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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移民评分系统存在严重缺陷对经济毫无帮助

一份最新报告建议，加拿大应该改革移民评分制度，挑选那些拥有提高生产力技能的人，即使这可能有利于来自某些国家的申请人。阿尔伯塔省商业委员会的这项研究称，长期以来，加拿大一直视新移民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引擎。但是随着最近人口激增，问题已经出现，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挑战加大了。该委员会首席经济师兼政策副总裁Mike Holden说：“多年来，这一直是移民制度的承诺，但最近并没有兑现。我们需要确保挑选合适的移民，否则对移民的态度会继续下降。” 人口激增人均生产率负增长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人们对加拿大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感到担忧，研究人员研究了本国如何选择技术移民，并于周三发布了这份报告。报告建议建立“繁荣驱动的移民体系”，提高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报告称，虽然加拿大经济总量因移民推动的人口激增而变得越来越大，但作为生活水平指标的生产率几十年来一直很弱，最近还出现了负增长。 “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了。” 这份长达40页的研究报告题为《兑现承诺》。“未来的繁荣需要加拿大经济创造更多的价值，不是我们有更多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更好。” 事实上，根据加拿大国家银行的数据，加拿大的实际人均GDP已经连续六年停滞不前，报告警告称，这使得加拿大落后于其他移民目的地。移民评分系统有缺陷加拿大于1967年实行积分制移民制度，为挑选移民制定客观的资格标准，消除过去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歧视因素。这一制度根据年龄、语言能力、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打分，这些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的资产。多年来，这一机制不断调整，演变成今天的综合排名系统（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简称CRS）。该系统对人才库中的候选人进行排名，并在每次抽签时选择得分最高的人给予永久居留权。但Holden说，一些用来推测移民未来成功的加分因素是有缺陷的。例如，在教育评估中，分数是基于在校时间，而不是学校和课程的质量。 Holden解释说：“加拿大对熟练技术工人和卫生保健工作者有相当大的需求。如果你有两年制的护理文凭或两年制的技工证书，分数会比拥有文科硕士学位的人低，但熟练技工的收入潜力要高得多。” 其他因素，如兄弟姐妹已经在加拿大的加分项，对经济没有影响；收入将是一个更有力的指标。专注于吸引高素质技术人才他说，系统必须权衡技能的类型和质量，包括学习领域、教育课程和经济中最有价值和需求最高的职业。报告指出，对积分制度的任何调整都可能暗中偏袒一些国家的申请人。报告还说，现行制度的可预测性有限，对加拿大或移民都没有好处。 Holden强调，经济移民项目的目标是引进对经济最有价值的人，以他们到达时的预期工资来衡量。 “我们不应该在移民来源地的问题上分散注意力。应该关注的是他们到达后会做些什么。” 报告称，移民部应该限制经济移民通道的数量。建议那些实现其他目标的移民项目留给各省，如吸引讲法语的移民在魁北克以外定居，吸引新移民到农村社区定。考虑到加拿大最需要的移民甚至可能根本不在选拔库中，研究建议官员们把重点放在有针对性的营销和海外招募工作，以扩大人才库。 Holden说，拥有高素质的技术移民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率，还能吸引其他高素质的新移民。 “加拿大倾向于从印度等地引进大量移民，”他说。“印度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意味着加拿大对真正高质量经济移民的价值将会缩小。” 去年，联邦政府对移民制度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通过积分制度有针对性的吸引人才，优先考虑具有科学、医疗和建筑背景的人才；控制在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和外国工人的数量，以减缓人口增长;并考虑限制临时居民的人数。这些变化总体上是积极的，但Holden说，目前还不清楚成效如何。他说，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改变积分制度，以应对公众对移民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加拿大商业委员会本月公布的对加拿大人的调查发现，2300名受访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移民对加拿大的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社会和繁荣有益；只有28%的人认为，目前的做法在选择和支持移民方面是有效的。

1年前
本月生效！惠及香港永久居民申请人的新临时公共政策

5月7日，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马克·米勒（Marc Miller）宣布即将推出一项新的公共政策。这项政策将使通过“救生艇 ”计划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请人在等待永久居民身份申请结果期间，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开放工作许可（OWP）。该政策将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生效，有效期为五年。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申请长达三年的开放式工作许可，并有可能获得延期。具体条件为： • 根据加拿大香港居民临时公共政策的 A 类(加拿大境内毕业生)或 B 类(加拿大工作经验)申请永久居民，以及 • 在收到永久居民申请前的 3 年内持有工作或学习许可新的公共政策将持续 5 年，以便申请人在继续处理其永久居留申请的同时，延长其在加拿大的临时身份。在加拿大拥有临时身份的人或其监护人有责任根据需要延长其身份。如果外国公民在其当前的工作或学习许可到期前提交了延长其在加拿大的工作或学习许可的申请，则在对其延长申请作出决定之前，其合法身份将继续有效。这被称为 “维持身份”。如果申请人的临时身份在申请新的开放式工作许可前 90 天内过期，他们可以根据这项公共政策提出申请，同时恢复其身份。如果申请人的临时身份在申请新的开放式工作许可前 90 天内过期，则其申请将不被批准。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官方的网站。

1年前
加拿大多个移民项目突然“翻脸”！正式对留学生“限额”

4月22日，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撰文指出，加拿大移民政策一团糟，特鲁多引以为傲的“学签”被大量滥用。过去五5年加拿大留学生申请庇护的人数增加了1680% 以上。而这也只是加拿大移民留学体系的乱象之一。图自《环球邮报》，2024年4月数据显示，2018年留学生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为1,515人，2023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5465人，增幅1680% 而低水平的College问题尤其严重，2018 年以来部分College留学生申请难民人数增加4000%以上。加拿大移民顾问Earl Blaney表示，对于某些国家的人来说，申请学习签证比申请访客签证更容易进入加拿大。要实现难民身份的一线申请，您需要身在加拿大。问题在于，利用合法的学习签证使入境合法化，存在剥削行为。在一片混乱中，加拿大在最近两个月已经有多项移民政策“爆雷”。首先是2024年3月，“阿尔伯塔省AOS”突然宣布暂停，理由是排队的人太多了，需要先消化已经存在的申请。几天之后，一份文件曝光，证实阿省移民局正在研究改变AAIP项目的规则，重开之时大概率会实行打分制，也就是BC省提名目前实行的制度，几万民已经在AAIP系统里排队的申请人顿时陷入恐慌之中。几乎与此同时，BC省省提名最受青睐的幼教和护理项目，从铁打的60分人突然暴走，仅仅三周时间就从60分涨至90分，且邀请人数锐减。一大批在2023年开始读幼教课程准备申请BC省提名的中国申请人遭遇了雷霆一击，因为BC身体名从60分到90分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根本过不了关。多少刚刚花了1-2年时间读书、拿证书、找工作积累经验的申请人瞬间就被清理出场，那种痛真是莫名钻心。 2024年3月23日，这本是温哥华再普通不过的春日周末。但却因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出现而意义非凡。尽管没有权威资料记载，但可能是有史以来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首次团结一致出现在温哥华市中心“举牌示威”，只为抗议BC省政府朝令夕改，在一夜关闭原有的“硕博移民通道”。很多中国留学生多年的努力、时间、金钱都白费了！还是2024年3月，曼省的移民申请人多次上街示威游行，而原因竟然是曼省移民部发表了消极言论。曼省移民部部长表示： 1、不任何省提名移民申请不承诺6个月审批完毕，甚至不承诺任何时限。 2、只有51%的曼省省提名申请人拿到PR后还留在曼省，去年有2.2万人搬到其他省定居。所以曼省要把机会留给和曼省联系更紧密的人，而不是移民“骗子”。 2024年4月17日，NS省政府宣布，该省省提名计划下的所有项目都将暂停接受“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其中涉及酒店、汽车旅馆、度假村、露营点等）的新申请，AIP项目暂不受影响。图自NS省移民局，2024年4月就这样，又一个曾经帮助无数中国人实现今年的梦的职业陨落了。 2024年4月，加拿大移民部长又公开宣布，为了帮助现有的临时居民过渡到永久居民，加拿大移民部的EE通道下各项目会更多抽选加拿大境内申请人，同时移民部长要求各省省提名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些不在加拿大境内的移民申请人如遭雷击。到了2024年4月17日，曾经代表加拿大最激进移民政策的特鲁多终于醒悟了！非常罕见的公开表示，加拿大有270万临时居民实在太多了，接下来几年的政府的目标就是让临时居民的数量回归正常，差不多要清理走70万人。特鲁多把移民政策切换成“反移民模式”肯定不是他的初衷，但形势比人强，自由党大选支持率最低的时候已经比保守党低了20%，核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危机，所以特鲁多必须为住房危机找个替罪羊，这只羊现在是临时居民，不久以后就有可能是新移民。《环球邮报》报道称，从2024年1月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对国际学习许可申请实行两年上限，以遏制进入加拿大的外国学生的快速增长之后，加拿大就开始了移民留学政策的大变脸。也宣告了特鲁多执行数年的政策其实已经失败了。移民律师Vaibhav Roy表示，那些没有达到永久居留要求的分数的学生在申请难民庇护，以试图留在加拿大，许多移民律师告诉他们提出难民申请以留在加拿大。但问题这些人怎么得到学生签证的。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则表示，在国外很多移民顾问向许多留学生承诺，学习签证是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但这种策略有效的前提是加拿大的学签大量签发。所以，无论是学签问题、临时居民问题、移民问题都与特鲁多过度宽松的留学移民政策分不开，而现在加拿大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人蜂拥而至。数据显示，多伦多大学在2024年的配额只有6256个，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留学生要共同竞争有限的名额，这或许是未来数年加拿大留学移民政策改革的方向。最后让我们听一听魁省省长乐高的说法，“魁省境内的56万临时移民已对魁省的居民服务造成严重影响。” 没错，这就是特鲁多任期内加拿大移民制度的问题所在。

2年前
加拿大留学生申请难民人数狂翻20倍！抓住移民漏洞拿PR

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来，国际留学生申请难民的人数增加了近650%。专家警告称，学习签证正在被利用作为进入和留在加拿大的一种方式。这种申请难民人数急剧增长的现象在大学尤其严重，自2018年以来，一些学校的申请数量上涨了2,000%以上。然而，数据显示，就读大学（University）留学生提出的难民申请往往少于大专院校的留学生。难民申请数量的增加与过去五年来留学的学生人数同时急剧增加，政府现在已经采取措施来减少这一数量，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住房压力。今年1月，移民部长Marc Miller对国际学习许可申请实行两年上限，以遏制进入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的快速增长。《环球邮报》从加拿大移民部IRCC获得的数据显示，2018年国际学生申请庇护的人数为1,515人，到2023年这一数字增至11,305人。图源：Winny Immigration 来自安省伦敦的持牌移民顾问Earl Blaney表示，对于某些国家的人来说，申请获得学习签证比访客签证更容易进入加拿大。因为如果他们申请学签，获批的机会更大。 “如果申请成为难民，就需要身在加拿大。”他说，一些移民顾问鼓励学生先通过学签来到加拿大，然后再申请难民留下来。在许多大学，难民申请数量大幅增加。多伦多Seneca Collage提供会计、土木工程、时尚等课程，2018年有35人申请难民，2023年有615人申请，这一比例增加了1,267%。在安省尼亚加拉学院，申请难民的人数从2018年的20人激增到2023年的530人，增幅为2,550%。在康尼斯托加学院，2018年，6000名学签持有者中有25人提出难民申请，五年后，81,335名学签持有者中有420人提出难民申请。图源：CTV News 这个数字在大学里不太明显。例如，根据IRCC的数据，去年麦吉尔大学只有35名国际留学生提出难民申请，而2018年为5名。多伦多大学有55名学生申请难民，这一数字比五年前的10名有所增加。多伦多律师Vaibhav Roy：“这在法律界已经是众所周知了，那些没有达到永久居留分数的学生，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则一直提交难民申请，以试图留在加拿大。” “许多移民律师告诉他们提出难民申请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这也是他们留下来的最后方法。” 另一位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表示，很多移民顾问向国际留学生承诺，学签是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申请难民身份，就可以让他们再多待三到四年，然后就有资格获得工作签证。” 对此，移民评论家Tom Kmiec批评政府没有及早采取行动应对国际留学生不断增加的难民申请。 “当他们看到国际留学生申请难民的数量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时，他们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多年来都忽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他说。

2年前
别在魁省申请家庭团聚…联邦移民部被质疑“故意打压”

一群来自魁北克的家庭团聚申请人近日向联邦移民部长Marc Miller发出正式警告，称“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魁北克家庭团聚申请人所面临的等待时间实在是太太太太长了。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局（IRCC）数据显示，在魁北克申请家庭团聚签证的等待时间是28个月，而加拿大地区只要等12个月。这群魁北克人决定不再苦等，联起手来要说法！无法接受！这群家庭团聚申请人在一份声明书中写道：“我们认为，这种处理延迟明显是不合理的，是无法接受的。” “不合理地延迟处理，给身处魁北克的家庭团聚签证申请者带来了严重后果，一些人已与子女或配偶分离多年，还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组建家庭——要知道，女性的生育能力是有时限哒！” “财务安排，职业变动，家人隔阂，一系列问题因无尽头的等待而产生，有些人还遭遇了心理健康问题，深陷焦虑症的煎熬。” 这些家庭团聚申请人要求部长“在接到此声明书后的30天内采取行动，制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处理日程表并公之于众，同时，立即审批那些已经获得魁省甄选证书（CSQ）的申请者”。否则，这些申请人将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发出强制执行令，迫使移民部采取行动。针对性打压？声明书提交者之一，Laurianne Lachapelle女士表示，她在2022年8月提出申请，2023年1月获得魁省CSQ……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20多个月，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更新。” Lachapelle说：“更令人气愤的是，我丈夫试图申请来魁北克探亲，可这种临时签证竟然被他们给拒绝了……” “他们干嘛要阻止我们夫妇见面？我不知道为什么，IRCC是不是想借此打压魁北克家庭？我认为这绝对不可接受！” Lachapelle女士表示，由于她不知道自己的案例还需要多久才能被审查完毕，她已经开始考虑搬离魁省，去其它省试试运气。移民部回应移民部的回应一如既往地“冷冰冰、硬邦邦”……发言人说，“家庭团聚是‘绝对优先事项’……我们已开始提高针对魁省共同生活伴侣类别签证请求的审批速度，以尽力减少过去几年的积压。” 没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有数据显示，2023年，魁北克政府向魁北克家庭团聚申请者发出了17246张CSQ，但同期，联邦移民部仅处理了其中的10,295件。

2年前

我叫郭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楼边儿的大石桥胡同。我打小喜欢音乐，17岁就进入北京电影乐团当了笙乐演员，那时候跟乐团进人民大会堂是常事，可谓风光无限。 28岁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决意辞职去英国学指挥，为了勤工俭学，我走上街头给老外表演吹笙，没想到很受欢迎。靠这项绝活儿，我不仅挣到了钱，还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后来我中断学业，和她结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地铁口度过。如今我66岁了，早已从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老者，回首人生，虽不能说毫无悔意，倒也潇洒快活了一辈子。 60岁之后，我仍会去广场上吹笙，只要有人凑旁边听我就高兴。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110中学当英语老师，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排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作为长子的我自小备受宠爱，吃喝不愁，生活无忧无虑。 1958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茂林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此时我的弟弟尚未出生。除了父亲，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一岁多，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那时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子里有排练厅，不许闲人进去。年龄稍大一点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人排练舞蹈、演奏乐器，一看就是一整天，从不觉得腻。姐姐在1955年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了我听着收音机跳舞的事。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读书。我们这些学生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完又跑去农村种地，忙得不亦乐乎。等再回到学校时，平日里开朗外向的我被选入校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心学习一门乐器。读中学时的我，拿起二胡也能随便拉上几曲。那会儿大家学的最多的还是二胡、古筝这些传统乐器，洋气点儿的学小提琴、钢琴。我家情况有些特殊，父亲早在1964年就离世了，母亲彼时正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几个姐姐都在乡下插队，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没个大人帮拿主意。于是我便由着性子，选了一门没人学的乐器——笙。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由竹子和金属簧片制成，和成语“滥竽充数”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时用手指按着竹管下端的开孔，靠簧片与气柱发生共鸣出声，听起来柔和高雅。虽然笙的历史悠久，但那时候笙已经很少见了，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上，一般会用来合着唢呐一块儿吹吹，除此之外几乎绝迹。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笙，时间太久已经朽掉，需要用绳子捆住。由于太过小众，笙不仅没人学，也没人专门教，老师只告诉了我每个音节在哪儿，之后我就自己摸索着学。好在我对音乐还算有天分，整天抱着自己瞎琢磨，竟然还真给琢磨会了。 197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各个文艺团体在招生，就想去碰碰运气。正式考试时，我自认为演奏得比较一般，但考官又让我唱了两首歌，听后觉得我嗓子不错、耳朵灵、节奏感也好，判定我是个潜力股。就这样，17岁的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乐团。北京电影乐团如今已改名为中国电影乐团，自1949年解放后，先后为近两千部电影、电视及纪录片、专题片录制音乐，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且不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进到里头工作也无疑是件体面光耀的事。初到乐团的我，每次正式上台前有同事帮着化妆。进乐团之后，我小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那时每月基础工资有四十八块五，另有一些洗礼费、车马费、录音费、演出费等，能保证我的生活衣食无虞。我那会儿经常和朋友下饭馆儿，去的还不是一般的饭馆儿，而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它为“老莫儿”，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个外国餐厅。在事业上，我也步步高升。进乐团没几年就评上了“独奏演员”的职称，可以单独用笙演奏曲子，别的乐器给伴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国选了一些音乐有成就的演员录了张叫《云雀》的黑胶唱片，里头就有我吹的独奏曲；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我曾跟随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前线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1980年，我参加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演出，和名噪一时的演员刘晓庆同台合影…… 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我（右一）和乐团同事与她的合影。当时的我也算年轻有为，可毕竟才二十啷当岁，内心总有些隐隐的骚动。就跟医生都想当主治大夫一样，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独奏演员，梦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挥家。为了学指挥，我向团里申请去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但团里对演员求学有明文规定，过了24岁就不再批准。我虽然郁闷，但也能理解，毕竟人家培养了这么多年，正是需要我卖力工作的时候。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定妆照，那时已经是名成熟演员。迷茫之际，三姐给我指了条路，她说团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乐学院，就让我来英国学指挥。三姐1979年跟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婚后到英国定居。听了她的提议我十分心动。但我既不懂英文，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当时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心里纠结得要死，一遍遍问自己：真的要舍弃现有的一切，奔赴那个陌生国度吗？犹豫了有大半年，我终究还是拗不过那颗躁动的心。1983年，29岁的我决定去英国自费留学。和如今出国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也是差不多的手续：先拿中国护照，再申请英国签证，申请签证需要经济担保，我的钱不够，最后还是姐姐帮忙搞定的。 1983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当年一张从北京去英国的机票要400多元，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承运。这家公司的办事处驻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里头，我要进去买机票，得先得大使馆同意。大使馆呢，又非得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应才放行。没办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出来倒垃圾的清洁工，最后是她带我进了进去。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着一沓钱进去，出来时手里只捏着一张薄薄的飞机票。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攒下800元人民币，买了机票后，我又拿着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谊商店挥霍了200多，买了一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酱等等，全给我母亲留下了。母亲自1972年得脑血栓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临出国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对我出国这件事相当支持，不仅是她，当时身边的同事朋友也纷纷羡慕得不得了，毕竟国门刚开放没多久，在大家眼里，能出国的都不是普通人。走之前，团里的同事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嘱咐我学成后回国做贡献，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内心满是即将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动。出国那天，母亲不顾身体虚弱，说什么也要去机场给我送行。 1983年年底，带着对家人的牵挂与对未来的期许，我拖着满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酱菜、花卷馒头，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飞机航程共27个小时，中间分别在巴基斯坦、阿联酋、罗马尼亚、比利时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车似的。当飞机抵达最后一站伦敦的上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去，满眼无垠的绿，心里情不自禁地慨叹：太美了！然而这股新鲜劲儿没持续多久，难题就来了。下飞机排队等着出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跟我说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整个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儿。他们又叫了个香港人过来当翻译，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懂粤语，两个人用手比划，鸡同鸭讲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涂地过了关。到伦敦的第二天，没来得及倒时差，我就背着书包赶去汉姆史密斯学院报到。离开学校十几年，已经是近30岁的人了，当我重新背起书包去上学，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劲儿。学校是三姐提前为我联络好的，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校。按照规定，我得在这儿待够两年，把英语学通了，才能申请读大学。在语言学校读书时，我与同学切磋乒乓球球艺。我就读的那个语言班有30名学生，有来自法国的、西班牙的、缅甸的、越南的，肤色样貌什么样的都有。教我们英文的萨雷老师五十多岁，面对一群母语各异的学生，课上得那叫一个费劲儿，比如教“lay down”（躺）这个词时，他只能整个人躺在地上，再翻个面儿，脸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时候，就得揣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水果来教室。最早班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有一天萨雷老师突然跟我说，班里要来一个中国小伙，特精神、特帅。果不其然，那小伙儿一来，班里女同学把眼睛都给看直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咱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张铁林！当时班里就我俩中国人，自然也走得近。前两年他来英国，我们恢复了联系。虽然都在一个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学习之余必须打工挣钱。好在临出国前，我借同学在餐厅工作之便，磨练了两星期厨艺。也正是有了这手准备，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饭馆里的工作。那饭馆不大，老板是山东人，看到大陆的留学生倍感亲切，加之我人也开朗聪明、肯卖力气，便爽快地留用了我。语言学校只有上午9点到12点的课，12点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饭馆干活儿。工资按天结算，每天30英镑，我那时每个月的总花销不会超过200英镑。在饭馆工作卖的就是力气。炒菜、擦桌子、拖地这些活儿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国饭馆一般都营业到半夜十二点才关门，关门后还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里，基本已是凌晨两点了，而我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学校上课。时间久了，总归有些精力交瘁。在饭馆打工时，我与山东老板的合照。大概过了七八个月，有次我和同学闲逛到科文特花园广场时有了意外发现。这个广场不仅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还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艺术家。在当时的中国，街头表演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但在这里不会，每个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当时就寻思着：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来，支一个卖艺小摊？没过几天，我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儿去了广场。心里不觉得丢人，也一点不紧张，就怕外国人不喜欢我这笙乐演奏。我大概是广场上第一个吹笙的，这乐器外国人都没见过，乐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国民乐也让他们感到稀罕，没一会儿就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我这人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吹得越带劲儿，越沉浸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就挣了80英镑，相当于原来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年轻时我在街头吹笙，旁边拿手鼓伴奏的是我后来的英国媳妇儿阿曼达。挣到第一笔钱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饭馆打工了，天天到广场上吹笙，不到两年的时间竟攒下了一万英镑。当时觉得自己特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赚这么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把手里的英镑换成人民币有将近十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笔巨款。刚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唤友地聚餐，统统由我来买单。剩下一书包现金全给了我母亲，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1986年第一次回国，我与朋友一块儿去地坛公园游玩。只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去街头吹笙这个选择竟冥冥中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它让我遇见了我美丽淑良的妻子，让我在英国一住就是37年，也让我放弃了成为指挥家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一名民间艺人。从北京回到英国后，我继续边上学边在广场上卖艺，按照计划，我该就这样波澜无惊地度过我的留学生活，再回到祖国实现梦想。直到某天，我在广场上正吹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因为旋律比较忧伤，很多人都红了眼眶。偶然抬眼间，我瞥见了一个金发女孩儿。她站在人群后面，只露了半边脸出来，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岁月静好，她给我的就是这感觉。年轻时的妻子，周身散发出一股娴静的气质。我当时心想：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天遂人愿，女孩非但没走，还在一曲终了时主动来到身前与我说话，她说，“我家这周有一个晚会，你能不能过来表演？给你20磅。” 因为自小习惯了还价，这会儿我竟下意识地脱口而出，“30磅！”话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实她不给钱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没跟我计较，最终许诺给我25磅。自那以后，我就与这个叫阿曼达的女孩建立了联系。我那时英文还不太好，俩人交流起来也挺困难，但由于那会儿中国相对闭塞，阿曼达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用蹩脚的英语给她描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她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我也陪她一块儿去看电影，尽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就觉得十分美好。不到一个月，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搬到一块儿同居了。或许是觉得我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达最终决定嫁给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举行婚礼时，我还是个穷小子，车房一概没有，身边只有在英国生活的6个亲朋，甚至婚礼当天，我这个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儿还是坐地铁去的婚礼现场。按照英国习俗，婚礼当天我的胸前戴了一朵白花，阿曼达坐在我左手边。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的中产家庭，从小在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生活相当优渥。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半分怨言地嫁给了我，连结婚戒指也挑了个最便宜的，29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几百块钱。我一直觉得，娶到阿曼达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29英镑的戒指，阿曼达一戴就是33年。在广场上吹笙不仅让我收获了爱情，还让我迎来事业的转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乐舞蹈艺术公司”老板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加入了国际狂欢节大家庭。每年我们都会去各个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我都去过。每一次演出，我们乐队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国，台下差不多有30万人，欢呼声如潮，灯光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在巴西演出时，我（后排左一）与乐队成员的合照。西洋乐器比较常见，每次轮到我的独奏节目时，观众们都对笙格外感兴趣，当我说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时，台上台下的人一阵惊叹，我听了心里倍儿自豪。可人一满足就容易忘记初心，一场场演下来，成为指挥家的梦想逐渐被我抛之脑后。巡演机会越来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这个事儿，压根没时间再学习语言课程，申请大学更是无从谈起。现在回想，那时候的我已经迷失在了热闹和繁华里，不愿丢下这些，那就只能顺着眼下的局面继续向前。演出期间，我与梅尔·吉普森（左一）的合照，他拍过《敢死队3》和《血战钢锯岭》。收入提高，也是我当时不愿放弃演艺回学校读书的一个原因。小时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一罐可乐都有点舍不得，而那时一次演出挣的钱，就能买一千罐可乐。与阿曼达结婚不久，我曾花4万镑买了个小房子。房虽然小，但在诺大的英国，总算有了一个我的地盘，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1999年，凭着巡演攒下的钱，我又在伦敦买了套带花园的三层小楼，19万镑，那儿的地段特好，相当于北京二环内。最中间这幢是我家的房子，从1999年一直住到现在。在演艺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岁的我再回头追忆，除了怀念那段经历，一些遗憾事也在心底搅动起来。记得刚结婚时，我与阿曼达商量着以后要生四个孩子，想着人多家里热闹。但由于我四处巡演，待在家的时间太少，作为园艺师的阿曼达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于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小孩。他从小就念叨着要兄弟姐妹，我们也一直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生。等后来不忙了，我们也老了。对母亲我也一直心有愧意。从我1983年出国到她1994年去世的这11年里，我只回国六次。一开始想着反正留学几年就会回去，后来则是因为巡演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母亲去世前，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见自己的亲孙子，神志却已经糊涂。我心里特难受，觉得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我唯一的儿子头头，他是中英混血，模样很帅气。 50岁那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演艺公司将老演员更新换代，我成了被替换的那一个。离开公司，我可以去其他乐团，也有机会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给一个人吹和一万个人吹都一样，只要他喜欢。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抱着笙坐回了广场上。直到今年一月，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彻底告别广场演奏生涯。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当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挥，无一例外，他们都评上了一级演员。有老朋友对我说：“郭艺啊，你当时要是不出国，如今就是教授级别了。” 2019年回北京，和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吃饭、唱歌，仿佛回到了少年。老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好在我这人生性乐观，一转头，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人和事儿，心里多少能好受点。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听完总是轻轻地在我琴箱里放下5英镑，让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儿子来感谢我，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原来那位先生自从妻子去世后就得了抑郁症，听完我的音乐后，又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了。还有一次我演奏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泪如雨下。她说自己有一个儿子，16岁开始接触毒品，17岁便被毒品组织杀掉了。她悲痛不已，怎么都缓不过劲儿来，每次一听到我的音乐后，心情就会特别平静。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释然。只要有音乐，只要能让我展示出音乐的才华，只要有人能欣赏我的音乐，无论在大剧场里吹，还是在艺术广场吹，我都觉得高兴。尤其是每每看到家里温柔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我更是无比满足。 2018年，我与阿曼达从英国赶来参加头头在上海的话剧表演。儿子头头自小热爱（电视剧）中国文化，三岁时就把《西游记》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家里墙上全是他画的孙悟空、唐僧。后来他从利兹大学表演系毕业，一门心思地想去中国发展，我就带他回了北京。最近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国，边当英文老师边当模特，疫情暴发后又回到英国陪在我们身边。头头在我家花园里的照片，为了当模特，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头头的中文水平现在已经很不错，我们爷俩儿经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总是勾起我对祖国和亲人的回忆。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家伙儿知道，就经常边录视频边聊，发到西瓜视频之后反响竟然还不错，国内很多同胞都乐意听，那我就继续讲下去。如今人到暮年，我越来越思念祖国，就盼着儿子哪天在中国稳定下来了，我和阿曼达也一块儿回国定居。我期待着那一天快点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