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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女老板聘著名女律师上诉事主：有钱不如还我

　　知名女律师赫妮(右)和助手离开上诉法院。　　初审被判欺诈罪名成立的潘钰仪上诉案，昨天在安省上诉法院进行审议。潘钰仪的律师称初审法官因为辩方未能提供对事件的"有力解释"，就接受了事主提供的故事，是判断错误，要求上诉庭更正。控方则认为，原判无误，要求驳回上诉。　　潘钰仪此次聘用的是曾经协助CBC前名嘴戈迈斯(Jian Ghomeshi)打脱性侵罪名的女律师赫妮(Marie Henein)。她昨天向上诉庭3位法官辩称，依法控方需要证明在整个事件中，潘具备"有意欺诈"的企图。　　她认为，本案中，控方未能逐个证明"欺诈"故事上的链条环节。她引用法庭纪录，指初审法官在庭审中称，审理过程中，潘未出面作证，控方没有提出证人，最终也未能提供"具竞争力的解释"(competing narrative)。　　而另外一方面，事主吴先生的证词内部连贯、没有前言不对後语的情况，因此法官就接受了吴对於事件发展的描述。　　潘钰仪初审期间接受媒体访问。(资料图片) 　　但是赫妮认为，法官应该从案件现有的证据中进行分析推理，从而得出无罪或者有罪的决定，而不是接受控、辩方的对事件发展的解释。辩方认为，这是一宗商业合作，但後来潘生意破产，无法还债。但这不能说她是"有意欺诈"。　　不过控方表示，初审法官提及辩方未提供"具竞争力的解释"，因为对方没有相关证据、所以无法提出。而法官之所以接受吴对於事件的解释，也是从本案证据中分析推理出来的。　　控方称，吴先生对事件的解释清晰确凿。他想投资盈利，向潘钰仪支付了62万元的款项，用於投资地产，虽然他对於其中的细节比较粗心，但这是他过於信任潘钰仪的缘故。因为将吴先生介绍给潘钰仪的人，是潘的姐夫陈先生，而陈先生与吴先生是多年的老相识。此外，潘钰仪在华人社区享有盛名，也令吴先生对她相当信任。　　控方续称，初审法官认为，吴先生是一个可信且可靠的证人，理解吴先生向潘钰仪支付62万元的目的，是为了能再出售给某个"来自中国的富商"，以此获得巨额差价的利润。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潘钰仪收到这笔钱之後，用来进行过任何土地交易，而62万元也就此消失。吴先生的这番证词，没有受到辩方的有力反驳。　　控方要求上诉庭驳回潘钰仪的上诉。　　潘钰仪初审被判"诈骗超过5,000元"罪名成立後，曾经一度申请法律援助。结果将量刑聆讯推迟了3个月。之後媒体发现代表她的却竟然是在名嘴戈迈斯案中大出风头的赫妮。潘钰仪当时称，她申请法律援助但未能获批，"幸好有朋友帮我，找到了好律师帮我打"。　　昨天本报问赫妮"潘是怎麽找到你的?"她回答说，"我不能和你谈这个"。　　事主吴先生昨天也来到法庭听审。他说，赫妮是多伦多大律师，价钱昂贵。潘钰仪有这个钱请律师，"不如还债给我"。　　初审结束时，吴先生就曾经表示打算进行民事诉讼，讨回欠款。昨天他说，由於潘上诉，他需要等待上诉结束，所以民事诉讼暂时没有进行。　　3位法官听完控辩双方陈辞以後退庭。据法庭工作人员称，按规定上诉案最迟需要在半年中有判决。不过通常数星期就会有结果。

8年前
BC教主娶25个老婆生145个娃每月领5万牛奶金

　　3月9日，BC省高等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两名一夫多妻案被告对加拿大禁止多配偶法律的宪法质疑。61岁的温斯顿.布莱克莫尔（Winston Blackmore）和53岁的奥勒（James Oler）去年7月24日被法庭定罪，布莱克莫尔娶过25个妻子，有145个孩子，奥勒娶过5个妻子。他们二人从未否认多妻，但坚称这属于受宪法保护的宗教自由，因此提起上诉，目前上诉被驳回。理论上布莱克莫尔和奥勒还可以到联邦最高法院继续提出上诉。　　加拿大刑法第293条明确禁止拥有多个配偶，违法者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是加拿大现代司法史上还没有过因多配偶被判刑的先例。　　背景：加拿大和一夫多妻制　　北美和加拿大的“一夫多妻”制度，最初和摩门教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被主流基督教会排斥在外的“非正统宗教”（cult）在19世纪中叶创始之初，一直有着“一夫多妻”制的传统。随着摩门教徒移民加拿大，“一夫多妻”制度也被带到了这个国家。　　加拿大从建国开始一直强烈反对一夫多妻制。本国第一任和第三任总理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 Macdonald）曾于1888年警告第一个移民本国的摩门社区领袖“不要把一夫多妻制带到加拿大来”。随后，联邦还专门在《刑法》反对重婚罪的条款中专门添加了“限制摩门教徒”的词句，直到1950年代才删除。　　可是，总理和立法部门的努力并没有制止一夫多妻制在本国的传播。不久之后，在卑诗省和草原诸省的乡间郊区，出现了不少一夫多妻制的摩门社区。　　进入20世纪以后，绝大多数教徒已经放弃了这一制度，但是极少部分人仍然坚持着这一“传统”，这些人被称为摩门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和主流的摩门教徒区别。直至今日，在本国卑诗省份的乡间仍有数个摩门社区至今仍然实行“一夫多妻”制，其中包括这次涉案的两个社区。　　除了早期的摩门教徒，历史上一些来自穆斯林国家和非洲的移民中也存在着“一夫多妻”现象，但是并不像他们那样成社区的存在。　　145个孩子，每月领$5万牛奶金　　加拿大禁止多配偶制的法律制定于127年前，一夫多妻制在邦迪福尔却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对于这个奇特的村庄，警方和各级政府多年来的做法是“民不告，官不究”，而且该给的儿童福利和卫生福利都照发不误。当地医院也早已习惯了同一个男子陪着不同的产妇，并在出生证上作为父亲签字。　　布莱克莫尔可以领到多少“牛奶金”？　　2015年，有媒体计算过，布莱克莫尔每个月至少可以领到43160加元儿童福利金。不过这是基于他当时的133个孩子的计算。两年来他又生了12个，这笔钱也应该随之增加。　　从2016年7月1日起，加拿大上调 “牛奶金”。按照新规定，6 岁以下儿童每人每年“牛奶金”最高额为 6400 加元，6-17 岁每人每年最高额 5400 加元。这样算下来，12个新生儿没有可领6400加元，布莱克莫尔每月领牛奶金总额将超过$5万。　　布莱克莫尔居住的这个小村庄叫做Boutiful，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位于本省中南部Creston市外围，距温哥华约400公里，位于山坡山上，约有1000居民。　　这里的居民都是摩门教“末日圣徒”派教徒。该村有自己的学校，但大部分人在15岁就开始到农场或者木材厂工作。　　他们不但施行一夫多妻制，还是个共产社会，这里没有私有财产。　　几乎每家都有一辆加美农村地区常见的卡车，有自己的耕地和牧场，以及一大群孩子。　　村子里看上去很富足，每到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袅袅炊烟。这时有一群孩子从学校里出来，令人奇怪的是，他们长得出奇的相像，一色的金发碧眼。　　因为，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孩子们都穿着背带裤和方格衬衣，好像是生活在20世纪初而不是21世纪。放学后纷纷跑向同一栋大房子。房子的造型更像旅馆，不太像加拿大西南山区的传统住房。　　一走进某个人的家里，厨房里有几十个女性正在做饭，她们都是这个房子里的‘女主人。’ 　　她们年龄各异，装束通常为拖到脚踝的长裙，将颈部裹得严严实实的衬衫，长长的袖子，梳着长辫子。　　所以这个村子里的家庭常态就是：一个男人，20+个妻子，100+个孩子。　　一个家庭里的所有的孩子管所有的女主人都叫妈妈，看起来其乐融融，也并不存在所谓的性虐待性剥削。并且也不用担心一个家庭养不起那么多孩子，加拿大政府会对未成年儿童提供补贴，生的越多，补贴就越多。　　听起来，生活真是十分美好与和谐。　　但是，总感觉这些图片有哪里怪怪的.... 　　这个村子，好像男丁稀少啊....要不然也不会一个男人可以娶超过20个女人呀！　　原来，在这样一个村子里，男孩的命运是很坎坷的。　　很多男孩生下来之后就被丢弃在路旁，即使有少数男孩能够侥幸随同家人成长，他们长大之后也会被强行驱赶出家族。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减少竞争者，让剩下的男人个个能够娶上多个老婆。　　而女孩嫁人之后看似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可是她们大部分都是在15岁时就被迫嫁人，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14岁。由于男婴遗弃的多，这些十四五岁的女孩通常都会嫁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头。　　布莱克莫尔是这个村子一夫多妻的纪录保持者。　　直至2017年，他一共有25个妻子，145个以上的孩子。其中，有一些妻子在嫁给他的时候还未满15岁。　　而他个人觉得，跟这么多女人结婚是在遵从上帝的意思。　　但是，这真的不算童婚？算不算性侵未成年人？　　2014年，布莱克莫尔与James Oler又一次被控“一夫多妻罪”，这个时候布莱克莫尔已经娶了25个妻子，James也又娶了两个。　　2017年7月24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最终以“一夫多妻罪”为布莱克莫尔和Oler定罪，两个人将面临着五年监禁。　　这其中，布莱克莫尔的前妻：Jane是指证布莱克莫尔的关键人物，她在法庭上作证称，布莱克莫尔曾告诉她，自己娶多名妻子是“遵从上帝的指示”。　　而Jane本人却是在18岁的时候突然被告知要嫁给布莱克莫尔，第二天就被迫举行了婚礼。因为过于庞大的家庭，她在2003年选择离开了这个村庄。　　布莱克莫尔被捕后还曾经在一次开庭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声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为社会带来新的变化。要知道，外遇曾经是犯法的，同性恋曾经也是犯法的。　　而早前，布莱克莫尔的律师也表示，若其当事人被判有罪，他将代替当事人向反一夫多妻制的法律发起挑战。

8年前
本拿比银行协会悬红1万加币追缉白人劫匪

　　　警方追缉一名男子，涉嫌与上月底行劫本拿比一间银行。而加拿大银行协会亦都悬红1万元，协助追缉疑犯归案。　　涉案白人男子身高6呎1吋，中等身材，光头，棕色眼睛，可能行动不便。　　警方表示，疑犯被视为有暴力倾向，公众若发现行踪，切勿行近，请立即报警。　　另外，加拿大银行协会亦悬红1万元，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协助缉拿疑犯。

8年前
悍匪打劫大麻店东主夫妻受伤温警发图追缉疑犯

　疑犯勐力推撞女雇员。（警方提供）警方公布疑犯照片。警方公布疑犯照片。疑犯将架上的大麻拨入背包。（警方提供）疑犯掠货后反身逃跑。（警方提供）疑犯逃跑出门时撞到男店员。（警方提供）　　温市维多利亚街一家大麻店去年底遇劫，市警公布劫匪勐力推撞男女两名店员的视频，以及疑犯的照片，希望公众协助识别。　　温哥华警队昨日发出的信息显示，劫案发生在2017年11月4日下午1时，位于维多利亚街(Victoria Dr.)夹34东街(East 34th Ave.)的一家大麻商品店遇劫。　　保安视频显示，疑犯入店后先是与女店员短暂交谈，其后突然跳上柜台，把阻拦的女店员勐力推开，开始抢掠货架上的物品。只见他以手臂把一罐罐货品拨入所携背包中，慌忙间不少货品被扫落在地上。　　女店员其后再次企图阻挡劫匪抢掠，但第二次被勐力推开，女店员逃出商店，不久后，男性疑犯掠货后逃出。这时一名男雇员刚好返回店铺，在店门口遇上逃出的疑犯，被他推撞开，男雇员双脚朝天倒在地上。　　温市警方表示，遇劫的男女店员都有受伤，幸好伤势并不严重，但心理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创伤。　　被劫店铺现已没有营业，曾为旧店铺东主之一的泰勒(Paul Taylor)接受电视台访问，忆述说当时他刚走到店铺外，看到自己的妻子血流披脸，"打一个100磅重女子，将她击至倒地，那人是一个儒夫。" 　　他指当日曾尝试制伏该疑犯但不成功，他形容该男子年轻强壮，他自己也遭对方撞跌，并导致他手臂要缝七针；而他的妻子受了轻伤。他续指，该疑犯在案发前曾到店铺最少四次，到另一分店最少一次。　　疑犯描述为：肤色深浅介乎中度至深度之间，年龄在19至25岁之间，身高5尺10吋到5尺11吋之间，蓄短发，眼睛棕色、眉毛深色。他的特别体征是眉毛很浓密。　　温市警方表示，案发后，探员曾经搜查过往档案，与其他案件对比，但一直未能识别出疑犯的身分，故此将其照片视频公开，希望公众协助识别。　　温哥华市警表示，虽然先前曾经发生过数宗大麻店被抢劫的案件，但未有证据显示，大麻店遭抢成为趋势，他指出，其他零售店也可能被抢劫。不过，市警强调，温哥华仍然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8年前
加拿大男子拒付天价水费账单，结果...

　　温尼伯的一名男子说，他在18个月前收到23,000元的水费账单时“几乎晕倒了”，至今他仍然拒绝付款。　　Matthew Cowap说，2016年10月，一位市政官员与他联系，通知说他有一张关于非常高的季度账单。通常账单约为150元，他说。　　“我当时说，'你确定没有弄错小数点吗？”他说。“他们说'没有弄错，就是23,000元'。” 　　Cowap说，市府告诉他，由于他的房产有漏水，因此他应该负责支付账单。　　由于他拒绝支付，市府于去年8月切断了供水。这意味着他得在父母的家中洗澡并使用容器灌水冲洗厕所。　　尽管如此，Cowap也不退缩。他说他没有看到泄漏，并且出现巨额账单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的水费账单都恢复了正常。　　“我觉得如果在我的房子有价值达23,000元的水泄露，这么大量我在这之前肯定能发现，”他补充道。　　“我现在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大洞里，”Cowap说。　　温尼伯市不想对Cowap的案件发表评论，但表示工作人员会与获得异常高额账单的客户沟通进行调查并尝试寻找解决方案。　　该市发言人表示，避免意外高额账单的最佳方法是定期读取水表。　　水专家Jeremy Gerbrandt表示，他听说有人因漏水而收到明显高于正常的水费账单，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高的水费。

8年前

两周前，曾被指控策划实施恐怖爆炸的两名BC省居民，被无罪释放。法官和辩护律师指责是皇家骑警导演了这出“恐怖袭击”的闹剧。这幕大戏，堪比一部好莱坞大片，其中的跌宕起伏，令人叹为观止。弱势男女成立加拿大基地组织 2013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皇家骑警宣布抓获了两名当天企图在维多利亚省府制造爆炸的恐怖分子。警方指控时年39岁的纳托尔(John Nuttall)和他的同居女友、28岁的卡罗迪(AmandaKarody)在维多利亚议会大厦前的草坪上安放了3个自制的高压锅炸弹。而之前的4月，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恐怖分子引爆了同样的高压锅炸弹，导致包括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内的3人死亡。消息一出，震惊了加拿大，BC省民的神经骤然绷紧。在警方宣布抓获“恐怖分子”纳托尔和卡罗迪后，他们的房东沙曼太太(Shanti Thaman)对蜂拥而至的媒体表示自己相当震惊。这位在素里120th Street 9700路段有一栋独立屋的女士说，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房客竟然是恐怖分子。虽然纳托尔之前有过一系列的犯罪记录，而且还有吸毒的恶习，但是现在已经在利用替代疗法戒毒。他们靠政府救济金生活，但在沙曼太太的眼中，纳托尔不但很礼貌，有时甚至有些胆小。他们几乎从不欠房租，有时手头紧，曾借过沙曼太太20元，后来也及时还上了。房东说纳托尔的外婆也曾经搬来与他们同住过大约2个月，他们的关系看上去非常融洽。但是沙曼太太当时也承认，他们最初搬来的时候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在大约2年前才皈依的。卡罗迪开始穿穆斯林女性的传统服装，他们开始参加附近一所清真寺的活动。一位住在周围的邻居说曾经在晚上看见纳托尔在后院打手机，口里叫嚣着关于“圣战”的字眼，他甚至报过警，并且之后就不再接近他们。后来在法庭上，BC检察官指控纳托尔和卡罗迪是“自我极端化”(Self-Radicalization)的恐怖分子。他们称自己是加拿大的基地组织，要通过实施恐怖袭击来推进他们的政治计划。(当时，伊斯兰国ISIS还未成气候)。但是，拥有如此宏大计划的恐怖分子，似乎与他们两个人的形象相距甚远。上月刚刚结束的BC高等法院的庭审中，主审法官布鲁斯(Catherine Bruce)却说出了更令人震惊的话。她认为，整个这起恐怖袭击，是由皇家骑警一手策划的。如果要判罪的话，皇家骑警才是整个事情的主脑。散布极端言论被情报机关盯上事情的开端是2012年11月，纳托尔在YouTube上传了一段质疑北约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视频。在视频中，他认为盟军对利比亚的打击是为了阻止当时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非洲推行一种基于黄金的货币。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YouTube视频下发表反犹太人和反以色列的言论。在某一段视频下，纳托尔甚至与视频发布者“约架”，要在素里某处地点决斗。有消息认为正是这些举动引起了加拿大间谍机关——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CSIS)的关注，将其列为调查目标。然而这种说法因为CSIS在后来的庭审中以各种理由和手段拒绝和拖延提供相关证据而无法证实。但是在庭审结束公开的资料显示，早在纳托尔上传视频前，他就已经成为了皇家骑警关注的对象。 2012年11月2日，在皇家骑警高层警官与CSIS官员的一次会面中，素里皇家骑警就提到了纳托尔。不仅因为之前他的邻居曾经报警称他在打电话时叫嚣“圣战”口号，还因为一个叫邵德利(Chaudhry)的人也曾打电话报警，称纳托尔有极端言行。邵德利在2012年10月17日打电话报警称，纳托尔说他枪击了一个犹太女孩。邵德利表示，纳托尔可能有精神疾病。他还向警方报告称纳托尔在2011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声称要去阿富汗参加圣战。他和纳托尔并不十分熟悉，但是经常在温哥华Granville和Smythe交界的一座清真寺碰到。接到报警后，素里皇家骑警派警察上门询问纳托尔，他对警察表示自己是跟邵德利开玩笑，而且警察也确实没有收到枪击案的报警。警察之后又一次来到纳托尔的住处，当时他显然是喝醉了，但是他的言语却引发了警官的不安。纳托尔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邵德利要报警，还说真主会惩罚他的。当时上门的警官在记录中表示如果纳托尔不是精神有问题，那么他对圣战的信仰将对社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在几个月之后与警察的一次会面中，邵德利还说纳托尔曾经因为表现出对暴力圣战的兴趣而被Broadway上的一所清真寺和素里的一所穆斯林学校驱逐，但这些说辞都无法得到明确的证实。关于纳托尔的信息似乎受到了CSIS的关注，他们于2012年12月20日正式要求皇家骑警向他们提交有关纳托尔的部分材料。2013年1月24日，CSIS告诉皇家骑警，他们正在调查纳托尔。CSIS认为纳托尔是一个潜在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倾向于被恐怖组织招募，而且有实施暴力活动的能力。 CSIS的情报显然对皇家骑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月31日，针对纳托尔的监视行动正式开始了。第二天，皇家骑警又收到了CSIS的情报，指出纳托尔最近购买了可疑物品，而且或许正在招募其他恐怖分子，对他进行监视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然而，皇家骑警通过监视得到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多重监视收获寥寥对纳托尔的调查被称为“纪念品行动”(Project Souvenir)，法庭文件显示CSIS的情报是调查开始的重要原因。对纳托尔的监视最初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这种监视后来扩展到他的同居女友卡罗迪身上。CSIS的情报指出纳托尔几乎没有朋友，异常封闭，但是监视的结果却与之有所出入。警察发现纳托尔与自己居住的社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和女友都不开车，步行到家附近的加油站买烟和咖啡，也经常买日常用品、酒和药。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都在4个街区之内。通过调查犯罪记录，警方发现纳托尔原来有药物滥用的问题，曾经吸毒成瘾，也流浪过。他的女友卡罗迪却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两人都穿着穆斯林的传统服装。在监视刚开始的那个周末，纳托尔所居住的社区正好有人因为家庭纠纷而报警，皇家骑警利用这个借口敲开了他的家门，对他的住所进行了一番调查。除了有大麻的味道、几个空酒瓶和墙上挂着的带阿拉伯语的挂毯外，并没有其他的收获。在纳托尔外婆史密斯夫人(Lorraine Smith)与他们同住时，纳托尔还会去药店为她买处方药。警察还扮做路人与外婆搭讪，了解到纳托尔和卡罗迪“几乎整天在家里玩电脑游戏”。警察也曾经故意拨错电话，跟纳托尔通话。一名警官在证词中表示纳托尔在接电话时非常友善。经过近一个月的监视，警方对纳托尔和卡罗迪的行踪已经了如执掌，但是找不到任何显示他们有可能是恐怖分子或是正在密谋实施恐怖袭击的迹象。与此同时，对纳托尔购买危险品的调查也没有进展。 CSIS曾经告诉皇家骑警，纳托尔在1月31日在某药店购买了可以用于制造爆炸物的硝酸钾(potassium nitrate)。警方在调取了这家Pharmasave的监控录像后，并没有发现能证明纳托尔购买了硝酸钾的证据。后来一名警官在作证时承认，纳托尔购买原料制造爆炸物这件事，除了CSIS的情报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2月19日，警方又开始对纳托尔的电话记录进行监视。在一个月的时间中，两人与外界总共通话34次，与本案有关的电话几乎没有。3月19日，纳托尔外婆开通的固定电话因为其搬走而停止，而卡罗迪的手机也因为付不起费用而遭到停机。电话监控也无果而终。卧底警察出动恐怖袭击上路在一个月的监控后，警方未发现任何纳托尔参与恐怖活动的证据，调查或许应该自此结束。然而，不死心的皇家骑警在3月1日又开始了更激进的另一轮行动，而这一轮行动也导致最后“恐怖袭击”的发生。警方选派了一名警员扮做一名阿拉伯富商，开始直接接触纳托尔，试图通过这种“卧底”行动来掌握他的“犯罪证据”。这名“富商”于3月2日首先在一个便利店里与纳托尔不期而遇，然后表示自己非常富有，正在寻找自己的侄子。纳托尔表示可以帮忙，这名富商承诺将给予他现金奖励。在这第一次的见面中，纳托尔竟然就向这名卧底警察表示自己对“圣战”行为、暴力理念感兴趣，并且崇拜那些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他还说自己有一个象征性的政治计划但是无钱实施，这名卧底警员表示可以提供帮助。到了3月20日，CSIS在一次与皇家骑警的会面中表示，他们认为纳托尔当天正准备非法购买武器。警方显然对这一情报非常重视，负责“纪念品行动”的警官开始从其他队伍中抽调警员，成立了一支专门监视纳托尔的队伍。后来在庭审中披露，参加“纪念品行动”的皇家骑警最后超过240人，在半年多的监视和卧底活动中，仅加班费就花费超过90万元，整个行动的花费更加惊人。警方于2013年4月25日在纳托尔的住所外设置了一个摄像头，以便24小时监视他。然而，负责的警官对法庭表示不记得这个监视措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犯罪证据。关于警方3月1日之后采取的行动，法官在结案书中的意见非常负面。她认为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纳托尔在进行犯罪活动，警察后续的行动并没有什么理由。在随后的行动中，扮做阿拉伯富商的卧底警官开始跟纳托尔和卡罗迪频繁接触，最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过程中，卧底警员不仅为他们买食物、咖啡，还提供金钱援助。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疑，这两个人都是靠政府福利金生活的，没有警方的金钱援助，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最后制造炸弹的材料。并且，卧底警察曾表示只要能实施恐袭，他会负责“帮助寻找地点和工具，我们一起干。” 警方表示纳托尔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要制造恐怖爆炸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让加拿大停止参加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然而，在一次警方的会议中，却指出纳托尔可能有发育迟缓(developmental delay)的问题，因为他说话的语速很慢，对别人的话也要用比正常人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多个证据显示，纳托尔患有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这是一种神经性病变，会导致虚弱和肌肉刺痛。而且，警方曾有人质疑他是否有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比如，他甚至不知道加拿大国庆日究竟是哪一天，还曾在外地时说自己听见了家中猫的叫声。而且，纳托尔似乎很喜欢说大话，他曾经对邵德利和卧底警官都说过自己是一名电脑黑客，可以瘫痪政府网站，他的哥哥是一名加拿大军人，正在参与阿富汗的军事活动，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而这一点也成为后来辩护律师攻击皇家骑警的主要问题之一。纳托尔虽然表示要搞恐怖袭击，但是他最初的想法十分幼稚。他曾经对卧底警官表示，自己要造火箭搞恐怖袭击。卧底警察在行动过程中，曾经带纳托尔和卡罗迪前往惠斯勒、基隆那和维多利亚等地，等待他们形成成熟的恐袭方案。纳托尔最初的目标包括温哥华岛上的加拿大军事设施、一艘核潜艇以及访加的美国航空母舰等，他还“计划”在维多利亚劫持一列火车，以人质要挟加拿大政府。然而，在过程中卧底警官向他指出，维多利亚并没有客运列车。一次，纳托尔对警官表示，需要搞到包括AK-47冲锋枪在内的多种武器，以便袭击加拿大的军事设施，但是警官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后来法庭辩论中，对卧底警官的角色控辩双方有很大的争议，辩方坚持认为该警官在这起“恐怖袭击”中扮演了超过本职工作的角色，从而使两名嫌疑人一步一步策划并最终实施了犯罪活动，而控方则坚称警官的活动是有严格剧本、符合法律规定的。在否决了多个异想天开的恐袭方案后，卧底警察催促纳托尔和卡罗迪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过程中，还有别的警员扮做“恐怖分子”加入，辩方律师说这更增加了她的委托人的压力。最终纳托尔选择了使用自制高压锅炸弹。其想法来自之前发生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和一本纳托尔从网络上下载的基地组织宣传杂志《Inspire》，其中有详细的制作高压锅炸弹的方法。但是，纳托尔根本无力获得制造爆炸物的原料，卧底警官承诺他，会帮他搞到半公斤的C4炸药。 “恐袭”完成束手就擒纳托尔开始制造炸弹的时间是6月下旬，卧底警官开车带着他们二人前往不同的商店购买制造炸弹的必需材料。虽然之前警方曾经向纳托尔提供经济支援，但他们坚称他是用自己的钱购买了3个高压锅，警方不会花钱购买任何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但是有证据显示，警方还是提供了炸弹导线等小的部件。在7月1日前几天，卧底警察为了让他们专心制作炸弹，甚至为他们租了位于温哥华南区的一间酒店的房间。他们在那里按照基地组织杂志上介绍的方法，做出了3个高压锅炸弹。期间，这位扮做阿拉伯富商的警官还介绍了他的“兄弟”、一名黎巴嫩人给纳托尔认识，并称这个人手中有C4炸药。当然，这名“兄弟”也是皇家骑警假扮的。在接触过程中，纳托尔还有些犹豫，但是这名警察跟阿拉伯富商合演了一出戏，让纳托尔更加坚定了使用炸弹的决心。纳托尔和女友在酒店里的所有行动都被警方事先安放的摄像设备全程录下，期间他们声称要实施恐怖袭击，杀死很多加拿大人。然而，在与卧底警察接触的整个过程中，纳托尔的想法前后并不一致，有时他认为不需要杀人，只要引爆炸弹造成影响就可以实现他们的目的;有时他又表示不希望杀死女人和儿童，而且只想杀死非穆斯林;但有时他又跟卡罗迪商讨如何让炸弹的威力变得更大、杀伤力更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加拿大日前两三天，这两名“恐怖分子”甚至还没有决定到底将炸弹安放在什么地方。之前的计划除了议会大厦，还包括一个脱衣舞俱乐部、一个同性恋酒吧等。纳托尔曾对卧底警察表示在议会大厦前实施爆炸有风险，但是该警官仍然诱导他在那里实施爆炸。纳托尔多次表示尽管炸弹已经制作完成，但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法庭调查显示卧底警察希望袭击一定要在国庆日发生，而其中的原因更是可笑。法庭文件显示该名卧底警察安排在7月休假，所以袭击必须在国庆日发生。计划中的“爆炸”发生前一天，卧底警察开车接上纳托尔和卡罗迪，坐渡轮来到温哥华岛，并在靠近维多利亚的一间旅馆住下。当然，所有的行动都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中，他们还驱车到维多利亚踩点，直到这时，纳托尔还在考虑其他的爆炸地点。经过来回的考虑，最终决定把爆炸物放在议会大厦前面草坪的花坛中。警方在法庭作证时指出，当时3个高压锅炸弹已经过警方的处理，里面并没有C4炸药，也不会真的爆炸。纳托尔还跟卧底警察讨论了到底在什么时候引爆炸弹才能造成最大的伤害，以及留给自己充足的时间逃跑。警察许诺在设定定时器后，将带他们离开维多利亚，并安排他们乘飞机逃走，开始新生活。最终，炸弹定时器被设定在7月1日上午10点和10点15分。纳托尔表示第一次爆炸后，将有大批警察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第二次的爆炸或许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7月1日凌晨5时许，在卧底警察的注视下，纳托尔完成了3枚炸弹的安放，随即离开维多利亚，在警方的安排下入住一间阿伯斯福德的旅馆。他们在旅馆中注视着电视新闻，却发现并没有爆炸发生。下午2时，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早已埋伏多时的皇家骑警将他们逮捕。在随之长达数月的审判后，2015年6月，纳托尔和卡罗迪被判两项与恐怖袭击相关的罪名成立，但是法官并未公布刑期，因为辩方律师认为皇家骑警存在诱捕行为，又开始了长达1年的诉讼。审讯直到上月初结束，BC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骑警的诱捕行为属实，有滥用程序的问题，宣布释放纳托尔和卡罗迪，剧情出现大反转。是否诱捕控辩交锋在庭审过程中，辩方女律师桑德福德(Marilyn Sandford)强调警方对纳托尔和卡罗迪施加了种种压力，卧底警察在行动过程中也充当了不当的“精神导师”的角色，从而最终将两人引向实施恐怖袭击的路途，是非法的诱捕行为(entrapment)。辩方认为卧底警察给两名嫌疑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辩方指出，他的委托人认为卧底警察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如果不最后实施恐袭，他们有可能被干掉。而且，在行动过程中，卧底警察曾经表现出对他们没有完善可行的攻击计划的不满，并曾斥责纳托尔。在法庭播放的录像中，纳托尔显得非常胆小，低头接受自称阿拉伯富豪的这位警察的训斥，并最终确定了用高压锅实施袭击的最后方案。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卧底警官表示事成之后，将给纳托尔和卡罗迪办假护照，并用私人飞机带他们离开加拿大，给他们收入不菲的工作，让他们重新做人。辩方律师在后来的陈词中也指出，警官的这些承诺反而有可能成为他们最终实施犯罪的驱动力。而且，辩方指出在过程中，他的委托人曾经认为这名警官才是真正的主脑，而自己只是听命而行。检察官在庭审中称皇家骑警并未对纳托尔和卡罗迪施加压力，而且参与行动的警官在作证时也指出，在调查期间多次询问纳托尔是否要放弃恐袭行动，都被他拒绝。在前往维多利亚实施最后的计划前，警官在登上渡轮前也询问他是否要放弃，但也被其拒绝。在提及警方的方法时，媒体均指出“纪念品行动”并不属于大众之前所熟悉的合法的“老大哥”(Mr. Big)方法。这个方法是在有充分依据显示嫌疑人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后，采用卧底等方法获得嫌犯口供。最受华人熟悉的是温哥华汤远熙弑母案中，警方派出卧底联络嫌犯，表示发现了他母亲的尸体，并可以收钱帮他处理掉，从而获取了汤的信任，成功掌握了其杀害母亲的详细情况。曾著有《“老大哥”：加拿大的卧底调查实录》一书的作者Kouri Keenan表示，纳托尔案件显然不是这种方式。纳托尔的辩护律师反复强调警方开始调查时，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的委托人有实质性的犯罪行为。而最终的恐袭是在警方深度介入下达成的，没有“纪念品行动”，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次“恐怖袭击”。法庭中多次提到对诱捕的法律解释。高等法院在1988年一起涉及贩毒的诱捕诉讼中指出，警方在办案中只能设置一个机会，观察某人是否会乘机犯罪，但是不能引诱、鼓动和以施压的方式促使某人尝试这个可能犯罪的机会。法庭认为在这些压力下，一般的加拿大人都可能做出犯罪活动。维多利亚一名并未参与此案的刑事律师Michael Mulligan表示，从种种迹象看，该案件中有些地方是因为警察的介入并引诱才造成的，如果没有警察，可能该案就不能发生。早在审判前，温哥华的刑事律师、加拿大律师协会刑事分部主席Eric Gottardi也认为该案属于诱捕一说是“很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