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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十一”刚过，黑龙江省肇东市就降温了，最低气温已到了零下。吃完晚饭六点多，大街上行人寥寥。去之前，我是做了准备的，但此时，即便是把整个人都缩到羽绒服里，还是觉得冷，风像能穿过人的身体。回宾馆，进房间，打开电脑，开始听一段录音。 “你知道吗，原来有时候杀人就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我现在站在24楼的高楼上，我不知道。我的人生随风而逝。可笑的是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 入耳的这段声音，一听就是年轻的。音质有些“硬”，背景是呼呼的风声。这是16岁女孩陈欣然发给朋友张南的一段语音。当天凌晨，她的母亲死亡了。 1 “很奇怪。我杀了她。她没有救了，我知道她应该是没有救了。救回来又怎么样，我是个杀人犯。” 2016年9月16日上午6点半，43岁的陈刚被朋友叫到楼下，朋友说“出事了”。等他赶到，才被告知41岁的妻子李梅已经去世，16岁的女儿陈欣然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在逃。 “我的心情，当时已经是走不了道了。” 陈刚知道女儿控制妻子有八天的时间了。之前他们一家住在案发的复式楼里，近两个月因为闹矛盾，父母搬出去另租了个房间。李梅总惦记女儿，常回来看望。9月8日中午，李梅说回家给女儿做饭，但一直到晚上，都没回夫妻两租住的地方。 “第二天说好要一起去哈尔滨参加会议的。一个怎么教育子女的会，之前她大舅推荐的，我记得花了500报的名。她肯定得回来，第二天还得坐早车去哈尔滨呢。” 陈刚当时就让朋友打李梅的电话。电话是女儿接的，“说她妈在洗澡。”陈刚一听到这话，就觉得反常。他疑心妻子被女儿控制了。 “我俩搬出去之后，女儿把房间锁全部换掉了，我进不了家门。”陈刚来到自家楼下，转了一圈，又走到对面的一栋居民楼观察。复式楼是陈刚2008年买的，六带七两层。在对面，陈刚发现七楼原本是女儿房间的灯亮着，灯下的影子像是他妻子。陈刚在对面挥手，妻子很快也看见了，示意他下楼。陈刚下楼之后，李梅给他扔下了第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没事，就是要学费。我今天在这住了，你们回吧。手机在孩子那。” 被控制期间李梅曾在七楼房间阳台处举着这块板子，上面写着两个字“没事”。 2 “你知道吗？如果他们能，不那样，我可能还在上学，在上课，当一个学习不好却努力学习的学生。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就当上帝开了玩笑，就是一个故事。” 在父亲陈刚的讲述中，女儿陈欣然从小成绩“中不溜秋”。“在咱们的这个社会，没有知识，以后怎么办？”陈刚毕业于原来的黑龙江省银行学校，妻子李梅毕业于哈尔滨电力学校。夫妻两后来在肇东有体面稳定的工作，就得益于努力学习。在他们的年代，上中专的学生成绩是不错的。所以当陈欣然的成绩总上不去，陈刚夫妇着急。“但她一直是听话的。让她坐在书桌前，她哪怕学不进去，也会坐着。是乖的。”2015年，15岁的陈欣然初中毕业，没考上当地最好的一中，还和陈刚说要复读。“你说要有乱七八糟的想法，能说复读吗？就是想考一中嘛！” 变化或许是悄然发生的，或许就是一夜之间。陈刚说，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女儿陈欣然结交了一些他很不认可的朋友。这些朋友“头发剪得很短，不爱学习”。有一次陈欣然跟母亲去理发店，突然提出要剪一个类似阴阳头的发型。 “她妈当时就打电话给我，我说不行，不准。”父母极力反对，陈欣然还是把头发剪得十分短。回家之后，陈刚骂了女儿一通，内心也明白了一些事，“她有一个朋友就是剪这样的头发，一模一样的。也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 陈刚开始限制女儿和一些朋友交往，可以预知地，自然遭到了陈欣然的抗议。暑假过去了，陈欣然开始在肇东二中上高中。陈刚发现，女儿在课后总不按时回家，还和那些“不好的”朋友混一处。 “别说是小姑娘了，就是一个小子也得去找啊。”陈刚先是下班后开车去接女儿，女儿几次反对，他只能同意女儿自己回家，但约定了时间。“先开始还到点回家，后来越来越晚，再后来打她手机，总说马上。再后来，她就烦了。” 陈刚和李梅试过其他办法。悄悄去学校门口跟，看女儿究竟和谁在一起；如果陈欣然说去朋友家玩，他们会给对方家长打电话。小时候因为女儿不爱学习，陈刚动过手，但“后来大了，我就很注意了”。印象里最后一次动手教训女儿，也是因为朋友的事。高一上学期一天，天已经很晚了，陈欣然在家，突然拿着手机跟父母说，朋友在楼下等她，她要出去。陈刚不同意。态度很坚决。“最后我打了她一屁股，踹了一脚。” 有一次陈刚看着女儿拿了一本书出门，《少年维特之烦恼》。他悄悄跟着，到了学校旁的一个饮品店。店里有不少学生，“都是些十五六的小孩儿”。陈刚没找见女儿，但眼尖地看到女儿的书放在吧台。那是陈刚第一次见到张南，店里的老板娘，看上去也有三十多了。“我问她，陈欣然呢？她说，没见啊。我说，这是她的书。她说，店里孩子多，她不记名字，看见脸能认出来。” 陈刚下了一个后来他后悔莫及的决定。陈刚对张南说，“我家孩子现在有些叛逆，不太听我们家长的话，要是孩子喜欢来这里喝饮料，你就多劝劝她，和她说说道理。”陈刚说，当时想着的是，张南毕竟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应该能理解做家长的心情吧。 3 “是，是我的过错，她死了现在，死透了。我知道这些，你有可能根本就听不到，但是我想告诉你，和你在一起的这些时光，是我最后的人性，无比的温暖。” 陈欣然坐在我面前，眼神里是不隐藏的桀骜。她的声音就和发给张南的那些很长的语音里听着是一样的，有些生硬，发音短，快，像裹着什么东西，有些含糊。她说，她知道父亲把自己“托付”给张南的场景，她看见父亲跟着她。父亲对张南说那一番话的时候，她就在饮品店里。她只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父母。 “我不管有什么朋友，他们就去作，去闹，去我朋友的父母那里说。”陈欣然说，不止一次有朋友跟她说，“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父母太烦人了。” 陈欣然说，父母一直这样，不尊重她。剪头发那次开始，她就明白了。在她看来，根本不是朋友怂恿，“从小到大我就不想留头发，但我父母总说，你是个女孩子，你按女孩子的样儿来。” 在自家，陈欣然原先一直住在七楼的房间，房间没有锁，她和父母提出过要一个锁，又提出进门要敲门，“不然谁随时随地都能走进来，不管我是在睡觉，还是在换衣服，我很不舒服。”这些要求也没得到支持。陈欣然很喜欢体育。上初中时，她和父母提出想要专门练。陈刚不同意，“我说，练可以，但文化课必须学。后来一看不行，就算了。”陈欣然觉得父亲太强势。“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我参赛都已经报名了，他们不让我去。就因为那次，教练再也没有找过我。” 初中毕业，陈欣然没考上理想高中，“压力很大”。上高一后，功课紧张，她有些跟不上。想“找人说说话”的时候，父母又让她失望了。“他们摆出家长的架子，跟我说，你说话不要翘着腿。你手不要叉着，之类的。” 陈欣然开始找一些朋友一起玩。玩些什么呢？“就是在大街溜达，喝个奶茶。我们也不做什么。”陈欣然说，周边的朋友也有抽烟喝酒的，她都不做，她喜欢安静些的活动。她也是在朋友介绍下去张南的小店喝东西。有了父亲的那次“嘱托”，她就更常去了。张南今年38岁，一开始陈欣然喊张南叫“干妈”。熟了之后，她再去喝奶茶，张南也不收她钱。她也越来越愿意和张南说话了，不费力。“我觉得她是唯一能够理解我，信任我的人。” 陈刚和李梅夫妇在此时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们打听到，张南还没结婚，之前似乎在海南做生意，具体做什么不清楚。最重要的是，“听说她是16岁离家出走的，跟家里人关系不好。” 4 “你是唯一一个有机会完整见证到整个事件最原本的过程的人。” 和张南慢慢地熟了，陈欣然和父母之间越来越远。她仍旧很迟回家，到后期甚至不回家。她甚至会去张南那里过夜。陈欣然说，她在父母那里，最缺乏的是“尊重”。而对于张南，“是亲情，友情，信任，很多感情杂糅在一起，很复杂”，她顿了一顿，“因为我自己这些感情，都是缺失的。” 2015年底，和父母的关系已经很糟糕了，陈欣然想断绝关系。“网上下载了模板。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反思反思自己，尊重尊重我。” 陈刚的手机微信里至今留着女儿发给他的“断绝关系书”。陈欣然提出，父母给她钱，直到成年，但不必管她。陈刚说，他和李梅都寒心过，“但是，是你自己的孩子”。李梅也曾打电话给外地的妹妹诉苦，还说张南甚至来自家，跟她说了这样的话，“这孩子你就当没生过，你再要一个吧。”李梅的妹妹说，当时她一听这话，就气坏了，“她干什么吃的？凭什么说这话？我们家的孩子，求着她给教育了吗？” 陈刚和李梅没有答应给女儿钱。2016年1月，放寒假，陈欣然离家出走了。 2016年1月21日陈欣然站在高楼上的自拍。陈刚夫妇着急过，暗中找，发现女儿就在肇东当地打零工。两个人马上想到张南，开始调取张南家附近的监控，果然发现女儿会去张南那里过夜。“有时候她也住宾馆”。直到过年了，女儿还不回家。陈刚想尽办法，最后打电话给张南。“如果你知道陈欣然在哪里，帮我劝劝。结果她说，不知道。” 最后李梅想了个办法，让其他亲戚转告陈欣然，说爷爷生病了。陈欣然回家了，发现家里人骗了她。不仅如此，“他们还教育我，把我硬塞到车上，说我错了”。这让陈欣然无法忍受。等她再看到父亲陈刚的时候，怒火爆发了，两人都从内心深处觉得，明明就是对方的错。 “最后我爸说，既然这样，你走吧。”陈欣然真的走了。她这次离开了肇东，来到100多公里之外的大庆。她在大庆晃悠了几天，在一家夜店找了一份切果盘的工作。 5 “直到现在我都恨他们。” 2016年2月，陈欣然在大庆的时候，她做梦也没想到，家人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李梅的妹妹说，陈欣然的表现让全家人都很吃惊。“以前她只是内向，不爱说话，但突然就离家出走了，整夜整夜不回家，谁能受得了？” 更让家人无法接受的是，陈欣然还经常性地和张南在一起。陈欣然到大庆后，陈刚也去找过。发现张南也在。有一次他跟着张南到一个宾馆，要了隔壁的房间，在窗台那里听到，“要什么什么货，多少钱”。陈刚觉得，不能再等了。 “就觉得，再在外面多一秒都是危险，那情况就不允许你再等。必须得找一个全封闭的学校，那种她出不来的，别人进不去的。只有这样。”李梅的妹妹说。这是这家人，陈刚、李梅、李梅的哥哥妹妹、陈刚的哥哥妹妹集体做的决定。他们听说山东有这样的学校。陈刚上网搜，搜到了一所“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又托山东的朋友去打听。“听说学校名声挺好的。这个说实话，我们谁都没有亲自去这学校看，因为那时确实觉得，时间不允许了。” 陈刚联系了学校，说了陈欣然的情况。校方表示，可以派人来接。寒假快结束的时候，在大庆，陈刚和李梅的妹妹见到了学校的教官。学校来了三个人。陈刚说，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学校会怎么管教孩子，“我问他们，打骂孩子吗？他们说，我们就这么些教官，几百个孩子，能打骂得过来吗？我一想，确实有道理。” 李梅的妹妹又问，那都是些不听话的孩子，为什么到了学校就会听教官的话，改掉坏毛病呢？“教官当时跟我说，小孩子都是这样，在家长面前一个样，到学校的那个环境下，自然就好了。” 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 2016年2月26日，陈欣然说，刚在夜店上了两天班，晚上在宿舍，值班经理来敲她的门。“一下就进来两个人，陌生人，我没反应过来，就被架住了。”陈欣然说，父亲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我，就跟看一个仇人似的。”她还看到了小姨。“我就问怎么了，小姨说，送你去上学。” 陈欣然说，她双脚没离地，直接被带到车上。两个教官穿着迷彩服，一左一右地把她夹在中间，拿走了她的手机。随后教官跟她说，车会直接开到山东。“说我以后就在他们那里上学了，说我爸给我报了名。”陈欣然有些不明白。她说，开始她还挣扎，反抗，但对方很快把她制服。后来她在车后座上看到前排的教官在接电话，而那个号码她很熟悉，是她父亲的号码。 “打了两个电话来，每打一次电话，教官就会扇我，打我巴掌，我嘴都出血了。” 车开了十几个小时，中途陈欣然提出想上厕所，其实是想跑，但没成功。她记得教官抓着她，说，“看来你爸说得对，就是不应该相信你。” 陈欣然把受的罪全部记在了父亲头上。 6 “在最后一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社会，看到了我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对这个世界不抱任何希望。” 车几乎开了一天一夜，来到了济南的学校。陈欣然开始慢慢习惯这所她称之为“变态”的学校。学校的校服是迷彩服，一人两套，不能穿别的衣服；陈欣然的手机被收走，被告知在学校里不可以上网，当然也不能玩手机——其实这所学校是专业“戒网瘾”的。可是，陈欣然很快发现，学校里只有很少部分的学生是因为有“网瘾”。 “学校里很乱。吸毒的贩毒的，卖淫的赌博的……我跟他们比起来，我真的不觉得做错了什么。”陈欣然不太明白父母为什么把她送进来。她不能和之前的朋友联系了，她不知道张南会不会担心她突然不见。陈欣然入学时填了张新生登记表，在各个阶段“记忆中开心的事”一栏，她写着“无”，喜欢的亲人一栏里，她写着“没有”。而在“记忆中伤心的事”和“原因”里，她写了很多——“被父母打骂”“被别人欺负，父母却不维护我”“家里只有冷暴力”“父亲夺走一切我的东西，朋友、自由、权利。” 在“困惑和烦恼”一栏，她写着，“家里面为什么不能够尊重我”。但她只能适应。陈欣然的宿舍里住着14个人。她的两个舍友说，“她表现挺好的”。在学校里表现好就是铺面整齐、训练认真。学生们早上5:45起床，整理内务，再集体打饭吃早饭。女生上午去操场训练，下午在教室上文化课，男生相反。晚上集体看电视，总结一天，9:00熄灯睡觉。除了洗澡，其他的所有事情，吃饭、训练、上课，都是集体进行的。陈欣然的教官李桂芳说，“她都很听话，也没和其他人闹什么矛盾。”舍友说，“她晚上总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她的班长形容她，“高冷又随和。高冷是她不怎么主动说话，来了也就跟我们说，她跟父母关系不好。但挺随和，集体活动的时候积极。后来还要求当班长呢。” 相比同学对她正面的评价，陈欣然自己对学校的描述却是“惨无人道”——“体罚，还有精神上的折磨。” 陈欣然说，早上训练的时候是，“做一些重复的消耗体力的动作，比如一直俯卧撑，一直跑步。”“很多规定很变态。在一个高压环境下，很多事都没法去做。你可能今天跟一个人关系很好，明天她就去教官那里告发你。你是不是错了不重要，只要别人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 陈欣然的身体也十分不适应。她的背部和手臂长了不少疹子，在学校的医务室里擦了药，但一直没好。更无法启齿的是，三个月里，她的生理期没来过。事发后，山东省教育厅给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下了整改通知。入学前三个月是新生期，不仅不能和外界联系，不能出校门，甚至父母都不能见。三个月后，2016年6月初，陈欣然终于盼来了自己的父母。 “孩子见我们第一面，给我们跪下了，孩子哭了。我们做父母的也受不了，我们也哭了。”陈刚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他说，看到女儿，没怎么变。女儿当时跟他们说，学校有体罚。“我想可能是军训那样，不认真了，打一下，不会很重。”陈刚夫妇已经交了一学年的学费，三万多。此时他们告诉陈欣然，“你再待一年吧。” 陈刚不曾告诉女儿的是，2月份女儿被学校带走时，他也来了。 “哪里能放心啊，我和她妈第二天也来了。”陈刚说，因为学校规定前三个月不能见面，“所以我们在监控下看到孩子了，她在和教官谈心，我看着挺好。”陈刚说，他内心的想法就是“病急乱投医”，“你想想，但凡有一点办法，哪个家长忍心把孩子送走的？” 当时，陈刚还在学校的入学报名登记表里这样描述女儿的情况：“对父母的管教不理解，非常反感，甚至恨父母。”“有不回家住的现象，常与年龄稍大的阿姨（38岁）在一起，并且非常听她的话。” 7 “我居然想说，我不后悔。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事儿，我，后悔没有早点遇见你。我的父母哪怕是你也好啊。我的人格会健全一点，我不会这样。” “是他亲手把你推入深渊，等你爬上来，他非但不拉你，还再踹你一脚。”陈欣然说，她好不容易捱到见父母，又跪下了哭着求父母带她回家，但回答是“再待一年”。陈欣然暗地里有了计划。她告诉父母，自己发疹子，总不好，央求父母带她到济南的医院看一下。陈刚和李梅答应了。 6月10日，陈刚夫妇带女儿出学校了。陈欣然三个月以来第一次踏出校门。在医院，陈欣然找了个机会，逃跑了。 “第一反应是离开这儿，远离这儿。毫无目的地一直在跑，也不知道要去哪。”陈欣然跑了一会儿，又电话联系上一个朋友。对方给她在旅馆开了一间房。“我就睡了。” 陈刚和李梅意识到了陈欣然对于学校的抗拒。他们满大街地贴“寻人启事”，写着：“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所学校，我们就不让你回学校了，妈妈相信你！本想安排好高中学校后来接你，只是没能及时告诉你这事。马上回来吧，爸爸妈妈带你一起回家！” 陈欣然从学校逃跑后，父母在济南满大街贴寻人启事。除了粘贴寻人启事，陈刚还找了当地的媒体帮忙，想要上节目寻找女儿。好在三天后，通过亲戚，他们找到了陈欣然。 “她刚见我的时候又哭了。”陈刚看出了女儿的害怕，他赶紧说，再也不送陈欣然回学校了。之后，陈刚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宝贝女儿，父母一定不会再把你的心弄丢了，爸爸有错就改。” 8 “到底是因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了？我变了吗？我不知道。” 从山东回家之前，陈刚和李梅陪着女儿玩了几天，为了散心，也是为了说开一些事。 “她有很多事还是不愿意多说，但我想就算了”，陈刚说，他推心置腹地告诉女儿，为什么要送她去学校。陈刚甚至记得，一次他和女儿吃过晚饭，边走边聊。“走了很远，到家都快12点了。我把这些年父母的付出，对她的希望，全说了。我感觉孩子内心深处是有回应的”。顿了好几秒，陈刚有些黯然地补充，“也可能是我感觉错误。” 2016年6月，陈欣然回到了家，和父母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天。大人白天上班，她在体校报了个拳击班，去上课。但很快，争吵来了。因为陈刚发现，陈欣然居然又和张南联系上了。 “孩子的性格是执拗的，认定的事很难拉回。”陈刚最害怕发生的事，没有躲过。在陈欣然看来，“我不是已经和你们说得好好的吗？因为你们已经把我送那儿去了，我说，我以后想跟谁在一起，那是我的自由。” 陈欣然说，那时她只觉得，父母原来一点都没变。这次她的内心充满了仇恨，她在山东待的三个月，每一天吃的苦、每一小时丧失掉的自由，全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头。 7月，陈刚找过一次张南，可能是给对方下了通牒，也可能放了狠话，这些无从查证。陈刚说，一天晚上他和朋友在外面喝酒，女儿一脸不善找了来。陈欣然质问他，为什么要干涉她和张南交往，陈刚说，“我是为你好”。陈欣然说，“为我好，你都把我送那学校去了还说为我好？你不觉得咱俩之间差了点什么吗？” 陈欣然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揣着个啤酒瓶子。在一旁的陈刚朋友站起来说，“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说着把陈欣然的手别过去制住了。 “你好意思让一个男的来打你女儿？”陈欣然冲父亲喊，夺门而出。她找到父亲的车，砸了车窗。 “我其实已经气得想要揍人了。”陈欣然说，“毕竟是我爸。” 那天之后，陈刚没回家住。之后几天，他回家，又和陈欣然吵起来了。陈刚气得犯了心脏病。急救车赶到家里来的时候，陈欣然并没有心急，拿起了手机开始拍照。 9 “我现在，我杀了人，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第一反应可能是想救她，第二反应是逃跑，我不能进监狱。” 陈刚搬出去住后，妻子李梅还在家住，给陈欣然做饭，照顾她的日常起居。那时候李梅向单位请了一个月假。邻居也注意到了这家人争吵，印象中，“孩子总占上风”。陈欣然根本没被母亲的照顾感动，她的感觉是，“对她，我很危险；对我，她也很危险。”她觉得李梅是父亲派来监视她的，她还担心，“担心他们再把我送到山东那学校去。因为他之前就跟我说过，就应该把你送去，把你送去就是对的。” 陈欣然再度向父母提出要断绝关系，提出两个要求，“要不你们就给我钱，让我出去打工，要不你们就找一个体校让我去练体育，把学费给我。” 总之，陈欣然要5万元。 “怎么可能给一个小孩5万？”陈刚不理女儿，他把女儿的微信拉黑了，女儿打电话给他也不接。李梅夹在其中，有多为难，谁也不知道。但在陈欣然眼里，“我妈一直站在我爸那边，没什么发言权，没用。”一次趁着李梅出去，陈欣然把门锁全换了。“锁不换，我睡觉都不踏实，谁都可以突然闯进来。” 但关于要钱，陈欣然始终得不到回馈，她越来越着急。“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打工，还是上体校？都快开学了。” 刚被送去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时，陈欣然写的登记表。 8月8日，李梅回家给陈欣然做饭，被她用胶带捆绑在了卧室的拳击沙袋上。陈欣然拍摄了一段11分半的视频，存在了自己的手机里。视频里她穿着一身训练服，戴着拳击手套，时不时在走动中打李梅一拳。她还有一根甩棒，拿着棒子打母亲的时候，她会讽刺地说，“多轻啊。” 从视频看，打第一下的时候，李梅含糊不清地抗议过，“我是你妈”。陈欣然十分不屑地回了一句，“所以呢？”接着说，“你早就不是我妈了，从你做那么多错事开始。你要相信，人做错事，总有报应的。” 李梅反驳，“我没做错事，我做什么了。”陈欣然拿起棒子打了她一下，说，“找人打我！也许不是你们找的，但你们俩绝对有份。”李梅接着说，“我是在保护你”，却遭受了陈欣然的反驳，“保护我，保护我？你们一直在伤害我。你从来没有体会我的那种感觉，那种绝望。” 李梅沉默了。陈欣然再打她的时候，她闷着不再发声，最后只说，“是，我是一直伤害你。你绑着我吧，没事。你不绑，我也不动。” 陈欣然又给父亲打电话。接通后，陈刚只问女儿，“你觉得你这样能达到什么目的？”关机了。 “我当时可能是疯了，真的疯了”，陈欣然说，那时她的脑子似乎不像是自己的，她用刀在母亲的大腿处割了一下，然后放掉了母亲。 10 “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差点就要放了她了，结果我爸，又要强行闯进来，她本来可以得救的。” 被女儿割伤，李梅和陈刚谁都没告诉，更不用说报警了。这次案发后，警方发现了这段视频，李梅的妹妹才知道，原来一个月前，陈欣然做出过这么出格的事情。 “毕竟离得远，我对我姐的关心还是太少。每次打电话给我，她都先叹气，我就劝她。或者她在那边不说话，我知道她是在哭。我就让她发泄下。最后她还劝我，说，没事，青春期的小孩都这样。” 那次之后，李梅也意识到了女儿想上学的急迫。她一直和陈刚在找学校。陈刚的微信里还存着8月底和妻子的聊天记录，他们甚至想过找北京的学校。出于某些目的，他们觉得，“北京的更好。” 体校一般是春季招生，还要通过文化课考试，女儿想要插班并不容易。“得找教练，跟领导说明情况，其实那教练挺喜欢陈欣然的，说是个练体育的苗子，就是年龄稍大了，还是挺有希望的。” 但那时，陈欣然已经完全不相信父母了。她觉得自己要“疯了”。她觉得父母可能会把她重新送回山东，“或者是别的类似的”。 9月8日，李梅回家给她做饭，她再次将母亲控制住了。这一次，前几天，陈欣然把李梅关在七楼房间，把门从外面粘住。到点了，她叫外卖，也给母亲送点，也让她出来上厕所。陈欣然觉得，“没消息，外面人会着急，会给我爸施压，我爸就会给我钱了。” 但陈欣然发现，好几天过去，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她这才知道，李梅一直在给楼下的父亲陈刚扔纸条。第一天的纸条上写着，“没事，就是要学费。我今天在这住了，你们回吧。手机在孩子那。” 第二天的纸条上写着，“我在这住，没事。孩子想要学费，想放手里点钱。我没明确回复告诉她，只说费用可以交，也可给点零花钱，且正在等教练回来。她说你们拖来拖去的，从9月1日到现在还没信。” 第三天，纸条上写着，“我在楼上西屋，没带电话。孩子在六楼拿我手机呢。” 第四天，“我自己在七楼。由于我说要出去刷牙洗脸，孩子生气，说再说一会晚上处理你。” 9月12日被控制期间李梅给陈刚扔的一张纸条。那一天，从李梅的纸条上看，张南也来家里了。张南还和她聊天。纸条里她这样写，“和我聊天说孩子恨家长，是因为给她送到防卫学院，还说从那学校出来的孩子都想杀掉家长，孩子也在旁边。哎，也不知哪天能真去上学，但愿明天老师没事吧。这事得尽快办。” 李梅还往楼下扔过大葱，葱上绑着纸条，被邻居捡到了。她要转达的话是，“反正我没什么危险。都是小孩的把戏，过几天就没事了。” 第五天，9月12日，李梅往楼下扔了最后一张纸条，写着，“在六楼，手机一个都没了。没事，给吃喝，就是手脚捆着不方便。” 就从那一天开始，陈欣然发现母亲一直和外界传纸条，气得把母亲从七楼的房间挪到六楼，把母亲捆绑在一个凳子上。那之后，她没有再给过母亲吃喝。 9月15日是中秋节，那天晚上，陈欣然用母亲的名义，在家庭的微信群里发了这样一段内容：“你们真的都不管她么？她真的快不行了，你们真的不理么，只要陈刚答应我的要求就可以了，我也不想怎么样，可是陈刚一直沉默下去真的会出事的。”此外又发了一张母亲脚肿的照片。此前家人虽然知道陈欣然控制了母亲，但谁都没想到会那么严重。“在我心里，她妈妈是能自由活动的，只不过是不让出门而已。”李梅的妹妹说，看到图片，她马上给陈欣然发了语音，质问外甥女。后来陈欣然说，“受伤肯定拜我所赐，那是她自找的。我这么弄她，不是因为她是我妈，不是因为她是李梅，是因为她是陈刚的媳妇，因为陈刚对我的伤害太大了。明白吗？” 李梅的妹妹开始给陈欣然打电话，陆续打了四个小时。她甚至告诉陈欣然，送她去山东学校是她一个人的主意。“我想让她转移一下对她父母的恨。没想到她跟我说，老姨你说这话，我眼泪都笑出来了。那意思是，送你去待两天试试？” 那天晚上，所有家人震惊了，陈刚终于答应给女儿3万5千元。转钱时已经是16日的零点后了，陈刚再次来到自家门前。敲门，陈欣然仍不愿开门。两个小时后，凌晨四点，陈欣然再次打电话给阿姨，说，李梅不行了。她随后去市医院找医生，又领医生来到了自家楼下。然后，去ATM机取了两万元，打车跑了。 11 “他们会抓我进监狱的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想我还是跳楼吧。其实我的人生就这么长，我的命数就这么长。” 9月16日案发，警方看到李梅被捆绑的状态，也很震惊。“她被很多东西绑着。米尺、胶带、领带、铁质的衣服挂、绳索……绑得很杂乱。”办案的刑警邹立刚说。绑得杂乱而结实，绳索甚至互相连接。而且，“是接受式的捆绑，没有一点反抗的痕迹。” 李梅的死因让警方困惑过，她的身上没有致命的外伤。后来尸检才发现，她的胃内容物十分少，胃部非常空虚。陈欣然到案后说，李梅生命的最后四天，滴水未进。“我没学过医什么的，我也担心这样会出事，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觉得她如果不吃东西的话会饿一点，会没有力气挣扎，我当时真的只是这么想。”陈欣然说，叹了口气。陈欣然到案后接受讯问，情绪十分激动。一个多月之后，再面对我的采访，陈欣然已经稳定了很多，虽然说到母亲李梅的死，还是会崩溃地哭起来。她刚到案的时候，情绪更激动。从讯问视频来看，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攥紧拳头打自己的头，时而敲面前的小桌子。警方最后认定李梅死于“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警方同时发现，李梅的身上存在一些轻微的外伤。头部，颈部，身上存在一些点状的、星状的痕迹。那是陈欣然用电棍和甩棒打的。“她不消停，我就打两下。”讯问视频里，警方问，打哪里？陈欣然带着哭腔说，“肚子，肩膀”，用手指，手抖得十分厉害。因为陈欣然刚满16周岁，还是个未成年人，讯问时应该要有监护人在场。但是，陈刚身份特殊，既是受害人的家属，又是嫌疑人的家属。第一次讯问，警方找来了陈欣然的表姐。一个多小时里，她低着头，不怎么看陈欣然。但在陈欣然崩溃的时候，她还是上前拍了拍她，递过一张卫生纸，又拧开一杯水递给陈欣然，走出了讯问室。 12 “帮凶也有错不是吗。没人愿意听我说话。我完了。彻底完了。Game over。” 9月12日，在七楼能自由活动的最后一天，李梅曾写了两张内容很长的纸条。一张是扔给丈夫陈刚的，她写道，“看来孩子是真的想上学，昨晚在六楼翻箱倒柜的应该是收拾东西，很晚订了一份外卖，问我吃不，我没要，她从她爷那屋窗台送，我怕她危险。她不给我开门，用透明胶粘住了。但我要硬开也能开，就怕她过激。差几天就上学了，我能忍。就是想帮她忙，她也不信任我，在她心里受的伤害觉着大，家长不信她，导致她也不信任家长……我相信她是好孩子，相信她说学校状态是真的，所以坚决不送了……也是，她那么小，又没什么朋友，又不相信亲人，所以对家长有误解是正常的。在她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认可她，让她伤心、失望。” 那一天，李梅还给女儿写过一张纸条。 “如果今天一天都有时间，咱俩可以选择谈一谈，就像说话一样随意聊聊，前提是咱们都调整好心态，谁都不要发火，不管多生气的事咱都继续谈或可以转移一下话题来缓解一下压力，毕竟你就要上学走了，我不想让你带着任何心结去，我想让你放下，这样你才不会思想太累。如果咱们谈开了，聊透了，也就释然了……你是个优秀的好孩子，只是咱们沟通太少，导致家长误会你，所以为了所谓的对你好，想的办法只是想凭家长的经验，让你少走弯路，结果却适得其反。我知道你很坚强，你生父母的气，你自己在家住，可是你却害怕房间的空旷，所以晚上你睡得晚，又全部打着灯。昨天你应该在爷爷屋住的吧，我看灯都关了，早上起来也及时关了厅里的灯，所以你也渴望妈妈的陪伴，你真的是我的好孩子。” 李梅的妹妹说，她想到姐姐生命最后几天受的苦，心如刀绞。她说，姐姐很疼女儿。“我还常说，你眼里就只有闺女”。她说，李梅最后肯定是“想用她的母爱和包容来感化孩子，真的，她太可怜了。” 在案发的楼下，一辆有些破旧的红色自行车还在，那是李梅接送陈欣然上下学时的交通工具。几年里，陈欣然坐在后座上，双手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腰，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直到她长得比父母都高。在陈欣然家，我找到了一本她9岁写的日记。有一篇是写给母亲的，“妈妈，您天天早去晚归挣的钱还是很少，但我不是对您有异议……您是个勤劳的人，天天下班不管多累都要为我们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妈妈我爱您。”在写给爸爸的话里，她写，“爸爸，您应该到家多帮我妈做点家务……您说这懒惰是多么不好啊。” 陈欣然9岁时写给妈妈的话。 13 “就当一个故事。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我们的，故事。还是说，你只要当一个看客。看我如何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彻底的，死囚犯。” 9月16日，陈欣然在发现母亲不行了之后，打电话给小姨，又打车去医院要求出车救治。之后，她自己打车去了哈尔滨。她一路逃，一路给张南发了很多段语音。从语音里能听出，她处于一种极端慌乱的状态。警方出警到现场，马上判断这是个“发案即明”的熟人作案。没花什么功夫，查出陈欣然的嫌疑。但那时最复杂的就是，陈欣然不在了。等陈刚到现场后，警方得知了张南的存在，随后找到了张南家。那时张南还在休息，打开手机，十几条微信语音。后来，警方让张南规劝陈欣然到案。张南回复陈欣然的第一句是，“你在哪儿啊，我这刚睡蒙了，你说啥啊这是。” 很快陈欣然回复张南，“这么早就醒了啊，那就别在乎了。” 这句话让我震惊。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语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包括陈欣然给其他家人发的微信语音，声音并不像是个女孩儿，虽然稚气，但很“硬”，好像带着股狠劲儿。但这句话，这句话的语气是截然不同的。是软软的，甚至，温柔。张南又问陈欣然，“你在哪儿啊”。陈欣然还只是说，“你怎么起这么早。” 是在张南的规劝下，陈欣然最终投案。那之后，张南离开了肇东，饮品店转给了弟媳。家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4 “我恨他们，到现在都恨他们。我的心里再也没有良知了，没有善良，没有柔软。” 案件的侦查阶段，陈刚一直没和女儿见上面。女儿是真的很恨他吧。这个父亲是事后才在电脑上发现了女儿发的帖子。那些帖子里有女儿吐槽山东学校的，还说，“这种家长就应该把他们送去电击”。 2016年8月，女儿甚至集中发了一批举报陈刚贪污受贿的帖子。我没敢告诉这个父亲，在发给张南的语音里，陈欣然还这样说，“绑错人了。如果杀了他，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直到今天，陈刚仍不太明白女儿的恨。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件事，他的家庭是很多人羡慕的。“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都挣钱，家里老人也有退休金，还能在家给我们做做饭。”他叹了口气，“我和我媳妇感情十分好。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干过仗。现在，媳妇没了，孩子，又这样。” “你能原谅孩子吗？” 他顿了顿，说，“原不原谅，都是自己的孩子。你能说啥？”又说，“反正我希望，如果我有错的地方，孩子能原谅我。” 10月的肇东已经很冷了。侦查告一段落，在警方的协调下，陈刚来到了看守所。他拿了一大袋秋冬的衣物。见面前，看守所的管教有些担心。她告诉我，“陈欣然在里面表现挺好的，和人说话什么的都挺好。但一提到她父亲就不行。” 走进会见室，陈刚几乎不敢抬头看陈欣然。陈欣然坐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好整以暇，甚至招呼父亲，“坐吧”。语气仍然是硬的。气愤有些尴尬。陈欣然始终用锐利的眼神盯着父亲，陈刚却双手叉着头，几乎不抬头。最后陈欣然说，“陈刚，你抬头，你看着我”。几个刑警在其中打圆场，“孩子，你要正确看待你父亲对你的教育。你看，你和我为啥都能沟通明白呢？其实你父亲是爱你的，只是他不会表达。” 李梅写给女儿的一张纸条。陈刚终于整理好了情绪，几乎是哽咽地说，“孩子，其实你妈曾说过，只要你能转过这个弯，其实，你就能。”他的话还没说完，陈欣然的声音突然加大了一个量级，问，“你到底想让我转变什么想法？你说，说啊？” 陈刚不再说话。他侧过头，手撑住了头，我看到他的表情，那是比哭还要再让人难受一万倍的神情。又是沉默。陈欣然问，“你现在最恨谁？你说实话。” 陈刚这次语气激动地说，“我恨你，但恨你能挽回你妈妈的性命吗？” 最后，陈欣然第一次没有直呼父亲的名字，说，“爸，你能原谅我吗？”陈刚已经红了双眼，没有再说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轻微地点了个头。（文章全部当事人姓名为化名）

2013年9月27日，河北高院二审宣判驳回王书金的上诉，维持原判。王书金上诉的一个理由是，检方未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东方IC/图）原标题：最知名的“真凶”，为何没被认定 “疑凶”王书金在王书金未被认定“真凶”情况下，聂树斌案最终平反。但不管王书金是否“真凶”，他在客观上推动了聂树斌案的再审，从这个角度讲具有积极的意义。王书金正在等待死刑复核结果，他的命运成了最后悬念。南方周末持续关注聂树斌案12年，这次，我们从事实与证据的角度，全面梳理王书金其人其事。王书金前前后后有过三种供述：强奸并杀人，强奸杀人再奸尸，只奸尸。到底哪一种，才是他的真话？如果王书金不是真凶，为何能说出若干现场细节？如果是真凶，为何说不出作案时间和“隐蔽证据”？王书金始终坚持自己才是聂案真凶，是为了“灵魂的救赎”，还是为了活命？法院为何对其不予认定？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以下简称“石家庄案”）被告人聂树斌无罪。王书金的命运成为最后悬念。 12年前，因王书金自认“真凶”，聂案进入舆论视野，并在媒体和法律界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复查、再审并最终改判。再审判决书里还有一句话或许易被忽视：“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王书金系本案真凶的意见，因王书金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采纳。” 而在王书金案中，2013年9月，河北高院的二审判决认定，“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并维持一审对王书金的死刑判决。自此，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程序，至今仍在等待结果。随着聂案的平反，不少人认为，王书金将很快被执行死刑。聂家曾经的申诉代理律师陈光武甚至在微博上说，“王书金恐怕连这个春节也过不去了”。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不同意此说。他认为，王书金案三年多未核准死刑，本身就表明了最高法院的态度。王书金的未来命运将在“杀与不杀”之间：从法律角度上，他必死无疑；但在舆情上，作为一个标本，留着比杀了更有意义。广西律师陈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王书金既是聂案再审的最大功臣，也是聂案申诉的“最大赢家”。更直白地说，王书金多活了10年。他一审被判死刑是在2007年3月12日。北京律师王少光曾研究聂树斌案，在他看来，最高法院在改判聂树斌案的同时未认定王书金是真凶，意味着石家庄案由原来的“一案两凶”，变成了现在的“一案无凶”。 2016年7月，王少光与聂家曾经的申诉代理律师杨金柱举行了一次模拟法庭，王扮演检察员，杨扮演聂家代理律师。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王少光认为王书金不是真凶，杨金柱认为王书金就是真凶。聂案再审宣判当日，《人民法院报》刊出《让正义不再迟到——聂树斌再审案纪实》一文称，聂树斌、王书金到底谁是真凶？或根据法律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聂树斌作案有无问题，能不能认定王书金就是真凶？对这些问题，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边倒的，而是存在重大分歧。 2016年12月下旬，在一个关于聂案的座谈会上，曾参与推动该案再审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在谈及“王书金何去何从”时说，王书金案最大的可能性就同聂树斌案一样，疑案从无。核心问题在于：疑从何来？一切需要重新回归到事实和证据层面。供出的钥匙，没供出的衬衣聂案一审、二审判决均认定，案发时间为1995年8月5日17时许。而被害人康某某的尸体被找到，是在8月11日上午，地点位于其工作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东南方向不到1公里的玉米地中。由于时隔多日且适逢高温多雨天气，警方未能提取到脚印，衣服上也未检出精斑。提取的两根毛发经检测与康某某本人血型相符(O型)。据警方当时的现场勘查笔录，尸体颈部绕有一件衬衣，但并不属于康某某本人。尸检报告则记载，尸体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康某某系窒息死亡。此外，尸体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现在流行的DNA鉴定技术，当年尚属新生事物，在该案中并未使用。在缺乏客观物证情况下，谁的口供与现场情形更吻合，成为识别凶嫌的关键。衬衣和钥匙，后来成为聂树斌与王书金谁是真凶的争议点。他们都只供述了其中的一样：聂只提及衬衣，王只提及钥匙。王书金首次说出石家庄案，是在2005年1月18日凌晨，落网后的第二次讯问中。他没有谈到被害人身体特征及作案手法，但最后提到一个细节：当时那女的身边有串钥匙。而聂树斌从未供述过钥匙。钥匙的出现，后来被媒体称为“打开了聂案疑点的大门”。王书金案原主办人、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成月曾这样告诉媒体：那是杂草丛生的8月，就是围观现场的群众都难以发现地里的钥匙，还描述这么详细，除非他是凶手。在后来的数次讯问中，王书金对钥匙做了更细致的描述，但诸多细节前后不一，且与现场勘查情况有不少出入。比如，钥匙原本放置的地方，他说过“在车把上挂着”，也说过“在自行车篓里”。案发现场照片显示，那辆自行车没有车篓。又如，他说自己曾拿过那串钥匙，后来扔了，扔的位置有多个版本，“自行车的东边一点”“车前轱辘那一边”“车前轱辘靠北边”，与案发现场示意图的钥匙位置都是相反的。郑成月还跟媒体讲过一个细节：王书金在被害人身边发现一串钥匙，拿了起来，怕被警察发现，又回去，扔在被害人脚后大概一米远处。拿着钥匙离开现场，又折返扔在尸体旁边，岂不是多此一举？郑成月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解释是：王书金当时走得并不远，“就十来米”。案发现场有两张相互对比的照片。一张显示，被害人颈部盖着玉米秸，看不到衬衣；另一张显示，玉米秸拿掉了，可以看到一件缠在脖子上的衬衣。模拟法庭“开庭”前，王少光阅读了聂家从山东高院复印的18本卷宗。此前，杨金柱曾把这些卷宗材料全部在网上公布。王少光分析，玉米秸是在公安现场勘验时才移除的，去过现场的人都会看到被害人身上和脖子上的玉米秸，但只有作案者才知道被害人颈部还缠着一件衬衣。在他看来，衬衣是此案中的一个“隐蔽证据”，如果凶手用那件衬衣勒过被害人，他不可能忘掉这一关键的犯罪情节；和钥匙相比，衬衣更重要。在模拟法庭上，王少光援引犯罪侦查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凶犯一定到过犯罪现场，但到过犯罪现场者不一定是凶犯。王书金供述了钥匙，但未曾供述过衬衣。王少光认为，真正的凶手因为作案时精力高度集中，不可能看到现场的所有情况，就是看到了也不一定记住；一些并不重要的情况能记住，反而不正常。供出钥匙，只能说明王书金可能到过现场；供不出衬衣，说明王书金不是真凶。在聂案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定，聂树斌用衬衣勒死了康某某。聂家认为衬衣是警方编造出来的物证，最高法院再审对此未予采纳。认定原始现场确有衬衣，但来源不清，将其认定为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双脚跺胸，肋骨折了？第一次交代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时，王书金大概讲了这样的过程：夏季中午，天很热，他去打工地东面的地里摘西红柿吃，看见一个穿连衣裙的骑车女；他躲在玉米地里，等女的过来时跳出来猛推一把，女的连人带车倒入壕沟；他趴到女的身上双手掐脖，一会儿女的不吭声了，就将其抱到玉米地里，又赶紧把车也掂到玉米地里；看见那女的坐起来，就扑上去把她摁倒…… 在后来的讯问和庭审中，王书金开始逐步交代被害人的特征和作案细节。关于康某某的身高，他说“比我稍低点”“感觉她跟我身高差不多”。王书金身高1.72米。现场勘查笔录记载，被害人尸长1.52米。其丈夫称，康某某的身高大约是1.58米。二审开庭时，王书金的另一代理律师彭思源问：在整个（作案）过程中你能判断被害人的身高吗？此时王书金回答：不能。彭思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害人当时穿着高跟鞋，头发往上梳，王书金误以为差不多高没问题。关于作案时被害人的状态，王书金首次供述称“强奸时那女的清醒着”，7天后再次审讯时仍说“我强奸女的时，她还醒着”，但二审庭审时改口说“掐她不动后进行强奸的”。二审时，王书金说，他杀人的手段都是“先掐晕后强奸，之后再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也如此，“双脚跺的，用力很大”，“跺的时候我听见她肋骨折了，咯嘣咯嘣的声音”。据法医鉴定，王书金杀死的两个人，均有胸骨或肋骨骨折。而康某某的尸检报告载明，尸体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在山东高院复查聂案时，聂家申诉代理律师陈光武曾找到两名法医，依据案发现场照片作出新的鉴定，并出具了一份法医审查意见，认为康某某确实存在肋骨骨折。为此，山东高院曾邀请四名法医专家提供专业意见，王丰（化名）是其中之一。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对上述法医审查意见“完全不认可”。知名法医、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中心原副主任王雪梅在看了尸体照片后，认为死者生前胸阔不存在脚跺胸部的伤害行为。据王丰透露，为了检验康某某的肋骨是否真的存在骨折，四位法医曾一致建议开棺验尸以验真伪，但法院未予采纳。此外，王书金在一次讯问中说，强奸完后他把被害人的连衣裙脱下来，“全脱完了，一丝不挂。”而现场勘查笔录和目击证人证言均表明，尸体上身有一件白色背心。对于这一出入，朱爱民在庭审时认为是“认识差异”，“对于王书金而言，被害人被害时的状态就是全裸”。 “记不着了，记不清了” 两审法院确认，王书金犯下三起强奸杀人案（一起杀人未遂），致两人死亡。三起案子发生在1994年11月至1995年9月间，地点均位于河北省广平县境内。公开资料显示，王书金1967年12月出生，广平县南寺郎固村村民。两个遇害者均为其邻村女性。犯下最后一起命案后，王书金离开妻儿，逃到三百多公里外的河南省荥阳市，化名“王永军”，很快娶妻（未办理结婚证）生子，一待就是十年。王书金未跟第二任妻子说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还曾把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以4000元价格“送人”，后警方打拐查到买家，并找到王书金将其刑拘一个月，他也未暴露。 2005年1月17日晚，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指导员石国斌和同伴来王书金住处，以排查户口为由将他传唤到派出所。“我当时怕惊动孩子，就穿上衣服。跟他们走了。”王书金说。此前，石国斌接到工作“线人”报告，认为“大王”（王书金的外号）形迹可疑，平时见到警察或警车就躲，见到河北牌照的车辆就紧张。在派出所，王书金一连报了几个假地址，石国斌通过警方的联网系统一一查询，均无法查到“王永军”。最后，王书金心理防线崩溃，让民警把领导找来。后来庭审时王书金说自己“当时喝酒了”。 1月18日零时，在接到荥阳警方的通报之后，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郑成月带人连夜赶到索河路派出所。郑成月后来多次跟媒体讲述，他从王书金身上“诈”出命案：“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突然问了一句——我拿着材料还看着——我说书金，你把兵申那个弟媳妇埋到哪个河沟里了？他说我不是埋到河沟里了，我埋到闫小寨。那个机井小屋，那个变压器前边了。” 根据郑成月的说法，他抵达荥阳时，天已经亮了。而案卷资料显示，2005年1月17日晚，在荥阳警方第一次讯问时，王书金承认了最后一起命案。1月18日凌晨2:40至4:50，荥阳警方第二次讯问，王书金又供述了3起命案。最早的一起即郑成月自称“诈”出的那个命案，发生于1993年11月29日，被害人是王书金同村村民张某某。在他指认下，被害11年的张某某尸体被挖出，但已“白骨化”，警方曾取检材送公安部鉴定，以确定尸源身份，但未成功。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排除此案。石家庄案是王书金当晚供述的最后一起，王书金说，这是“在杀这三个女的以前的事”。但按照案发时间顺序，在两次供出的四起案件中，石家庄案应是第二起。后来山东高院复查时，法官曾问：在河南被抓后，为什么最后才交待石家庄案？王书金回答，“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记不清了。” 事实上，除石家庄案外，王书金对其他三起杀人案的先后次序并没有说错。移交广平县公安局后，2005年1月25日，警方曾就石家庄案对王书金进行了一次讯问。在视频中，王书金面无表情，对警方的讯问往往要思索一会儿，说话吞吞吐吐，多以“记不清了”作答。比如，警察问：（被害人）穿裤头了吗？王答：记不着了。穿了吧？警察再问：（被害人）什么发型？披肩发还是梳小辫子？王答：记不清了。 2005年2月1日的讯问中，办案警察直接问他，关于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有没有编造的地方，是否从报纸或电视上看到过类似案子？王书金均予否认。 2006年2月28日，广平县公安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一案只有王书金供述，没有其他证人、证据的证实，该案不能认定。 2013年9月，河北高院对王书金案维持原判，不认定其为聂案真凶。到底谁是真凶，当时人们还充满疑虑，尤其在聂树斌案尚未启动再审的情况下。（东方IC/图）中午下午分不清？在模拟法庭上，王少光引用了另一个犯罪侦查学常识：有作案时间的人未必是凶犯，但没有作案时间的人一定不是凶犯。由于当时尸检工作粗糙，被害人康某某的确切死亡时间未能确定。原审认定聂树斌的作案时间，主要依据证人证言。最高法院则认为，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康某某时年36岁，是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一名描图员。出事前刚结婚半年，与丈夫侯某某租住在液压件厂东南方向约3里地外的孔寨村。她通常上午骑车上班，下午5点半左右回家，中午有时回有时不回。据侯某某1994年所做的证言，1994年8月5日午饭后，差五分钟一点时，康某某骑自行车离家上班。自此，他再没见到妻子。康某某的同事兼好友余某某证明，8月5日这天下午4点半，康某某曾找她去车间一起给自行车打气，此后便再未见到康某某。另一名同事王某某作证说，那天下班后，大概在五点十分左右，她到澡堂，见到了康某某，康比她先到，但走得比她晚。警方据此推断，康某某是在1994年8月5日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害的。5天后，家人和同事找到她被藏在草丛里的连衣裙和内裤，遂报案，次日上午，康某某尸体被找到。当时，王书金在液压件厂南面的一个工地打工，离案发现场一百多米，离康某某衣服埋藏地点仅二十余米。据其口供，从他干活的地方能看到现场，每天午饭后不休息，“经常到那个地方转悠”。王书金始终称，他是在中午作的案。王少光据此认为，王书金没有杀人的作案时间。关于具体作案时间，他的口供有多个版本，前后分别有“夏天的一天中午”“中午2时许”“大概12点半的时候我出的厂门”“中午休息时间1点多钟”。二审时，王书金的说法是，“吃过中午饭一点多到两点半”，作完案回工地时“两点左右”，“当时我的工友还在睡觉”。山东高院复查时，王书金的说法又变成“记不清了”“大约三四点钟”，还延长自己离开打工地后“转悠”的时间，说从工地出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那个女的。不过，他仍承认回到打工地后看到工友还在睡觉，当时的时间大约“5点多”“四五点了”。法官当即问他：“谁家睡午觉睡到5点钟？” 对于作案时间上的矛盾，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的解释是，“王书金作为农民对时间不是很敏感”，“（多年后）记忆可能存在误差”。南方周末记者询问多位资深刑警，得到的说法是：真正的罪犯可能忘记作案时间是哪一天，但正常情况下都能区分是上午、中午、下午还是晚上。聂家曾经的申诉代理律师陈光武一直认定王书金就是真凶，但他也承认，作案时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尚未“彻底解决”。以前说的是假话？ 2016年12月下旬，律师杨金柱在一个微信群内公开了一份王书金的讯问笔录。在这次讯问中，王书金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南方周末记者从另外一个渠道也获取了这份笔录。这份笔录未出现在聂家获准复印的案卷材料中。笔录显示时间为2012年3月8日下午，地点在河北省某厅看守所，讯问人是河北省高院的两名法官，另有一名河北省检察院检察官在场。官网显示，河北高院确有两个同名法官。王书金称，在石家庄强奸杀人，“说的是假话”。他解释，“因为我的案子较多”，“我想让他们多查一段时间，那样我就可以多活一段时间”。他的说法大概如下：当年在石家庄打工期间，一个中午，他出去转着玩，先是发现了一团女人的衣服，走着走着，在玉米地边发现一只红色带高跟的女人鞋（勘查笔录记载现场只有康某某的一只鞋），以为地里有干活的女人，就进入玉米地，先看到一辆自行车，又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王书金还详述了奸尸的过程和感觉，说自己是“性变态”，“在村外逮住羊也发生关系”。他还说，离开时看到车的下边有串钥匙。2013年9月，法制日报-法制网曾引述同村村民老梁的说法称，王书金年少时有“奸羊”劣迹。王书金还说，他先前所说的那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女人，是自己以前在铁路边见过的一个女的，“我就把这个（事）连在一起”，“但不确定是同一个人”。杨金柱认为，这份笔录是王书金在刑讯逼供之下“顺着讲”的，问的人怎么写他就怎么说。“关人的地点就不对”。在他看来，结合全案证据，这份笔录恰恰说明王书金是真凶。在法医王丰看来，关于“奸尸”细节，没有亲身经历是很难具体描述，靠刑讯逼供不行，甚至诱供也不行，因为诱供的人也没有这种体验。王雪梅也倾向于认为王书金的奸尸行为供述属实。做完上述笔录两天后，同样的地点，面对同样的讯问人员，王书金又作了补充交代。法官问：自2005年1月被抓后，你说了多年假话，后来为什么说了真话？王书金说：后来一直没见律师，没提过我。也不知道啥情况……我就想招了吧。至于为什么把作案时间说成中午，王书金的解释是：“上午一般都在干活，下午三四点以后才干活，中午热我睡不着，时间比较长一点，有作案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碰到这个事，才奸尸的。”他还说，原来不说“奸尸”，是因为担心“将来在看守所不好混”。被问及上诉时为什么坚持说在石家庄强奸杀人，王书金的解释是：“经领导做工作，我就想活一年是一年，活一天少一天。好死不如赖活着。想着多活一段时间。” 他没有说“做工作”的领导是谁。 “都是胡编的”“全部作废” 2013年6月25日，时隔6年后，王书金案二审第二次开庭，重点审理王书金是否石家庄案真凶。开庭前两天，最早刊发“一案两凶”报道的《河南商报》原顾问马云龙在博客上发布《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称“据来源可靠的内部消息”，王书金将在庭审中全面推翻8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自己是石家庄案凶手。郑成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马云龙的“内部消息”正是来自他。他在那之前已经知道王书金翻供的消息。第二天，朱爱民和彭思源去看守所会见了王书金。在广平县看守所，郑成月对王书金照顾有加，比如给他开小灶等。曾有人质疑，这是在变相鼓励王书金说假话。郑成月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他的目的是为了让王书金“如实供述”。离开广平后，王书金这个聂案“活证据”仍被小心对待。彭思源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有一次会见王书金时，他听看守所长说，王书金如果出了事，第一个下课的就是看守所长。曾有报道称，王书金因为脑梗在看守所摔了一跤。朱爱民在“工作日记”中提到，他在一次会见王书金时，看守所干警深感委屈，说派了好几个人看护和照顾王书金，哪会有摔跤这个事儿？二审开庭后，翻供没有上演。法庭上出现了司法史上罕见一幕：被告人王书金坚持主张未被指控的石家庄命案，检察官却试图证明不是他做的。（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6月20日《王书金案再开庭》） 2013年9月22日，河北高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对王书金供述的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事实不予认定。依据是，虽然王书金供述了石家庄案的部分情节，但关于尸体特征、杀人手段、作案时间等关键情节，与石家庄案客观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山东高院受最高法院指令复查聂树斌案后，也曾提审了王书金。2015年3月13日，法官在讯问时归纳了王书金关于石家庄案的三种供述：一是强奸并杀人，二是强奸杀人后第二天又去奸尸，三是只奸尸。法官认为三种说法中必有虚假。从法官的提问来看，第三种供述是2012年3月8日作出的，与上文提及的“奸尸”笔录时间吻合。问及两年前关于“奸尸”的供述，王书金的回答是，“都是胡编的”“全部作废”。在山东高院复查阶段最后一次讯问结束前，法官问王书金是否还有话要说。王书金说，破案应该讲证据，我强奸的话肯定留下证据，公安如果提供了这个证据，这个案子很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