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教育，新闻，培训机构，热点时事 - 温哥华天空

美国一直以自我标榜为人权榜样，但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近期，由爱莲?泽林斯卡（Eleonora Zielinska）、弗兰西斯?莱迪（Frances Raday）和阿尔达?法西奥（Alda Facio）组成的专家组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上述三名代表均为联合国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成员。她们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会议，也访问了阿拉巴马州、俄勒冈州和德克萨斯州，访问最后一天（即2015年12月11日），弗兰西斯?莱迪发表了长篇报告，最核心的观点即，自由女神是女性和自由的象征，然而美国妇女并没有获得其作为公民的正当地位。在美国，妇女在其公共和政治领域的任职率、经济和社会权利及其健康和安全保护的国际标准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联合国法律和实践中的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由人权理事会在2011年创立，与各国和其他行为者开展磋商，以指明、促进和交换关于消除歧视妇女法律的良好做法方面的意见。工作组还负责与各国和其他行为者就导致相关妇女受到歧视性影响的法律问题开展对话。工作组由五名独立专家组成：现任主席兼报告员爱莲?泽林斯卡（波兰）、副主席阿尔达?法西奥（哥斯达黎加）以及艾姆纳?奥义吉（Emna Aouij，突尼斯）、卡马拉?钱德瑞克丽娜（Kamala Chandrakirana，印度尼西亚）和弗兰西斯?莱迪（以色列/英国）。微信公众号“联合国”（lianheguo）今天（1月3日）将莱迪的长篇报告精简如下：联合国人权专家日前结束对美国访问后表示，自由女神是女性和自由的象征，然而美国妇女并没有获得其作为公民的正当地位。在美国，妇女在其公共和政治领域的任职率、经济和社会权利及其健康和安全保护的国际标准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美国是尚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七国之一。人们通常有一个误区，认为美国法律已经保障妇女享有所有这些权利和保护。然而，如普遍带薪产假、获得生育保健和政治选举中的平等机会等权利和保护仍然没有落实。某些联邦州出台的法律措施愈发严厉，限制了妇女实现生育权的渠道。目前，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某些候选人的政治言论中包含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妇女充满敌意的陈规定型观念，更加值得我们的警惕。公共和政治生活目前在美国，15位内阁成员中，有4位是女性。妇女占据了19.4%的国会席位，她们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任职率介于12.9%与46.2%之间，平均值为24.9%。这代表了美国妇女在立法机构中的任职率的最高水平。然而，这仅在全球排第72位。希拉里竞逐2016年美国总统，被认为很可能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妇女在选举政治职位的任职率偏低，部分原因是妇女在竞选筹款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在过去几十年中，金钱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大幅增加，而且彻底地改变了选举和政治参与的景象。妇女筹款困难的原因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促进筹集资金的男性主导的政治人际网络的排他性导致的。其他隐含影响因素也包括媒体中的消极陈规定型和妇女的偏见形象，这对妇女筹款能力及其政治候选资格造成了负面影响。经济与社会生活妇女构成了美国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参与率为57.0%，并且是推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然而，如此关键的妇女劳动力参与并未伴有与之相当的经济机会，对孕妇、产后母亲和承担护理工作者在工作场所的住宿条件并没有强制性的标准，而这是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为21%，影响着妇女一生的收入，助长了妇女的养老金贫穷状况。在过去十年中，在缩小差距方面并未有所提高。教育提高了妇女的收入，但是并未消除差距，实际上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收入差距是最大的。不同种族妇女的收入差异很大：非裔美籍、美洲土著和西班牙裔妇女收入最低。过去十年内贫困妇女比例从12.1%上升至14.5%，该数字高于男性，其中主要是族裔少数群体、单亲家庭妇女和老年妇女。我们建议联邦和州立政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为妇女提升就业机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消除工资差距。剩余的贫困现象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以解决，并且，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实力，应该对致贫现象出台零容忍政策。获取医疗保健服务 2010年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为许多未投保公民拓宽了医疗保健服务的获取渠道，旨在减少医疗保险开支，并通过医疗补助计划（的扩展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获取渠道，从而减少未投保人数。尽管取得了可观的进步，美国仍未实现普遍医疗服务覆盖，太多的女性为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巨大覆盖差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获取的信息显示，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仍然处于未投保状态，其中妇女占大多数，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妇女尤其居多，这令她们无法获取基本的预防性医疗保健和治疗服务。生殖健康和权利联合国人权专家对美国孕产妇死亡率的增长表示担忧。据联合国报告显示，自1990年至2013年，美国孕产妇死亡率增加了136%。这些数据也隐藏了令人苦恼的族裔和社会经济差异。非裔美籍妇女在分娩中的死亡风险几乎高出三倍。贫困率较高的州的孕产妇死亡率比平均数高出77%。我们强烈鼓励有关当局继续努力，明确根本原因并制定政策以解决问题。人权专家对《平价医疗法案》要求新个人健康计划覆盖无需现金支付的避孕咨询表示欢迎。但是，最高法院在“好必来”一案中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作出的免除公司为员工支付避孕保险的裁决令人感到担忧，这将剥夺一些妇女获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专家组想重申的是，在国际人权法的要求下，国家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妇女享有权利，自由且负责地决定希望生育多少个孩子以及生育间隔，这其中就包含了妇女获取避孕途径的权利。结论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现任政府始终表达着对于妇女平等事业的无条件支持，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了说辞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正如许多利益攸关方已经强调，政治极端两极化深刻影响了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保障妇女人权的能力。我们理解联邦制度的复杂性，但这并不能作为未能保障这些权利的理由。在《维也纳宣言》下，这些权利是普遍的、不可分割和不可剥夺的。美国是一个在制定国际人权标准方面领先的国家，而美国的妇女却落后于国际人权标准。虽然所有妇女都是这些权利缺失的受害者，但是贫困妇女、美洲土著妇女、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少数群体妇女、移徙妇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残疾妇女和老年妇女则各自有其不同的脆弱之处。翻页查看弗兰西斯?莱迪作的完整发言我们希望对美国政府邀请我们开展本次国家访问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对话者、联邦和州级官员以及民间社会成员，包括与我们分享经验的妇女组织、从业者和妇女个人。全球背景下的美国妇女非常感谢美国对我们专家组的邀请，他们打开了一扇坦诚沟通美国妇女享有国际人权的良好做法和差距的大门。我们认可美国对于自由的承诺，自由女神正是女性和自由的象征。在全球背景下，美国是人均收入最高的世界领头经济体之一，然而美国妇女并没有获得其作为公民的正当地位。在美国，妇女在其公共和政治领域的任职率、经济和社会权利及其健康和安全保护的国际标准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在2010年和2015年的普遍定期审议框架下，美国政府承诺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但这一承诺至今尚未兑现。对于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抗拒反映了社会中一个强势部门反对该公约制订妇女的国际平等人权。这种政治阻力也始终阻碍着通过平等权修订案的努力，因为修订案将加强美国宪法中的妇女平等权利。我们强烈促请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宪法中通过关于妇女平等权利和不歧视的内容。美国是尚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七国之一。即使没有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公约中的许多标准已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习惯国际法中根深蒂固，因此，这些标准也对美国具有约束力。但是，我们坦率地认为，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于国家和国际层面而言都十分关键，这能够确认美国对于实现妇女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平等的承诺。在国家层面，批准公约是为所有美国妇女提供《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保护的重要措施。人们通常有一个误区，认为美国法律已经保障妇女享有所有这些权利和保护。然而，如普遍带薪产假、获得生育保健和政治选举中的平等机会等权利和保护仍然没有落实。我们对城市支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倡议（Cities for CEDAW）表示欢迎，它启动了将该公约所载原则融入地方层面的进程。这并不仅是这些城市中的男女的固有价值，也可以证明美国背景下的妇女国际人权标准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能作为其进一步推广的方法。鉴于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抗拒，我们的访问尤为及时，目前，下一届总统大选某些候选人的政治言论中包含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对妇女充满敌意的陈规定型观念；某些联邦州出台的法律措施愈发严厉，限制了妇女实现生育权的渠道；妇女贫穷率增加、工资差距长期存在，就业愈加危险。公共和政治生活 15位内阁成员中，有4位是女性。妇女占据了19.4%的国会席位，她们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任职率介于12.9%与46.2%之间，平均值为24.9%。这代表了美国妇女在立法机构中的任职率的最高水平。然而，这仅在全球排第72位。根据数位对话者表示，妇女在选举政治职位的任职率偏低，部分原因是妇女在竞选筹款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在过去几十年中，金钱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大幅增加，而且彻底地改变了选举和政治参与的景象。妇女筹款困难的原因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促进筹集资金的男性主导的政治人际网络的排他性导致的。其他隐含影响因素也包括媒体中的消极陈规定型和妇女的偏见形象，这对妇女筹款能力及其政治候选资格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认为，称妇女拥有较少政治抱负的说法不应被认为与所有其他因素无关，因为这些肯定是遏制妇女政治参与的合理因素。我们的专家组将妇女在竞选筹集资金方面的客观困难视作妇女在政治任职机会的重要限制因素，并对最高法院消除竞选筹资的限制深表关切，因为它会导致这一情况恶化。一小部分州和城市已经开始采取公共筹资活动方案。有一种被支持者称为“清白的金钱，清白的选举”的方法，给予每位参选者固定数额的金钱。一些对话者指出，为了有效给予妇女平等的机会，必须对竞争私人资金作出限制。专家组鼓励一些志愿机构采取的措施，如宣传妇女候选人的艾米莉的名单（Emily's List）。我们希望回顾一点，依据国际人权法的要求，许多民主国家采用了临时特别措施，进而确保妇女在政治领域增加足够的任职率。确保妇女能够长期进入投票站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妇女的投票率高于男性。令专家组担心的是，选民身份法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在阿拉巴马州，该州法律增加了与选民身份相关的行政手续要求，对于婚后改名妇女尤其问题重重，法律还减少了投票中心，这将缩减贫困人民的选民登记和投票渠道，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妇女。相反，俄勒冈州使选民登记更加便利，开通邮件投票渠道，这是良好的做法。在决定妇女有多大能力享有并行使法律赋予她们的权利方面，法庭发挥着核心作用。全球已经更多地意识到了司法部门中性别多样性和体恤性别的裁决的必要意义。在美国，女性法官的数量大幅增长，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有三名女性，在联邦法院和州立法院中的女法官人数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尽管女法官的存在并无法保证事实上的司法裁决是具有性别敏感性的，但是性别多样性仍然十分重要，女法官数量增加是一种良性趋势。女性当事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获取法律救助的途径：免费的法律顾问和援助对贫困妇女来说并非是系统性的，而最穷困者获得的一部分法律援助据称质量极其不佳。此外，集体诉讼制度允许大量妇女针对大公司的歧视或伤害而得到补偿，但这种制度正在逐渐受到破坏。专家组建议妇女在庭审过程中的实质平等应得以重新审视和恢复，并且应当将所有人获得司法救助并享有充分的法律代理视为一项公民权利，必要时应予以公共资金资助。经济与社会生活全球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现构成了一项重大挑战，并对妇女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正如其他几名联合国独立专家之前提到的，次级房贷市场将目标专指向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随后刺激经济的政府政策导致了关键社会保障项目的支出削减，其中许多对妇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削减对少数群体妇女和单身母亲来说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重大。妇女构成了美国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参与率为57.0%，并且是推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因素。此外，在职母亲承担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令专家组感到忧虑的是，如此关键的妇女劳动力参与并未伴有与之相当的经济机会，并且令我们震惊的是，对孕妇、产后母亲和承担护理工作者在工作场所的住宿条件并没有强制性的标准，而这是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为21%，影响着妇女一生的收入，助长了妇女的养老金贫穷状况。在过去十年中，在缩小差距方面并未有所提高。教育提高了妇女的收入，但是并未消除差距，实际上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收入差距是最大的。不同种族妇女的收入差异很大：非裔美籍、美洲土著和西班牙裔妇女收入最低。尽管有 1963年《同酬法案》和第七条的存在，但联邦法律并未要求对等值的工作支付等价酬劳。然而，201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平工资法案》开创先河，首次在美国立法中应用了等值工作支付等价酬劳的权利，这也是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最低工资的价值不足以作为生活工资，而大部分挣取最低工资的人都是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从事全职工作，并且独自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对话者将提高最低工资至生活工资级别视为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既缩小了工资差距又减少了在职妇女的贫困现象。据估计，美国的250万家庭佣工中，妇女占了绝大多数，她们通常是移徙妇女，其中许多人还处于无证状态。我们了解到，这些工人中的多数都很容易受到言辞和身体上的虐待以及工资克扣。我们欢迎民间社会组织采取措施，通过一项家庭佣工权利法案改善家庭佣工工作条件。专家组呼吁美国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家庭佣工公约》并将其中的条款加以运用以确保家政工作是体面的。但这并未涵盖其他非正式经济领域的情况，比如收小费的工作或季节性工作，这些情况下的最低雇佣条件也应得到规范。缺乏执法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尤其是在制造业、建筑业和一些服务性行业中的克扣工资现象影响着低收入工人和移徙工人，特别是无证妇女。我们专家组欢迎薪资与工时部门（隶属于美国劳工部）近日为支持开展调查而增加预算，并促请政府增加监管力度，对侵犯这些权利，特别是弱势妇女工作者权利的雇主进行问责。 1993年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赋予雇员可在12个月内享受12个工作周的停薪留职假期的权利，其中包括子女出生或照料未满一周岁的新生儿等情况；但该法案没有覆盖的雇员数量极多，其仅适用于拥有超过50名雇员的雇主。然而，即使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雇员来说，该条款仍然远低于国际人权标准，即要求产假必须带薪，给予父亲额外的带薪假期是最佳做法。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不为所有女性工作者提供强制性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直至2014年，全美有三个州在立法中纳入带薪产假，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也可享受带薪产假，但假期仅为六周，低于14周的国际最低标准。专家组认为，必须确保所有公职和私人雇佣的女性工作者享有 14周的孕产和产后相关需求的带薪产假，并建议以社会保障基金支付为最佳做法，不直接向雇主施加负担。护理职责主要落在妇女的肩上，据报告，妇女因家庭护理需要而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大得多。专家组认为，应为儿童护理、课后照看和老年人及残疾人设施提供公共预算，这些设施应该是可负担且便于使用的，从而让承担着护理责任的成年男女可以全职就业。过去十年内贫困妇女比例从12.1%上升至14.5%，该数字高于男性，其中主要是族裔少数群体、单亲家庭妇女和老年妇女。我们建议联邦和州立政府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为妇女提升就业机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消除工资差距。剩余的贫困现象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以解决，并且，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实力，应该对致贫现象出台零容忍政策。贫困可能导致的无家可归现象让妇女面对更严重的暴力且更加脆弱。此外，对话者指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常会沦为无家可归者，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被暴力行为逐出家门，也可能是由于他们逃离其暴力的伴侣。解决方案应包括有效的保护令、增加庇护所的收容能力和住房援助，特别是将单亲母亲家庭和面临无法支付的沉重护理负担的家庭列为优先考虑对象。我们获悉，美国超过三分之一企业的拥有者是妇女，这些公司主要是中小型公司。这些公司面对着从诸如小型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处获取低成本资金的巨大阻碍，并显然需要支持来实现同样的经济潜力。然而，小型企业管理局已设立目标，仅将联邦合同的5% 授予妇女所有的企业。此外，据报这一目标从未在实践中达成。国际人权法要求为核心经济与社会需求建立基本社会保护，为带薪产假设定法律条款，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实现劳动力市场和妇女所有企业中的实际男女平等。专家组并非为如何实现这些最低标准提出建议，而是指出美国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在为本国那些无法获取独立财富、高薪资或从伴侣和家庭处获得经济支的妇女提供安全保障和体面生活的方面是多么落后。获取医疗保健服务专家组对优化妇女享有健康权方面的立法和制度措施表示认可。我们尤其对目前行政部门采取的措施表示欢迎，2010年通过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 ACA）为许多未投保公民拓宽了医疗保健服务的获取渠道，旨在减少医疗保险开支，并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扩展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获取渠道，从而减少未投保人数。《平价医疗法案》还建立了对抗仍然存在的歧视性措施的关键保护，这种歧视尤其包括认为妇女的生殖健康需求会带来更大成本，因而向妇女收取高于男性的医疗保险费用。尽管取得了可观的进步，美国仍未实现普遍医疗服务覆盖，太多的女性为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巨大覆盖差距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获取的信息显示，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仍然处于未投保状态，其中妇女占大多数，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妇女尤其居多，这令她们无法获取基本的预防性医疗保健和治疗服务。此外，在五年的等待期内，包括妇女在内的移徙人员获取医疗补助仍存在限制，除了相当有限的急救护理之外，无证移徙人员始终被排除在所有医疗服务之外。据与我们会面的多个利益攸关方表示，即使在联邦规定的五年等待期之后，德克萨斯州和阿拉巴马州仍不允许合法定居的移徙人员加入医疗补助计划。一位被确诊患乳腺癌却因无力支付而不能获得适当治疗的移徙妇女的证词令我们震惊。专家组希望《移徙妇女和家庭平等获取医疗服务法案》（Health Equity and Access under the Law (HEAL) for Immigrant Women and Families Act）将为移徙人员拓宽医疗服务渠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专家组很遗憾地获知，能为残障妇女提供治疗的医疗服务设施严重不足，急需给予改善。生殖健康和权利权专家组对美国孕产妇死亡率的增长表示担忧。据联合国报告显示，自1990年至2013年孕产妇死亡率增加了136%。这些数据也隐藏了令人苦恼的族裔和社会经济差异。非裔美籍妇女在分娩中的死亡风险几乎高出三倍。贫困率较高的州的孕产妇死亡率比平均数高出77%。我们强烈鼓励有关当局继续努力，明确根本原因并制定政策以解决问题。专家组对《平价医疗法案》要求新个人健康计划覆盖无需现金支付的避孕咨询表示欢迎。但是，最高法院在“好必来”（Hobby Lobby）一案中出于宗教自由的原因作出的免除公司为员工支付避孕保险的裁决令我们感到担忧，这将剥夺一些妇女获取避孕措施的可能性。专家组想重申的是，在国际人权法的要求下，国家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妇女享有权利，自由且负责地决定希望生育多少个孩子以及生育间隔，这其中就包含了妇女获取避孕途径的权利。专家组得知，在学校的诸多课程中都缺乏充分优质的性教育，在每个州内都是如此。我们了解到许多学校只教导学生关于性方面的节制，而非提供有科学基础的客观性教育，而这正是健康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我们高兴地得知，在诸如俄勒冈等州，学校的课程中包含了性教育。妇女生育权中包含了“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的宪法保障，即妇女能够在妊娠的可存活前第一个三月期内选择终止妊娠。尽管妇女有联邦法律赋予的终止妊娠的合法权利，但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阻碍她们进行流产。1976年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规定，除非当孕妇有生命危险或因强奸、乱伦怀孕，否则不为终止妊娠提供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和医疗保险。在某些州内，强加的巨大障碍削减了妇女获取生育医疗服务的渠道。这些障碍以不合理的医疗程序的形式出现，比如强迫妇女进行超声波扫描或忍受毫无根据的等待期、不发放终止早期妊娠的药物、对诊所申请执照强加沉重的条件，这导致了全国各地诊所的关闭，使得妇女无法找到诊所来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这些限制对贫穷妇女有着特别深重的歧视性影响。在访问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里奥格兰德山谷（Rio Grande Valley）期间，我们观察到移徙妇女在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方面面临着重大障碍。此外，保险市场远未普遍覆盖安全合法的终止妊娠。因此，对于那些希望行使在第一个三月期内终止妊娠权利的妇女来说，保险通常是不可用的。此外，我们在德克萨斯州和阿拉巴马州的访问中发现，许多诊所的工作不断受到威胁、骚扰和破坏，却往往没有受到执法官员采取任何形式的保护措施。阿拉巴马州对流产提供机构实施严重暴力行为的历史由来已久，包括在1993年杀害戴维?根大夫（Dr. David Gunn），这是美国第一个因实施流产而遭到杀害的医生。最近在科罗拉多计划生育中心的屠杀事件正好发生在我们的访问之前，这再次证明了计划生育提供机构和病人面临的极度敌意和危险。我们鼓励通过妇女健康保护法案，它禁止各州对生殖保健供应方颁布干预妇女个人决策和阻止获取安全合法流产服务的限制命令；该法案也将要求所有医院提供这些服务和保险计划，从而为流产提供保障，这是妇女在美国法律下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鼓励依据第十条计划生育方案增加对诊所的资助，进而扩大对缺少保险的低收入妇女的覆盖面，让她们获得预防性保健，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这也是为了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我们促请当局打击关于生殖保健和性保健的成见，这会导致针对这些寻找或提供生殖保健的人的暴力、骚扰和威胁，我们也促请当局调查和起诉暴力或暴力威胁。正如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们始终强调的那样，我们希望呼吁宗教自由不能成为歧视妇女的理由，因此也不能被当作拒绝妇女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健康权的理由。我们鼓励逐步协调美国基于宗教或良心理由拒绝提供符合国际人权法的生殖保健的法律，以及禁止基于宗教自由拒绝提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这些拒绝实际上会使妇女无法立即获得她们在国际人权法和美国法律下享有的保健。妇女安全我们的专家组认可立法机构和体制层面在降低针对妇女暴力的普遍性所付出的重要努力。我们同意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她关于2011年8月访问美国的报告中提出的担忧，尤其是被拘留妇女（过度监禁、性暴力、给孕妇带镣铐、单独监禁、对带有未成年儿童的妇女缺乏替代监禁的刑罚、不恰当的获得保健和不充分的重返社会计划）以及令人震惊的针对美洲原住民妇女的高暴力率。我们也同意特别报告员针对缺乏枪支管制给妇女造成致命后果的担忧，尤其是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组也对警察暴行和警察杀害非裔美籍妇女的人数增加表示谴责。我们的重点同样放在针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的无数暴力事件，包括杀害。我们对羁留中心的移徙妇女的状况极为担忧，尤其是被长期拘留且带有未成年儿童的妇女。根据获得的信息现实，拘留设施不符合联邦委予的任务和机构政策。我们也接到妇女的控诉称遭遇了“快速遣返程序”，尽管存在“对遣返有可靠的恐惧理由”这一例外规定，仍有许多合法的庇护申请遭到拒绝。我们也接到性虐待和被拘留妇女遭到袭击以及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官员虐待的指控。移徙妇女通常是贩运和暴力的受害者，包括在她们前往美国的途中遭遇性暴力。我们非常遗憾地听说，尽管一些妇女遭受过令人恐怖的身体和情感折磨，但她们并未及时获得系统性的适当保健服务。我们也收到跨性别妇女在拘留期间经常被误与男人一同拘禁的投诉。专家组鼓励建立问责机制和体恤性别的充足培训，以及释放拘禁中的妇女和儿童。在大多数国家里，卖淫妇女刑罪化将其置于不公平、弱势和成见的状况，这违反了国际人权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已经系统性地重申，妇女不应该因为卖淫而被刑罪化。此外，依据《巴勒莫议定书》，应该开展行动，打击助长了各种剥削妇女形式的需求。结论我们希望再次感激政府邀请专家组进行此次访问，并促成这次坦诚、公开的对话。现任政府已经证明了其与国际人权机制合作的意向，包括普遍定期审议、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禁止酷刑委员会，也包括其邀请的大量特别程序。然而，我们注意到目前还没有适当的机构框架来跟进收到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强调建立一个符合《巴黎原则》的独立人权机构的重要性（其应该包含一个妇女权利委员会）。现任政府始终表达着对于妇女平等事业的无条件支持，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了说辞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正如许多利益攸关方已经强调，政治极端两极化深刻影响了政府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保障妇女人权的能力。我们理解联邦制度的复杂性，但这并不能作为未能保障这些权利的理由。在《维也纳宣言》下，这些权利是普遍的、不可分割和不可剥夺的。美国是一个在制定国际人权标准方面领先的国家，而美国的妇女却落后于国际人权标准。虽然州级法律和做法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对此作出一份综合报告，但是我们希望了解到妇女缺失权利的整体情况。虽然所有妇女都是这些权利缺失的受害者，但是贫困妇女、美洲土著妇女、非裔美籍和西班牙裔少数群体妇女、移徙妇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妇女、残疾妇女和老年妇女则各自有其不同的脆弱之处。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和结论将在一份更全面的报告中编写并得到展现，报告将于2016年6月提交至人权理事会。

关于高考改革，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始终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人们普遍意识到以高考成绩作为大学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如果不打破“唯分数论”的窠臼，应试教育的现状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另一方面，高考又被认为是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如果不以“看得见”的高考分数作为大学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人们普遍担心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关系将决定一切”。面对如此艰难复杂的困局，许多人甚至感到绝望：莫非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在中国和美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比较上，典型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可能实行类似于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综合评价制度，这一点基于中美两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以人情和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再加上转型时期社会诚信体系脆弱，在纯粹以“硬”的高考成绩作为招生录取唯一依据的情况下，尚且不能杜绝腐败现象，一旦采取了“软”的主观性评价标准，顶尖大学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势必会被权贵子弟所垄断，将摧毁教育及社会公平，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美国大学招生实行综合评价制度的社会条件目前我们都不具备：首先，美国以私立大学为主，为有钱人服务，想招什么人就招什么人，完全不考虑公平问题，而中国以公立大学为主，为人民服务，必须确保公平公正；其次，美国是一个以法律和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人们的规则意识强，没有“打招呼”、“递条子”等请托现象；第三，美国的社会诚信体系完善，中学和学生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可信，而中国的学校和学生习惯于造假，一旦采取申请制，谁能保证申请资料的可信度呢？　　对于这些颇为流行的观点，我始终充满疑虑。它们都是一些感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严肃的实证研究对其加以论证或者推翻。我当然承认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但我并不相信，这些所谓的不同“国情”可以成为中国大学不能实行招生综合评价制度的理由。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转型期社会诚信体系脆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只能一直生活在一个不诚信的社会环境中。同样是人，凭什么美国社会就比我们更诚信？凭什么美国人可以做到照章办事，我们就一定要“托关系”、“找门路”？中美大学招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真的有本质上的不同吗？　　是否实行招生综合评价制度不取决于大学是公立还是私立　　许多人认为，中美两国大学的属性不同。美国以私立大学为主。既然是私立大学，当然要靠办学赚钱，通过招收有钱人家的子弟来赚取高昂学费。如果以考试成绩为大学招生录取的唯一依据，那些成绩不好的富家子弟就不可能进入顶尖大学了。只有实行综合评价制度，不看重考试成绩，才可能让那些成绩不好的富家子弟冠冕堂皇地入学。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这的确是事实。比如，哈佛大学年度招生总名额的20%据说是留给主要捐款人家族的；再比如，许多顶尖私立大学对校友子弟实行倾斜性政策，校友子弟的录取率要远高于非校友子弟，等等。实际上，这些倾向于富家子弟的招生政策一直备受美国社会的质疑和批评，被认为是破坏了美国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但另外一些同样也是事实。比如，顶尖私立大学在对申请学生进行整体性评价时，非常看重学生的成长环境。两个学业成绩相差无几的学生，出身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会受到更大的关注。因为研究已经证明，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家庭经济条件呈正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考试成绩越高；反之亦反之。如果一个学生在社会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仍然取得了较好的考试成绩，说明他(她)的意志更为坚韧不拔，利用资源的能力更强，未来的发展潜力更大。如果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话，这些因生存环境差而考试成绩不高的学生就不可能进入顶尖大学，从而会损害大学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因此，和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大学招生的整体性评价制度反而起到了扶助弱势群体的有效作用，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稳定器”。　　再比如，虽然个体学生的学费依旧高昂，但今天顶尖私立大学的运行已经可以高度不依赖于学费收入。事实上，美国早期的私立大学多由当时的亿万富翁捐献个人财产设立基金会来建立，成立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兴办教育，反馈社会，流芳百世，并不以赚钱为目的。尽管早期私立大学的运行仍然要依赖于学费收入——这也是它们要招收“有钱的主顾”的重要原因——但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联邦政府对大学投入的增加和各大学基金会财富随经济发展而迅速增长，学费收入对于大学运行经费的贡献度已经大为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顶尖私立大学普遍实行了“需求无视”的招生政策，即录取时完全不考虑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财务支付能力，只根据招生标准录取“正确的人”。对于那些无力支付高昂学费的学生，则由大学提供高额奖学金，使他(她)们可以不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而平等地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顶尖私立大学招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了公平公正原则，以生源质量为标准，并不是说想招什么人就招什么人，不受任何约束和控制。　　实际上，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极为复杂，既有哈佛、耶鲁等顶尖私立大学，也有大量的公立大学，还有形形色色的社区大学和专业学院。即使是公立大学，也没有完全按照标准化考试成绩进行招生录取。比如，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从2001年起采用了和其他顶尖私立大学同样的“整体性招生”系统。因此，是否实行招生综合评价制度，并不取决于大学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大学的质量：越是顶尖的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越会采取综合评价制度；越是水平低的大学，越会采取简单化的入学标准——比如考试成绩；至于许多社区大学，则直接申请就可以入学。　　美国大学招生同样会遇到外部压力　　和许多人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美国社会的诚信度高，大学招生中不可能出现“打招呼”等现象。和我们相比，美国同行在招生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要简单和纯粹得多。然而，随着对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制度了解得越来越多，我的认识也越来越开始动摇。我发现，其实美国和中国一样，那些有力量的家长同样会对大学招生机构施加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给大学校长“打招呼”、“递条子”，甚至以巨额捐款作为交换条件。在伊利诺伊州和得克萨斯州，近年来都曾出现过一些政府官员对特定学生的录取施加影响的丑闻。我们原来的认识只不过是自己虚构出来的幻象。　　这倒是符合了常识。任何人都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最好的教育条件，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个人的社会影响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限制这种“负影响力”的作用，确保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在斯坦福大学招生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肖的办公室里，我向这位曾经担任过耶鲁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在美国顶尖大学招生机构服务了四十余年的传奇人物提了一个问题：如何应对来自权贵人士的压力？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要知道，我们都是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只要是人，就会遇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压力，就不可能完全杜绝错误的发生。关键是大学要设计出合理的制度，能够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尽最大限度降低错误发生的几率。在斯坦福大学，肖每年会接到许多“有力量的”达官贵人写来的各种各样的推荐信，有些人的要求很过分，甚至承诺只要学生能够被录取，斯坦福大学就可以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捐赠。然而，面对这些诱惑和压力，招生委员会的态度非常明确，推荐信尽可以写，美元尽可以捐，但录取绝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实际上，招生机构面对特权阶层压力时的行为体现了大学的追求：你到底是要成为一个对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的大学，还是一个丧失操守、唯利是图的野鸡大学？在这一点上，100多年前芝加哥大学校长哈勃的宣言可谓掷地有声。他在1892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录取那些尚未达到标准的申请者是一种诱惑，但我们一直都克制着自己。很多人因为他们子女的入学申请被拒而不满，但我们觉得拒绝录取他们正是最明智的做法。你想象不出不录取达官贵人的子女会带来多么大的压力，但我下定了决心，在招生工作上我们必须公平公正，不近人情，就像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那样。” 　　美国顶尖大学防止招生腐败的制度设计　　那么，美国顶尖大学到底是如何防止招生腐败的呢？答案是招生录取制度设计。它至少包含了五个要点：　　一是独立的专业化决策。具体有两层含义：首先，谁有资格做出录取决定？美国顶尖大学认为，招生录取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招生人员必须是接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士，录取决策必须由专业人士做出。对专业人士的尊重意味着排斥了非专业人士的干扰和影响——因为你不专业，所以你没有资格来决定录取。这一点甚至体现在美国宪制传统中对大学招生自主权的维护上：即使是法院，也不能决定大学应该录取谁不录取谁，招生中复杂的教育决策应当交由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来决定。其次，由上一点推论而来，招生录取权独立于任何个人和机构，完全属于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独立性意味着排斥了行政力量的干扰和影响。即使是大学校长——他(她)的任务是让所有人清楚地知道，他(她)把招生录取的职责交给了专业人士——也无法对具体的招生录取进程施加任何影响。极端情况下，他(她)或许可以针对某个特定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无法改变录取结果。　　二是公开透明。公开透明意味着招生录取决策不是关起门来的“黑箱操作”，不能为所欲为。所有的招生信息和流程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例如招生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公开，以阻止特殊利益交换。但公开透明并非意味着对全社会的公开。原因很简单，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实行“整体性评价”，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标准能够决定录取结果，或者说，申请学生达到了某一标准就一定会被录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防止学生和家长根据大学的录取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这将损害学生情况的真实性，妨碍大学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是回避制度。为了确保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美国顶尖大学普遍设立了回避制度：如果某位招生人员的子女、亲属或任何与之可能相关的人准备申请大学，该招生人员当年必须提出申请回避，或不得接触、参与、审核、决定相关人员的申请资料。回避系主动申报。如果事先没有申报，一旦被发现将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这对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来说都意味着灭顶之灾。　　四是不把决策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具体有两层含义：首先，录取是集体决策。学生的最终录取结果是由招生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的，而招生委员会的构成则高度保密。其次，录取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同一份申请材料会经历多个评审人员的多个环节的审核，每个人都必须提出自己明确的审核意见——这些意见在一个封闭环境中是公开的——都会对最终录取结果产生影响，但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意见可以决定某个学生的录取，即使是招生办公室主任也不行。实际上，这一机制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你也许可以搞定系统中的某一个人，但你不可能同时搞定所有的人。　　五是外部监督。上述四点都是内控机制，除此之外，美国大学招生机构还通过一个共同的组织——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来进行外部监督。它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和准则——例如《招生行为标准》——来规范这个组织中机构和个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每一所大学的每一个从事招生工作的人，都明确地知道这些需要共同遵守的规范。如果哪一所大学的招生机构突破了这些底线，将受到协会的惩罚，甚至被清除出局。这对大学的声誉将造成极大的损害。　　实际上，上述制度设计的思想并非美国独有，在中国大学自主招生的探索实践中，也曾或多或少地体现过。例如，在北京大学“元培综合评价系统”中，学生申请材料中的姓名和所在中学等关键信息是隐去的；申请材料被随机分配给12个评审专家阅读，学生不知道自己的材料将会被哪一位专家评阅，专家也不知道自己审核的是哪一个学生的材料；在面试过程中，所有学生和面试专家在面试前半小时随机组合配对，学生事先无法知道将要面试自己的专家是谁，专家也不知道自己将要面试的学生是谁。即使万一有人神通广大，事先给某一位面试专家打了招呼——这几乎不可能，因为面试专家库是高度保密的——他也无法做到恰好能够让特定学生被随机抽取到这位专家所在的面试组；即使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专家的意见也无法决定面试结果，因为同组还有其他专家，而企图把所有面试专家同时搞定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施加任何影响，即使是招生办公室主任也做不到，从而有效避免了请托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复旦大学在江浙沪地区曾经实施的“千分考”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没有出现过一例投诉。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我们不能只是抱怨，说社会环境不允许，就什么也不做，那样永远也不会有出路；我们也不能只是期待，说只有社会环境改变了，才能实施理想中的制度，那一天永远也不会自动到来。我们唯有坚定自己的信念，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扎扎实实设计出有效的制度，一点一滴地从自己做起，从每一所大学和中学做起，中国教育和社会诚信体系的面貌就一定能够得到改变。我对此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