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我的母亲叫我香蕉人，用她的话说，我是外黄内白。 　　她说的没错。作为加拿大华人，我常常称自己是你所见过的“最白”亚裔，这是出于我对亚洲文化的抗拒。当“香蕉人”就是我这个华人移民孩子的身份。 　　我的两岁萌照。 　　从小抗拒所有中华传统   　　我对中华传统的排斥从很小就开始了。如果你问我的母亲，她会告诉你，我在2岁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告诉她，别对我说广东话。   　　“妈，别对我说中文，”我对她说。“我是加拿大人。” 　　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常告诉母亲要说英语。这不是因为我听不懂她说的话--我能听懂不少词汇和短语--而是因为我不想花力气去学中文。我就是不想学。 　　我的父亲是出生在澳洲的华人，他也从来不学广东话。此外，在加拿大，人人都说英语，我想要适应和融入这里。 　　当我还是孩子时，我也讨厌中国菜。比起点心和粥，我更爱吃披萨和汉堡包。我也讨厌在学校吃午餐，因为要向我的小伙伴们解释，为啥我的午餐总是和其他加拿大孩子们吃的不同。 　　到了十几岁的年龄，我不但排斥我的文化，也因为它而感到特别窘。 　　比如，我的母亲出生在香港，英语有口音。虽然我是没有口音，但是有一次，我的朋友对我说，她听不懂我母亲说的话，因为她的口音太重。 　　当时我就想，母亲英语很好，但我还是感到被冒犯了，又感到很窘迫。 　　我在五岁时与父母和姐姐的全家照。 　　自那以后，我与别人分享我的中华文化时，就会特别小心。 　　话说回来，作为亚裔也没什么可以值得酷的。我在媒体上看到的所有英雄人物都是白人，唯一可以让我仰目的只有花木兰(Mulan)。而且，为了不看那些老套的港剧，儿童片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可是一部电影也改变不了我的世界。 　　所有这些让我对一切与华人有关的东西都很抗拒，我全心拥抱加拿大，于是就有了绰号“香蕉人”。 　　我甚至于要把自己的中文名字，也就是我名字的中间部分掩藏起来，因为那让我感到羞愧。 　　在我的眼里，我是加拿大人，生于此，长于此。 　　我不想被当作异类看待，我只想要融入。 　　有意思的是，我的母亲从来不介意我的这些想法。实际上，她一直都很接受我的加拿大身份，还会在其他人面前公开叫我“香蕉人”，并且常常讲一些有关的趣事，还自己笑起来。“哦，那个傻傻的加拿大女孩。” 　　母亲的回答让我意外 　　最近，我问母亲，为什么如此开明地允许我把自己“加拿大化”，而不是严格按中国人的方式管教我。她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 　　“我不能要求我的孩子遵循我在亚洲的成长方式，因为那样行不通。” 　　她说：“对你们来说，在这里，要适应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太难了。” 　　多数家长会认为，孩子远离自己家庭的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的母亲却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她从来不会要求我变得更像个华人，而我亲戚的孩子们就要被迫去上中文课，在家说广东话，以及返回祖籍国。我从来没有这些压力，我只做我自己想做的。 　　直到长大以后，我到了开始约会的年龄，我才真正开始欣赏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其他加拿大人的差异。 　　人们实际上对我的文化传统很感兴趣，而且没有让我感到，我的华人根是值得羞愧的一件事。　 今年我和母亲在英国伦敦旅行的合照。 　　我认识的很多新朋友都愿意谈论他们的传统背景，我也得以克服自己对中华传统的困窘，并且学着为它而感到骄傲。 　　最近一次在与母亲的交谈中，我意识到，正是她对其他文化所持的开放的加拿大式理念，才让我真正接受了我自己。 　　不管我是否意识到，她的世界观影响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所有文化都应该平等地得到包容。这就是加拿大。 　　虽然我有点遗憾没能早一点接受自己的文化，我很高兴地发现，作为加拿大人以外，作一名华人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我很愿意向人解释12生肖、红包和舞狮等传统，我也爱上传统小吃菠萝包、叻沙和点心。我也觉得得旗袍很美。 　　能代表中华文化是我的骄傲，当然我也以作为加拿大人为傲。 　　我就是一个“香蕉人”，而且一直都会是。    

联邦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早前透露政府增加移民配额，并称大部分国民希望增加移民人数，但据一项政府内部民调显示，近6成民众认为目前的移民配额已是适当，与麦家廉的说法有矛盾。 一、加拿大政府为何又开始对移民转变态度 从去年联邦大选开始，便不断有消息称自由党将大幅改革现有的移民制度，使团聚移民和技术移民加拿大更为容易。相比此前哈珀政府对华的保守态度，自由党政府对中国移民近乎展现出了急不可待的欢迎态度。 1)自由党亲移民有历史渊源政策与争取选票密切相关 早在现任总理小杜鲁多(Justin Trudeau)竞选期间，便对移民许诺，要大力增加对移民系统的投资，并要改变哈珀(StephenHarper)政府执政期间将移民拒之门外的保守政策。 杜鲁多大打移民牌，让人不禁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父亲的影子。经过众多事件可以看出，看重移民是自由党一直以来执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杜鲁多父子在加拿大政坛安身立命的重要武功。 2)人口老龄造成巨大压力社会 麦家廉曾在温哥华举行的一场有关移民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天机：“加拿大需要新鲜血液”。这意味着，加拿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加拿大，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已经体现的十分明显。相比起15年前，如今加拿大60岁以上还在工作的女性数量已经翻了三倍之多。 而观察自由党上台以后的移民政策，不难发现，加拿大正将目光投向世界各地的年轻力量，而非前来投资养老的中老年成功人士。他们只能寄希望寄望于移民来纠正人口老龄造成巨大压力社会结构 3)加国经济长期原地踏步引进移民推动国际贸易 研究指出，移民数的增长对加拿大的国际贸易颇有裨益。移民们和自己的原籍国来往密切，许多移民来到加拿大后依然保持着和自己原籍国的经济往来，而这样的往来积少成多，也很大程度上为加拿大的国际贸易做出了贡献。 二、加拿民众如何看待政府大力支持移民? 今年加拿大接受的新移民数量将达到28万5千人，比两年前增加2万多。这项民调的问题之一是：你认为2017年加拿大接受的新移民应该比今年更多、 同样数量或是更少?结果显示，认为应该接受更少和接受同样数量的加拿大人各占超过三分之一，认为应该接受更多新移民的人占16%。 大部分加拿大人事反对增收移民的，除了安全与思想融入问题之外，就业问题则是民众反对外来移民的最重要原因。 加拿大国内在油价跌势被止住，但是，石油业工人依旧面临着的严重的就业问题，其中一年来阿尔伯塔省居民中陷入资不抵债境地的人数猛升了35%。而外来移民的就业必然会对加拿大本地居民产生冲击。在加拿大当下的形势下，本地居民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 外来移民劳力相对于加拿大本地劳力来讲势必也是更廉价，尽管移民存在着思想文化不同的情况但是对于当地产业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加拿大增加移民数量乃大势所趋，移民部长N次放风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麦家廉之前就直接对媒体说，他已经听到了广大民众的呼声，都是要求联邦增加移民数量，有的是希望让各种族比例更平衡，有的则是出于满足劳动力需求。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增加接收移民的数量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同时这位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还表示，将修改有关外国劳工的临时法规，以简化外国人在加拿大工作的难度。 但是毕竟中国一直都是加拿大移民的重要输出国，加拿大无论是放宽移民政策还是增加移民数量，对国人来说，都是值得奔走相告的好消息!

　　相信加拿大移民政策大家都比较了解，多多少少都听过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亲属团聚移民、雇主担保移民等... 　　除此之外，加拿大还有一种比较冷门的移民方式 ― 同居移民，因为加拿大不仅承认婚姻关系，而且也承认同居关系哦! 　　中国人对“同居”的概念不是很解理，因为中国对“同居”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很少，仅简单的称其为非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任何有效文件可以证明。 　　但是加拿大不同，如果你来过加拿大，你在填写表格的时候肯定很好奇，为什么婚姻状态那栏里结婚和同居是放在同等的位置，这就是因为在加拿大同居要履行的责任和结婚是一样的，同居关系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同居移民的方式 　　同居移民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Conjugal Partner(生活伴侣)”，是指双方有共同生活的愿望，但由于客观原因，例如战乱、宗教信仰、性别等原因等不能生活在一起或不被认同，可以申请移民到加拿大，但这个方法通过率很低，不建议。 　　同居移民的第二种方式是“Common Law Partner(普通法伴侣)”，是指在法律上几乎等同婚姻的一种同居关系，在加拿大一般被定义为连续共同生活一年或以上，有实质的同居关系，但没有合法的婚姻登记，这种移民方式通过率较第一种高非常多。 　　同居的法律界定 　　从法律上讲，同居关系是在省政府的管辖权限内，每个省对“同居”的定都不一样。 　　温哥华所在的BC省，同居关系的认定被认为是加拿大各省里面最完备的，BC省只要是同居关系达两年以上，就可以和结婚享有同样的权利，包括申请配偶赡养费和财产分割权，而且在赠与和继承遗嘱等方面也享有同等的权利。 　　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同居关系的认定是两人共同生活达3年以上，享有申请配偶赡养费的权利，但是没有财产分割权，也没有赠与和继承遗嘱权。 　　如何证明同居关系 　　根据加拿大移民局官网，以下文件都可以在法律意义上的同居证明： 　　联名账户 　　联名信用卡 　　联名的房屋产权 　　联名的租房合约 　　联名账户的账单，如电费、手机费、网费等 　　相同的邮寄地址 　　证明地址同一的文件，如驾照、保险单、sin等 　　加拿大移民局也会考虑其他的证明，包括一个 Fancy 的 Love Story、两人的合照、通话记录等，但最有效的一个是 ― 孩子。 　　同居移民的申请要求 　　同居移民申请的程序和要求与配偶担保移民基本是相同，对担保人的要求是： 　　年满18周岁;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同居伴侣的生活所需。 　　对同居伴侣的要求是： 　　异性或同性; 　　必须连续无间断同居至少12个月; 　　提供证据证明共同建了一个家庭。 　　移民官的审核保准与配偶担保移民基本也是相同的，会对同居双方的年龄、语言、教育背景、了解程度、关系是否紧密、恋爱过程，同居的真实性这几个大方面为重点进行严格审查。 　　同居移民的等待时间 　　担保人资格审查：3 ― 6个月; 　　同居真实性审核：6 ― 9个月; 　　申请人背景调查：3个月左右。 　　不算同居的时间，移民申请总共等待的时间约在两年左右。 　　不要说谎 　　不要说谎 　　不要说谎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申请同居移民，绝对不要刻意隐瞒或说谎，可能一些你觉得无关紧要的小谎，往往是影响同居移民申请成败的重要因素。

最近，一则温暖的故事让一位68岁的中国老太火遍了北美的社交网络。 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9月14日刊登一篇加拿大81岁老太安吉·莫里斯（Angie Morris）的文章，说的是自己和中国邻居的故事。 在这篇名为《我的邻居不懂英文，但她的善心无需翻译》的文章里，安吉·莫里斯讲述了68岁的中国女邻居每天坚持为病中的自己送饭的故事。 81岁的安吉·莫里斯，一位成长于战时的英国老太太，现在居住在温哥华，她身体虚弱，即将做心脏手术，有时连上街买菜都成问题。 而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中国上海的温老太太，为了照顾外孙移居加拿大，刚好住在了安吉·莫里斯的隔壁。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文章开头，安吉·莫里斯这样写道： ”我家门铃在上午11点响了。门口站着一位中国老太太，她很瘦小，她一手牵着一个小男孩，另一只手拿着牛皮纸袋。小男孩正害怕地往后缩，因为我的黄色拉布拉多狗正试图热情地迎接他。我认识这位太太，她不是第一次到访。她是男孩的祖母，她的女儿去年十月买下了隔壁的这所大房子。”  老太太的牛皮纸袋里，是她精心烹饪的中国菜：一个装有热汤的保温瓶和一个不锈钢容器，里面有米饭，蔬菜和鸡肉，猪肉或虾，有时还有煎饼。  原来，在得知莫里斯身体虚弱后，温老太便决定每天给莫里斯送饭，而这，让莫里斯一度很为难。 莫里斯找到老太的女儿Nicole，说：“不能让你妈妈老是给我送饭了，我没法做英国菜回报她。” Nicole说：“哦，不，她不喜欢西方的食物。别担心；她总是要给家里的三个人做饭的，她想这么做。” 有一次，莫里斯站在温老太的门前，打算将空的盘子还给她，这件事让温老太非常惊慌，她马上牵着莫里斯的手将其护送回家。莫里斯写道： “她觉得我特别虚弱不能做这些，尽管我试图让她改变这一看法，她还是坚持将我送回家。我非常担心，因为我比她高，如果我摔倒了，她也会被我拉到地上。  温老太不懂英语，莫里斯也只会用中文说“你好”，温老太不知道自己做的饭菜是否适合莫里斯的口味，为了更好沟通，温老太想出了办法。 一次，温老太送食品时带来了一台iPad，她指着屏幕，上面是她女儿Nicole写的一条消息，说她母亲想知道食物是否适合她口味，并很想知道是否太咸。 由于莫里斯不习惯使用iPad，找不到输入的键盘，温老太于是叫莫里斯来到她家，在温老太丈夫的帮助下，莫里斯与在上海的Nicole视频聊天，说起餐饮注意问题，因为莫里斯手术后，必须非常小心盐的摄入量。 在文章最后，莫里斯写道： “这就是我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两位祖母，我们谁都不会说对方国家的语言，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交流。我家的门铃每天准时响起，温会抱着熟悉的牛皮纸袋，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  这篇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大家的关注。美国Quartz新闻网也转载了这条新闻，并取名为《一名中国移民老太太为生病的邻居做饭 融化了加拿大的心》。 在脸书上，网友们的留言如潮水般涌来。 有人说善良不分国界： 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是何种肤色,一颗善良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我真的很喜欢读这个故事。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邻居和一个精彩的故事，很高兴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善良的人…… 有人想起了自己和邻居相处的故事： 很多年前,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邻居。她讲广东话，我说英文。当她教我做美味的菜时，她的孙子就当翻译。  “大部分的新移民都非常善良。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我祖母的花园里挖洞，邻居家的华人夫妇看见我了，便招呼我过来吃饺子。虽然他们不会说英文，但那暖暖的笑容和美味的饺子让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还有人就此探讨移民话题： “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感人，完全点亮了我的一天！如今人们都在批评移民问题，但别管他们，这个美好的邻里之间的日常，提醒了我们其实这个世界很美好。” 你被这个故事暖到了吗？在异国他乡的你，是否也有人曾和你分享善意，带来温暖？

据中评社23日报道，美国乔治亚州一华裔女子，持枪击退三名入室盗窃者并射杀其中之一。 监控画面被WSB电视台播出后，上传至视频网站YouTube，吸引至少14万人观看。该女子也被网友盛赞勇敢无畏。 以下为现场视频（声音为华裔女子与接警员的通话记录）：   画面中，整个交火过程胆战心惊，也让人不得不佩服华裔女子的彪悍和勇敢…… 三名男子持枪冲进屋。 女子此时在卧室，但当她听到声响出了门，正好撞见盗窃者。 其中一名白衣男子拿枪对着她，企图把她吓住。 没成想，这名女子比起双枪老太婆，估计只差第二把枪。 她不但没被吓到，还反应迅速地立即开火。 至少一名男子开枪反击，但他们估计也懵了：这女人居然不好惹，走为上！ 慌乱中为躲避子弹，其中一名男子撞破玻璃门而出…… 盗窃者落荒而逃，女子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小心翼翼地站到门口观察，冷静地补上一枪后关上门。 之后一男子出现在画面中，安慰该女子并将手枪收起报警。 据每日邮报23日报道，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于美国乔治亚州的格温纳特郡（Gwinnett County）春天大道的一处居民房内，时间为上周五（16日）凌晨4点左右。 警方赶到后，发现其中一名盗窃者已中弹，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亡嫌犯的身份：28岁的亚特兰大居民利克斯（Antonio Leeks）。 被射杀男子利克斯 另两名嫌犯驾车逃逸，尚未落网。 警方已发出通缉，并在Twitter上公布视频以及两名嫌犯的体貌特征：黑人男性，年龄介于20到30岁，身高1.8米左右，至少有一人携带枪支。 “嫌犯没有进行任何伪装，看过视频的人很容易对他们进行指认。”德昂警官说，“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是个威胁。”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该女子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同时经营海鲜生意，她住在这里是因为位置方便做生意。另一名男子是其室友。事发时，两人分别待在各自的房间，在被嫌犯的声音惊醒后，她马上拿起了手枪。 警方认为该女子是嫌犯作案的目标，因为作为生意人，她拥有一定的积蓄。 截图自当地政府官网 德昂警官说，她的行为是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进行正当防卫。目前，警方不会对这名女子提出指控。 厉害了我的姐，亚裔女子以一敌三的消息一出，也得到了中国网友的盛赞。 通过语音记录，机智的网友还有不少猜测这女华裔是“大福州人啊”、“感觉像是个搞代购的”…… 不管这名女华裔是哪里人，该事件以及频繁发生的枪击案都让美国枪支问题不断重现：枪能让人人平等，但也能让人人自危。

　　9月13日刚自中国来新泽西(专题) 州普林斯顿探望女儿的69岁华妇黄旭锋(Huang Xufeng)，两天后(15日)外出散步未归，17日被参与集体搜救的华人在路边深沟发现其遗体，初步断定死于车辆撞击。其女22日接获警方通知，称已 找到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的肇事驾驶员。初步消息，肇事驾驶员原来并非刻意逃逸，而是以为自己撞到一头鹿，当时曾经报案，警方也到场处理，但竟然没有发现被撞 飞到深沟的华妇。 　　普林斯顿市警官布彻尔(Jonathan Bucchere)在回答询问时表示，目前警方初步断定黄旭锋死于车辆撞击。但暂时还无法对外提供或确认任何资讯。不过，据黄旭锋女儿凌怡表示，警方告诉 她，15日晚8时09分曾接获一宗报案，有人表示在莫塞路(Mercer Rd.)似乎撞到“一头鹿”，但停车察看无法找到任何动物。该驾驶人在警察到场纪录后回到维吉尼亚州。 　　黄旭锋本月13日才自中国到新州普林斯顿探望女儿，15日下午6时30分左右独自出门散步，迟迟没有回家。家人焦急等待多时，晚上10时左右报警，但警方当时似乎并未想到与撞鹿案有关联。 　　由于当晚母亲一夜未归，16日凌怡通过“普林新村”微信群向普林斯顿华人求援寻母，附近一带华人当晚在“普林新村”微信群主、人称“华人村长”王玉亭、 华夏普兰斯堡中文学校前董事长刘伟红、现任董事杨尧、以及西温莎-平原学区委员张迎潮等人号召下，开始动员组织搜救，警方也发出寻人启事。 　　至17日，当地上百华人再组成25个搜索队，一早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在住家附近深沟发现其遗体。 　　据现场参与搜救的华人指出，由于今年他们曾经帮助寻回出走的一名华裔(专题)学生，此次搜救工作较有经验，最后是第一搜救小队在莫塞路南向、靠近盖乐普路(Gallup Rd.)附近深沟内发现黄旭锋，“当时老人面朝下倒在沟内，身上有明显瘀痕，手中还拿着相机…”。 　　案发一周，警方在调查黄旭锋被撞死案时，通过查询当晚报案纪录，找到报称撞鹿的维吉尼亚州驾驶，经调查，其汽车碎片与现场吻合，且车头还留有血迹，警方已采样进行DNA检测。 　　凌怡22日在新州微信群向关注此事的华人通报最新情况，引起热议。有群友质疑警方调查过程，认为当时警察知道黄旭锋在当地失踪，也刊出寻人启事，而撞鹿报告地点接近且时间吻合：“为何警方完全无视这两起明显相关的事件，直到数天后才联系起来?” 　　据指出，行人走在路上被汽车撞死事件并非首次发生。2014年，西温莎市一名来探亲的78岁华裔老人，在Clarksville Road与Hawk Drive路口，也是被车辆撞倒后不治。 　　美门医院(Monmouth Medical Center)华人医疗服务主任邹兴睿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天开始黑得早了，尽量不要在照明设备不好的地方遛弯儿，尤其老人反应慢，不要晚上在没有路灯的地方行走。 　　此外，新州人行道稀少，许多道路车速较快，不适合人在路上行走。一些华人在微信群中，对华人耆老在路边散步的习惯表示担忧，并建议“傍晚出门散步，需要穿荧光服饰或带灯帽等，因为天黑时驾驶人往往难以提防路边突然出现的行人，一旦出事对双方都是悲剧。”

　　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五出席魁省满地可由华社组织的大型欢迎晚宴，出席者逾千人，晚会在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开始。据其中一位出席侨社代表向《星岛日报》记者表示，李克强在会上约逗留了1小时，并且发表讲话，主要讲中加贸易的最新发展，以及强调向国际开放的中国贸易政策不变。 　　李克强总理在致辞时表示，踏上加拿大土地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主人好客、热情，又指在会场看到高悬的红灯笼，有回家的感觉。李克强表示，加拿大政府向他展示了几张十九世纪华人建设加拿大铁路艰辛付出的图片，让他看到华人为加拿大建设和中加友谊付出的血汗。 　　李克强表示，早在中加建交以前，这里便举行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招待会，当中国经历自然灾害时，加拿大打破封锁，向中国输出小麦。中加有今天的相互尊重，是大量的华人华侨打下不可或缺的基础。 　　为海外人才提供居留便利 　　“中华民族历来勤劳、智慧、坚忍。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得到充份体现，秉承民族的品质，在这块土地上，为这里的发展、多元文化作出贡献。同时又深信祖国，在国家建设困难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进行时，到现在现代化建设面临最严峻挑战时，加拿大的华人华侨始终关心参与现代化建设。”李克强说：“在祖国的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们也就同样的有尊严。” 　　他说，海外有6,000万华人华侨，很多人在科学、工程和文化等众多方面有杰出成就。中国政府欢迎外资，也是侨胞投资的最佳选择。中国将建立海外人才引进机制，进一步放宽外籍高端人才的签证办法和永久居留条件，在子女教育、医疗、社保和住房等方面提供便利。侨商在中国投资也将更顺畅。他又强调侨商在中国的投资来去自由，投资收益的汇出同样保障来去自由。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薛冰指：“两国总理在短短1个月内互访，充份说明双方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也说明中加关系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重新走向了正轨。这次李克强总理的访问非常成功。全加华人华侨为他举行欢迎晚宴，充份显示旅加华人华侨对祖国亲人的欢迎。” 　　国会议员谭耕表示：“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两国总理在这么短时间内进行互访很罕见，也就意味两国领导人对加中两国进一步的加深发展有一个共识。尤其是中国总理每一次到加拿大的讲话和活动中，都释放中国愿意进一步与加拿大的友好关系，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各个行业的。中国释出的善意是明显的。加拿大也是一样，总理到中国访问，都是把加中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现在是通过更多民间、机构和部门把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变成具体行动，作出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多华会会长郑永麟说，这次晚宴是全加拿大华裔社区几乎所有会长共聚一堂，等待两国总理对中加合作、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好消息。加拿大主流尚未认识到中国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很需要华侨进行民间的外交工作，官方毕竟比较慢和令一些人有抗拒感，但华侨与本地主流接触会比较容易。 　　昨日会场外有数百名民众举起横额和挥舞加中两国国旗，欢迎李克强。

　        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昨在满地可特别跟加拿大华人社区具影响力的华文传媒短暂见面。获邀出席的包括两间电视台及一间纸媒，但会面不设提问环节。 　　加拿大《明报》是这次与中国总理会面唯一获邀的多伦多纸媒。 　　会面中，李克强总理接受了《明报》记者的邀请，在记者的采访记事簿上题了："向在加拿大的华人侨胞问候、祝福。" 　　李克强在会见华文传媒期间，特别指出，全球有六千多万海外同胞分散各地，他们故然熟悉居住地的文字，但有更多人愿意阅读由祖先所创立的文字。他们便是透过侨媒，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以至中国如何与世界沟通及互相了解，是非常有效的桥梁。  　　如今他身在有160万华人的加拿大土地上："希望能趁机向本地华人祝福，亦希望侨胞及侨媒始终能心系中国，因为身上始终流着炎黄祖先的血液。" 　　李克强又说："中国目前在迅速的发展中及经济转型中面对不少挑战，但这亦带来更多希望！"。他希望："侨媒能把中国人应对艰辛的付出，告诉侨胞。" 　　寄语侨胞侨媒心系中国 　　他续说："中国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亦需要了解中国，侨媒在这方面便充当很重要的角色。" 　　会面期间，李克强态度亲切，并与各媒体代表逐一握手，结束会面前，更来一张大合照。当《明报》记者提出写问候语的邀请时，李克强还未待记者问完，便马上答应，即时挥笔。

华裔居民前往邮局和中领馆办事，都遇到月子中心带新生儿出来办理证件，延长在地人的等待时间。 前往华人区邮局办事，时不时都会遇到一整团的新手爸妈，前往为新生儿办护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月子中心带着客人为新生儿办理回国证件，领事馆快要变成育幼中心，中领馆表示，新生儿办理证件，本人无需到场，不晓得为什么要带新生儿去领馆。 来美国产子的人实在太多，对在地居民的影响不仅仅是社区、商场里多了许多孕妇散步、购物，造成老美居民的抗议，也有许多华人居民出门办事，也受到大批孕妇及新生儿的干扰，居民表示，来美产子的华人出行都是在月子中心的带领下，一个团队出行，有时看到邮局队伍里连续几台婴儿推车，还以为到了迪士尼。 新生儿出生首要就是办理美国护照，才能够再办理回中国的相关证件，如果民众前往华人区的邮局办事，很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个月子中心的新生儿出门办理护照，由一个会说英文的月子中心人员为他们翻译，家住巴沙迪那的华裔居民表示，已经遇过三、四次这样的情况，少的时候两、三个婴儿，最多一次有五名婴儿在排队办护照。 办理好美国护照后，月子中心人员会带领他们前往中国领事馆办理回国的证件，日前前往领事馆办事的华人抱怨，到领事馆更新一下护照，排队等待了快4个小时，领事馆里全是刚出生的小宝宝，月子中心人手上一人拿着十几本护照等着办理，所以大厅里等待的人不多，但是效率却出奇的慢。 事实上领事馆规定，儿童办理证件，本人无需到场，可由父母或者他人代为递交签证申请，只要家长准备好照片、材料等，可由父母双方的一人代为签名办理。

   “好人病”，简单说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感受，所以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了。小伙伴们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好人病的困扰，而不能做真实的自己。那么，好人病是否还能治？应该怎么治？其实，有些时候你真的需要自私一点，忘记别人眼光中的自己。   　　从小到大我都有一种病，叫“好人病”。我想有这病的绝对不止我一个。   　　小学时我很内向，当时班级是个流氓足球班，老师让我自修在讲台上管纪律，而胆小如鼠的我看到他们就流冷汗。每次我管纪律他们仍照说不误，而我紧张不敢触犯他们，只好很孬地走到他们身边轻轻拍拍他们说“别说话了行不行”，反而遭来了白眼和讥笑。   　　结局就是：老师批评我管不好纪律，爸妈觉得我没出息，我自己还在学校里被班级里的流氓吹胡子瞪眼。   　　后来到了高中，好人病改了不少，壮了许多胆，但仍没法逃出“害怕众人眼光”的心里阴影，害怕责怪，害怕自己做错。每次做什么事，我总是会想“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很傻逼？”“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在装逼？”“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配做他们的领导？”   　　瞬切数年，来到了美国，所有所见所闻都是对我世界观价值观新的洗礼和冲击。而我读的大学Bard College巴德学院，作为一个文理学院，养了一群世界级奇葩，拉开了我前所未有的眼界，颠覆了我前十八年的“他人眼光”恐惧。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群艺术怪人，每天赤脚上学、或奇装异服、或是胸罩外穿、或丝袜大洞。一上课发言就千奇古怪，完全不考虑别人想法，脑洞大开。他们每个人都敢说，敢领导，敢发言，敢给方向给提议。就算走个orientation，几个人也可以马上带头来领队。教授讲的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闹革命，在课堂上指出逻辑错误，并大作演讲。他们组织和拍摄各种奇怪的东西，例如有个网站是我们学校学生专业制作的裸体照相。比如说他们组织志愿者团队去顶级监狱教杀人犯念书。而我，经常会因为害怕回答错问题，而保持沉默。   　　最强的是他们“不屑于交朋友”，什么跟你套近乎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全部狗带，他们独来独往，甚至常常盘坐在诡异的各种地方，例如躺在屋顶上，蹲在寝室角落边抽烟，或在画室里孤独冥想，谈得来的一起聊，谈不来的拉倒自己嗨。他们有的甚至变了性别，有的宁可暑期去路边的农场放牛作画，也不愿意做我等凡人做的事：找实习。   　　比如MCM 2015秋季广告大片里的朱莉安娜，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变性人   　　别人觉得他们怪吗？觉得。但是他们在乎吗？No fucks given（完全不在乎）。我爱咋咋滴，这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我胸罩外穿我愿意，你不喜欢你别看啊。我有想法，我就说出来，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不喜欢你自己一边玩去好了。   　　这就是我极端又奇葩的大学经历，也是对我自身的第一次脑冲击，每次在山谷里在牛群间18度仰望天空的时候，我都有种我以前都那么在意别人眼光到底是在怕什么的心情。这也是我大学最大的收货。   　　大学毕业以后，我带着我的“好人病”来到了职场（事实证明童年对人格影响还是很大的），又面临了一场新的思想轮x。老板给我的任务，我从来不会说不，甚至常看她脸色随时改变我的方向和言辞，每天猜着她到底什么意思。和同事讨论的时候，最后讨论谁来继续做的时候，我总是变成了最后答应做最多执行的那个垃圾桶，经常加班加点到很晚，我总觉得是应该的。中国人嘛，勤劳苦干是祖国教我们的美德。   　　再看美国人？每天都能为一些#firstworldproblem（第一世界问题）抱怨到上级，例如如果持续加班到八点以后，他们就开始会向上级抱怨这样的工作方式没有效率。比如他们如果需要打长途电话，就会要求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手机。如果说常年要见外客，他们就要申请额外的个人预算、以前在MK还有专门的服装预算。   　　让他们做事情前，他们总是要跟你探讨很久怎么样做才是最有效率的process（程序），定制好时间表，所有问题全部问的明明白白了他们才肯动手。   　　老板下令的话，他们会manage up （向上管理）来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感想，告诉老板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如果是隔壁部门需要让他们做任何工作以外的事帮忙的话，就算是亲兄妹也会用玩转的方式pushback（推回）一切份外的事。总之凡事鸡毛蒜皮的事他们都可以拿出来大作文章，保证自己不吃亏，不加点。而且亲兄弟，明算账。   　　有一次我又在加班工作，我的老板对我说：“Doris我很担心你，总是这么加班”，我问她：“我加班你不是应该开心吗，为什么担心？”她说：“偶尔加班我可以理解，如果一直加班就说明责任分配不对，你已经超负荷，长期是不可持续的。这样长期是留不住你了，我也会失去一个好员工。我宁可你自己高兴。”   　　在美国的这七年，我渐渐被他们从一个胆小的“好人”磨练成了一个“自私”的碧池。每次想起童年，我觉得“好人是一种病态”，更觉得“you are being nice because you are just weak你是好人只是因为你太弱，太没自信，太没安全感”。而在这做好人的过程中，我不觉得我真正享受了做一个好人，而是一种被迫的“他人讨好People Pleaser”。   　　而更真实地是我看到，无论我做什么，总是会有人指责、责怪、推卸责任。而我一味地妥协和讨好，不但换不来对方的喜欢，而只会让对方不断得寸进尺，认为我没有原则，则可以“take advantage of” - good workers are only rewareded with more work. （好的员工的最大回馈就是更多的活）   　　为什么会这样呢？无非是因为“我害怕失去”“我把这份工作看的太重”。可是事实上呢？人生也许只有一百年，而工作只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一个支撑方式，真的值得为了这个而放弃自己的生活和快乐吗？   　　在这七年了我很有意识地逼自己做一个自私的碧池，慢慢把别人的眼光、期待、批判全部放下，把重心全部回归到自己身上。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自尊（self-esteem）和自爱。我很高兴我出国，走到了人口密度偏小、又充满奇葩的美国，让我不再为一些纷纷扰扰计较，更有自己的空间看待自己的内心。   　　只有真的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才可以走出第一步来保护自己。在你觉得被他人“欺压”“利用”和“误解”的时候可以举起手并自信的说不，这不是我需要做的事，而不是委曲求全。只有爱自己了，才会想要让自己快乐，而真正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放下别人的眼光和周围的竞争，去勇敢追寻和行动。才会有独立的思考，做真正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也因此，每件事情做的无怨无悔。做我觉得对的事，做我能做的最好的努力，如果你还因此不开心，go fuck yourself。   　　有一篇很有名的美国网络短文叫“the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比如说：   　　或者   　　世界上有那么多需要去担心和管的事情，如果什么都要去在意，那我也太累着我自己了。   　　不在乎别人眼光不代表从此就不关心别人了。而是，我对你好，与你无关。对别人尊重、关心、帮助、温柔是我的礼节，只是它与你是否回报、你的眼光不再有关。我愿从今以后只对我想对她好的人好，把时间从那些只是我想取悦的人的身上转移。善良的碧池只付出不求回报的付出，因为对你的关心是我由衷的快乐。   　　如果还有人因为你是好人而越线？告诉他你做过的所有努力，不要做“无名的雷锋”，并告诉他，如果你再不珍惜我的努力，我不干了。   　　这篇与所有找不到自己、总是委屈自己成就别人、苦于自己胆小不自信的朋友共勉。

加拿大勋章颁发仪式星期五(9月23日)在渥太华的加拿大总督官邸举行。在一百多名今年的加拿大勋章获得者中有46人在今天的仪式上从加拿大总督约翰斯顿手中接过勋章，其中包括加拿大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李胜生(Peter S. Li)。 李胜生是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根据加拿大总督府提供的加拿大勋章获得者介绍，他在该校任教已有40年，著述甚丰，研究领域包括种族和社会差 异。他对加拿大华人的研究被视为里程碑，为人头税赔偿在知识方面奠定了基础，并且在移民融入和移民政策的制定上为政府提供建议。他还是阿尔伯塔大学的移民 研究中心(Prairie Metropolis  Centre)的创建者之一。 加拿大社会学家李胜生(Peter S. Li ) 李胜生在2012年曾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六十年钻禧勋章。  

林荣福与女儿合影。 【编者按】东方资本正在欧洲大肆收购球队，他们带来了热钱，也带来了足球文化的隔阂。欧洲媒体总在质疑：他们懂足球吗？ 从中国商人的海牙队管理闹剧到收购英国阿斯顿维拉，欧洲足球似乎“窥一斑而知全貌”，而这“一斑”就在早些年投入足坛商海的华裔老板们。 他们大权独揽，翻手为云，不按足球规律办事，为了商业利益遗弃球迷百年传统……欧洲对神秘东方的金钱，又爱又怕。 现在，又一位华裔巨贾将一支老牌豪门推上了“断头台”。新加坡华裔老板林荣福治下的瓦伦西亚，摇摇欲坠。 林荣福入主瓦伦西亚。 贷款、撒钱，林荣福的“先手” 新赛季西甲开赛至今，“蝙蝠军团”瓦伦西亚就像自由落体。 这支西甲的传统豪强收获了令人震惊的四连败——如果算上上赛季最后三场的连败，他们在西甲已经收获了历史性的七连败，独享垫底宝座。 而仅仅在一年之前，瓦伦西亚在2014-2015赛季的西甲名列第四，以仅仅比马竞少一分的成绩重返欧冠，人们期待着来自新加坡的林老板，带领这支在世纪之初曾经连续打进欧冠决赛的老牌劲旅，走上复兴之路。 这位林老板叫林荣福，是一位华裔商人。作为一个鱼贩的儿子，林荣福投资眼光可谓高明，手段狠辣。 这在他1996年以仅仅1000万美元收购棕榈油生产商“丰益国际”5%股票的手笔中可见一斑，如今这些股票的价值已经高达7亿美元，相比最初的市值翻了足足有70倍之多。 而在成为全职投资人之前，他在股市上的成功表现，甚至为他在新加坡赢得了“经纪王”的称号；他在新加坡的豪宅，其市值也已经是最初入手时候的七倍之多。 林荣福似乎很喜欢足球。2010年据BBC称，他联系利物浦谈了收购，最终遭遇红军球迷顽强抗议。随后他又想买曼联和马竞，又相继谈崩。 2014年，负债2.75亿欧元的瓦伦西亚进入了他的“法眼”。 精明的林荣福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在首付资金仅2200万欧元的情况下完成对球队的收购，掌握70%股权。 随后他和所有华裔老板一样，第一年开始了疯狂的砸钱，花了1.4亿欧元大肆买人，但他也和所有华裔老板一样，球队就此成了他的“一言堂”。 加里·内维尔的执教堪称灾难。 人情和商业才是NO.1 首先，林荣福把足球玩成了股票和典型的东方“人情交易”。 在入主俱乐部伊始，林荣福便炒掉了2013-2014赛季后半段率领球队取得不俗战绩的主帅皮济，并且任命了缺乏足够经验的葡萄牙人努诺出任球队主帅。 林荣福此举的动机就是希望借此加强与著名足球经纪人门德斯的合作，在球员转会上更有利可图。随后，林荣福挤掉了俱乐部的执行主席萨尔沃、体育总监鲁菲特、技术和球探部主管阿亚拉，正式一手操作转会。 这支重金打造的球队最终取得联赛第四，然而在2015-2016赛季的上半段，球队却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成绩黯淡，努诺随即下课。 而被他炒掉的皮济，便是如今智利队的主教练，不久前刚刚率领球队夺得百年美洲杯的冠军。 在选择教练上，林荣福又把人情和商业放在了第一位。 由于他和曼联92班存在商业往来，共同投资了足球主题酒店和咖啡馆。所以他找到了没有任何执教经验、只凭一张大嘴在电视上夸夸其谈的弗格森弟子——“足坛赵括”加里·内维尔。 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瓦伦西亚队只赢下三场联赛，甚至在诺坎普的国王杯半决赛里被巴萨七球血洗，留下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 内维尔下课之后，贝尼特斯在利物浦曾经的助手帕科成为了临时救火教练。 瓦伦西亚当地的《超级体育报》对林荣福的很多作为也早已颇有微辞，在扶正帕科成为球队主教练之前，该报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希望帕科留任的球迷连一成都不到。 瓦伦西亚在国王杯半决赛里被巴萨七球血洗。 没钱了？那就卖人套现 在林荣福收购球队时，瓦伦西亚债务危机四伏，而他又选择了贷款的购买方式。当时就有媒体称，身家18.2亿欧元的林荣福要在4年内还完全部债务，压力不小。 于是，在大肆采购后，他开始了大肆甩卖球员套现。 这个夏天的转会市场上，葡萄牙国脚安德烈·戈麦斯3500万欧元被卖去巴萨、西班牙国脚前锋帕科也卖了3000万欧元，德国国脚中卫穆斯塔菲更是卖了4100万欧元。 因为受到财政公平的制约，球队只能在高价抛售球星之余，低价甚至是自由转会地引入像纳尼这样已经过气的球星来装点门面。 但纳尼从土耳其加盟之后，甚至还因为球队违规而长时间无法得到注册。 《超级体育报》的记者卡洛斯·博斯奇在专栏中直言不讳地说道，林荣福在体育管理层面的表现是灾难性的，他对于体育专业人士缺乏足够的信任，使得瓦伦西亚就像一支小球队一样，必须依靠出售自己最好的球员来度日。 另一位专栏作者胡利安·蒙托罗则写道：“林荣福在玩弄金钱游戏的同时，也在玩弄着自己的信誉。除了漂亮的女儿之外，他已没有多少口碑可言了。” 在林荣福之前，在英超已经有过两位华裔老板的“血泪史”——伯明翰队的香港老板杨嘉诚，以及卡迪夫队的华裔老板陈志远。 他们都先后将球队带入了低级别的联赛，他们所催生出的共同问题，就是在商业思维和对足球竞技规律的尊重之间，往往缺乏管理的意识。 东方资本的确来势汹汹，但如果不按欧洲成熟的足球规律办事，把足球当作纯粹生意，到头来只会吞下自己酿制的苦酒。

Vansky综述，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否则视作侵权 华人初出国境，见识到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家，总会不自觉的将两国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那么，华人在加国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华人移民和留学生总结的“加国弊端”。   加国是个未经开发的大农村   在中学时，老师们就教过工业越发展，环境就会遭到破坏。比如工业城市应该到处都是大烟囱，到处都是大工厂，到处都是灰尘。这才是工业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啊，高架桥啊这都是城市化的标志。可是加国呢？极少见到烟囱，偶儿见到，还是别墅装饰用的，到处都是清澈见底的河流和湖泊，河边也没有造纸厂啊，炼钢厂啊什么的。空气清新得像原始社会，简直没有一点工业化的影子！   加国人不懂经济   加国虽然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条条公路都通往村庄，可是几乎没有收费站！加国人这么好的巨大商机居然白白浪费！真恨不得马上用水泥在这些路上筑几收费站，不出一个月，肯定可以在西海岸买栋海景别墅。   还有，公路边随处可见宁静还未开发的湖泊，政府宁愿让水鸟随便栖息拉屎，也不会开发个湖景花园大赚一笔。啧啧，可见加国人毫无经济头脑。   加国建筑太原始   除了几个少数的大城市外，根本没有什么水泥和混凝土之类的高楼大厦。   刚到加国时，飞机快降落，看到机场边上大片大片小平房(有人说那是小别墅)，错以为到了柬埔寨。说到水泥和混凝土，简直不敢相信加国几乎没有混凝土的建筑，加国大部分房子都是木头和一些奇怪的材料建成的。用原始的木头做房子，这样看来洋人们的建筑水平是不是还只停留在古时候呢？   加国人不懂吃野味   在加拿大的公路上开车，忽然就有可能从路中间跑出只麋鹿来，眼疾手快刹了车才免一场撞车事件，而且这样的事在通往郊外的路上经常发生，有时候一头鹿就可以毁了一辆车。   加国政府也不知道管管，连马路上的鹿都管不好，还不只是鹿，树林里还有熊和狐狸，野鸟和松鼠随时光顾厨房就更不用说了。   加国小学生没有伟大理想   小学生从小就没有想当大官的意思，班上的干部轮流做，搞什么人人有责。   小学生课后几乎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也没法和中国小学生的家庭作业相提并论。   而且，学校还太偏重于品德培养教育，唆使小孩子们先学会做合格公民，再谈远大理想。做合格公民？整个一个老掉牙的观念。   加国人看点小病都要给自己制造麻烦   先得跟医生预约，看完病，医生给开药方。有些人还得咨询药师。   买药得自己去超市买，不像中国，看完病拿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处方在医院直接买药就行了。 加国的商店也愚蠢到不会讲理   买了的东西几个星期后还可以退，还不要什么理由。为啥不跟买方理论一番，就准他退货呢？！   加国人没有安全意识   加国人很幼稚，他们会随便把书包啊，计算机啊什么的放在图书馆门口，大树底下，完全不怕小偷，真是一点警惕感都没有……奇怪的是，那些小偷都到哪里去了呢?！   加国人胆小   95%司机从来不敢开车闯红灯，99%的不敢抢道；这哪叫合格司机们嘛!虽然99%的加国成人都有车，可开车的方式很奇怪：马路上很多车，却不闻喇叭声，街道安静得不像街道，一点城市的热闹和人气都没有。在咱中国不按喇叭的话，谁知道你有车？!   加国的餐馆没有雅座   要是在加国某个餐馆弄个雅座，老板碰见有钱的喊声：楼上请！那肯定挣几辈子的钱都不够打官司的。顾客来了，指着雅座说：我要坐那个位置！   要是不交钱不让座，那肯定上法院了，老板得按歧视罪处理，那什么精神损失费乱七八糟一加起来，没法计算了。

       近年来，有关中国“精英移民”的报道和评论不绝于耳。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分析，大量报道不仅存在偏差，有关评论也高度政治化了。富人移民既不是舍弃祖国的逃离行动，也没有导致国家的重大损失，而是一种正常的投资和交易行为。 　　已经移民的富人比例并不高 2013年10月的一天，著名导演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 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如果说这只是贾导的个人印象，2011年招商银行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则肯定了他的观察：“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2014年，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更新了这一数字，称“已经移民，正申请移民，和正考虑移民”的富豪加起来占到受调查者的64%。 就我所见，相关报道引用最多的数据就是六成千万富豪“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似乎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富人已经或即将离开中国。 问题在于，究竟多少人已经移民，又有多少人只是想想? “新世界财富”是总部设在南非的一家咨询公司，每年根据世界各国的投资移民数量发布一份全球百万富翁的迁移报告。这里“百万富翁”是指主要住所之外净资产价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相当于中国的“千万富翁”概念。根据2015年的报告，约有九千名中国富人移居他国，仅排在法国的一万名之后，是印度四千人的两倍多。 中国富人移民的绝对规模虽然很大，相对比例却很小。据“新世界财富”统计，2015年中国共有65.4万名百万美元富豪，当年移民占全体富人的1.4%。另据泰康人寿和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5中国高净值人群医养白皮书》，截至2015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21万千万富翁，这样移民率就低至0.7%。 由于中国投资移民热潮从2008年开始兴起，最初几年的人数也就几千，因此可以大胆估算，已经移民的中国富人也就占富豪阶层的二三十分之一。这一比例仍然值得注意，但还不到“60%”的十分之一。由于中国千万富豪增长迅速——《医养白皮书》称2015年比上一年就多出11%——因此他们的移民率很可能还在降低。“新世界财富”的报告这样评价：“从印度和中国迁出移民潮不值得特别担心，因此这些国家新产生的富人远多于离开的富人。” 与此对照，2015年法国和西班牙的富人移民率都在2%左右，希腊则高达5%，俄国和巴西也由于国内问题不被看好。那么，为什么贾樟柯为身边的朋友都在移民而感到震撼?富人移民集中在某些阶层和群体内，特别是拥有话语权的圈子里。这些圈子里的人们因而时常会感到“怎么大家都移民了”，并将这种印象传播到全社会。舆论界流传着一个不实说法——“第三波移民潮以投资移民为主”。其实投资移民只是国人向外迁移的新潮流，在人数上从来没有构成过主流。以中国投资移民最多的美国为例，2014财年美国向中国人签发了九千多张投资移民签证，而当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高达7.6万人。在中国每年迁移到国外的几十万人口中，投资移民仅占很小的比例。 有读者可能会问，2015年移出中国的富人一共有九千人，为何美国一年就发八九千张EB-5(投资移民)签证给中国人，这还不算澳大利亚发的五千张商务创新和投资签证?这是因为投资移民还包括富人们的配偶和子女。假定一份投资平均带来两张绿卡，移往美国的中国富人每年约有四千人，去其他国家的还有五千人，连家属总共不到两万人。从1992年到2014年，美国一共批准了1.3万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申请，我们可以推算，通过EB-5签证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在三万人左右。在香港和加拿大没有关闭投资移民通道之前，我估计各有上万中国富人移居两地。这些年已经移民的中国富人及其家属大概在六至八万人之间，应该属于较为合理的推测。 　　土豪渴求洋身份 已经移民的中国富人在富豪阶层和全体移民中只占较小比例，为什么投资移民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众多关注? 首先，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中，中国都是最大的来源国，有时占到所有配额的八九成。 其次，有移民意愿的中国富人数量远高于已经移民的人数，他们推动着这个话题的持续热度。 再次，富人移民属于中国精英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同人才外流和裸官现象一道成为坊间议论的话题。 若想对这一现象进行准确评价，我们必须了解富人移民的根本动因。 正如“新世界财富”报告所示，富人移民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很多国家都推出了“现金换国籍”、购买房地产和债券，或产业投资的签证项目。然而，投资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一般遭遇了经济衰退或政局不稳，中国相对而言繁荣又稳定，这就显得有些奇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去年曾根据五大迹象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富豪“一脚已经站在国门外”，并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留学，一旦国内有事就会大规模出逃。可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每年仍有三四十万留学生回到祖国。如果预感中国即将崩溃，他们为何还会回来?我在相关访谈中发现，留学生回国主要为了谋求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和吸引力。 与崩溃论类似，国内有些评论家批评不良政策逼迫富人移民。在最近共识网的采访中，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称：“巨富的移民，则多半是因为最近几年的国进民退，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困难，官方想引入民营企业的资本，但又没有一个恰当的方法，导致民营企业家群体忧心资产安全，结果巨富移民人数大增。”任剑涛的观察首先以偏盖全——中国的投资移民的确有相当比例的民营企业家，可还有很多高收入的国企和外企经理，以及律师、演员、建筑师和金融家等职业人士。 资产安全也不是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考虑因素。2015年，汇加顾问集团发布《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该报告称仅有6%的投资移民将“资产安全”列为移民原因，远低于“教育质量”、“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 图 | 2015《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 visas &HUNRUN Report 以上三大因素也是中国媒体报道富人移民时最常提及的原因。富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最关心子女教育和身体健康。从各种国际比较指标来看，发达国家的教育和环境质量确实优于中国，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富人渴望移民——这本质上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投资和交易行为。为子女办理移民身份有利于他们申请发达国家名校，而且也只需要付出较低的学费，父母也可以借机享受国外的美好环境。然而，移民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仍然值得探究。就像富人们购买奢侈品，他们不仅看重其使用价值，也在乎那些商品所显露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富豪们也时常被讥为“土豪”，这正是他们急于摆脱的标签。他们不满于仅仅在物质上富足，而且希望在文化也高雅起来。想做到这一点，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追求“高端大气国际范儿”，在生活品质与西方同步，挤入全球精英阶层。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刘双所言：“对于土豪，还有什么比作为对立面的‘洋’更能摆脱‘土’的形象?”比起其他移民通道，投资移民恰恰是限制最少的一条终南捷径，“若想从此过，只交买路财”。 刘双最近在《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表明，中国富人移民实质上是一种阶层导向的消费行为，也是一种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当亿万富豪已经移民，千万富豪们就得跟着这么做了，否则就会让圈子里的其他人比下去。换句话说，投资移民热潮并非由于发展受阻，正是发展本身导致的现象。 　　移民不移居，左右皆过虑 投资移民的中介业务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产业，据说有国内有数千家大大小小的中介公司，向一位移民客户收取的费用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截至2014年，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一共吸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67亿美元直接投资，并创造了十万多个就业机会。然而，富人移民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恐怕还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在政治领域。 在很多网民看来，富人移居属于“不爱国”，甚至“叛国”的行为，并将“仇富”的恨意集中在投资移民身上。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富人们或是做过亏心事，怕政府追究，卷走财富逃往国外;或是贪污腐败，先将家属送出国，自己身为裸官逐步转移资产。这两种情况不是没有，但不太可能成为主流。根据《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投资移民的资产主要来自投资回报(34%)、公司经营所得(32%)和工资奖金(23%)，长辈赠与只占8%。此外，美国等主要目的国对申请者的资产来源都会严格审查。有位中介顾问告诉我，他所在公司的不少客户由于未能充分说明财产来源而遭到拒签。我们可以相信，大部分中国富人使用合法财产，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了合法身份。况且，他们大多只拥有外国的永久居留权，并没有改变国籍，不应被加上“不爱国”的罪名。 图 | 投资移民的资产主要来源。数据来自2015《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专项调研的受访人平均年龄为40岁，其中年龄在31~45岁之间的人数最多，占比58%;46岁及以上的占比33%;30岁及以下的占比9%。资产方面，受访人平均拥有3千万资产，其中1~5千万区间内的人数最多，占比57%;5千万~1亿的占比7%;1亿以上的占比4%。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像一些评论者那样，担心富人移民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如任剑涛教授在采访中表示：“……产出财富的‘优质’居民大量遗失，而甚少财富贡献能力的‘劣质’居民愤愤指责生活质量下降。国家因之缺少必要的财税来源，陷入管理资源的窘迫短缺。”这位学者其实过虑了。如前所述，每年中国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移民，而富人们的数量却以一成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的确在放缓，可很少有经济学家会将原因归结为投资移民。 更重要的理由在于，很多中国富人“移民不移居”，大部分时间还在国内经营业务，“留住企业家”的呼声就显得无的放矢。不少媒体报道都表明，大部分已办理移民的富人并不会真正移居国外，关键在于获得移民身份，便利子女就学和自己旅行。据《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富人海外投资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16%，仅有5%的受访者将一半以上的总资产投向海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富豪并不是真的要彻底告别中国，只是通过投资移民购买一个洋身份罢了。 由于中国企业家不了解国外市场，也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他们的事业发展还会限于国内，至少短期内不会离开中国。脱离了国内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规则，他们的经营才能在国外并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刘双教授还委婉地指出，中国“体现男子气概”的商业文化，也是很多富人乐意呆在国内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富人让家属或子女作为主申请人，以逃过目的国规定的居住时限。家属作为主申请人在国外坐“移民监”，也方便他们在国内享受自由生活。 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的状况下，投资移民恐怕会存在一二十年。台湾和韩国的发展水平超出中国大陆一截，每年仍有几百人投资移民到美国。不过，这股移民潮很可能不会继续扩大了。由于投资移民项目在很多发达国家受到批评，目的国政府不断提高移民门槛或是拉小门缝，中国富人移民的数量或许已经达到了目的国愿意接受的上限——他们在美国也已开始排队等待进门。中国的富人移民属于发展中出现的现象，也将在发展中消退。我们淡定看待这一潮流便好，不必将它政治化，为或左或右的言论所歪曲。

  波莫那学院的物理与天文学系华裔教授郭绍隆日前前往国王谷国家公园登山健行时不幸遇难身亡。 （取自波莫那学院官网） 郭绍隆于2010年攀登怀俄明州「魔鬼峰」（Devils Tower）。 （取自个人脸书） 攀登Canadian Rockies。 （取自个人脸书） 郭绍隆身穿「远征」字样的绿色T恤，于8月7日在Sasketechewan冰河健行。 （取自个人脸书）   波莫那学院（Pomona College）物理天文学系（Physics and Astronomy）华裔教授郭绍隆（Alfred Kwok），前往国王谷国家公园（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登山健行途中失联，21日校方证实他不幸遇难身亡，学校不少师生留言缅怀。 据国王谷国家公园公布消息显示，50岁的郭绍隆上周独自前往公园登山，原计画从位于内华达山东边印约国家森林（Inyo National Forest）的洋葱谷（Onion Valley）前往国王谷国家公园（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再于周日从Deerhorn山原路返回，但不料到了计画返程日前却迟迟不见现身，20日（周二）被宣告失踪。 20日下午直升机出动搜索，在Deerhorn山的西南面发现郭绍隆的遗体，Deerhorn山海拔1万3270呎，其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 波莫那学院日前证实，物理与天文学系华裔教授郭绍隆死亡。校方表示，郭绍隆多次获奖，是十分杰出的教授。据其Linkedin主页显示，郭绍隆来自香港，随后来美读大学，本科入读圣他克鲁兹加大（UC Santa Cruz），又在耶鲁大学攻读应用物理学系博士学位。随后于1993年进入史丹福大学激光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Free Electron Laser Center）担任研究员三年，1996年在宾州法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四年，2000年到波莫那学院担任物理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ysics），至今已16年。 校方公布郭绍隆的死讯后，其学生及同事纷纷留言表示哀悼，物理系教授Tom Moore说，郭绍隆能给别人带来活力，热爱做一名老师，总是想着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不少学生留言表示，「郭总是在Millikan待到凌晨2、3点，他热心帮助每一位学生，即使是哲学课的学生有不懂问题，只要他知道也会伸出援手」、「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并总是分享一些建议和经验」、「他（郭）是我选择读物理系的原因」、「他很热爱生活，不论是物理学术方面、美食、或是登山方面的心得，他总是乐于与人分享」。 从他的个人脸书上也不难看出，郭绍隆是个十分热爱生活、热爱登山健行的人。脸书上的照片也大多是有关登山攀岩时的照片，人物照或是风景照，不论是头顶烈日还是天寒地冻的雪山，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 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在心中积蓄很久了，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个月。一直难以下笔，实在是因为自己也是被骂者的同类，损敌一千，自伤八百。无奈最后水满自溢，还是忍不住从脑子里破堤而出，落在了笔端。把草稿拿给几个朋友看，有的说好，中肯；也有的说我太刻薄，伤人。也有的说：你找死啊？写这样的东西！就让我心里特犹豫，要不要发出来啊？最后就借着点酒，贴了。酒壮怂人胆，一点不假。只是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儿时看过的一场电影，里面的主角对着步话机大声喊：向我开炮！这几句话算是前言吧！ 到中国旅游，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带着儿子，让他们从小能够切身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到各个历史景点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传承，真是胜过书本上一万个对长城，故宫，兵马佣介绍的文字与图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让儿子去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让他们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弄得儿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尴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譬如，为什么街上的气车从来不让行人？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其实答案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在心中种下太多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尽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终可能仍会是徒劳。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当我的兄弟接上我，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太太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八十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象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而下面的这次的经历，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心理鸿沟。 一次去杭州办事，有半天的空闲，便独自拿了相机到西湖边散步，随手拍拍西湖的风景。这时，看到前面一对年轻男女，互相轮流着在一个景点前面拍照，从言谈举止看，应该是一对新婚夫妇出来度蜜月。心想，一对新人出来一趟，这样互相照相竟不能留个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着那男人手中的相机问道：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个合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无论你到哪里游玩，如果你是几个人在互相照相留影，总会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友善地问，需不需要帮你们一起拍个合影。常常有人这样帮我，我也常常这样帮助别人。可令我万分尴尬的是，那两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立即惊鄂地圆睁了眼睛看着我，满脸的疑虑，将我从头到脚很戒备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步一回头，将手中的相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怎么着也得比他们的要贵好几倍的吧！ 这件事时常让我想起，让我感叹，是什么让他们对别人的友善带着仿佛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怀疑，戒备甚至恐惧呢？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足以表现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药的“美国大傻瓜”的事件之后，让我多少获得了一些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还是在杭州。一次去那里办事，住在世贸大厦酒店，早上到楼下吃早餐，刚坐下，临桌便有两个和尚热情地招呼我与我聊天。我正一个人怪无聊的，便与他们攀谈起来。这两个和尚自称是从五台山来的。五台山我听过，那里的和尚很有名，至少历史上如此，于是我便对他们生了些好感。这样聊着聊着，两人便讲起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后便讲他们的大师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使他们不得不滞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处向人化缘筹集回去的路费。最后就说到我了，说能碰到我并和我这样开心地聊天，可见我很有佛缘，并说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后便请求我发发善心帮帮他们。我虽然对各式宗教向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佛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的。尤其是两位长老话说得如此诚恳，又一脸真诚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夸我，让我的虚荣心十分受用的同时，便觉得如果不有所帮助的表示，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适逢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民币，没多想，便从钱包里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美钞给了他们，问可不可以？两人不动声色地接了，向我的钱包里瞥了一眼，说，能不能再多给一张。这一问，反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了，心里瞬间闪过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谢怎么可以这么贪？便和颜拒绝了，没再多想。 两人匆匆又吃了几口饭，便起身告辞。我也吃完了，跟在他们身后出去。 这时餐厅的领班走了过来与我搭话，问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钱了，当知道我给了他们一百美元后，立即让门口的服务员通知楼下的警卫追了出去。我正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领班告诉我，这两个人其实是骗子，已经在这里多日了。因为他们正正当当地买了餐卷进来吃饭，又看我与他们聊得很开心，便不好过来打挠提醒我。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现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追回损失。果然，等领班带着我走到楼下时，那两个“和尚”已在正要上出租车前被追了回来，领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来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至于后来那两个“和尚”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向杭州当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点儿笑得背过了气，道：就你们这些美国回来的大傻瓜才会上这样的当！让我觉得，这人世间的几十年真是白活了。 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常与几个朋友嘲笑美国人如何大脑简单，呆笨无比，一点都不知道转弯。想不到二十多年下来，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国人眼里的美国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真是很单纯，平日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成心地骗你，大家说话办事也都直来直去，就事论事，用不着天天花时间精力说半截话，或是揣摩别人一句话后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说走到外面还要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防着别人费尽心思设了圈套来坑你。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变笨吗！ 只是，我现在不再嘲笑美国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觉得，生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之中，中国人聪明得可怕而且可悲…… 而美国式的呆笨碰到中国式的聪明，有时候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是我西雅图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一次去中国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掉了一个钱包。秉持着美国式的实在，我的朋友马上过去捡了起来，一边喊着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钱包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反而脚步越来越快，于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往前赶。这时，从路旁一条偏街里就冲出一个人来，做着手势把他拦下，叫他不要声张，指着他手中的钱包说，看有多少钱，两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听这话，哪里同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怎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良心，贪别人的便宜，甩下他继续追赶那丢了钱包的人。那人终于被追上了，收回了钱包，却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反到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让我的朋友十分诧异不解；后来将这件事向当地公司的人说了，经过点醒，才明白，那两个人原来是同伙，专门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钱包里也许只有两百块钱，如果你贪便宜同意和后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这里正分着呢，那丢钱包的人这时就会非常适时地折了回来，把你们两人抓个正着。那与你分钱的人就会顺势一副改邪归正息事宁人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白或几千元来(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声称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数归换，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现在却要变成了几百或几千才能还清了，否则人证物证俱在，只好叫警察来解决。 中国式的聪明机关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据说这样的套子成功率极高，不想碰到了我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大傻瓜，却竟然让那两个骗子徒劳无功。那两人看着我朋友远去的背影，估计一定会哭笑不得，恨得牙根发痒以为出门看错了黄历的。 仔细想一想，之所以中国会有这样的坑骗招数，其实不也正说明了社会上有太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才使他们的伎俩有实施的市场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这难道不应该是从小父母对孩子们最起码的做人的教育吗？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成年人能够忘记这个基本教育而使骗子们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是会被国内的中国人骂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如今中国让我感到叹息的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你要是说中国一点的不好，那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于是不是真的不好，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会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为自己辩护。也有人会说：你以为你在外面时间长了，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其实，我算什么东西不重要，也不是这里谈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谁能讲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心里还有着中国，我完全可以象个局外人一样，对中国的一切缺陷，幸灾乐祸地当热闹看，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  

中国政府从10月1日起，将把在中国的外国人分成A、B、C三类。 「纽约时报」22日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工作许可制度的一部分，旨在通过「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来建设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 报导引述将负责实施该制度的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张建国说，此举的目的是「提高外国人才管理服务水平」。报导说，结束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九个省市的试点后，这一制度将于明年4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 规划中的改革引起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热议。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政府会把我归为哪一类？」 官方数据显示，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约20万名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就业，另有40万名家属。 这一数字看上去并不高。根据在总部位于北京的人力资源公司福瑞恩担任顾问的埃瑞克·刘(Eric Liu)估计，2015年中国总共有约200万外国人，其中有高达30万的非法就业者，这些人拿的通常是旅游签证。他说，中国需要更多外国员工，但他们常常很难获得工作签证。他说，「各种公司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外国人，不管是大型国企还是私企」。 报导说，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可能会被分类感到不安。詹姆斯(James)曾是美国怀俄明州的一名高中老师，现在北京一家幼儿园任教。他想知道中国政府会怎么定义老师。他要求只公开自己的名字，以避免引起雇主的关注。他说，「他们还没公布这个评分制度会怎么运作，这让我感到担心。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成为对中国有价值的人，以及我的定位」。 在研究了仅有的一点信息后，埃瑞克·刘说，老师可能会被归为B类。 詹姆斯同意他的观点。他说，「一开始我对被归为B类非常反感」，感觉他好像是B类员工。但新制度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如果能带来更多透明和责任心的话，我认为会是一件好事」。新制度将通过电脑施行，并与每个来华工作人员的带照片身份证件和号码连线。旧制度的实施主要基于纸质材料。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的「中国组织人事报」给出了更多细节。该报说，A类包括高端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但未给出具体的例子。 B类包括属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短缺的其他外国专业人才，特别是管理和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从事国际贸易、体育、文化和教育工作的外国人会受到限制。 C类包括非技术性或服务性领域的工作人员。该报称，对这类外国人要「严格限制」。 评分将参照工资、受教育水平、汉语水平和年龄等标准。达到A类至少需要85分，B类至少60分，60分以下为C类。

　　在山东某地相亲大会上，一名来自美国的黑人小伙在当地按中国传统方式举办婚礼，来“迎娶”娇艳动人的中国新娘。  

　　受害人江女士20日回想当时仍心有余悸 　　布碌仑八大道19日夜间再爆一起针对华人的暴力袭击案，一名57岁的华妇在家门口遭两名西语裔女子突袭暴打，甚至连华妇躲入屋内后还不肯罢休，抄起折叠椅将防盗门玻璃砸了个粉碎，气焰嚣张。据邻居透露，肇事西裔女子疑似就住在华妇家附近，而且长期聚众在街头嗑药闹事。 　　该起恶性攻击案于19日晚9时许发生在六大道交55街街头，57岁的闽籍华妇江女士当时正在住宅街对面打电话，没想到却被两名二、三十岁的浅肤色西语裔女子围殴，并一路追打江女士至其自家防盗门前仍不停止攻击，疯狂恶行持续5分钟之久。 疯狂歹徒将华妇家铁门外层玻璃砸碎。   歹徒就是用这把折叠椅狂砸铁门。 　　据受害人江女士介绍，她刚刚于去年11月与丈夫一同来美，与儿子儿媳同住在六大道交55街附近一栋民宅内。案发当晚，她接到一通友人来电，为避免打扰别人，江女士就一个人走到家对面的街边空地上讲电话。 　　过程中，江女士注意到与自家同侧相隔不远的一栋公寓楼门前坐着1男2女，都是老外，但没有放在心上。没过多久，她就见两名女子慢慢走到跟前，突然动手推搡，还用英语冲她叫喊，但江女士不懂英文，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更因为害怕二人要抢手机，只得紧紧攥住手机后退，惊慌中匆忙逃回了家门口。但还没等她打开防盗门，就被两名剽悍女歹徒堵在门前，拳打掌掴数分钟之久。 　　江女士心有余悸地指出，当时她在二人围殴中被重拳猛击胸口数下，还被其中一人重重掌掴左脸，巨大力道打得她当场耳鸣。而江女士的丈夫郑先生刚好返回住家，看到妻子遇袭马上冲过来施救，结果不但没能解围，两夫妻还一同被女歹徒肆意暴打。 　　在两歹徒激烈攻击过程中，其中一名女子因为太过亢奋，一个不稳滚倒在门前台阶上，这才给了挨打的华裔夫妇喘息之机，赶紧拉开防盗门躲进屋内并大声呼救。出乎江女士意料的是，肇事歹徒眼见“猎物”逃脱变得更加疯狂，冲着防盗铁门一顿拳打脚踢，随后更抄起门口一张折叠椅，将防盗门外侧的玻璃砸了个粉碎后才逃离现场。 　　在附近邻居帮助报警下，辖管当地的市警72分局警员迅速赶往现场调查，但没有搜获两名肇事西女。受害者江女士则被送往信义会医院急救，左脸用冰袋冷敷过后耳鸣才有所好转，所幸未在袭击中遭受更多伤害。 　　江女士形容说，当时殴打她的两名西语裔女子中一名年纪20多岁，一名30岁左右，都是金发浅肤色的大胖子。一位久住社区几十年的老先生表示，肇事女子似为两姐妹，就住在江女士家附近，脾气火爆，常与人争吵。而一位邻居余先生则表示，经常看到江女士所指嫌犯曾就坐的公寓楼门前，有多名男女聚众吸毒嗑药，搞的整栋公寓恶臭冲天，甚至还曾因此遭到逮捕，但后来又被放出，而袭击江女士的两名西女疑似就在其中。  

　　美国科学工程及医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大量涌入的移民已成为美国政府资金流失的负担，因为移民每年从政府获得多达2960亿元福利，远超过所缴的税。该研究发现，创纪录的新移民正让国家财政紧缩。 　　这项定2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移民拉低了美国人的收入，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劳工，冲击特别严重。 　　该研究还发现，新一代移民的同化过程并不如之前移民那样顺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新移民在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的欠缺。以墨西哥移民为例，在过去20年普遍面临的问题即为学习英语困难。 　　这份研究报告是对之前美国移民假设的挑战。作为移民政策的拥护者，白宫始终强调，推动无证移民合法化，以及合法移民的增加可以为政府增加数十亿元的收入。 　　该研究共分析八种不同的"想定"(scenarios)状况，在计算每一种想定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收支後，最终发现不论何种想定，移民最终都成为政府的负担。在最坏的想定中，2013年美国政府在移民身上的支出多达2960亿元，即使是最好的状况，政府也在那年多支付430亿元。 　　在某些想定中，联邦政府从移民身上的税收获益的确高於支出，但各州和地方政府却始终是付出更多。报告认为，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需要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资金。 　　这份报告公布的时空，正值大量新移民涌入美国。在30年前，美国每年接收的移民大约是60万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年接收的合法移民数已经超过100万。2014年，美国的移民数为4230万，大约占到人口总数的13%。

有一位加拿大朋友说他所在的社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栋房子总是进进出出十几个人。"一层的大厅里被隔成很多个方块，从墙壁的这边看不到那边。""他们在干吗？"我不得不给这白人朋友解释，屋主是把大房子隔成了很多小房子租给了别人，并不得不解释，在中国国内人口密集的很多大城市的房子都是这样被打成隔断出租的。加拿大朋友睁大了眼睛，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当地人的一栋房子即便家里有3个孩子也仅仅住5个人而已。     虽然我理解把房子打成隔断出租的新移民，但估计当地的居民很快会向房屋的管理方反映情况，隔断很快会被拆除，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但当地人对华人移民的看法却完全改变了。 我的同事麦克是个挺神气的大帅哥，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是我所在部门的系统管理工程师，年收入7万多加元，比加拿大同龄人的平均收入高了一倍多。麦克6年前结婚，之后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3年前买了一栋大洋房，生活可谓美满幸福，典型的北美中产阶级。 可是，近来他像变了一个人，瘟鸡似地时常唉声叹气。按说在欧美不能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昨天忍不住开口问他：有什么不对吗？没想到他瞪了我一眼，说道："都怪你们中国人！"我一愣，忙问怎么回事儿。原来，多伦多的房价这些年一路飙升，已然大大超过了当地收入的增长幅度。多伦多，去年房屋均价持续疯涨至43万加元，涨幅达12%，温哥华的涨幅更高至18%。就在全美房屋均价跌破18万美元之时，加拿大的房屋均价却飙升至33万加元，几乎是美国的一倍。 麦克购买房子时，房价已经高处不胜寒，因为北美多年来，房价一直维持在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一到二倍之间。而他买房时，多伦多房价却已超过他们夫妇年收入的4倍了！按北美人的生活习惯，孩子大了必须分房而居，享受各自的自由空间，麦克只能硬着头皮买大房。当然啦，收支相抵的日子过得紧绷绷，而且由于房价上涨了，政府收取的地产税也水涨船高。加拿大的房产税是从价税，市政府对每一个物业逐一估价，业主按估价交税，所以房价越高要交的税金就越高。最倒霉的是一年前他老婆被裁员，直到六个月后才找到新工作，但薪水比先前少了不少，家庭收入缺了一大块。 想想也是，麦克太太的收入只够请人看孩子、伙食及零用；而麦克每个月税后拿回家的钱，扣去房屋贷款、房屋保险、地税、汽车贷款和汽车保险几项大开支，再加上旅游度假娱乐等等，每个月都有几百块钱的大缺口，日子过得入不敷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白人家庭，生活按部就班，上学、结婚、生子，然后养孩子、养狗，工作、付账、听歌剧、看电影、旅游、减肥、看病、吃药……在他们的观念里，人生就该如此。 "但这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问。 麦克说，你们中国的有钱人，来到这儿有了一套房子还买第二套，买了两套又想买三套，甚至四五套，一门心思靠炒房子投机赚钱，一个新楼盘一开盘，70%的买家都是中国人；一套二手房一上市，中国人就争先恐后拼命地抢；中国人可以不上馆子、不进电影院、不去歌剧院、不购买图书、不到体育馆看球赛、不出去旅游、不上健身房，一心一意买房子买房子，哪怕自己没钱也要四处借钱去买房。多伦多的房价就是这样被你们抬高了。我们都住不起了。我父母已经退休了，原本准备在老房子里安度晚年的，结果他们的房子也涨了，物业税也随之涨了一倍多，搞得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将房子卖了，多伦多待不了了，搬去了伦敦（安大略省的一个小城），害得我每次去看他们都不方便了。我今天的生活状态全拜中国人所赐，逼迫着我像你们那样生活。不怪你们我怪谁？

    在美国，无证移民如果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可以通过检举加害人并配合调查，而获得U签证留在美国，3年后可转为绿卡。据报导，这个U签证已成为法律漏洞，无辜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反成为“受害者”。 福克斯新闻8日报导，蕾妮。孙（Renee Sun）女士的21岁儿子，就读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一年前，一名来自蒙古的女学者，主动接近他并要求约会，和他一起上瑜伽班，了解他的信仰。 交往期间，这位女朋友经常上演分手泪崩剧，每次都要求他“发短信”。孙女士的儿子和家人直到他被莫名逮捕后，才明白中了这个女朋友所设的陷阱，因为她向警方报案称孙女士的儿子跟踪她，证据之一就是他过去发的短信。 孙女士说：“这是典型的设圈套诈骗美国年轻人的案子，这名女子的目的是为了她还有她的整个家人，获得合法居留美国的身份。找到像我儿子这样的受害者，他们可以因此留在美国，并立即享受所有的社会福利。” 移民专家和孙女士相信，这名女子利用U签证的规定，制造她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孙女士的儿子是加害者的事证。 多数妇女和儿童，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不了解法律和担心被驱逐等原因，遭到私贩人口、家庭暴力、性攻击和其它虐待等犯行时不敢报案，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美国在1994年制定了《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纳入U签证，帮助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合法地留在美国。 孙女士的儿子被检察官指控跟踪罪，在一审中陪审团僵持不下，但在第二次审判中，他被认定有罪。孙女士说，他们正在考虑上诉。 专家说，这个案子并不是先例，精明的骗子已知道如何利用漏洞，合法居留在美国，甚至入籍。 华府移民政策中心政策研究主任沃恩（Jessica Vaughan）表示：“听闻美国公民被设圈套，感到很难过，他们被骗后，不只是心灵受到创伤，有时银行存款被骗光，而名声也因此下降。这应该是推出U签证规定时即可预见的结果。” 近几年向美国移民局递交U签证申请案的件数激增，由2012年的24,768件上升到2015年的52,666件，预计今年会来到近58,000件。沃恩认为，家庭暴力或其它犯罪应该不致于突然增加这么多。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退休官员桑普森（John Sampson）表示，孙女士的儿子如果真的是跟踪狂，那名女朋友有很多方法可以制止他，例如封锁他的电话号码，或者另外买一支新手机，告知他的家人，申请禁制令等，为何她都没有采取这些作法？ 桑普森说，跟踪、骚扰或家庭暴力是最常被用来设圈套取得U签证的犯罪模式，其中骗婚再设计家庭暴力是最常见的。不幸的是，大多数法院和检察官完全不知道圈套的存在。 根据ICE的统计，美国每年因婚姻关系取得移民签证的件数逾45万件，其中近三成涉及诈骗。 曾被外国人骗婚的新泽西州居民玛丽亚。埃莱娜。洛佩兹（Elena Maria Lopez）经营一个网站，教育公众注意这种诈骗行为。她说：“对外国人来说，要得到快速绿卡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自称是美国公民配偶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因为这样可以绕过背景调查快速得到绿卡。” 洛佩兹表示，虽然美国免费提供移民法律帮助，包括移民欺诈，但对被骗的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并未提供这类法律协助。 ICE土安全调查发言人贝内特（Dani Bennett）表示：“这些类型的欺诈行为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漏洞，使犯罪分子和其他恶意犯罪者获得进入并留在美国的机会。” 退休的ICE官员阿诺德（Claude Arnold）表示，1994年《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的制定，确实是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但有时法律会陷入两难局面，一方面想要保护真正的受害者，一方面又成为欺诈者利用的漏洞。

   “夜晚的世界是多么悲哀啊！如果你曾背着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走过世界，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第32章《永久避难所》 “孤独的人们啊，他们从哪里来？孤独的人们啊，他们属于哪里？” ——披头士歌词 目前，国际人口迁移已经吸引了空前的公共关注。除了欧洲严峻的难民危机外，“绝望孤狼”恐怖主义现象近期也在许多国家更频繁地出现，袭击者经常是移民。这也许不幸地证明了，移民问题可以造成道德、心理与精神方面的困境。 在许多国家的公共讨论（包括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中，一个无处不在的问题是，本国是否需要外国人，是不是应把他们赶走。尽管许多学者言之成理地主张，移民能给一国带来经济好处，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但民众仍然有一种合理的不安全感，或是当听到有关恐怖主义的消息的时候，或者仅仅是对外貌、习惯不同的人感到不悦。 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寻求归属的需求。因此，从移民的视角来看，如果融入一个社会面临重重困难，如签证、居住许可、工作许可等方面无穷无尽的法律障碍，这就会令人倍感挫折。但移民的观点经常会被低估，这就导致，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全面理解这种挫折感，而大多数从未在外国生活过的人，则通常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我以不同身份介入过移民问题——移民、学者、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人员。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有一些简单的办法，既能节省政府的资金，又能大大缓解移民的受挫感。我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个原则：为了创造一种良性的移民循环，移民政策应该优先考虑渴望并有能力成功融入的自立移民。 形成更公正的看待移民的心理 许多人批评，在移民等领域实行“达尔文主义”原则，帮助“最能适应者”，是太过资本主义、甚至太过犬儒的做法。不过在我看来，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向急需帮助者施援，而是说，在任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首先援助愿意“积极地”接受援助的人。这是指，接受援助的移民应当证明，他们有能力利用资源实现自立，最好是达到能反过来帮助其他人的程度，这就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并降低最初援助他们的人的负担。 但不幸的是，许多国家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引发了恰恰相反的恶性循环。这些政策限制适合移民者的机会，将主要援助资源用于帮助那些绝望的人，但最终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包括维持官僚化的移民管理机构的费用。这些政策最终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不开心，既包括移民，也包括本国国民：一些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一些雇主的自由雇工权受限；与外国人建立亲属关系的人，也会体验到对方的挫折经历。 总体事态证明，每当异文化外国人的人数变得足够多时，社会紧张就会加剧，而不论哪一方成为少数群体，其处境都必然会变得脆弱。理论上说，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染上极端民族主义，甚至于做出集体决策，驱逐所有外国人，就像自古以来犹太人的遭遇证明的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外国人而言最好的保障是，赋予他们公民权。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成为公民，迟早“外来公民”就会变成多数，本地居民变成少数，就像罗马帝国所经历的那样。“新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未来几十年里，类似的变化可能在欧洲很多地方发生，包括我的祖国俄罗斯。 寻求移民难题的解决方案，就像莎士比亚说的“生存还是毁灭”一样，令人两难。但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有情感、有快乐与痛苦的鲜活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保持一定的公正性。为此应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外国人移民到某国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应该授予移民公民权，至少在法律上不再将其视为外国人。 负担、收益与人道主义 移民通常分为两类，自愿移民与被迫移民，前者通常指经济移民，后者通常指难民。尽管“难民”一词的法律含义有多样性，但为简明起见，我把被迫迁移的人都称为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当前全球有6530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比十年前高了两倍多，而且正在以每天3.4万人的速度增长。 不幸的是，在对待难民时，国家利益和机构利益经常会压倒对难民个人经历的考虑。各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谓的“负担分摊”问题：如果一国发生一场战争，导致大量难民流亡，而接纳难民又几乎肯定会造成经济及其他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国家应该为收容难民负起责任？ 一个理所当然而且符合公正原则的回答是，哪些国家为战争的爆发负责，就应该承受难民带来的成本。但现实中，如果这些国家与难民母国正处在冲突状态，难民也许会觉得那里不安全，在情绪上不愿意去，同时，地理距离、法律障碍等原因也会导致难民无法前往。因此，直接承受难民负担的国家将成为冲突区域周边的国家，如叙利亚冲突中的土耳其，或者在冲突中中立的国家，如乌克兰冲突中的中国（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根据我们的分析的确应包括中国）。 让这些国家承受难民负担也许显得很不公平，除非它们能有效地将难民纳入本国经济，并赢得利益。历史上的著名例子是，二战中逃离欧洲涌入美国的难民，给美国科技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爱因斯坦就是最杰出的一个例子。 但是，二战难民带给美国的好处并非常例。在“联合国难民公约”（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其执行）之下，许多国家制定了极为复杂、成本极高的“官僚主义、条文主义”程序来确认难民。要通过确认程序，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还可能发生可上诉至最高法院的法律纠纷。这会给政府和私人造成资金损失、时间浪费和机会流失。 受关注较少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处境类似于难民的移民。这些移民在外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失去了与母国的所有联系。欧洲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引入了大量移民，随着这些移民年纪增大，大多数欧洲国家向其开放了入籍程序。 在中国，目前为止外国移民的法律地位问题一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因为其占人口的比例很低。因为人数少，所以政府也能以特殊对待而非系统化的方式处理移民事务。但这一情况可能在近期改变，因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将达到退休年龄，同时更多移民将会来到中国定居。 处理原则：迅速、有效、简单 2006年，我曾协助一个法国移民机构简化其移民和公民申请程序。我认为我们采取的一些简单的措施，既有助于缓解移民的紧张情绪，也能节省政府资金，并可由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借鉴。 首先我们确定，优先考虑法语流利、能正确填写申请表格的移民，这是一种公正的做法。尽管这看起来是常识，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政府政策规定，官员应当鼓励移民学法语，帮助他们填写申请表，以支持他们的“融入”。我们做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那些已经做了必要的努力来学习法语、为融入社会做准备的人，我们优先考虑，这会激励其他人自发向他们学习。 第二，我们觉得，把资金花在增强移民能力、能带来知识或经济产出的项目上，要比用于确保限制移民措施的执行好得多。比如，假设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为愿意提升语言技能的移民设立学习班，另一个是给没有犯罪嫌疑的移民买回程船票，这些移民的唯一错误是未能严格遵守复杂的、经常是自相矛盾的移民法规。我们把政府资金花在哪一项上更好？我们发现第一项大体上是更理性的选择。 显然，移民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接受国愿意将其劳动力市场向移民开放、允许移民与本国国民竞争的程度。基于我（可能有些主观的）观察，对本国国民保护较少的国家（大多是普通法国家）会比更惧怕竞争的国家（通常是大陆法系国家）更顺利地解决移民问题。 例如，当2004年欧盟扩围、十个新成员国加入时，英国、爱尔兰和瑞典是仅有的三个立即向新成员国劳工直接开放国界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大都实行了过渡性限制措施。又如，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这个国际组织主要实行美式管理文化。世界银行鼓励员工介绍达到条件的配偶申请空缺职位。一份指导意见很直接地说明，聘用员工配偶既能让员工心理变得更稳定，又能节省新人培训费用，因为“你在家与配偶分享工作经验时就已经培训了他们”。 基于此，一些想法可能对中国有参考价值。一个是，允许外国学生合法地拥有兼职工作，这已经是许多国家的做法。这项简单的政策可以提高学生的自立程度，降低其对奖学金的需求。另一个是，向本国人的外国配偶开放劳动力市场。家庭团圆是一项价值观，家人应该被允许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国人的外籍配偶没有就业权，或者就业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后者是中国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谁来养活这些外籍配偶及其子女？这种政策最终惩罚得最狠的人，很可能不是外籍配偶，而是本国公民。 让我用一则轶事结束本文。法国中央政府规定了必须遣送出境的外国人数的目标，为了完成该目标，一个法国警察情报部门有次想出了一个很绝的“高卢幽默”办法。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将加入欧盟，在那天之后，罗马尼亚人再次进入法国就不再需要签证。2006年12月，这些警察情报人员与一些罗马尼亚非法入境者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他们将花政府资金“在圣诞节前夕遣送他们回国”，但在圣诞节假期后，他们就可以安全返回法国了。显然，这项安排成功地实施了，但如果被公之于众，显然会让很多法国人，而且不仅是法国人，感到多么嫉妒啊。

    加州州议会的一些民主党成员星期三来到美国首都，呼吁奥巴马政府准许非法移民购买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加州的国会议员也以书面发出同样的要求。 加州州参议员里卡多·拉腊和其他几位民主党成员星期三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他们公开造势，要求给没有合法证件进入美国的加州移民提供健康保险。他还和联邦官员会面，并要求加州的共和党国会成员支持他的要求。 要求豁免限制 根据可负担健保法，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健保的规定，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不符合购买健保的条件。奥巴马总统当年争取健保法案通过的时候，曾明白表示，可负担健保法的补助不会包括非法居留美国的移民。 然而，加州州参议员成员拉腊指出，他们只是要求华盛顿许可，豁免无证移民不得加保的规定，让更多的人购买保险，让更多人取得预防疾病的保险，他说，健康保险是人权，不是特权。 加州国会议员声援 加州的国会成员也发表37人联名的公开信，要求奥巴马总统批准豁免的请求，如果获得批准，加州将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允许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人购买政府健保计划的州。 加州是美国第一个提出这个计划的州。卫生官员多年来一直努力为非法移民提供预防性的保健措施。许多有非法移民成员的家庭往往不敢参加健保，担心会因此导致家人被递解出境。 联邦政府有180天的时间做出决定。拉腊表示他不肯定政府最后如何决定。

2016年9月22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指导和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下，经湖北省委追逃办协调督办，武汉市委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扎实工作，“百名红通人员”第65号蒋谦主动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 蒋谦，男，1968年3月5日出生，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涉嫌贪污、滥用职权罪，2011年11月逃往加拿大，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3156/5-2012。 湖北省、武汉市高度重视该案，按照追逃与追赃并重的工作思路，组建专班开展调查取证，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加强与加拿大双边司法执法合作，集中各方力量、采取多种措施强力推进该案追逃追赃工作。在法律威慑、政策感召和亲情感化下，蒋谦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据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12月依法裁定对蒋谦违法所得的折合1400余万元人民币的款物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