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如果说疫情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疫情直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在新加坡疫情最严重快封城的时候，万事通身边一个好友的亲戚，就放弃了在新加坡的工作和朋友圈回国了。 据说他们全家都是PR身份，但是因为疫情，他们觉得还是回国更安全…… 当时万事通听说这事儿还觉得很夸张，最近万事通又采访了一位同样是疫情期间选择回国的通心粉，听了他的心路历程。 万事通似乎有些理解他们的选择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个通心粉的故事。 被猎头挖来新加坡实现事业新发展我是做IT的，也就是大家说的码农，大学毕业后，运气不错进入一家大公司，当时所在的团队做出来的一款软件大火，在团队里历练了几年，我就被就被猎头挖走，去另一家工作走上了管理岗位。 来新加坡也是一个新的工作契机，当时有猎头联系我，表示新加坡这边的公司想聘请我去做高管，年薪能达到百万人民币。我着实是心动了，毕竟我还年轻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完全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所以我欣然接受了新加坡的工作机会…… 结婚生子两地分离来到新加坡工作的第二年，我就回家和从大学时就开始交往的女朋友结婚了，我本打算结婚后就把妻子接到新加坡来，我持有EP准证，收入也够高，可以给家属申请签证。 但是我岳父身体不太好，妻子不想离开父母来新加坡生活，而且也割舍不下国内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我们只能两地分居，但是好在，新加坡回国特别方便，老板给的年假也不少，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国两次。 结婚第二年女儿出生了，每天只能通过视频看孩子，那滋味真的太难受了，我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很多瞬间。有时候不禁自我反省，我真不是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个合格的爸爸。 但是在新加坡工作几年后，我也慢慢爱上了新加坡，新加坡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包括我了解到的教育环境都是我喜欢的。 妻子在来新加坡旅行几次后也有所动摇，觉得以后如果能带着女儿，一家人在新加坡定居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毕竟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夫妻俩也把孩子的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了。 为了能尽快接妻子和女儿来新加坡生活，2019年底我递交了PR的申请，虽然我一个人在这工作，拿EP还是PR对我影响并不大。但想接家人过来，PR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太了解申请程序，为了提高成功率我还找了个专门帮忙申请的公司帮我提交了申请。 一场疫情动摇了我留下的决心 2020年春节期间，正好我有个负责的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候，本来打算回国探亲的我，只能留在新加坡好好完成工作。 让人没想到的是，春节后新冠疫情席卷而来！1月底的时候新加坡也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开始两国航班开始减少，到我家乡的直航航班也停了。 后来中国出了“五个一”政策，回国还要隔离14天，想回国简直比登天还难…… 4月新加坡开始封城，我也开始在家工作，思念家人而不能回国，让我催生了一个念头……彻底回国吧！ 这样的念头一旦产生，就很难挨下去，毕竟这疫情遥遥无期，PR申请了一直没有收到好消息。 最终决定辞职回国我把我想辞职回国的想法跟妻子和父母说了一下，没想到他们都特别支持我，毕竟国内现在疫情控制的很好，基本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而新加坡还在努力抗疫，我在这里工作，家人都很担心。 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是毅然决然……7月我向老板递交了辞呈，我就买了8月回国的机票。然后跟在新加坡的朋友们打电话一一告别，朋友们知道了我的决定都蛮震惊的。 当时帮我办理申请PR的公司还劝我可不可以把辞呈要回来，说我这种情况能批下来概率很大，因为已经等了大半年了，说不定很快就有消息了……但我去意已决，最终还是回了国。 是对还是错？回到家人身边，一开始特别踏实。每天可以拥抱妻子和女儿的生活是我梦寐以求的！ 但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找工作才发现，一切不是我想的那么顺利，虽然疫情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并不大，但是我家乡不是一线大城市，机会本来就少，现在疫情下经济萧条，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想找到我之前在新加坡同等职位和薪酬的工作几乎不可能。 我知道人做了决定就不应该再徘徊，但是我还是在想，如果正在pending的PR最终通过了，我还会选择回新加坡发展吗？ 问过自己好多次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通心粉们，看了这位网友的经历，你是不是也和万事通一样，理解了那些在疫情期间，选择彻底回国的人们。 在外打拼不容易……选择回国也不容易……是去是留？到底怎样才是对呢？或者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答案……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人来人往，看上去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热闹。 然而，今年年初的唐人街，街道一度空无一人，只偶尔有救护车鸣笛呼啸而过。 自那个寂静的春天到昨日，已有26189名纽约人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年人。 我叫陈本儒（Alan Chin），1971年生于纽约，是一名战地摄影师。从2岁起，我就一直在唐人街生活。看到新冠病毒在养老院中肆虐、且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他们的身体和生命活力，我不得不承认，我曾暗暗为自己已不在人世的父母、祖母、曾祖母和曾叔父们悲痛地欣慰，因为他们可以不必承受如此折磨和痛苦。 只是，当遇见附近街区居住的老人时，我仍常常想起他们。 松柏大厦养老院（The Chung Pak Senior Housing）位于曼哈顿唐人街中心区域，是唐人街唯一的养老院。它有88个房间，同时还有一个长长的排队名单。为了住进这里，有的人需要排队数年。 养老院的屋顶有一个向居民开放的花园，还有一个因“跨代（multi-generational project）”项目而启动的菜园，平时由附近的学生负责照料。往日，孩子们不时前来种地、照顾瓜果、与老人聊天。而今年受疫情影响，孩子们至今无法在这个小小屋顶相聚。 ■ 养老院的屋顶菜园。 黄太太今年99岁，已经住进养老院10余年，是这里最年长的住户。她来自广东台山，年轻时曾是一名制衣工人。疫情期间，她“一直被困在房间里”，护工又没法工作，只能由女儿们轮流到养老院照顾。“我太难了。我觉得特别无聊，但又没有任何办法。我期待着疫情完全结束、可以随意出门的时刻。我希望不会等得太久。” 陈夫人85岁，1976年从广东斗山来到美国。在入住松柏大厦之前，她一直从事制衣工作。疫情蔓延的几个月里，她不敢四处走动，只在不得已的时候出过两次门：一次是8月去看眼科医生，一次是9月去注射流感疫苗。她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时常感觉眩晕。最恐怖的一次是在疫情期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整个房子都在旋转。这种眩晕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我的女儿开车赶到。” 陈夫人不识字。在她生活的年代，女性往往没有上学的机会，“读书是留给男孩子的”。而即使在移居美国多年后，她仍然保持着非常“广东人”的生活习惯。闲聊间，她告诉我“蛇是长寿的关键。要把蛇泡在酒中2-3年，然后喝蛇酒。” ■ 李夫人和李先生在房间里。 李夫人是我遇见的唯一一位丈夫仍健在的养老院居民。他们的房间临街，打开窗户，唐人街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街道一览无余。但疫情期间，她感到心情低落。“疫情就像蹲监狱。这段时间，我们的孩子来探视也非常不便。” 她的丈夫李先生患有老年痴呆症。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 疫情期间，院长伍先生非常忙碌，常常加班。 这栋公寓里还住着养老院的院长伍先生，今年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第一年。由于职员从7人减少到仅剩1人，他不得不兼任门卫。为了弥补人手不足，部分护工志愿清扫公寓的地板和楼梯。伍先生用积极的话语鼓励大家，“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一家人”。隔壁面包店也送来了免费的面包券。 疫情拉长了人与人的物理距离，但却促使他们产生了更为亲密的联结。 ■ 由于人手不足，养老院的一名护工正在志愿清理走廊地板。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China Virus”的谬论中，唐人街成为最早受到疫情影响的区域。 2020年的头两个月，唐人街上的门店收入即开始暴跌。 同一时间，针对华裔的骚扰和暴力事件骤升，甚至波及到整个亚裔群体。 ■ 2020年5月5日，曼哈顿唐人街的Doyers Street十分空旷，偶尔出现一人一狗。 ■ Pellstreet 和Doyers street路口原本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商业区。然而到了5月初，道路两侧的店铺大多仍旧门窗紧闭。 ■ 彼时，纽约市几乎所有的中国餐馆都关闭了。MottStreet 50号的新上海餐厅临时成为疫情期间的食品供应点，一位店员正在向顾客售卖肉类。 ■ 李女士（Victoria Lee）和她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一个服务唐人街老年人群体的公益项目（Greensfor Good initiative）中，他们正在为这些老年人准备140个由水果和其他食物组成的爱心包。 ■ 5月，工人正在用水清洗路面。 ■ 5月，原本人潮拥挤的Bowery只剩下满街的灯火。 ■ 8月，曼哈顿下城开始试图恢复经济，唐人街逐渐重新开放，但许多店面的大门未能再度打开。 ■ 10月，唐人街上戴口罩的人。 ■ 陈先生（Karlin Chan）（右二身着灰色夹克者）正带领“唐人街街区守望台”成员巡街，成员们统一穿上了颜色鲜艳的橙色T恤和背心。 陈先生（Karlin Chan）退休前是一位光纤工程师，一生都居住在唐人街。疫情爆发后，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与病毒同时蔓延的种族歧视情绪。今年2月，他联络了一些朋友，成立了“唐人街街区守望台”（Chinatown Block Watch），隔天就会轮流在街上巡逻。 据他了解，有超过一半的歧视、骚扰事件未向警方报案。“三月初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他们常寻找脆弱的目标——独自行走的单身女性或老人。”有时，冲突也源于语言障碍，“有时言语误解也被认为是种族主义。在被困了几个月后，人们都感到很沮丧，遇到语言沟通障碍时，沮丧又变成了愤怒。” 他补充道。 在过去几个月的巡逻中，他们只进行过一次干预，“有人在街上对一群老太太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我们就把他‘请’出了社区。” 另一位成员钦森·格雷森（Grayson Chin）说：“反亚情绪仍在继续，我们只是想成为一股可见的威慑力量，让生活在这里的亚洲人感觉到安全和舒适。” ■ Kiyoe Takada（左一身着黑色者）是唐人街街区守望台的成员，正在对一名露宿街头的女士进行健康询问。 ■ 唐人街上售卖口罩的小摊。 唐人街的生活还在继续，但是疫情带来的改变似乎让它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如初。10月1日中国国庆这天的查塔姆广场（Chatham Square）上，商家免费分发口罩，不少人排起了长队。 不远处的双重脆皮面包店（Double Crispy Bakery）店主黄先生告诉我： “我们原先有10多名员工，但5月25日重新开业后，只剩下7名员工了。 疫情前，我妻子已多年不到店上班，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回到店里。 一周7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我们都在工作。 如今受疫情影响，生意大不如从前，我们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 不过让黄先生感到安慰的是，近日，他刚刚获得一个申请补助金（The Longevity Fund）的机会 。这是针对疫情设立的一项非营利性计划，将向通过申请的40个小型企业各发放5,000美金赠款。 这项基金的发起者是两名华裔女性詹妮弗·谭（Jennifer Yu Tam）和维多利亚·李（Victoria Lee），在科技公司工作。与老一辈相比，他们是英语比广东话流利的年轻一代，满足了家庭向上阶级流动的愿望。 她们在网站里写道：“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长期影响加速了曼哈顿中国城的乡绅化，也在一定程度加速了中国城的居民和商户的流失。中国城商户的倒闭不仅仅会导致北美最有历史的华人聚集区和亚裔美国人最有文化意义的街区的消失，而且还会给在当地居住的工人阶级居民带来不可逆转的风险。” 然而尽管有多方的扶持，唐人街许多小店仍没有撑过疫情带来的生意寒冬。10月4日，在桑树街，有着十余年历史的LungMoon Bakery在结束当天的营业后永远地关上了店门。 ■ 10月4日， Lung Moon Bakery营业的最后一天。 桑树街和贝雅德街拐角处，一家倒闭的冰淇淋店门口，社区艺术活动家陈女士（Amy Chin）正在用卷尺测量一面向着街道的落地窗户。她的非营利组织“Think！Chinatown” 将于10月16日至25日举办第三届唐人街艺术周，她计划利用这个空间安装投影，每晚放映木偶戏。 今年，艺术节将由部分艺术装置和数字内容构成，以此确保艺术家和观众的安全。她说：“我们的目标是让公众和邻居们认识、参与唐人街的文化，并与之产生互动。” 哥伦布公园是唐人街最大的公共空间。随着城市生活慢慢恢复，象棋棋手们也重新回到了公园的石桌旁持子对弈，时不时摘下口罩抽口烟或喝口茶。 自1850年代以来，尽管经历了《排华法案》、种族主义住房、世界大战、经济萧条……曼哈顿的唐人街仍然作为纽约城市景观和历史构成的重要部分，无法被抹灭。 我是家族中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 疫情中，我常常回想前人的非凡勇气和毅力。 当下如昨日，前路仍充满挑战。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华人妈妈的辛勤与坚持，也看到了无数移民父母的影子。 昨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股民们见证了奇迹般的一刻—— 一家由3名华人小伙创立的公司，刚刚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交易首日股价就暴涨了92%，不少摩拳擦掌的股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惊觉自己已经买不起了。 而这3名年轻的华人，也在一夜之间，集体变成了亿万富翁。 这家神奇的公司就是加拿大华人所熟悉的DoorDash外卖平台，疫情期间，不少人都下载了这款APP，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饥肠辘辘时点下一单单美食，助力造就了今日市值713亿美元的外卖帝国，更将3位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华人学生，推向了人生的巅峰。 DoorDash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由斯坦福大学3名华人学生Tony Xu，StanleyTang，Andy Fang于2013年创立。 其中，首席执行官Tony Xu中文名徐迅，今年36岁，出生于中国南京，儿时跟着父母移民美国。 这位新冠疫情催生的新晋华人富豪，俨然已成为美国商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今天，各大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着，这位移民之子，是如何在华人父母的教育和激励下，成为亿万富翁的。 徐迅一家人的故事，字字句句都是华人移民们感同身受的酸甜苦辣。 徐迅刚来美国时，只有5岁，一家人口袋里只有250美元。当时，父亲来美国读工程和应用数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母亲不得不放弃她在中国当医生的职业生涯，随着父亲一起到美国开启新生活。 徐妈妈初到美国时，面临的冲击和落差，相信很多华人都能体会—— 她在国内的医生执照美国根本不承认，想在美国找到专业相关工作，根本是痴人说梦。 然而，徐爸爸在读书，家里的钱非常紧张，只能靠联邦援助金度日，小小的徐迅，连嘴馋想去吃顿麦当劳都是莫大的奢侈。 徐妈妈不能看着家里坐吃山空，于是，为了丈夫和孩子，徐妈妈放下身段，去了当地的中餐馆打工。 徐妈妈并不甘心一辈子在餐厅当服务员，也从没幻想等老公找到高薪工作后回家当家庭主妇，她每天打3份工，咬牙扛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辛苦，为的不光是让家人填饱肚子，更是为了攒钱读书，拿下美国的医学学位，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医者。 徐迅在美国度过了捉襟见肘的童年，还只是个小男孩的他，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为了替妈妈分担，徐迅9岁时就靠帮别人修剪草坪赚钱，后来还去到妈妈当洗碗工的中餐馆，跟妈妈一起刷盘子。 好在，徐妈妈和徐爸爸虽然也一直省吃俭用，但跟大多数华人父母一样，他们深知“再穷不能穷教育”，一早为徐迅攒足了大学学费。 后来，争气的徐迅考上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工程学。 而此时，徐迅的妈妈，在连续12年每天打3份工，把儿子送进大学后，也终于攒够了自己读书的钱。在修完美国的医学学位后，徐妈妈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诊所，重新做起了引以为荣的医生。 从父母这里习得“学无止境”精神的徐迅，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又继续来到斯坦福大学深造，攻读MBA。 在这里，他与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华人同学，命中注定地相遇了。 2012年，一个课堂项目上，徐迅，Stanley Tang，Andy Fang被分到了一个小组，他们为帮助小型餐饮企业，建立了一个外卖网页。 原本，他们只是想测试一下大家对外卖的需求，没想到，网页意外地火爆了起来，订单接踵而至。 于是，3位华人小伙只好白天上课，晚上送外卖。 2013年，他们获得了一笔12万美元的投资，正式将公司更名为DoorDash，并迅速扩张生意版图。 很快，DoorDash业务遍布全美各地，也进军加拿大和澳洲。 2020年，新冠疫情给DoorDash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助力，民众们为了避疫，不再亲自下馆子，而更多地选择在手机上订餐，这导致DoorDash营业额比去年暴涨了3倍。 时势造英雄，在疫情中繁荣成长的外卖业务，将徐迅等3名华裔掌舵人，送上了美股IPO敲钟的舞台。 可能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从穷小子变成亿万富翁的徐迅，直到今天依然过着十分朴素简单的生活。 因为从小知道赚钱的辛苦，徐迅一直十分节俭，对自己很“抠门”。据DoorDash的员工称，即使在开公司有钱后，徐迅也拒绝像其他老板那样给自己换豪车，而是一直开着那辆2001年的本田雅阁，一直开到车子彻底报废。 在创立DoorDash后，徐迅娶了一位他在教堂认识的华人姑娘，Patti。现在，两人的女儿Olivia已经两岁了，徐迅仍保持着每周五和妻子进行“浪漫约会夜”的习惯。 在徐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华人男性的孝顺、智慧、闯劲、和深情。 相信在广大的海外华人群体中，还有无数如徐爸爸、徐妈妈般为孩子以身作则的华人父母。也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华人孩子，在父母的爱与教导下，长大，成材，在这个时代发出华人的最强音！

最近关于移民出台的政策比较多，很多人纷纷想移民，有的都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很多时候就像围城里说的，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今天就看到有网友考虑要不要回 先说说楼主，楼主来加拿大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工作生活都还不错，也有房子，没有太大压力，日子还算舒适。 按道理说应该不会考虑回国的问题，但是呢，出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想要回去的原因却是有诸多雷同，比如说：因为家庭原因。 楼主现在考虑回国，主要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不放心，想要回去待在父母身边尽孝。 回去的话虽然房车都有，压力也不大，但是楼主也有些担心，楼主表示之前也没有融入过国内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与国内相比自己除了英文和一些管理经验，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并且老家又是北方内里省会城市，外企不多。 虽然有这么多的担心，但楼主觉得为了父母还是应该做出一些牺牲的。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其中有一个网友也面临着与楼主一样的情况，父母年纪大了，爸爸不愿意过来。自己在加拿大各方面都还不错，回去的话别墅都能配起，但是真的不敢回去。 该网友表示，回去之后工作，人脉资源都要重新积累，由于不了解环境，不敢创业只能先打工，所以回去的话，去哪里也要考虑。另外环境，食品安全，空气质量以及孩子教育都是问题，都需要考虑。 还有网友表示不回去主要是怕学校给的作业太多，做不过来。 其中有一个网友提出可以让父母每年过来适应几个月，尽量住在华人区，近超市的。之前父母也是不愿意过来，但是该网友连续三年都强迫父母夏天来冬天走，然后后院种种菜，周末去公园玩，有时间了带他们去旅行，现在美国墨西哥加东加西都陪着走了一圈了。现在父母觉得在加拿大的日子也挺好的，如果不是疫情今年也早就来了。 楼主也尝试过回国，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加拿大。 还有一位最近打算回国发展的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让父母适当的来住住，或者每年回去时间长一点，多给父母一些钱，找人照顾，家里可以安个监控随时关注父母。 其中有一个网友提出既然当时父母含辛茹苦的把你送出来，就是想让你过更好的生活，不要辜负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另外还有孩子教育和以后的发展问题，都不是很建议回国。 还有一位网友表示毕竟大家不了解楼主的实际情况，建议楼主夫妻两个具体的做个回国可行性分析，建议从金钱、回国出路和小孩这三个方面入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回去，这样也不会给自己留什么遗憾。 还有的网友直接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看了网友们的回复后，小编只想说，你们真是世界好网友，全网最美网友哦！ 相信看了网友的回复后，楼主应该也有了自己的决定和想法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四年前的我，已经在君合律师事务所(没错，就是最近热播的《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二季里那家著名的红圈所)执业快八年，晋升合伙人指日可待;先生是工程师，事业有成;儿子在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部委幼儿园上学。 作为北漂第一代的我们，有北京户口，住在北二环和北三环之间的学区房里，日子过得貌似不错。天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在北京城笼罩在雾霾中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无处可逃，计划移民。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启动申请到拿到登陆纸，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跟我们的长期计划相去甚远。 于是，2016，已经三十多岁的我们拖家带口，带着还不到6岁的儿子，拖着六个行李箱，飞越了大半个地球来到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转机，又在载客人数只有20多人的小喷气式飞机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在半夜里到达了目的地爱德华王子岛——一个坐落在北大西洋里的小岛，加拿大最小的省份。 我在国内时就已经通过互联网搜索好了王子岛省会城市夏洛特敦的最好学区并且租定了学区房(这大概是中国妈妈们最热衷的事之一了)，在等待学区出租房的几天里，我们先住酒店。值得称赞的是，加拿大的学区房规则跟北京不太一样，不要求学籍儿童的直系亲属拥有学区房，一纸租约即可，学霸妈妈甚是欢喜。 夜幕遮蔽了一切，在我们到达的当晚，王子岛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她的真实一面。然而，在倒时差无眠的夜里，人间四月天竟然落雪无声，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对于从已经春暖花开的北京来的人民而言，我们欣喜和震惊参半，无法预见在寒冬真正来临时王子岛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随后的几天，紧锣密鼓的办理各种手续，终于搬进了学区房——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间出租房，坐落于著名的Burns Avenue上65号的Townhouse(我们戏称之为华人街，因为租户基本都是华人，学区房缘故吧)。这是个联排，搁北京那就是联排别墅，上下两层，三房两厅两卫，自带车位和后门晾台，乳白色外墙和墨绿色门窗，倒也清爽干净。 接下来我们在王子岛生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租来的Burns Avenue 65号联排别墅见证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和奋斗历程，等我拿到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入学通知、准备搬离王子岛时，65号已经成为记忆里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家的代名词。 在这里，儿子走进了岛上“名校”，光荣地成为一名一年级小豆包。 在这里，我很快在夏洛特敦历史最久(超过50年)、地处女王大道核心地段的一家律所找了份paralegal的工作，这在当地律所史无先例(华人当时在王子岛并不太多见)，也算是我们融入当地的一个重大进步。 我从此经常前往律所斜对面的PEI省高级法院递送材料，律所的创始合伙人之一John得有70岁了，胖胖的身材，非常友善和幽默。 最开始我发现他的签名档总写成QC，很认真的问他QC的含义，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Quite Cute”，我当时差点笑喷。当然，后来我也弄明白了，QC是Queen’s Cousnel，是用于表彰做出过卓著贡献的律师的荣誉称号。 John和其他创始合伙人年轻时照片见图片6，右一为John 在这里，冬天的时候，学校估计有三分之一是Snow Day，闭门不开。预报有雪暴的天气，每天早上7点听收音机是必须的，要不然贸然去学校会吃闭门羹。一听到学校又关门了，儿子总是欢呼不已。更美好的是，这里有雪暴时，不仅学校不开，连各色工作单位也是一样关门的，不用上班，不是在家办公哦，是不用上班。。。所以，在雪暴的幸福时光，我们就是窝在65号家里读书读书读读书。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住在华人街上的好多朋友，并一起准备了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除夕年夜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尽管离开王子岛时大家各奔东西奔赴不同省份，但这美好的情谊却长存心底。 在这里，小儿从完全不会滑冰开始，迅速成长为一名实力型冰球小选手，并和UPEI黑豹队的队员们切磋球技。 特别自豪的是，我和小儿还在现场即兴接受了CBC的采访，也算是为华人争光吧。 在这里，先生还经常往国内跑，加上转机时间，单趟行程得24小时，他因此也成了夏洛特敦机场和小喷气机飞机的常客。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很多善良、友好的本地人，有些可能也就一面之缘，却让人念念不忘。有一次，我们和朋友一起去往小岛的East Point看灯塔，下午准备返回时，因为还要驱车100多公里，我去灯塔里的小咖啡店买咖啡，跟老板提了一句还要开100多公里回去，有点困，需要咖啡提神。绅士老头老板把咖啡给我时，跟我说”this is free for you and have a safe drive”，我推辞几次也没有成功。来自异国他乡一个陌生人的关心让人无比温暖，这也是小岛最迷人的地方。 后来，我要到多伦多大学读法学院，我们搬到了多伦多，再后来，我拿到安省的律师牌照，成了持有中加两国律师牌照的律师，小岛上的生活当然比不上大城市的丰富多彩，但美丽的小岛和65号别墅作为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家，永远在我们心底里暖暖的存在着。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家，与同样远渡重洋的各位共勉。记于2020年12月。

29岁的医学博士生郑灶松，在 波士顿机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了。从美国波士顿到中国北京，每天只有一班直飞航班，HU482。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2019年12月9日这天，郑灶松准备搭乘这个航班回国，上机之前，他将21瓶棕色液体一并用塑料纸包好，藏在了一个行李中的一只袜子里。 美国海关发现了这些瓶子，FBI随后将他带走调查 哈佛大学附属贝丝以色列医院(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前研究员郑灶松(Zaosong Zheng)去年年底在波士顿机场被查获行李箱中藏有医学研究样本后，被指控试图走私回国。郑灶松12月3日在联邦法院认罪向海关官员撒谎。认罪协议中，检方同意撤销走私货物指控。 据哈佛学生校报，郑灶松在认罪书中同意在2021年1月6日量刑听证会后离开美国。不过，联邦法官将决定他是否面临进一步处罚。虚假陈述指控最高可能被判处5年监禁和25万元罚款。 据法院文档，波士顿机场海关人员曾将郑灶松标记为走私生物材料高风险人士。海关人员在搜查行李时，郑灶松一再否认携带研究样品。海关人员在行李箱中发现有21个试管后，郑灶松辩称这些与其研究无关，而是朋友给他。其后他最终承认这些样本来自其工作的实验室，他计划将这些装癌细胞样本带回在国内的实验室，并以自己名义发表论文。 两名同事曾顺利将生物材料带回国 据当地媒体报道，郑灶松承认自己未经实验室许可，从他在访问期间所工作的贝斯中心实验室拿走了8个液瓶，剩下的液瓶中有11个是他根据同事的研究复制的样本。而贝斯中心对此并不知情。一位留美的生物学博士分析，郑灶松拿走的液瓶，有可能有一部分正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 带21瓶癌细胞到底有什么用？ 核糖核酸（RNA）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以及部分病毒、类病毒中的遗传信息载体。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是一类长度大于200个核苷酸的非编码RNA，近年来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研究表明lncRNA在肿瘤发生发展、神经科学和个体发育等许多生物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类基因组重要的调控分子。2018年，全球第一种基于RNAi机制的药物Onpattro被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罕见病多发性神经病，到2024年预计销售额为13.08亿美元。 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列腺癌，而在肾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相对较少。郑灶松参与的课题研究正在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肾细胞癌或称肾癌是起源于肾实质泌尿小管上皮系统的恶性肿瘤，占肾脏恶性肿瘤的80%~90%。 肾癌和其他癌症不太一样。因对化疗、放疗不敏感，当下治疗肾癌的主要方法仍然是手术切除。而针对其他很多癌症，目前科学家早已发现了大量有效靶点，相关靶向药物治疗较为成熟。 郑灶松参与的研究正是想为肾癌早期诊断和预后提供新指标，为肾癌治疗提供新靶点。

因为疫情的原因，加拿大移民部为了减少大流行对加拿大人口和经济造成的打击，最近也颁布了不少利好政策，什么父母团聚移民啊、PNP省提名抽签等等，屡次降低门槛，也都是为了留住不断缩减的人口。 最近，因为疫情防疫工作，加拿大移民部在新移民申请枫叶卡的流程上做了调整。据CIC New报道，目前加拿大移民部新系统推出了新移民网上登记及身份信息确认系统，这表示未来新移民抵加后可直接在网上申请枫叶卡，而无需在进行面试。 针对这项措施，加拿大移民部长迪奇诺(Marco Mendicino)表示：新程序将会大大缩短新移民抵加登录的时间。 这个新网站可以允许新永久居民和加拿大移民、难民、公民身份(IRCC)，分享他们的个人信息。同时，新的永久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个新网站，声明其抵达加拿大，确认地址以及近期照片和PR卡，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证明。 不过，这个网站不能查看移民申请的状态。每个新移民都需要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每个家庭都需要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代理人也不能代表用户进行访问。 该网站是由加拿大的跨国专业服务公司(IRCC)Deloitte开发的。IRCC于10月份开始发出邀请，邀请申请人测试该系统。 具体申请步骤如下： (1)移民申请获批后，IRCC将发送一个邀请，确认是否选择此网站; (2)确认后，IRCC将为申请者创建一个账户(自己无法创建); (3)网站受到申请者答复后，会发出另一封邮件，其中包括指向门户的链接以及有关如何使用用户名和临时密码登录的说明。 (4)申请者随后可以登录并创建密码，确认自己在加拿大，并更新所在地址并且上传照片; (5)随后IRCC将审核申请者的照片，届时申请者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照片是否被接受; (6)照片接受之后，他们会将PR卡邮寄到申请者提供的加拿大邮寄地址，大概一周内就可以拿到PR卡。 注意：申请者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挑选清晰的头像，尽量避免头像有炫光或者光线过暗，否则很容易被退回。 想想加拿大移民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想要留在加拿大拿枫叶卡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毕竟政策是多变的，倒不如趁着加拿大目前的宽松条件，完成移民这件大事！ 当然还有很多准备让孩子通过留学实现移民的家长也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语言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如果想要更顺利的跃过这个坎，还是需要根据孩子目前的知识储备，来挑选一个合适的教育机构来提高孩子的语言技能。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培训机构，不妨考虑一下星原英语雅思学校吧! 星原英语雅思学校会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量身打造最适合个体的课程线。而且教育团队都是北美或英联邦国家大学硕士以上学历。大部分是英语专业或者教育学科班出身。不仅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更悉知先进的教育理念，传递知识更专业更系统。 想要了解更多，可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http://info.yorkbbs.ca/item/304782

今天黎明时分，寒风细雨笼罩着整个威尼托大区。当人们尚在酣睡中时，二十多个沉默不语的税警士兵，荷枪实弹，携带猛犬，向一名华人女子的住家直奔而去…… 很快，华人女子就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惊醒。打开房门，税警亮出搜查令，立即将女子控制起来。紧接着，税警指使警犬闻衣柜，闻床垫，家中现金统统被搜了出来。 税警还勒令华人女子出示个人证件，同时通知她，立即实施监禁。同一时间，同样的抄家行动，也在威尼斯省和罗维戈省其它8处华人住家上演了。 税警除抄查现金外，还对私家车进行了仔细检查，生怕漏掉一分一厘。若非士兵们身穿税警制服，否则，他们的举动与强盗和土匪无异。 这些税警为何要对上述华人实行专政呢？事情还要从一年半以前说起。当时，罗维戈税警发现在阿德里亚和卡瓦泽雷之间的数家华人纺织公司，似乎形成了一个“开开关关”的逃税系统。 开几年公司后，就把公司关掉，这样无需交任何税费，操作简单，却非常有效。调查显示，这些华人公司的“寿命”都不会超过三年，就这样，他们在提交纳税申报表时，什么都不用付了。 而实际上，收益很快被转走了。 操控这一系统的正是上述华人女子。该女子虽未正式出现在任何一家公司内，但实际上是幕后策划人。 为避免税务机关日后追缴税费，所有经营收益通过电汇、支票或取现，从公司账上迅速转到在中国的银行账户。 但这套机制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所有“短命”公司都注册在同一个地址。负责本案的检察官认为，以华人女子为首的9名华人涉嫌税务欺诈罪和不公平竞争罪，由此向税警下令，直接抄家并没收华人财产。 最终，包括三套住家、三辆汽车、4.5万欧元现金和存款在内的75万欧元资产全被没收充公。 不仅如此，，华人女子及其老公被当场批捕。 消息曝光后，一些意大利人评论称：“几十年来，华人一直以“黑”为荣，他们不交税，不消费，所有的钱都汇到中国，而我们的公司一家接一家的倒闭，实在令人无语……” 这样的看法自然有失偏颇，但华人当中确实存在大玩逃税游戏之人——什么税都不交，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一种体制下，都不为社会所容。 但愿，上述几位华人的遭遇能让经营者引以为戒。但愿，黎明时分，华人住家不会再响起急促的门铃声！

一名中国投资者张彤(Tong Zhang，音译)将4500万加元委托给温哥华的一名叫做尹航(Hang Yin，音译)的房地产开发商，但尹航拿了钱在大温购买了列治文、温哥华、本拿比和素里等地近十处房产后消失了，张彤在移民加拿大后发现自己被骗向卑诗高等法院提起欺诈诉讼。 图源：vancouversun 据vancouversun报道，张彤提交法院文件显示，他于2015年开始将大量资金从中国转移给尹航。尹航将钱转换到自己名下陆续收购约价值4,500万元的房地产，包括靠近温哥华 Oakridge 地区West 41st Avenue和Alberta Street的5栋平房，尹航拿了张彤6000万人民币(约1,100万加元)，用于购买价值2000万加元的土地。 2017年，尹航将3栋平房以2500万加元的价格售出，但是张彤一分钱也没拿到。此后，这些已卖出的房产被开发成了一栋6层高的公寓楼，如今正在建设中。 张彤还发现，与尹航收购的平房相邻的408 West 41st 和 426 West 41st都在尹航和他的妻子刘艳春（Yan Chun Liu，音译）、女儿尹煜（Yu Yin，音译）的名下。 2016年，张彤还将相当于2900万加元的资金转出中国，让尹航在列治文购买位于6840 h和6860 No. 3 Rd.的土地用于开发项目。 张彤还给相当于500多万加元的资金购买了素里3208 140th St.的一处房产，另外还在本拿比的4826 Buxton买了一套房子。 2018年8月，张彤也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他曾短暂地住在现在由尹航妻子和女儿居住的位于Queen’s Avenue的西温豪宅中。 张彤的真实身份也很难确定，他有时会用英文名Tony。起诉书上他目前的住址与温哥华市中心的Harper Gray律师事务所的地址相同。 张彤没有说明他是如何从2015年开始向加拿大输送数千万加元，因为中国仅允许国民每年向国外转移5万美元。 网友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是这样不守规矩的中国富人移民加拿大了。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多少这样来自中国投资者的肮脏的钱？  

我叫郭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楼边儿的大石桥胡同。我打小喜欢音乐，17岁就进入北京电影乐团当了笙乐演员，那时候跟乐团进人民大会堂是常事，可谓风光无限。 28岁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决意辞职去英国学指挥，为了勤工俭学，我走上街头给老外表演吹笙，没想到很受欢迎。 靠这项绝活儿，我不仅挣到了钱，还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后来我中断学业，和她结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地铁口度过。 如今我66岁了，早已从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老者，回首人生，虽不能说毫无悔意，倒也潇洒快活了一辈子。 60岁之后，我仍会去广场上吹笙，只要有人凑旁边听我就高兴。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110中学当英语老师，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排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作为长子的我自小备受宠爱，吃喝不愁，生活无忧无虑。 1958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茂林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此时我的弟弟尚未出生。 除了父亲，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 一岁多，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那时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子里有排练厅，不许闲人进去。年龄稍大一点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人排练舞蹈、演奏乐器，一看就是一整天，从不觉得腻。 姐姐在1955年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了我听着收音机跳舞的事。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读书。我们这些学生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完又跑去农村种地，忙得不亦乐乎。等再回到学校时，平日里开朗外向的我被选入校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心学习一门乐器。 读中学时的我，拿起二胡也能随便拉上几曲。 那会儿大家学的最多的还是二胡、古筝这些传统乐器，洋气点儿的学小提琴、钢琴。我家情况有些特殊，父亲早在1964年就离世了，母亲彼时正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几个姐姐都在乡下插队，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没个大人帮拿主意。 于是我便由着性子，选了一门没人学的乐器——笙。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由竹子和金属簧片制成，和成语“滥竽充数”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时用手指按着竹管下端的开孔，靠簧片与气柱发生共鸣出声，听起来柔和高雅。 虽然笙的历史悠久，但那时候笙已经很少见了，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上，一般会用来合着唢呐一块儿吹吹，除此之外几乎绝迹。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笙，时间太久已经朽掉，需要用绳子捆住。 由于太过小众，笙不仅没人学，也没人专门教，老师只告诉了我每个音节在哪儿，之后我就自己摸索着学。好在我对音乐还算有天分，整天抱着自己瞎琢磨，竟然还真给琢磨会了。 197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各个文艺团体在招生，就想去碰碰运气。正式考试时，我自认为演奏得比较一般，但考官又让我唱了两首歌，听后觉得我嗓子不错、耳朵灵、节奏感也好，判定我是个潜力股。 就这样，17岁的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乐团。 北京电影乐团如今已改名为中国电影乐团，自1949年解放后，先后为近两千部电影、电视及纪录片、专题片录制音乐，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且不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进到里头工作也无疑是件体面光耀的事。 初到乐团的我，每次正式上台前有同事帮着化妆。 进乐团之后，我小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那时每月基础工资有四十八块五，另有一些洗礼费、车马费、录音费、演出费等，能保证我的生活衣食无虞。 我那会儿经常和朋友下饭馆儿，去的还不是一般的饭馆儿，而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它为“老莫儿”，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个外国餐厅。 在事业上，我也步步高升。进乐团没几年就评上了“独奏演员”的职称，可以单独用笙演奏曲子，别的乐器给伴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国选了一些音乐有成就的演员录了张叫《云雀》的黑胶唱片，里头就有我吹的独奏曲；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我曾跟随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前线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1980年，我参加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演出，和名噪一时的演员刘晓庆同台合影…… 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我（右一）和乐团同事与她的合影。 当时的我也算年轻有为，可毕竟才二十啷当岁，内心总有些隐隐的骚动。就跟医生都想当主治大夫一样，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独奏演员，梦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挥家。 为了学指挥，我向团里申请去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但团里对演员求学有明文规定，过了24岁就不再批准。我虽然郁闷，但也能理解，毕竟人家培养了这么多年，正是需要我卖力工作的时候。 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定妆照，那时已经是名成熟演员。 迷茫之际，三姐给我指了条路，她说团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乐学院，就让我来英国学指挥。三姐1979年跟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婚后到英国定居。听了她的提议我十分心动。 但我既不懂英文，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当时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心里纠结得要死，一遍遍问自己：真的要舍弃现有的一切，奔赴那个陌生国度吗？ 犹豫了有大半年，我终究还是拗不过那颗躁动的心。1983年，29岁的我决定去英国自费留学。 和如今出国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也是差不多的手续：先拿中国护照，再申请英国签证，申请签证需要经济担保，我的钱不够，最后还是姐姐帮忙搞定的。 1983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 当年一张从北京去英国的机票要400多元，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承运。这家公司的办事处驻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里头，我要进去买机票，得先得大使馆同意。大使馆呢，又非得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应才放行。 没办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出来倒垃圾的清洁工，最后是她带我进了进去。 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着一沓钱进去，出来时手里只捏着一张薄薄的飞机票。 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攒下800元人民币，买了机票后，我又拿着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谊商店挥霍了200多，买了一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酱等等，全给我母亲留下了。 母亲自1972年得脑血栓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临出国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对我出国这件事相当支持，不仅是她，当时身边的同事朋友也纷纷羡慕得不得了，毕竟国门刚开放没多久，在大家眼里，能出国的都不是普通人。 走之前，团里的同事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嘱咐我学成后回国做贡献，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内心满是即将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动。 出国那天，母亲不顾身体虚弱，说什么也要去机场给我送行。 1983年年底，带着对家人的牵挂与对未来的期许，我拖着满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酱菜、花卷馒头，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 飞机航程共27个小时，中间分别在巴基斯坦、阿联酋、罗马尼亚、比利时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车似的。当飞机抵达最后一站伦敦的上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去，满眼无垠的绿，心里情不自禁地慨叹：太美了！ 然而这股新鲜劲儿没持续多久，难题就来了。下飞机排队等着出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跟我说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整个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儿。他们又叫了个香港人过来当翻译，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懂粤语，两个人用手比划，鸡同鸭讲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涂地过了关。 到伦敦的第二天，没来得及倒时差，我就背着书包赶去汉姆史密斯学院报到。离开学校十几年，已经是近30岁的人了，当我重新背起书包去上学，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劲儿。 学校是三姐提前为我联络好的，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校。按照规定，我得在这儿待够两年，把英语学通了，才能申请读大学。 在语言学校读书时，我与同学切磋乒乓球球艺。 我就读的那个语言班有30名学生，有来自法国的、西班牙的、缅甸的、越南的，肤色样貌什么样的都有。 教我们英文的萨雷老师五十多岁，面对一群母语各异的学生，课上得那叫一个费劲儿，比如教“lay down”（躺）这个词时，他只能整个人躺在地上，再翻个面儿，脸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时候，就得揣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水果来教室。 最早班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有一天萨雷老师突然跟我说，班里要来一个中国小伙，特精神、特帅。果不其然，那小伙儿一来，班里女同学把眼睛都给看直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咱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张铁林！ 当时班里就我俩中国人，自然也走得近。前两年他来英国，我们恢复了联系。 虽然都在一个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学习之余必须打工挣钱。好在临出国前，我借同学在餐厅工作之便，磨练了两星期厨艺。也正是有了这手准备，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饭馆里的工作。 那饭馆不大，老板是山东人，看到大陆的留学生倍感亲切，加之我人也开朗聪明、肯卖力气，便爽快地留用了我。 语言学校只有上午9点到12点的课，12点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饭馆干活儿。工资按天结算，每天30英镑，我那时每个月的总花销不会超过200英镑。 在饭馆工作卖的就是力气。炒菜、擦桌子、拖地这些活儿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国饭馆一般都营业到半夜十二点才关门，关门后还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里，基本已是凌晨两点了，而我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学校上课。 时间久了，总归有些精力交瘁。 在饭馆打工时，我与山东老板的合照。 大概过了七八个月，有次我和同学闲逛到科文特花园广场时有了意外发现。这个广场不仅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还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艺术家。 在当时的中国，街头表演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但在这里不会，每个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当时就寻思着：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来，支一个卖艺小摊？ 没过几天，我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儿去了广场。心里不觉得丢人，也一点不紧张，就怕外国人不喜欢我这笙乐演奏。 我大概是广场上第一个吹笙的，这乐器外国人都没见过，乐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国民乐也让他们感到稀罕，没一会儿就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 我这人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吹得越带劲儿，越沉浸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就挣了80英镑，相当于原来在国内一年的工资！ 年轻时我在街头吹笙，旁边拿手鼓伴奏的是我后来的英国媳妇儿阿曼达。 挣到第一笔钱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饭馆打工了，天天到广场上吹笙，不到两年的时间竟攒下了一万英镑。当时觉得自己特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赚这么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把手里的英镑换成人民币有将近十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笔巨款。 刚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唤友地聚餐，统统由我来买单。剩下一书包现金全给了我母亲，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1986年第一次回国，我与朋友一块儿去地坛公园游玩。 只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去街头吹笙这个选择竟冥冥中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它让我遇见了我美丽淑良的妻子，让我在英国一住就是37年，也让我放弃了成为指挥家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一名民间艺人。 从北京回到英国后，我继续边上学边在广场上卖艺，按照计划，我该就这样波澜无惊地度过我的留学生活，再回到祖国实现梦想。 直到某天，我在广场上正吹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因为旋律比较忧伤，很多人都红了眼眶。偶然抬眼间，我瞥见了一个金发女孩儿。 她站在人群后面，只露了半边脸出来，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岁月静好，她给我的就是这感觉。 年轻时的妻子，周身散发出一股娴静的气质。 我当时心想：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天遂人愿，女孩非但没走，还在一曲终了时主动来到身前与我说话，她说，“我家这周有一个晚会，你能不能过来表演？给你20磅。” 因为自小习惯了还价，这会儿我竟下意识地脱口而出，“30磅！”话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实她不给钱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没跟我计较，最终许诺给我25磅。 自那以后，我就与这个叫阿曼达的女孩建立了联系。我那时英文还不太好，俩人交流起来也挺困难，但由于那会儿中国相对闭塞，阿曼达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用蹩脚的英语给她描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她听得津津有味。 偶尔我也陪她一块儿去看电影，尽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就觉得十分美好。不到一个月，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搬到一块儿同居了。 或许是觉得我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达最终决定嫁给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举行婚礼时，我还是个穷小子，车房一概没有，身边只有在英国生活的6个亲朋，甚至婚礼当天，我这个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儿还是坐地铁去的婚礼现场。 按照英国习俗，婚礼当天我的胸前戴了一朵白花，阿曼达坐在我左手边。 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的中产家庭，从小在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生活相当优渥。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半分怨言地嫁给了我，连结婚戒指也挑了个最便宜的，29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几百块钱。 我一直觉得，娶到阿曼达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29英镑的戒指，阿曼达一戴就是33年。 在广场上吹笙不仅让我收获了爱情，还让我迎来事业的转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乐舞蹈艺术公司”老板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加入了国际狂欢节大家庭。 每年我们都会去各个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我都去过。每一次演出，我们乐队都受到热烈欢迎。 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国，台下差不多有30万人，欢呼声如潮，灯光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刻。 在巴西演出时，我（后排左一）与乐队成员的合照。 西洋乐器比较常见，每次轮到我的独奏节目时，观众们都对笙格外感兴趣，当我说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时，台上台下的人一阵惊叹，我听了心里倍儿自豪。 可人一满足就容易忘记初心，一场场演下来，成为指挥家的梦想逐渐被我抛之脑后。巡演机会越来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这个事儿，压根没时间再学习语言课程，申请大学更是无从谈起。 现在回想，那时候的我已经迷失在了热闹和繁华里，不愿丢下这些，那就只能顺着眼下的局面继续向前。 演出期间，我与梅尔·吉普森（左一）的合照，他拍过《敢死队3》和《血战钢锯岭》。 收入提高，也是我当时不愿放弃演艺回学校读书的一个原因。小时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一罐可乐都有点舍不得，而那时一次演出挣的钱，就能买一千罐可乐。 与阿曼达结婚不久，我曾花4万镑买了个小房子。房虽然小，但在诺大的英国，总算有了一个我的地盘，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1999年，凭着巡演攒下的钱，我又在伦敦买了套带花园的三层小楼，19万镑，那儿的地段特好，相当于北京二环内。 最中间这幢是我家的房子，从1999年一直住到现在。 在演艺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岁的我再回头追忆，除了怀念那段经历，一些遗憾事也在心底搅动起来。 记得刚结婚时，我与阿曼达商量着以后要生四个孩子，想着人多家里热闹。但由于我四处巡演，待在家的时间太少，作为园艺师的阿曼达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于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小孩。 他从小就念叨着要兄弟姐妹，我们也一直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生。等后来不忙了，我们也老了。 对母亲我也一直心有愧意。从我1983年出国到她1994年去世的这11年里，我只回国六次。一开始想着反正留学几年就会回去，后来则是因为巡演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母亲去世前，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见自己的亲孙子，神志却已经糊涂。 我心里特难受，觉得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 我唯一的儿子头头，他是中英混血，模样很帅气。 50岁那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演艺公司将老演员更新换代，我成了被替换的那一个。 离开公司，我可以去其他乐团，也有机会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给一个人吹和一万个人吹都一样，只要他喜欢。 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抱着笙坐回了广场上。直到今年一月，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彻底告别广场演奏生涯。 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当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挥，无一例外，他们都评上了一级演员。有老朋友对我说：“郭艺啊，你当时要是不出国，如今就是教授级别了。” 2019年回北京，和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吃饭、唱歌，仿佛回到了少年。 老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好在我这人生性乐观，一转头，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人和事儿，心里多少能好受点。 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听完总是轻轻地在我琴箱里放下5英镑，让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儿子来感谢我，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 原来那位先生自从妻子去世后就得了抑郁症，听完我的音乐后，又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了。 还有一次我演奏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泪如雨下。她说自己有一个儿子，16岁开始接触毒品，17岁便被毒品组织杀掉了。她悲痛不已，怎么都缓不过劲儿来，每次一听到我的音乐后，心情就会特别平静。 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释然。只要有音乐，只要能让我展示出音乐的才华，只要有人能欣赏我的音乐，无论在大剧场里吹，还是在艺术广场吹，我都觉得高兴。尤其是每每看到家里温柔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我更是无比满足。 2018年，我与阿曼达从英国赶来参加头头在上海的话剧表演。 儿子头头自小热爱（电视剧）中国文化，三岁时就把《西游记》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家里墙上全是他画的孙悟空、唐僧。后来他从利兹大学表演系毕业，一门心思地想去中国发展，我就带他回了北京。 最近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国，边当英文老师边当模特，疫情暴发后又回到英国陪在我们身边。 头头在我家花园里的照片，为了当模特，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头头的中文水平现在已经很不错，我们爷俩儿经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总是勾起我对祖国和亲人的回忆。 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家伙儿知道，就经常边录视频边聊，发到西瓜视频之后反响竟然还不错，国内很多同胞都乐意听，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如今人到暮年，我越来越思念祖国，就盼着儿子哪天在中国稳定下来了，我和阿曼达也一块儿回国定居。我期待着那一天快点到来。

著名网络鞋商Zappos的创办人兼前任CEO谢家华（Tony Hsieh）在11月18日凌晨的一场大火当中身受重伤，在医院里扛了1个多星期，最终不敌死神，于27日被宣布死亡。 然而，这名亿万富翁在去世后，死因却变得疑点重重，火灾发生时谢家华被离奇地困在了屋内，火灾后豪宅外观竟然依旧完好。 同时，更有同事爆料，谢家华生前沉迷笑气和酒精，他有可能是在使用笑气时不慎引起了火灾。 根据警方和消防局的录音，18日凌晨火灾发生的时候，失火房屋内所有人都在屋外，只有谢家华一人在屋内没有逃脱。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的是房屋后方的一个棚屋储藏室，黑烟不断地从屋里冒出来。 根据当时一名救援人员的录音表示，谢家华被反锁在了屋内，而其他人都在屋外，设法想要让谢家华开门出来，但任凭屋外的人怎么呼喊，谢家华都没有任何回应。 这听起来好像是谢家华把自己关在了屋内不愿出来，但警察局表示，他们接到报案时，报案人说的是“有房屋起火，有人被困在了屋里”。 警方后来只能强行破门，把谢家华救了出来，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法医在周一认定谢家华死因为吸入性呛伤引发的并发症，并且判定这起事件为意外。 由于火灾只有发生在了储藏室内部，因此房屋其他部分都没有受损，消防人员只花了8分多钟就控制住了火势。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案件的原因，但根据Dailymail获取到的谢家华同事的说法，这起火灾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谢家华自己一手造成的。 根据这名同事透露，谢家华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黑暗一面。 谢家华生前有吸食笑气的习惯，同时还有酗酒的问题，并且自从8月份退休之后，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 谢家华非常爱喝灰雁伏特加，同事说这种酒是谢家华“最好的朋友”。本来只是酗酒，但在辞去CEO职位后谢家华对笑气也变得非常依赖。 谢家华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他有非常严重的酗酒和吸笑气问题，但他对旁人的劝告一概置之不理。 谢家华经常公开谈论自己用药的习惯，每年还都会跑去内华达州参加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因为在那里可以公开使用各种毒品。 但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笑气成为了谢家华的首选，他的同事表示，谢家华一天最多可以吸掉几十瓶笑气。 在药物和酒精的双重冲击下，谢家华最近的生活变得偏执而又古怪，这很有可能是他把自己关在储藏室里的原因。 那火灾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谢家华同事表示，谢家华平时喜欢点蜡烛，让周围的环境都变得很有气氛，但笑气的成分是一氧化二氮，能够加速可燃物质的燃烧。 同事猜测，谢家华有可能是在开笑气气罐的时候，不慎引发了小爆炸，并最终导致了大火。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谢家华还是和他最亲密的好友一起度过的。 发生火灾的这栋价值130万美元的海景别墅，属于谢家华的员工瑞秋(Rachael Brown)，同时也是谢家华的好朋友。 当时谢家华是和他一个兄弟同住屋里，不清楚瑞秋是否也在那里。谢家华47岁的哥哥没有受伤。 火灾现场还有另外一名叫做赫伯特（Anthony Hebert）的男子，他的手上受了伤，但拒绝接受治疗。 据媒体报道，今年36岁的赫伯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谢家华当时是和亲戚以及“灵魂伴侣”一起，但并没有指出这位灵魂伴侣是谁。 一代传奇的天才CEO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8.4亿的遗产也不知归向何处，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说起SP Bakery，相信很多缅甸人都不陌生。仰光、曼德勒、内比都等地，都开设有SP Bakery。这家店的糕点，深受食客喜爱。 然而，12月4日早上，SP Bakery的老板，在抹谷镇中心遭武装组织成员持枪劫走。 据了解，12月4日早上8点45分左右，抹谷镇昂千达市场（红宝石市场）及3号高级中心附近路上，SP Bakery的老板遭劫走。劫走SP Bakery老板的武装人员共有7人，均携带了武器。他们持枪胁迫SP Bakery的老板后，将其塞进一辆车后带走。 目前，抹谷警方已经封锁各进出口，开展搜寻工作。 社交网站上，有媒体曝出，劫走SP Bakery老板的武装组织是德昂军（TNLA），但德昂军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暂不清楚，正在核实中。

12月4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发布《关于暂停认可BioGrad诊所核酸和抗体检测报告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 《通知》称，近日，多名自英国出发赴华旅客持BioGrad诊所出具的PCR核酸和IgM抗体阴性报告，在抵达中国后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为保障全体赴华旅客健康安全，维护中英客运航线运行秩序，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将自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月3日暂停认可BioGrad诊所出具的核酸和抗体检测报告作为核酸码申请依据。请计划于上述时间段赴华旅客关注，选择资质可靠机构进行检测，并提醒检测机构及时回复使领馆电话或邮件查询。 网站截图

曾经发生在美国的2017年章莹颖被绑架谋杀事件，牵动了许多国内外华人的心。 可怜的章莹颖至今都未被找到。根据现场痕迹显示，她生前在强烈求生欲驱使下有激烈反抗过，最终被假扮成警察的凶手布伦特（Brendt Christensen）残忍杀害，而凶手得意洋洋跟警方玩着游戏，坚决不说埋尸地点。 原本毕业后就打算回国结婚的她，再也没能回到家人的怀抱。而本希望将女儿送出国拿文凭学本事的父母，如今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多么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可惜随后不久在美国又发生了一起华人女性失踪案件。 前不久，美国福克斯新闻再度报道了华人年轻母亲纪梦琪（Mengqi JI）失踪的事情，记者写道：时隔一年，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市警方依旧努力调查寻找她的下落。 然后就在上个月，该市警察局局长叶丽密-亨特（Jeremiah Hunter）表示，由于拉明河（Lamine River）水位下降，警方得以仔细调查，而大量派出的警犬都锁定了同一个位置，它们嗅到了失踪者的气味，可以断定就是那里，但还未找到尸体，缺乏直接指控嫌疑人的证据。 去年10月10日，纪梦琪的丈夫约瑟夫·埃利奇（Joseph Elledge）报警称妻子已失踪两天。第二天美国警方立马向民众发布信息，希望有目击者能提供线索与帮助。随后约瑟夫因虐待儿童罪被捕入狱。 1991年出生的纪梦琪，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从小报课外兴趣班，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2009年考入上海名校的她，因成绩优异3年后顺利交换到美国深造，并就读于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到哥伦比亚州一家科技材料公司上班。 2015年，她邂逅了比她小几岁的约瑟夫并坠入爱河，2年后两人喜结连理。婚后没多久纪梦琪就怀孕了，随后生下女儿安娜-埃里奇（Anna Elledge），而此时的丈夫还只是个学生，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纪梦琪带孩子的同时还要赚钱贴补家用。 约瑟夫表示，2019年10月8日晚上睡下后，次日早上5H45醒来发现纪梦琪不见了，看到妻子的手机、身份证件、钥匙、车子都在，没多想的他在早上10点多带着女儿出门开车转了一圈，回到家，妻子依旧不在。到了晚上18点多，他再次带着女儿开车到很远的地区兜风。 到了10月10日这天，纪梦琪的中国校友找上门来，说纪梦琪父母昨天一直联系不上女儿，拜托她过来查看情况。约瑟夫随即联系了岳父岳母表示纪梦琪失踪了。吓坏了的二老立马拜托女儿校友与好友张贴寻人启事帮忙找人，赶忙订票飞往美国。随后约瑟夫报案。 时间来到10月15日，约瑟夫接受电视台采访，表示非常希望妻子尽快回家，很想念她。然后露出了自满而诡异的笑声，呵呵笑出了声。不少网友表示毛骨悚然，没有焦急与难过的情绪显然不符合常理，凶手肯定就是他！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9号那天约瑟夫开车兜风花了4个多小时，目的地就在拉明河畔，他在那里呆了很久，这点非常可疑。 为了尽快找到纪梦琪，警方甚至修建了河堤，出动多支执法调查组，数名搜寻员潜入河中寻找残骸，并使用300磅的钩子进行打捞，难度系数非常高。即便在寒冬12月，潜水打捞员也毫无怨言。 可惜案件停滞不前，虽然感谢赞许警方与检察官所做的努力，但纪梦琪的家人依旧对没有找到女儿的结果表示失望。同时当地华人给出的信息也表示警方行动力迟缓，往往24小时后才调查大家提供的线索，黄金72小时没有任何作为。 此外，纪梦琪母亲向警方提供了约瑟夫殴打襁褓女儿的证据，并表示此人有变态程度的控制欲，不希望纪梦琪与他人联系，无论妻子联系朋友还是出门，他都会发火并干涉，夫妻关系很差。于是10月底约瑟夫以虐待儿童罪被捕。 接近着警方搜查了其住所，恢复了两人手机聊天记录，发现夫妻关系早已破裂，纪梦琪已开始咨询律师准备离婚手续，而约瑟夫则威胁她不再帮她换绿卡，等身份到期她就不得不滚回中国。 据美联社新闻称，检察官丹-奈特（Dan Knight）于11月将约瑟夫列为头号嫌疑人，尽管约瑟夫不认罪。 几周后约瑟夫正式被陪审团起诉一级谋杀罪，检察官推测认为谋杀动机有两点：不想支付离婚费；害怕纪梦琪带着女儿彻底回中国再也见不到。 当地华人团体也行动起来，帮忙寻找梦琪下落，并抗议约瑟夫虐待女儿一事，希望法院保护安娜的人身安全。 纪梦琪的父母表示：“这不是失踪案，而是谋杀。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寻找女儿，希望找到能为她举行葬礼......”声泪俱下的母亲对着镜头表示：“我们现在就只剩下后悔了，后悔将她送到美国，一定要梦琪原谅我们......” 可怜天下父母心，愿警方早日找到梦琪，严惩凶手！

2020新冠疫情带走了无数生命。几天前，一代球王才刚刚离世，27日，又一位在美国的华裔商业名人惊传离世，享年46岁。 他是谢家华，35岁身价10亿登《财富》亿万富豪榜，所创公司曾在美国红极一时，被亚马逊收购。今年8月，他刚刚辞职，打算开始“退休生活”，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大火竟要了他的性命…… 谢家华的名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在商界，他几乎是一个“传奇”人物。身上有许多醒目的标签——哈佛毕业、互联网鞋王、最“抠门”的亿万富翁…… 他所创设的鞋类电商平台Zappos在美国开创了一个新的销售体系，将服务做到极致，2008年营业额突破10亿美元，2009年被亚马逊收购。那一年他才35岁。 本来，再过十多天，就是谢家华47的生日。这个24岁就赚了几个亿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的男人，8月刚刚卸下了担任20多年的Zappos执行长职位，打算开始他的“退休生活”，然而，一场意外让谢家华在2020这个大灾之年永久地告别了世界。 谢的家人已经证实了他的死，指出他的慷慨精神感动了无数人的生活，他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从哈佛电脑天才到亿万鞋王 1973年12月12日，谢家华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在旧金山长大，是一名华裔美国人。谢家华是家中长子，其父母早年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定居。 1995年，谢家华从哈佛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后，找了一份程序员工作，仅5个月之后，他就离开了公司，以两万美元作为初始资本跟好友一起创业，创办LinkExchange公司，2年后，将其以价值2.65亿美元的股票卖给了微软。 才20多岁，就赚了几个亿，他的脚步却没有停歇。 1999年，他认识了比自己更年轻的创业者Nick Swinmurn，获得网上卖鞋的思路。最开始，谢家华不以为然，但后来他还是给该网站注资了50万美元，并将网站从ShoeSite改名为Zappos（发音类似西班牙语的“鞋子”）。 不久后，谢家华又追加了1000万的投资，成为CEO，并开启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卖鞋方式，该方法还被写进了哈佛商学院，成为经典教案。 买1双送3双 365天免费退换 Zappos成为鞋业前驱的一个最厉害之处在于谢家华的买1送3——消费者在网店里下单1双鞋后会收到同款3双不同尺寸的鞋，用户可以试穿后留下最合脚的那双，将另外两双寄回，运费由Zappos承担。在365天内，如果你对鞋子有任何不满意，你都可以无条件退换，同样免邮费。 这一招，完美地弥补了网络买鞋怕尺码不对的劣势，正是这一记绝杀，让zappos一炮而红。 Zappos的其他魔鬼销售服务还包括： 产品丰富：网站上有1200多个品牌20多万款式400多万双鞋； 快捷送达：快递7天24小时运作，下单承诺4天送达，但用户常常第二天就收到。对于现在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一点或平平无奇，但对于当时北美的慢如蜗牛的物流来说，这几乎是奇迹。 90天延期付款：顾客看中鞋子后，最晚可以在下单后90天内才付，而且365天免费退换，无敌了。 变态客服：如果你在他家网站没找到你要的鞋，他们会给你推荐别人家，甚至是竞争对手的网站。有“变态”顾客不买鞋，打客服电话聊天、做情感咨询，从未被挂断过，最长的一次甚至聊了6小时。堪称鞋类海底捞。 将服务做到了极致的Zappos每年在退货+客服上支出近1个亿，尽管如此，75%的顾客都成回头客。到2008年，Zappos的销售额竟然达到10亿美元。 2009年因为投资方的施压等多方原因，谢家华想保持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最终决定将Zappos卖给亚马逊。 住房车的亿万富翁 谢家华有钱，但却被冠上“最抠门”的亿万富翁之称。因为作为一个富豪，他竟常年居住在拖车中。 随随便便在拉斯维加斯选了一个停车场，一个人弄了一辆房车，养两只“草泥马”羊驼，就是这个亿万富翁的生活。 什么香车美女豪宅，与他无关，他工作朝8晚10，一人一车两羊驼，再剩下的“娱乐”就是捐钱，改造拉斯维加斯。 当地媒体称他为，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复兴的核心人物。 住在赌城停车场房车里的他，几十年来不断给这个城市捐钱（仅2013年就捐了3.5亿用来重建市政厅大楼）。 在他去世后，网友纷纷发起悼念活动，网友称，这个年轻的CEO被这么多人记住，不仅是因为他的商业头脑，而是因为他的慈善事业和他对培养积极的工作场所文化的关注。 说到工作场所文化，谢家华乱糟糟的办公室还被拍出来，登上各大财经杂志，被认为是成功人士的一个共同特质。 2010年谢家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传递幸福》(Delivering Happiness)，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写完这本书只用了两个星期) 书中谢家华这样写道：“快乐的员工能让企业更成功。” “金钱买不来幸福。”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永远不要变得无趣。” 2014年底，谢家华在Zappos推出了无领导管理方式(Holacracy)——取消传统职位头衔，员工不对领导汇报。而是会组成小组，向小组里其他人汇报工作。如今，Zappos1600多名员工中有 80% 都已经处于无领导的工作模式中。 11月，退休后的谢家华到康州拜访老友，在11月18日凌晨，朋友家海滨豪宅突发大火。 谢家华当时被烧伤送院，扛了1个多星期，最终不敌死神，27日被宣布死亡。 一代商业传奇，创富一生，就这样猝然走了。 2020天妒英才，带走太多太多的人。愿谢家华走好，世界会记得你。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 27 日报道，因将约 4 个月大男婴的尸体遗弃在冰箱冷冻室内，一对中国籍男女在日本被捕。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二人是否承认共谋。但另据日本电视台报道，该女子已供述称，将婴儿放进冰箱是因为 他的哭声太吵 。 富士电视台：将男婴尸体放冰箱冷冻，两名中国籍男女在日本被捕 据富士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 25 日，日本埼玉县警方接到来自川口市及当地儿童咨询所的报告，称一直未能与一名今年 7 月在当地出生的男婴取得联系，也未能获悉其安危情况。 事发公寓图源：日媒 报道称，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并于 26 日在川口市一间公寓的冰箱内发现了这名婴儿的尸体。 日本电视台援引警方消息称，一对中国籍男女同居在这间公寓内。26 日，警方进入公寓内并询问二人婴儿在哪时，女子指向冰箱并称： 孩子在那里。 警方在现场调查图源：日媒 富士电视台称，这对男女已被警方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二人是否承认共谋。另据日本电视台报道，该女子已供述称，将婴儿放进冰箱是因为 他的哭声太吵 。 据报道，警方发现这名婴儿时，其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无法辨别具体外观。调查人员将对尸体进行解剖，并继续调查此案。

据报道，就在近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指控五名移民欺诈犯罪者，官方公布的名单上这五名嫌疑人似乎都是华人。 据悉，被指控的五人名字分别为Shouzhi Stanley GUO, Tzu Chun Joyce Chang, Ian David Young,Qiong Joan GU和Aillison Shaunt Liu。这四名嫌疑人四人来自BC省的列治文市，而另一人来自育空白马镇。 据报道，针对这一项犯罪调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2015年就创立了一项名为Poject Husky的为期五年的调查行动。 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称，一直都有人凭借伪造的文件来向联邦移民部申请移民。这些伪造的文件看起来大多数都来自育空地区，而这些假文件被发现后当事人的移民申请均被拒绝。 目前，嫌疑人五人众还有一人在逃，那就是来自育空白马镇59岁男子Ian David Young。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还在全国通缉这名逃犯。

一对中国夫妻在住处被“警察”生拉硬拖地带走不说，还被掳走了约$52.5万，还被迫录视频！！ 示意图 吓人！一群彪形大汉冲进门……自称警察！就在这个月12日傍晚6点多，李夏义夫妇俩，正在隆市武吉泗岩末（Bukit Segambut）的公寓泳池享受阳光雨露，但没想到这个好气氛却被一群突然冲进门的彪形大汉给破坏了。这群人自称是警察，要对李夏义问话。 但是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呀！怎么办？对方在李夏义的身上一顿乱搜之后，决定“没收”他的手机、背包和住处的钥匙。 天呐！掳走了$52.5万的宝贝还打骂、强迫录视频！这群人将这对李夏义和妻子带进房门，还把李夏义的2个华裔司机也带进家里做翻译。 警察打开了李夏义放在墙角的三个行李箱盘问他，这些钱是哪里来的？李夏义如实告知，一部分是储蓄，另一部分是从云顶赌场赢来的。 然后“警察”就在屋内又是一顿乱搜，嗯，没有发现违例品。怎么办？墙角处有三个大的行李箱，带走吧！！！ 天呐！看到这个情形，中国夫妇瞬间要昏倒了。因为这三个行李箱内存着价值$52.5万的现金、金饰、名表和名贵燕窝。 这还不算，这对中国夫妇还被这群人带上了警车，押回警局！没错！就是在警局，男子还遭受了一顿毒打，而女子被辱骂。 这还没完！遭遇非人的“待遇”后，这对李夏义夫妇还被迫拍摄视频，表示这些现金不是他们的，具体现金数目也不清楚。这视频录完了，人才被放了出来。 昏倒！涉事的是真警察！已获保释！ 惊魂未定的中国夫妻俩，一开始很害怕，不敢告诉人家这事，后来越想越不甘心，终于在朋友的协助下，在21号向当地警方报警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遇到了假警察，因为对方整个过程都没有出示警员证，只是展示了腰间的手枪。 但是！世事难料！经过吉隆坡警局证实后逮捕了涉案人员。这当中有4名警员和2名助理警监。目前这6名警察已经获得保释，但警方重案组目前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380条文（抢劫），及第384条文（勒索）进行深入调查。 荒唐！大马频现“黑警”抢劫事件真的，真的有点看不过去！这大马的警察也太过分了！好歹也是个政府部门，竟然公然做出打砸抢这种山贼才干得出来的勾当。最关键，这种事还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非常频繁！ 就在今年8月份，万事通就说过一件事儿。一个被停职的警察，伙同了几个哥们儿，就做起来山贼。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29岁的中国籍女子强行拖拉至附近停车场，然后公然抢劫。 去年5月份，万事通同样报道了大马5个黑警殴打抢劫一名50岁的女教师的事件。而且，当时女教师正要送一个生病的学生去医院。 而这些黑警却执意要女教师上交疏通费才可放行。无奈之下，当时女教师被迫交出了父亲做手术的钱和儿子交学费，一共月$3300。最后查明，涉事的5名警察都是在职警员。 真的有点看不过去！这大马的警察也太过分了！好歹也是个政府部门，竟然公然做出打砸抢这种山贼才干得出来的勾当，像话吗！！！

最近，苏格兰监狱方面透露发生一起意外事件： 现年32岁的男子Ji Ren Lin在狱中从3楼坠落，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急救。 上个月Lin因强奸罪名被判5年刑期，如今又在狱中坠楼，再次引发媒体关注。 据悉，Lin出生于香港，之前在格拉斯哥一家中餐馆打工。根据多位目击者的证言汇总，2018年11月21日那天晚上，Lin将餐盒垃圾拿到餐馆外面的时候，看到一位走路不稳摇摇晃晃的少女。 这位少女年仅17岁，独自醉醺醺地走在路上。见此情景，Lin随手扔下垃圾后，就朝着少女靠了过去，将胳膊搭在少女的身上。起初，两人坐在附近一张长椅上。 Lin开始亲吻少女，并伸手在少女的身上摸索。接着，Lin干脆将少女一把抱进一条小巷里，脱裤对其实施了性侵。 约6分钟后，他抛下痛苦哭泣的少女，自顾自地走回店里继续工作。 后来有路人发现了路边衣衫不整的少女。好心的路人担心会有人趁虚而入伤害醉酒女孩，殊不知女生早已遭到侵犯。 面对警方调查时，Lin矢口否认强奸指控，坚称是女方自愿和他发生性关系的。然而当时意识朦胧连路都走不稳的少女，又怎会同意和一位陌生男子当街发生关系呢。 身心都遭受严重伤害的少女，于案发4个月后的2019年3月自杀去世。 （资料图）直到2020年10月中旬，格拉斯哥高级法院终于就此案做出判决。Lin因强奸罪名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随即被送入监狱服刑。 法官认为对于女性来说，Lin是极其危险的存在：“被告趁着女性喝醉后实施了强奸，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 “被告应该为那天晚上的罪行感到羞耻，而不是将过错归咎于受害者身上。”“醉酒的女性与其他妇女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Lin上个月被判处5年刑期，进入监狱服刑。眼看着案件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最近却突然传出意外：Lin因不明原因在狱中从约12米高的3楼坠落，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导致头部、颈部和腿部受到重伤。 随后Lin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不过由于伤势过于严重，他“依然深陷昏迷中”。苏格兰监狱管理局向媒体透露了这起意外事件，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想当年，当街性侵17岁少女，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如今身为加害者的他仅被判入狱5年，入狱不久后遭遇坠楼“意外”，也许真是恶有恶报了……

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从2月"封国"开始至今仍无法有效控制病毒蔓延，这也让不少赴美探亲的老人们无法如期返回。 一位滞留洛杉矶6个多月的W女士，于11月搭乘南方航空的航班从洛杉矶返回广州，除了一路上忍冻挨饿外；在隔离安排酒店入住时因无人帮助搬行李，导致摔伤膝盖；入住酒店后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打开造成“箱内污染”。 而为了给自己讨说法，W女士多次与酒店方、南方航空、广州当地卫生检疫部门联系。 W女士表示：记录下自己的感想，是为了反映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能促使防疫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规章，让防疫更亲民、更合理。 我们且听W女士为你讲述她自己的“抗疫故事”。 我的抗疫故事（一） 在全世界新冠病毒大流行、美国疫情大爆发的挚暗时刻，我终于带着渴望奔向光明与健康的想往，跳上飞机，逃离了美国。 祖国亿万民众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令世界刮目，也使我由衷地感动与自豪！置身疫情风暴中心的我，回归“风平浪静”、“柳暗花明”，真的是一种奢侈。 防疫为大，无论在飞跃太平洋的十几个小时中是怎样的不妥与不适，都全在理解范围之内，唯有这件事，我不能再缄默不言。 女儿把我送到了洛杉矶机场南航登机处，疫情期间中美航线受到了影响，但也依然挡不住来来往往的人群，航站楼里还是长龙摆尾、人满为患！好在公务舱排队人不多，我依常办理了登机手续，交运了两件行李，跟女儿一再嘱咐要小心再小心，道别后，独自走进了安检门。 一位美国的安检人员，把每一件手提行李都要打开翻个遍，过去尚且没有这样。疫情期间，那只检查的手到底沾了多少病毒？不得而知！机场根本没给备有酒精喷雾消毒剂和手免洗液，而这些液体消毒剂，乘坐飞机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我只能心里祈祷上帝，保佑没有病毒！ 可这种检查操作，上帝真能保佑没有病毒吗？ 飞机上，公务舱也没吃没喝没被子盖，饥寒交迫！盼啊盼，终于落地了广州白云机场。一系列繁杂的询问、填报、检测后，来到了行李领取处。 图: 南航洛杉矶飞广州航班上，所有空乘全副武装 （W女士供图） 图：W女士搭乘的南航商务舱内，因为疫情不提供毛毯、拖鞋等物品。（W女士供图） 图：飞机上提供的简单食品，W女士担心疫情全程没有进食。（W女士供图） 我的两件行李，外面本都套有箱套，捆有十字绑带，以保护箱体和便于搬运。 拿到行李后我却发现一个箱子的绑带不见了，箱套也给套反了，拉杆无法拉出来，当时行李员帮我把箱套套好，告诉我，有好多人的箱子都会开箱检查，检查人员会把外绑带和一张开箱告知单放在箱子里面，刚才就有一位先生打开箱子看到了绑带，叫我到酒店时打开看看有没有？ 我当时心里就一哆嗦，多脏啊！ 图：行李箱有一个被打开。（W女士供图） 图：被打开的行李箱。（W女士供图） 图：被打开的行李箱内，有一张海关的通知单，还有捆绑行李的绑带。（W女士供图） 我明白托运行李开箱检查是合规的，所以行李从来都不加锁，外绑带是专门叫家人从广州买好寄到美国的，寄费比买绑带的钱还贵好多倍！为的就是方便检查方便搬运。开箱检查我从来不反对，但应该把包装恢复原状吧！这是工作的基本职责所在。现在外绑带没有了，几十斤重的箱子要抱着搬上车搬下车。 疫情期间，人人都是没人接没人帮的，又一整天没吃喝，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搬抱几十斤重的箱子，根本不在能力范围之内！ 在把箱子抱上大巴的时候，终于体力不支摔倒了，膝盖受伤，是同车的一位男士帮我搬上的大巴车行李舱。跌跌撞撞的到了酒店，我膝盖受伤红肿疼痛，更是无法把行李箱抱上高高的台阶，我招手喊话一位穿防护服的男士帮忙，被狠狠地摆手拒绝！ 又是一位同车的小伙子帮我把箱子抱上了台阶。人在无助的时候有人出手相助，都会由衷地感动，记忆一生！谢谢这些主动帮助我的好人！ 那些所谓的“防疫”大佬们与之相比，相形见矮、相形见劣！ 图：酒店台阶过高，因无人协助，W女士在搬运行李时摔伤。（W女士供图） 到了房间，我第一时间打开了箱子，绑带果然在箱子里放着，还连同沾着的头发和脏东西，跟我箱内的食品和保健药品放在一起，旁边还有一张英文的开箱告知单。（注解一下，箱内放的靴子是新买的，干净没穿过，带包装）。 全世界都明白，机场是人员高度密集、行李集中堆积的地方，是防疫抗疫的重地！怎么还能允许这种往箱内污染的做法？岂有此理！ 而且开箱污染还带有普遍性，并不是少数个别人，我们同机取行李的人，就有好几个在吵吵，但没有一个有我这种箱内被污染了的想法。 说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防疫漏洞。 这几天国内新闻接连报道有几地出现了本土病例，源头都是通外口岸的冷链食品外包装染有病毒造成，被感染的人都计为本土病例。那么，我在登机前和落地后，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无发烧无症状，说明我是未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健康人。 但假如我没有重视绑带被污染的问题，没有防范意识，打开被污染的箱子后再被感染，或者回到家打开箱子，继而感染了家人和接触者，我是不是就被归类为“境外输入病例”？而家人就是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如果我在隔离后被感染，则会被解释为“病毒变异，14天后再发病”，有没有这种可能？想起来真可怕！ 鉴于这种情况，我就必须要求对我的绑带进行核酸检测，既开启了我烧脑又磨牙的诉求之路。 我的抗疫故事（二） 我在入住酒店的前台被防疫医护询问时，就讲述了行李发生的事，还没说完，医护就说“这跟我们没关系。” 我说“当然有关系，除了我的膝盖受伤外，还牵扯到防疫的大事！” 我还跟大堂副理提出过要求，那个副理居然说“你可以要求住到别的酒店去！” 我当即回话“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你必须叫防疫部门的人接我去其它的酒店。” 看看她们不以为然的态度，我体会到了如今老百姓完成诉求有多难？ 继而我坚持要跟酒店总经理对话，下面是我和那位“副理”的对话： “我们总经理很忙。” “总经理有多忙？有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忙吗？” “你要跟他说什么？” “跟总经理要说的只有一句话牵扯到你，就是你叫我去住别的酒店，其它与你无关。” “我只能联系看看他有没有空。” “如果你不给联系，我会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他，到时候你的责任就大了。” 这句话把她噎住了。不久她就回话给我“总经理有空会打电话给你”。这是第一回合。 酒店的总经理来电话了，他首先跟我道了歉，然后跟我说了一些做隔离酒店里里外外的难处，我说无论你们有再多的困难和委屈，都与客人无关，与酒店的服务宗旨更无关，我们聊了很久。从跟他谈话当中，我读出了另一层意思，我的诉求必须要直接找防疫部门。 我当然最先找南航，要求帮我联系物品检测，追究洛杉矶南航的工作错误。行李部他们认为，开箱检查是正常的程序，尽管我一再的说明我不是追究开箱检查，而是防疫的大问题，当然这与他们开箱造成的污染有关，她们还是听不明白，先后有六位不同姓氏的小姐们，走马灯似的给我来电话解释问题，我是不能把问题讲清楚的人吗？ 我还着重讲了这样处理行李的严重性，难道他们真的能付得起责任吗？ 图：W女士给防疫部门领导发的长文。（W女士提供） 随后我给有关防疫部门打电话。一开始专管办的一位男士接的电话，下面是我俩的对话： “你的物品检测做不了，因为没有先例。” “天宫一号和天问一号都没有先例，为什么都上天啦？” “入境人员物品检测费用没有政策，要一千多块钱，不能浪费国家资产。” “是钱重要还是防疫重要？” “当然防疫重要。” “看来你还明白。” “这个事情没什么说的，办不了。” “跟你没的说就没的说了吗？你以为我就没办法了吗？” “& # @ % ～~ ……” 可能是这位男士说话的声音大了，在他旁边的专管办主任就主动把电话接了过来。主任在听完我的讲述和诉求后说：“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是个大问题，我马上向区里汇报。”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办事、能办事的干部。 后来了解我才明白，这位在政府工作的主任，他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了他能体恤民情、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是个能信得过的人。 经过了解，做物品核酸检测的费用是69.98元，根本不是那个人说的一千多块，但由于隔离人员的物品检测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先例，主任跟我说这个钱要自费，也不多，不行他就给我拿，他还真是个当干部的好人才，一句话就把我给解了，他知道我不可能叫他拿钱。 我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个理，是防疫的大事。于是，我就写了一份原因说明和检测申请。 防疫部门在酒店开了专题会，领导们看了我写的文字请求，终于破先例的同意为我做物品的核酸检测，区长说：“特事特办，马上联系有关检测部门。” 图：W女士的行李几经周折，终于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W女士供图） 图：检测结果为阴性。（W女士供图） 第二天就过来采样，当天下午就出了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在接到通知电话时，我说了一句：“这真是个好消息，捷报！” 拿到报告之时，我才感到自己真正的安全了。 这场“攻山头”之战的胜利，除了我执着的坚持，还有贵人的相助，缺一不可！就看你能不能碰到贵人，难啊！我是幸运的。 当我把特批给我物品检测的结果告诉了南航之后，他们的一个领导出面了，表示愿意给我出检测费用，还对我的箱体损坏和物品污染给予一定的赔偿，说他们已把我提的这个反映告知了洛杉矶南航的站长，至此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我经历的故事，不好玩也不好听，说出来也是为了提醒所有的入境同胞严加注意。为什么登机前都是阴性，国内却每天都有输入病例？ 还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源头在哪里？建议只要托运的行李被打开被污染，都必须要求做病毒检测，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以捍卫全国人民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我也希望我反映的这个防疫大漏洞，可以转发给更多的人看，不仅仅引起所有入境人员的警惕，还能促使防疫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才是大格局所需要的。 进入无忧资讯《加拿大新冠疫情地图｜确诊病例｜防护方法｜加国无忧愿所有人平安》专题，查看更多文章 »

Janet Yu为了照顾的90岁受伤的母亲，今年6月从美国德州赶到多伦多，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身为注册会计师的她帮忙审查母亲退休账户时发现，退休账户里的数万资金不翼而飞。经过调查发现是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子公司Royal Mutual Funds Inc. (RMFI)的理财顾问擅自挪用账户内资金，导致损失12万元。RMFI接到投诉后已经对此作出弥补和赔偿。 图源：globalnews 据globalnews报道，Janet Yu的母亲今年稍早时候脊椎受伤，她赶到多伦多照顾，去前往医院和康复中心照顾时，她与母亲坐下来一起审查她的退休帐户。当Janet Yu和母亲查看9月份的投资结余时，她的母亲觉得这比她记忆中的数字要低得多，母亲以为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起的股市动荡造成的。 Janet Yu是注册会计师，她查看母亲的投资几乎全部是现金和固定收益，与市场波动关系不大。 Janet Yu的母亲是来自韩国的移民，她是皇家银行40多年的老客户。她累计工作25年、每周工作6天辛辛苦苦积攒的退休储蓄大部分都存放在RMFI出售的低风险皇家银行共同基金中，由理财顾问Jeong（Abraham）Shin打理，她母亲非常信任理财顾问。 Janet Yu和理财顾问联络后，Shin承认从其母的一个账户中窃取了6万元，他提到自己陷入财务困境，并称会偿还该笔钱，他跪在母女面前道歉同时祈求宽恕。 根据RMFI的内部调查，证实曾有欺诈性和未经授权的资金转移，导致客户超过12万元的损失。RMFI向Janet Yu的母亲赔偿了财务顾问从账户中偷走的6万元，也赔偿了超过7,000元的投资增长损失。基金交易商还提供了超过5.2万元的额外补偿。 身为专业人士，Janet Yu想知道，为何RMFI没有发现可疑的账户交易问题。她母亲的遭遇凸显了大型金融机构保护脆弱老年人免遭欺诈的能力有重大缺陷，也显示受害者若要投诉或寻求赔偿是多么的困难。 Janet Yu和Donna Koh姐妹 Janet Yu的姐姐Donna Koh说：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整个事件的调查和举证责任完全落在我们的肩上，这为我们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Janet Yu不是一名注册会计师，普通人怎么能够进行彻底的财务审查。尤其是那些无人帮助的老人该如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Janet Yu在调查过程发现理财顾问未经授权从母亲的非常保守型投资组合中移走了价值约33万元的投资转投基金。两项交易均发生在今年3月23日，那是今年迄今为止北美主要股指最糟糕的一天。她认为理财顾问转换交易就是为了掩盖盗窃案。这个未授权交易导致其母亲的账户出现了超过5万元的损失。 Janet Yu就此向警方报案，但她的母亲最终决定不追究理财顾问的刑事责任。  

01 最近看了一篇回忆录，来自一位在某国驻华大使馆移民部门任职了5年的签证官。他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一沓沓的签证申请材料。听起来很高大上。 可在5年里，接触了数万件申请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更像在“打假”。何故？在我们的印象里，能有条件出国的人，肯定收入都不错。签证官一开始也这么想的：就是有钱人去旅行、留学、经商呗。但上班第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件怪事。 一对50多岁的中年夫妻，自称家庭月收入5万，申请旅游签。可他看了材料，明显不对劲。两人的照片，一看就是匆忙拍下的，背景露着斑驳的墙。穿着打扮，也绝不像“月入5万”的样子。 类似这样，图文无关签证官狐疑地询问有经验的前辈，前辈只看了一眼，就见怪不怪地说：“这太正常了。 都是农民，想出国打工，骗一个签证，说不定之后就“黑”在外面了。”“黑”在外面，指的是签证到期还不回国，非法滞留打工。 黑户是很没有尊严的，不仅日子过得偷偷摸摸，还要时刻提防着不被警察抓到。可他们宁愿不人不鬼地生活，也想多挣点钱。 这样的人，很多。有次，一个59岁的女申请人，自称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现在是深圳某科技公司销售总监。 可她的职业履历表里，赫然写着“某村一饭馆当洗碗工20多年”。高材生当洗碗工，又一跃成为企业高管？怎么想也不可能。签证官干脆打电话证实。 当他循例问到对方“所在公司名称、地址、职务”时，申请表里清清楚楚写下的，对方却一个都答不上来。 只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压低声音教她说话。签证官又问：“您毕业于哪所大学？”“我...我忘了大学名字。”她支支吾吾道。谎言不攻自破。 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签证官又经手了3起与此几乎一样的案子。农村户籍，五六十岁，自称大学生或公司总监，可接受电话调查时，却什么都说不清楚。 他这才明白，这些人，都是通过中介伪造材料。上了岁数，本该是退休颐养天年的时候，却还想出国打工，讨份活计。可没什么文化，就连撒了谎，都很难圆回来。 还有更“奇葩”的。那是一批年纪不大的女性申请人，20到40多岁都有。有的单身，有的已婚育，户籍各不相同。 但都通过同一家中介，结伴申请出国。按理说，天南海北的一群人，应该互不认识，怎么还一起出国旅游？ 并且出入境记录显示，她们在过去的几年内，多次出入相同的国家，比如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甚至伊拉克，每次还都停留几个月。太蹊跷了。为了解开疑团，签证官叫其中一人来使馆做面签。 “为什么要去中东？”他问。对方眼神闪烁：“那个......去挖煤。”这个回答露出了马脚。 去中东开采石油倒有可能，说挖煤，明显是对那里的劳动产业一无所知。就算真是“挖煤”，雇佣20到40岁的中国女性做短期工，可能性也极低。这个案子被移民部门高度重视。 签证官们在做了大量调查之后，最终得出真相：她们是去中东提供性服务的。出身贫困地区，没受过多少教育，瞒着家里人，寄希望于出国“发财”。 没想到一纸签证申请，揭开了她们生活最残酷的真相。 5年来，签证官不知处理了多少这样的案子。有人根本语言不通，没出过国，听说国外端盘子小费很高，想赚笔钱回来过好日子；有人要做海外建筑工人，还非要申请去战乱国家，因为那边开的工资高；还有年纪很大的农村妇人，为了贴补家用，想去国外给人当住家保姆...... 他感慨：当了签证官，才知道还有人生活在这样隐秘的角落。我们总以为出国都是富豪、中产的光鲜选择。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人，在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寻找着摆脱贫困的出路。 02 想起曾在知乎上看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偏要去国外打工，国外就很好混吗？真心不理解。” 高赞回答，说出了真相：压根无关好不好混，舒不舒服。只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们，不能理解底层人为了多赚哪怕一分钱，宁愿豁出一切去争取。 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有个词语叫“信息茧房”，意思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视野所桎梏。 你坐过几次飞机，出入过几次高档酒店，有自己的房和车。于是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一样活得精致潇洒。你用着几千块的手机，买着几百上千的护肤品。 于是不敢相信，2毛钱一片的“散装卫生巾”怎么可能有人买。可实际上，你以为的钱很好赚，不过只是幸存者偏差。想起最近刷屏的“凡尔赛文学”。 有人在豆瓣发帖，哭诉自己薪水太低。可一看他的工资短信，税后2.3万。 拾遗有句话写得好：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其实不光是贫穷，富足也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 有时候，看着互联网上的那一场场狂欢，就如同一群人在高楼里跳舞，摇晃着手里的酒杯，以为世界就是音乐、灯光、车水马龙。却根本看不到，那些一出生就在谷底的人，为了谋一条生路，真的拿命在拼。 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可以不要舒服和尊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和生活讨价还价的权利。 03 上个月，国庆假期的第4天。清晨5:40，吉林省松原市省道上，3车连环相撞。其中一辆小货车上，16个农民工全部遇难。 当时新闻一出，许多网友愤怒评论：为什么要坐连固定座位都没有的货车？还超载那么多人？是啊，他们缺乏安全意识，酿成了不幸。 可看看他们的身份：16个人，有男有女，30到50岁，全是农民工，结伴去附近村庄的玉米地掰玉米。起那么早，是因为多干几小时，就能多挣几十块钱。 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是因为几块钱的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没有经历过底层的人不会懂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的舒适比金钱廉价，他的性命比金钱廉价。 若是有鞋穿，谁想打赤脚呢？为生存挣扎的人，“拼命”便是常态。 11月1日，天津发生了一场惨剧：一铁路桥在维修过程中坍塌，桥上作业的多名工人落水遇难。 当遇难者名单公布时，耳朵看到了最让人心碎的一幕。8名工人，年纪最小的也有44岁，平均年龄已是52岁。 原来，在普通人概念里应该喝茶打牌、儿孙绕膝、享受生活的50多岁，还有许多人，需要卖着最后一把力气，风餐露宿地讨生活。 社会学家费正清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谋生。活得如瓦砾般易碎，是因为没有选择。 博主@寻尘客说过一个故事。他姥姥家住老小区，6楼，没有电梯。每隔两三个月，需要换煤气罐。家里没人扛得动，娇生惯养的他偶尔扛一次还闪了腰，于是在镇上花钱找个专门扛煤气罐的人来。 对方到了，一看，是个72岁的老人。个子不高，衣服破破烂烂，腿脚已经不太灵活。总重35公斤的煤气罐，从一楼扛到六楼，两回，只挣10块钱。 老爷子扛着上楼后，博主在楼下等着，足有七八分钟才下来，看上去已经吃不消了。可老人坚持要继续，休息了5分钟才起身，这一回，步子更抖了几分。 结束之后，博主塞给老人20块钱。老人不停鞠躬，握着他的手，连说了四五声谢谢。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20块钱不过一杯奶茶，一包烟。 一把年纪，万一累出什么毛病，不是更不划算吗？可对于老人来说，20块钱，也许已足够他吃一个礼拜的馒头。生活砸给他巨大的重压，他只能卖了命，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 04 耳朵常听到一个说法：拿命换钱，是最蠢的行为。听上去很有道理，其实一棍子打死一片。说这话的人没有想过，对于很多底层的人来说，拿命换钱，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人生有时很不公平，有人如珠宝，有人如草芥。但有时它又很公平，每个人都有家要养，有责任要扛，有数不清的沟沟坎坎要趟。 当你被生活逼到绝路，就根本顾不得体面、安全，不得不用健康这个唯一的筹码，去赌一个明天。你听说过“工地水鬼”吗？ 施工基地，如果打桩的钻头掉落，只能人工打捞。“水鬼”要潜入五六十米甚至更深的桩孔里，忍着人体根本无法承受的水压，和令人窒息的混沌黑暗，在一片淤泥中，慢慢摸索。万一救生的绳子被钻头缠住，只能等死。 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干？因为“运气好”完成任务的话，能拿到3000到20000不等的酬劳。 这笔在有些人看来或许不值一提的钱，对别无选择的人而言，值得以命相博。 黑煤窑的工人，每天6点天没亮就要下井拉煤。从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运出几十斤重的煤，一天十几小时，报酬100元左右。 钱不多，还非常苦。矿难塌方时有发生，黑心老板拖欠工资，日子久了很多人还会患上尘肺病。 可明知道可能会丢掉性命，依然阻挡不住人们铤而走险：“这里比家乡要好上10倍，这儿干一年，比得上在家乡干6年。” 当你如他们一样，一出生便是一身锈，只能卖命卖力谋一条出路时，还能说出“蠢”这样的字眼吗？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人生，又怎么会懂别人的难言之隐。 人活着只有先吃饱，才能有选择。曾有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教育小孩不要走近那里，宁愿饿死也不能进去工作。 可后来经济危机来了，许多中产体面家庭也破产，流离失所，不得不去贫民工厂赚血汗钱。他们终于意识到，底层不是懒惰，更不是罪孽，而是一种不幸。 不顾一切的背后，多的是你想像不到的心酸。 05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穷，外人不敢想，有些人的苦，外人不会懂。 电影《大佛普拉斯》中有句台词：“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们可以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却永远无法探索人们内心的宇宙。” 耳朵想和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的两段话。一段，是去年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学者上野千鹤子说的： “这世上还有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想努力却无从下手、甚至因为太努力而受到身心的伤害。不要把你们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与生俱来的能力，用来贬低那些不受眷顾的人。而是要用你的优势去帮助他们。” 另一段，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敬忠院长： “我们眼睛里除了平视或仰视，更应该经常俯视。俯视疾苦和病痛，俯视角落和夹缝，俯视大众和底层。我们眼中看到的，不应该只有金钱和钞票。 还应该有人情和冷暖。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一种态度，也就是要尝试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没人喜欢贫穷和苦难，人人都想富裕和安然。看见路边有人发传单就接了吧，打车的时候说声谢谢师傅吧，丢垃圾丢到垃圾桶里吧，见到卖东西的老人买一点吧。 请对那个在底层苦苦挣扎的人，给予一丝丝的善意。因为这世界从来不缺批判和指教，缺的是理解和包容。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摧毁了美国餐馆业，摧毁了旅游业，摧毁了无数个中产家族，但是美国的年轻人靠经营电商，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中老年人则从今年美股连创历史新高的大牛市里赚翻了。 洛杉矶华人区做了四十多年小本生意的周景炀（化名）和妻子因疫情歇业在家里，儿子正在一所常春藤大学读书需要巨额学费不知从哪出。而邻居老赵却时常在微信群里截屏股市交易数据：又涨了15%，够给儿子买房的头款了。   看到邻居老赵赚钱了，周先生就眼馋了，苦于家里没有多少存款。听说可以做房屋净值贷款从银行拿出钱来。周家的房子是20多年前买的，现在房屋的市场价值已达到70多万美元。 邻居老赵帮周先生推荐了一个信贷经纪，业务很熟练，很快银行贷到的10万美元就进入了周景炀的账户。   听说周先生要买卖股票，为人热情的信贷经纪说他的朋友是炒股高手，可以帮他操作。周先生在办贷款业务过程中，已对信贷经纪已经产生了信任感，就连忙答应了，把刚贷出来的10万美元交给了这个信贷经纪推荐的朋友去操作。 那个“炒股高手”朋友经常告诉周景炀最近他的股票又涨了多少。一晃四个月过去了，周先生想先把股票卖了，给儿子交学费用，也缓解一下自己生活上的财务压力。 谁知，对方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再等几天吧，股票还能涨，现在卖掉就可惜了。见对方推三阻四，周景炀就起了疑心，那天果断要求卖出股票，可是对方却不再搭理他，还把他的微信拉黑了。 上当受骗了！周景炀这才醒悟过来，回头找信贷经纪，人家却说不记得帮他推荐什么朋友炒股了。又气又急的周先生，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10万美元的贷款还不上，就会被银行收走法拍，儿子学费仍没着落，周家生活顿时陷入了巨大陷阱漩涡里。虽然周景炀和妻子已报警，但是能不能要回钱来则是一个未知数……

据NextShark网站11月14日报道，近日，美国纽约警方正在调查一名青少年的突然死亡事件，死者是一名华裔女孩。 据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周一凌晨1点15分左右，住在186街Fresh Meadows的17岁华裔女孩尹宜轩（Yixuan Yin音译）被发现倒在自家前院。 尹宜轩的母亲说，她说她出去一下，结果就再也没有回家。由于担心她的安全，家人决定去寻找她，最终，他们在草地上发现了失去知觉的她。 尹宜轩的家人立即报警。据《法拉盛邮报》报道，急救医护人员将她送到纽约长老会皇后区医院，但还是被宣布死亡。 根据邻居的监控录像显示，尹宜轩在家门外帮助过另一个人搬行李。这一细节后来得到了她的一位邻居夏洛特?黄(Charlotte Wong)的证实。 邻居说：“她正在帮一位女士把行李搬上货车之类的东西，然后她的猫跑了。” 尹宜轩跑进巷子里追她的猫，然后回到街上和前院，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前尚不清楚。 警方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袭击或抢劫痕迹。他们还表示，这名女孩没有服用药物，也没有既往病史。法医仍在调查此案，以确定死因。 与此同时，随着调查的继续，当局要求住在这名女孩公寓中的人离开。 尹宜轩生前正在拉瓜迪亚社区大学读书，她的亲戚建立了一个GoFundMe筹款页面，帮助尹宜轩的单身母亲马玉琴（Yuqin Ma音译）支付丧葬费用。截至本报道撰写时，已经获得了近1.8万美元的资助款，超过了1万美元的目标。

在网上出售闲置手机疑似被骗，更得知“骗子”正锁定另一名卖家，悉尼中国女留学生Yuki坐不住了。 辗转联系上并商议后，两位女孩最终决定“反杀”。无论是否能拿回手机，也要拍下嫌疑人的面孔，防止更多人“中招”。 而这原本理应险象环生的一幕，在几十名华人骑手出人意料的集体助阵下，变得热血沸腾却毫无悬念。 今日澳洲App记者随同报道，亲眼目睹并记录下了嫌疑男子在围堵中“瑟瑟发抖”的一幕。 “意思就是你爱报警就报警，太无耻了！” Yuki上月底在网上出售闲置的苹果手机，售价$860澳元，一名让她感觉有点“奇怪”的男子稍后与之联系。 还没看见实物就忙着要打钱，而且似乎有“拖延症”，“总是说来，就是不见人影。” 记者从两人的聊天记录看到，该男子多次表示“已经在来（交易）的路上”，但最终她还是“等了个寂寞”。 直到4日晚8点多，这名男子转口又问是否能换汇，这让Yuki失去耐心。“9点来不了就别来了，我没时间跟你折腾，太不靠谱了。” 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供图） 见其不想交易了，男子称，“钱已经给你转了，我是有心买的”。 而此时，她也的确收到了一笔$860澳元的银行转账。 转账截图/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供图） 当晚大约9点40分，这名男子抵达她家楼下取走手机。 据Yuki回忆，他只是稍微看了一眼，便拿着手机匆匆离开了。 与今日澳洲App早先报道过的大量类似案例一样，这笔转账数日后被撤回，Yuki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她随即发信息警告对方，并称会报警，且在各平台曝光涉骗男子信息。 聊天记录（图片来源：供图） 不料却只等来一句，“去吧。” Yuki颇为气愤，“那意思就是你爱报警报警、爱干嘛干嘛，真是太无耻了！” 询问银行得知，对方可能存入了一张“空头支票”。当银行3个工作日内清算核对时，发现转出方账户金额不足，便会撤销这笔款项。 “一呼百应”，数十名车友出手助阵 原以为只有自认倒霉，Yuki偶然从友人处得知，这名涉案男子疑似正计划与另一名中国女留学生Linda（化名）交易。 “同一个手机号，他还想骗一个二手包包。” 二人联系上后，经商议，决定由Linda将其诱出。“能要回手机最好，就算要不回，也要拍照曝光他，太可气了！” 她们最终与该名男子约定周五在Waterloo附近交易，今日澳洲App记者也陪同前往。 Linda的友人小美（化名）不放心，“都是女孩子，得叫几个男生帮忙。”她随后在一个机车群中，讲述了Yuki的遭遇并求助。 出人意料的是，竟“一呼百应”。 记者在交易地点看到，短短半小时内，几十名群友陆续骑车赶来。 路边瞬时停满了摩托车，颇为壮观。 机车群友前来相助（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记者了解到，这群车手平日里都有各自的职业，闲暇时因热爱骑机车而聚在一起。在群里看到小美求助后，二话没说纷纷赶来帮忙。 从7点多到10点出头，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和部署围堵方案。期间还有两名住在附近的车友回家，拎来两大兜饮料分发给在场各人。 机车群友前来相助（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一名车手告诉记者，他也曾遭遇类似经历。“也是买东西没给钱，给我假的转账记录。”他说，“这些骗子太可恨了，不能眼睁睁看着又有人蒙受损失。” 众人蹲守围堵嫌疑人，手机失而复得 直到当晚约10点45分，该男子才在另外两人的陪同下，驾驶一辆白色轿车姗姗来迟。 （视频来源：今日澳洲App） Yuki一眼便认出，车上的白衣男子正是拿走其手机的人。她上前质问，对方却矢口否认，“不是吧。” 她随即拨通对方的手机号码，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与此同时，大批车手将白车团团围住，斥责嫌疑人并勒令其归还手机。 记者在现场看到，白衣男子面露惊吓之色，身体微微发抖，但仍然拒不承认。 正当双方僵持对峙之际，Yuki突然发现，坐在副驾驶座的蓝衣男子所持手机正是自己那部。 她拿来进一步仔细查验，确认手机上的几处划痕一致。“这就是我的手机。” 在车友的盘问中，涉事白衣男子自称是马来西亚人，他稍后不得不交出的一张悉尼Burwood某俱乐部的会员卡也证实了这一点。 会员卡上记录的姓氏Chia，为大马华裔中的“谢”姓。这张会员卡随后被Yuki一行人拍照存留。 男子会员卡信息（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鉴于男子拒不承认自己曾以虚假转账的方式涉嫌骗案，他最终得以脱身离开。 失而复得的手机（图片来源：今日澳洲App） Yuki告诉记者，她原本并无把握拿回手机。如果不是这群侠义骑手的援手，甚至可能存在人身安全问题。 对这些之前素未谋面的“机车大哥”，Yuki感激连连，“真是太热心了，真的特别感动。” 她也十分感谢今日澳洲App记者在这宗案件上的一路陪伴报道，同时希望借此提醒其他在澳华人，在二手交易时提高警惕，勿要陷入骗局而蒙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