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一名中国男子来加拿大学英文并花钱与本地加拿大女子假结婚，在假结婚的期间，有女子在中国为他生下两名女儿;男子後来离婚并另外与本地一名华裔女子结婚，第二任妻子也已怀孕，该男子却被查出假结婚而面临遣返。男子入禀联邦法院提请司法覆核，请求法官考量未出世孩子的利益，允许他留在加拿大，但法官却认为，男子在中国的两名未成年女儿的需要也需要考虑，本国不能只考虑加拿大孩子的权益，因此驳回其申请。 　　法庭判决书显示，中国公民邱北迪(Beidi Qiu，译音)在2005年约19岁时持留学签证入境，他到加拿大学英语。邱在2006年时经同学介绍，认识加拿大女子Elizabeth Lenh，他总共付4.6万元给同学，请同学代为安排他和Lenh结婚，接着 他在境内提出配偶移民申请，在2008年1月成为永久居民。邱和Lenh则在2010年7月离婚。 　　判决书指出，在邱与Lenh仍未离婚前，Lenh其实和不同的男人有真实关系，一直持续到2013年。而邱也与一名在中国的女子有一段关系，该女子还为邱生下两名女儿，分别是在2008年2月出生，以及2009年9月出生。 　　邱在2013年时取得对两名在中国女儿的监护权，之后女儿们便与邱在中国的父母同住，并由邱父母照顾，家里还请有佣人协助照顾。 　　邱在2014年又与一名在加拿大的华裔女子王静香(Jingxian Wang，译音)发展出新关系，两人在2015年5月结婚并住在一起，与他们同住的还有王与前度关系生下的5岁儿子。邱说他对继子提供财务、体力及情绪上的各种支持，对其关怀备至。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图)在2013年时对邱与前任妻子Lenh展开调查，怀疑两人假结婚，而邱当时则提出书面说明，坚称他的婚姻是真的，而他更造假了一份房东声明，指他和Linh当时同住。 　　CBSA后来认为有理由相信他涉及移民造假，并在2014年2月采取行动，采取步骤取消其永久居民的身分，并安排"移民资格聆讯"(admissibility hearing)。 　　邱在出席聆讯时，终於坦承他与人假结婚，承认其实他来加的最终的目标，是能够与一名加拿大女子结婚，并永远留在加拿大。移民部对他发出驱逐令(removal order)，邱向移民上诉部门(IAD)上诉决定，请求考虑他在加拿大即将为人父的人道立场，但遭IAD拒绝。邱随後向联邦法院提出司法覆核申请。 　　邱对联邦法院法官指，IAD在一项关键证词上出错，将他对CBSA提出的"书面说明"(written submission)造假，写成是在"访谈"(interview)时造假，他认为由於IAD犯错，所以要求有重审机会。 　　不过，联邦法院的法官索斯科特(Richard F. Southcott)认为，就算IAD将"书面说明"写成了"访谈"，但如此微小的出错，无法改变邱造假的事实，即使当时CBSA已经开始调查，他都还提供假的房东证明，造假意图明显。 　　邱又指摘IAD不考虑他在加拿大即将出世孩子的权益，只着眼於中国两名女儿的权益。但法官反驳说，IAD在决定时已同时考虑到在加拿大孩子，以及在中国孩子们的权益，所以决定拒绝邱的上诉，认为权衡邱所有孩子的权益後，则邱更需要回到中国。 　　索斯科特在2月16日作出决定，驳回邱的申请。  

　　移民部一项内部研究指出，与加拿大出生的劳工相比，移民较可能从事需要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的工作，以及从事体力工作，而较少从事管理工作或是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  　　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透过《资讯自由法》(Access to Information)，取得移民部对移民在抵埗后所从事工作是否与其教育程度相符的研究，该研究并比较移民与加拿大出生者，在工作与学歷不相称、学歷过高(over-educated)上的差别。 　　研究发现，与加拿大出生的劳工相比，移民较可能从事需要大学毕业的专业的工作，例如建筑师及工程师;需要中学学歷的工作，如长途货车司机或餐饮服务人员;以及从事体力工作，例如清洁工或果园採摘工人。 　　研究指出，与加拿大出生的劳工相比，移民较少从事管理工作，或较需要专门技术的工作例如主厨、电匠或水管工人。 　　研究指出，移民如果语言及数学能力较好，即有可能从事较高技术要求的工作。不过，研究也发现，语言能力高的移民与加拿大出生劳工相比，仍较不容易从事管理工作，而是较可能从事专业工作。 　　研究亦发现，随着抵埗时间愈久，工作与学歷不相称、学歷过高(over-educated)的比例会逐渐降低。以抵埗5年内的移民为例，移民学歷过高的比例达到68%;抵埗6年至10年其比例降至55.9%;而抵埗超过10年以上，学歷过高的比例降至45.7%。 　　不过，研究发现，移民超过10年以上的移民，学歷过高的比例仍是高过本地出生加拿大人的比例，加拿大人学歷过高的比例是34.4%。 　　在就业收入的比较方面，抵埗超过10年及以上的移民，与加拿大出生者的收入已经非常接近，比新抵埗的移民高出很多。

加拿大永久都要合乎5年里住满2年的规定。 　　一名拥有永久居民身分的女子，因居住加拿大时间未达到5年内规定住满2年的标准，被移民部官员决定身分失效。该女子以人道和同情因素提出上诉。移民部上诉部门考虑到上诉人一对年幼子女都在加拿大出生，接受她的上诉。 　　这位T姓女性於2011年3月30日成为加国永久居民。按照规定，从那时起到2016年3月30日，她需要在加拿大住满730天(2年)。但是她实际仅居住了550天，短缺180天。 　　她生於1991年，2009年结婚。她丈夫目前并未住在加拿大。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在加拿大行医并不容易。但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加国出生，年份分别是2014年和2016年。 　　她在上诉中并没有质疑移民部官员决定的合法性。但是希望法官考虑到她的具体情况，给予人道和同情的待遇。 　　首先，她短缺的居住天数并不算特别大。毕竟5年当中她在加居住了超过500天。 　　同时她有2次离开加拿大比较长的时间，都获法官认为情有可原。 　　一次是2011年8月，她离开加拿大去接受生育能力的检查和治疗。那次疗程超过了预想。另外一次，她於2015年9月离开，至2016年3月才回来，历时半年。但那次是因为她的契妈患了胰腺癌，已经到晚期。而她的生母早於她7岁时已经去世，契妈很早就认了她，并养育她长大。所以她回去陪伴她。 　　此外，2个加拿大孩子的最佳利益，也需要考虑。T姓女子称，她的孩子们留在加拿大要更安全，和获得更多机会。尤其是，在她的故乡仍实行妇女外阴切除的仪式。她自己就曾被迫经受此种野蛮行径。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再吃这份苦。 　　法官同意，就孩子们的最佳利益而言，他们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加拿大成长最有利。 　　法官称，T姓女子和她的孩子们目前已经相当充份地融入了加拿大社会。她现有一个银行户口，并为孩子们的教育储蓄户口存钱。她还打算在本地开设餐馆，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中。 　　上述一切情形，使得法官认为允许她上诉是有充份理由的。  

　　加拿大《移民及难民保护法》（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Act，IRPA）第28条规定，永久居民必须满足法律所规定的居住义务。 　　在任何一个5年的区段内，永久居民必须有730天满足下列情况，才被视为满足了永久居民的居住义务： 　　1.本人在加拿大实际居住； 　　2.永久居民在国外居住，但是为了陪伴其加国公民配偶、同居人，或是子女随同加国公民父母在国外居住； 　　3.永久居民是受加拿大公司全职雇佣，派往海外从事商务活动，或是由联邦政府或省政府派驻到海外工作； 　　4.在第3种情况下，永久居民的配偶、同居人或是未成年子女也允许陪伴在国外居住。 　　《移民法》规定，当永久居民面对移民局审查其是否满足居住要求时，必须满足下列两种情况：一是移民不足五年的永久居民，要证明其在取得永居身分后的五年内，能够满足上述居住要求；二是取得身分超过5年的永久居民，则要证明他们已经满足了有关的居住要求，以继续保有其永久居民身分。 　　移民官有权以人道理由予以赦免 　　如果因未满足居住要求而剥夺当事人的永久居民身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利益，那么由孩子的最佳利益出发，移民官员可以以人道理由考虑赦免违反居住要求的永久居民，保留其永久身分。在这一个过程中，作为人道理由的孩子的最佳利益考虑，必须胜过其违反居住要求的考虑。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办事处在每月总结中，提及一宗持旅游签证入境华裔妇人，希望能延长居住申请，其理据是居于加国的丈夫患严重残疾，女事主有家庭责任伸延逗留本国照料年幼女儿，且等候申请永久居民结果，其延长居住申请被移民局官员否决，接纳该华妇上诉的法官认为，该名官员缺乏周详考虑申请人的苦衷，且其申请是符合程序。 　　移民、难民及公民办事处其中一宗个案，是一名来自香港的华裔女子，其丈夫及女儿在本国居住，但她并非本国永久居民，她自2008年开始以旅游签证方式，到本国照顾丈夫与女儿，其后她以旅游身分多次进出本国。 　　年前该名华裔妇人因旅游签证期限将至，向移民部申请延长旅游签证时间，其申请遭移民局个案官员否决，该名官员的理据是相信申请延时的华妇，很有可能在延长签证到期后不离开本国，认为她会继续留在本国，并把自己视为暂时的永久居民般生活。 　　纵使申请延期的华妇向个案官员表明等候人道申请审批，基于要照顾家庭为由提出相关延期申请，个案官员不为所动，坚持相信申请人因正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故她不会在延期后签证到期时自动返回香港，因而拒绝其申请。 　　华妇就个案官员决定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法官认为个案官员完全没有考虑原讼人所提供的种种证据，且对其延长旅游签证申请背后苦衷，采取视而不见态度，有关官员在处理该申请的做法并不合理。华妇延长旅游签证申请获得发还重新审理。

　　■2015年在国外申请加国护照的非本国出生人士，以中国人数最多。资料图片 　　■本地移民顾问黄国为 　　不少已入籍加国但非本国出生人士，选择回流原居地或到其他国家工作与生活，即使其加国护照到期，也因种种原因在外地的加国领馆申领护照。根据加国移民部统计2015年在国外获批护照申请者数字显示，中国是海外申请本国护照最多的国家，其次是黎巴嫩与墨西哥。 　　由加国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主编的《移民资讯汇编》（Lexbase），根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办事处于去年中收集2015年，世界各地申领加国护照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共逾18万非本国出生人士申请加国护照，于加国发出非本国出生人士申领护照接近64,000本。在国外申请人数最多是中国，有10,135本加国护照是在中国的加拿大领馆发出的。 　　本地移民顾问黄国为相信此数字，或仅反映加国驻北京大使馆或在广州领事馆非本国出生加籍申请人领取护照数字，当中未必包括在本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数字。 　　他称在海外国家申领加国护照，大部分属旧护照到期后申请新护照。谈到中国是加国国土以外，最多非本国出生加国公民申请护照的国家，然而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黄国为指有本身中国护照尚未到期的加国公民，或仍会使用中国护照回中国，以便处理其国内事务。 　　入境须持加国护照 　　他称其实有部分拥有加国公民身分、来自中国大陆人士即使取得加国护照，为方便在中国大陆处理业务会使用仍有效的中国护照，黄称若这类人士经由香港出入境，基本上未必有问题，但若经上海或北京等大城市离境，或会被海关从电脑检视出来并阻止其出境，要求他们处理好身分问题才获准出境。 　　另一情况是加国现实行公民必须持加国护照入境，即使持中国护照的加国公民，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必须出示加国护照，这是同时持有中国与加国护照人士应该注意事项。

从200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来到广州从事国际贸易，宝汉直街一带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区。 2013年，摄影师李东搬进了宝汉直街，在一栋全是非洲人的城中村住宅楼里，他租了一间5平米的房间，历经8个月，记录下2014年前非洲人在这儿鲜为人知的生活。 每当暮色渐深，宝汉直街一反白天的冷清，开始热闹起来。 莫利是李东的邻居，第一次来中国闯荡的他，还是宝汉直街上的“新人”。莫利的父母看到家族里的哥哥在广州打拼七年多发了大财，于是倾尽全家财力，凑了1600美金，拜托这位哥哥带莫利来广州淘金。 他们似乎觉得广州遍地是机会，赚钱就跟上树摘果子一样容易。 莫利从没出来过，大城市里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租了一间12平米左右的房子，租金1200元，不包括水电、通讯等费用。 这里的房子租给非洲人会贵些， 家电和家具的磨损率高是一个主要原因。 “他们的块头太大，上次那个‘鬼佬’把床都坐塌了。”一位房东抱怨道。甚至有些人来自原始部落，不会开锁、使用空调、煤气灶等电器。 而且住的人也多，通常一个人登记，却四五个人居住，房东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唉，人家背井离乡的也不容易嘛。”图为莫利在家中做祷告，他是一位穆斯林。 电视里的非洲音乐响起，莫利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 摄影师李东第一次来到莫利的房间时，他打开了一个箱子，从中轻轻拿出一件皱巴巴的长袍穿上，说这是家里人为他来广州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倾力缝制的精美驼毛绒长袍，可哪里知道这里这么热，根本没法穿。所以一定要穿上拍张照片，好给家里人一个交代。 在广州，莫利主要跟着开贸易公司的哥哥做事。因为在中国的援助下，苏丹目前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也在大兴土木，所以哥哥让莫利去寻找合适的工程设备供应商。图为莫利白天忙于各个批发市场，晚上就会泡在宝汉直街和环市路交界的苏丹餐厅里，和朋友交流信息以及收获。 好哥们也会在这儿叮嘱莫利一些各种应该注意的规矩和事项。 莫利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无论多忙，他都要严格地祷告，不管是在家里、饭店还是清真寺。图为这家餐厅是一个非洲穆斯林聚集地，只有在这儿，莫利能无拘无束地笑一笑。 莫利来到宝汉直街附近的小东营清真寺，和来自中东、宁夏的穆斯林同做礼拜。 莫利虔诚的在做祷告。 莫利和来自非洲和广州本地的穆斯林一起参加开斋节的集会礼拜，共同的宗教信仰淡化了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偏见与隔阂。 两个月的时间里，莫利每天奔波于各大批发市场，出入广交会，努力寻找每个和基建工程相关的生意机会，但都没有让老板满意的结果。 广州宝汉直街的出租房里，每天的例行祷告结束后，非洲人莫利靠在床沿上发呆了很久，两个月的签证到期了，在广州一无所获的他明天将返回苏丹老家。 很快，莫利的签证到期了，一无所获的莫利最终只能带着失落离开。

在荷兰Veldhoven，有一位华裔“名人”，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中国小女人”，因为她生活在这个小镇市中心已经多年，经常出现在街头，在公园的喷泉中洗涤，很引人注目。可是，星期一，她在位于Pleintjes的住宅中去世，而星期三，她的女儿也离奇地死亡。不过，据说都是自然死亡，她女儿和母亲同住，是个弱智人士。 据埃因霍温日报介绍，这名中国女子1932年在中国出生，名字译音叫做李艳梅（Yan Mei Li），生活在极度贫穷之中。她每天6时多就起床，在Burgemeester Elsenpark公园中练练太极，但是，她经常在超市Jumbo的垃圾箱中寻找吃的。 据说她曾经当过海员和厨师的丈夫20多年前已经去世，她自己不懂荷语，虽然荷兰是个富裕的国家，生活福利有基本的保障，但是，她并不适应荷兰的生活。 镇上的居民都认得她，但是，却没有人去真正了解她。 当地餐馆Brasserie Ludiek的门前是她经常去的地方，有时一天去两次。餐馆经理Thijs Willems说，坐一会之后，就佝偻着，往公园的喷泉方向走去。餐馆中的职员都知道这个“喷泉的小女人”。 这名经理说，她甚至在公园那边的树下就小便，解决问题。 片警Habil Ozturk是为数不多的和她有过接触的人，他说，也有华人前来替他翻译，介绍了这个老太太的一些情况。虽然这位老太太处于孤独的境地，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返回中国。 对她的投诉也不时传到警察局中，比如说她在街上乞讨等等。这位片警说，她显然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行为不能为这个社会所接受，例如，她常常喜欢从Jumbo的垃圾箱中找过期扔掉的食品。 但是，她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Habil Ozturk也说不清楚，也许是老人痴呆。 她的女儿可能因为没有母亲的照顾，48小时之后也逝去。 目前，市政府方面竭力寻找她的美国的唯一亲人，安排后事。

　　人间最美四月天。春意酥怀，如诗如画。 　　多伦多的春虽姗姗来迟，但阳光明媚，迎春花和各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料峭的春风中冒出一簇簇新绿，不由让人感觉到四季轮回竟是如此的美好。 　　然而，在这勃勃生机中，我却听到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一位80几岁居住在政府老年房的中国老人疑因心脏病突发，没有及时就医去世了。令人唏嘘的是，老人独居，事发突然，没有人知道她已悄悄离去……直到几天后，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其他住户闻到异味后报告了大厦管理员，并报了警。当管理员和警方拿备用钥匙打开她居住的房间时，发现老人蜷缩在厕所的门口，僵硬的手还向前伸着，寻求着生的希望…… 　　闻讯赶来的儿子痛哭流涕。他几天前给妈妈打电话没有人接，以为老人出去散步了。一向乐观的老人精神矍铄，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他没有往坏处想，因而没有再联系老人，也没有过来看看。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大意了…… 　　我做服务长者的社会工作者已经五年有余了。来自不同族裔的老人们这样猝不及防的逝去时有发生，为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感慨生命无常之余，我一度对自己几十年后的老年生活充满了恐惧……然自然规律就是如此，你既肆意地享受过青春的芳华，也必须要承受老年的衰败，然后走向最终的归宿――死亡。 　　看过了老年生活百态，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人如何渡过自己的老年生活和他(她)生育了几个孩子，到风烛残年时老伴是否还健在，看起来都没有必然关系!我们毕其一生养儿育女，希望老有所依，但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厢情愿“!因为只有等真正老了，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能依靠的，原来一直只有我们自己!这无关子女是否孝顺，而是隐匿在纷繁复杂的浮华背后的真相：人生而孤独。机缘巧合下，也许连离去都是孤独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展开，以及相应的责任去承担。你赤条条地来，终将赤条条地去。无论父母、手足，还是伴侣与子女，只是在人生的某一段与你一起同行而已。正如龙应台所言：“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与你同行时，他们可丰满你的人生，为你分忧解难，但终将挥手作别，各奔行程。没有人可以从头到尾陪伴你走完全程，替你承担一切。你的路，只能你一个人走……无论你是否承认，事实残酷如此。 　　多么痛的领悟!这样的认知令我几乎潸然泪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中国老人最真实的写照。他们辛苦培养的子女在羽翼丰满后展翅高飞，已无能力于双亲前尽孝;老人因要帮子女们照顾孙辈来到了加拿大，并心痛儿女们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不易，生活非常拮据，吃穿用度皆以“我老了，不值得“为借口而延续一惯的节俭作风。 　　幸运的老人们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在老年屋里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也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但据我观察，他们仍然无法享受真正自由的生活。因着一份亲情，老人们还是会情不自禁会为儿女们担忧：他们是不是有工作，工资高不高，工作累不累，离家远不远，夫妻关系是不是和美，孩子听不听话，钱够不够家用，要不要拿自己的老年金补贴他们…… 　　真心觉得这些一生都在为子女付出的老人家好累啊!他们可曾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为自己而活，哪怕是一天?想必是没有，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只有”大家“，没有”小我“。所以，我经常会有意识地和他们探讨“儿孙自有儿孙福”，你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别人的父母……帮助他们从意识的高度审视如何得体地退出儿女的生活，并探索如何更好地打理自己的老年生活。 　　庆幸的是，随着加拿大老龄化人口的增长，早在2010年，已经有学者陆续提出“active aging(积极老龄化)“和”healthy aging(健康老龄化)”等概念，引起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加拿大拿大各级政府也自2011年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额外拨款给市政府下属社区中心、社区健康中心、家庭医生、癌症治疗中心、非赢利机构，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合作，提供系列活动，帮助长者积极治疗慢性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大道至简。经过人生和岁月洗礼的老人虽然对物质没有太大的需求，饮食也极清淡，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可以选择有质量的生活：如不要太早放弃自己，花钱买些心爱之物;提高保健意识，多学习健康营养知识，合理饮食;积极利用社区资源，参加各种活动，强健体魄;寻求年少时因种种原因未竟的兴趣爱好，陶冶性情;外出旅游，阅读天地万物，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我们终将离去，奔赴共同的归宿。不同的是人生的体验和质量。愿每位老人都能活在当下，在有生之年享受有质量的每一天!

代表加拿大边防局(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CBSA)工作人员的工会说，最近几个星期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与美国接壤处非法越境的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处于被拘留状态，因为他们有严重的犯罪记录。 其中一名男子还袭击了加拿大边防局的一名官员。 上周末一越境者袭击边防官员 Jean-Pierre Fortin ? CBC 海关和移民部全国工会的主席让·皮埃尔·福尔廷(Jean-Pierre Fortin)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上个周末，该男子在被送往马尼托巴省埃默森(Emerson)的一个拘留站时，袭击了边防局的一名女官员。 他说，这位女官员受了伤，没有生命危险，但这已经够严重的了。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 Karen Pauls 报道说，皇家骑警RCMP证实，4月8日凌晨约1点，这个名叫艾哈迈德·阿丁·阿里(Ahmed Aden Ali)的37岁男子非法跨越了边界，警方逮捕了他，并把他带到位于埃默森的边防局办公室提交了难民申请。 之后，在被送往拘留站途中，他威胁要伤害边防局官员，并打了上述女官员，他还破坏了囚室内的消防灭火设备。 现在，艾哈迈德·阿丁·阿里被指控犯有威胁罪和攻击罪，关押在狱。 边防人员担心自己安全 福尔廷说，上述事件突显了加拿大边防人员已经面临了好几个月的安全风险。 他说：“过去几个星期，埃莫森的警察已经注意到，大约 50% 的寻求庇护者有严重的犯罪纪录”。 加拿大边防局对这个百分比没有作出评论，但确认，确实有边防局的一名官员被寻求庇护者给打了。 边防局在提供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项声明中说：“这名官员受了轻伤，但不需要进一步治疗和照顾，我们的官员具备应对这些情况的训练以及工具”。 根据加拿大的移民法，如果有人犯了罪或被定罪，他们是不会获准进入加拿大的，将被拘留，遣返回原籍国。 这包括以下罪行： 盗窃罪 攻击罪 杀人罪 危险驾驶 在药物或酒精的影响下开车 拥有或贩运毒品，以及受管制物质。 但在18岁以下被定罪的人仍有可能进入加拿大。 特鲁多过于“鲁莽” 埃莫森所在选区的保守党议员泰德·福克(MP Ted Falk)说，这不是一个严重事件，但这是该地区许多居民害怕的开始，那里的情况可能会演变成暴力状况。 他说，这是当地居民心里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政府需要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 保守党议员泰德·福克呼吁联邦政府使用“安全第三国协议”的第10条款，来堵上现有的允许跨越边界者申请难民的漏洞。 加拿大是“联合国难民公约”( United Nations Refugee Convention)的签署国，所以，通过非官方入境点偷渡过境的人，可以在加拿大合法提出难民申请，不会因非法入境而被起诉。 福克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推特，说“欢迎来加拿大，无论你是谁，你来自哪里，加拿大都有你的地方”，这样的信息是大意鲁莽的，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确实有人来这儿是为了逃避法律。 CBC

“汉堡，”我叔叔在新泽西唯一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内隔着桌子指着我说道。“莉萨喜欢汉堡。对吧，莉萨？” 我回答是或是不，都无关紧要。我是这个家族中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个成员，所以这个决定老早就有人替我做了。他们料想我会背弃中国饮食而喜好美国食品：皇堡(Whoppers)、加奶酪的4盎司牛肉堡(Quarter Pounders)和带洋葱的白城堡汉堡(White Castle)。我后来的确这样。 对我的亲戚——来自菲律宾的华人移民——而言，这是我被同化而他们没有这样的证明。“你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当我和表兄弟/姐妹央求着要吃大力水手(Popeyes)炸鸡而非咸鱼时，父亲会摇着头这样说。 那是1986年，我当时10岁，我们家正奔跑在成为十足的美国人的快车道上。我们是街区里第一个拥有微波炉的家庭，我母亲说我们可以在里面“照射”和“微爆”我们的食物。早餐是一大块微波加热的“萨拉-李牌”(Sara Lee)冷冻磅蛋糕。我们撕掉斯旺森(Swanson)的饿汉(Hungry-Man)电视便餐的塑料包装，享用玉米粒、土豆泥和奶油朱古力块。我会用微波炉加热法式面包披萨，当作放学后的零食，会吃奇多(Cheetos)膨化食品、品客(Pringles)薯片，还会直接从罐子取雀巢柠檬茶粉吃。 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允许更多非欧洲人移民到美国之前，我的父母经历了战争和独裁统治。因为在童年尝尽艰辛，他们出于过度补偿的心理——同时伴随一种负罪感——任由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被鼓励同化，却也因此被指责。 由于父母是在曾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出生和长大，他们对美国食物和文化并不陌生。我母亲很会做饭，但能负担得起和享用美国方便食品，即美式富足，是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跻身中产阶级的方式。 对我的父母来说，“美国的”往往等同于“白人的”，但我的白人朋友们吃的根本不是电视广告中的食物。他们在家里吃无糖苹果酱、烤鸡胸肉和芹菜。偶尔才会从真正的饼干罐里拿一块燕麦饼干。我想不通怎么有人能满足于仅仅吃一块。在我的中学食堂里，其他孩子吃花生果酱三明治和苹果的时候，我在尽情享用塞满了美国干酪的热狗。遇到餐厅菜单上有中餐的时候，端上来的往往是一份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湿乎乎的面条状东西。 我的白人朋友家里甚至没有有线电视——他们的父母听AM广播，看PBS——但我父母说服了安装有线电视的人，不仅给我们连上了Showtime和MTV，还有HBO、Cinemax和电影频道(Movie Channel)。全都免费。 我没时间看所有我想看的电视节目，哪怕是第五次看《炮弹飞车2》(Cannonball Run II)或《国家讽刺》(National Lampoon)杂志的《欧洲假期》(European Vacation)——我看这部影片时，正忙着把Combos Baked Snacks外面的面饼啃掉，取出里面的一块块披萨味奶酪，把它们揉成一大团。我十分渴望我们家会被选中，成为尼尔森家庭(Nielsen family)，还痴想着保留一份电视观看日记，好让我的观看习惯对收视率产生影响，但父母说我们永远不会接到这样的要求。 那是伊朗门事件曝光的年份，是“挑战者”号(Challenger)爆炸和菲律宾发生“人民力量”革命的年份——这场革命推翻了在位20年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美国政府将他飞到了夏威夷避难。（我和父母的确在电视上观看了最后这个事件，至少看到了美国新闻媒体惠准播出的一些片段。）但是在当时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是《科斯比秀》(The Cosby Show)、《家族风云》(Dallas)和《锦绣豪门》(Dynasty)；还有整天不断的游戏节目。我一直盘算着怎么才能在《价格猜猜猜》(The Price Is Right)节目中转个转盘或在《强棒出击》(Press Your Luck)中按个按钮，就赢到一辆新车、一套客厅家具或一趟瑞士游。 我想在《销售的世纪》(Sale of the Century)节目中赢得现金大奖，在彩色气球的环绕下接过一个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就像父亲每周带回家的纽约乐透彩票和我在《纽约邮报》最后几页填写的温戈(Wingo)游戏卡一样，游戏有奖赛节目就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赢家；每个人都有可能一夜暴富。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写道，美国媒体的“主旨不是带来困扰，而是安抚”。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会帮助维持一种天真的幻想，它可以掩盖我们国家的暴力。希玛曼达·恩戈齐· 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提到过美国的“对慰藉的迷恋”；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说我们一心追求“令人安慰的叙述”。要维持美国例外论抚慰人心的神话，就必须保持其慰藉和天真的属性，不管它有多么虚假。或许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毕竟，我的家人拥有在表面上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条件，可以试图将自己从精神和地理上与里根年代造成的破坏拉开距离。 通过调高电视的音量，大吃特吃Velveeta奶酪和Steak-umms牛肉切片，我们在竭力掩盖自己的恐惧、对留在菲律宾的亲戚们的内疚感，以及我们的经济隐忧和内心的不确定性。还有什么比这种绝望的拒绝更美国的？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早就是了。 美国属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我的朋友洛丽(Lori)过去经常在我们家吃午饭，她要求我母亲做Spam午餐肉汤面、Spam午餐肉米饭，或加大块Spam午餐肉的卡夫(Kraft)乾酪通心粉。“我喜欢Spam，”她会说。“它太好吃了。” 有天下午，她不愿意再吃这种东西。“我妈妈说Spam让人倒胃口，”她一边看着我母亲放在她面前的碗一边说道。她把碗拉近了一点，然后又推开。“我妈说她永远不会用它做饭，也不会吃它。” 洛丽回家之后，我母亲翻着白眼说，“美国人一直都吃热狗，热狗跟Spam是一样的东西。” “Spam怎么啦？”我父亲说。“Spam是美国食品。” 这话有几分真。在各个战时占领期，美国军队曾把Spam带到关岛、韩国、日本和菲律宾去，它们成了世界上食用Spam最多的一些地方。在菲律宾，吃Spam没什么好丢人的。但我们家把这种美国食品又带回了美国，现在我们被告知，这种东西不能吃。 有关移民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描绘了两种文化通过食物相融合的美好景象，就好比我母亲会往我们的感恩节火鸡里塞糯米。但是在现实中，同化来得更暴烈，历史更复杂，文化则没有那么截然不同。我曾大口吞下在我眼中属于美国常态的食物，但我依然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国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美国常态这种东西；或许美国常态本身只是一种表演。 最终，我大吃特吃的有着鲜艳喜气包装的东西，破坏了我的健康，令我出现食物过敏和慢性自身免疫问题。如今，吃一小块披萨或一小把Doritos玉米片，就会让我出数周的荨麻疹。 然而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深深地羡慕那些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且不会有不良后果的人，尽管我羡慕的可能只是1986年的天真，一种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天真，是羡慕我以前那样直奔商场美食广场上卖汉堡的摊位。多加奶酪。加洋葱圈。就着一杯奶昔一起吃下。或者是吃一份微波一热就可食用的方便晚餐——这种食物在声音开得很大的电视机前，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边吃的时候，永远不像它盒子上亮眼的包装图看起来那么美味。

事故发生的建材厂 美联社报道称，警方到达现场时，受害男子已经失去知觉，头部被撞伤，抢救人员当场宣布男子死亡。据报道，肇事男子尚未被指控，警方称调查仍在继续。 根据警方消息，事故发生于10日下午大约三点发生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建材厂的停车场内。死者为来自中国广州的63岁男子李浩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李浩在这家公司工作，该公司的负责人詹妮弗（Jennifer Lin）说，肇事者是一个顾客，“这是个意外，”她说：“这是很悲伤的事情，我觉得我不适合说任何话，我必须尊重这个家庭。” 资料图：平板卡车 得知李浩意外离世的消息，他的妻子李太太悲痛欲绝，几度哽咽。李太太说，“到底撞到什么地方，我知道大概是可能撞到头了。我也看到那个司机。听说是那个司机倒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撞到。撞了以后那个车又重新再起步，车起步以后重新再这样压了，所以可能那个头可能都已经是看不到什么样子了。” 李太太说14年前她与丈夫和儿子从中国广州移民到美国，原本在中国是金融行业的白领的丈夫来美后只好依靠体力为生，在一家建材厂工作多年。原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西语裔妇女洛卡(右一)向警方投诉，日落公园华人晨练音乐太大声，警员呼吁民众注意在公众场所的言行，不要影响他人生活。(记者王靖雯／摄影) 格瑞芬关注无证移民权益，希望ICE与市警执法分开。(记者王靖雯／摄影) Vitaliy Ionashko(中)获得蒋莎乐(左)颁发2月“每月最佳警员”。(记者王靖雯/摄影) Brandon Gnanaraj(中)获蒋莎乐(左)颁发3月“每月最佳警员”。(记者王靖雯／摄影) 管辖布碌仑日落公园的市警72分局11日晚召开警民会议，与民众探讨近日社区治安和警民互动情况。有社区居民指出，华人成群结党地在日落公园晨练，音响声音太大，不堪其扰。也有社区居民担忧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对无证移民造成困扰，促请72分局局长上报给市警当局，确保纽约市警保护好无证移民的个人资料。 72分局局长蒋莎乐(Emanuel Gonzalez)11日在会上表示，自去年3月增设社区协调员(NCO)以来，社区犯罪率降低两成半，有赖民众和警察紧密合作。蒋莎乐颁奖给2月和3月的“每月最佳警员”Vitaliy Ionashko及Brandon Gnanaraj，两人均为去年从警校毕业的新晋警员。 会议随后进入居民发表意见环节。玛利亚?洛卡(Maria Roca)95岁的母亲住在6大道夹44街、面向日落公园的四楼公寓内，她指出，每天早上都被华人晨练的声浪骚扰，“强身健体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可以不开音乐啊，即使开，也不应该一大早6、7时就开始练舞扰人清梦”。 洛卡表示，随着近十年华人迁入该区，成群结党晨练的情况愈发严重。“这些华人群体之间互别苗头，为了吸引成员，往往把喇叭音量调到最大，我有时去妈妈那边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听到她们在楼下跳广场舞，虽然很好看，可是音量太大了。他们共分五、六个群，最后一个群跳到上午11时前才解散。”警察回应，警方不能因此逮人，但呼吁社区居民注意在公众场所的言行，把对其他人的影响减到最低。 家住日落公园59街附近的居民格瑞芬(Lee Griffin)表示，该区有众多无证移民担忧，虽然纽约市警和市长承诺不会把无证移民的个人资料交给ICE，可是难保ICE执法人员入侵市警电脑。 “ICE今年多聘用1万名工作人员，众多华裔和西语裔的无证移民都害怕对他们作出不利执法，担心纽约市不再是庇护城。而这些无证移民是难以抛头露面求助的一群，所以我们作为有证人士，应当站出来保护他们。”蒋莎乐表示，72分局不会和ICE合作，而且会转达格瑞芬的观点给上级，以保护好纽约市警的电脑系统不受侵害。  

  檀香山一名华裔年轻人涉嫌杀死母亲，警方在其公寓内找到被害人尸块。（美联社） 檀香山警方11日逮捕一名坦承杀死母亲的华裔男子，12日将被害人尸块从一所公寓内移出。 凶案调查组警官拉瓦里亚斯（Phillip Lavarias）表示，警方接获报案电话后，11日在檀香山威基基一栋六层楼公寓大楼内发现被害人尸块。 警方表示，26岁的嫌犯龚宇伟（Yu Wei Gong，音译）向到场的警员坦承，他杀了自己的母亲。龚宇伟随后被带往医院接受检查，目前尚未被起诉。 拉瓦里亚斯不愿描述尸块的状况，也没有透露尸块是在公寓何处找到，他也不清楚命案发生的时间。不过，檀柏山明星广告报（Star-Advertiser）报导，被害人已死亡一年。 命案发生的地点是阿罗哈威基基公寓（Aloha Waikiki），离开著名的威基基海滩只有几条街的一条幽静小街道上。住在嫌犯隔壁的邻居格林罗（Robin Greenlaw）对命案难以置信，昨晚一夜难眠。她表示，有一次龚宇伟的房门打开着，她看到他的客厅后方摆着一个白色的大型独立冰柜，当时只觉得奇怪。 另一个住户格列斯克（Julio Gleske）看到电视新闻才知道楼上单位发生命案，他表示，这栋大楼的住户彼此并不熟络，因为有些单位是出租给游客住的度假公寓。 据称，龚宇伟过去就读卡比奥兰尼社区大学（Kapiolani Community College），邻居说他沉默寡言，但他和母亲对人和善。格林罗回忆：“我们会打招呼，他们非常友善，这个年轻人也非常有礼貌，发生这种事我感到很遗憾。”  

4月13日，近日，美国艾尔蒙地一个社区里出现的警示牌引起争议，一个菲律宾家庭指责这个警示牌涉嫌种族歧视。 　　据美国广播公司第7频道新闻网报道，Alexis and Rose Anne Yu姐妹每天晚上都会在自己家附近的街道上遛狗。 　　不过周一(10日)，这对姐妹说她们注意到在自己每天必经的路上竖起了一个新的警示牌，上面写着：“中国佬，不要让你的狗踩上我的草坪。” 　　Alexis说：“我对此很不理解。为什么你要写这样的东西？而且还直指种族身份。” 　　在这个警示牌的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尊重你的邻居。” 　　Alexis回忆道：“在我仔细看过后，就拿出手机拍照，并且发送给艾尔蒙地警方，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目击者新闻(Eyewitness News)联系到在自己的院子里安置这块警示牌的人，据他称自己针对的目标是那些在遛狗后不收拾宠物垃圾的人。 　　“我没有种族歧视，我指的是某些特定的人。”这位名叫威廉•阿拉孔(William Alarcon)的居民说，“之前有一名西语裔的女性这么做过，不过在我和她说过后，她就注意到了这点。” 　　阿拉孔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一些邻居也对他的这块警示牌表示理解。 　　阿拉孔还说：“我和一个人谈过这件事，他没有感觉到被冒犯。他也是一名亚裔。” 　　据悉，周三(12日)这块警示牌已经被撤走。警方称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侨报)

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周三呼吁加拿大，在为全球女孩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斗争中，必须发挥领导作用。   19岁的巴基斯坦维权人士玛拉拉?尤素福札伊(Malala Yousafzai)，12日成加拿大有史以来第六位荣誉公民。这是加国对外国杰出人士表达的最高敬意。   玛拉拉随后在渥太华国会众议院演讲。她赞扬加拿大在帮助难民、推动妇女权利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努力，并希望加国能够运用影响力和G7集团主席国的地位，推动对女童和难民儿童教育上的资助，「如果加拿大领头，世界就会跟上来」。   谴责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活动   她演说时也谴责打着伊斯兰旗号进行的恐怖活动。她说，2014年10月，在渥太华国山开枪打死军人的恐怖分子说自己是穆斯林。但一个人只要以伊斯兰的名义使用暴力手段，他就不再是穆斯林了。国会议员起立为她的说话鼓掌。   加拿大政府早已宣布授予玛拉拉荣誉公民称号。   相关仪式原本定在2014年10月，当时玛拉拉和父亲已经到达多伦多，但当时发生了国会山枪击案，使他们不得不返回英国。   玛拉拉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是最年轻的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嘉宾，周三获得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颁授荣誉公民证书。   2012年10月，年仅15岁的玛拉拉，在巴基斯坦遭到塔利班分子枪击，头部中弹，险些丧命。         

我曾在加拿大工厂打工，前后约3个月。   那年大概五月份，天气转暖，加拿大人慢慢走出家门，去野外玩烧烤，要大量肉食现货。于是，像我这样的闲散人员，便如候鸟一样，季节性地飞到了这个食品工厂。同进厂子的几个中国人成色不一：有中国南方某城的资深女设计师，有参了一本上级逃过来的前公务员，有偷渡到美国又辗转来加拿大希望获身份的小伙，也有加拿大大学刚毕业的妹子，也有老老实实 过来的普通中年人。   头天，讲各种安全知识、操作要领，也给工资。最记得的竟还是洗手，程序是这样的：打开水笼头让水流，挤消毒液，仔细洗手背、手心、手指、指缝，取纸擦手（继续让水笼头的水哗哗流），等手擦干了，避免接触什么，隔着纸将水笼头拧上，把纸丢至垃圾筒。如果门挡住你，你仍然不能用干净手去推开，应另取了纸、用隔着纸的手去拉去推。   第二天正式工作。工作环境4摄氏度，我们穿羽绒服，统一罩件袍子，头上戴盔、网帽、口罩，手上戴手套，脚上蹬沉重的鞋。工种是包装，将食物装入塑料底、包上塑料袋。我位置侧对着流水线，慌手慌脚一心完成任务。休息的时候，旁人告诉我，你那样用劲，把后面笑倒了一大片。我自己回想，也笑了，说：“我自小活动差，又不大劳动，必定动作不协调吧。”那包装流水线对我，好比是大风车之于堂吉诃德，我要认真地斗，方能尽我的意，所以那笑话没断过。   面对流水线，大家要讲究配合，稍不在意，包装就纷纷落到地上，工头并不管谁的过失，只对我们新人说，掉出去的东西脏了，千万不要捡。然而，我们新人往往有颗但求无过的心，只要不是覆水难收，那自认为有过的人，见东西卡在机器边条上、躲在边角旮旯、衬在其他物件上，乃至单单躺在空地中央，常趁人不注意，迅疾地捡起混入包装堆里，目光落地，俨然撤销了一个错误。 塞奈河之夜 1945年 Brassai摄   有时候也未必只在“但求无过”，更在我们勤劳、老实，改不了节俭的毛病。有时候包装乱纷纷落到地上，底下压了一片，上面的还是完好的，总可以捡救吧？机警点的新人请教工头。工头说：不，不，不捡。新人茫然失措间，一抬头，看到老工人也正朝你扔下那条神秘的咒语：“千万、千万别捡。”你沉思着转过头，可眼睛余光里映着老工人们脸上参禅似的微笑，因为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国人有种“事知不可而为之”的宿命。所以，你偶尔可以看见，趁人不备，有个英雄利索地捡起那大堆里的肉袋，快速混塞进大包装，虽说成功解救了众生，尚余气未解，“好好的，为什么要丢？”   跟中国人无谓的节俭比，也有人完全是反面。那两三非洲人频频操作失误，浪费了许许多多的原料，却若无其事，甚至能快活地哼小调儿。我们这一伙新人大多“登时大怒”。我们的信条似乎是必须认真做事，事做不好会很惭愧。他们的态度是我在这里工作，做不好也没办法。细究下去，我们的内驱力深沉些，有很少部分是想把事情做好，有一小部分是怕别人笑话，有很大一部分是希望得到别人（尤其是领导）的认可。而他们显得肤浅许多，我是这里的工人，没什么好操心的，我管他领导不领导跟谁都称兄道弟。后来，其中一个特别做不了事的非洲人，还是被辞退了。   加拿大的几位女工人腰圆膀阔，行动起来威风凛凛。我原先只道大凡工厂，都把活分为二拨，重的给男人，轻的，美其名曰精细活，留给女人，是她们纠正了我的想像。她们搬重物时稳如泰山，加料时高举起沉重的铁箱，更皆一种迷人的风度——一边承重，一边若无其事、略略与同伴谈论几句。我赞叹不已，想着只有像她们这样，大概才可以跟男人面对面，分坐桌子两边，谈一谈男女平等这件事。而她们面对我们这些外国来的人，彼此像牛遇见马，马有时挤出几句 “哞”声，让牛挑挑眉：“根本听不懂她们在讲什么！”   每过两个星期，一个从总公司来的年轻人，来给我们开会。他站上头，我们站下面，他西装革履，我们全身工作装，更显得我们是工人，他是资本家那头的人，直观显示了这个世界是怎样构成的。会议内容有时是要调整上班时间、有时陈述在哪个地区的产品检查出细菌超标，还有的忘记了。外来的人通常寂然无声，加拿大工人则会叫嚷、驳斥，有时会向他反问：“工会怎么讲？”这年轻人说：“已经与工会商量过，工会同意我们的做法。”我仿佛置身在一部黑白美式老电影里面。 无名 年代不详 Enzo Sellerio   说不清是机器的故障，还是人为的差错，毫无防备间，那肉品潮水似的向你涌来，到你这边堵住，于是愤怒地块堤了，像冰雹乱砸、像小山崩坍。你本来在安定的秩序中，突然满天满地的成品过来，像上帝突然给你不可完成的任务，其痛切，很像里尔克小说《掘墓人》：“尸体，尸体，到处是尸体。”接下去，那些肉品也真的“仿佛它们自己在抵抗”，于是那工人把活停了下来——“一个过早出现的失败者”。   工作暂时停了会儿，通常机器能尽快修好，我们接着把活干下去。若一时修不好，便换做另一种活儿。再过些时间，激动人心的时间到来，有人来接管这个工厂了。“接管”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们已弹尽粮绝，誓与车间共存亡，这时候吹响了援助的军号，像春风吹开你们枯败的心神。又或者没人来接管，直接收工了，则用高压水枪冲洗这片战场，把那些脚印、呼吸、肉星、肉末、灰尘、细菌统统冲刷干净，留下一个没有人的痕迹、空荡荡的大屋子，好像给足了附加分，让我们离开得如此彻底、利落。   在工厂打工，薪水明白不拖延，够养活一两个人，法定假日任谁都动不得，像打了一个金子做的框架。在这框架里，正是一个纷杂着阶级、种族、性别、人性的磁场，大家相吸相斥，来回漂游，纵然壮心未已，却摆脱不了我们自身所有的局限，逃不过我们各自国人先已铺设好的轨道。 叶 1940年代，Max Baur摄

进入春天后，大量难民从美国陆路入境加拿大。这些人将在入境后立刻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安全评估，这是防止危险分子渗入、保障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据本地英文媒体的一份调查，负责这项事务的服务局官员并没有经过有效培训，造成风险评估程序混乱不堪。   据本地英文媒体《多伦多星报》报道，按照目前的难民和非法 收容程序，这些人入境、被警方拘捕后，必须接受边境局官员的评估、填写“国家风险评估”表格（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for Detention，NRAD），并在此后每60天再接受评估。当事人会根据评估结果，归于高、中、低风险类别，并被转入不同安全级别的收容所。 NRAD本应该是防止危险分子渗入、保障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可是边境局官员做的并不好。   多伦多一位移民律师威尔（Jared Will）表示，他曾帮助几名非法移民打官司，其间从边境局调出了几份相关的NRAD表格，发现填写得很混乱，要么是内容不正确、乱填一通，要么是重要的部分完全空白，再要么就是自相矛盾。   在询问当事人疾病和心理疾病的问题上，一个边境局官员竟将“是”和“否”的回答均打勾，其不负责任，可见一斑。   还有一名填表的官员在评论栏坦白地写道：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精神健康专家，更没接受过培训，这种表格根本没法准确反应当事人的精神状态……   由于风险评估调查程序一团混乱，导致很多非法移民或难民被归错了类，一些只是在美国犯下轻罪、本该归入低风险或中等风险的人，被归为高风险一类，其结果就是被押往省属监狱，穿橘色球衣、和其它刑事罪犯或等候审判的嫌犯一样服刑，接受定期搜身，每天被关押时间长达18到24个小时。   既然有错划高风险类别的人，自然就有被错划成低风险的人，其数量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边境局方面评论，目前填写风险评估表格的培训确实比较简单，仅用“两个写字板”就了事。不过，他们已开始更新表格并计划并增加培训，今年夏天开始实施。

　　上诉庭质疑 若属母子 为何在华未办领养 　　一名华裔妇人担保养子申请移民，被联邦移民部质疑并非真正领养，或只是意图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华妇提出上诉，被移民上诉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驳回，认为两人没有母子连系，只是姨母与外甥的关系。 　　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法庭文件显示，该华妇在2010年飞抵加拿大，与受聘在加国工作的丈夫团聚。华妇在2013年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后，担保19岁的养子申请移民。 　　签证官员认为申请个案有问题，不相信是真正领养；申请人也没有与生父断绝关系；拖延极长时间才办理领养手续也不合理；申请人在表格上填写生父而不是养父母的资料。因此拒绝发出签证。 　　上诉庭法官指出，领养的移民申请要通过移民部的两项考验。首先，是否有真正的领养关系；其次，领养是否为了透过家庭团聚类别取得永久居民身分。 　　上诉庭法官指出，上诉人的证词含糊其词和不能令人满意。上诉人也选择不传召养子作供。各项证据和文件皆无法证明上诉人与养子有真实的亲子关系，或领养并非是为了移民。 　　办领养申请人仍与生父同住 　　法官接纳上诉人声称与申请人自幼建立关系，在申请人两岁时便已经有实际上的领养关系。申请人的生父另组家庭，并且有财务困难。不过法官认为，证据无法证明有真实的亲子关系，只是姨母关怀一名外甥的家族关系。 　　法官指出，2013年办理领养时，申请人与生父居住在同一地址。户口登记也发现，申请人与祖母和生父自2006年便一起生活。领养文件显示，上诉人当时居住在中国，也没有提及上诉人已经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法官指出，如果在2010年以前便有真实的领养关系，上诉人为何离开申请人，跟随丈夫到加拿大。如果有真实的领养关系，上诉人为何没有在离开中国前便办理领养手续，要拖延至成为加国永久居民才领养。 　　上诉人的代表律师说，上诉人到加拿大以前便与申请人有亲子关系。上诉人在2010年到加拿大之前，与丈夫仍希望有自己的子女。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而阻碍上诉人提早领养。 　　上诉人在加拿大仍继续向申请人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和帮助。 　　法官指出，上诉人与申请人在中国更合符姨母与外甥的关系，而不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他不认为2010年至2013年办理领养，以至担保移民申请期间，存在着真实的亲子关系。 　　法官指出，上诉人在2013年领养申请人，主要是为外甥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因此驳回上诉。

联邦保守党华裔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与自由党参议员Mobina Jaffer联合提案，建议修订正在审查的C-6法案中有关未成年子女入籍的规定，让未满18岁的永久居民无需一定要跟着父母一同申请入籍。4月11日，此提案在参议院以47对24票大比例通过，目前交由众议院作最后审议，业内预计该规定不久就会实施。未成年人可以单独申请入籍的政策对那些担心英文欠佳无法通过入籍试、或父母需要经常飞回中国的太空人家庭来说是大好消息。 参议院已通过的附加条款规定，未成年人只要满足了入籍条件，就可以在一个监护人证明申请人身分为真的情况下，独立加入加拿大国籍。 据明报报道，胡子修说，在加拿大众多的移民来源国之中，中国和印度等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就给一些新移民家庭中希望入籍的未成年人带来麻烦。他提出这一附加条款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发生多宗移民子女因身分不明而面临永久失去成为加拿大人机会的局面。 华裔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 胡子修说，很多华人父母为了让孩子得到很好的教育，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安排在加拿大读书，而他们自己就做空中飞人中加两国两头跑，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使得他们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足，不符合入籍的资格。而他们的孩子，虽然从小在加拿大长大，和这个国家已经有很深的联系，却因为父母的原因而不能入籍。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青少年相对比较容易冲动，可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留下并不严重的刑事纪录，但可能会导致这些青少年被褫夺永久居民身分并遣送回中国。对于那些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人来说过于残酷。 据介绍，加拿大寻求庇护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越来越多，2016年人数增长超过50%，达到3400人。 温哥华移民律师理Richard Kurland说，他帮助参议员起草了这项建议，他认为这将是几十年来加拿大儿童权利的最大改进。目前，18岁以下的加拿大居民自己申请公民身份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同情”的理由，但很少有人能使用这个理由。 移民部长Ahmed Hussen说现行的《入籍法》已有在个别情况下单独考虑未成年子女申请入籍的机制，但Richard Kurland不同意部长的说法，他表示，这类特别申请案件每年只有数十宗，而所需要等待的时间是3至4年，这些未成年子女往往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长到18岁，已有单独申请入籍的权利。

我家所在社区有两所小学，一所是公立学校，另一所是天主教学校。而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他们所在学校的学生人数远多过天主教学校。在孩子入学前我曾去那所教会学校考察过，教学楼虽然不大，但教学环境更加整洁，设施也更为齐备。只不过由于我及家人都不是教徒，孩子不被天主教学校接收。但有时路过学校我也会慢下脚步，看看那些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 今天我跟朋友边聊天边走过学校，正是孩子们课间休息的时间。路边有三个八九岁大的白人女孩见我们走过，居然靠近过来，其中一个问道：“你们穷吗？” 我停下来有些茫然的看着她们，脑子里琢磨刚才听到的话，“她认识我或是我朋友吗？”“又怎么看出我穷了？”“我穷吗？”我看看旁边的朋友，他却是笑着问我，“我们穷吗？” 小女孩走近又问了一遍：“你们穷吗？” 看她并无恶意的样子， 我笑着说： “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在讲中文。” “中国人就穷吗？” “是啊，我们教堂经常为中国人捐钱和食品。” “你们教堂里有很多中国人吗？” “很多，吃饭时特别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她一 幅天真的样子继续说，“每个星期天中午和星期四的晚上我们都有免费的餐饭，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来。”朋友显然有些绷不住了，沉下脸说“我们一点都不穷！”这回轮到小女孩儿茫然了。 我蹲下身对她说：“谢谢你，我们有很好的工作，一点都不穷，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也都不穷。”三个小姑娘互相看看，嘀咕了几句就跑走了。我朋友明显是被气到了，“我们像穷人吗？这幺小就种族歧视呀！”我安慰道“看上去她们挺可爱的，一脸关心的样子。我们就算是躺着中枪了吧！” 看看中国人穷吗？住豪宅，驾豪车。中餐馆遍布全城，一到节假日便见高朋满座。尤其是多伦多房价的飙升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是功不可没呀！想想中国人富吗？六年来帮无数华人报税发现绝大部分家庭的年收入都远低于安省家庭的平均收入 (2014年安省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8790)可即便是那些年收入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也不乏开着奔驰，宝马来寻求免费报税服务的人士。他们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 连我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都搞不清楚，何况是当地的小孩子了。 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并不信教的中国家庭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父母一方先去参加某教堂的“慕道班”以便从神父那里开具一份证明信，凭此证明就可以让孩子进入天主教小学了。“慕道班”每周一次课，持续大约一至两年。但这些父母往往是拿到证明信，待孩子入学后就不再去教堂了。 我们社区的天主教小学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拿出对策：“慕道班”的证明信必须每年更新，孩子才能继续留校学习。否则就要转去公立小学。因而有些家长为了孩子能留在天主教小学只好被信教了。 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总希望能尽早适应，尽快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这不仅从语言文化的角度，也不只是追求金钱财富的比肩，同时还应考虑我们的行为和道德观是不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如果“融入”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那么即便我们的语言再流利，收入再丰厚，也无法真正整体融入到这里的主流。 看看华人聚居地Scarborough还留下多少主流人士?当地的非移民已成为少数族裔。而原先当地人 为主的Markham在近十年华人的融入下, 主流被迫流出大多，流向偏远。 难道我 们还要再追逐他们到Barrie，并追向那更遥远的北方吗？

雇用无证移民并提供食宿交通，也将成为ICE执法目标。(取自ICE网站) 司法部长塞辛斯(Jeff Sessions)11日向全国联邦检察官发执法备忘录，要求检察官对违反移民法的行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要求对“藏匿”(harboring)及“运送”(transporting)无证移民者严打。移民律师指出，不少华裔在外州经营餐馆等生意雇用无证移民并提供食宿交通，在此执法指南下便易被归为“藏匿”和“运送”无证移民，恐成严打目标。 塞辛斯11日在备忘录表明，联邦检察官应对任何有运送、藏匿非法移民的案件进行执法并提刑事诉讼；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优先执法对象包括将三名以上外国人非法带入美国者，为三名以上非法移民提供交通或住宿者，以及在非法带入、运输和提供住宿过程中，造成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及有性侵行为，而且有现成法律条款向此类执法提供依据。移民律师指出，诸多在纽约州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营餐馆等华人业者，若为雇员提供食宿交通，恐将在这波执法风暴中成优先目标。 移民律师黄唯指出，新备忘录可见塞辛斯对待非法移民“够狠”，联邦移民执法将有显著提高。移民律师李定一指出，在外州尤其是偏远州开餐馆的华人业者，为雇员提供免费食宿及上下班接送是常见做法，但此类行为完全符合备忘录对“藏匿”和“运送”非法移民的定义，在联邦接下来的重拳执法中恐将首当其冲，遭刑事指控而辩解无门。 李定一指出，“藏匿”非法移民是比“雇用”非法移民更为严重的罪名，一旦被定义为“藏匿”，后果非常严重。作为房东将房屋出租给无证移民，因房东并无责任查房客移民状态，可辩解不知情；但雇主不可能不知雇员的移民状态，提供住宿及交通，构成“藏匿”无证移民罪名便难以辩解。李定一还说，移民执法趋严，有父母提供偷渡费助子女偷渡来美，待子女获得身分后给父母办移民时，在领馆问话中被问及“当年是否为子女偷渡提供金钱”，回答是就被冠上“蛇头”罪名。 李定一表示，业者不要给雇员提供免费住宿是唯一可能的规避方法。黄唯亦提醒华人业者，外州请人难，提供免费食宿和接送虽为吸引员工的常见手法，但在目前环境下，业者最好以提供金钱补贴，让员工自行租房、雇车上下班等方式，避免犯下大罪。 诸多移民团体亦对塞辛斯新备忘录进行强烈谴责，指出其尽所能将移民群体“有罪化”。“造路纽约”(Make the Road New York)共同执行长Javier Valdes便指出，塞辛斯此举威胁与无证移民站在一起、为无证移民提供住房、保护之人，让移民社区陷入恐惧和互不信任之中。

说到 移民留学，首先你得有钱。然而，现实中有很多人明明资金储备已达标却还是无法过审，这是为什么呢？   那很可能是你在资金来源方面存在不合理因素，所谓“不合理因素”，也就是说你的资金来源渠道不被认可，即移民官怀疑你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的非法资金，说你这是“黑钱”。   对留学的同学来说，申请所需的资金要求不高，一般人的资金无非也就是工作收入，房产等，这都是出示相关证明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大；而相对于申请商业移民，如投资，企业家，自雇等，对申请者的资金要求会略高一点，并且申请人本身的资产数目庞大而复杂，证明起来难度也比较高，所以才会出现因“资金来源不合理”而被拒的现象。   为了避免出现此类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移民官是如何对资金进行审查的，之后还应清楚哪些资金来源渠道是被移民官认可的。   移民官审查——挑最肥的柿子吃   资金来源审查是件很琐碎且复杂的事，移民官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人的申请材料，时间也很紧张，所以对于你上交的资金材料，他们只看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打个比方，小王想要申请移民：   他09-15年在A公司工作了2年，收入一共40万；   11年投资60万成立了B公司后至今收入一共收入500万；   14年拿出200万购房，房子目前市值400万。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移民官要重点审查的就是14年用于买房的200万的资金来源情况，这200万就是核心资产。     09到15年的40万收入移民官一般都会自动承认不予追究。因为这段时间，小王才刚参加工作，他的收入都用于日常开销，也未构成他最终申请移民的核心资产，这时小王只需要出示他的收入证明，企业营业执照即可；如果因为时间太久无法获得证明材料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可以向移民官说明自己当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描述一下工作情况就行。   11年投资的60万以及至今收入的500万涉及到公司成立，以及公司资产，这期间的收入除了日常花销，可能还包括日后扩大生意，开发新项目以及购房等的资金来源，移民官主要审查其合理性。这时小王就需要将自己的相关证明准备齐全了，材料包括收入证明，企业营业执照，以及其他收入证明文件。   14年用于购房的200万，是时间最近，房产资金的重要来源，这个就是移民官审核的重点对象，他们需要的是充分的材料证明。这200万每一分钱是如何来的小王必须得详细的解释清楚令移民官信服。这200万的来源渠道大致包括公司收入（工资，奖金，分红）；赠与；贷款；投资收益（股票，基金，房产）等。   对于公司收入，移民官重点审查的是公司出账与个人入账对应。也就是说，如果小王在4月1日个人账户里收入了100万，那么如果此时公司出账记录里在3月29日到4月4日之间有一笔100万的支出，那么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段时间公司并没有出账而小王的个人账户却收到了100万，小王得向移民官解释他的这100万是如何得来的，并且出示相关证明文件，只要解释合理且证明有效，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什么钱都能用来办移民的！加拿大移民官只认可6种收入   另外，个人账户里的任何一项大额收支情况都是移民官审查的重点对象。如果有些进账和出账都和小王没有关系，会被认为是走账，这说明申请人资金来源不清楚，如果这个点出现问题，基本上就是没戏了。   所以说，关于资金来源审查，移民官最关心的是你最近时间内的大额收支情况，所以如果你要开始办移民的话，最好将近2至3年内的大额收支一笔一笔的作好记录，收集相关证明文件，以免到了要申请的时候被认为是不合理来源而被拒。   目前为止，加拿大移民官只承认以下6种资金来源：   工作收入   这个很好理解，只要你是企业工作人员，出示你所在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证明企业的合法身份，然后让企业法人写一下收入证明信就可以了。   企业收入   这个是指你自己所创办的公司或者企业，你需要提交公司的财务报表，公司收支记录，以及你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以及每年获利分红的增长，同时还需要提供企业注册资金来源说明。   赠与资金   有些人的资金来源可能还包括家庭亲属或者好友的赠与，这就需要赠与者和接受者所签署的赠与合同，同时还需要提供赠与者的财务背景，证明其资金来源属于合法范畴。   继承财产   如果是因为亲友逝世所获得的继承财产，需要提供逝者的财产来源，同时包括逝者的死亡证明，遗书，银行证明等资料证明申请人的合法继承权。   贷款资金   如果申请人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获得了投资资金，申请人需要提供完整的抵押贷款文件，包括贷款合同，归还贷款协议，如果不是向银行贷款，而是其他金融机构，还需要此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资金的来源。   房产收入   房产收入也算做加拿大移民申请人的合法资产，申请人需要提供房产产权证书和转让文件，证明房产投资的收益。  

这两天，美联航暴力驱逐亚裔乘客事件又引起一场关于种族歧视的讨论。 在一段演讲中，18岁亚裔女孩Canwen Xu说出了心声：我们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扮演着奇怪的角色，永远处在灰色地带。 一开场，Canwen就开了个玩笑，几句话讲出了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Canwen两岁来到美国，跟随家庭辗转于美国几个种族多样性极小的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爱达荷州。在这些地方，中国传统难以与主流美国和解。 作为班里唯一的亚洲面孔，Canwen只有两个选择：顺应别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或成为和周围人一样的白人。 她要说服自己：我在数学方面很强。 有男孩发出邀约，却并不是真心喜欢自己。 她以为身为亚洲人，自己最特别的，但总有一些无知者的问题让人困惑。 我有个中国朋友，你认识他吗？ 不。 你的名字是哪里来的？ 父母取的，你的呢？ 最常见的你来自哪里，都会被人问到抓狂。 因为这些问题，Canwen不得不选择远离亚洲人的刻板样子，越是拒绝我的中国人身份，我就越受欢迎。 但Canwen承认，在变得更美国人的时候，她也在失去自我，直到她发现，小时候玩的《模拟人生3》（The Sims3，角色扮演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她创建了一个完美的主流家庭，所有人都是白人，包括她自己。 据观察者网查询，这场TEDx演讲录制于去年4月。 Canwen出生于南京，两岁时来到美国，目前就读于爱达荷州博伊西的Timberline High School。她很擅长编程，对政治也充满热情，是爱达荷州民主党青年领袖组织的负责人。 Canwen can win（Canwen能赢）是她的座右铭，这也可能是众多美国亚裔的奋斗宣言。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就像她所说：大众利用我们的成功与其他有色人种反目。 尽管如此，Canwen认为，自豪于自己的身份是最重要的。 这段演讲视频在Youtube上获得了8000多个赞，一些感同身受的亚裔都表示她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貌似很多外国富豪都喜欢娶华女，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前妻是邓文迪，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也是个华人，而第一个下重注领投Facebook，到今天依然被扎克伯格喊老板的吉姆布莱耶，他的妻子也是个华人美国企业界的新星，美国华人第一家族小公主赵安吉。 特别的家族 赵家在美国是出了名培养才女的摇篮，赵家六朵金花个个是精英，都从常春藤名校毕业，当各种高管，嫁的老公也个个是人物。话说赵家对六朵金花的教育，连老布什都让夫人要学一学。 赵安吉的父亲赵锡成是美国福茂集团的创始人，是名副其实的船王。因为赵锡成及其公司对中国航运和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支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曾多次会见过赵锡成及其家人。 母亲赵朱木兰也是不平凡人士，2016年6月6日，为了纪念已故赵朱木兰女士留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哈佛大学成立了首座以华裔命名的建筑赵朱木兰中心，并且美国所有在世总统都写贺信。 大姐赵小兰很厉害，曾担任过美国劳工部长，是小布什政府唯一八年任满的内阁部长，现担任美国运输部部长，成了首位两度入阁的华裔部长。 成长一路优秀 赵安吉是赵家最小的女儿，几个姐姐经历过家里一穷二白的时段，但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家住纽约郊外大house，带游泳池，光院子就有两英亩。 姐姐们读书都很优秀，不过赵小兰最服小妹，说赵安吉有一等一的脑子，学什么都很快。父母更重视的是传统教育，虽然她从小讲英语，但父亲坚持让她学汉语、练书法，到现在用一口流利中文演讲不在话下。 赵安吉10岁时就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不喜欢姐姐们的钢琴，喜欢圆号，她向母亲要一把圆号参加学校培训班。母亲表示：只要你喜欢我们都支持，但要坚持，你要想好，一旦开始，至少要坚持一年。安吉马上答应，但圆号一到手就不对了，大圆号搬起来很笨重，吹起来又很费劲，她心里很后悔，但还是坚持下去了，每周三次搬圆号到学校参加培训，直到一年期满，才算解放。安吉从此认识到从学习到事业都要做适合自己的事，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赵安吉从小就很有胆识。1987年，在上海的一个交船典礼庆祝晚宴上，来宾有交通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美国驻华大使等各界知名人士，盛况空前。在多方领导讲话后，正待最后由船东致词，只见年仅十几岁，穿着小花裙的小女儿安吉代表船东上台致谢词，大家既出乎意料，又赞赏不已，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她把智商完全放到读书上，一路是优秀生。进哈佛大学只用三年就读完本科，还获得特级优秀生奖，后来又读了哈佛商学院MBA学位。她最喜欢父亲打造的航运事业，写的航运财务研究个案，有真实案例和调查数据，成了哈佛商学院一年级生必修课目；写的大学论文上了国家期刊，也被教授收进书里。 聪明能干 赵安吉从高中起每年都到国会山实习，在参议员姐夫办公室和大姐的白宫办公室都干过，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都专门见她。还做大姐的秘书，跟着出席各种活动学社交，在华盛顿一起住水门大厦。大姐被邀请演讲，她负责整理衣服和资料；她姐夫麦康奈尔竞选连任参议员，她专门休学4个月助选，跑遍了整个州。 小布什跟赵家关系很好 大学毕业后，赵安吉曾在原属花旗集团的公司任职。丰富的社交和工作经验，为赵安吉回到福茂集团进行新的拓展提供了有力的铺垫。23岁时，赵安吉回到福茂集团，她先从熟悉的财务工作做起，循序向航运专业管理领域渗透。福茂集团的工作虽然有挑战，但对于赵安吉来说是一份相当快乐的工作，工作越是深入，感觉越得心应手，很棒的工作。 有脑子又有超强训练，用大姐赵小兰的话说，全家是这位小妹最能干。赵安吉30岁时便正式成了老爸航运集团的接班人，当上了副董事长。 热爱艺术与慈善 赵安吉自带一身清雅的气质，她很干练，但又细腻、温婉。她很热爱艺术与慈善，如果说艺术是发自心灵、慰藉心灵，那么慈善的影响与此毫无二致，它们见证的是一颗真正纯净的心。 她是世界各地歌剧院的常客，常常在歌剧的天堂里感动或喜悦。2010年安吉成为纽约市歌剧院的新主席，并主持了慈善晚会，各界名流人士应邀出席盛会，当晚筹款额接近150万美元。她希望歌剧能更平民化，让更广泛的人士喜欢它，因此，她使用这150万美元的捐款，将歌剧院部分票价降价出售。除了歌剧，她也喜欢中国传统戏剧，还喜欢到处逛博物馆、画廊。 早在1984年，福茂集团就在中国创立了木兰教育基金会，目前，赵安吉兼任上海木兰基金会董事，她继承了父母的衣钵，努力推动慈善助学的事业。 赵安吉与Vera Wang 老公是标准级富豪 赵安吉一直忙事业，直到2009年，她跟一个犹太富豪的联姻震动了商界。男方叫Bruce Wasserstein，是个华尔街超级玩家，是个投资大腕，福布斯算他身家161亿。 他跟赵安吉一样是哈佛MBA，还兼法学博士，是美国最老牌投行之一Lazard老板。他曾经一次给哈佛捐了2500万美元，于是哈佛一个楼就用他名字命名了。 而令人惋惜的是，结婚才10个月，老沃就心脏病发作进医院，不到62岁就去世，赵安吉这时只有36岁。更头痛的是老沃3个前妻领着一群孩子争产，他在汉普顿的豪宅带网球场、泳池和花园，这套房子打官司一度闹得事情很大。 ?谁都没想到故事会这么波折，但赵安吉照样当女强人。她看准中国势头，回国做航运合作，还发展出金融各种业务，事业越做越大。这个航运界风云人物一脸明媚笑容，脚踩15公分高跟鞋，是中美媒体追捧对象，还是华尔街日报经济界女性组织创办人。 ? 没过多久，她遇到了吉姆布莱耶。布莱耶从小出身技术高管家庭，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跟赵安吉一样读了哈佛MBA。加上金融头脑，成了科技界顶级投资人，连续3年上福布斯最佳创投人首位，身家162亿。 ?布莱耶眼光精准，创立投资公司，被称为扎克伯格背后的老板。早在2005年Facebook只有10个员工的时候，他就投资了八千多万。等到Facebook上市，几年后他功成身退，赚了几百倍的钱，小扎还感谢他贡献大大的。 远不止在Facebook上大赚，他投资的互联网和技术公司，有30家上市或并购，一赚都是上百倍。在媒体公司也兼任董事，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电视台都任职。 这位科技投资界顶级人物成了赵安吉的好老公，一个在新兴行业，一个在传统行业，是最有实力拍档，赵家在美国商界影响力更广。 陪岳父出席活动 这位船王家族的小女儿她不但用好了自家资源，还熬过了生活中的波折，把家族事业做得更强。 只有成熟的人，才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才能在命运的洪流下，尽量做到宠辱不惊，赵安吉便是这样一位明媚成熟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