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移民部网罗在加拿大留学及工作的人才移民加国。资料图片 　　据《移民通讯》（CIC News）的消息，在最近一次于1月25日举行的特快入境（Express Entry，EE）甄选抽签中，移民部共向3,508位技术移民申请人发出“申请移民邀请”，申请人综合评分的最低分数降至453分。 　　这是自特快入境机制实行以来一次性抽出人数最多的一次抽签。在此之前4次抽签中，抽出的人数亦是逐次增多，评分要求却逐次下降。去年12月中旬抽签时综合评分要求为497分，仅一个月后目前最新一次抽签，分数即降至453分，降幅十分可观。 　　《移民通讯》资料显示，连同移民部今年1月4日和11日两次抽签分别抽出的2,902人及3,334人，今年开年以来移民部在1个月时间内已经向9,744人发出了申请永久移民邀请。预测抽签所要求的分数线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内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 　　半年内可获永久居民身分 　　联邦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去年11月曾表示，会依据候选人的人力资本、技能和经验，邀请更多的候选人循快速通道申请加国永久居民。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宣布会如何影响接下的抽签人数及分数变化。今年以来的3次抽签显示，形势正朝有利于申请人的方向进展。 　　《移民通讯》发布文章表示，这9,744位获邀的移民申请人接下来将是向联邦移民部呈交其永久居民申请材料。如果申请人在接获邀请前已经准备好所有文件，从而可以及时呈交，那么他们有望在6个月内获得永久居民身分。主申请人的配偶、同居伴侣及依亲子女，也有望与主申请人一同前来加拿大。 　　主持《移民通讯》的移民律师David Cohen表示，今年较早时他预言2017年将是特快入境的一个“大年”，指现时看起来2017年的进展比之前设想的更大。移民部由全球各地网罗各种人才，包括那些已经在加拿大工作或是留学的申请人，以及在境外没有加国工作学习经验的申请人。 　　他又指近期发展趋势启示，“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移民申请过程中有许多事情要顾及，包括是否符合申请资格、移民项目设置的变化、省提名移民的变化、收集和筛选各种文件、填写完成各种表格等等。尽管目前的形势对申请人而言是利好消息，但申请人仍要保持整个申请过程中策略得当、有前瞻性及计划周密。

　　作者兰说：　上个周末， 儿子把手机弄丢了，他自己先找了一天，没找到； 不得已告诉我和他爸，三个人一起找，还是没找到。今天送儿子上学时，看他仍然心事重重，便劝慰他说：“找不到也没关系，你这手机已经用了三四年了，早该换了，咱们去补张卡就可以了，也就是一二百块钱的损失，为一二百块钱担这么多心不值得。” 　　送完儿子回到家，正在吃早餐的老公突然严肃地对我说：“你上周五是不是还带儿子去购物了？医院，二元店，把去过的地方都打电话问一遍！”老公说话的语气不太友好，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愤怒：不就是一部旧手机么？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旋即，一股悲衰涌上心头：家里每月房贷、水电费、燃气费、生活费这么多，老公肩上的压力已经够重了，现在，又需要买一部新手机！ 　　贫贱夫妻百事哀！ 　　从祖国移民到温哥华，对于大多数靠工作赚钱养家的中产阶极来说，经济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动荡，这些动荡不仅影响到家人的生活品质，甚至还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引发一系列家庭矛盾。扪心自问：这是大家移民的初衷么？如果移居海外意味着夫妻吵闹和生活品质的降低，大家还会移民么？ 　　如何避免移民动荡中因经济问题给家庭带来伤害？以下内容写给自己，同时与所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新移民朋友们共勉。 　　一、量入为出 　　移居温哥华后，在我们周围会有许多有钱的朋友，如果我们强求自己和他们一样住豪宅，穿名牌，甚至买许多豪宅存起来，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知足，满足于实际所需的东西，而不是力求得到想要的东西。 　　甚至，在月收入仅仅够日常所需时，我们还可以编定家庭预算，事先计划好如何运用有限资源，力求精细，把钱花在日常生活所需上，而不是任意挥霍，以至入不敷出，压力倍增。 　　二、彼此分担 　　在温哥华这种生活费用极高的城市，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要避免懒惰的思想，应该共同分担经济压力，积极努力寻找新的经济来源。因适应环境能力不同，夫妻双方找到工作的时间也就有先有后，先找到工作的人若强求后找到工作的人AA制分担家庭费用，于后者便是一种莫大的心理压力。有工作的一方也应该意识到，没有工作的一方在家里照顾孩子、打扫、洗衣、买菜、做各种家务.......也并没有“吃闲饭”。 　　家人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应该怀着爱心互相体贴。不仅要共同分担经济压力，也要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如果家中各人都能够欢欢喜喜，甘心乐意地分担经济压力和家务劳动，就像“天仙配”里面唱的：“我耕地来你种田，我挑担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 　　三、不要把钱看得比人还重要 　　前段时间看过一则本地新闻，一位华人女移民开了一辆新车出行，车子发生了碰撞事故，女士当场吓得发抖，回家后，果然被她的丈夫乱刀砍死。也许他们之前还有其它的恩怨，但撞车事件，无疑便是这桩凶杀案的导火线。如果她的丈夫没有把车看得比太太还重要，欣慰事故发生后，只是车出了事，太太还活着，这桩凶杀案就不会发生。 　　多少的钱才能买回一条人命呢？多少的钱才值得你用来破坏自己的家庭和婚姻呢？建议爱发火的男人或女人给自己的婚姻估个价：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家庭值100万加币，此时你的愤怒值是100分； 那么，你是否应该为一百块钱的损失发出60分的愤怒呢？千万不要用力过猛。 　　还记得刚到温哥华时，买房买车大量支出，某天去二元店买东西，我想买一个两块钱的托盘，老公坚持说没用的东西就不要买，两人在店内几乎吵了起来。那个两块钱的托盘到底是没有买成，而此事，却让我耿耿于怀了好几个月。 　　让夫妻产生间隙的，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当我们用科学的方式来替我们的情绪标个度量衡时，你就会发现，为了两块钱的东西，和老公生好几个月的气，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总之，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要用破坏夫妻感情的方式来解决。即使你把钱看得比家庭还重要，也替自己的家庭标个价，不要为少少钱破坏了家庭的和睦团结。

一对华裔母子自圭亚那返回中国，欲申请恢复中国籍，但同时又希望保留圭亚那籍，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她们的申请被拒。母子遂在蛇头安排下经美国偷渡来加拿大，申请难民被拒，上诉也被驳回。 法庭文件显示，这对华裔母子分别名叫苏玉贤(Yuxian Su，音译)和江加伟(Jia Wei Jiang，音译)，两人均为华裔圭亚那公民。苏玉贤与丈夫一起移民圭亚那，并在2003年放弃了中国国籍，入籍圭亚那。她的儿子在圭亚那出生，现年16岁。 苏玉贤和她的丈夫在2001至2011年期间在圭亚那的首都乔治敦经营一间餐馆，在此期间，他们的餐馆被持有武器的歹徒抢劫了5次。后来放弃自己经营，夫妻俩给别人的餐馆打工。苏玉贤母子俩在自己家中也遭到攻击和抢劫。 鉴于圭亚那治安太差，一家3口回到中国，夫妇欲申请恢复中国籍，给儿子申报中国国籍，但同时又希望保留圭亚那籍，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她们的申请被拒。之后苏玉贤母子俩于2015年11月在蛇头的协助下经美国偷渡到加拿大。苏玉贤的丈夫则因无钱支付偷渡费而留在中国。苏玉贤母子抵加后即于2015年12月2日提交难民申请。理由是在原居地因种族背景成为攻击目标，要求获得加拿大的庇护。 但是她们的难民申请被拒了，于是又向联邦法院提出了上诉，但联邦法院确认了该对母子不符合公约难民的资格，驳回了其上诉申请。 根据法庭证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列出圭亚那2012年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17人，这是南美洲第四高的谋杀率。报告称武装抢劫行为经常发生，特别是在商业和购物区。法庭认为这些抢劫不是基于种族目的，而是对被认为有钱的人进行的普通犯罪行为。难民保护局认为，苏玉贤夫妇作为餐馆老板所显示的富有才是抢劫案发生的犯罪动机。法官认为申请人并未遭到个人针对，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其实也是在圭亚那被视为有钱人的其他人士所面临的同样危险。 数据显示，中国公民在2012年以前的通过率比较高，大部分人能成功，越早申请越容易通过。到了2015年1月到6月，共有5006人在加拿大提出难民申请，其中3091人被拒。获得批准的难民申请人中，中国难民人数最多，达414人，通过率达47%，而2007年中国难民的通过率是64%。 据报道，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面积21.49万平方公里，人口80多万。华人自1857年起就作为劳工到达圭亚那。1970年据圭亚那政府统计，圭亚那的华侨华人共有4678人，占圭亚那总人口的0.65%。20世纪80年代，由于圭亚那经济困难，华侨华人纷纷移往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地。圭亚那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就是华人当选。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华夏一直以来也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但是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环境的变化，这条戒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中国式移民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 　　”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我想破了头，理由大概有三个，第一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第二是子女教育，第三是财富的不安全感。 　　缘由之一：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先生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出现的连续雾霾。 　　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先生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与刘先生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女士。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 　　缘由之二：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按照陈聪提供的数据来看，他的绝大多数客户仍将投资的第一目标瞄准了美国。内地房价的涨幅远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国，更是将增幅10%的英国、9.3%的澳大利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这些国家想当然的成为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的考量对象。 　　伦敦 投资300万人民币，在北京可能买到的房产，租金在每月人民币3000元~4000元之间，如果同样一笔投资在伦敦的房产市场上，能够产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币应该在15000元左右。 　　澳大利亚 因为全球经济处于低谷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减少，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对此，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的利息，希望通过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当其成为一个刺激经济的导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由于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虽然房主要承担房屋的维修和物业等费用，但相比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来说，置业的持有成本还是较低的。悉尼的平均房价65.5万澳元，约合354万元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仍然没有超过国人对高房价的“心理承受能力”。 　　从陈聪公司的调查和客户反馈来看，与之前中国客户倾向选择曼哈顿这样易出租或保值的房产不同，最近两年用于自住的购买需求明显上升。投资目标国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资者更希望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客户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卖点。 　　“现在传统的投资热门地区，美加澳英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对于已经习惯了北京、上海高房价的中国人来说，突然发现纽约、伦敦、悉尼的房子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与配套环境和社会资源相比，国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贵。”陈聪说。 　　缘由之三：恐惧舌尖上的“化学实验室” 　　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鑫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鑫最后感慨的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缘由之四：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陈聪的一位客户王希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缘由之五：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肖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 　　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反移民情绪有所增加，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仍然活跃，甚至在未来几年将会增长。 政府机构根据两次人口统计的结果，预计到2036年，几乎有一半加拿大人（或44.2到49.9％之间）可能是移民或移民的孩子。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到2036年，移民的比例可能是1871年第一次加拿大人口普查时的两倍。研究指出，持续引进的移民、自1990年代初以来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低生育率，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加拿大移民比例的增长。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将继续是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该机构预计，到2036年，超过90％的移民将居住在大都市地区，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仍然是最高比例的城市。而大西洋附近的省份，魁北克（除了蒙特利尔）和大城市以外的地方，仍然会拥有低于加拿大平均移民的数量。尽管加拿大欢迎来自各个地方的移民，但根据统计，2036年的时候会有超过百分之60的移民是出生于亚洲。2011年的亚裔数字是百分之四十四。年龄介于15岁到64岁之间适工人群在2036年会实实在在占人口少数，只占人口比重三分之一。和2011年一样，南亚人口仍然会是最多的。加拿大人信仰非天主教等其他宗教的人数会比目前多一倍。另外，介于1070万和1380万的人（大概占人口比重的百分之三十）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和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