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潜逃境外7年多的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本币投资处原处长白静，作为“百名红通人员”之一， 被通缉至今未归案。 2008年至2011年间，白静先后操纵73支债券进行债券交易，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9亿元。白静用其中部分违法所得在北京、三亚购置多套房产。 今年10月1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白静违法所得没收一案，共涉及9套房产，其中北京房产7套，海南三亚2套。 察时局查询发现，其中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1号院的两套房产是高端住宅小区缘溪堂，目前该小区的均价超9.2万元／平。历史成交户型多是300-700平左右的大户型，目前放盘价在三四千万元。 白静是“百名红通人员”之一。 三年间操纵73只债券获利逾2亿元，潜逃境外至今未归 10月1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白静违法所得没收一案。 资料显示，白静出生于1973年9月，原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中心（二级部）本币投资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申请书载明，2008年至2011年间，犯罪嫌疑人白静利用在农业银行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农业银行、国信证券为债券交易平台，先后操纵73支债券进行债券交易，侵吞农业银行、国信证券利益，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8819583.30元。 白静使用违法所得中的部分款项在北京及三亚两地购置了多套房产，登记在其妻牛颖及其他亲属名下。 2013年7月31日，白静逃匿至加拿大，同年12月19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至今7年多，白静仍未归案。 白静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3年9月9日被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立案侦查，同年11月18日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内蒙古首起起外逃贪官违法所得没收案开审，涉9套查封房产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查查明白静涉嫌犯贪污罪，于2019年2月22日将犯罪线索移送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2月28日以白静涉嫌犯贪污罪立案调查。 2019年6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发布公告称，犯罪嫌疑人白静使用违法所得中的部分款项在北京及三亚两地购置了多套房产，内蒙古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依法查封房产9套。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白静实施了贪污犯罪后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上述查封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故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今年10月14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白静违法所得没收一案。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申请。利害关系人邢玉真（上述申请没收房产中4套房产的持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余利害关系人主动放弃参加诉讼。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并申请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利害关系人邢玉真及其诉讼代理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邢玉真及其诉讼代理人表示，申请没收的邢玉真名下4套房产均系白静、牛颖夫妇借邢玉真名义购买，邢玉真对此既不知情，也没有出资，不是房产真实所有人，对没收申请没有意见。 本案是内蒙古自治区辖区法院审理的第一起外逃贪官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9套房产价值不菲 ，北京海淀三套房市值亿元左右 此前法院公告公布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没收的财产清单，共计9套房产，其中北京房产7套，海南三亚2套。具体为： 1.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1号院2号楼21层1单元2102号房产1套； 2.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住宅及商业3号楼7层CD-07C房产1套； 3.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红树峪（亚龙湾-西山渡）产权式酒店V08号房产1套； 4.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1号院2号楼17层1单元1702号房产1套； 5.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呼家楼商务居住综合区一期）3号公寓18层2108号房产1套； 6.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龙之湾嘉园（天竺开发区21地）A1-7#住宅楼（3823）号房产1套； 7.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龙之湾嘉园（天竺开发区21地）C1-41#住宅楼（5907）号房产1套； 8.位于海南省三亚市红树峪（亚龙湾-西山渡）产权式酒店V09房产1套； 9.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呼家楼商务居住综合区一期）1号公寓12层1506号房产1套。

加拿大联邦政府移民部加东时间10月13日中午12点开始接受父母和祖父母移民抽签的网上报名，报名的时间是三个星期。 在报名截止期限之后，移民部将用随机摇号抽签的方式选择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今年的名额是1万个。如果被抽签选中，则提出家庭团聚移民申请的加拿大家庭可以正式填写父母或祖父母移民申请表，开始家庭团聚移民的申请和审批持续。 加拿大移民部每年的父母和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的名额都是粥少僧多。已经实行过的按照报名先后分配移民名额的方法有住的离报名中心近的人可以早早排队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问题，改为网上报名后又有人人争分夺秒抢报造成系统瘫痪的问题，而且被批是让那些手快、熟悉电脑、网速快的人受益。 抽签分配名额的方法虽然也有其不考虑家庭具体情况、不考虑轻重缓急的问题，但被认为是至少排除了人为因素，让申请者靠自己的运气决定是否能得到父母或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的名额。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Marco Mendicino表示，抽签分配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是到目前为止最公平的方法；并承诺联邦政府明年将把父母和祖父母团聚移民的名额猛增到3万个。 但对于那些过去多年来年年努力、但每年都得不到父母和祖父母移民名额的加拿大家庭来说，抽签移民名额分配办法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希望，今后几个星期是让他们非常焦虑的等待时间。 由于COVID-19病毒肺炎疫情，加拿大移民部把2020年父母和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名额的抽签分配推迟了半年多的时间。

更新于2020年10月8日 12:41 英国《金融时报》 帕特里夏?尼尔森 整理口述 我是在中国贵州省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长大的。就连许多中国人也从未去过群山环抱的贵州省，那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 我从小是个很有好奇心的孩子，而且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我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会看着从山顶飞过的飞机，想象如果有一天我能坐上一架飞机，去看山的另一边是什么样。 结果，我第一次乘飞机，是我飞往法国攻读巴黎高等商学院(HEC Paris)的管理学硕士。我被5所大学录取，但巴黎高商为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在中国，即使是我的本科学习的费用也让我的父母难以负担。 我当时甚至并不了解巴黎高商，只知道它是一所名牌高校。我记得我在那里遇见了读预科的法国精英家庭的孩子，这让我感到震惊。他们有击剑课！在中国，体育课的内容是跑步、做体操，但他们会学柔道和骑马。我当时就想：这绝对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维度。 为了离开我的省份，我努力学习，总是争取成为第一名。有时我是第二名，就会感到非常失望。但我通过了高考，在武汉大学(Wuhan University)学习国际金融。武汉大学与法国总领事馆的关系很好，后者主办了一个晚间活动项目，挑选约15名学生来讨论法国文化和商业、学习法语。因为参加活动是免费的，而且我有空闲时间，所以我就在不经意间与法国结缘。 我在2001年开始在巴黎高商攻读硕士学位，该课程共有386名学生，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因为我在第一年结束时获得一张证书，写着我在同届学生中跻身于前30之列。学生们来自全球各地，那是我第一次与世界各地的人打交道。我还意识到，在中国，你是一个人对着书本学习；你要记住很多知识，才能获得高分。在商学院，我学会了你在工作中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个人努力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与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进行合作。 我们有一门很棒的人力资源课，课上的任务是采访不同公司的人，了解如何让自己为大公司的职位做准备。我记得我的同学说，我可以准备幻灯片，他们可以代表我做演示，因为我的法语不是特别好，但我坚持自己演示。我希望挑战自己，而且，毕竟这是团队努力。 我会说法语，但我此前没有在法国的文化背景下学习法语。我可以读和写，但很难进行对话。我买不起电视机，所以我买了一个收音机，把自己整晚锁在家中，逼迫自己听收音机，直到听懂它变得不那么费劲。勤能补拙。 我仍与我的许多老同学保持联系，我们会时不时交流想法、互相引荐。 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在所有事情上做到最好，而且最关心的就是在我的任务表上打勾——我会列出我必须做的工作、我必须去的国家和我需要追逐的头衔。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会问我自己：我想走多远？下一步该做什么？从定义上看，金字塔越到顶部就越窄，那么我到哪一点才会说，我满意了？ 如今，我是卡夫亨氏(Kraft Heinz)的高级副总裁、全球司库和全球卓越经营主管，我管理我们的债务、现金和外汇、保险和养老金。几个月前，我从芝加哥总部调往阿姆斯特丹，将我的工作领域扩展至包括全球金融、生产、物流和采购。 当我在巴黎高商时，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国际导游，这能让我在全世界旅游、结识全球各地的人。现在我回首过去时会思考，我实现了我的童年梦想吗？虽然有一些偏差，但我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遇见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所以我会说，是的，我实现了。 我能够有今天，要感谢我在一路上获得了许多反馈和帮助，所以我很认真地对待指导和辅导。当你遇见一个有潜力的人，而你帮助释放了这些潜力，你会对这个人、以及他们后来帮助的人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海外华人要担心的问题越来越多！ 日前，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华裔女记者丽萨·邢（Lisa Xing，音译）道出了自己为刚诞生不久的女儿起名字时遭遇的问题，反映了不少海外华人父母的心声。只是想给孩子起一个动听的中文名，却因为如今歧视华裔的问题严重而深感顾虑！ 丽萨表示，自己在5岁时，就随着当时30多岁的父母移民加拿大了。她一直在这里上学和工作，也和当地人结婚了，老公是一位在安省西南部烟草农场长大的白人。 示意图 在今年丽萨和白人老公的第一个混血宝贝要诞生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兴奋，丽萨时不时幻想着孩子会长什么样，还想着以后要教她学普通话。 考虑到孩子有华裔的血统，她请父母为即将出生的小孙女起个中文名字。本以为这会令年迈的双亲感到骄傲开心，没想到，她父母却强烈反对这么做，说应该起一个容易发音的名字，令丽萨感到无比的惊讶和沮丧。 在丽萨的女儿于今年9月29日出生后，丽萨和她的白人老公内森（Nathan）决定为女儿取名为“旻旼（Minmin）”，“旻字”的意思是秋天，“旼”则代表随和和温柔，两个字既读起来顺口，又巧妙地拥有了相同的部首偏旁。这也是丽萨在坚持要给女儿起中文名后，她母亲最终妥协给出的建议。 丽萨说：“之所以为孩子选中文名，是我想让她能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感到自豪。我希望她能接受这一点，虽然在新冠疫情以来，针对华裔的种族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在疫情的影响下，丽萨感到最近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程度已经和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也不会只是小孩子们间的取笑行为那么简单。 丽萨承认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担忧，她写道：“我不想这么说，但在如今的情势下，一些表面文章，比如看起来更“白”或者有一个英文名字，可以让我的女儿免受很多痛苦。” 说到这里，丽萨也回忆起了自己改名的经过。她的本名是邢雅曦（Yaxi Xing，音译），可是在加拿大念书时，总有人管她叫“Taxi（出租车）”或者“Yucky（恶心）”，无奈之下，丽萨在上高中前的暑假，和有类似遭遇的好朋友一起改了名字。 丽萨表示：“我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Melanie，致敬辣妹组合里的Mel B，还为此和父母吵了一架；最后我还是妥协改成了Lisa，这是我刚来加拿大时，爸爸给我选的英文名。我的朋友艺晴（Yiqing, 音译）则把名字改成了Myra。” 想起以往的经历，丽萨还是坚持为女儿起中文名的选择没有错。尽管如今的种族主义问题越来越严重，也明白女儿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丽萨仍希望她不对此感到惧怕，并且对身为华人而感到骄傲！

有一位中国老人，在美国病逝了， 她出身高贵显赫， 却中年丧夫，晚年丧女。 而她自己，熬过六年牢狱之灾， 生活给她千般不幸， 她却在出狱后，轰动全世界！ 从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走来， 她的一言一行都让人震撼不已。 她，就是郑念。 郑念，原名姚念媛， 1915年出生于北京， 她是中国版的“唐顿庄园大小姐”， 父亲是北洋政府高官， 她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 家人从小把她培养成一名名媛， 看的是中外名著， 吃的是精致瓷器盛的茶， 和英国式薄三明治，从不知人间愁苦。 青年时期的郑念 因为气质优雅和长相出众， 还在天津读书时， 就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 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 优越的家世，精致的容貌， 引得当时一片官宦子弟的追求。 她本可以早早找个门当户对的男子结婚， 生儿育女， 从此过上顺遂无忧阔太太的生活， 然而郑念， 却拒绝了那些家世显赫的男士。 她不愿后半生都靠一个男人活着， 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拼才华， 说得大概就是郑念这样的人。 她大学就读于天津南开， 和北平燕大， 后留学英国，在伦敦读书的时候， 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正攻读博士学位的郑康祺， 郑康祺家境平凡，可郑念看重的， 是他温润的品行和耿直的性格。 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彼此欣赏， 结下百年之好。 完成学业后，两人双双决定回国， 他们有着共同的期愿：为新中国作贡献。 怎料这一回， 竟让她受尽无穷折磨...... 郑康祺加入了外交部， 被派遣到澳大利亚， 而郑念也随着丈夫一起一直漂泊在外， 两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郑梅萍。 一家三口，本其乐融融， 然而家庭和美的背后， 命运的玩笑刚刚开始。 1957年，郑康祺突然因病去世， 承受丧夫之痛的郑念， 不得不担起家庭全部的责任， 为抚养幼女， 她回到上海，担任某公司办事处经理。 祸不单行， 丧夫之痛还没过去， 1966年，命运的风暴突然袭来， 猝不及防将她打入深渊。 她由于英国留学， 和长期供职外商公司的经历， 被指控为“英国间谍”， 首当其冲受到剧烈冲击。 那一天，郑念正坐在家中， 门外忽然传来疯狂的砸门声， 他们冲了进来， 把家里她精心摆置的花瓶、古董， 全都摔了一地。 郑念搂着女儿站在角落， 她很平静地看着他们疯狂可怕的行为， 没有哭泣嘶喊。 第二天， 她仍然在餐桌面前安静用完了早餐。 她对女儿说： “待一切过去后，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 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 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然而更猛烈的冲击到来了。 9月她直接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成为了代号为1806的囚犯。 一场近七年的监狱之灾开始了。 在监狱中， 郑念受到无数次审讯和拷打， 逼迫她承认自己是“间谍”， 然而郑念却始终不曾妥协，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无数人被批承认“罪行”， 被迫“揭发”身边的人， 她却始终坚持着做自己。 她凭着自己的智力和坚强的毅力， 忍受住了严刑拷打和心理折磨， 通过读毛泽东的书， 和当时的报纸而与迫害她的人抗争。 而她的所言所行， 至今看来都让人震撼不已！ 初到监狱， 她惊异于世上竟有如此简陋肮脏之处。 可她并没有抱怨， 一点一点收拾着， 让环境变干净，让自己住得舒适些。 她将原本就不多甚至是吃不饱的米饭， 每顿留一些当浆糊用， 将手纸一张张贴在沿床墙面之上， 这样她的被褥， 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弄脏； 聪慧的她向看守员背毛主席语录： “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 以此借得扫帚将屋内打扫干净； 她还借来针线将毛巾缝制成马桶垫； 给贮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灰尘…… 恶劣的环境， 没有使她变得随便与敷衍， 她依然坚持对生活的要求， 沉着冷静地面对发生着的一切， 在陌生而糟糕的环境中觅得新的生机。 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 郑念曾经有十多天双手被反扭在背后， 手铐深深嵌进肉里， 磨破皮肤，脓血流淌。 她每次方便后， 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 这个动作对于双手被铐的她， 十分艰难， 每次都勒得伤口撕心裂肺的痛， 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 有位送饭的女人好心劝她高声大哭， 以便让看守注意到她双手要残废了。 而郑念想的是： “怎么能因此就大放悲声求饶呢？ 我实在不知道， 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之声， 这实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在身体状况已经差到不行， 难以支撑站立， 担心自己因为神志不清， 而让造反派有机可乘， 甚至还自己编了一个运动操， 恢复清醒状态。 她拒绝在有犯罪分子的纸上签字， 反而在下面加上一行“一个无辜的人”， 再签名。 手铐让双手血肉模糊， 快和手黏在一起，面临被废的危险， 却不屈从审讯人的诱导， 仍然坚持不停重复自己无罪。 这一煎熬的日子， 一直到1973年， 郑念等来了被判无罪释放， 带着一身的疾病终于重见天日。 当时她更年期身体大量出血， 被诊断为子宫癌。 可她为证一个清白， 宁愿不要离开， 坚持要迫害她的人承认她是被冤枉的， 然后无罪释放，并向她道歉。 在这时， 迎接她的还有是一个更痛苦的消息： 她视若珍宝的女儿已经离世。 此前在看守所，她要求见女儿， 看守只给她拿来女儿的衣服。 她拿着这件六年前买给女儿的棉衣， 突然痛哭，向看守撕心裂肺地要女儿。 因为这件棉衣还是新的！ 穿了六年的衣服， 怎么可能还是新的？！ 她猜到女儿可能已经不在了， 但是没人告诉她实话。 忍受着巨大的压力， 她只能不断对自己说， 女儿还活着，一定还活着。 可悲痛的是，女儿已经走了， 别人都说她的女儿是自杀的。 她不信，秘密调查女儿的死因， 最终发现， 女儿是被人活活打死才扔下楼！ 郑念和女儿郑梅平（左：郑梅平，右：郑念） 丧夫，丧女， 有人以为这下子郑念该被打垮了， 然而命运如刀， 郑念依然坦然领教。 她没有因此变得戾气满满， 反而收敛了自己的情绪， 用最理性的方法揭露女儿的真相， 最终， 她将凶手送上了法庭，送进了监牢！ 1980年， 被伤透心的郑念， 漂洋过海远赴美国， 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伏案写作，不忘在案头插一朵玫瑰 孤身一人来到美国， 65岁的郑念， 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生活方式和环境： 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 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尽管， “……当落日渐渐西沉， 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 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 乐观又精力充沛的， 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1987年， 郑念以个人经历创作的小说： 《上海生死劫》， 在英美出版后引起世界轰动。 有人说： “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 此后她独立生活， 参加演讲，资助青年学生。 她即使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依然不失理智与信念，坚强地生活。 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的、幽邃晶亮的眼睛。 她老了，容颜憔悴，白发满头， 但那双幽邃明亮的眼睛， 依然熠熠生辉。 这是因为她随时要提防外界。 这股犀利警觉的眼神， 贯穿其晚年， 和手腕的伤痕一样， 是牢狱生活留下的印记。 年轻的美，不足为奇； 年老的美，才更有说服力。 有的人高贵浮于表面， 另一些人，则把高贵融进了骨子里。 郑念的面容， 永远让人感觉到清澈的美丽与宁静。 八九十岁时， 看起来还是个让人惊艳的老太太。 透过岁月的烟尘，依旧能看到老太太夺目的美丽 精致过活，才叫生活， 《上海生死劫》火了之后， 郑念受邀去各地参加演讲， 她将演讲的费用和多余的稿费， 都捐出，用来资助中国留学生， 她依然爱着中国， 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对国家做一点点帮助。 名媛般的精致人生， 不在乎是否拥有雄厚的家产， 显赫的家世， 而是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 就像郑念，即使在狱中， 即使在无人认识她的美国， 她也要永远化精致的妆， 过优雅的人生。 她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 只为了取悦自己， 优雅的过自己的人生。 无论别人什么时候看见她， 她永远都穿着得体，妆容精致。 她的面容， 永远让人感觉到清澈的美丽与宁静。 有作者后来叙述与郑念的第一次见面时， 这样说道：“已74岁的郑念， 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 穿着一身藕色胸前， 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 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 杜拉斯有一句名言： 你年轻时很美丽，不过跟那时相比， 我更喜欢现在你经历了沧桑的容颜。 而年老的郑念坐在那里， 便自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惊艳。 2009年11月， 这位一生优雅的老太太， 在美国病逝。 她的骨灰和丈夫、女儿放在一起， 一家三口，天国团聚。 有人的高贵浮于表面， 而郑念则把高贵融入进骨子里。 优越的出身和满腹的才华， 高洁的品质、百折不挠的精神， 郑念， 被后世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名媛"。 年逾古稀， 却活得更加从容、优雅。 永远隐忍与坚韧， 如郑念一般， 能享受最好的，能承受最坏的， 无论遭遇什么， 都未曾丢弃内心的高贵和尊严， 一直到90岁， 她的眼中仍然可见20岁的模样， 在经历了几十载， 常人难以言喻的苦难过后， 身上的气质依旧卓尔不凡， 淡然如菊，遗世而独立， 这样的她， 才是真真正正的贵族名媛！ 2020年， 郑念逝世11周年祭， 让我们一起致敬， 这位不凡的中国女性！

库克郡警长办公室指出，桥港区42岁华裔男子张满(Man "Peter" Zhang，音译)涉嫌在芝加哥华埠26街一处民宅拐卖年轻女性卖淫，调查人员当场查获3000元现金、20部手机、张满与女受害人间的工作合约，以及数百个保险套等证物。 42岁的张满(Man "Peter" Zhang)经营卖淫窟遭控三级重罪。(库克郡警长办公室) 由于该处地点距离兴氏小学不到1000呎，张满因此遭控三级重罪，法官并裁定保释金10万，并饬令被告交出护照。 根据库克郡警长办公室公布的信息，警察是在上周二(9月29日)收到来自全美人口贩卖热线(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Hotline)的线报，称有多名女性在张满居住的公寓被迫从事性交易，举报资料中并提供了张满联系买春客与卖淫女的手机号码。 示意图。源自网络 警长办公室收到消息后交由特别受害者小组调查，调查组先将该手机号与网络宣传提供特殊服务的联系号码比对，同时也派出执法人员于张满居住公寓前站岗，并发现了疑似卖淫活动。 调查人员表示，他们看见两名男性走进该公寓楼，不久后离开，警方拦下了其中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稍后承认，他是拨打了成人网站上电话号码，然后按照指示到该处支付费用后与一名受害女性发生性关系。 示意图。源自网络 调查人员9月30日佯装买春客与其中一名受害女性联系，希望安排“服务”，隔天有一名21岁的年轻女子回应，双方讲妥价格为200元后，约定于张满公寓碰面。 在此同时，警长办公室派了另一名警察前往张满公寓调查，结果发现张就住在卧底警察与年轻女子见面的公寓楼层，警方当时敲门但无人开门，调查人员接着申请到搜索证，进屋后找到张满与另一名遭拐卖的受害女。 调查人员在张的公寓发现3000现金、用来安排交易的20部手机，还有张与受害人间的工作合同、数百个避孕套与一盒润滑剂，此外，警方也取得该公寓楼内外的监视影片。 调查人员还从张满的手机上，发现他向与卧底警察碰面的女性送简讯，警告她有调查人员在外面，不要说任何话。 该名女性由调查人员告知，可接受社福机构的支援与服务，她同意接受，另一名女性则拒绝了接受该项社会服务，这两名受害女都没有受到控罪。 由于卖淫地点在华埠26街500号附近，距离兴氏小学不远，张满因此遭控三级重罪，保释庭上法官裁定保释金高达10万元，同时还责令他交出护照。 警长办公室呼吁，任何拐卖受害者或有相关信息者，可拨打人口拐卖热线(312)718-4451，或全美人口拐卖热线(888)373-7888。

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蒂西诺（Marco Mendicino）星期一（10月5日）宣布，因疫情中断的父母与祖父母团聚移民申请将于10月13日恢复。有意把长辈接到加拿大来的人从这一天起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上网填写报名表。 三个星期后，移民部将用摇号方式随机抽取一万份报名表。被抽中的人将收到一封确认邀请函，并将有60天的时间准备申请材料。 通常每年有两万个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移民部将只审理一万份申请。但是明年预计将有三万个名额。今年没有被抽中的，明年可以继续申请。 移民部过去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许多人不得不在各地移民部办公室的门口通宵排队。网上报名普及后仍然怨声载道，因为打字慢的、视力有问题的或网速慢的人总是抢不到。在2017年改用摇号后，移民部仍然不断受到批评，一度又改回老办法。但是门蒂西诺今天表示，相比之下，还是摇号制更公平一些。 如果觉得申请家庭团聚移民太慢，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也可以为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申请可长期使用并可多次入境的“超级签证”。

据一项新的全球性调查显示，加拿大是全球最接受移民的国家，排在第2及第3位的分别为冰岛和新西兰，美国排名第6。尽管加拿大和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现在截然相反，但两国仍是高度接受移民的国家。 据《加拿大移民通讯》（CIC News）报道，总部位于美国的分析及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于2019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该项研究涵盖全球145个国家，每个国家约有1，000人接受了电话或面对面访问形式的调查。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认为移民居住在他们的国家、成为他们的邻居和与他们的家人结婚是好事还是坏事。盖洛普将受访者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创建了“移民接受指数”（Migrant Acceptance Index），每个国家获得0至9分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该国家对移民的接受程度越高；分数越低则相反。 加拿大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得分最高，获得8.46分。 美国以7.95分排在第6位。排名前10 的国家详见表。 加拿大和美国的新排名都较2017年有所上升，当时加拿大排第4，美国排第9。从2017年以后，两国的移民政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加拿大鼓励更多移民，而美国政府则推行保护主义。尽管如此，两国公众对于移民的观点似乎都相对积极。 与2017年的调查结果一样，新民意调查显示，加美两国的移民接受程度与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在美国，认可特朗普当总统的受访者与不接受特朗普的受访者相比，对移民的接受度要低。 相比之下，认同杜鲁多的加拿大人比不认同他的人，更接受移民。 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主要以所在城市和国家识别自己身份的受访者，与主要以种族或宗教信仰识别自己身份的受访者相比，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前组受访者的分数为8.16，高于后一组的7.69。 而在加拿大，无论受访者以何种因素识别自己的身份，他们对移民的接受度没有差异。 两国按年龄划分的群组，对移民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在美国受访者中，年龄越大，对移民的接受程度越低，15至29岁人群和65岁以上人群的移民接受指数之间，相差了将近一个整指数点，前者为8.34，后者为7.37。而在加拿大，各年龄组别之间没有真正的统计差异。15至29岁年龄组的得分为8.32，是所有年龄组中最低的；而得分最高的是30至44岁年龄组，分数为8.54。 此外，盖洛普的该项新民意调查还发现，在城市地区居住和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中，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更高。这些发现与2017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   附表：移民接受度最新全球排名 国家                 移民接受指数 加拿大              8.46 冰岛                  8.41 新西兰              8.32 澳洲                  8.28 塞拉利昂          8.14 美国                  7.95 布基纳法索      7.93 瑞典                 7.92 乍得                   7.91 爱尔兰/卢旺达  7.88

马拉加当地警方逮捕了两名未成年人和一名18岁的女子，他们在一家华人百元店中拿了商品试图不付钱就离开，被店主发现后，他们甚至对华人店主拳打脚踢。 新闻报道。（图片来源：SUR新闻网网站截图） SUR新闻网报道，这已经是一个月之内马拉加当地华人百元店的第二次暴力抢劫。警方逮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其中两人未成年。他们被指控殴打了百元店的两名店主，当时店主正指责他们试图带走一件未付钱的商品。 这种暴力抢劫非常典型，并且这次的暴力行为也是像之前发生过的案件一样“无缘无故”。警方在当天接到报警，称在马拉加的La Princesa地区，有一个“吵闹的孩子”在袭击百元店里的人。 几名当地警察前往了案发地点，看到了未成年人如何袭击店主，当时店主正挥舞着一根金属棒来试图击退他们，尽管店主并未真的使用金属棒。 当警方把涉案人员分开时，这名五十多岁的华人店主试图向警察们解释，他是如何遭到这些年轻人的袭击的，尽管这名店主的西班牙语并不是很好。 百元店设有安全摄像头，因此当地警方可以即时查看录像并部分重建案发时的情况。案件中其余的部分由受害者的证词（在其子女的协助下）和证人的证词得到了补充。 青少年群体抢劫肆无忌惮 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其中一名涉案者，一名 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行为：她先是购买了一件商品，然后在几分钟后返回，声称价格太高要退货。之后，当店主给她钱时，她拿了钱，又试图把这件商品也带走。 百元店中的女售货员是用铁棍击退犯罪嫌疑人的店主的妻子，她追上了没付钱就拿走商品的未成年人，证人表示，这名未成年人的反应是对女店主拳打脚踢。 在百元店外面，还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在守候，一名18岁的女子也冲向了女店主，并对她施以拳脚。并且还要对店铺进行打砸。 一名目击者说，另有一名16岁的未成年人也参加了袭击，他踢了女店主员，甚至还用盒子扔她。 这时候，女店主的丈夫跑了出来，试图用铁棍吓唬这三个年轻人。另一方面，一大批未成年人似乎在帮助三名犯罪嫌疑人，并开始恐吓，指责并试图攻击男店主。 店主向警方解释说，就在事发几个小时前，那名16岁的未成年人就在他们的店里出现过，并试图袭击他们。受害者表示：“这对他来说已经很正常了。”此外，店主也表示他多次试图在店里偷东西。

近日，昆州华裔女子Ivy透过脸书背包客群组寻人，称其李姓台湾友人（下简称“SF”）从农场赴布里斯班出席婚礼，却在翌日退房后音讯全无！ SF（图片来源：供图） 在警方的协寻下，失踪男子最终被寻回，但已然去世只留遗体...... 华男出席婚礼失踪，竟连人带车坠桥 SF今年25岁，来自台湾，在昆士兰Mundubbera的农场打工。 9月24日，他开着宝蓝色汽车赴布里斯班参加友人婚礼，隔天约下午1点驱车往回。 宝蓝色车子（图片来源：供图） Ivy在脸书贴文里表示，最后一次看到死者发出的简讯是在25日下午约4点半，之后音讯全无。 脸书贴文（图片来源：脸书） SF的农场雇主也透露，他原应在26日回农场打工，但当日却未如期上班。 友人们前往其住所寻找未果后，选择报警；也有朋友从在他回程的路线沿途搜寻，却一直没有进展。 直到29日傍晚，警方于Mundubbera Durong Road公路旁一处水坑发现他的尸体。 Mundubbera Durong Road路旁情形（图片来源：网络） 经调查，警察认为SF是于25日晚间9时左右，车子意外撞到桥边，接着撞飞出桥外，最后连人带车跌落水坑。 李父拜佛祈福，仍与爱子阴阳两隔 今日澳洲App记者曾在SF失踪时协助寻人，联系其远在台湾的父亲，后者对儿子失踪表示担忧。 据他称，SF“没有家族病史，体检也OK”，突然失联很不正常。 记者得知，SF在23日还曾与母亲分享果园工作趣事，“每天都会跟妈妈联络，但当天一直联络不到，所以家人很担心。” “我跟妈妈从凤山龙山寺向观音菩萨与佛祖为儿子发愿回来。”爸爸为子心切，却仍最终接到儿子去世的噩耗，从此阴阳相隔。 10月1日晚间，Ivy在脸书更新表示SF已不幸逝世，并送上对他的最后祝福：“愿你能在天国继续灿笑，R.I.P”，众多网友纷纷泪目留言。    

一名中国年轻女子突然在缅甸身亡，身在中国贵阳的姐姐怀疑自己的妹妹是被人拐卖到缅甸。到当地公安报警，但警方却迟迟不愿立案。 25岁妙龄女子客死异乡 疑团重重 大陆媒体报道 ，近段时间，贵阳朱昌的余金花一家寝食难安，因为就在9月16日深夜，余金花从妹妹朋友处得知：自己的妹妹余金萍在缅甸身亡。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余金花接受不了，不久前，妹妹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打工，可离家前说的是去云南卖衣服，怎么一下就在缅甸没了呢？ 余金花告诉媒体，今年5月28日，妹妹不辞而别，家人虽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一直到9月上旬，妹妹还和家人保持联系。 9月16号晚23点左右，余金花突然接到消息，妹妹的朋友在网上发信息，说余金萍遇到泥石流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余金花一开始还以为是恶作剧，可当对方把照片发给她后，她瞬间就愣住了。 妹妹为何到了缅甸？ 从余金花提供的照片看这个地方似乎发生了塌方，搭建的板房被冲垮了一部分，其中一个女子被埋在泥里。 余金花表示，妹妹一直以来都跟家人说是在云南，这名男子却说她在缅甸的佤邦邦康第二特区。余金萍怀疑妹妹被涉黄团伙骗去缅甸。 余金花一家多方打探，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结果，“她是被人骗过去的，而且是被人带着，偷渡过去的。” 余金花通过登录妹妹的微信，联系上了通讯录里的两个女孩。 余金花说，这两个女孩都只有十六岁，是贵州息烽人，正在缅甸微信中，她们都说想回来，说自己是被朋友骗过去的。而自己的妹妹很有可能在那边跟她们做着同样涉黄的工作。 而对于妹妹“死于泥石流”的死因，姐姐余金花也始终觉得有问题。“如果是一般的泥石流，她不可能是这么平平的躺起，我们看到她两只手都是捏得紧紧的。我们肯定很怀疑。” 姐姐表示：妹妹曾多次跟她说过要回来，并且还跟自己借了钱。 余金萍朋友称，其生前的话语透露过害怕。 余金萍的朋友表示：告知他们死讯的那个人说，余金萍好像是从职工食堂跑出来，但是晚上11点了，她怎么会在食堂里面？ 另外，余金萍曾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自己好害怕；有时候发消息在群里面，会说“我完蛋了”“死定了”这些话。但问她具体情况，她又不说。我们都说让她赶紧回来，9月15号，我们问她几点到，她说17号的时候一定到，我们说我们等你，结果没想到出事了。 得知妹妹死讯，余金花立即在贵州省贵阳市朱昌镇当地派出所报了案。但警方却迟迟不肯立案。

从纽约长岛一路向西，穿过皇后区中城隧道，在第八大街左转，Peter将车停在一家名叫“Kungfu Kitchen”的拉面小笼包馆门口，和店员一起把冰冻的食品卸下来。 这是Peter现有五家餐馆里最老牌的一家，坐落于时代广场附近。 店门口的黑底招牌上，“拉面”、“小笼包 ” 几个汉字，远远大过底下的英文。 门 厅里两列桌子靠墙排开，尽管只有34个座位，但到了生意旺季，餐馆的月营业额能超过30万美金。 往年此时正值午市，Peter本该忙得不可开交。然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餐馆自3月中旬就停止堂食，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厨房里，服务员和厨师都聚在一起，气氛有些紧张，他们大多是住在法拉盛的华人。 整个2月，大家讨论的只有一件事： 新冠病毒什么时候到美国来？ 年长的员工开始向Peter打听接下来的打算，他回答： “如果严重了，政府会通知我们的。 ” 彼时，生意还好得很。尽管店里早早给员工备好了口罩，可没过几天，大家都不戴了。原来一戴上口罩，地铁上就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们看，还离得远远的。曼哈顿游客很多，也没人戴口罩。在这里，戴口罩的人会被默认为“病人”。 2月到3月，生活与互联网之间的割裂，让宋哲产生一种“魔幻感”。从互联网上，店员们了解到中国疫情的严峻。而离开了手机、电脑，上街一看，人们仍然该上班上班，该聚会聚会，病毒似乎与这里无关。 ■ Peter和来店里学习拉面、小笼包制作的顾客合影。 直到3月16日，事态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纽约州长科莫宣布当晚8点全州餐厅暂停堂食，只允许外卖。 同样关门的还有电影院、健身房和赌场。 报纸上说，这是911事件或桑迪飓风都未达到的影响级别。 没想到，先来的不是病毒。 那天下午，Peter正要走进店，前面有个中年男子挡住了通道，他正在和领位的年轻女店员交谈。“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包裹？”中年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店员显然是被他激烈的语气吓到了，一时没出声。 那是头一天UPS送货员送错的包裹，店员暂时存了下来，打算第二天返还给UPS。就在这个空隙里，怒气冲冲的寄件人找上了门。Peter试图对他解释，“We are trying to help you（我们只是想帮你）”。没想到男子一把夺过包裹，执意要现场拆开，“怕你们偷东西”。 也许因为没有更好的反击语言，那人两手拿着纸箱，嘴里开始加词：“coronavirus（新冠病毒）”“f*cking Chinese”，Peter一下子被点燃，和他对骂起来。邻居和路人也出来了，让那人“赶快滚开”。对方喋喋不休着，消失在拐角。 Peter开始意识到，让员工继续工作，除了健康风险，还有别的。按照纽约州的要求，堂食停了几天。股东聚在一起开会，算了算账，如果继续做外卖，能付得起员工工资、房租和其他费用，要不要继续？店里员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回家，另一派说继续做，至少能负担孩子的学费和一些生活开销。 “关了吧”，Peter行使了最后的决定权。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家人是他内心重要的顾虑。要是传染了病毒，得不偿失。他知道员工们多少有些积蓄，这是华人的习惯。3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救济金发放措施。店里的员工基本每人都能一次性领到1200美元，加上州政府补助、失业金等等，一共大约3200美元，有孩子的还能再领500美元。 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五月，由于Peter的妻子洋洋在部队做会计，常常接触去医院里搬尸体的美国士兵，不得不与家人隔离，一个人住在楼上。Peter买了一些医护用品送到社区医院，又把后院改成了菜地，在家中种菜，减少去超市的频率。 店铺关门，曼哈顿中城也很快空了。移民美国十年、早已习惯早出晚归的Peter，突然闲了下来。下午三点的家里，父亲在帮忙照看孩子，母亲大概在午睡，妻子上班去了，家里很安静。他在卧室里躺着刷手机，客厅传来两个儿子玩耍的声音。 ■ 宋哲两岁时在村口玩耍。 33年前，Peter出生在辽宁抚顺，母亲给他取名叫宋哲。小时候父亲在发电厂工作，母亲经营小餐馆。宋哲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和舅舅同住。那时舅舅在石油一厂文工团当演员，有时会带着小组到外婆家排练。碰上放假，宋哲也会跟着他到后台去看彩排联排。“从小就对这个舞台挺着迷的。” ■ 舅舅（左一）和同事们在舞台上表演小虎队的《爱》，给年幼的宋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8岁的宋哲在外公66岁生日聚会上唱歌。 上中学时，宋哲开始对学业感到厌倦，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回家去劝母亲：“去艺术学校，我肯定能好好学习。在这儿混完初中、再混高中，没意思。”母亲被说动了。2001年，14岁的宋哲随母亲坐火车南下到了大连。一路上，他幻想着学校的样子，心想，终于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在学校，他踏踏实实练基本功、上专业课。那年放寒假的时候，宋哲回到家正准备过年，突然接到了学校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宋哲，大连话剧团正在招募演员，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他。宋哲立即坐了5个多小时火车回到大连，被选中当了儿童话剧的主演，演的是猪八戒。 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哲跟着话剧团做全国巡回演出。一场演出20块钱，一天能演5场。宋哲还记得，由于经费不足，全剧团自己带上床单，去大连开发区的一个废旧剧场里过夜。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在草垫子上铺开床单睡觉。那时是夏天，不太冷，但是很潮。或许因为海水倒灌，洗漱的水都是咸的。厕所也坏了，散发出臭味。 领导说，现在正是锻炼你们意志的时候，这种苦都能吃，将来就能成人上人。那时候年纪小，宋哲信了。他想，能演出就行。躺在硬梆梆的地上，他想象着自己以后会像赵本山一样红，每天都很开心。 “全国巡演”的剧团走过了东三省，没能继续下去，就地解散回家过年了。当初答应每场给20块钱，结果演完100场，宋哲只拿到了几百块钱。舅舅劝他，话剧团的工作毕竟是临时的，得考虑上大学了。“眼界要往远看，去外边走一走。”于是2004年，宋哲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的表演专业，继续学习表演。 他喜欢挑战。大二的时候，同龄人还在校园里，他已经到《康熙微服私访记》、《风声》的剧组里跑龙套。2007年，由于在重庆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上表现出色，宋哲被《星光大道》导演看中，唱了《桃花朵朵开》。那时候他已经积攒了一些人气，观众席里满是印着他照片的人像立牌和“小胖小胖你最棒”的手幅。 ■ 2006年底，宋哲参加星光大道主要嘉宾彩排。 ■ 2007年，宋哲在《星光大道》表演歌曲《桃花朵朵开》。 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段高光时刻。不仅自己光荣，父母出门也有面子，逢人就夸。回想起来，宋哲仍然感到骄傲，“回到我们本地的时候，坐车不要钱，买东西不要钱，‘我在电视上看过你！’，那种感觉非常好，非常有面子。” 2001年，由于文工团解散，舅舅抱着“去外面看看”的态度到了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后来又转型成为百老汇制作人。没过两年，宋哲父母投资的饭店就遭遇“非典”，不得不歇业。好不容易扛过“非典”，由于修路，饭店旁边的道路又封了一年。不仅生意全砸，还亏了很多钱，只能卖掉房子还债。剩下父亲的一点工资和母亲摆地摊的收入，刚够糊口。舅舅劝父亲：来纽约吧，机会多。宋哲喜欢表演，来这里上学，资源也会更好。 2007年，宋哲继续上大学，母亲留在老家照顾脑血栓的外婆，而父亲辞去发电厂的工作，在舅舅的帮助下只身来到纽约“打头阵”。 两年时间里，父亲跑了好几个州，在中国餐馆的厨房里打工。 后来又成为货车司机，负责运送海鲜，跑遍了全美。 2009年，宋哲和母亲落地拉瓜迪亚机场，到法拉盛与父亲汇合。主干道缅街上门面狭窄，没有高档写字楼，没有干净宽敞的人行道，没有想象中的各色面孔，连霓虹灯都少见。宋哲感到一阵失望。舅舅安慰他，法拉盛不能代表美国，你去曼哈顿看看。 ■ 2009年到美国不久，宋哲和舅舅一起过圣诞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亚裔社区开始在法拉盛生长起来，此后数量不断增加。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法拉盛的亚裔人口已经达到69.2%，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人。这也是宋哲一家选择落脚法拉盛的原因：华人多，生活方便，有许多中国超市，房租也便宜。他们在一幢两层小楼的二楼租下3个房间：宋哲一间，父母一间，还有一间外租。房间里刚好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台电脑桌，三个皮箱。宋哲想起老家卖掉的房子，比这里宽敞许多。 原本的规划里，到纽约之后，宋哲先去上语言学校，再到纽约大学学表演。但一个月后，他上不下去了——语言学校一个学期800美金的学费，是舅舅出的，他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何况学习也让他厌倦。第二个月，他开始迟到。 “我都22了，不能再花家里钱。”他对舅舅说。 “那你就赶快出去打工，不要在家待着，不养闲人。” 宋哲开始出门找工作。 报纸上招工总是“要求英语流利”，或者“会基本英语”。找不到工作，宋哲就一家一家去问。从奶茶店、美甲店、按摩店到装修工程，摸索着打工的半年里，宋哲生活拮据，一天只花10美元。为了省钱，他总在早上出门前吃很多甜甜圈，把自己塞得饱饱的，这样能把午饭拖到下午4点。偶尔吃烧烤解解馋，羊肉串1.25美元，鸡肉串只要1美元，能有两个羊肉串那么大。他总是选择吃鸡肉，并且最多吃两串，“吃三串就觉得有罪恶感了。” 频繁换工作不是长久之计。宋哲想起小时候母亲在老家开水煎包店的时候，看到厨师把一条黄瓜切出花，他也渐渐喜欢上做菜，还称自己为restaurant boy（餐馆男孩）。最重要的是，出国之前，舅舅曾让他“学个手艺”，“我说我也爱吃拉面，我也喜欢拉面，我就去学拉面去。” 法拉盛黄金商城（Golden Mall）的负一层是当地一个老牌餐饮广场。约莫一米五的窄通道上，地面瓷砖多有脱落。小餐馆卷帘门招牌写满了“正宗兰州拉面”，“温州小吃”，“南北水饺”。在那里的兰州拉面店，宋哲找到一份工作。他对老板说，不要工资，学好了就走，去创业。 宋哲比老板小6岁，和他的弟弟同年，老板因此特别照顾他。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弟弟买爱马仕腰带，也给他带一条。给弟弟买棉袄，也给他带一件。第一个月结束，老板给了他1800美金打杂费，后来每个月涨一点。宋哲积攒起一些钱。 纽约聚集着大数目的移民、异国人和偷渡者，几乎来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在这里谋生，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一句英语。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宋哲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他一整天都泡在店里，没有休息日。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听老板小音箱里放的粤语歌、闽南语歌，还有一些当下流行的歌。 刚去的时候，最难的事是倒垃圾。负一层空气不流通，加上是夏天，气味熏人。宋哲需要不时清理厨房下水道，把油水分离器的油掏出来，不然气味会溢得满店都是。后来开始拉面了，他又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到收银台小费桶里抢钱的“混混”。时间长了，宋哲觉得“脑子要麻木掉了”。 ■ 宋哲与妻子洋洋在唐人街的合影。 在法拉盛打工的时候，宋哲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华裔女孩洋洋，后来他们成为了恋人。有一次，洋洋带他去曼哈顿一家日本拉面店吃拉面，看到周围高楼林立、人流涌动，时代广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宋哲心想，能在这里开个店就满足了。 一年半之后，老板从《世界日报》上看到曼哈顿49街有家店铺要转让，月租金1万美元。他问宋哲，手艺都学会了吗？是时候了吧？ “是时候了吧。”宋哲回答。老板拿出20万美元积蓄，10万借给他，10万当投资。他自己凑了15万，还欠着装修师傅七八万，各方帮衬着把店开了起来。这个地方离百老汇很近，马路对面相隔不远就是芝加哥剧场。 也许因为周围没有同类竞品，生意格外顺利。宋哲给自己订下月营业额8万的目标，第一个月就达到7万多。最高峰时月营业额甚至达到30万，仅包子师傅就请了八九个。 一年多后，宋哲在55街的第二家店正式开业。由于货不够用，他经常从一店拿货过去，这引起了一店员工的不满。尽管冒险，但“长痛不如短痛”，他投了30万成立中央厨房，解决了店与店之间的分配和效率问题。之后又开了三家连锁店，五家店员工最多时达到100多人。 2016年开始，宋哲的事业进入上升期。他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又加入两个股东，都是从开业就在店里的服务员。团队开始扩大。2016-2018年间，宋哲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尽管中国游客在全体顾客中只占大约四成，但他们的消费单价更高，消费能力甚于欧洲游客。 ■ 宋哲与舒淇合影。 ■ 宋哲与陈坤合影。 ■ 宋哲与黄渤合影。 正是在事业上升阶段，宋哲和洋洋结了婚。 不久，由于孩子出生，宋哲夫妇买下长岛一栋带地下室和后院的二层小楼，和父母及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一起。 如今他们一个牙牙学语，一个还未满周岁。 这个社区为数不多的亚裔，以印度中产为主，大都在曼哈顿从事金融或科技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惯性，也成为宋哲一家在开店后受到最严重的挫折。 尽管6月22日和7月6日，纽约分别进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经济重启，Peter的店也开始接待顾客。然而总营业额只占疫前的十分之一，勉强能支付员工工资，每月还有超过10万的房租和1.6万的水、电、保险等费用。好在到了九月，五家店铺中的四家已经恢复经营。由于疫情中辞退了不少员工，宋哲如今只能自己开车，每天早晨出发去工厂取货、送货，比疫情前还要忙碌。 ■ 宋哲一家的全家福。 偶尔，宋哲还是会想家，想他上大学的城市大连，也想那个年轻的自己。自由的童年给了他乐观的性格，当演员的经历让他有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遇到困难了，我就想象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思考怎样才能度过难关。”

洛杉矶一个大陪审团9月29日在调查结束后宣布，以五项贩卖人口和强迫卖淫的罪名，起诉在圣盖博谷（San Gabriel）居住的华人女性邢梅（Mei Xing，音译）。 此前邢梅只被控一项贩卖人口罪名，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后来又增加四名受害人。 刑梅开设的一家按摩店，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她被控将这些移民女子带进美国，强迫她们在其经营的按摩店工作，和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如果被定罪，邢梅面临的每项控罪，最高可被判入狱15年刑期。 邢梅又名安娜（Anna），今年59岁。联邦检察官指出，她在2016年7月到2018年10月期间，至少涉及五起针对移民女性的人口贩卖和强制卖淫活动。 邢梅在艾尔蒙地（El Monte）和南艾尔蒙地（South El Monte)经营多家按摩店。 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法庭文档显示，多名遭胁迫的受害人指控邢梅曾通过包括死亡威胁等方式，胁迫受害人在店内从事卖淫行为。邢梅还曾警告受害人她与政府、警察和当地黑帮都有联系。 2019年8月，邢梅出庭时曾说，自己不会认罪，因为涉事的两家按摩店店主不是她，她只是在那里“帮忙”的。 店主是一名越南裔女子。她说，她之前从事多年的合法按摩生意，后来关店去涉案店里帮忙，平时就是做一些“做饭”、“买东西”的事情，不是店主。

日前一对生活在蒙特利尔的夫妇投诉称，受疫情影响，他们的移民申请处理被一再拖延，魁省卫生部门又因此拒绝支付全额医保。这对夫妇已经在这段期间为怀孕问诊花费了数千元。 Mariam Galstyam（上图左，CTV） 十个月前，Mariam Galstyam从俄罗斯来到加拿大，与她的丈夫团聚。 “我们计划今后在加拿大生活，所以我们申请了工作签证，并递交了移民申请，”Galstyam表示。 后来联邦政府告知，她的移民申请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才会获批。 不料，今年三月时发生了新冠疫情，那时Glastyam的移民申请文件已经被递送到魁北克省处理，但因为疫情爆发，移民处理系统被关闭，并导致现在产生了大量积案。 四月份时，两人发现Galstyam怀孕了。但因为她的移民文件处理被耽搁，魁省卫生部门认为她不能享有全面的免费医疗，她必须自己支付怀孕问诊、检查的相关费用。 丈夫Daniel Rhodes表示，“医疗部门的回复是Mariam还没有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而每次他们打电话给移民部，得到的回复都是申请正在处理中。” 为此，两人已经支付了7000元的孕期问诊、检查费。 Galstyam表示，“我们不是想要钱，也不是想要人权求助之类的，我们只是想要和其他住在魁北克省的人一样的权力。” 魁北克省自由党议员Greg Kelley对此表示，“Galstyam现在还是临时居民的身份，但魁省的医疗保险也可以为需要紧急医疗问诊的人或正在等候成为加拿大公民的人支付费用。她符合所有的移民条件，只是在等着成为永久居民。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她不能得到完全的医保。” 魁省卫生部门尚未对此做出回复。 参考链接： https://montreal.ctvnews.ca/pregnant-immigrant-pays-7-000-in-medical-bills-as-she-waits-on-status-approval-1.5121321

疫情之下，开店变得越来越难，每天都需要为了生命安全提心吊胆，威胁不仅仅来自于病毒，还会来自于人类。 在9月17日，美国的马里兰州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抢劫案件，一名59岁的华人洗衣房店主遭劫，被一名年仅17岁的黑人男子连捅数刀后身亡。 店主苦心经营了10余年的店铺因此彻底关闭，不少当地的市民都前来默哀纪念。 遇害的男子名叫严复天（Fu Tian Yan，音译），在乔治王子郡Capitol Heights附近开着一家名叫Coin-Op的洗衣房。 根据监控显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左右，凶手当时穿着一件灰色帽衫，跟在严先生身后一起进了收银台的门。 严先生对凶手似乎并没有防备，回头看了一眼，注意到了凶手，但并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可就在这时，凶手突然掏出了一把小刀，用力捅进了严先生的后背。 严先生当时就吃痛，一下子就瘫坐在了收银台的椅子上。可凶手并没有施暴的双手，反而继续更加凶狠地用刀刺向了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严先生，严先生的肚子也被捅了一刀。 瘦小的严先生哪是眼前这个壮汉的对手，只能伸出胳膊试图招架，可穷凶极恶的凶手看起来是杀红了眼，在严先生的胳膊上也连刺了好几刀。 短短五秒钟，严先生就身中数刀。趁着还没失去意识，严先生挣扎着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逃了出去。 眼看严先生走远，凶手立刻就打开了柜台，将收银台内的钱洗劫一空，临走的时候还不忘记拿走了放在桌上用来攻击严先生的小刀。 警方在7点15分左右接到了报警电话，在洗衣房内找到了奄奄一息的严先生，立刻将其送去了医院。 可由于严先生伤势过重，到医院后医生也回天无力，不久后就撒手人寰。 经过警方的努力，在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凶手。 凶手是一位名叫罗夫(Mekhi Loving)的年轻人，今年才17岁，就住在这家洗衣店的附近。罗夫现在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不可保释。 据悉，严先生是福建省长乐筹岐明珠人，他洗衣店的隔壁就是他儿子开的中餐厅，两人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十多年了。 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两家店将同时永久停业。在店铺的玻璃上，贴着店家对当地社区的感谢，看来社区当中的居民和店家的关系都很好。 在谷歌地图上，大家对这两家店也是一致的好评，就在一周前，还有人夸赞中餐店内的员工，称下次经过还会来。可现在店铺关门，再也没有下次了。 店门口现在也摆满了周围居民送来的气球，蜡烛和卡片，希望能和这家人一起共度难关。 附近一家中餐馆的老板也称，严先生平时待人很友善，他的儿子平时在中餐馆里工作也十分努力，可悲剧还是降临在了这家人头上。 这起案件也引起了周边华人商家们的警觉，在疫情期间开店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如今每天还要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什么不测。 可怜了严先生和他的家人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中美直飞航班还未完全恢复 思前想后，陈婷还是带着两个女儿返回了美国。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身边的人陆续穿上了防护服，陈婷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 1月初，定居美国的陈婷回到故乡成都过年，她和母亲还有姐姐常年分居世界各地，突然而至的疫情让她们有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相处时光。三个性格强势的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冲突由此而来，但在碰撞中，她们也找回了许久不见的母女温情。 相比之下，陈婷和远在美国的丈夫，每天只能计算着13个小时的时差，找到一个彼此都没有入睡的时间联系。陈婷很想念这个在她漂泊异乡时，给予她温暖怀抱的男人，孩子们也总哭喊着问：“爸爸在哪？” 对于这个“跨国家庭”来说，7个多月的分隔太久了，陈婷最终做出了返回美国的决定。一场疫情让陈婷意识到，那份家人间的分秒陪伴，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不能让病毒隔开。 以下内容根据陈婷自述整理。 在成都，我们给孩子们放露天电影 降落旧金山 美国时间8月20日晚上8点多，我带着两个女儿降落在空荡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机场太大了，我怎么也找不到老公大面（Damion）所在的那个出口。 因为带的行李不少，我把小女儿挂在胸前，让坐在箱子上的大女儿下来，自己拖着行李箱走。我想给大面打个电话，发现不会安装美国电话卡，只能找机场的公共电话联系他，大女儿一直在旁边喊：“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正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大高个儿带着两只气球朝我们跑来，是大面，他一米八九的个儿，又很胖，跑过来的样子好像一只巨大的熊。 没多说什么话，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哭了。哭完了，我们看着彼此又笑起来。两个小家伙也掉眼泪了，紧紧抱着爸爸不松手。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这7个多月的分别有些太漫长了。 因为喜欢外国文学和英文歌，我在大学最后那年通过一个交流项目去了美国，之后就留在那里继续深造，拿到经纪人执照后开始在纽约卖房子。2010年，我在网上认识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小伙儿大面，他是我的初恋。 相比性格外向、开朗的我，大面是个话很少、很无聊的“学霸”，但正是他的这份踏实让我感到不再漂泊，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安全感。认识两年后，我们登记结婚，这彻底改变了我回国的计划。我和大面定居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老大今年三岁半，老二今年一岁半。 其实对我这样爱热闹的性格来说，得克萨斯州的生活是很无聊的，所以我会主动给孩子们安排满满的活动，比如体操课、儿童乐园、故事会等等。我更喜欢中国式大家庭里热闹的氛围，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多爱。 今年1月8日，我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成都过春节。在原本的计划中，五月初，大面会来中国待两周，再接我和女儿一起回美国。大面之前来过中国三次，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尤其是三国的故事。之前我们去武侯祠游览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还反过来给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讲解里面的人物关系。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后面的所有安排，随着各种防疫措施的实施，我和孩子们留在了成都，大面也没法来中国了。 达拉斯那边比成都晚13个小时，我和大面每天算着对方还没睡的时候打一通视频电话。最初国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大面很担心我和孩子。但随着国内疫情慢慢好转，我和大面的情况对调了。我开始跟大面交流我在成都观察到的防疫措施，然后嘱咐他做好个人防护，以应对日渐严重的美国疫情。 成都直飞旧金山的机票一直处在“取消”的状态，开始我还算坦然，因为通过新闻和跟大面聊天，我知道美国疫情很严重，所以不想冒险带着孩子们回美国。但到了7月，看见航班再次被取消的时候，我忽然间特别难过。 和大面分开这么久，我其实特别想他。大女儿也是，有时候冷不丁念叨着爸爸就流眼泪了。她也很想念在美国的家，特别是留在那里的几件公主裙，小家伙最喜欢的就是迪士尼里的公主角色。 我和大面一直都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有心理准备，但有次视频的时候，看着屏幕里的爸爸，大女儿又哭了，说想他。大面承诺，明年要带一家人一起去奥兰多迪士尼乐园。这不仅是给孩子们一个盼头，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盼头。 临上飞机前给孩子们准备的玩具 四天四个机场 8月份，直飞的航班又取消了，我已经做好在国内待到明年的准备，给孩子也报好了秋季开学的幼儿园。但如果有哪怕那么一丁点一家人团聚的机会，我还是想试试。 正好这时，一位和我长期有联系的网友Zoe告诉我，她买了8月20号从上海经停首尔飞旧金山的机票，如果愿意，我可以跟她一班航班，她帮我在路上照顾孩子。Zoe和老公都是中国人，她这次回国，也有大半年没见到两个孩子和老公了。 这是一趟要历经四个机场，耗时4天的行程。我能想见，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经历这样的转机会有多困难。Zoe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一家人尽早团聚，我马上订了同一个航班。 机票搞定之后，我并没有得到更多安全感，每天都处在紧张和焦虑中，特别害怕孩子们和我会在返回美国的路上感染。同时我也担心在首尔经停时出现问题，怕美国不让我入境，怕我和孩子们被迫分离……我知道，这些都是很极端的情况，但作为一个妈妈，我很难不让自己去想这些。 8月18日，抵达上海后，我带孩子们去了水族馆、儿童乐园，就是想消耗她们的精力，在飞机上好好睡觉，同时我还提前填好了海关防疫的健康信息。 从上海到旧金山的航班上人没有满，我观察了一下，大都是亚洲面孔。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也没有太多交谈声，气氛有点严肃。飞机还没从上海起飞，一岁半的妹妹就开始睡觉。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飞机经停首尔2小时，换机组人员，再次起飞。 最后这14个小时的飞行，我给孩子们的表现打一百分。我用家里的公主裙一路鼓励大女儿，她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后，也睡下了，两个孩子都睡到降落前5个小时才醒。孩子们醒来后，我洗了些枣子、葡萄、黄瓜给她们补充能量，还把之前准备的玩具、画纸统统拿给她们。或许是知道要回美国找爸爸了，她们都特别开心，也没有哭闹。 飞机快降落旧金山的时候，我忽然特别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美国的疫情太严重了，我特别怕孩子们感染上病毒。飞机上，有很多人陆续地戴上了护目镜、防护帽，也有人穿上了防护衣。我只准备了口罩，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孩子们都好好戴着，别出什么意外。 飞机着陆以后，为了保持距离，每五个家庭为一组分别下机。这时候，妹妹忽然不愿意戴口罩了，我本来就很紧张，这下子直接急哭了。还好，我身后的一个老婆婆，很温柔地用中文给妹妹讲道理，也不知道她是听懂了还是吓着了，总算把口罩戴好了。 下飞机后，工作人员先是检查每个人在飞机上填写的入境表格，然后根据普通话、粤语、英语等各种语言，把大家分到了十多个不同的通道，我们被分到了5号。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表格，问我有没有发烧、咳嗽，然后就盖章放行了。 走到美国入境海关时，我发现以前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的地方，现在人特别少，也就20个人左右。只排了几分钟的队就轮到了我们，简单询问过出境时间和目的后，我们就顺利通过了。 给孩子们在成都家里做的游乐项目 同一屋檐下 对于我回美国这件事，妈妈不是很担心，她知道我是一个谨慎的人，会竭尽全力保证家人们的安全。她现在更操心姐姐的事，姐姐之前定居在了斐济，那里还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她和老公商量，实在不行，一家人就找一个第三国团聚。所以姐姐也很支持我回美国，她最懂得这种跟家人分离的感觉。 1985年，我和双胞胎姐姐在成都出生。我的爸爸很重男轻女，因为生了两个女儿，爸爸妈妈间产生了矛盾，我们7岁那年，他们决定离婚，两年后，爸爸因为酗酒过度去世。 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小时候，妈妈总是要求我和姐姐“一定要独立”，一直都让我们留短发、穿男孩子的衣服。整个学生时代，我和姐姐处于边读书边打工的状态——妈妈开着一家餐馆，生意最大的时候可以容下100个客人，即使是在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我和姐姐都在餐馆里帮忙。 各自成家之后，我在美国、姐姐在斐济，妈妈则长居国内。我上次回国还是2017年，所以这次想多呆些日子，赶巧，姐姐也把两个孩子带回国过年。 年初疫情爆发之后，我和姐姐各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妈妈和她现在的老伴，共同住在了一间三居室里。为了保证四个小孩的安全，我们全家决定，在疫情好转之前都待在家里隔离，每周只让我妈妈和叔叔出门买菜一次。 记得小时候，因为妈妈忙着做生意，我和姐姐总是被寄养在亲戚家。这似乎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我们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长时间。我们都是很独立、很强势的女人，生活方式也不同，矛盾由此而来。 比如，我和我姐都给孩子立了规矩，周一到周五不能看电视。但叔叔喜欢吃完饭看电视，还把声音开得很大。后来经过沟通，叔叔就在手机上看视频了，但声音还是很大，我们也只能尽量迁就。 我和姐姐对孩子教育方式也不一样。我是一个以孩子为中心的妈妈，我姐相对放得开一些。有时候，孩子们抢玩具，我就会和我姐拌嘴。我妈常常出来劝架：“把对方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好了。” 怕隔离期间孩子们无聊，我在家里用胶带粘出了个蜘蛛网，让孩子们在里面爬来爬去。有时，我们会给孩子们放露天动画片，有点像我小时候看过的“坝坝电影”。我们还给孩子们支起了一个蹦床，就算是下雨天也会在里面跳。 让我高兴的是，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孩子们的中文提高很多，关系也更加亲密。回国前，虽然我坚持和大女儿说中文，但她还是习惯用英语表达。刚见面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和我姐的孩子们也还只用英文交流，但慢慢地，她们就开始说中文了。 每天晚上九点多，把孩子们哄睡了，那是一天中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闲暇时刻。我和姐姐一起健身，去河边公园遛弯儿、聊天。有一天晚上，我们忽然很想去吃烧烤，顺便来一份冰粉。要知道，在美国那么多年，我还是爱吃辣、能吃辣，有时候特别想念肥肠、酸辣粉，还有冰粉这些小吃。虽然美国超市里也有卖类似“jelly（果冻）”制成的冰粉，但跟成都街头那种手工搓出来的比，味道还是差了很多。 在我的记忆里，小的时候家附近有很多烧烤摊儿，老板一般都是推一辆小车，摆几张桌子。这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疫情的原因，烧烤摊就只剩下那么一家了。去烧烤摊的路特别黑，人又少，我和姐姐都不敢出门。最后，是妈妈看不下去，陪着我们去的。我妈都六十多了，还得拉着我们两个往烧烤摊走，我们两个开心得像个孩子。 达拉斯家附近的公园 最宝贵的东西 和大面在旧金山汇合以后，我们一家人坐上了回达拉斯的飞机。飞机上只有二十多个人，我见惯了熙熙攘攘的海关和机场，再看现在的萧条景象，特别不习惯。 在我美国的圈子里，有几位纽约的朋友感染了新冠肺炎，有人进过ICU，其余大都像得了次感冒一样安全度过，有的人是抗体阳性后，才意识到自己感染过。大面住在佛罗里达州90多岁的曾祖母也在7月感染了病毒，进了ICU，幸好后来转危为安。 我的美国朋友也和我聊过对国内防疫措施的看法，有些人觉得中国的防疫措施太严了，也有人觉得严一点好，毕竟疫情马上就控制住了。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对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我也很理解，记得疫情刚开始时，华人社区非常紧张，有华人家长写邮件要求停课，还被其他的家长攻击。 后来，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美国的孩子们在3月春假以后，也都没有再开学。我觉得，当时要求停课的华人家长们，现在应该被理解了。这次回到达拉斯，我发现，进超市必须要戴口罩，城市的很多活动也都被取消了，小到图书馆的故事会，大到我们每年都去的Texas State Fair。我带孩子们去公园放风的时候，也一定会让她们戴上口罩，随时消毒。孩子们在中国待久了，这些都还挺习惯的。 生活总还是要继续下去。达拉斯9月3日开学，由父母选择孩子在家还是在学校上课。我和大面商量，今年之内都不会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已经开始给孩子们安排在家里能举办的活动，比如小型的聚会，还给老大报了中文课，希望她巩固一下。 之前，我们一直都是雇个保姆帮忙带孩子。但因为疫情，我现在得亲力亲为了。自己带孩子，最大的感觉就是累，没有太多个人空间。有时候凌晨两点，孩子醒了，我也得醒。 这半年多我没有工作，家里少一份收入，还好生活质量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我特别怀念以前放飞自我，出去工作、聊天的生活，我太想接触孩子以外的人了。如果疫苗能尽早研制成功，那时我应该会很放心把孩子们送去幼儿园了。 回想过去的这大半年，无论是之前在成都和妈妈、姐姐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还是如今回到达拉斯和大面团聚，经历了太多变故，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珍惜身边的人吧，之前为了工作，我都是达拉斯和纽约两头飞，现在，我打算把重心转到达拉斯，多陪陪孩子们和大面。

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外籍工人和维权组织星期六举行网上维权活动，要求加拿大政府公平对待外籍工人，在COVID-19病毒肺炎期间外籍工人为加拿大抗疫工作做出贡献的情况下，为外籍工人移民加拿大开通快速通道。 温哥华外籍工人中心负责人Chit Arma指出，COVID-19病毒肺炎的泛滥显示出加拿大社会和加拿大经济对外籍短期工人的依赖程度，同时显示了外籍短期工人在抗疫期间从事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却得不到基本权益保障的问题。 温哥华外籍工人中心呼吁加拿大联邦政府推出为从事基本服务工作的外籍短期签证工人和外籍无证劳工提供移民身份的特别项目，并在这些人申请移民身份期间为他们提供无限期工作签证。 加拿大杜鲁多自由党政府在7月31日宣布，拨款5860万加元以保护短期外籍工人疫情期间的健康和权益。 杜鲁多政府移民事务部长Marco Mendicino在8月份宣布，为疫情期间在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工作的难民申请者开通移民审批的快速通道。 但外籍工人维权组织批评说，杜鲁多政府的上述措施把从事其它基本服务工作的外籍工人排除在外，如超市售货员、货运卡车司机、和在医疗系统之外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

最近，美国ABC7电视台的一则视频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视频画面显示，夜幕降临后，美国洛杉矶县街头一群警察围在一起。仔细看去，多名警察正将一名女性按到在地，之后将其带走。 遭到警察如此对待的，正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旗下地方媒体(KPCC)和洛杉矶时报(LAist)的华裔女记者Josie Huang。当晚在她进行现场报道时，先是被警方按倒在地，接着被带进了警局，5小时后得到释放。事后，当事人回忆起当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被扔进海里，然后撞上了石头”。 目前，这件事最大的争议在于，当事双方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先前，当地警方给出的说法是这名女记者一开始未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按照警方要求行事。但事情很快迎来了“反转”。Josie Huang本人放出的视频显示：在听到警方要求后，她不仅迅速后退，而且第一时间证明了自己是记者。 记者报道示威活动反遭逮捕 9月13日当晚，Josie Huang出现在洛杉矶县一家医院外，主要和前一天的枪击案有关。前一晚，两名洛杉矶县警员在自己的警车中惨遭枪击。监控画面显示，涉案枪手走到停在路边的警车旁，然后突然向车内连开数枪，导致一名24岁的男警和31岁女警重伤送医。 这件事引发了当地的抗议示威活动。有人同情警方，来到医院附近声援，并要求尽快逮捕凶手。也有激进分子，堵在医院急诊室的出入口，导致救护车无法通过，大喊：“我们希望他们死!” 从Josie Huang的推特能够看到，她在被警方按倒在地前，就有抗议者遭到逮捕。当时，她一路尾随警员来到一名正在被逮捕的男性身旁。警员发现她在录像后，突然将矛头转向她，并不断对她大喊退后。 随后，根据她自己的拍摄画面，现场陷入混乱。先是互相推搡导致手机掉落，但其仍然在录像，同时两名警察试图踩坏手机。之后，便听到Josie Huang被按倒后传出的叫喊：“你们弄伤我了，住手!” 推搡之后，Josie Huang被多名警察脸朝下按倒 Josie Huang最终在他人帮助下取回了自己的手机 这件事一开始，多数美国网民站在警方一边，指责记者没按要求行事。但随着记者本人和第三方的现场视频公布，警方最初的推特声明下已经被民众们的质疑之声填满，最初谴责记者不听从警方指示的声音逐渐消失。 美国亚裔记者协会(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求洛杉矶县治安部门为在拘留我们的同事时过度使用暴力作出解释。”而该协会洛杉矶分部要求对Josie Huang的被捕进行调查并道歉。 当地时间13日晚10点，警方一名警长在自己的推特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掌握了事件的视频，一项调查正在进行之中，但不好进一步评论。 不过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4日，洛杉矶县警长谈到此事时表示，在拍摄示威男子被捕期间，Josie Huang与警察的距离过于接近。他声称，“她突破了记者与激进主义之间的界限”。此外，他表示他不知道执法人员是否听到Josie Huang喊着“我是记者”。 此外，警长还批评了社交媒体上的体育明星和民间领袖，指责他们在美国与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作斗争之际“煽起仇恨的火焰”，称他们应该强调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 弗洛伊德事件后，记者多次被粗暴对待 华裔女记者被警察粗暴压倒在地，难免让人联想到今年5月同样惨遭警察“跪压”致死的弗洛伊德。事件距今已过去四个月，围绕警方执法与少数族裔抗议示威的混乱非但没有减少，反倒愈演愈烈。 就在华裔女记者事件前后，当地时间9月14日，据美国人权医生组织(PHR)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今年6至7月间，美国警察在平息针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中，用所谓“非致命性武器”射中抗议者的头部或颈部的案件，造成至少115人受伤，这是迄今为止对此类伤害最全面的统计。 无论是警察还是参与抗议活动的黑人群体，不少人都在抗议示威中走向极端化。不久前，美国威斯康星州警察连开7枪，导致一名黑人男子瘫痪，再度引发了美国国内大规模抗议浪潮。而就在此次洛杉矶县枪击案发生后，一位黑人男子在现场对着镜头大笑，并扬言：“我希望这头猪死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多次出现的记者遭到粗暴对待，已成为矛盾重重的一种缩影。在报道相关抗议活动过程中，像Josie Huang的遭遇并非个案。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随着今年抗议活动席卷全国，报道动乱的记者经常面临暴力威胁和警察拘留。在很多情况下，警察向记者发射催泪瓦斯和不致命的子弹并逮捕他们，即使他们已经明确表明自己是记者。 此前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31日报道，美国一位女性记者在报道明尼阿波利斯抗议活动时，被警方的橡皮子弹击中眼部，导致一只眼睛永久失明，脸部留下伤痕，她在陈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透露，她觉得“她的脸像炸开了一样”。 另外，当地时间5月30日，俄新社记者米哈伊尔 特尔吉耶夫也在报道时遭到美国警方袭击。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尽管这位记者当时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但还是被喷洒胡椒喷雾。 图 中国新闻 无论是警察遭遇枪击，还是华裔女记者被警察压倒在地，在这些因种族歧视而伴生的意外状况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新仇旧恨，显然没人能够预料最终会如何收场。

通过同性社交软件结识甜美“台妹”，网恋奔现后对方不仅没有现身，还遭匿名电话威胁，“不给钱就强奸”，悉尼华女Caroline（化名）的面基经历很糟心。 “同性这个圈子本来就小，被很多诈骗团伙盯上了。” 网恋甜美台女，“你也是拉拉吗？” 9月6日，悉尼华人同性恋女孩Caroline在一款同性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叫“娇娇”的女孩，她自称来自台湾，也是“拉拉”。 两人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供图） 两人添加了Line之后便开始聊天。娇娇自称在澳洲边工边读，目前住在西悉尼一名叔叔家中，“喜欢逛街、看电影、吃美食、旅游。” 娇娇发给Caroline的“自拍照”（图片来源：供图） 看到Caroline的照片后，她表示“喜欢你这样发型的女生”，还体贴提醒出门戴好口罩。 （图片来源：供图） 娇娇称家人都在台湾，自己在叔叔的介绍下从事“伴游”兼职。Caroline稍后查询后发现可能是性服务，但她也没在意。 随后一个星期里，两人以姐妹相称，彼此关怀，聊得很投机，便约定在Blacktown见面。 索要$1000元礼品卡，“找小弟强奸你” 上周日（9月13号）中午，Caroline抵达约定地点后，对方却没有出现。 她接到娇娇发来的信息称，叔叔为了确保她的人身安全，需要和她打一通电话，简单询问几个问题。 娇娇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供图） 接着，Caroline接到匿名电话，一名台湾口音的中年男子，要求她发送自己的护照和驾照照片，才能和娇娇见面。 得知Caroline未随身携带证件后，男子又要求购买$1000澳元的Google Play礼品卡。 她以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为由，购买了$400澳元的礼品卡，按照指示刮开密码后发给娇娇。 （图片来源：供图） 本以为可以顺利见面，谁知男子又打电话过来，让Caroline再补发$600澳元礼品卡。 被拒绝后，对方突然态度大变。 “他威胁我，说要用追踪器，让小弟找到强奸我！” “如果想她出去，除非拿钱来赎她” Caroline生气地把此事告诉娇娇，“搞什么？！！我和你见个面还要这样子！！真无语。” 娇娇称，由于Caroline没有买$1000澳元礼品卡，她目前被“叔叔”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出门。 在两人的聊天记录中，记者看到，娇娇告诉Caroline，“我跟他大吵一架，他说叫你买1000那个（礼品卡）才会放我走，不然以后都不会让我出门，也不会让我去学校了。” “他就说以后都会有人监视我。” （图片来源：供图） Caroline建议娇娇报警，对方却担心，“报警他会不会等一下打我呀？” 稍后又说，“感觉来了几个黑社会的人在楼下。” （图片来源：供图） 当晚，她们再次用Line聊天时，娇娇说，“我旁边有人，等一下手机可能会被收走”，似乎在被人“监视”。 两人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供图） 隔天Caroline用英文问候娇娇，却得到奇怪的回复，“你和她什么关系，那么关心她，你如果想她出去，想跟她联系，除非拿钱来赎她。” （图片来源：供图） Caroline便没再联系对方，稍后将此事反映给今日澳洲App。 记者了解情况后发现，她的经历与先前一男子遭遇的“桃色骗局”类似。都是在网上结交年轻女孩后，线下约见时被陌生人匿名来电要求购买礼品卡，拒绝后遭到对方言语威胁。 得知自己的遭遇并非偶然，Caroline终于释怀，“一开始还有点担心她，现在感觉对这些人不值得！”再度查看娇娇的同性社交App账号，已被封禁。 娇娇发给Caroline的“自拍照”（图片来源：供图） Caroline坦言，早在今年3月，她因轻信一女性网友，在某理财网投入约$1万澳元后被对方拉黑，没想到时隔半年，再次因同性交友损失钱财。 “同性这个圈子本来就小，而且还会受到很多人歧视。想要结识新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几乎都是通过App来实现，所以很多诈骗团伙盯上了这个群体，倒霉的就是太相信那些人了！”她后知后觉地说。

在编辑这篇帖子的时候，我顺利拿到了BC省提名。一场与雇主担保的闹剧——本以为花80万的雇主担保稳了，我却又去留学才获得BC省提名。本人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多花了80万才拿到BC省提名的。哎，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选择移民中介时一定要擦亮双眼。 我从NS省毕业后，正好赶上大西洋试点项目，找到工作就能申请PR，不到一年就能拿枫叶卡。不良中介却让我多花了80万，讲起来真是悲从中来，中间涉及官司纠纷、回国工作、重新读研等各种过程。 各位看官请坐好，待我慢慢道来。 一、18岁的留学 作为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18岁的我确定要去加拿大留学、移民，实现人生小目标。通过留学机构的包装申请后，当时收到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戴尔豪斯大学的offer。考虑到戴尔豪斯大学所在的NS省留学生活成本低，毕业较快，而UBC虽为世界名校，但学生延期毕业是常态，且所在的温哥华生活成本高，最终我选择了位于加拿大东海岸的戴尔豪斯大学。 花了3万多，拿着一纸学签便从长沙飞去哈利法克斯开启了留学之旅。不过，潘多拉的盒子也就此打开了......在当时办留学的小中介各种宣传忽悠下，我知道了大西洋试点这个项目，而且他们也让我深信只要自己好好读书按期毕业，之后通过AIPP妥妥地一步到位拿枫叶卡。 大西洋移民试点项目是加拿大海洋四省吸引新移民、技能劳工、国际留学生的热门项目，其中针对留学生的门槛最低，在当地毕业后持毕业工签找到一份一年的工作，无需任何工作经验，就能一年不到拿下枫叶卡。以“快、稳、多”著称的AIPP每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奔赴大西洋四省，可能当地政府也是想用我们的一腔热血去融化大西洋的寒冬腊月吧。 二、从少东家到收碗工 戴尔豪斯大学所在的哈里法克斯是大西洋四省最大城市，既有城市该有的便利，也因远离喧嚣而成为读书圣地，而且当地气候宜人，冬暖夏凉，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挺不错。读书之余，约上三五好友，钓鱼滑雪，好不惬意。当地有欣赏不完的优美风景，结交不完的热情朋友。当然，还有很多忽悠中介。 经过三年的刻苦拼搏，我终于提前完成学业，成为大西洋试点的候选人之一。忽悠中介在此时又主动找上了我， 说能帮我找个好工作移民，只需80万， 工作移民一步到位。当时由于少不经事，便催家里交了30万定金，最后我被安排了一个中介口中的“好工作”，去一家越南老板开的的韩国餐馆端盘子洗碗。当时，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咨询完法律系教授后，我便后悔又后怕。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半贿赂性质的工作史，即便将来成功拿到PR，也会成为自己在加拿大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被移民局发现买卖工作，我就有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再者，家里本身就有连锁餐饮品牌的生意股份，父母在国内开酒楼赚钱供我出国留学，结果我正经学校毕业后，竟然沦落到别人家的后厨去洗盘子。 一想到自己从少东家沦为洗碗工就感到既悲凉又讽刺，一首北风萧萧送给自己，感觉出国毫无意义。血气方刚的我，一腔热血要洒也不能洒在韩国餐厅里，越想越生气后找到忽悠中介理论。在协商更换工作无果，也不能退定金的情况下，年少气盛的我一纸诉状把这个我的中介告上了民事法庭。因为我的法学教授非常喜欢我，答应无偿给我做了辩护律师，给那家中介机构下了律师函。忽悠中介在接到律师函后，可能害怕灰色收入被曝光，买卖工作被移民局调查，还没开庭就选择庭外和解，一改之前嚣张气焰，乖乖退还了压金。这一局我虽然赢了，但是浪费了小半年的宝贵时间，也没能赶上申请毕业工签，最终只能被迫回国。 三、回国就业 当时高中母校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国际交流办公室的岗位很适合我，我便选择回国，回到长沙母校，在国际办公室当起来小白领。工作一年期间接触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出国移民的种子又在自己脑海中萌发。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移民加拿大失败的经验，自己心里多少有点不甘吧。了解到BC省读完硕士即可直接申请省提名，便申请了当时本科擦肩而过的UBC的某专业。学费一年30万，足足比本地学生贵了20万。幸好在硕士毕业之际，凭借之前国内的工作经验，在温哥华跌跌撞撞地找到了一份真实工作。 四、一些感悟 有人说，人生中那些不可磨灭的苦难经历都是你以后的阅历。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可是人生如果能一帆风顺的话，有谁会想要去跋山涉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如果人生有Easy模式，我想没人会想把自己调到Hard模式吧？ 我虽成功击败黑中介，却毫无他法只能回国。但我也因为回国的工作经验，毕业之际收获了一份宝贵的工作offer。 如果能有幸避免忽悠中介，也许我能读一个更好移民的专业，毕业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后通过AIPP拿到枫叶卡，我也不用多花几十万去读UBC了。如果我爸妈能眼光长一点，早几年搞个投资移民或创业移民，我也能早早拿到枫叶卡，不用经历种种drama了。浪费的时间，多花的金钱，拿去环游世界不香吗？拿去创业开公司不香吗？可惜人生没有这么多如果，但我愿意忍痛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帮后人少走弯路。 五、前人载树后人乘凉 （1）加拿大很多小移民机构的坑不用多说，要找还是得舍得花钱找大品牌。 （2）留学和移民本是一体，但很多机构却分开来做，很多都不能做到长期规划。 （3）遇到无良中介不要怕事，勇敢站出来捍卫合法权利，希望你遇事也不要退缩。在加拿大，买卖工作获取移民身份时非常严重的行为，一旦被查到可能面临失去身份甚至被遣返的危险，找工作一定要找真实的工作。

加拿大政府移民部门在今年春天COVID-19病毒肺炎疫情开始泛滥后暂停了公民入籍考试，不少等待完成公民入籍考试的移民担心等待考试的人越来越多、这会让他们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的梦想被无限期推迟。 在COVID-19病毒肺炎之前，满足在加拿大居住时间条件的新移民申请成为加拿大公民的程序一般需要一年的时间。但在疫情让入籍考试被无限期暂停的情况下，等待入境的加拿大移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入籍程序。 MyrannAbainza在2009年持居家保姆工作签证从菲律宾来到加拿大，六年后她丈夫和两个女儿来到加拿大与她团聚。MyrannAbainza一家在COVID-19病毒肺炎疫情前正等待参加入籍考试、以完成从移民变成加拿大公民的最后程序，但COVID-19病毒肺炎疫情的泛滥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MyrannAbainza说，现在学校都复课了，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应该重新开放入籍考试。 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说，正在考虑疫情下用何种安全的方式重开公民入籍考试，但没有提供重开入籍考试的时间表。 加拿大的公民入籍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两个部分。 虽然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准许用网上虚拟方式举行入籍宣誓仪式，但用网上入籍考试替代现场入籍考试面临是否安全、是否可靠的问题。

2009年，加拿大尚在经济寒冬之中徘徊，刚到加拿大没多久的白绅也在为生活而奔波。 他不怕苦，不怕累，对人友好大方、敢说话，是个很好的销售。他当时为一个印刷厂推销各种印刷业务，主要是广告小传单、餐馆菜单、名片等等。可是，即使每天都在GTA的大街小巷上奔忙，寻觅机会，他也没有收获到一份稳定且足够养家糊口的收入。 小米创始人雷军说过，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风口站对了，猪也可以飞起来。但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哪里看得到什么风口，不过是为了家人孩子勉力奋斗着，维持生计。白绅之前也尝试过其它的职业可能，但是都没有什么起色，也没有成为幸运的飞猪。 第二年春天，他跟我们这些朋友说，他正在考地产经纪，继续尝试新的出路。大家对他的决定表示怀疑，一个新移民，没有人脉，而且当时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房地产市场不温不火，地产经纪难道比推销印刷更好做吗?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仍然一边继续推销印刷业务，一边考试。怎么说，他也是国内正儿八经本科毕业的，考试本身倒是难不倒他。 2010年五月底，我得到了新的工作offer，七月中要开始新工作。考虑到家离新公司实在太远了，我决定卖掉房子，换到离新公司近一点的地方去。 我想起了白绅，就问他是不是已经拿到了地产经纪牌照，我打算在七月中以前实现卖旧房、买新房、搬入新居，总共也就剩一个半月的时间要把这些全部搞掂。他犹豫了一下，但很诚实地跟我说，他还有一门课过几天才考，成绩出来以后要找个挂靠的地产公司，递材料申请经纪牌照才能开始代理房屋买卖，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至少得等他两个多星期。我略想了一下，还是决定把我的房屋买卖交给他代理。虽然，他连牌照还没有拿到，但是，我相信他的能力和人品，而且，在这种经济低迷的时候，新手找业务特别艰难，他需要一个起点助他启航。 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时候，责任心和努力的程度而不是经验，决定了成败。 我对他报以信任，他则对我的房子买卖倾注了百分之百的努力，让我感动。 几天后，刚考完试，他就来我的房子考察，巡视一圈以后，建议我花点小钱，把一些明显破旧的地方修补一下，这些地方花不了多少钱，却能明显改善房子的观感，比如，重新粉刷车库门、家门、室内，更换破旧的厨房台面和水龙头，修补地下室墙上的一个洞等等。他亲自联系人上门修补，亲自砍价、监工，一个星期以后，我的房子被他收拾得漂亮整齐多了，总共才花了两千多块钱。我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就知道选他没错了。 在等牌照的时候，他没闲着，而是把文案和照片都准备就绪，并参照附近房子的售价跟我们一起定了个合理的叫价。六月中，他一拿到经纪牌照，就挂出房子。第二天，一个买家带着老婆孩子跟着经纪上门看房，当场决定要下offer并跟我们讨要一点优惠。白绅滔滔不绝地跟对方经纪及买家说着并不纯正的英语，很有礼貌却很坚持，最终，只给对方几百块钱的优惠就成交了。 我非常高兴，没想到在当时市场还是很温吞的情况下一天就卖出了房子，时间上的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而白绅顾不上高兴，就投入到帮我买房的研究当中去了。 我的新工作在机场附近，他先试着带我们看了几个离公司挺近的房子，但是我跟我老公的分歧太大了，不是我不满意就是他不满意，不然就是超出预算太多。 耽误了几天之后，白绅跟我们开了个会，说：“大家统一一下对房子的要求吧。这样，我就可以排除不符合的房子，尽量寻找符合要求的目标带你们去看，避免浪费时间。”于是，我老公对房屋的朝向提出硬性要求，我则对主卧室大小、交通便利程度、价格提出硬性要求，白绅又问了我们对房屋新旧程度、房间数量、学区的偏好，并一一记下来。 果然，统一要求以后，我们再去看的房子就都很接近期望值了，几天之后，我们看中了密市中心区一个东南朝向、二十年新旧的独立屋，一致同意下offer。下offer前一天晚上，白绅把这个房子周边半年内成交的所有房子资料发给我们，大家一起研究并定下了我们出价的底线。第二天，我们见到卖方经纪，正好屋主也在，可以当面谈，于是白绅根据掌握的资料以及该房屋的状况有理有据地进行谈判，成功地从47万5的叫价砍到了45万成交。 (2010年6月，白绅帮我买下的房子) 十天!从他拿到经纪牌照开始，白绅带着我们只用了十天就卖出旧房、买到新房，结果也让人非常满意。我如愿地在七月搬进了新家，一点也没有因为等他考试拿牌照而耽误了换房搬家的时间。 这一卖一买两单快速成功的案例，让白绅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也打消了一些潜在客户对他新手身份的疑虑，让他很快又接到了其他一些朋友、同事的委托。他的地产经纪之梦自此成功启航，并在后来经济回暖的时候快速成长、扬帆飞扬，一不小心竟然也站上了一个小小的风口，在后来连续多年火热的房地产市场中，做得风生水起。 时间如白驹过隙，诚恳厚道的白绅，靠地产经纪业务很快挣到了第一桶金，给家人孩子带来了一份安定舒适和体面的生活。他的起点，是朋友的信任，而他则靠着一颗全心全意、以诚待人的心，展示了他的能力和诚信，在经济的寒冬中走出一条路来。

近日，一位加拿大 华人在网上发帖求助，称自己在加拿大“黑”了15年，护照早已过期，现在35岁了，没娶着老婆也没搞好事业，只靠餐馆打工和装修等体力活赚钱。最近因为加拿大疫情爆发，看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并且发展也比加拿大快，他动了回流的心思，但又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条件，回国能不能混好，于是发帖征求大家意见。   该华人网友称，自己是从国内“小地方”来到加拿大的，刚来的时候20岁，一晃15年过去，如今已成中年大叔。但在加国，只顾求生，到现在都没结婚生子，甚至连一次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这让他很是挫败。 该华人表示，自己这些年在加拿大做餐馆工和装修工，唯一收获就是攒下了20万存款。现在看着国内发展那么好，他犹豫，要不要带着这笔钱回国娶妻生子。 至于为什么不能在加拿大本地找个合适的女生结婚，华人大哥无奈地表示： “我这个年纪，很难找合适的了，自己条件不出众，又没有身份，我又不想将就，找那些大龄或者离婚带娃的。” 一方面，大哥表示：“30岁的女生我是真不看好。” 另一方面，大哥又说：“现在多伦多30岁以上的女生很优秀，有学历，有正经工作，和我不匹配。” 他感慨道，自己根本没有动力在加拿大这边相亲，因为现在加拿大的华人女孩子一个个都不傻。 而对于自己在国内相亲市场的地位，大哥就比较有信心了。 “我回国肯定能找到，已经试过水了。我妈已经托人问了，由于我家家风还可以，我自己也有房子，已经有不下5个女生愿意和我相亲，所以我回去娶老婆还是有信心的。” 大哥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国内的条件：已在广东某城市买房，全款，100万。 最让华人大哥纠结的点是，不知道回国后自己能干什么。 “可能只能干保安了，3000人民币一个月，这样心理落差太大。” 但即便如此，大哥对继续在加拿大打体力工，也并不情愿。 “继续打体力工的话，说实话，我现在也已经有很多职业病了，比如肠胃不好，膝盖关节经常疼。” 大哥感慨，这些年，在加拿大“吃了太多的苦”。 如今，大哥称，自己在国内的妈妈想让他立刻回国，因为妈妈担心他35岁以后更难找老婆。 “本来我想再做2年，存够30万再回去。但是疫情打乱我计划，待业半年了，不知道下一步打算。” 对于这位犹豫不决的华人大哥，你有什么建议呢？

主题是第一桶金，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还没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篇文章说的算是我的第一碗金吧，就是"饭碗"的那种碗。毕业之后，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相关的工作，过程嘛… 艰辛是说不上，但也是有点折腾。 我的工作是在零售店做陈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学的也是这个专业，上学的时候就感觉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工作，所以也下定决心要从事这一行。四月结束课程，五月找到一份实习，学校规定要积累足够的实习时间才可以毕业。找实习还是比找工作简单得多，毕竟无薪嘛，纯粹想锻炼锻炼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愿意给出机会，而且学校也有一些实习资源可以给你。陈列的工作其实不太好找，职位太少，所以即使是销售我也不介意。销售需求量比较大而且也比较容易进入零售行业，因为除了实习之外我也并没有任何在零售店工作的经验。 在实习的同时我也开始投简历找工作，在indeed上面看招聘信息，还有在各大商场的网站上面发布的招聘广告。每个品牌其实都有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发布招聘信息，即使在indeed上面看到的信息，可能也是会指引你到品牌的网站上面递交申请。申请过程就是注册账号，上传简历，还有回答一些个人的问题，程序跟大多数的公司招聘没差别，hr先过一遍简历然后再等通知面试。但是零售门店的工作招聘，相对于很多工作来说还是比较开放，所以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挨家挨户地去店里投简历。 之前找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店的经理跟我说过，机会是不会等你的，一定要自己主动一点去争取。于是我带着打印好的几十份简历走进商场，怀着紧张与不安的心情走进店里，进去问有没有在招聘。对于那时候的那个我，一个刚毕业的小白，而且英文其实也不是很好的人来说，这是何其需要鼓起勇气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慢慢地，多走几遍就觉得… 其实也就那么一回事…有些店会给你申请表去填写，有些就直接打发你走说没有招人，有些叫你上网申请，有些态度很好，接过简历还会聊上一两句。一家家地询问，脚也磨破皮，因为实在是不会穿高跟鞋… 虽然脚很疼但还是坚持把简历发完，有那么一刻感觉到生活的不容易，尤其还在异国他乡的，但是也很快就看开了。 我还是挺幸运地得到了很多面试的机会，毕竟有些人投了上百份简历都不一定换回一个面试机会。这么说吧，商场里面大大小小喊得出来的品牌，我几乎都有去面试过。个人面试，组合面试，电话面试，甚至Skype视频面试(好像有点久远，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我也都尝试过… 反正就是在各个失败经验中学习，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面试经验多了，也越发不紧张，到后期也算是有点得心应手了吧。毕竟有一些面试必问环节例如自我介绍，个人优缺点或者能为公司带来什么之类的这一系列不停翻炒的问题，都被训练过好多遍。觉得挺意外的是有些公司还会要你填类似心理或者道德测试的选择题。还有一家是很特别地设计了一些小测试来考验应聘者，这让我一直觉得那家公司招人的系统还是挺严谨的，但他们说了具体测试的事情不要往外讲，所以在这我也不好说太多。 到了六七月的时候，我也去过几个job fair。其实job fair也是一个比较好找工作的渠道，而且好处是每个人都会有直接面试的机会，不需要简历过筛选。这些job fair大都是一些品牌要开新店需要大量请人而举办的。我也告诉了我一些同学这些信息，就怀着大家一起都去试试看的心态。然后我在其中一个job fair过了第一道面试，面试的经理说下一周会通知我第二次面试。但是一直等啊等却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我问了一个也有去的同学，她说她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的面试。到最后我还是没有等来第二次面试的通知，但却听到我同学应聘上了的消息。那时候的我真的感觉晴天霹雳，毕竟是真的觉得有点不甘心，我的同学也的确是从我那儿得知job fair的消息。之后很多人说我傻，大家都要找工作，职位也就这么多，虽是同学但其实在社会上也是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如果他们真的在乎，自己也可以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 在经历过这一遍又一遍失败的我也悟出一个应聘最大的道理---缘分/命运，也就是看面试官喜不喜欢你(投缘)。喜欢的话即使没有任何相关的工作经验也是愿意给出机会。我听说过一个咖啡店的经理去了一家零售店里当经理。还听说一个非电脑专业的毕业生搞到了一个电脑的工作，后来也是边做边学，所以找工作有时候是真的很难说。再回到我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即使不是我同学的出现，他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人选，又即使我有第二次面试机会，我也不一定能应聘上。 再来继续狂投简历，又去了几个面试，一直到了九月，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找到我人生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作。大致上的情景我也还记得，店长跟我谈完就出去跟隔壁房间的助理店长商量了一下，然后立刻就决定请我了。之后就交给hr来给我介绍offer上面的内容，没什么问题就可以签了。哇靠，我当然是觉得没问题啊，简直就是不敢相信就这么应聘上了，整个过程就像坐火箭一样快。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对那个店长都是很感激很感激的，是她让我进入这个行业，而且还是做陈列本职的工作，我知道其实有不少毕业生是当销售去了。现在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她也许已经忘了曾经有我这样的一号人物出现过，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对她心存感激的。而且跟她也算是有点缘分，我后来换了一个公司工作，在面试的时候，面试的经理问我是否知道她，很巧合地原来她也曾经在那个公司工作过，只是已经离职了。究竟我后来被聘请在这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得而知，但是有时候人的生命中，好像真的是会出现那么几个人，感觉他们就是那些会改变你命运的人。 零售业到现在是越来越难生存，新闻不是倒闭就是裁员，本来就不太乐观的市场还要加上疫情，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这行业撑多久…看着LinkedIn上各种同行因为失业而去找工作的故事，感觉在这行业里生存是越发的艰难。哪一天轮到我也说不定，可能又要把刚毕业找工作时经历过的事情又要再重新经历一遍吧，我也有做好心里准备。但我还是不想放弃我的这个工作，发自内心热爱的东西哪是能说放弃就放弃的。 最后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把我想写的东西分享出来，也顺带可以抒发一下这段时间因为疫情而被压抑到的情绪。

刘博智，知名华人纪实摄影家， 多次在世界各地举办个展， 获得国际摄影大奖。 他的拍摄主题涵盖混血儿、难民、少数族裔， 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外华人移民系列。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走访了 40 多个国家， 向全世界展现了底层华人的生存状况， 发人深省。 古巴人像系列，让华人后代和祖先照片合影 美国华人难民后代 祖籍广东，生在香港，长在美国， 刘博智可能是最明白海外华人内心矛盾的人。 他按照以前的习惯，称镜头下的这些华人为 " 唐人 "， 他们上个世纪因为经济、战乱等原因偷渡到海外， 过了一辈子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的生活， 同时也给当地注入了无法抹除的中华文化。 从去年 12 月底一直到今年 10 月底， 他的摄影作品在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展出， 我们去深圳拍摄了展览现场， 并和他进行了视频对话， 聊了聊他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 " 我们中国人做事就要聚焦中国人的问题， 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关注这些， 别人就更不会关注了。" 自述 刘博智 编辑 鲁雨涵 刘博智（右一）和古巴唐人 我叫刘博智，1950 年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下阶层家庭。1970 年代，我在北美读研究生期间，开始关注和拍摄海外华人移民的题材，迄今为止拍了 50 多年。 我全世界去了差不多 40 个国家，作品集中在北美洲、南美洲和东南亚。每去到一个地方，我都会特意去看唐人是怎么住的。 现在大家称呼他们 " 华人 "，以前是叫 " 唐人 " 的，二者有很大的分别。现在的华人社会，大部分人都不会再用唐人这个词，除非是广东的台山人。 梁亚三大儿子一家 不管多穷的人，都有冰箱 我拍摄的第一个故事是在旧金山遇到的华人，叫做梁亚三。他们在日本侵华的时候从中国逃到了越南，辗转东南亚后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当时他刚去旧金山不到一个月，除了亲戚以外，我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个华人。 第一次去旧金山的唐人街时，我发现那里完全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繁荣。除了游客的餐馆之外，四周的楼都非常旧，又没空调，衣服晾在外面，拖把挂在外面，看着很寒酸。在这里生活的华人，也并不像传闻中的那样锦衣玉食，而是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 " 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离乡 "，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疑问。 梁亚三房间的祖先神位 是他们离开越南时带走的第一件东西 梁亚三夫妇 认识梁亚三以后，有两三个月期间，我经常从罗省开车到旧金山，拍摄他们的生活。他们以前生活在船上，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在甲板上进行，搬到公寓之后也保留了这个习惯。我就坐在地板上和他们一起吃饭，这让他非常高兴，也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在拍摄唐人的时候，我都会进到他们的家里面，关注的也都是细节：电饭煲、饭菜、冰箱、煤气炉 …… 两夫妻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到了晚上，就坐在一张床前面的板凳上吃晚饭。这些都是他们贫困生活的一部分。 唐人街中餐馆厨房 旧金山 1975 旧金山唐人街独居的老华侨 1977 唐人街的唐人，基本上都是单身，家室留在乡下，孤身在海外讨生活，把钱寄回国内给家人用。他们家里一定有的东西就是砧板。现在我们用的砧板大多是硅胶做的，唐人用的一定是木板，一块有这么厚，像从树根上砍下来的一样，再加一把菜刀。 那时候的唐人和国内的人比，不同之处就在于，不管多穷的人都有冰箱，虽然有些已经坏了。 宾夕法尼亚 匹兹堡 1977 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可以住两房一厅，但是地段基本都是犯罪多发的地方。美国的华人很怕，经常在街上被抢劫，那些人从后面抱着你，一下子把你顶起来，后面就有人把手插到你的两个口袋里面，把钱包里的钱都掏出来。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被人打劫的。过了晚上七点，就不敢上街了。 很多唐人因为经济、政治和家庭原因，无法回到家乡。虽然已经离乡多年，他们依然保留了非常中国的生活习惯。比如在家里面摆关公像，贴领袖画像，挂黄历年画，他们用这些事物来怀念祖国，怀念家乡。 林伯家中墙上贴着移民相关的新闻剪报 旧金山 1976 我在旧金山遇到了一个叫做林伯的老华侨，当初他离开中国时，妻子怀有两个月身孕。此后，他只在二战结束后回乡探亲过一次，便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林伯从未放弃过回国和亲人重聚的希望。他的起居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一张手绘在餐巾上的广州街道地图，还贴满了有关美国移民法的新闻简报，其中一张写道：" 白宫称无法助侨眷团聚。" 古巴中华总会馆关公坛 觉得自己是华人的古巴人 在我拍摄的所有国家中，古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2009 年我才第一次去古巴，是一个美国朋友带我去的，他告诉我古巴有个唐人街，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说古巴有唐人街这件事。 去了之后发现，古巴唐人街里面是没有纯种的唐人的。上世纪 60 年代之前，古巴一共有两万华人，但是 2009 年我去时，只剩下一百多人，在哈瓦那的仅有 13 人。我走了两天都找不到唐人，直到第三天才遇到了何秋兰。 何秋兰手持母亲与养父方标结婚照 何秋兰和母亲、养父方标 何秋兰是纯种的古巴白人，没有华人血统。大约一个月大的时候，何秋兰的生父死了。那时候，她的妈妈只有 16 岁，带着她去唐人街乞讨。一个叫何买盛的唐人把她们带回了家。两年之后 ，何买盛得了肺痨去世。她和母亲又回到唐人街的同一个地方，在一个银行的门口乞讨。另一个叫方标的唐人，从街边捡养了她们母女，并改了她的名字叫何秋兰。 虽然何秋兰是古巴人，和母亲说西班牙话，但是从小就在唐人的世界里面生活。她的认同和唐人的食物、言语、音乐有关，这些事物形成了她内心很唐人的世界观。 1947 年，16 岁的何秋兰身着戏装 方标喜欢粤剧，从小就教何秋兰唱粤剧、说中文。何秋兰八岁的时候就进了戏班，十五六岁成为花旦。粤剧里面说的故事，白蛇传、胡不归之慰妻这些，她都懂。 我问她你养父生前喜欢吃什么菜，她说：苦瓜豆豉炒排骨，当归汤，北芪党参煲鸡，这些都是台山的特色汤菜。有时候，她身上会出现很唐人的身体言语，比如说话的时候叉起腰，就像广东女人骂街一样。 虽然在舞台上是花旦，但她私底下很害羞。为了深入了解她，我在她家里睡了两个礼拜，才知道这么多详细的事情。 圣地亚哥赖华家族神位 古巴 2009 古巴唐人吴帝胄客厅 2009 有中国血统是非常之荣幸的 我前后一共去了 5 次古巴，我发现很多古巴的华侨都和何秋兰一样。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又只是混血，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中国血统是非常之荣幸的。 这代人很怀念自己的先人，谈起自己的祖先就想哭，每个人眼睛都红红的。这种热烈的感情，是我以前访问其他人从来没有过的，就算在中国也没见过。 古巴人像系列 2009-2019 有一次，我去到古巴东部的一个镇，在一个民宿里面吃早餐。民宿老板走出来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我回答说是。他没说话，默默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来了一张很旧的照片。 那张照片只有手指头这么大，又霉又烂，上面是一个华人的照片，他说这个是他的父亲。他告诉我们，他的亲生父母是古巴人，生父不管他，他的妈妈就嫁给了这个唐人。这个唐人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大成人。 民宿老板 Alberto 和养父陈典穗照片 民宿老板一边讲一边哭，说他养父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我当时灵机一动，就让他把这张照片放在自己的心口，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之后拍人物像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手法，让他们把自己祖先的照片放在胸前，把手放在心口上。有些人会闭上眼睛，想着自己的祖先，流下热泪。 2009 年，黄民达因为腿伤不能下楼，只能在阳台放风 还有一位叫黄民达的老唐人，祖籍在广东开平，他在老家有家室，还有一个儿子。1949 年，儿子只有 6 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只身来到古巴谋生，在一家洗衣店里打工，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2011 年，我去探望他的时候和他说，我可以代替他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儿子，问他有什么话想告诉家人，他哽咽道：" 古巴世道艰难，生活艰苦 …… 没有了，没什么说的了。" 过了一个月，我去到他的家乡，找到了他已经年迈的妻子，给他播放黄民达的视频和录音，她已经全然不认得他了。 墨西卡利镇 墨西哥 1994 一辈子没有过性体验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墨西哥也有很大一批华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墨西哥政府招揽了一大批华人男子，以客籍劳动者的身份入境，主要在一些种植园和矿场里工作。 这批华人建造了墨西哥北部的灌溉工程，还建立了一个叫做墨西卡利的小镇。随着种植园的不断发展，墨西卡利镇逐渐壮大起来，到了 1919 年，镇里已经有超过 9 千个华人，而本土墨西哥人只有 700 个。 上书：" 先侨艰苦开垦本市纪念 " 墨西卡利镇 墨西哥 1994 由于种植园内大多是男性，很多十几岁就来到墨西哥的中国年轻人，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有些从未有过性体验，到了晚年大多孤身在墨西卡利镇渡过。 一个叫做欧阳民的混血儿，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养老院，供单身老华侨在此渡过余生。其中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欧阳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老人回答说他从未和女人做爱，想试试。 欧阳民找来了一位墨西哥妓女，尽管她很乐意帮忙，但是这位老人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如愿。最后，他们三个人抱成一团，哭了起来。 华人洗衣工 纽约 1978 我就是从这个阶层出来的 从小，我就听说很多亲戚会远渡重洋，到所谓的 " 金山 " ——也就是现在的旧金山——做劳工，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有传闻说他们会带着大量钞票衣锦还乡，买地置业，大宴宾客。 其实这些人都是穷人，离开也是因为家里太穷。1970 年代，他们偷偷躲在大轮船里，等船开到弗罗里达州或新泽西附近，就跳船游泳上岸，成为非法难民。尤其是福州人，现在已经遍布了整个北美洲，大部分仍然是非法的。 唐人在外面讨生活的痛苦，我很明白，因为我就是从这个阶层出来的。 刘博智（左一）家的便利店 1968 我小时候家里是开便利店的，从八九岁就开始在店里卖东西，大一点送货，去工厂做夜班工。夜班只有华人做，从晚上 11 点到早上 7 点，在英语里面这种叫做 " 坟场工 "。 19 岁的时候，我去了加拿大读书。说是读书，其实就是做黑工。到美国也是做黑工，一做做了 8 年。 旧金山唐人街街景 1976 在加拿大的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听阿伯说有一个唐人仔，没身份的，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就来餐馆捉人，前门一个，后门一个，都拿着枪。 那个年轻的唐人听到风声，就跑到冰柜里面躲起来。警察查了半个小时，没查到就走了。他的同事发现少了一个人，到处找，回到宿舍也找不到。 后来他们继续工作，打开那个冰柜，在炒饭的碗和菜后面，发现有一条尸体，这个人已经冻死了。 香港厨师 旧金山 1975 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厨房里的伙计都说台山话，我便很自然地学会了。全世界的华侨最多的就是台山人，台山话也成了我日后最重要的工作工具。 我拍摄的原则是：首先与人交流，其次才是摄影。会说台山话以后，我就敢和华侨聊天，认真地认识他们。我拍的很多唐人都是在能讲台山话的地方，比如北美洲、墨西哥、古巴、缅甸等等。 曼谷唐人街五金店 泰国 2014 我想要表达的是现代人不知道的事物 我拍摄唐人的时间很长，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53 年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大，数码、科技、互联网，都对华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老一代唐人大多是矿工、农民、渔民，或者经营餐馆和杂货店，也有的在洗衣店、工厂这些地方打工。现在的华裔不但能跻身备受尊敬的主流行业，甚至还可以成为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他们已经不叫唐人了，而是华人。 缅甸 2013 马来西亚 布先 2012 新华人的生活，互联网里面有一大把，我不需要拍摄，大家了解得都比我多。人们看不到的就是那些老唐人，尤其是在边缘国家，比如缅甸、古巴，这些国家就像是停留在一个时光隧道里面，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的晚年生活就是退了休，打麻将，看电视，等死。 所以我依然坚持拍摄底层华人。我想要表现的是现代人不知道的事物，现在仍然在发生，或者即将消亡的。 何秋兰在广东开平方标祖坟前唱《卖花女》 2011 我的心牵挂着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有需要我就会帮助，不仅仅是摄影。比如何秋兰，她想回到方标的故乡祭拜祖先，我决定为她寻根。我花了好多时间筹款，制作了一部叫做《古巴唐人》的纪录片，帮她们申请签证和机票。 整个过程非常非常困难，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上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梦想比我的工作更加重要。最后，她回到了养父的家乡，在祖坟前穿上戏服，唱起粤剧，一切付出就都值得了。 刘博智 我想把我拍的照片献给这些华侨前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在异国他乡如何面对挑战及生存之道，为我们这一代的华人铺平了道路。 未来我还想去很多地方继续拍唐人。我很想去印尼拍摄，但是不会说客家话，还有很多南太平洋的小岛，都有客家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找个搭档，继续做海外客家人的主题。 我现在都 70 岁了，还有多少机会呢？ 部分素材提供：刘博智、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