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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温城市满意度大比拼！治安交通民调排名！

据Daily Hive报道，距离下一次BC省市政选举已不足一年。全省各市选举定于2026年10月17日举行，届时居民将投票选出市长、市议员及其他市政职位。根据Research Co.最新民调，大温居民对垃圾回收、道路维护、供水供电等基础市政服务的满意度较高；但在治安、公众咨询透明度以及无家可归与贫困问题治理等方面，满意度明显偏低。哪些市长最“得人心”？从这次民调来看，大温各城市的“市长好感度排行榜”分层还是挺明显的。第一梯队（高支持率）：本拿比、新西敏及三联市（高贵林、高贵林港、满地宝），满意度达69%。位居前列，妥妥的“天花板阵容”；第二梯队（稳健区间）：温哥华与素里/白石镇约为58%；兰里、Pitt Meadows、Maple Ridge为57%。第三梯队（相对靠后）：北岸（西温、北温）为48%，列治文与三角洲仅46%，暂居末位。此外，2026年这场选战注定不同寻常，多位在位多年的资深市长已提前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其中包括：高贵林市长Richard Stewart（任职18年）；列治文市长马保定Malcolm Brodie（任职长达25年）。两位市长均表示将在下次选举前“功成身退”，为市政领导层更迭拉开序幕。各项市政表现指数对比在公园与休闲设施满意度上，大温整体表现良好：68%满意公园管理、66%满意环卫、60%认可艺术文化推广。但具体到各城市，满意度有所差异：本拿比、新西敏和三联市满意度达80%居首；北岸为72%，素里和白石镇为70%；两座兰里及Pitt Meadows、Maple Ridge为69%；列治文和三角洲65%略低于平均。温哥华垫底，仅59%满意，其中仅16%认为“非常好”，43%认为“算做得好”，约四分之一的居民直接给出负面评价。温哥华的低分与其独特的公园治理结构相关。作为大温唯一设有独立选举产生的公园管理机构的城市，而非由市议会统一管理，治理模式长期备受争议。市长沈观健曾推动废除公园管理部门，但因省府未批准而搁置。公园体系的差距只是开端，在透明度、公众参与和财政管理这些“软治理”领域，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本拿比、新西敏和三联市继续保持领先优势：54%的居民认可其透明度、56%认为政府乐于听取民意、60%满意财政管理，被视为大温的“信任高地”。相比之下，温哥华及素里/白石镇表现中等，居民评价较为分散；两座兰里、Pitt Meadows和Maple Ridge的表现略低于平均；列治文和三角洲在三项指标中均排名最低，透明度仅27%，财政管理仅32%，是这次调查中公认的“信任洼地”。这组数据传递出的信息很清晰：在大温地区，居民已经不再只看得到的公园、绿地或道路，更在意政府是否透明、是否沟通清楚、财政是否公开。这些“软指标”的差距，也最能凸显各城市在治理问题上的不同。在交通方面，这种差异同样显而易见。交通满意度最高的仍是本拿比、新西敏和三联市，有61%的居民认为当地交通表现良好。随后是素里和白石镇（59%）、温哥华（57%），而兰里、皮特草原镇和梅普尔岭则略低一些，但仍有53%感到满意。然而，列治文和三角洲的交通满意度降至45%，抱怨声开始明显增多。全区最低的是北岸，只有38%的居民满意，更有55%认为当地交通“做得不好”或“非常不好”。这并不令人意外——北岸居民长期被交通困扰，两座跨越Burrard Inlet的狮门大桥和铁工纪念大桥几乎是所有车流的必经之路。车流量过大、事故频繁、时不时封道或维护，让通勤变得拥堵而难以预测，加上缺乏替代路线，使这一问题多年难解。在治安方面，本拿比、新西敏和三联市的满意度最高，达到59%；北岸以55%位居其次。温哥华跌至47%，东部郊区为39%，列治文和三角洲仅38%。素里和白石镇满意度最低，只有35%。无家可归与贫困治理成为最弱项。该领域是全大温评分最低的议题。即便在表现最好的本拿比、新西敏和三联市，满意度也仅为41%；温哥华为39%，列治文和三角洲为31%；北岸22%，两座兰里及Pitt Meadows、Maple Ridge为23%。素里和白石镇表现最弱，满意度仅24%，且有68%的居民认为当地政府处理不力，负面评价率为全大温最高。整体来看，大温各城市在垃圾清运、道路维护等基础服务上差距有限，但在政府透明度、财政信任、公共安全及社会危机应对等治理核心领域，已形成鲜明的高下之分。这些“软实力”短板，预计将成为2026年市政选举中选民考量的关键因素。

5个月前
趁火打劫！列治文火灾公寓楼被入室盗窃

斯蒂夫斯顿弗雷泽公寓三楼一单元在12月2日晚上火灾后被烧毁的情形。马丽亚·兰塔宁/里士满新闻网因斯蒂夫斯顿弗雷泽公寓火灾而被迫撤离的居民们正面临另一个问题——本周三大楼发生了入室盗窃。大楼的业主Capreit表示，尽管采取了安保措施并有现场安保人员，但"入室是通过非常规方式强行进入的"。 Capreit在声明中提到：“由于火灾造成的损坏，目前尚无法确认具体受影响的单元。” 一些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公寓一楼和二楼的多个单元遭到盗窃。虽然电脑和电子产品未受损，但他们称发现珠宝不翼而飞。火灾于12月2日星期二席卷了弗雷泽公寓的其中一栋楼，导致许多居民撤离。截至12月11日星期四，Capreit表示，火灾原因仍然“未确定”。至于居民何时能够回到大楼，Capreit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环境评估的结果，无法就“重新进入的时间表或居民财物的状况”做出评论。里士满皇家加拿大骑警向里士满新闻网确认此次入室盗窃事件的发生，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上周末，为火灾受害者收集物资的活动在斯蒂夫斯顿中心进行。但目前空间已满，无法再接受更多捐赠。由于捐赠数量众多，部分物资将会转交给其他慈善机构。斯蒂夫斯顿中心正在寻找志愿者，帮助本周末进行物资分类，具体时间为周五下午3点至8点、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3点，以及周日下午1点至5点。

5个月前
要命！大温一夜111名司机被禁驾！

开车的小伙伴们，要小心了，由于靠近假日期间，BC省警方最近严厉酒驾行为。（来源：BC Highway Patrol）上周六，警方在BC省开展一年一度的“点亮全省”反酒驾行动，查获了近 200 名酒驾司机。BC省高速巡逻队（B.C. Highway Patrol，BCHP）今天公布了2025年12月6日该行动的执行结果。在那天夜里执法人员检查了 52,091 辆车，开出了 190 张路边立即禁止驾驶罚单和 662 张罚单。其中大温和菲沙河谷等地区，警方开出了 111 张路边立即禁止驾驶罚单。列治文皇家骑警分享了12月6日他们进行路边检查，抓酒驾司机的场景。警方表示：“酒后驾驶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不要冒险”。BC省高速巡逻队表示，与 2024 年的活动相比，这一数字略有下降，当时一夜之间抓获了 222 名酒驾司机，尽管今年执法人员额外检查了近 8400 辆车。督察亚当·塔尔博伊（Adam Tallboy）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的强制性酒精筛查法——允许警方要求任何人进行呼吸样本检测，即使没有怀疑司机醉酒——仍然是执法部门的“一项重要工具”。塔尔博伊说：“许多酒驾司机在接受酒精测试之前没有任何异常，但最终还是被拦了下来”。（来源：BC Highway Patrol）从警方检查的结果来看，库特尼地区酒驾司机的比例较高，接近百分之一。2018 年，联邦政府通过了 C-46 法案，允许强制进行酒精检测。BC省公路巡逻队感谢所有参与今年“点亮全省”活动的市政警察部门和志愿者，并警告司机们，反击行动将在整个月内持续进行。塔尔博伊说：“最好的结果是，你清醒驾驶，遵守限速规定，预留充足的时间应对恶劣的冬季驾驶条件，安全抵达你的圣诞节目的地，而不遭受受到任何昂贵的罚款”。

5个月前
加8岁华裔女童被撞身亡案开庭！坐满华人

12月9日，加拿大一名8岁华裔女童被印度裔司机撞死案在加拿大米尔顿法庭开庭，许多在加拿大华人到场声援被害人以及家属。据加拿大安省荷顿地区警方，11月6日下午约3时52分，一辆雷克萨斯SUV在奥克维尔（Oakville）的一条主干道上突然失控，冲上人行道，撞上了一名39岁华裔母亲和她8岁的女儿，当时小女孩正在骑着滑板车。荷顿区警方已对47岁的阿贾伊·拉纳（Ajai Rana）提出指控，罪名为危险驾驶交通工具致人死亡。据加拿大媒体报道，8岁的受害女孩姓徐，生前是一位冰球队员，奥克维尔黄蜂队女子冰球协会发表声明，深切悼念小冰球手，对她的逝去深表悲痛。徐的多名同学透露，徐生前会弹奏钢琴、吉他，开朗爱笑。47岁的阿贾伊·拉纳（Ajai Rana）则是一名印度裔房产中介。 10日，记者联系上参与该案的一位旁听人员，她是在加拿大华人，该案发生之后非常痛心，她和被害人母亲有接触，知晓被告人是一名印度裔司机，还是当地的房产中介，能支付得起高昂的律师费。为了支持被害人家庭，她专门发帖召集在加拿大华人前来旁听声援被害人家属，“我们把屋子坐满了”。她告诉记者，该案发生之后，被害人母亲的状态很不好，并未出席庭审。据悉，被告称正在准备证据材料，申请延期开庭12周。

5个月前
犯罪护身符！CBSA表示勒索犯都申请了难民！

加拿大计划驱逐参与卑诗省勒索案件人士的努力遭遇阻碍，因为每一名被送交驱逐听证会的嫌疑人都提出了难民申请。通过提出难民申请，这些嫌疑人可能将驱逐行动延迟4年，期间这些人的所有福利补贴都由纳税人负担。有报道称这些嫌疑人全部为印度公民。图源： B.C. Provincial Court 这些外国公民由卑诗省勒索工作组识别，但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开始调查他们时，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是难民。因此，14名嫌疑人的驱逐行动已被搁置，直到移民和难民委员会（IRB）决定他们的庇护申请是否具有合法性。 CBSA告诉全球新闻：“在CBSA对这14人因涉嫌不符合入境条件而展开移民调查后，他们提出了难民申请。” 发言人表示：“CBSA现在必须等待难民保护部门（IRB）裁定他们申请的合理性，然后才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房屋门窗上的弹孔图源：BC省级法庭移民执法机构的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事作进一步评论，也未回应这些人是否全部为印度公民的提问。加拿大律师协会卑诗分会移民事务副主席表示，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情况仍可在难民听证会上提出。 Amandeep Hayer说，难民委员会可能以其因犯罪而不被允许入境为由，拒绝他们的庇护申请。温哥华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表示，通过提出难民申请，嫌疑人可能将驱逐行动延迟多年。他指出：“他们在加拿大获得了四年的居留时间，包括补贴医疗。如果他们想上学，也有补贴，如果需要公共救助，也由纳税人负担。” Kurland将问题归咎于难民案件积压：“这是因为渥太华拒绝为IRB提供资源，以便提供快速听证，防止出现四年的等待。” 驱逐行动是加拿大打击针对南亚社区成员，尤其是卑诗省下陆地区和安省宾顿的勒索案件的重要措施。图源：BC省级法庭印度犯罪组织如Lawrence Bishnoi帮派（加拿大于2025年9月29日将其列为恐怖组织）曾向商户及其他人士索取高额保护费。在电话威胁受害者后，帮派领导会从印度派遣本地“打手”进行纵火和枪击，以迫使受害者支付赎金。由于印度政府据称曾利用Bishnoi帮派攻击在加拿大的政治对手，该问题已与外国干涉和镇压交织在一起。 2025年9月，卑诗省政府成立了勒索工作组，以应对“涉及勒索相关威胁的有组织犯罪活动”。该工作组由皇家骑警领导，由警察和移民官员组成。根据皇家骑警的说法，CBSA是该工作组的“核心成员”，移民官员协助执行搜查令、开展调查并与警方共享信息。截至12月4日，CBSA已对通过勒索工作组识别的外国公民展开了96项调查。其中11人已被发出遣返令，5人已被驱逐。图源：Abjeet Kingra 这11人均被认定为“不合规”，通常意味着他们的学生或工作许可已过期，或未在签证规定的学校学习或工作。 CBSA表示：“此外，由卑诗省勒索工作组提交给CBSA太平洋地区关注的14人，已被送交IRB难民保护部门审理。” CBSA随后向全球新闻承认，这14人全部申请了难民身份，因此案件已送交IRB难民保护部门，驱逐行动因此暂停。 IRB尚未就这些案件作出回应。 2025年12月14日，三家加拿大锡克教组织将在卑诗省萨里举办市政厅会议，讨论印度跨国镇压和勒索问题，称其已达到“危机级别”。锡克联合会、卑诗省Gurdwara委员会和加拿大世界锡克组织在活动宣传海报中表示：“家庭、企业和社区成员正面临恐吓、威胁和暴力，这是任何加拿大人都不应经历的。” 皇家骑警在2024年10月警告称，印度政府人员参与了“在加拿大的严重犯罪活动”，包括勒索。据称，印度外交和领事官员也参与其中。印度尚未承认其在加拿大暴力犯罪中的角色，也未公开承诺停止相关行为。但自上任以来，卡尼总理迅速采取行动修复与印度的关系，希望促成贸易协议。

5个月前

受房市波动等因素影响，一些人选择卖掉唯一住房。有人是为了防止财富缩水，套出更多现金在手；有人为筹措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而降价变现；也有人主动调整资产结构，转向流动性更强的资产以寻求安全感。　　房产曾是中国家庭最坚不可摧的信仰。如今，这些卖掉唯一住房的人们，正在用脚投票，重塑着社会对于房子和资产的观念。　　伤疤　　卖房后的半个月，大福每天都哭。当初精心挑选的家具挂在二手平台，有买家是同小区业主，抱着捡漏心态上门，背着手挑挑拣拣：“是进口的吗？”“还有什么好东西？”一把原价5000块的电子琴，对方只肯出价500。这让她有种家被侵略的感觉。　　沙发、冰箱、电视机，家被买家们一点点搬空，后来床也卖掉了，大福和丈夫打地铺睡，“好像很失败，必须要变卖家产才能够活下去”。这套位于杭州的房子，是大福的丈夫在2021年，预备作为婚房而买下的，价格360万，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当时身边的人，不是已经买了房，就是正打算买房。在婚姻面前，房子是刚需，杭漂了七八年的大福也曾觉得，如果结婚没房，“就好像你过的很苦，找的人也不行。” 　　当时，丈夫是一名大厂程序员，大福在一家几千人的企业里做电商、直播运营，月薪近三万元，两人对未来充满期待。同年，杭州房价整体上涨，部分区域达到了历史高位，他们的经历，是很多高位上车的买房人的缩影。　　20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新房里，她将婚纱照挂在新房的客厅的照片墙上。不到一年，房子卖掉，婚纱照被撤下，钉子被拔掉的墙上留下几个孔洞，像大福心里的伤疤。　　在浙江金华的曹玫，也经历了类似的卖房阵痛。2023年卖房时，曹玫一家在外地，她和买家在线上沟通，把房子从270多万降到240万。这套刚入住半年的新房，她以亏损30多万的价格卖出。卖房后的五天里，曹玫瘦了六斤。　　短短几年，曹玫亲身经历了楼市的天翻地覆。曹玫家庭中的第一套自住房买于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二手房。当时是房东市场，她想签约时，房东说等一等，第二天就涨了2万。2020年女儿出生，老房子住着拥挤，她才考虑换房。　　曹玫还记得当时，自己一眼相中新房带横厅、面积118平的户型，“这个才是家”。那一年，金华房价月度波动，但全年均价坚挺。她和丈夫置换的这套新房，首付80万，月供1万2，选的最贵的次顶层，楼栋也位于小区的中心位置。　　但几年过去，2023年卖房时，市场震荡。曹玫和丈夫签了独家委托，打扫卫生，杂物能藏则藏，就为提高房子的卖相。出价自降30万，买房的人还让她“再降几万”。曹玫开始放平心态，“差额不大的情况下，能成交就成交”。　　如果不是及时脱手，死扛到今天，曹玫计算过，她还要再亏60万左右。就像大福卖房时，中介跟她说：“现在卖，你应该庆幸，没什么好哭的。” 　　现在回想，曹玫觉得高杠杆买下第二套房时，当时27岁的自己还太年轻。她在结婚、生育的人生新节点，在“该买房了”的婚俗观念中仓促入市，还没真正理解，30年房贷意味着跨越4-6个经济周期。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迈恩在《房债》一书中指出：“债务是反保险的。债务并没帮助人们分担与房屋所有权相关的风险，而是将风险集中到社会上风险承担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价一旦缩水，便毁掉了负债购房者的净值，进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止损　　疫情之后，曹玫的丈夫所在的销售行业不景气。2023年，曹玫患有肺癌的母亲病情恶化，要使用昂贵的靶向药。曹玫是独生女，母亲治病的费用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担，加上一万二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三万打底。　　连续五六个月，曹玫夫妇一睁眼就要盘算当天的支出，担心下个月的房贷没有着落。丈夫的笑容越来越少，每天都皱着眉头，“这不是我们俩当初换房想要看到的结果。”曹玫也担心，压抑的氛围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决定卖房时，亲朋好友劝他们，“再守一守，住了半年的房子就卖，又要亏装修钱，还要亏利息。”但丈夫说服了曹玫：“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样保值，它不是必需品，只是作为使用的产品的时候，没必要长期拿在手里。何必把自己绑得这么牢？” 　　跟曹玫的果断不同，大福把房子挂出去时，还存有一丝侥幸。她乐观预计房子的成交周期可能在半年以上，足以等来生活的转机。　　2024年1月，已入职2年半的大福，被老板告知公司业务亏损，无法养活团队。同年6月，她接受单休、降薪，入职了另一家公司，又在转正前8天，公司再度毁约。　　情况比她想象的更难。几个月内，大福在招聘软件上给四五百家公司投过简历，最终进入面试的只有20家。大福32岁，原本就有备孕打算的她，总会被hr问到：“你这两年有没有考虑生小孩？” 　　那时，丈夫工作日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家，周六都会主动到公司加班，为了多赚一天的双倍工资。丈夫的同事替他叫屈：“你这个老婆什么都帮不了你。” 　　即使他能继续坚持，也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作为程序员的丈夫已经35岁了，合同还剩有几个月到期，而早就张罗着纳新的公司，基本不会再和他续约。　　房子挂出去后，为了保证有人看房，中介告诉大福，得在2021年买入的基础上再降几十万。她想再加5万也不行，“那样连看的客人都没有”。大福照做，结果第二天，就有买家来看房，第四天，房子以300万的价格卖出，一切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大福计算过，加上装修费、增值税、中介费，以及房贷还的利息，这个高位买房的家庭总亏损超过100万。　　在三个卖房的故事，林清是经济压力最小的，也最不被理解的那个。林清42岁，单身未育。决定卖房时，他手上还有一笔能支撑五六年房贷的储蓄。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还有人质疑他：“就一套房，还非要趁着这个时候卖，你又不是急等用钱，也不置换，你这编得能不能更离谱！” 　　过去，林清在北京一家头部房企的开发板块工作。疫情之后，房地产行业震动，林清在2023年1月不得不离开。他想过转行，但年过四十，这条出路也艰难。　　2024年3月，林清的父亲患病离世。这两年来，他身边也有同龄人，因心梗类疾病意外离世。人到中年，林清才发现，人生其实很短很无常，“离开这个世界，啥都带不走，包括你省吃俭用、咬牙还贷30年的房子。” 　　林清这套在北京郊区的三居室，他一个人住。书房、次卧、厨房，家里光房间门就有五扇，他习惯关上三个门，好让房子看起来没有那么空旷。　　林清不想为了保住这套房，开滴滴、送外卖，什么工作都得去干。当初，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回甘肃老家找稳定工作的想法，在北京一待就是18年，为的就是从事自己适合并且喜欢的工作。　　2024年5月，林清挂出了房子，价格比同小区同户型低了20万，并在42天后迅速成交。林清是幸运的。房子是2015年买的，卖出价比原来高了一倍。　　安顿　　卖完房子仅仅几天，林清拿到了一个天津的工作机会。这像是个启示性的巧合——只有真正抛下房子的包袱时，新的可能性才会浮现。　　林清在公司附近租下一套36平米的市区老破小。房子墙面斑驳，门窗老旧。但朝南有个大阳台，从早到晚洒满阳光。从110平切换到36平，他发现，其实一个人住一居室刚刚好。曾经9000多元的月供，变成了1700元的房租，也不用交一年好几千块钱的物业费。天津生活成本低，存款产生的利息，就能覆盖林清的最基本的开销。　　住在市中心，去哪儿都方便。爱好摄影的林清，周末就带着相机，流连于不同的公园、景点、咖啡馆、书店和餐厅。去年，林清读过一本叫做《东京八平米》的书，作者在东京租了一间仅有8平米的房间，把生活延伸到城市的街头和空间——去洗衣房洗衣服、去健身房泡澡、在咖啡店办公。在房子上剩下来的钱，可以到处旅游、看展。这种不为房子所累的生活方式，让林清很有共鸣。　　为房子难过了半个月的大福也到了新的租房里。丈夫租房的要求，是“不能比以前差太多，落差太大，你会天天不高兴。”他们最终找到杭州偏郊一套毗邻森林公园的房子。　　原来一个月12000元的月供，在这里能租四个月。房子99平米，还带一个超100平米的后院。大福在院子里种花、种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后院看看瓜果又结了多少。以前的房子买在马路边，总被大车开过的轰隆声、喇叭声包围，现在虫鸣鸟叫取代了噪音，紧绷的神经也在自然中一点点松弛下来。　　阴霾并未完全散去，但大福找到了新的出口。她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记录求职、卖房后的心路历程，向人们展示，“壮士断腕”后该如何生活。账号粉丝从最初的9000多一路涨至6万。关注她的，有过类似境遇的粉丝给大福留言：“一看到你，就觉得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但卖房之后，归属感的缺失，与生活惯性的打破，仍需要时间消化和重建。租房一年多，曹玫还是没有完全适应。租房比原来118平的房子还大，她将这里布置得像家一样温馨，可总觉得无法融入到这个房子里。　　她爱干净，每天都会拖一遍地板。做家务的时候，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这是别人的房子，你为什么要打理得这么干净？女儿在墙上画了画，她就会担心，交房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得重刷一下漆？房东想卖房，她又要开始头疼，一家人的生活用品，还有一屋子的家电家具，得费多少精力在搬家上。　　重启　　租房会不会亏欠孩子？曹玫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也提醒她，孩子需要归属感。但这更多是大人的想象。开车经过原来的小区时，女儿告诉他们：“我们在这里有一套房子。”她管它叫以前的“新房”，而现在的这个才叫“家”。“不管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房子好与不好，小孩子能感受到的其实是家庭的氛围。”曹玫说。　　卸掉房贷的第一个月，一家人从深圳一路玩到香港和澳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们连“旅游”这两个字不怎么提到过。丈夫说，那次旅游，他感受到久违的轻松。他变得爱笑了，也开始注重饮食和养生。　　旅游时，有喜欢的黄金首饰就拿下，两三千块钱一张的演唱会门票，现在想买就买，孩子喜欢的兴趣班，夫妻俩也都会尽量满足。“这在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事情”。孩子在更松弛、更平和的环境中慢慢长大，女儿的同学家长们，都夸她“性格好，特别开朗”。　　曹玫依然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女儿明年要读小学，如果要上重点学校，必须有房有户。她目标明确，即使要买，也不加杠杆、不背房贷。但她还在观望，以前的五六十平的学区房，单价能卖四到五万，现在掉到一万六七，甚至更低。　　比起仍在观望的曹玫，大福的“重建”更为彻底——她开始拆解那条曾深信不疑的人生轨道。　　她从湖北农村一路奋斗到杭州市区，自称“小镇做题家”，曾坚信升职加薪，买房成家，是正确且安全的路径：“人怎么可能不上班？那人不就废了吗？结婚怎么可以没有一套房子呢？” 　　但现在，她做自媒体也已经有一年多了。收入好的时候有两万，差的时候也有七八千。虽然没有以前挣得多，可没有房贷，足够生活。朋友们羡慕她的生活，在职的喜欢她逃离职场PUA和复杂人际的自由；已婚有娃的，羡慕她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不用被逼着奋斗。　　大福没有退出原来的业主群。有一次，她看到小区又在张罗包粽子的活动。去年，大福还是其中的一员，今年，参加的人换成了买家。　　“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房子”的念头偶尔会冒出，但她足够务实：“一想到要背上几十年债去买个房子，万一它像上一套一样贬值……算了，租房也挺好。” 　　大福的经历，让她不再相信“人生有一眼望到头”的确定性。她记得，失去工作那天，她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她是被临时通知的，收拾工位都没有像样的纸箱，是保洁阿姨递给她一个蓝色的大垃圾袋，装她的私人物品。当无常成了常态，反而消解了她对未来的过度焦虑，意外凿开了新的缝隙。　　经营自媒体账号，起初只为糊口接点广告。渐渐地，留言区涌来问题：“你怎么做的？”她便尝试卖课，知识付费。再后来，竟有海外的华人看到她账号的潜力，询问能否代运营。她开始盘算：“干着干着，万一能搭个小团队，做成MCN呢？” 　　新生活的课题，是拥抱不确定性，“我就像一个种子，风给我吹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扎根。”大福说。命运的急流将她冲离了预设的轨道，却也让她漂向未曾想象的开阔水域。　　林清也在这股急流中，校准了对“生活”的定义。在天津这份新工作，“按以前的标准，肯定看不上”。但经历过卖房、找工作、父亲离世，林清心态变了，这样的单位至少稳定、压力小。以前，北漂的他觉得，人就应该多学习、多努力，多加班，但现在他不这样想。　　单位领导曾提醒他，工作可以更积极些。但他的界限很清晰：“该我干的活，我能干完，但不想多干，不是我的活，也别找我。” 　　以前北漂时，林清觉得，买房子才有安全感。可当这份‘安全感’变成沉重的负担，为了它要背几十年债，“有它又怎样呢？”对现在的林清来说，有存款，有工作，才是安全感的基石。　　不过，林清并未完全否定房产，未来也还有购房的可能。因为他考虑到手里都是现金，自己又不是特别擅长理财，买一套房子，还可以分散资。对他而言，房子是一种可选项，服务于他想要的更轻盈的生活。　　在北京工作很忙，连双休都难保证。但他现在每个月都出去走走。北漂18年，林清和紧绷的快节奏告别了。在社交媒体上，他发过一张在天津看过的海报，上面写着：“生存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