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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排右一），Coby Yee，今年93岁，是位华裔美国人。2019年，在中国艺术家、电影导演杨圆圆（后排左一）的帮助下，我和75岁的爱人Stephen King（左一）来到上海，在外滩美术馆参加了一场由她策划的名为“交错剧场”的演出。我一生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夜总会度过的，在那里，我们全家筹资买下了紫禁城夜总会，经营了十几年。我从小对舞蹈情有独钟，从俄亥俄州跳到华盛顿，又到旧金山。我们大家庭里，只有父亲选择叶落归根，在中国故乡终老。 12岁时，跳踢踏舞的我。 1926?，我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中文名是Yee Kim Kao（笔者注：余金巧），尽管幼时学过中文，但如今我已无法写出这三个汉字。“Ate Hoy Jing” 是父亲教我的第一句中文，那是他位于广东台山的家乡，我不会写，但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发音（笔者注：位于今日开平市，村名已变）。 1936年的家庭合影：姐姐Fawn、母亲、妹妹Junie、姐姐Annie、父亲，弟弟Jackie，我，同父异母的兄弟Joe。父亲中文名的发音是Yee Bo Jeng，大家都称他为Kim。20世纪初，父亲离开家乡，投奔远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兄弟。那时他在中国已经有两位太太，我的母亲是二房。父亲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开了一家杂货店，于是把母亲接来同住，他们相继生了6个孩子。与此同时，他每月会给家乡的正房太太寄钱。他在中国的儿子们用这些钱盖了许多新房。据母亲说，父亲还与几个同姓氏的兄弟筹资在家乡盖了一座学校。父亲身份证明上的出生地点是旧金山，这其实是个谎言。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许多在美华人都趁机谎称身份证明丢失，从而获得了在美国出生的“新身份”。 1936年，我的兄弟姐妹合影。前排是妹妹Junie，弟弟Jackie，后排是二姐Fawn，我和大姐Annie。我的兄弟姐妹都生在俄亥俄州，我是家中老三。父亲在中国的子女们也有来到美国的，他或许还有一些“纸?子”，但家族里从没把这些事说破过。“纸?子”，即Paper Son。1882至1943年间，《排华法案》的实施让多数华裔移民都不得进入美国。不过，但凡有亲戚已经定居美国的华人，可以在移民局仔细审查甄别后与家人团聚。许多华人在当年通过花钱购买身份文件，以其他人家庭成员的身份进入美国，也就是所谓的“纸?子” 或者“纸?儿”。前排是我与妹妹Junie，后排是大姐Annie、母亲、二姐Fawn 。就像那时大部分华人移民一样，除了经营杂货店，父亲也开了一家洗衣店，店面背后藏着一个小赌场。我们所在的哥伦布没有几户华人，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将。父亲也做翻译，他语言能力很好，时常会帮助那些不会讲英语的新移民。中学时期的我（前排左五）。小时候，孩?们都要给家里的洗衣店和杂货店做帮手。有一次，熨完上百件衣服后，我在?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做这种事。6岁时，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每节课学费1.5美元。起初，我在邻居练舞时跟着她学。我实在太爱跳舞了，在洗衣房里跳，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跳，父亲总笑话我像个?小猴。万幸的是我母亲喜欢粤剧，当她意识到我有跳舞的天赋后，就开始劝说父亲让我去上课，古板的父亲最终同意我学舞。 1945年，俄亥俄州哥伦布，全家合影。后来，我会跳舞这件事在哥伦布传开了。常常有人对父亲说：“她真的很可爱，可以请她来我们的俱乐部跳舞吗？每次表演我们可以付你5美元。”那个时期，我在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表演过，观众以美国白人为主，他们喜欢看一个可爱的华人小姑娘跳踢踏舞。有一年暑假，我和姐姐Fawn一起去拜访在华盛顿打拼的叔叔，他经营了一家叫 Casino Royal的华人戏院餐厅。餐厅舞台规模很大，有专业乐队和伴舞女孩，人们在音乐声中摇晃身姿。台下的观众中，有华盛顿的大人物。在这里，我真正地迷上了舞台。我问叔叔：“我想成为一名职业舞者，能不能来你这里演出？” 叔叔笑着摇头：“你还太年轻，等你16岁我们再商量吧。” 青少年时期跳踢踏舞的我。回到哥伦布，我卯足劲练舞，16岁时如约重返华盛顿。经过一番学习后，我开始在叔叔的华人餐厅表演。至今我依然能想起，“Limehouse Blues”是我跳的第一首曲。与此同时，我还被送去舞蹈学校培训。在那里，我学到如何俏皮地晃头、如何性感地摇晃肩膀与臀部。他们说：“如果你想去更大的场子，你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至少要露出你的肩膀。在拉斯维加斯，收入会是现在的三倍，但你必须迎合观众……” 我人生中的首张职业照，穿着母亲给做的套装。就这样，我开始构建一套??的舞蹈风格。人?中第一套职业装是母亲给我做的。那是一身粤剧戏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层是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裙，可以秀出大腿。我会先用中式舞蹈开场，缓缓褪下夹克后，再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摆舞，最后，穿着桑巴裙跳上一曲拉丁——这就是我最初的三幕舞。父亲则为我做了一个便携挂衣架，可折叠放到行李箱中。父亲虽然严肃沉默，却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年轻时在中国学过木工。在挂衣架上，他设计了路牌的造型，上面写着42街与百老汇——那是所有表演从业者的梦想之地。 1945年，哥伦布本地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去华盛顿成为夜总会舞者的报道。人们似乎都很喜欢我的新戏服与三幕舞。大约18-19岁时，我遇到一个经纪人，他说：“你很可爱，像个中国娃娃，我想请你来我的舞团，你可以赚更多钱。不过，我们是一个艳舞（Burlesque）舞团。”在看了人生中第一场艳舞表演后，我对他说：“对不起，我做不到，穿这么少，我会感冒的。” 那位经纪人笑着说：“你可以多穿几层漂亮衣服，然后慢慢地脱。” 当他提出高达每周一千美元的酬劳后，我将犹豫抛诸脑后。就这样，我从一个爱跳踢踏舞的女孩走上了艳舞者的道路。不过，我从未认为自己仅仅是在跳艳舞，我设计形式各异的衣服，穿很多层，再伴随着舞蹈将它们一一展示。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表演视为一场时装秀。我（中）和姐姐Fawn在旧金山华埠“成吉思汗”夜总会工作时期的合影。姐姐Fawn是家里第一个搬来旧金山的，父亲在这里有个开餐厅的朋友，他照顾姐姐的日常，还给她在企李街（Clay Street）的青年会（YMCA）找了一间房子。不久后，她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于是很快踏姐姐的后尘搬来旧金山，并自此再未离开过。我在“成吉思汗”夜总会工作时的照片。旧金山中国城有四五家夜总会，包括“成吉思汗”“大观天台” “上海俱乐部”等。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当属Charlie Low开的紫禁城夜总会（Forbidden City Nightclub）。上述的华埠夜总会，我几乎在每家都跳过2-3年的舞。在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夜总会并不被保守的华人群体接受，有些女孩甚至为此被家庭驱逐。万幸的是，我开始跳舞时，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了夜总会文化，我没有受到严重的歧视。我和姐姐每个?都给俄亥俄的家人寄钱，不久后，1947年，全家人都搬来了旧金山。 1947年的全家合影。前排：妹妹Jeanie、姐姐Annie、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兄弟Joe 后排：姐夫Tommy Leong、姐姐Fawn、妹妹Junie、我、弟弟Jackie。搬来旧金山后，?亲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圆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带全家人衣锦还乡。然而，我和姐姐并不想去中国，父亲很失望，但也表示理解，于是他带着母亲与其他弟弟妹妹踏上回国的渡轮。那时的父亲并不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家乡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1949年，复活节，一家人合影，此时父母和小弟Jackie已回中国。不久后，父亲在家乡去世。几年后，我和姐姐通过联络香港的远亲，把妈妈和妹妹又接回美国。我的小弟弟Jackie更晚几年才回美国，他在中国读过书，成为家中这代中文最好的人。妈妈和妹妹回到美国时，我和姐姐都已结婚。姐夫是出身名门的牧师，在中国城有很大影响力。我与第一任丈夫Sun Lowe出现在同张海报上。我在“成吉思汗”工作时和我第一任丈夫相识。他的名字是Sun Lowe，人称Sunny，那时，他是 “大观天台”的歌手，人称“华人辛纳屈”（辛纳屈是美国著名歌手和演员）。有一天，我下班后，他托人邀我去看他的演出，表演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了宵夜。后来，我和Sunny开始约会，并时常一起表演。有一年，Jadin Wong组织了一场巡演，最后一站是夏威夷。Jadin建议：“你俩要不要把婚礼安排在我们这里？我们做一场婚礼主题的演出吧！”就这样，我和Sunny在夏威夷夜总会里结了婚。紫禁城夜总会，中间举杯的人是Charlie Low 在“成吉思汗”和“大观天台”工作的同时，“紫禁城夜总会”也开始聘用我。这家华埠最大的夜总会老板Charlie Low和我说：“Coby，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生意变得更好了，你带给我生意最兴隆的一次复活节！” 有时，我也会去拉斯维加斯表演几周。 1951年10月，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演出现场照。那时候，我已经生下女儿Shari。我与??Shari。 Shari打小就跟着我上路。我表演时，她就在酒店房间里等我。Shari小时候，我带她上过踢踏舞与芭蕾舞班，然而她对从事这行一点兴趣也没有。如今，她在夏威夷一家餐厅做了多年的财务。我，姐姐Fawn与姐夫Tommy带着孩子们在夜总会合影。 1953年的我。几年后，紫禁城夜总会老板Charlie决定退休。他问我要不要买下他的夜总会，我说自己没有那么多积蓄，这话立即被Charlie否决了：“你当然有，那些钱我全都付给你了！现在你可以用上这笔钱了。” “可我不想把这些钱都付回给你。”“要不要问问你兄弟姐妹们的意?？” 一家人在紫禁城夜总会门口的合影。于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筹资买下了这家夜总会。我的弟弟Jackie在门口接客，他又高又帅，身穿燕尾服，笑盈盈地将客人们迎到桌前；家里一位亲戚负责弹钢琴；我的妹妹是服务员，姐姐负责打理财务与后厨。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洗碗、清扫桌面；我自然是负责编舞与跳舞。大姐的儿子Dennis和Daryl此时也长成美少年，他们经常作为我的舞伴同台演出。我们的舞者除了华裔之外，也有日裔、韩裔和菲律宾裔。那一时期，我工作繁忙，晚上经营夜总会，白天排练节目，每六个星期就要更换一场节目，确保不失回头客。我（前排中）与紫禁城夜总会其他舞者合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夜总会的生意是相当好的，一晚上有三场秀，分别发生在晚8点、10点与12点。那个时期，旧金山有被称为“灰狗夜总会之旅”的旅游大巴，每晚我们都会迎来三车客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各地的白?，他们从未见过华人?孩跳舞。 1959年，紫禁城夜总会时期的我（左二）与客人。我们的观众中也有许多本地的大人物，比如政府要员、华埠公所的人，或者造访旧金山的名人。美国爵士乐之父路易·阿姆斯特朗的太太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 “亲爱的，你可比吉普赛还要吉普赛！” 。那个时期，我的称号有很多，“华人跳舞娃娃”、“华人吉普赛玫瑰”（注：吉普赛玫瑰李Gypsy Rose Lee是当时知名的白人艳舞者）。除了夜总会，我还在中国城经营过一家酒吧。紫禁城夜总会时期的家庭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我、女儿Shari、姐姐Fawn，后排左一、左二是Fawn的儿?Dennis与Daryl。我在紫禁城夜总会的表演。夜总会的兴旺持续了几年。当旧金山白人舞者Carol Doda解开胸罩，正式掀开夜总会脱衣舞风潮之后，华埠夜总会的生意渐渐衰退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一家决定关掉紫禁城夜总会。我在加拿?大Marco Polo夜总会演出时期留下的影楼照。上世纪70年代，我搬离旧金山，在湾区的San Pablo定居，从事服装设计，也会作为一个舞者去各地巡游，拉斯维加斯、夏威夷、加拿大、新加坡，等等。 ??Shari、我的母亲和我。前文讲过，我的母亲是?位粤剧戏迷，有基本的舞台经验，懂得如何做华美的头饰。我无法欣赏母亲在厨房里哼唱过的那些粤曲，但却始终迷恋中式戏服的美。母亲当年给我做的第一套戏服，是我一生中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她教我如何剪裁旗袍的领口，如何给粤剧头饰选择修饰与花边。我开始做衣服之后，将她的设计风格改良，增加了更多西式美学元素。我与广东的远亲。中国改革开放后，1980年左右，我和姐姐Fawn与??Shari一起，第一次来到了父亲的故乡。我们先到香港，再到广东台山。一路上我总在流泪，一方面想到父亲心里难过，另一方面是无法理解广东的亲戚们为何与我们的待遇不同——他们不能上我们的轿车，也无法在同一地点和我们用餐。姐姐Fawn与广东的亲戚们。姐姐Fawn坐在父亲故居的床上。女儿Shari在广东故乡，她是那次旅行的摄影师。 90年代的家庭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我、母亲和Sue Dee。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妹妹Jeanie、妹妹Junie、弟弟Jackie、姐姐Fawn、姐姐Annie和同父异母的兄弟Jason；。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在度过一段难熬的时间后，我开始频繁地去各种社区中?跳交谊舞。遇到Stephen是在一个可以跳舞的pizza餐厅，那年我刚满70岁，虽然他比我年轻近 20岁，但我最初对他没什么好印象。我与Stephen初相识的时期。好在Stephen舞跳得好，又有音乐天赋，我们成为了彼此的舞伴。后来Stephen总对别人说我们当年是一见钟情，但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辞。对我来说，喜欢上他可能是在相识的1-3个月后，有次他来到我家，在临走前认真地帮我洗了茶壶。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邋遢鬼其实是个细致的人，这个温暖的细节让我动了情。我与Stephen在家中的自拍照。 Stephen没有得体的衣橱，我成了他的造型师，只要一同外出，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我做的情侣装。除了对跳舞的热情，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然而，和Stephen在一起后，我发觉跳舞变成了一件真正快乐的事，再也不是一份辛苦的工作。我们想什么时候跳就什么时候跳，想去哪就去哪，在游轮上，在各种舞池中。 Stephen制作的拼贴图，他将我们的合影放置在内华达?脉的??点。 2015?，我第一次受邀在拉斯维加斯的“艳舞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演出。在此之前，我并不愿意谈论自己曾经的艳舞生涯。那次表演之后，我意识到，到了这把年纪，谈论过去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们总说，一切都会在拉斯维加斯发生。 Stephen、我、杨圆圆、卡罗·那瑟斯于2019?6月在拉斯维加斯的合影。 2018年，我在拉斯维加斯遇到了一个名叫杨圆圆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我没料到，这个二十来岁的中国女孩如此执着，竟一路找到我们在San Pablo的家，我被她的真挚与勇气打动，一口气给她讲了几个小时的故事。《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电影剧照，导演：杨圆圆+卡罗·那瑟斯，2019年，?长：30分41秒后来，我与Stephen和旧?山的一群朋友跟着杨圆圆，从美国来到古巴，并在2019?9月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了杨圆圆组织的名为“交错剧场”的演出。上次来中国，已经是三十多?前的事?。和圆圆在一起时，我们常常会忘记彼此的?龄……她正在对20世纪海外粤剧戏台、电影片场与夜总会场景中的华裔女性进行研究，并同时拍摄电影。她与卡罗·那瑟斯（Carlo Nasisse）合导的电影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于2019?9月在美国的电影节首映。

2014年3月20日，阿诚在论坛发出这样一则贴子： “十余年汽车行业经验，懂车，诚心服务，提供二手车车况和价值评估，代您看车试车，带您亲临拍卖会现场拍车!过程透明公开，惊喜刺激!所有手续拍卖行代办，当天提车……” 很快，有人回帖，有人来信，有人通过朋友推荐，求购二手车者纷至沓来，阿诚干脆建立了一个买车的微信号，加他的人数达到了1000人以上。毕竟，洛杉矶是车轮上的城市，没有车，超市、学校、银行……哪里都去不了。可是，买车也是一门大学问，初到异国他乡，大多数华人新移民都会精打细算，买二手车作为过渡，但洛杉矶的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如何选购到称心如意的二手车，找对经纪人非常重要。阿诚是一位专业且敬业的经纪人，很多顾客买到称心如意的车后，看着他风尘仆仆、鞍前马后的样子，难免会问上一句：“你在国内也是跑汽车销售吧？” 阿诚往往笑而不答。没有人知道，离开中国之前，阿诚曾是一家国企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阿诚太太曾任一家即将上市的高科技企业的财务主管。 01. 在本田工作的那七年 2000年，阿诚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机械电子系，此后，在汽车制造业领域兢兢业业工作了13年。谈起职场生涯，他坦称自己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 “最开始，在广州的独资企业卡西欧公司工作了3年，算是职业生涯的开端。日本人做事相当认真踏实，跟他们做事，我受到潜移默化，慢慢养成一种工作的素养。” “然后，去本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工作，开始更严格的职业训练。本田当时是中国唯一一家由外方控股的汽车整车厂，我们做的是由国务院特批的项目，本田占了65%股份，也是中国唯一一家全出口的企业。这个项目是9月份成立的，有1年半的筹建时间，筹建期间，我负责总装工厂的品质管理。” “本田派了大量专家，整整用了两年半时间,每天8个小时一对一手把手的辅导我们。从量产一天一两台到五台十台，到一百台，产线是新的，人是新的，我先是负责质量体系，后来又负责总装工厂的检测线, 整个工艺线包括冲压、焊接、涂装、总装、整车检验，运到港口。因为是做出口，审查非常严格，先是由日本专家审核，再由欧洲汽车协会审核，达到欧盟认证，才可以出口，所以生产管理体系上非常严格。” “我需要负责很多协调和生产的细节，开始是他们帮着我做，后来是他们看着我做。严师出高徒，开始一两年，我是被骂最多的，但老板也最信任我，让我很感恩。可以说，我最受益的就是在本田工作的那7年，学到做事和做人。” 02. 在上市国企的日子 7年后，阿诚的上级人事发生变动，他也主动辞职离开了本田。很快，猎头找到他，告知湖南某上市车企在寻找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觉得他正是合适人选。但阿诚担心对方是异地国企，打交道会比较棘手，便婉言谢绝。随后他进了广州某上市车企，成为其市场品质科的经理。 “在本田的时候，是中日合资，一个企业有两种文化。股东代表是国企文化，希望你听话、站队，但日企文化就是做事、务实。我是不太吃国企那套，也容易得罪人，好在本田是日企主导，我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做事也不太受干扰。但来到广州这家国企后，发现里面各种派系斗争，人事很复杂，我不会很圆滑的处理一些人际关系，做得很辛苦，心累。压力是无形的。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离开。” 有一天，他去理发，突然发现两鬓多了好些白发，令他震惊不已，从理发店出来的那一刻，他下定了辞职的决心。 “走的时候，大家都劝我不要走，因为以后有不少股权，但我不后悔。离开那边之后，心情轻松很多，头发就又慢慢变黑了。” “然后，我给猎头打电话，说我辞职了，现在可以去了。不过，因为在上一家国企的教训，我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放权，有完全让我自主发挥的空间来做事。” 这家湖南国企的副总马上飞机赶来与阿诚见面，相谈甚欢，阿诚也被其礼贤下士之心感动，便去往湖南，做了一年半的职业经理人。 “那一年半，算是我事业的顶峰期，把整个公司质量体系翻了一番，把流程重整了一遍，老总很赏识我，给了我很多福利上的优待，也给了我很大的自主权，我和上下属关系也相处的很好。” “国企里面是有很多复杂利害关系的，但我一直强调，我这个人性格直，不讲政治，只讲做事，我来不是搞关系的，是来做实事的。不管你多大的来头，做不好，请走人。” “比如，我管理很多供应商的品质。有个别供应商，公关能力很强，在湖南当地很有影响力，想拉拢我，许诺说只要我听他的话，要什么有什么。我不吃这套，也不去他请的饭局，我不想搞官场那套。我在日企和合资企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希望在国企做的时候，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里，帮助企业成长。这也是职业经理人的使命。” 03. 买了学区房，进不了学区然而，孩子上学难的遭遇，成为他决定离开的导火索。 “2013年，刚生完老二，老大也到了要上小学的年纪，我们在广州某小区刚买了一套二手房，户口也刚转进房子里。小区有配套小学，据说教育质量不错，也算学区房吧。我们去给老大报名，居委会要求我们出具妇检证明。 “我在体制内上班，当时二胎还没放开，计划生育各种限制，我太太没敢定期进行妇检，所以，开不出妇检证明，居委会管招生审核的人就以证件不全为理由拒绝我们，不给入学。我太太跟他们好说歹说，都没有用。我的下属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手头有些‘关系’，说这点小事他来帮我搞定，就托人打电话给居委会主任。很快，居委会就开了证明，让人哭笑不得。” “但事还没完，居委会放行了，学校又不肯放行，说我们买的房子学位指标被占用了。我去找原来的房主，房主说：‘我已经交过择校费了。’我又去找学校招生办主任，主任说：‘你说你交过，那你拿证明来呀！’我一下火了，明明是你收了别人的钱，让我拿证明来，什么逻辑？！我反问：‘你这里没有证明吗？’他说：‘我有，但我的档案馆在装修。’总之，各种折腾刁难，就是进不了学校，让我很郁闷。身边同事告诉我：‘他们其实就是变相要好处费，你给他塞一万块钱，马上可以进学校了。’我非常气愤，我说我决不妥协，决不受他们的要挟！几天后，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这种地方！” “当时没考虑其他国家，就决定去美国。因为我太太有不少亲戚多年在美国，回来探亲，感觉他们好像物质上也不怎么丰富，但精神气色很好，很傻很天真，没心眼，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我很向往这种生活方式。” 就这样，阿诚毅然放弃了学区，也放弃了工作，甚至放弃了楼价正在蹭蹭往上涨的房子。 “我去辞职，老板力劝我不要辞，跟我谈了三天。最后一天，我才跟他讲，我们一家准备去美国。老板这才明白过来：‘你应该早说，早说我就不那么费心思劝你了。你去吧，像你这种性格，的确更适合美国。’” “短短两周之内，我就把房子卖掉，把所有东西处理完。我太太为人也很豁达，非常支持我的决定。我们都想得开，去美国，能适应就适应，不能适应，就当休息调整一两年。把钱花完了，再回来，再找工作，重新来过。” 04. 我不在乎做无业游民 2013年年初，阿诚一家来到美国，选择了阳光明媚、文化多元的洛杉矶作为落脚点。 “来到美国后，很多人问我：‘你准备做什么。’我说：‘没考虑，我就想休息半年。’他们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放着赚钱的机会都不去赚！” “但我没有期待发财，也不在乎做无业游民。相反，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在国内的状态还是太浮躁，可能整个社会都是那种快节奏、高强度的氛围，个人也难免受影响，着急出成果，欲速不达，反而做不出好东西。我觉得现在需要慢下来，对以前的人生有所反思。” “我真的是完完全全休息了半年，就是陪伴太太和孩子。我觉得只要太太和孩子能适应成功，我就成功了。美国这边不用买学区房，只要租房子，拿着租房合同和水电合同就马上能就近上学，比国内流程简单很多。孩子们也很喜欢这边的学校，所以适应很快。我也很高兴有时间陪他们慢慢成长。” 阿诚出国前，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和车打交道，甚至打算扔掉大学毕业证书，没想到，出国半年后，因一次偶然契机，再次与车结下不解之缘。 “来美半年后，我一个大学同学也来了，托我给她买辆二手车，我上网找了很多车，都不满意，因为那些车行的价格偏高。在美国，很多车行的车都是从拍卖行过来，所以我就直接去拍卖行帮她拍，终于拍到一辆好车，性价比不错。她很高兴，就建议我发挥专长，帮别人代购二手车。” “我最初还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毕竟我摸车比一般人多很多，爱专研，会分析，会比较，也懂点英文，的确能帮别人买到好车。美国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不是内行不懂鉴别。我就去网上发了帖子，如果有人想去拍卖行淘车，可以联系我。” 据说，拍卖行是加州所有车行购买二手车的主要来源，平均车价根据车型比市场便宜1000至3000美金不等，于是，阿诚上网发了一则代理拍卖行淘车的小广告，算是开启他来美后的第一份“自由职业”。 “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我专门帮别人做咨询，也就是个性化淘车，对方的需求是什么，预算有多少，然后我分门别类去淘，带对方试车，帮对方还价、验车、过户，我只收一点佣金。” “帮人去拍卖行淘车，洛杉矶地区华人里面我可能是第一个。当时拍卖行里没有一个华人，全是白人。举牌人的语速非常快，很考验英语水平和反应能力，你举中了，车就是你的。停车场有上百多台车，有些是捐献的，有些是破产处理的，我得逐台带顾客去看，看中的车就做好编号，预估价格，过了流水线拍的时候就得赶快举手，争分夺秒。这种公众拍卖每周都有，我是常客，我把那里当做练习英语的最佳环境。” ▲ 阿诚经常光顾的一家拍卖行（作者供图） “后来，我的经营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不只限于去拍卖行淘车，我自己也上网从外国人那里收车，然后转手卖掉，价钱也开得低，别人觉得我值得信赖，就介绍各自的朋友来。我不打广告，完全靠口碑相传，没有信任就免谈。有些客人经济上有困难，我也不止一次免费或象征性收点费用，我和一些人还成为朋友，互相帮助，我从没有把它当个赚钱的职业。” ▲ 阿诚经常光顾的一家二手淘车网站（作者供图） 05. 淘车有点像探险从那以后，有5年的时间，阿诚都在做二手车经纪人。三教九流的人际接触，让他的视野不断被开阔。 “买车的群体是不同背景的中国新移民。卖车的群体是不同族裔的外国人，让我增长了很多见识。好人坏人都打交道过，好事坏事都经历过，整个南加州，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哪个区域住什么人，环境复不复杂，我都清楚的很。” 但是，做这一行，看似自由，但收入不稳，且风险不小。 “从私人那里淘车其实是高危职业。印象最深的一次，有一个外国人，他在网上卖车的价格低于市场价很多。我白天联系他，他不回复，等到晚上天黑了，就主动和我约时间见面，要我带1万美金的现金过去。” “为了打消我的警惕，他说：‘你不用怕，这是我们的家庭用车，我家里两个小孩，就约在家里看车，你还担心什么？’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见面地点，觉得治安还算好，才敢去。一路上，他不断打电话问我到哪里了，然后跟踪我的行车路线，我察觉到不对，还有5分钟快到的时候，我故意说，还有20分钟才能到。因为我需要提前去踩点探探真假。” “到了约定地点一看，那个地方是个U型的死胡同，没有出口，而天已经黑了，我就知道是个陷阱，得赶快逃。他的电话又响了，我根本不敢接，一接他会知道我就在附近，谋财害命都有可能。我悄悄绕道上了高速，他还是不停的打，我就发了条信息给他：‘等一下警察会来找你。’然后赶快关机。最后等我开回我家楼下，居然看到一辆一模一样的车，我还以为他跟踪过来了，吓坏了。直到查明车牌的确是小区里的车，我才敢把1万块现金带回家。所以，面对复杂形势的时候，一定要有勇有谋，否则很危险。” 提起这件事来，阿诚仍然心有余悸，不过，他认为这只是小概率事件。 “其实，我遇到的大多数车主都不错。我记得遇到过一位很善良的白人老叔，并不富裕，但收养了3个中国弃婴。我交易时开门见山问他：‘能不能把价格写低点，这样可以少交点税。’他说：‘不可以。我是基督徒，要忠于我的信仰，很抱歉，不能帮你。’但等我把车钱给他，他突然从里面抽出两百美金退给我说：‘这样吧，这200美金算我帮你交税。’我说：‘不用，我自己交好了。’但临走的时候，我把车窗降下来跟他告别，他还是坚持把200美金扔到车窗里，说：‘你拿去洗车吧！’我又下车把钱还给他说：‘车不脏，我自己洗。’但我很感动。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帮别人淘车赚的钱也就刚刚够维持生活。我不刻意赚钱，天天睡到自然醒，很多时间陪家人、去教会，有多的精力就去淘车。当然，淘车也很费脑筋，是个细心加技术活，但可以结识不同的朋友。我也很享受这种生活，有点像探险。我从来没有觉得匮乏过，哪怕工作没有，哪怕下一个月的房租没有，我也不会很担心，我相信上帝恩典够用。” “但我爸不赞成我出来，觉得我在国内那么好的一份工作，丢了可惜，又听说我在美国没有正经职业，没有稳定收入，就觉得我肯定过的很苦，催着让我回去。我说一点都不苦啊，我淘车做得挺开心的。” ▲ 阿诚为汽车收藏爱好者淘到的1929年福特与1956年劳斯莱斯（受访者供图） 06. 美国工厂的中国主管 2018年，阿诚遇到一位买车的留学生，攀谈中，对方得知阿诚在国内的职场经历，认为他做二手车经纪人实在是大材小用，便告诉他，洛杉矶其实也有汽车厂，不妨去试试身手。阿诚觉得很好奇，便开了2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坐落在洛杉矶以北的D公司工厂，应聘品质工程师职位。 ▲ 阿诚前去应聘的D公司（受访者供图） “D公司在全世界的电动汽车行业中产量第一。它的电池技术出自中国，非常成熟，世界领先。公司总部在中国某市，市里3万多台电动车全部都是他们生产，美国这家公司属于子公司，公司750人左右，只有研发部门和售后部门有小部分中国人，也就二三十人，工人全是美国人。虽然这是一个中资公司，但我去的时候，一个中国人都不认识。” “去了工厂3周后，我被提拔为部门主管。有个美国白人，是厂里的研发部门工程师，当面问我：‘为什么我来这么久，还没当主管，你刚来，就能当主管？’我就跟他们解释，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提拔，我有那么多年的职场积累，在中国经手过的业务也比这里复杂得多，我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我在这里工作，看中的不是待遇或职位。我现在一年年薪6万美金，还不如我几年前在国内的年薪。而且，在国内时还有各种福利，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之类，没法比。” “我选择这里，一是我很喜欢自己的本行工作，能真正发挥一点作用；二是能够不断锻炼自己的外语水平，我的强项是业务能力与品质管理，弱点就是英文表达，特别是用英文和美国人深入讨论一个特别细微的技术问题，如果没有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还是很难。三是增加自己的阅历，丰富自己的人生，在职场上了解美国人的做事方式。以前都是看书看电视知道一点，现在身临其境，还是很不一样。” 在D公司，阿诚自言最大的变化就是颠覆了他对美国人的认识。 “来之前，我以为美国人素质都是很高的；来之后，我的看法发生翻转，美国人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当地靠近沙漠，比较贫穷落后，员工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差一点，工资基本都是在美国最低工资标准线上。” “另外，有些美国人很张扬，很会表现，不像中国人那样含蓄谦虚。举个例子，有个别主管是土生土长的白人，明明在有些事情上是外行，还在那里指手画脚。我给他一些建议，比如整个体系流程上可以如何做一些变动，他根本不听，他觉得自己很懂行，很厉害，一心惦记的就是升职涨工资。老板对他印象也不好，甚至两次跟我讲过，让我接手他的部门。我摇头说不要，我也不想让别人失去饭碗，我只是想帮忙，如果那个主管谦虚一点，我愿意毫无保留的帮他。” ▲ 阿诚在公司的办公桌（受访者供图） 2019年，讲述中国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开厂四年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上映，也引发不小热议。作为行业人士，阿诚觉得，中资公司的美国工厂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短短几年，我们公司总经理换了好几位，现任总经理来了一年多，已经是任期最长的一位总经理。他是国内非常出色的专家级人才，母公司派他过来，也显示出对美国项目的重视程度。不过，我直接跟总经理讲：这个体制下，谁做都很困难。因为需要革新整个管理体制，明确部门职责架构。从国内派人这种方式比较困难，作为国际化的企业，必须要请职业经理人，要英文非常好，要懂管理，还要了解中美文化差异，了解企业目标，了解当地人和当地文化，的确不好找。” “中美管理上有很大文化差异，在中国企业中一些很有效的管理方法，尤其是威权主义那一套，在美国不容易获得成功。比如，在中国，上司说的话，下属应该无条件服从，在美国，员工不接受这套价值，你哪怕是总经理，要有不对，他们也不会执行，上司口气重了点，下属就会觉得你很不尊重他；再比如，在中国，上司对下属拍桌子发脾气习以为常，家长制意识比较强；但在美国，下属甚至可以坐在上司办公桌的桌子上跟你讲话，权威意识比较弱。此外，加班文化、工会文化也不同。” “这种从中国传承过来的家长制管理模式一直持续，时间长了，美国员工对中国管理团队就有一种偏见。我作为主管，能做的就是消除偏见，注意沟通方式，尽量倾听、了解、尊重人，不居高临下，让他们感到我们是平等的。员工有什么需要和高层沟通的，比如抱怨工资低，或者与其他部门发生纠纷，我会替他们着想，积极处理。我不知道能在这里做多久，但在一天，就认认真真服务一天。” ▲ 阿诚所在的美国工厂车间（受访者供图）如今，阿诚周间驻扎在车厂，周五下班后开车100英里，回到他在哈仙达岗（Hacienda Heights）租的房子，尽心尽力陪伴太太和孩子，他说他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方式。当阿诚在美国车厂开始做品质工程师时，阿诚留在国内的同事们（本田当年培养的其他几位年轻技术骨干）大都已经升至各大上市国企的副总，但他对此显得很淡然。 “从职业发展角度而言，人脉、资源、语言、文化……在国内的上升空间肯定大于在国外中场换跑道。但我是比较随性的人，没有多大事业心，也没指望升官发财。我从小就喜欢和车打交道，在中国，一直在车厂这个行业，真没想到，来到美国，不用转行，还能继续靠懂车养活一家子，非常感恩！” “我现在看重的，一个是家庭，一个是自由。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能有饭吃，能有价值选择的自由，我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