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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却被掩埋得像一个传说。” 这是新近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印在书封上的推荐语。吴兴华和夫人谢蔚英及两个女儿受访者供图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即便是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人们。他曾经存在过，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的大部分翻译作品与手稿在文革中被毁，投稿的诗作零落各处，而早年与挚友的通信，也在远隔天涯之后被尘封，几十年未见天日。这个曾经以不满16岁的年纪就考入燕京大学，震荡过诗歌文坛与翻译领域的天才式人物，就像一阵最轻柔的风，在水面上激荡出一点涟漪，随后一切归于平静。一方面是灿烂丰盛的才华，一方面是逼仄压抑的命运，这两股力量始终纠缠在一起，贯穿了他仅仅45年的人生。风吹在水上《吴兴华全集》的特约策划袁晓琳第一次读到吴兴华的作品是在几年以前，她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一个陷落在书堆中“灰头土脸”的小编辑，在光线暗淡的样书间内，无意间捡拾起两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书卷已经残破，并且所收录的内容也并不完整，但那些横贯古今、挥洒中西的漂亮文字与流光溢彩的才华，还是让袁晓琳被深深吸引，从此一头扎进了吴兴华的世界。他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意大利、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也浸淫极深，莎士比亚、但丁、詹姆斯·乔伊斯、里尔克、柳宗元……他曾经在精神世界中无比靠近他们，并且留下了处处灵光闪现的文字。 “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儒”，这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也被印在了全集的腰封上，作为如今对于他盖棺定论的总结。而翻开他的书信集，你会看到宋淇、钱钟书、孙道临等人的名字，他与他们有着长长短短的交往与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即便与这些风流人物列在一起，吴兴华闪耀的才华依然让他显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一个明明可以依靠自己就可以傲然列入中国文学与翻译版图上的人物，如今却需要借助钱钟书或者王世襄这些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眼中“网红”式人物对于他的评价，来重新唤起一些记忆，细细想来，也不免有点苦涩。吴兴华全集受访者供图因为《吴兴华全集》的编辑出版，袁晓琳以及其他与这套书相关的人们，一点一点，走进了吴兴华被遗忘的世界，重拾他的文字，并且最终意识到，他的命运，其实比那些焚毁或者散落的手稿更加惨烈。书中吴兴华的照片，用今天的眼光看上去，他的目光清澈，充满了书生式的清朗与倔强，甚至还带有一点从不设防的柔弱。他出生在1921年，离世于1966年，少年时代父母病逝，不满16岁考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他的英籍导师谢迪克极为欣赏他，并积极为他联络出过留学的机会，但由于疾病与照顾家中弟妹的负累，吴兴华最终放弃。他从未出过国，但却以天才式的荣光闪耀燕京，26岁成为燕京副教授，31岁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大学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几年之后，他又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右派。随后被剥夺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资格，然后在文革风暴来临的第一年，他又第一个成为牺牲品。一个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一派天真的学者，从不企图反抗命运，以逆来顺受的姿态承担着一切，但命运，却总是不饶过他。未完成的天才吴同是吴兴华的大女儿，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刚刚十二岁，在北大附小读书。按照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讲述，她对于父亲的印象，一直是一个伏案读书的背影，始终挥之不去，“他并不是书呆子型的人物，但却仿佛永远手里拿着一本书，从不释卷。”吴同这样回忆道。当时放学归家的吴同经常喜欢与父亲玩一个只属于他们俩的“游戏”：她站在父亲面前，念一段小学课本上的文字或者孩子们正在阅读的流行小说，比如《青春之歌》之类，吴兴华一边听着女儿朗读，一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书卷中，女儿读着读着就会大声撒娇，“爸！你到底听没听到？”父亲放下书，笑着把刚刚女儿朗读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诵一遍。 “他怎么可能看过那些小孩的书呢，但他就是拥有听闻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吴同62岁，是一个依旧看得出美丽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文写作。偶尔她会抱怨美国孩子的英国文学水平实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气会马上变得轻柔，带着一点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其实玩那个游戏，我只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她似乎永远不能够释怀父亲的离开。吴同基本是跟随父亲长大的孩子，因为那时吴家住在北大中关园，吴兴华的夫人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时光花费在路途上，因此吴同和父亲共处的时间更多。但是吴同对于父亲的才华与渊博的学问，充满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并不是像钱（钟书）伯伯或者他的同学宋淇那样，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书香门第，有着天然的熏陶积累。”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谢蔚英和女儿吴同吴家祖籍杭州，但后来迁居北京，吴兴华的父亲是中医，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母亲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吴家一共有九个孩子，所以负担极重。吴同甚至记得，她的叔叔曾经向她转述过奶奶对吴兴华幼年时候的记忆，“我爷爷有一个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集的古籍旧书，我爸爸连路都走不稳的岁数，就喜欢钻进里面翻书，也没有人教他。” 有一次，吴兴华的父亲请了很多客人来家里，大人们在谈论古诗词，说着说着，有几句下文记不清了，彼时四岁的吴兴华朗声接了上去，大人们觉得奇怪，又考了他几首，也是丝毫不差。吴兴华的母亲很迷信，对于儿子的早慧，她总觉得异于常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后的命运并不会喜乐平顺。而所有接触过吴兴华的人，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在吴兴华的同学、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忆中，父亲曾经向他讲述过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读书时期，吴兴华就已经将燕大、清华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史类的藏书，全部阅遍，并且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过目不忘。而在谢蔚英与吴同的记忆中，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中，经常有一些远比吴兴华更加资深的教授学者来印证或者求教一些问题，比如历史学家邓之诚或者钱钟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或者搜索引擎，图书馆查阅也不方便，钱伯伯经常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我爸爸总是能够给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吴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与钱伯伯的聊天内容，自己还听不懂，“但我记得他们聊得特别高兴，总是在笑。” “有一次，钱伯伯来我们家，临走的时候，爸爸把他送出门外，当时我正在家门口玩，我记得钱伯伯对父亲说，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岁就已经超过我了。” 很多年以后，吴同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吴兴华已经三十几岁，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释放才华的机会。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吴兴华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1957年，他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成了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随后便被从书斋中连根拔起，在各种运动与冲击中经历九蒸九焙的历练。几年之后，由于认错态度诚恳，被恢复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时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风暴便又来临了。但即便是被剥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工作，吴兴华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十本书的习惯。那段时间里，他在改造之余，还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并承担现在中国所流行通用的以1954年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编辑出版的大量勘误校订工作。“全集”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中记载了父亲对于吴兴华贡献的念念不忘。“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吴兴华最终并没有看到这套书的出版，而在这些剧本早年出版的版本中，我们还能够在书页上看到校对者的名字，而一些相对较新的版本，校对的署名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则在一开始，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没有人真正在乎它实质上的创作者。按照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正是这几年间，吴兴华已经完成了直接从意大利文、严格按照原文的韵律与节拍进行翻译的但丁《神曲》中文译作。并且，他还在写一部以柳宗元为主人公、唐代中国为背景、并辐射比较同时期多国文明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在谢蔚英的记忆中，那是一部有着庞大气魄与精炼微妙文字的作品，但吴兴华最终没有完成它，它的手稿在“文革”期间被焚毁。天地兴亡两不知按照夏志清与宋淇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他是能够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真正意义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儒。而按照吴兴华对于自己理想的规划，如今看来，他的一生则都处于不甘与无可奈何的“未完成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得志”与“合过时宜”，早期是因为贫病与家累，后期则是因为政治运动。谢蔚英曾经这样回忆，吴兴华对她谈及自己的治学计划，是四十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四十岁以后，撰文著书，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之外，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以及编撰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文选集”，都是这理想的一部分。但这一切被拦腰斩断在1966年。按照吴同的回忆，父亲对那一天似乎早有预感。 “1966年8月2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早就被贴满了大字报，学校也停课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开吴家的门，对吴同说，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北大校医院。随后吴同赶到校医院，发现父亲被扔在走廊中，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她一直呼唤爸爸，但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来。后来从中科院赶回北大的谢蔚英与吴同一起将吴兴华送到北医三院抢救，母女俩在那里守了一夜，直至吴兴华咽下最后一口气。文革结束，吴同才从不同的人的讲述中，拼凑出了父亲离世前最后几个小时的遭遇：他被殴打，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然后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厂流出的有毒的工业污水，被折磨直到彻底昏迷。 “我觉得他这一生，几乎没过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吴同有时候会这样“总结”父亲，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会撕扯着她。很多年后，人过中年的吴同，已经有足够的阅历来读解父亲的一生，她才越来越意识到，与灿烂的才华相比，他的性格是多么地天真。对于周遭派系人事的关系，始终懵懂无知；他醉心于书本，但书本并没有拯救他。而反观他周遭的、最终走出乱世的人们，哪怕是看起来书生气十足，实质上，对于世道人心，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吴兴华似乎只能拥有最坏的结局。吴兴华去世后不久，谢蔚英母女被赶出中关园的宿舍，“文革时候到我们家来抄家的一拨又一拨，他们烧东西，贴封条，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吴同这样说道。不到16岁的吴同下乡插队，归来后被安插到街道工厂，随后凭借自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在此之前，她的学历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终是希望我做读书人的。” 插队回京后的吴同受到了钱钟书一家的照拂，杨绛请她帮忙抄录自己《堂·吉诃德》的翻译文字——那是文革期间，阴错阳差藏在废纸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吴兴华的大量作品，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她给我远远超过誊录文字所应得的报酬，就是怕我们不肯接受帮助，才想出这样的法子。”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吴同还记得，每次到钱家去，钱伯伯总是拿出点心招待她、尽量让她开心，“你父亲太可惜了。”钱钟书对吴同说，“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觉得父亲离开了，知音没有了。”吴同这样说。在整套《吴兴华全集》中，有一册专门收录了吴兴华与挚友宋淇自1940到1952年的书信集，吴兴华以清雅的文字描述着他读过的书，正在写下的诗行，以及某一刻灵光乍现闪过头脑的思想。其间也不时夹杂着现实不可名状之重，对于前景的迷惘，无书可读的烦恼，缠绵的病榻，始终困窘的家境，甚至丢失一只钢笔的无奈，也力透纸背无奈地传达了出来。在一封信内，吴兴华这样写给宋淇，“你知不知道王荆公的这一段诗？我觉得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注：记忆有错，实际应为：天地安危两不知）你是解人，一定明白我喜爱这段诗的心理。”而在他更早年的诗作中，吴兴华曾经这样写道，“……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那时纵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别人，呼喊：‘听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也是徒然。” 吴兴华并不大看得起自己早年的诗作，但它们却多数保留了下来，而那些他真正看重或者已经在头脑中搭建起框架的未完成之作，则永远遗留在了1966年。

心理学研究中曾发现一个现象：酗酒者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和酗酒者结婚;父母离异的孩子，成人后的婚姻也容易破裂;受父母虐待的孩子，日后也会有虐待行为。表面看来，谁不想培养出一个14岁就能实现母亲的梦想——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演奏的孩子?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是谁的梦想?这又是谁的人生? 我们做父母的都曾有过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结果如何，机会只有一次，而我们已经用掉了那次机会。而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如此弱小，又是如此地信任我们，需要我们用极大的爱意和耐心教会他们了解自己的梦想何在。心理学家认为，感觉自己可爱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核心。对于毫无经验的儿童而言，那种看重表现的、有条件的爱，不但毒害他们的心灵，还不断吸吮他们生命的活力。那些个性强的孩子会极力反抗，而那些天性顺从的孩子只得按下心中的不快，去满足父母和他人的期望，实现他人代为设计的人生。于是，他们变得郁郁寡欢或感到迷失，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和生命的意义，他们永远都会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完美。这种失落感或空虚感在梅德林·莱文博士(MadelineLevine)的作品《特权的代价》中有细致描绘。作者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心理学家，在过去25年里一直在帮助那些出现问题的青少年，克里斯蒂娜·卢(ChristineLu)对这种失落感也作过令人心碎的叙述。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却是默默的忍受者，他们不敢说出自己的感受，因为那样做就好像是触犯了天条，冒犯了自己的父母，背叛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不惜一切代价的付出。这些人外表看来是如此的成功，而内心深处却可能早已心灰意冷，抑郁和自杀的念头常常折磨着他们。许多研究显示，尽管取得了高水平的学业成绩，亚裔美国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却表现糟糕，父母对学业成绩的过分关注会造成年轻人的抑郁和焦虑。基于对成功的不同理解和定义，有些人会认为获得美国常青藤大学的学位、赢得高收入或者显赫的身份就是成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获得个人的幸福感、满足感、有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精神健康、社会关系良好才算作成功。然而，很多研究显示，儿童不经过交友、一块儿玩耍等社会化过程，将来很可能产生临床上的焦虑情绪。通过玩耍，儿童开始学会如何表达自己、解决问题、处理人际间的差异等问题。苏珊·宋是“亚裔美国人社会参与促进会”(Asian American for Community Involvement)的医学主任和青少年心理医师，她分别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以及加州大学儿童心理创伤研究所。她指出，尽管“虎妈”的观念——通过在某些事情上的卓越表现而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是正确的，然而通过情感虐待和刻薄的言语方法，只能背离她的初衷。一个在经常受到情感伤害的环境里长大的儿童，成人后很可能会出现人格障碍。据苏珊·宋透露，她在诊所里曾接待过许多的亚裔青少年，其中一些孩子在学业上非常出色，却存在着自杀倾向。一些研究显示，许多亚裔青少年都特别容易受到抑郁症的青睐，他们成绩优秀，还不断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后班，但在发展自我认知和自尊时常常陷入困境。在考虑可能的结果时，他们思路僵化——要么成为一个哈佛打造的律师，要么失败落魄地奔赴“黄泉”。更成问题的是，他们往往病态地抵制外人(非家庭成员)给予的帮助，他们的父母不让孩子去看专业的心理医师，想将所有的问题都保持在家庭范围内。许多研究显示，尽管取得了高水平的学业成绩，亚裔美国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却表现糟糕。父母对学业成绩的过分关注会造成年轻人的抑郁和焦虑，父母对情绪健康的漠不关心，也显著地与抑郁相关联。这里再提供一些亚裔美国人的自杀数据： 15岁—24岁的亚裔美国妇女是所有种族中自杀率最高的; 据报道，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间，美国康奈尔大学共有21个学生自杀，其中亚裔美国学生13人，其比例高达61.9%。 1964年至200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亚裔比例较高的大学，其本科生的自杀人数是同期美国校园平均自杀人数的3倍，其比例是每10万人21.2人对每10万人7.5人，此期间美国的平均自杀比例是每10万人11.7人。苏珊·宋指出，许多人认为亚洲人是安静而努力工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心理疾患。大量的青年人承受着严重的抑郁和自杀念头的折磨，他们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没有能力处理好生活的压力、现实问题或者人际关系，而这些都直接与他们的父母以学业成功作为爱的前提条件有关。父母只有帮助孩子培养自我认知的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帮他们建立起坚韧的品格，并以此作为追求学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才能使孩子成长为一个人生与事业都获得成功的成年人，而这一切其实与人种无关。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过程去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渴望与动机，并把这些内化为人格的力量。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必须的，而“虎妈”恰于此处抄了近道。 2011年1月20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安妮·墨菲·保罗(AnnieMurphy Paul)的文章，她引用了《一个软骨头民族》(A Nation Of Wimps)一书中的观点，以支持“虎妈”的育儿方式。她认为，这种教养方式有助于增进孩子的自我掌控的体验，从而培养自信、乐观、果断等健康的心理感觉。可是，书中所说的“自我掌控的体验”与“虎妈”所倡导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自我掌控的体验应该源于孩子自己，而非他们的父母。当丝毫不给孩子空间进行选择练习时，孩子不可能体验到自我掌控。孩子应该学会自己进行选择，无论他们是选择克服心中的恐惧迎接挑战，还是选择接受失败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只有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作出的，才能真正产生自信和掌控的感觉。当他们只会俯首帖耳、听命他人时，所能感受到的往往是无望和失落。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过程去寻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渴望与动机，并把这些内化为人格的力量。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必须的，而“虎妈”恰于此处抄了近道。梅德林·莱文曾在其令人信服的作品《特权的代价》一书中，讨论了自我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自我对于一个成人健康发展是如此的重要。她在书中指出：孩子需要不断地变得独立，有能力调动自己内在的力量作为前进的动力。发育良好的自我感觉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因为在难以避免的缺乏外界支持时，自我感觉不仅是心灵舒适的港湾，而且是指引人生道路的内在罗盘。生活从不完美，但一种健康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让生活变得有趣、美满和可以管理。在鼓励孩子完成从依赖成人到依靠自己的转变时，如果家长态度犹豫，孩子的自我发育往往会陷入困境。干预自我感觉的发育过程是危险的，父母对学业成绩的过分追求，会挤压孩子内心对寻求自我管理的努力。当所有的成年人都逼迫孩子成为一个擅于社交、精于竞争、注重表现的完美“自我”时，孩子很难成为一个充满自信感的自我。这种逼迫可能会鞭策一些孩子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令大多数孩子依赖成性、情绪压抑、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梅德林·莱文强调指出，父母常常逼迫孩子表现卓越，但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培养杰出孩子的过程。“杰出”并不等同于学业成绩、奖杯、地位或者他人的认同，尽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它们本身与一个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没有关系。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看，杰出的孩子是那些自信、博爱、正直以及富于创造性的孩子。理解了什么是健康的自我感觉，意味着我们愿意透过表面现象，而用多种尺度来评价孩子是否取得了进步——他们是否感到有力量?他们是否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他们能否与他人建立持久、深挚的友谊?他们是否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们是否珍惜和接纳自己?他们是否知道如何照顾自己?这些至关重要的品质是孩子们健康成长所必需的。梅德林·莱文指出，“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的成长相当重要。自我效能感不同于自尊，是指相信自己能够对周边的世界产生影响。当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很高时，他会发现很容易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产生一种个人的控制感。孩子越多地感到可以有效地实施控制，他便越能有效率地采取行动，而父母的焦虑心情、过分保护、过分关心、过分干预都会导致孩子自我效能感和自治能力的丧失。自我效能感在孩子青春期时变得极其重要，因为这时的孩子开始面对许多成年人的问题，比如：友谊、恋爱、志趣、独立。青春期少年日益需要在健康的或者有害的行为活动中作出选择，能否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时所养成的坚定的自我管理的能力。那些感到无法拥有自己生活的孩子，那些情感、思想和行动过多地受到外界干预的孩子，他们都容易受到他人的操控。专制的父母容易采取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他们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下级，父母发号施令，孩子遵命照办，如此而已。这种方法通常在孩子青春期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孩子要么激烈地反抗，要么导致心理崩溃。这样的孩子通常是缺乏自尊感和社交技巧，并且患抑郁症的风险很高。对于每一个中国式家教法所创造的奇迹，我们都要耐心等待后续章节的展开，作者在谈论她的方法是如何成功的，而我们拭目以待，看这成功能持续多久克里斯蒂娜·卢对于“虎妈”蔡美儿中国式育儿方式的评价，得到了最为热烈的回应，她的故事为那些用专制方式育儿的父母敲响了警钟。她曾通过网络留言这样叙述：我曾嫉妒地宣称，我的大姐“令所有亚裔父母的春梦成真”(请原谅我的粗俗，因为它真的道出了我对大姐曾怀有的愤恨)。她一直成绩优异，五年级时还跳了级。她的SAT考了满分，又是校游泳队的主力，并能弹一手好钢琴，还是学生干部，于是便被哈佛大学提早录取(各高校为了争取最优秀的学生们而比其他申请者更提早录取的一个过程)。在重返哈佛读MBA之前，她在波士顿顾问集团获得了一个驻香港的职位。她拿着6位数的薪金，同一个博士谈婚论嫁，置办了家产，结了婚…… 婚后一个月，她自杀了，年仅30岁。暗中忍受了两年抑郁症的折磨后，她给汽车排气口接上塑料管，塞进了车窗，她坐了下来，致命的一氧化碳在车库里弥漫，那是她在旧金山的新家，她死在了那里。下班回家的丈夫发现了她，仪表盘上贴着一张便笺，上面是她的遗言，她道了歉，并说爱每一个人。对于每一个中国式家教法所创造的奇迹，我们都要耐心等待后续章节的展开，作者在谈论她的方法是如何成功，而我们拭目以待，看这成功能持续多久。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它将要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我们有时并不知道。目前我们教育的风气是，只允许果园里面长苹果树，而且要求园丁们(教师和父母)要挑选最高的苹果树，然后淘汰所有不够高的树苗，狠心地把它们砍掉了。最后，大家又开始抱怨：为什么果园里长不出其他水果? 一粒种子是有无限潜能的，但是它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土壤、阳光、水，还有用心的耕耘和施肥。如果土壤太刚硬，压力太大，园丁再怎么期待也难以让种子发芽结果。目前我们的大环境是“有毒”的，因为它是一个高压力、低肯定、高批评的环境，是高紧张和高恐惧的环境。作为园丁，教育者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为这种风气“解毒”，保护好种子，为它保留一块足够营养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