8年后，汤某涛也主动提到了这次侵害，甚至还补充了更多细节，包括那次性行为的体位、持续的时间、事后叫她洗澡等等。在录音里，他说："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你那时还提醒过我很多次，‘我是你女儿啊。’" 据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到案后，除了与汤小甜谈话中提到的那次强奸外，他还主动供述了另外两次强奸——后者，他称是在即将发生实质性关系时，停止了继续行为，让女儿去了隔壁房间睡觉。 "我没有错" 汤小甜的重整始终没有停止。2013年秋天，读研学校的老师给她介绍了工资很高的家教兼职，加上研究生补助，汤小甜很快经济独立，退掉了自己的低保。2014年春天，汤某涛再次找来，"他想让我和他在校外一起住几天"，汤小甜拒绝了，并拉黑了他一切联系方式。这期间，汤某涛曾通过其他亲属联系汤小甜，希望能加回好友，汤小甜意外地强硬——她陈明自己曾遭汤某涛"性骚扰"，很快整个家族都知道了这个信息。身在国外的二叔忽然和她取得联系，安慰她，后来又带她去新疆游玩。那段时间，汤小甜感受到了"久违的、正常的、来自长辈的关爱"。 2017年，二叔邀请已在上海外企工作的汤小甜去他那儿工作。"很诱人的，他说，‘我会把你当女儿看。’"汤小甜答应了。然而这段经历并不顺利。工作上怎么努力也做不好，记忆中自己总是哭，在微博发泄负面情绪，被二叔的女儿发现，"二叔立马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汤小甜憋了一口气。为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2018年夏天，汤小甜回国入职一家国企，后来又被外派到埃塞俄比亚。其间，她在QQ空间写道，几年前的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未来区区一个月的工资，"就能解决当时的所有窘迫"。 ▲汤小甜拍下的埃塞俄比亚Unity公园里的地标式雕塑。受访者供图很快，汤小甜的人生被工作塞满。谁都看不出她经历过什么。一位朋友在非洲初遇汤小甜，看着这个梳着齐颈短发的女孩，只觉得她活泼又有礼貌："哪怕去工地，她也要化着淡妆，衬衫素雅，看着很讲究。" 伤口只在暗处缓缓展露端倪。汤小甜的未婚夫马可见过她私下时的脆弱——微信群里父辈闲聊，汤小甜一脸严肃；她从不和母亲语音交流；看到他与家人亲密会落寞，甚至看到陌生夫妻在街头争吵也会落泪。大学好友也能感觉出来，"看汤小甜的动态，知道她有时睡不着，甚至哭了一整晚，我知道这事一直压着她。" 汤小甜说，自己的精神状态一度非常糟糕。"2017年3月，我去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生给我开了安眠药。同年9月，我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抑郁症。" ▲2017年9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确诊抑郁症后，汤小甜的拿药处方单。受访者供图憋到要爆炸的汤小甜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同龄的表妹，却被家族长辈责怪，"他们认为这是家丑，表妹不可以知道这种事。" "但我经历过，还要一辈子经历着。"汤小甜觉得难以纾解。心理咨询师告诉她，首先要接纳自己，做到自洽。"我后来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此后，但凡与人聊起自己的经历，汤小甜会在倾诉中不断强化着这个概念——"我没有错"：15岁前被同学霸凌是因为邋遢贫穷，但这不怪我；被生父侵害了，这不怪我；我有羞耻，但不能让我闭嘴，我没有错。心结女儿的状态也看在刘畅的眼里。2017年7月的一天晚上，想和汤小甜聊聊的母亲，被吓坏了。"她猛地起身要跳楼，我抱住她，使劲拽、使劲闹。"看着抽泣的女儿，刘畅没吭声，她想不明白："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马可第一次见到刘畅是2019年。当时，他和汤小甜回国休假，顺便拜访双方父母。在他的印象中，刘畅是位朴素的中年妇女，笑起来眼角漾起皱纹。她没邀请准女婿回家，只在外面饭店张罗午饭，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聊自己的过去，唯独不聊汤小甜的过往。但那一次，母女二人还是当着他的面起了冲突。马可只记得刘畅尖着嗓子，用方言喊他"你吃饭，你吃饭"。汤小甜终于哭了起来，马可看到刘畅小心翼翼地瞥向他们，不敢讲话。 2021年年末，再次回到河南老家的汤小甜，与母亲爆发了更激烈的争吵。她质问母亲当年为何不阻止汤某涛的侵害，刘畅坐在对面，局促地将手搭在膝盖上，"我当时很难"，"我也是无能为力"，"你三叔不也没帮你？"汤小甜一把将碗筷扒拉到地上，哭喊着质问："你怎么会无能为力？" 汤小甜清晰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父亲，但在"相依为命"的承托下，心结被放大成一道翻不过去的山——她想原谅母亲，却总是无法释怀，"为什么一个母亲没能在女儿未成年时，给予她及时的保护？" 迟到多年的报案 2021年12月11日，在深圳站北广场公园，汤小甜再次见到已被她全面拉黑近8年的父亲。为了这一天，她特意挑了一件无袖的黑色长裙，"黑色象征着出席葬礼，我要终结这段过去。" ▲2021年12月11日，汤小甜与父亲在深圳北站中心公园见面。受访者供图几天前，汤小甜重新添加了汤某涛的微信。她称自己就快结婚，希望可以趁着到深圳出差的机会打开心结，见面谈一谈。汤某涛欣然应允。这个决定，是代理过多起相似案件的律师万淼焱的建议。此前，汤小甜和马可做过很多咨询，但律师们态度悲观，只建议他们尽量取证，甚至有律师认为，已经没有追责其父亲的可能性了。汤小甜态度坚决，"至少先让他承认。" 汤小甜回忆，时隔7年，汤某涛的开场白还是老样子，"你能见我就是好孩子"。关心地打探过女儿的工作、身体和近况，他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述，一桩桩一件件，尘封在黑暗中的不堪被彻底翻出。最后他承认，"爸爸对你的‘爱’是错误的"，"希望你将来幸福"。其间，汤小甜不断拧着矿泉水瓶，来抑制心底咆哮的愤怒和痛苦。她录下了全部的对话。五天后，汤小甜和刘畅带着证据，前往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报案。做完笔录已是深夜。第二天在宾馆，刘畅终于听到了女儿与前夫的对话，录音听了还没一半，她起身大哭，用口罩不断擦去眼泪。"我怎么能接受呢？什么时候都是我替她摆平……"她说不下去。这一刻，马可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之前我和她聊起这些事，她总是找各种借口——她不敢去想。离门还差100米，她就止步了，她并不想打开门。" 代理律师陈云莹告诉新京报记者，2021年12月18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立案，随即对汤某涛发出刑事传唤通知。据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承认了2009年至2014年对汤小甜的所有行为，但他坚称"这不是犯罪"。 "其实汤某涛对女儿的情感也很复杂，我相信也是有着父女之情的。但是，汤某涛在女儿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期间，利用前妻无法承担女儿学业、生活费用的现实困难，对女儿实施猥亵并发生性行为。汤小甜是在非自愿下被迫接受，此为‘利用其他手段，令妇女陷入不敢反抗、不能反抗境地’的典型胁迫方式。"律师万淼焱说。 "值得一切美好" 得知汤小甜报案，曾经被她视为父亲替代者的三叔给她打了一通电话。他告诉汤小甜，"亲情大于一切""自己不想管这个事""就算是他杀了人，也会帮他请律师"。"所以您也不会帮我对吗？"汤小甜声音颤抖地问。"我怎么帮你？"三叔反问。结束通话，汤小甜笑着对马可说，"你快给我力量"，但表情立刻垮了。她眼角耷拉下来，嘴巴下撇，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不停地问，"我做错了吗？"马可红着眼睛搂住汤小甜，轻轻拍了拍她的头。 2021年12月27日，汤某涛到案并被刑拘。汤小甜将消息告知二叔家的妹妹，但没有得到回复。意外到来的，是已经拉黑她的三叔发来的微信。一连20多条的语音和文字，要求汤小甜归还曾经接济她的费用，指责她不该"到处炫耀你老爹坐牢"、"到处说你被强奸"，说"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爹不该生你"。 ▲在得知汤某涛被刑拘后，三叔与汤小甜的微信对话截图。受访者供图汤小甜一开始没敢听，只是把语音转化成文字，直到2022年1月5日，在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她第一次直接点击了这些浸透情绪的语音。汤小甜攥紧拳头，眼泪噼里啪啦掉下来。 "我们要给我们的女儿、妹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如果得不到答案，那就一直一直问下去！"二叔家妹妹曾在微信朋友圈为性侵受害者发声。对方早在2017年就知道姐姐身上发生的事情，但这一次，她告诉汤小甜："这不意味着你是受害者。道理上我站你，但这跟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关系？现在，这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心理压力……" 在张小琼看来，汤小甜的心理修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性侵伤害中，最严重的就是来自家庭成员的侵害。至亲入狱后，一般会带来家庭关系的重新选择与站队导致的各种次生心灵伤害，形成复杂性创伤。受害者有时需要通过侵害人受到法律惩罚来平复内心的伤害及恢复对世界的信任，也需要得到亲人——最好是母亲的支持，同时，需要第三方社会救助系统地介入，为这类被伤害者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被害人最好能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在专业指导下，修复与其他亲人关系间的裂痕。" 汤小甜让马可把三叔骂她的微信截图发给母亲，刘畅的第一反应是，"凭什么要还给他钱"，这令汤小甜肝肠寸断："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在乎我的尊严？"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刘畅请马可代为劝说女儿，接受由她来把这笔钱补上。汤小甜愕然，母亲要如何才能攒下5万块钱？但她最终决定，接受——这是母亲在用她最看重的方式进行道歉。万淼焱见过太多受害人将性侵创伤视为一生不可逾越的障碍，认为自己终生走不出阴影，她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汤小甜的赞许："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让汤小甜接连不断地处于大大小小的创伤中。她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白哀哭后必须要振作起来，负伤前行。汤小甜今天拥有普通人眼里成功的事业、丰厚的收入和美好的爱情，证明从创伤中站起来的女性，值得世间一切美好。" 对于汤小甜来说，这份认同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我一直都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但是我没有得到过肯定，特别是来自长辈的支持。" 在搭乘前往埃塞俄比亚的飞机前，她们拥抱，告别。跨越5个时区，7000多公里的航程，一半是阴影，一半是阳光。 ▲汤小甜动身出发前往埃塞俄比亚。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这是一座常人难以忍受的老房子。连接两层楼的木制台阶咿呀作响，眼下鞋底踏过的地方被磨得惨白，与墙角发黑的那端形成强烈对比；左右粘贴的童画饱经沧桑，画纸边缘裂开的口子深浅不一；天花板凋零着蜘蛛网，过道的书架上横七扭八地堆放了画册、影集，无须伸手试探就能看见填满缝隙的灰迹；卫生间的门早已需要更换开合器，马桶的水箱盖也不见了。　　透过窗户能看见一节银杏树，虽然此时冬季光秃，但毕竟是亲手栽种，在主人家心中，它依然称得上“伟大”。除了手舞足蹈的树杈，四周谈不上有别的景观可言，说是小区，但连个大门也没有。九几年意大利人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现在大家都叫他老安）作为第一批住户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开到东南四五环之间都傻了，不禁嘟囔，这什么地方？　　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交通依然不便，开车20分钟才能到最近的地铁站。老安倒是毫不介意，虽已不在这儿居住，每天仍悠悠地过来办公。他初至北京时结交的那群文艺青年中的许多人，如今早已扬名立万，笔下诞生的作品甚至相继创造过亿的拍卖纪录。相形之下，时代的车轮显然轻轻绕过了他，生出白发的小老头偷着乐，“最烦有人惦记我。” 　　谁都还没出名的那段时间，大家过得拮据却幸福。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异乡客迅速打进中国的艺术圈，他不带功利心地与曾梵志、方力钧、刘炜等人交往，感染着他们身上尚未被市场发现的巨大能量。错过了1920年代的巴黎没关系，想不到在中国碰上了同样的艺术天堂。　　▲青年老安　　作为一群人中唯一上过班、有车有固定收入的人，老安义不容辞地负责请这些囊中羞涩的青年艺术家吃饭、当他们的司机，如今看来所谓的收藏，当年也不过是出于“帮哥们儿”的心情用几百美金的均价买了些作品。其中一幅之前被保姆清理出来差点扔了，卖掉之后老安给岳父在沈阳买了套房。　　想起当年的穷艺术家，他回过神来，“现在怎么我开Polo他开法拉利”，说完被自己的“不思进取”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我从一岁到现在都没多大变化，”他坐在铺了好几张床单的沙发上，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酒窝阻挡了许多阳光，半片阴影中，他低头瞄了眼身上样式简单的天蓝色羊毛衫，用陷入回忆的口吻说，“我穿的衣服，我住的地儿，这种风格一直没变。小时候我的房间也是一样乱，当然自己有孩子后有段时间稍微把家弄一下，但那也是为他们，不是为我。这方面我不太注意，我的功夫花在别的地方。” 　　他也有一台“好一点”的斯巴鲁，但“不是那种给人看的”，车里的大天窗不是为了炫耀，仅仅是看中它可供人和三脚架同时站立，方便拍摄。　　1980年代末老安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时国内私家车很少，汽车代表一种身份，在社会上颇受重视。在他的印象中，新世纪来了，摄像头越来越多，并设立了驾照扣分制。他在文章里置气，“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太扫兴，太没劲，不想开车了。” 　　▲北京，1981 　　上一回长途自驾还是2018年，从北京去福建，一来一回老安被扣了120分。起初他尝试听导航，后来觉着和作家徐星一块，跑一千六七百公里，不能尽兴聊天、听音乐，那不得憋疯？索性彻底关了；再加上“福建那个时候刚刚修了一些高速路，特别漂亮，一方向三个道，没车，却限速100。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不开了。” 　　“在那边活得舒舒服服非要到这儿受苦” 　　对老安而言，那无疑是一段难忘而鲜活的时光，他作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1990年便移居中国的外国人，如今再回望，“那时中国刚刚结束了政治运动后不久，而后来追逐物质财富的狂热还没开始，那是一段平静单纯的岁月。在体制的缝隙里，当现有规章不再可行，而新的尚未制定时，一个人有可能得到一种不可想象的自由。路人互相推搡的自由，进人家里的自由，随意抽烟、随地吐痰、大声喧哗、造个房子、在马路中间架上三脚架等等，都是新鲜而刺激的体验。” 　　他将这段美好岁月封存于镜头，在2021年11月出版的个人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中仍得以窥探。　　▲《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　　四十年前，那时还很年轻的老安拽着一只没有轱辘的大箱子（里面放了几十米胶卷），先从意大利搭火车及轮船到伦敦，再坐飞机到香港，接着乘气垫船溯珠江而上至广州。上岸后，一片空旷寂静，与抵港时的感受恰好相反。他在后记中写道，“街上见不到太多晃悠的行人，1981年，中国没什么可干可看的事情，更少可买的商品。”接着飞上海，最后在火车站售票处磨破嘴皮子，才踏上了往南京的列车。前后历经整整一周，一路上提心吊胆，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更担心胶卷会不会受潮、受热、漏光，或是被没收。　　▲南京，1981 　　他先在南京大学读了一暑期的汉语学习班，又在复旦大学进修了两年中国现代文学。来中国之前，他已是展出过作品的专业摄影爱好者，历尽千辛身临这一大片未知地图，首要任务当然不是学习。　　在他看来，复旦的老师们似乎也不把他们当回事，内心不觉得这帮人有出息，甚至有点“二”，满脸都是“在那边活得舒舒服服的还非要到这儿受苦干什么”的不解神情。因此，他更加心安理得地成天在校外晃悠，像个探险家的后代到处拍照片。　　先是用一台尼康的FM相机，拍135的黑白照，后来觉得机会难得，用尽全部积蓄托一个意大利同学从香港买来一台尼康固定标镜的Plaubel Makina相机，转用120大底片，努力让成像更清晰、更漂亮、细节质量更高。　　▲上海，1982 　　光在上海游览很快已无法再满足他，那时候中国人去哪儿都需要单位介绍信，外国人则需要旅行证。他先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回程时谎称票不好买，必须绕一下，把去昆明的火车票弄到手。从昆明到了南宁再到湛江，这样一路来到海口。　　1982年的海南岛，还是一块神秘之地，外国人去旅游者寥寥。老安那会儿的中文也还不顺溜，他在威尼斯大学念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第一节课是读《孟子》的繁体版原文，同学们对照着复印不清晰的古汉语和英语字典，看得一头雾水，第二天被要求解读其中一章，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就是靠着这样磕磕绊绊的语言能力，他和同伴用了9个小时从海口抵达三亚。刚开始旅馆拒绝接待，半夜几乎要被赶走，后来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一番沟通后给他们收拾了一间漂亮的平房，让他们在那儿住了一周。　　他在海边吃海鲜、摘椰子、游泳、晒太阳，度过了极其愉悦的圣诞节，并由此悟到了在中国的生存之道，“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事都是这样，没有先规定的，都是一点一点给拓展出来，摸着石头过河。” 　　“给大家看活生生氛围中人的状态” 　　不知是否从那时起，老安就养成了这种好事多磨的性格。反正在后来与他打交道的朋友眼中，他都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和他认识了二十年的彭磊回忆说，“我们在一起拍电影，他给我的感觉是很稳定，什么时候感觉都差不多，没有说哪个镜头怪怪的，都是很简单的处理，即便移动镜头，也会是特别缓的那种。”拍起照来也一样，“别人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照片，乱哄哄的，老安更纯粹。” 　　内行看他的照片，同样感受到画面的协调，并好奇他如何关照到整个面，以及避开人潮的打量与干扰。老安的诀窍在于“耐心”，取景时并非只聚焦视线中央，而是逐一顾及框内的四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一处都有哪些事物。想要路人不注意到自己的异域面孔显然不可能，所以就“只能等”，“因为围观就是一段时间嘛，人家也不可能永远围观，他们围观完了，觉得我没什么意思，慢慢地就会失去对我的兴趣，然后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特殊的身份也为拍摄带来过一些好处，比如随意走进陌生人的婚宴都会颇受欢迎；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天然的外部眼光，得以敏锐分辨新旧交杂的印记，抓住时代最鲜明的变化。　　《稍息》的封面是上海一家服装店的橱窗，一男一女两个模特穿着当时路上少见的西装，表情洋溢着天真与憧憬。在老安眼里，这西装的样式其实谈不上多新潮，但他能理解，这在当时已然是洋气的象征。　　▲上海，1982 　　此后他还捕捉了许多商铺橱窗里展示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比如一些蜡制的葡萄和文艺复兴风格的水果油画（上海当时根本买不到水果）、放置五大件模型的家具店、一男一女既在私家车里也在车外的PS照、写着英文的雀巢咖啡手绘广告（当然那时市面上没有咖啡）。　　▲厦门，1983 　　要是不考虑这些时代因素，这厚重的包含了190张照片的大开本影集，可能很快也就翻完了。在老安的镜头里，你找不到愁苦的大眼睛与过分强烈的表情，乍看之下似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稍稍放慢速度，你就会发现里面遍布的中西起初碰撞的符号，而这些记录的眼光绝非沉闷宏大的国际叙事，不过是日常而细小的顽童视角—— 　　一张长板凳上方挂了两幅人文花鸟画，中间却摆了尊维纳斯半身雕塑；上海租界的洋房变成了礼堂，有人不明所以坐在了原有的壁炉里面；普通的售票处经过布置，挂上了珠帘，平添园林式的情趣。　　1980年代没有隐私概念，大街上就能轻易发现人们的生活痕迹与审美喜好。那时去外面住招待所，房门都没法锁，到点了，服务员旁若无人地进来打扫卫生、整理床被。有一回老安继续装睡，被服务员紧紧地裹在被窝里面。他毫无所谓，不觉得被惊扰，除了爬出来稍费点劲，反而觉得是在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心里很温暖。　　他也时常拍摄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国天天发生的那样，不知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楼、牌房、啤酒屋，那些刚刚准许打扮的年轻人幸福地坐着。”那时自然也没有人提“肖像权”，在他拍于苏州茶馆的一张出现虚影的群像照里，十来个人齐刷刷望向镜头，除了两个人晃了晃，其余的人在成像的几秒种内都岿然未动。有的透过厨房的窗户斜睨，有的一手握杯一手握拳，表情淡定。往细了看，能发现柱梁挂的木牌上写着“饮茶就坐，每杯一人”，还能看到各人拎的不同款式的皮包…… 　　▲苏州，1982 　　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铮看过后感慨，“照片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报道性质，情节丰富，另一种则是像老安这样，可能并不志在把事情讲清楚，而是想要把现实的气氛定格下来，把生活的趣味端出来。拍摄者要给大家看的是活生生的氛围中的人的状态。” 　　“我置身中国的时代巨变，感到得心应手” 　　每当听到类似的评价，老安总是谦虚地表示，“现实已经足够精彩，个人风格微不足道。”他不喜欢用变焦镜头，也不爱用广角，更青睐接近肉眼的视觉效果——纵然有特定的拍摄取舍，他仍将这些照片得以问世的根源归功于机遇和偶然，“我觉得我的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一个的好时机，都赶上了。” 　　如果没有在威尼斯学印度语的嬉皮士朋友向他说起，他不会得知二百多公里外的地方可以学习神秘的象形字；如果不是逆反心理作祟，他可能也和许多去听中文系介绍课的年轻人一样，被老师们“你们要是吃饱撑的没事可以来，但现在中国还去不了，学完后工作就更别想了，不可能有”的说辞劝退；更关键的是，如果申请失败，学校没有给他奖学金，他也会因为负担不起在异地的开支而选择别的谋生之路。　　▲上海，1983 　　好不容易来了中国，但无非也是读两三年书，原本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机缘。那时他常去上海的和平饭店吃8块钱三菜一汤的学生套餐，一次偶然在饭店电梯里碰到两个意大利商人跟一个香港人，聊天下来对方惊喜地发现他还学过计算机，既懂技术又会说中文，无疑是他们开拓中国市场的理想人选。老安回国当义务兵期间，对方就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等他一年当兵结束，便立刻安排他到香港的办事处就任。　　彼时香港的繁华程度已远超他的认知，打电话就能订电影票，简直“不得了”，跟去了外星差不多。眼前频繁冒出的香车美女、高楼大厦都让他想起意大利流行的一部美剧《Dallas（朱门恩怨）》里的场景，仿佛也过上了德州石油富豪的生活。在香港那几年，他同样揣着相机拍了许多照片，“我记得在金钟的一个高楼，我看着整条河，上面各种各样的船，下面是英国的海军基地，同时还能看到机场里的直升飞机，哇那个画面，在那之前，我能看到一个小汽车就不错了。” 　　到了1990年，公司总部认为要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老安便只身来到北京，招来一个秘书、两个业务员，以极低的租金在京广中心租下高层办公楼，独立运行起分公司。　　京广中心于1980年代末建成，他记得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天蓝色玻璃摩天大楼，但1990年那会儿看上去却有点错位，在一片平房和尚未竣工的三环路上显得孤独突兀。　　刚搬去办公的时候，楼下几乎看不到汽车，但短短几年周边就迅速发展，租金也噌噌翻了三倍。面对这些剧变，老安似乎早有预备。“中国在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是不太适应的，因为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有单位，生活都是固定有保障的，后来一下子翻天覆地，得自己找办法。但在意大利本来就这样，所以别人说我习惯不习惯，我会反问他，你习惯不习惯？” 　　他出生于波河平原，周围都是种地的农民，60年代开始出现乡镇企业，兴办纺织厂，故乡的暴发户跟中国1990年代的万元户在他看来是“一样一样的”，“我并不是预见了这些情况，而是这一切越来越像我刚离开的世界。时间于我似乎是停止了，至少可说，时间依从我，使我在置身这一时代巨变时，感到得心应手，正在发生的事很难让我感到奇怪。” 　　他平和且略带调侃地看待周遭及自身的变化，“我们刚来的时候被称为外国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招外资阶段，中国人就开始叫我们‘外宾’，再后来中国崛起了，我们就普遍变成‘老外’，听起来有点像人家把你看腻了的感觉。” 　　眼下最感兴趣线上和线下的关系　　1999年，40岁的老安辞去公司职务，完全投身到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中。那时在中国拍独立电影的人特别少，回想起来，彭磊直呼他们和贾樟柯、吴文光等人一样，都属于“特别特别傻”的人，“花了好多钱买电脑买DV，都比房子贵。一个卡一万多块，一个硬盘一万多块，最便宜的DV三万多块，老安好像还丢过一两个，掉水里一个。” 　　▲老安作品，纪录片《库奈里斯在北京》　　在那之前的十年里，他每年都会腾出一个月时间，和好朋友、同为摄影师的奥利沃·巴尔别里一起在中国自驾、摄影。整个1990年代，他们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留下了大量的素材。　　其中一些被他拎出来剪成了短片，比如以各地孩童为主角的《孩童》，他拍下他们光着屁股在公园玩水、坐在驴车上晃晃悠悠、斗破烂轮胎、牵着黑熊、把白色塑料袋用两根绳子系着当风筝玩、在街边踢足球或打篮球、露着赤膊在简陋球台上打乒乓球……通州那时还是通县，镜头下几个小男孩无忧无虑，手里捧着不知从哪捡来的雏鸟，在沙滩上追逐。　　他将这些片段配以老电影的经典配乐，小孩也像演戏一样，上演了惊险、忧伤、欣喜、吵闹等不同的戏码。　　更多的素材，如今依然躺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每天过来，喝着小杯的浓缩咖啡，吃着产自意大利的零食饼干棍，和北京特色干果张，逐渐消化这九百多个小时的录像。同时，又兴致勃勃地谋划下一个拍摄主题。　　眼下他最感兴趣的是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他希望走完整条国道，比如北京到昆明的108国道，沿途经过西安、成都等地，有不同的风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气候，每到一处便找来当地的主播，看他们在网络上的形象与实际生活的地方，“我想研究这个东西，了解互联网环境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会演变成什么样。这个新东西你还不知道它有什么影响。有的人觉得这是鬼，有的人觉得就是神。” 　　他的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无疑都是后者。他们的世界与生俱来伴随着网络，对游戏、社交媒体，都再熟悉不过，现在就连上课也离不开手机，作业在手机上布置，家长会也在线上开。对他们年过六旬的父亲而言，这当然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冲击，但在新生代眼里，二者似乎谈不上抗衡，线下世界越来越模糊，几近消失。　　从他们刚出生6个月起，老安每年都会带着全家回意大利看看，“山啊海啊，罗马威尼斯都去过了，还去过法国、西班牙、泰国、菲律宾，但他们出去什么都不看，不觉得外面世界有什么意思。”疫情后，没有人再提要旅游，孩子们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安心呆在家里玩游戏，不用耽误时间。　　老安玩不来游戏，不能回家的这几年，只能通过看意大利影片、电视剧来排解，“并非因为它们特美或特有意思，而是出于我个人的几乎是肺腑之需，为了填补远离我出生环境三十多年的空缺。” 　　思念难免有，但如果让他从头选择，他仍会鼓励当年的小伙毅然远走，“在1959年出生使我得以切肤感受到当今世界的某些根本经验，我成长的年代正是意大利经济繁荣的年代；同一时刻，借助文学和音乐，我神游了以前美国的经济繁荣；随后，出于巧合，我亲历了中国的经济繁荣。BOOM了三次，然无一战争，这是前人极少有的运气。哪怕是我没来过中国，现在要我选一个看世界的最好的那个点，我觉得还是这儿，这个时代待在这儿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