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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受邀参加2017复旦上海论坛。期间，观察者网旁听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与之进行的一场轻松有趣的学术对话，分享给各位读者朋友。皮萨里德斯出生在塞浦路斯，后在英国求学任教数十年并加入英国国籍，如今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10年，因为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他与另外两位美国学者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张军对话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现场与导师森岛通夫的过往张军：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再次见到您。我还记得我们初次相识是两年前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当时我们受经济学院院长的邀请共同出席一场大型学术会议。过去几年来，您也受邀到北京出席活动，还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我十分关注您的活动，但是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了解到您本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那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了解到您的博士生导师是日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教授。而我那个时候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时候，就是在那里的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及相关学科国际研究中心（简称STICERD）做研究的。当我看到森岛通夫的画像时，我感到特别惊讶。您是否可以谈一下自己师从森岛通夫教授的经过？皮萨里德斯：我认识森岛通夫是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当时他曾在埃塞克斯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埃塞克斯大学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前来访学，研究全球经济问题。森岛通夫到埃塞克斯大学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数学和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对数理经济尤其感兴趣。我当时则对技术问题和纯数学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听从了父母的一番话而转向数理经济的学习。他们曾对我说，如果进行纯数学的研究，可能在塞浦路斯一辈子都争抢不到一份工作。我喜欢森岛治学的方式，他非常严谨地推导数学公式。他英语很差，但经常能用一些比喻的说法来表达意思，比如你要建城堡，那么最好不要将它建在沙滩上。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从森岛的这个比喻出发，谈微观基础的。张军：那您博士论文的题目全称是什么？皮萨里德斯：我记得我当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通货膨胀和就业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Theory译者注）。我当时想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尤其是关注就业和失业的相关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宏观经济表现为何差异巨大等。我一直都在进行这样的研究，从经济问题入手推导公式，不过森岛通夫鼓励我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入手，学习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凯恩斯等人的经典著作。张军：他们都是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了，难道森岛通夫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吗？皮萨里德斯：不是，我想他可能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他的经济学是在战争时期自学的。张军：您是说他的经济学是在日本学的？或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学的？皮萨里德斯：他是在日本学习和研究的。当时他研究了约翰?希克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他有很好的数学基础，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完成了一本著名的作品，其中研究的是资本积累的问题。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权威森岛通夫（1923-2004年），自认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张军：在中国，森岛通夫并不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但是，一旦人们知道森岛通夫这个名字，他们都会说他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权威。皮萨里德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认为传统的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有段时间他决定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古典经济学。张军：是的，他也是从这个角度接触马克思经济学的，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吊诡的是，人们都说森岛通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大师，但是他的研究更关乎如何使用现代经济学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皮萨里德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森岛通夫持有批判性的态度。之后他决定学习计量经济学，研究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腾飞，鼓励那些大学的新生学习经济学，让他们能够理解并描绘90年代全球经济的前景。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甚至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森岛通夫对我说：现在你只有一个人了，我们从事的是不同方向的研究。张军：森岛通夫大约什么时候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皮萨里德斯：您指的是他搬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并居住吗？张军：是的。皮萨里德斯：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欧盟发展前景很好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张军：此时您主要是在从事论文创作，您完成博士论文后仍然选择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对吗？皮萨里德斯：不是的。毕业后我离开校园去求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银行。我返回祖国是因为塞浦路斯的政治状况，1974年塞浦路斯发生了希土两族的战争。我决意回国，因为当这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我在塞浦路斯的中央银行任职了6个月，然后我离开了塞浦路斯，计划返回英国的学界。之后我在南安普顿大学任教2年。张军：我记得您在南安普顿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皮萨里德斯：不，我获得了埃塞克斯大学的学士学位，我的硕士学位也是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的。硕士毕业后，我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我本来有个机会去美国，但我不想去。张军：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点，您为什么没有去美国，而是待在了英国？当时经济学的主流已经是在美国，美国经济学的研究能力也更强。皮萨里德斯：那不是我唯一一次放弃去美国，我不去美国从事研究是出于个人好恶，搬到美国去学习、研究和工作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吸引力，我想要待在欧洲。我是一个欧洲人，我觉得欧洲很好，欧盟发展的前景也很好。如果从市场容量和经济总量来看，欧盟的规模比美国还要大，为什么我要去美国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的一些大学确实会为学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条件，我承认自己获得过哈佛大学博士生的录取通知，但是我拒绝了这一邀请。你知道，我也能够在欧洲进行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在欧洲，我也可以与美国的学者进行密切的合作。我想告诉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你们想要在研究事业上取得成功，不一定都要涌向美国，你们也能够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找到成功，也可以与美国的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与我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教授都是美国学者。我曾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从事研究和学习，经济学是个国际化的职业。我在伦敦做研究从未感到不适，常驻与此。说起伦敦政经学院，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上35年到40年，有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地方，有时候你则会厌恶这个地方，也许更多的时候你会讨厌这个地方，因为我出生后就没有离开出生的地方太远。伦敦政经学院的特立独行者张军：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因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森岛通夫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以让您师从之外，有没有其他经济学大师使您受益匪浅？皮萨里德斯：当时学院有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核心人物。我虽然归属于理论流派，不过我的理论更加偏向于应用型理论，它不是应用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而是应用于实际经济当中的，所以我成了特立独行者。这导致我两次晋升教职失败，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唯一一名两次晋升都失败的成员，因为他们觉得我研究的就业问题和英国正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毫不相关，而且我和其他所有人研究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不过，理论流派确实对我影响不小。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衰退，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等不少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数据，他们尝试着去理解数据，并据此来制定政策。后来我们设立了劳动经济学中心，我们邀请了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美国知名的宏观劳动经济学家，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由于我的学术背景，我们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性，但我们也高度关注政策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有以政策为导向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团队。张军：劳动经济学中心至今仍然在运转吗？皮萨里德斯：是的，不过它更名为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绩效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张军：这让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该中心的主任是研究转型经济学的那位。皮萨里德斯：是的，叫理查德?莱亚德，上世纪70年代他设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学中心，此后该中心更名为经济绩效研究中心。张军：我注意到理查德?莱亚德，是因为他后来发表了多篇有关东欧国家的文章，关注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皮萨里德斯：是的。我是那个团队的成员之一，但是我独自研究经济学中的就业问题，就业理论，他们也进行自己的研究，相比之下他们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应用，包括工会、工会与雇主关系等，而我关注的是劳动市场内的摩擦、个人与组织行为等。张军：即便如此，您是否仍然会出席经济绩效研究中心组织的研讨会等活动呢？皮萨里德斯：是的，我几乎每次都会出席，每周大概有两到三场研讨会，我总是会在那里。得知获得诺奖脑子一片空白张军：您几年前获得诺贝尔奖，我记得有还两位经济学家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奖。皮萨里德斯：一个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教授，我们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各自对劳动经济学中的同一问题进行研究。张军：这么说来你们之前并不相识？皮萨里德斯：我认识他，但一开始我们没有合作进行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970年发表的，我则是1973年、1974年左右发表的，到了1990年我们决定开始一起进行研究，因为我们研究对象如此相似。通过合作，我们建立了莫滕森-皮萨里德斯模型，自此我们决意以后获得任何的奖项都要分享给彼此，因为我们两人的研究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左到右：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另一名获奖者是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他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开拓者。在1979年到1983、1984年间，他进行了密集的研究，然后转而研究其他领域，不过由于他在该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被认为是开路先锋，但是我此前并没有与他相识。张军：我知道他，是因为他出版的关于财政和税收方面的书。皮萨里德斯：是的，他出版的更多著作关乎公共财政，他是公共财政领域的专家，包括税收等多个细分领域。当诺贝尔奖结果公布的时候，他坐在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我记得当时是瑞典时间下午一点，伦敦时间恰好是正午，美国波士顿时间是清晨六点。他搭乘的航班落地后，来接机的朋友恭喜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是因为劳动经济学获得了诺贝尔奖，而非税收理论。他发现自己当初只是开了个头，后来主要是莫滕森和我发展了这个理论，以及后续研究者的贡献。张军：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皮萨里德斯：实际上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张军：当时您是在伦敦还是哪里？皮萨里德斯：我当时在伦敦，但是我因为生病在家休息。我没有去学校上班，而是在准备会议的幻灯片，之后准备了一会儿讲座提纲。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拿起电话后发现是从瑞典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告诉我这是一通非常重要的电话，问我是否一个人在电话旁。我回答说是的。当时距离诺贝尔奖公布评选结果还有20分钟。张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否有组织相关的活动或是新闻发布会？皮萨里德斯：是的，他们想要尽快举行，说只要我身体情况稍微好转，就尽快来出席新闻发布会。张军：您知道，当时我的儿子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当时他说他去过你的办公室，因为您的办公室门上贴满了恭喜您获奖的小纸条。他进去跟您聊了一会。您当时送给了他一本签名的书。他回国后曾将这本书给我看，并将它转赠给了我。他在波士顿读书，当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交换学习，在那他选读的是金融学。皮萨里德斯：是吗？有很多人在我办公室门上贴满便利贴，后来网上刊登的照片也是那样的。张军：我也有这样的照片，我儿子拍的。为拯救塞浦路斯危机回国三年张军：您会经常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坐班吗？皮萨里德斯：是的，我只要有教学任务通常都会在办公室坐班，直到当年的年末。此后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欧洲的金融危机，我的出生地塞浦路斯遭受的摧残尤其严重。后来我在塞浦路斯呆了一段，因为当时塞浦路斯的政府不知道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张军：这是您在校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皮萨里德斯：是的。而且当时反对党领袖想要参选下一任领导人，我为他如何走出金融和债务危机的困境提供了建议。与此同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晋升我为学院教授，这意味着我不必承担行政和教学任务，除非我自己想要这么做。在美国这被称为大学教授或是首席教授。我在塞浦路斯这段时间的工作产生了相当大影响，迎来了三驾马车（欧盟处理危机的三驾马车指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到访，帮助塞浦路斯缓解和走出债务危机。现在危机已经结束了，我返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原来的工作。张军：这么说来您在家乡塞浦路斯工作了一年有余。皮萨里德斯：不止一年，我在塞浦路斯待了大概三年。其中一年是在休学术假，另外两年则是在协助塞浦路斯处理金融危机。张军：最后我有个请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两年前组建了国际咨询委员会。我们邀请了一些政府的官员、企业家和著名的学者担任委员，他们有来自中国的，也有美国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英国的学者在委员会中任职。会谈后，张军和皮萨里德斯合影皮萨里德斯：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张军：这个咨询委员会主要承担的是咨询服务的职责，我们每隔两年会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全体成员都会来到复旦大学出席学校和经济学院共同组织的会议，为期一到两天，还会出席一些论坛并受邀演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是咨询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副总裁朱民担任主席，他们也都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校友。我们的咨询委员会也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者。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我们会感到十分荣幸。皮萨里德斯：我会认真考虑您的邀请。我希望之后能够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委员会的权责等。张军：我这里有个资料详细说明了委员的权利和义务。至少您每隔一年就要来上海，出席委员会全会，还有机会在北京等地出席其他的会议。我知道您今天的日程很满，多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我分享您自己的故事。

　　互联网行业日新月异，所以互联网公司的生命周期也特别短，只要抓住势头，用不了几年就能迅速成长为巨无霸，然后又猝不及防地被快速改变的行业趋势拍死在沙滩上。　　最典型的就是雅虎了，1995 年才正式成立，2000 年就已经成为了第一家市值超过千亿美金的公司，比通用汽车、亨氏食品和波音公司这 3 个传统行业的巨头加起来还要多。但是短短十几年之后，这个曾经“庞大到不可战胜”的公司就被收购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创始人之一、硅谷曾经最耀眼的天才杨致远，却以另一种身份仍在“改变着世界”。　　杨致远出生在台湾，10 岁那年全家移民美国。作为一名空降的外来者，他并没有水土不服，而是迅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他一方面发挥了亚洲人在数理化上的优势，当上了数学比赛上的冠军;另一方面，他还是校网球队成员和学生会会长，学习、体育、社会活动，全面开花。　　在获得多个大学的奖学金之后，杨致远最终选择了离家最近的斯坦福大学，在那里只花了 4 年时间，他就完成了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课程，并继续进行博士深造，期间还在校图书馆兼职，做图书分类整理工作――正是这份兼职，启发了杨致远和自己的伙伴大卫?费罗一起创办了雅虎网站。　　当时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网络刚刚兴起，本来应该忙着写博士论文的杨致远却和费罗整天在网上冲浪。“写博士论文太严肃太痛苦了，条条框框又那么多”，所以他整天逃避。　　杨致远和费罗，不安分的学生似乎都投奔互联网了　　每天花数个小时泡在网上，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网站越来越多，但彼此孤立，互相没有链接，找起信息来特别麻烦。　　比如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网球相关的所有信息，哪个牌子的网球性价比最高、哪里可以看最新的网球比赛，他并没有有效的方法：搜索功能还没诞生，专题众多、内容丰富的门户网站也还没有出现。只能一个一个网站的，单独去浏览，耗时耗力。　　图书馆的兼职经验刚好启发了杨致远：能不能像整理图书那样，整理那些单独的网站?将它们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站点上，就像图书馆的目录索引一样，而且还可以直接链接过去。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直接到“体育”类别下、“球类”项目中的“网球”版块，去找所有网球相关的网站。　　这个开创性的站点很快就吸引了超过 100 万的访问量，直接把学校的网络给挤瘫痪了，他们也因此被学校赶了出去。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业的杨致远，干脆辍学，和费罗一起创办了 Yahoo!网站。　　1995 年的雅虎　　盖茨辍学，乔布斯辍学，杨致远辍学，后来扎克伯格也是辍学――博士随时可以去读，但互联网的发展太快了，机会转瞬即逝。敢为的人抓住了先机，而这先机有时就是蛇的七寸。　　杨致远自己就曾经说过，雅虎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就是因为占得了先机，“我们提前起跑了，一直在跑，于是跑得越来越快，远远地将其他人甩在了身后”，日均访问量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的总和。　　雅虎占得的先机，一是率先开创了门户时代，二是率先盈利了。　　互联网行业不乏点子，缺乏的是如何让这些点子变现的盈利模式。杨致远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为雅虎找到了这样的盈利模式：免费内容+商业广告。以免费内容吸引流量，然后利用它们向企业卖广告――这套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最初就是雅虎独创的，它也是第一个实现盈利的互联网公司。　　创立仅一年多，成功盈利的雅虎就登陆了纳斯达克　　杨致远是创意的天才，但在管理上却只能算是个“庸才”，他自己对此也不感兴趣，所以一直没有出任雅虎的 CEO ――只有后来雅虎陷入危机，他临危救命，但也没能力挽狂澜。和杨致远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谦和、低调。他身上缺乏张扬和草莽之气，所以在管理一家大公司时，欠缺魄力。　　当初辍学创办公司，不需要顾及他人，所以他当断则断;但是涉及到一整家公司，他就瞻前顾后，这也让他犯下了许多错误：错过收购谷歌、Facebook，错过以一个好价格卖给微软……而且这“错过”的原因都十分之微末，比如和 Facebook 只是因为一个多亿就谈崩了。　　他没有掌控航母的能力，所以当 1.0 门户时代过去， 2.0 的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雅虎没能及时转向，搁浅了，沉没了。　　杨致远在后期雅虎的决策上，唯一被称赞的是大胆投资了当时尚不成气候的阿里巴巴：用雅虎三分之一的现金 10 亿美金，换得了阿里 40% 的股份。这部分股份的价值后来远超雅虎的市值。　　和阿里巴巴的缘分，开始于 1997 年　　杨致远投资阿里，发挥的还是他善于找七寸的优势，预见到了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巨大前景，至于掌舵阿里、让它不断前行的，是阿里的团队，所以杨致远是扬长避短了。　　从这个角度而言，或许现在的角色更适合他：天使投资人。杨致远在 2012 年的时候就已经辞去了雅虎的所有职务，成立了云雨创投公司(AME Cloud Ventures)，它瞄准的都是尚处于种子阶段的小企业，关注的也都是前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正好发挥杨致远的“远见”优势。　　过去的经历让他在中美积累了强大的人脉，而这又为他在投资人这个角色上附加了“中介”功能：帮助有意愿的中国投资者寻找缺钱的美国新兴企业;帮助中国公司更好地开拓美国市场。　　比如印象笔记之所以能进入中国，就是因为杨致远的推波助澜;阿里投资 Tango 也是因为有他牵线;他还出任联想的董事，帮助它和硅谷的创新群体搭建桥梁。　　以投资人的新身份亮相广州的杨致远　　上个礼拜杨致远参加了在广州的一个人工智能会议，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两鬓斑白，早已不再是人们记忆中那个曾经在互联网行业独领风骚、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现在的他更低调，却也更加快乐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出些错误而没有人会在意。” 　　当然，“我一直，也将永远流淌(雅虎)紫色的血液。” 　　有人说，如果 100 年后，人们只记得两个对互联网贡献最大的人，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杨致远，因为他开创了第一个互联网时代，制定了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将来也许人们会将他和贝尔、福特相提并论。这预言是否会成真?还是他也会被后来的大浪淘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雅虎杨致远　　新闻链接>>>> 　　终于死了：从1000亿到破产贱卖，最后连名字都没保住　　原本可以成为Google、facebook的“爸爸”，微软的“儿子”，最后却像“孙子”一样被贱卖，沦为互联网浪潮的“弃子”。　　从1000亿到破产贱卖，最后连名字都没保住　　卖身之后的雅虎(Yahoo!)宣布，正式改名为“Altaba”，被中国网友戏称为“阿里他爸”。　　一颗巨星，就此陨落;一个时代，正式终结。　　对“互联网原住民”的90后、00后来说，雅虎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但在70后、80后心中，雅虎才是真正的互联网“老司机”，只是，好久没有发车了。　　从互联网的拓荒者，到现在的拾荒者。从本可以收购Google、Facebook，到被Verizon收购。从1000亿美元的市值，到48亿美元卖身。　　长江后浪推前浪，雅虎死在沙滩上。雅虎之败，败在哪里? 　　当年的雅虎，到底有多牛? 　　它是全球第一家提供互联网导航服务的网站。它开创了互联网免费模式，即内容免费，广告收费。　　2000年～2006年，它一直霸居全球互联网排名第一的宝座。2006年全球互联网公司前20名中，它独霸3席，雅虎、雅虎日本和雅虎中国分别位列第1、第7和第14。美国的Google、Facebook，中国的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网无一不是它的追随者和模仿者。　　当年的雅虎“帝国”，几近无敌，甚至可以说，等同于整个互联网。难怪一些专家不无夸张地说：“Internet有朝一日将改变整个世界，但若没有“YAHOO!”，恐怕连门还摸不着呢。”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能买却不买，能卖却不卖　　Internet摸到门了，正在改变着世界。先驱者雅虎，却迷路了。　　1、错过Google 　　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生，搞了一个叫“BackRub(网络爬虫)”的研究项目，想要以100万美元卖给雅虎，这就是Google的雏形。　　Google1998年的页面，标识后面也有个惊叹号，可能在模仿Yahoo!高冷的雅虎却无动于衷，到了2002年，雅虎幡然悔悟，开始认真考虑收购Google，才发现已经买不起了。　　今天，Google的市值是5000亿美元。　　2、错过Facebook 　　2006年，雅虎报价10亿美元准备收购Facebook。扎克伯格和Facebook的投资者几乎同意了这个交易。　　Facebook早期的页面当时正值Facebook内忧外困，雅虎便趁火打劫，在最后关头砍价至8.5亿美元，倍感羞辱的扎克伯格，在董事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撕烂雅虎递交的协议书。过了几个月，雅虎又提出10亿美元甚至更高的收购价，被Facebook拒绝。　　今天，Facebook的市值是3000亿美元。　　3、错过微软　　2008年2月1日，微软开出450亿美元的高价，溢价60%，向雅虎抛出橄榄枝，希望通过两者的联姻，打破谷歌在搜索和在线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　　雅虎却认为报价大大低估了雅虎的市值。3个月后，微软又将报价提高到了500亿美元，不过依旧被后者拒之门外。　　微软洽购雅虎，各方一直看好，最后却不了了之错失了这次高价卖身的机会，雅虎犹如货架上的打折商品，无奈地等待着讨价还价，煎熬地期待着买家光临。　　2016年7月25日，美国通讯巨头Verizon宣布以48.3亿美元收购雅虎。对于曾经的互联网巨人来说，这个结局更像是一场羞辱。48亿美元的售价还不到巅峰时期千亿估值的一个零头。　　老司机，为什么翻车了　　与雅虎同年上线的亚马逊，始终保持稳步上升，成为市值仅次于苹果、谷歌、微软的科技圈第四强。　　只比雅虎年轻两岁的谷歌，在走过18年历史之后，依然处于持续上升通道。　　雅虎这位互联网“老司机”，为什么就翻车了呢? 　　1、迷失在产业更替中　　仅仅错过搜索引擎，并不致命。　　致命的是，雅虎在电商、视频、社交网络、游戏、微博等兴起的时代也鲜有建树，导致其地位日益边缘化。　　2012年，“硅谷女神”玛丽莎・梅耶尔出任雅虎CEO，先后收购了50多家公司，涉及社交网站、轻博客、视频、游戏、电话会议系统等领域。　　雅虎收购的部分公司结果，不少公司在被收购后不久便关停了业务或逐渐消失，雅虎因此被称为“创业公司杀手”。　　2、大公司病上身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雅虎官僚作风日盛，造成组织资源的大量浪费。　　迄今为止，互联网领域最成功的公司基本都是创始人主导，唯独雅虎是职业经理人主导。更加奇葩的是，雅虎22年换了7任CEO，最长的任期6年，短的仅4个月就被董事会赶下台。　　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雅虎却在管理层频繁的变动与更迭中，摩擦内耗、左右摇摆，与其他互联网巨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走向衰落。　　原本可以成为Google、Facebook的“爸爸”，或者微软的“儿子”，最后却像“孙子”一样被贱卖，沦为互联网浪潮的“弃子”。　　雅虎之败，时也，命也?抑或，作也? 　　雅虎倒下了，我们不用太过悲伤。毕竟，柯达、诺基亚，也是这样倒下的。　　毕竟，时代的新浪潮，总是要踩着几块鹅卵石，继续向前奔涌的。　　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　　雅虎的倒下，之于我们个体的意义，不是少了一个浏览新闻的网站，而是提出了一个命题：企业或个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被淘汰? 　　当今之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财富急剧积累……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大变局”的亲历者甚至是推动者―― 　　大江东去，你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逆流而上，但是，千万不要停止不前! 　　花千亿买教训，我们应该学到什么? 　　来源：速途网　　作者：余佩　　1、没有身份定位，就只能在生死边缘挣扎　　里斯和特劳特的《定位》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很实用的观点：企业需要占领消费者心智阶梯中的某一级，才能让消费者做决策时第一个想到你。　　过去20年间，雅虎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始终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没有明确的身份，也意味着没有明确的核心业务和商业模式，也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以门户网站起家的雅虎，却没有专注成为最权威的门户网站;没有维护和拓展品牌大客户资源;孤注一掷与谷歌火拼，却没有做成搜索界的领头老大;甚至邮箱也只有那些有情怀的人才会偶尔拿来回忆回忆。　　其实，雅虎在20年先后发行过的20版公司介绍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定位始终在科技公司与媒体公司之间不停摇摆。这山望着那山高，怎么能做好一个品牌，如何能成为行业的永久标杆，徘徊在生死边缘也只是意料中的事情。　　2、致命错误不断，不作死就不会死　　市场一直非常偏爱雅虎，把很多好机会单单留给了它，可作为“全球访问量第一”的最大网站，雅虎却一次又一次傲娇地把送上门来的机会拒之千里。　　最常被人调侃的便是当年谷歌因为创业艰辛而主动找上门来“求收购”、“求投资”，却被雅虎断然拒绝。作为一家伴随互联网一同发展致富的企业，看不到搜索引擎的重要性是何其致命的错误? 　　这样的大公司，一次失误后通常都会及时亡羊补牢，但同样的错误雅虎却是再一再二还再三的挑战。　　当年，雅虎拒绝了微软开出的446亿美元收购报价，今天却以48.3亿“贱卖”，这个教训真的有够贵的。其实，雅虎是自己将自己作死的。　　3、一超多强的局面，不变则汰　　20年间，雅虎由盛极到衰再到如今无奈“贱卖”自己的现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互联网生态在激烈竞争下“不进则退”的压力和“不变则汰”的残酷，也应了一句话：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在互联网时代，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的。过去十几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互联网快速前进的年代。无数的企业火了，然后又迅速地坠于泯灭;无数的人红了，然后又很快被大众遗忘。时代在变化，大众的需求也在变化，不跟着时代的脚步，坐吃山空，迟早要被淘汰。　　今天，谷歌和Facebook崛起，成为互联网2.0时代王者的时候，雅虎却隐退了。他们没有拼凑出自己的搜索引擎，也没有充分利用社交软件的社交网络潜力。于是，当人们不再通过门户上网时，雅虎到今天的地步也是必然的结果。　　【延伸】从不可一世到一文不值!他曾是马云的偶像，现在却一无所有，这背后… 　　二十年前，他的地位连现在的扎克伯格也无法比肩;他一度是马云青年时期的偶像; 　　他26岁那年创立了雅虎，带领世界步入了互联网时代，改变了硅谷的创业版图，被称为“网络1.0时代的奠基者”。　　2000年，雅虎市值曾一度超过1250亿美元。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　　当他创立雅虎的时候，31岁的张朝阳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还在瞎混，31岁的马云刚刚知道什么叫互联网; 　　24岁的马化腾还在构思企鹅的雏形，24岁的丁磊在为一家美国公司打工; 　　24岁的周鸿�正在西安交大读硕士，而他和中国互联网的恩恩怨怨也为人津津乐道。　　薛蛮子形容现在的雅虎和阿里巴巴就像是当年的小弟弟长成了大爷，当年的大爷沦落成了“小三”。　　跌宕起伏的20多年，对于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来说又有多少扼腕叹息呢? 　　雅虎创立之初：就拿到200万美元投资　　杨致远1968年生于中国台湾。由于父亲早逝，他和弟弟由母亲抚养长大。在杨致远10岁时，他们举家迁往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一个离硅谷不远的地方。　　他也有了新的英文名Jerry Yang，但初到美国的杨致远却因为英文太渣，不得不度过一段黑暗的学校时光。好在他十分聪明，很快就适应了。　　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斯坦福大学，用4年时间拿下学士和硕士学位，留校搞研究时结识了后来的联合创始人David Filo。　　雅虎(英名为Yahoo)来自《格列佛游记》，是书中一群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的野人。　　杨致远自己说Yahoo的命名“在斯坦福大学正事不做，游手好闲，没什么水平，于是自嘲为Yahoo”。　　最初，雅虎架设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网上，就像Facebook架设在哈佛大学的校园网上的道理一样。　　由于访问雅虎的人越来越多，校方不堪重负将他们扫地出门。杨致远设计好了广告流量变现的商业模式，向硅谷的风投寻求融资。　　没想到，这家只有2个人和几台破电脑的公司获得了红杉资本近200万美元的投资，而公司还没有任何收入。　　曾经的互联网神话：2年后雅虎上市，市值高达390亿美元　　在杨致远的主导下，雅虎又从提供分类目录的网站，转变成一个新的媒体。“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雅虎进入信息高速公路，这是一个必经的门户。” 　　从此，门户网站的时代开启，引发一批跟随者和模仿者。国内的新浪、网易、搜狐都是模仿雅虎而来。　　雅虎成了华尔街的宠儿，杨致远的财产也水涨船高。　　杨致远面对采访时说道：“那个时候，最大的快乐不是金钱。最让人感觉良好的是你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 　　1998年《福布斯》杂志推出高科技百名富翁，杨致远以10亿美元的财富跃居第16位，成为高科技中的华人首富。　　1999年，杨致远和费罗已成为网络媒体公司的舵手，公司市场价值高达390亿美元，而杨致远的纸面财富达到75亿美元。　　2000年，雅虎市值曾一度超过1250亿美元。　　最漂亮的一仗：用10亿美元换阿里巴巴40%股份　　在1998年第二届世界计算机博览会演讲前后，马云曾陪伴杨致远游览长城。这也是比杨致远年长四岁的他和杨致远多年亦师亦友关系的开始。　　2005年5月，马云与杨致远相遇于美国高尔夫球场。　　球场上，大家忽然要打个赌，让UT斯达康中国公司CEO吴鹰跟马云比赛打定点，看谁打得远。　　只有杨致远一个人赌马云赢。结果这一杆吴鹰打空，瘦小的马云真的赢了。　　打完球，杨致远就不放过马云了。加州的风很大很冷，杨致远笑着与他并肩而行说，“我们把交易定了吧”。　　雅虎将其在中国的全部资产交给阿里巴巴，再给阿里巴巴10亿美元，雅虎拥有资产合并后的阿里巴巴这家企业董事会的一个席位、40%的经济效益和35%的投票权。　　这次嫁娶，在外人看来远谈不上门当户对，当时的雅虎是世界知名的互联网企业，而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却还是在成长期，淘宝网刚刚诞生，今天阿里巴巴的摇钱树支付宝更是如一个初生婴儿。　　2005 年雅虎用 10 亿美元换取阿里巴巴 40% 股份是杨致远在雅虎的最漂亮一战。　　这个交易对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彻底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生态和走向。　　阿里巴巴上月的IPO震撼了全球市场，该公司股价目前已约为106美元。雅虎持有16%的阿里巴巴股份，价值为360亿美元。　　当杨致远还不是雅虎CEO时，他拿出了10亿美元收购马云公司的30%股份。　　他知道，这些资产未来某天将会有巨大的价值。　　所以马云说杨致远是硅谷最会投资的中国人。这应该也是他在雅虎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雅虎在用尽最后的气力，告别这个时代　　2016年7月25日，Verizon(美国电信巨头)宣布以48亿美元收购雅虎的核心资产，曾经微软想以446亿美元收购雅虎被拒绝，而现在雅虎却不得不接受48亿美元的收购价。　　悲剧没有完全结束，雅虎又被曝出信息泄露事件，Verizon又开始讨价还价了，想再砍掉10亿美元进行收购。　　巨人落幕也会这样的不堪和无力。现在的雅虎甚至连一丝挣扎反抗的底气也没有了。　　雅虎的创立、成长、壮大、陨落为我们完美的展现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全过程。　　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企业短短几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波荡。或许像当年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一样，每个企业的辉煌和衰落离不开时代的促成，也离不开领导核心的内部因素。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了雅虎的衰落。　　一个成功的创始人，不一定是个好的领袖? 　　曾经的时代弄潮儿现在仅能跟随谷歌和脸谱等新兴互联网企业亦步亦趋，后者使用的搜索和社交网络技术大行其道，已经把雅虎等前辈拍在礁石上。　　在市场瞬息万变、技术创新一日千里的今天，不仅雅虎，惠普、柯达、诺基亚等一批“昔日老大哥”也境遇凄凉。　　激烈的竞争犹如大浪淘沙，高技术企业需要时刻保持“战斗模式”，否则很容易被更善于创新的后起之秀淘汰。　　喜欢放炮的周鸿�在离开雅虎中国后，说：“任何企业的成功与失败都是自己造成的，不要全部怪罪于外力。关于雅虎的失败，可以讲，从CEO到杨致远，用两个字概括就成：傻B。” 　　他甚至放言：“杨致远是个成功的创始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也绝对不适合CEO的位置。” 　　雅虎的衰落，杨致远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暂不讨论，不过我们应该相信，历史没有对错之分，毕竟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奠基人，杨致远创造了互联网的历史，这个身份不应该被抹杀。　　如今的杨致远已经远离雅虎，在2012年创办了风投基金AME Cloud Ventures，专注与数据相关和云服务价值链领域的创业公司投资。　　对于杨致远一手创办的雅虎来说，走到今天，需要和时代做告别的时候，雅虎给杨致远留下的印迹恐怕也不会仅仅只是头上的些许白发。　　有人说，杨致远是个成功者，曾几何时，上雅虎网站几乎成了上网的代名词; 　　有人说，一百年后，如果人们只记得两个对互联网贡献最大的人，那么这两个人就是是杨致远和费罗(David Filo); 　　二十年后，这个“曾经的先行者”，这个互联网“老兵”，这个于世纪之交为一代中国网民带来最初记忆的雅虎邮箱、Yahoo Messenger终于要结束自己的风光，成为垂暮的老人。　　现在，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无疑成为互联网行业的超级明星。在一片欢声笑语的背后，曾经的互联网第一代领军人物杨致远和他的雅虎又有谁会去关心? 　　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希望按自己的步调去做事，即使犯下错误也不会有任何人关心。看到我的人总是会说我现在更开心。”这样也好，不被外界过分关心的他才是最开心的人吧。　　我们不去过分苛责杨致远。　　但是，千亿雅虎轰然倒下，是一个必须铭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