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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今天，不是我创造了历史，而是你、你们！” “我们用希望战胜了恐惧；用勤奋打败了轻蔑；用积极正面、把国民团结在一起的愿景击溃了负面分裂的政治。” 无论是参选时的年龄，还是参选演讲的方式，加拿大新总理像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而且他所面临的执政难题也非常棘手：加拿大经济成长率偏低，基础建设老朽，企业创新低落，贸易障碍重重，且税制过于复杂。不过，加拿大总理的权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国内各项商业法规的裁定权力主要掌握在各省省长手中。因此新总理与省长间的合作配合也是一个软性难题。戏言成真，一晃43载。　　ＣＦＰ图 2012年，特鲁多与帕特里克·布拉佐的拳击赛以特鲁多完胜而告终。　　特鲁多的父亲曾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执政期间共3次访华，并于197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图为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2012年，特鲁多与帕特里克·布拉佐的拳击赛以特鲁多完胜而告终。　　特鲁多的父亲曾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执政期间共3次访华，并于1970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图为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时任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国宴上举杯，向“未来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四个月大长子贾斯廷·特鲁多(下称“特鲁多”)致意时，大概不会想到，这句祝福竟然成真。 43岁的特鲁多眼下正在准备11月初的就任仪式，“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发表什么长篇演讲，只要在就职台上站一站，挥一挥手，文学系毕业、飘逸的卷发、深邃的眼神、英俊的面庞，还有结实的肌肉，选民实在是太爱他了。”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一旦开始履行总理职责，帅气可帮不了他太多的忙。当前，加拿大经济面临四大困境，而特鲁多开出的“药方”还是是传统意义上的刺激手段，“药效”如何，未可知。漂亮小子在总统府邸度过了童年岁月，青年时期远离政治圈，做自己想做能做的小事。2000年，因一场葬礼重回大众视野，2008年开启政治路，仅用7年时间，登上加拿大权力巅峰特鲁多的父亲担任总理15年之久，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理之一，外祖父亦担任过内阁官员，其家族被喻为加拿大版的肯尼迪家族。特鲁多的母亲玛格丽特·辛科莱是温哥华的社交名媛。受上帝眷顾，特鲁多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媒体赠雅号——“特鲁多王子”。童年在总理官邸度过的“特鲁多王子”，自幼即是媒体焦点，但青年时代，特鲁多刻意远离政治，逐渐“逃离”出媒体的视线。他当过数学和法文老师、到尼加拉瓜瀑布当向导、做滑雪板教练、酒保、夜店围事、专业演说者。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自己的“不愿走仕途”：“我在中学和大学阶段不断努力做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何苦去选择一个势必抹杀个人一切努力，铁定让别人拿父亲的成就对我品头论足的行业？” 身高188cm的特鲁多还当过演员，差一点就成为一位电视明星。在加拿大CBC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战争》中，特鲁多因饰演塔尔博特美世帕皮诺而广受好评。不过，他得太太苏菲?格雷戈瓦是位不折不扣的大明星，是加拿大著名模特和电视主持人。 2000年，一场葬礼让特鲁多再一次回到媒体视线里。父亲仙逝，加拿大举行国葬，特鲁多作悼词，以恰如其分的文采和真挚的感情，引起全国民众注意。 2008年，在加拿大自由党多次征询下，特鲁多最终走入政治圈，在邻近蒙特娄工人阶级居多的选区参选，顺利当选众议员。彼时，哈珀在总理位置已两年。特鲁多是一个亲和力强的人，这也许与他得童年经历有关。七、八岁时，父母亲告诉他世上其实没有圣诞老人。他跑去告诉同学，许多人都哭着离开，只有一位同学冷静告诉他：“妈妈在我懂事后就告诉我这个秘密了，因为她买不起圣诞礼物给我。” 特鲁多心想，自己真是幸运儿，“每年圣诞节总理官邸都有堆积如山的圣诞礼物。我瞬间领悟这和我的资质无关。” 此类经历或许帮助他在日后养成了比父亲更加“接地气”的脾性。特鲁多形容自己的作风与备受敬重、有些高傲的父亲不同，特鲁多“喜欢挨家挨户拜访大家，到外头接触人们，花时间聆听他们的需求。” 2013年，特鲁多当选自由党党魁，举家从蒙特利尔搬回到皮埃尔·特鲁多当年担任总理时在首都渥太华居住的地区，正式走进加拿大政治舞台的中心。多伦多政治经济系教授克拉克森分析特鲁多的成功因素时称，“有群众魅力，有亲和力，代表的是真心诚意和开诚布公。” 2015年，特鲁多年届43岁，以年轻朝气以及大胆的经济刺激措施，带领自由党在国会大选中击败执政的保守党，本人以黑马之姿成为加拿大总理，接下父亲的政治衣钵。四大难题经济增速放缓，贸易逆差持续加大，失业率反弹加剧，国内劳资关系日益紧张 “加拿大目前面临四大经济困境。首先是，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程永林表示。受金融海啸影响，2008年加拿大经济增速降为-0.5%，2009年为-2.8%，2010年以来总体经济指标表现稳健，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影响，近四年来，实际GDP增速保持平稳增长，高于发达国家GDP平均增速0.5个百分点左右，低于全球GDP平均增速约低0.5个百分点。但是自2014年以来，加拿大国内经济受外需减弱、投资不振等经济不景气影响，截至2015年7月，年度同比增速回落至0.8%，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为2010年以来经济表现最差的一个时期，受近期经济增长不景气影响，为此加拿大央行下调了国内经济增速预期，预计2015年为1%，2016年为2%，2017年为2.5%”。程永林指出，“加拿大的第二大经济困境是，汇率波动加剧，贸易逆差持续上升。” 加拿大以贸易立国，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了加拿大的商品出口。而国际石油价格大幅走低，加剧了加元对美元的持续贬值，国内汇率波动幅度持续变大，截至目前，美元兑加元汇率已经飙升至1.3114，这进一步导致了加拿大国内商品进口成本上升，贸易逆差持续增加。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8月到2015年8月期间，该国商品出口总额从446.74亿元（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元”皆为加拿大本币的单位）下降至的439.52亿元，同比增速下降1.6%。远低于OECD组织此前预测加拿大2014年出口额较2013年增长3.5%，2015年增长7%的预期目标。此外，“失业率反弹加剧是经济第三大困境。”程永林表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加拿大的失业率快速上升，峰值接近9%，失业人口大幅增加，部分省份与地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12%。加拿大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增加了就业机会，2010年以后，失业问题得到缓解，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截至2014年12月，国内失业率虽然已经降为6.2%，这一数据已经接近加拿大金融危机发生之前6%的水平。但是到2015年9月，失业率又反弹上升为7.1%。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省份（地区）、依赖石油和资源出口的省份受到外需减弱和加元贬值的双重冲击，自我调节能力减弱，失业率高企。在程永林看来，“物价指数持续走高，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劳资关系日益紧张是影响到加拿大经济前行的第四大问题。” 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加拿大经济通胀水平（CPI）总体温和，2010年为1.8%，2011年为2.9%，2012年为1.5%，2013年为0.9%，2014年为1.9%。然而自2015年以来，加拿大经济增长再度出现疲软，国内通货膨胀水平虽然稳定在1%左右，但是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持续大幅下降、零售行业激烈竞争、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等因素叠加作用而形成的。受加元汇率下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影响，与去年同期相比，剔除石油价格波动因素影响，实际物价指数持续上升。2015年9月份以来，加拿大国内食品价格上涨3.5%，肉类价格上涨4.4%，蔬菜价格上涨11.5%，受其驱动物价估计会持续上涨，国内民生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近年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现象日益严重，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雇主和工商企业采取倾向性较强的保护与激励政策，而对于雇员、消费者的利益诉求重视与保护程度有所下降，由此直接或间接导致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一些地方政府基于财政预算平衡，不断消减部分公共事务部门或非盈利部门的福利与薪资涨幅，导致劳资矛盾、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往往一触即发，例如安大略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多个地方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政府雇员、教师、企业员工的罢工活动。此外，加拿大家庭负债创历史新高，消费者负债占可支配所得的比率高达165%，比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也相去无几，而大部分债务都用于住宅。目前加拿大的房价和可支配所得比率，比长期平均水平高出34%。负债虽尚未失控，一旦利率或失业率大幅上升，家庭便可能难以承担。两味解药扩大开支，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上会加大投入；减中低阶层的税收，提高富裕阶层的税率加拿大经济陷入衰退，于是选民把厉行“撙节”的保守党一脚踹开，由自由党重掌政权。与哈珀相比，杜鲁更愿意为了振兴经济扩大开支，这为他吸引到了对经济形势感到失望的选民。特鲁多此次的竞选标语是”真改革“，常被媒体拿来跟美国总统奥巴马相提并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温莎大学访问学者程永林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加拿大自由党在此次大选中获胜，根据其竞选承诺，政府财政预算和公共政策将会作出较大调整。新政府主张扩张公共建设支出以重振经济，甚至不惜出现赤字。特鲁多指出，将以数百亿的赤字规模进行基础建设，藉此吸引私人投资进场，重振失温的能源业。加拿大财富管理公司Gluskin Sheff经济学家大卫·罗森博格（David Rosenberg）指出，虽然加拿大在基础建设上赤字规模已高达7000亿美元，不过在加拿大央行维持极低利率的助力下，未来基础建设赤字规模扩大尚有空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净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8%，美国约为80%。因此，“特鲁多有挥洒空间，以赤字带动国内投资活动成长，振兴景气”。CNBC分析认为，对今年商业投资已大跌8%的加拿大来说，经济刺激计划势必能重振叱咤一时的能源业。程永林认为，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9月14日公布的最新财政状况数据分析，2014-2015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好于预期，提前实现盈余19亿加元，政府财政赤字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这意味着为特鲁多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从目前加拿大经济基本面来看，公共建设支出计划可以增加投资支出，增加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可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国内就业状况，但是对当下的加拿大经济金融形势而言，这一公共支出计划并非对症下药，经济增长和产业拉动效应估计会比较有限，政策前景不容乐观，”程永林表示。特鲁多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政策，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减税政策，“年收入在44700元至89000元的家庭将看到他们的所得税率降低2个百分点至20%”。个人理财专家班纳吉称，这个阶层的入息税率下降，每年最多节省670元。此外，特鲁多还承诺恢复免税储蓄帐户年供款限额，由原先的1万元限额降回到5500元。自由党还会取消保守党的收入分报计划，为国库节省20亿元。在普通双亲家庭，收入分报计划允许高收入一方，转移最多5万元税前入息给低收入一方，即按照低税率征税。不过，自由党将通过对富户加税支撑这一削减计划，年收入20万元以上加拿大人的所得税率从目前的29%提高到33%，加上省级税种，富人的总税率将在43-59%之间。还有一些措施承诺美好，但兑现需要一段时间。比如自由党承诺与省府、其他机构合作，加强加拿大退休金计划。他们会恢复老人金、保证收入津贴的申领年龄，从67岁降回到65岁。他们说，透过那些措施，最低收入者每年平均领取1.3万元。这一计划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福利，但有关退休金计划的承诺，通常要等多年，才能落实。中加更暖相对于保守党，自由党的对华政策估计会更为温和、理性与务实，加拿大可能重新考虑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加拿大换了总理，对中国有何影响呢？程永林认为，特鲁多政府执政，中加关系有望实现大跃进。“我在加拿大访学期间，接触过部分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政府官员、议员和学者，相对于保守党，自由党的对华政策估计会更为温和、理性与务实。而特鲁多的父亲给中加关系改善所带来的战略遗产，更是为中加关系改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自由党执政后，为加拿大政府重新全面评估中加关系，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他表示，自从哈珀政府日益重视经济外交的作用，意识到“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给中加关系的良性发展带来损害后，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使得中加关系重新回到稳健发展的轨道，“事实上，中加双方虽然具有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教育、旅游、网络安全、极地开发、全球治理领域一直存在很多契合点。”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加拿大成为中国的第13大贸易伙伴。中加双方日益深化能源资源合作，中加投资促进及保护协议获批，拓展金融领域合作，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中方给予加方人民币500亿元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额度，推动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外长年度对话和经济财经战略对话机制。特鲁多曾表示，会优先鼓励更高层次的加中贸易往来和中国在加投资。许多观察家认为，在特鲁多的领导下，渥太华当局考虑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意愿会更高，加拿大亦可能重新考虑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于中加经贸关系的走向，有媒体引述加拿大布洛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加拿大驻华前外交官伯顿的话，“相信特鲁多政府将密切注意中国有关制定加中自由贸易协议的建议，相信该协议将在四年后下届大选前落实”。约克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切恩则指出，现在加中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机会，比上任总理哈珀执政时更高，但加拿大要实施协议，机遇和风险并存，因中国市场比加拿大的大得多。阿尔伯塔省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侯秉东则认为，新政府或许愿意重新评估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而且虽然加国未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但将来可能考虑加入。

一贯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最近吃了一个大亏，这就是俄罗斯强势挺进叙利亚，打击ISIS，一个以俄罗斯为首，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中东势力联盟崛起，自 1970年代以来，美国首次失控中东。与此同时，美国强势军事介入南海，宣称要进入中国扩建岛礁的12海里水域，其意欲何为，是要把在俄罗斯吃的亏在中国这里找回来吗？ 10月16日，美国首席战略大师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远离中东崩溃的途径》（见附文1），其承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单边军事行动，产生了美国中东政策至少在40多年里没有遇到过的挑战，是美国在稳定1973年阿以战争后诞生的中东秩序方面的角色出现瓦解的最新症状。至于美国新的对略，基辛格无奈的表示：美国已经默许了俄罗斯的军事角色。并承认伊朗的角色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应该准备与伊朗展开对话，以便使其恢复作为一个奉行威斯特伐利亚法系的安分守己的国家角色。尽管基辛格仍然坚持美国必须坚决地防止核扩散，但此话已经相当乏力，仅为保住最后的面子，安抚以色列。基辛格是公认的美国最资深、影响力最大的战略家，1971年任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他斡旋推动下，尼克松总统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其后的40多年中，他访华80多次，在美国对华具有影响力政治家排行榜上高居首位。基辛格先生作为犹太人，是华尔街犹太金融家的主要政策代言人。在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上，其战略与另一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截然不同。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领导的西方必须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谨慎，然后平等地拥抱土耳其，同时还要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对接。如此扩大的西方，就可以帮助欧亚大陆在演变过程中仍能维持稳定，同时使西方重现历史上的辉煌(摘自《战略远见：美国和全球权力危机》第138-139页)。基辛格则更警惕德国与俄罗斯的接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倘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比美国与欧洲的纽带还要紧密的话，哪怕是与后者接近，也会触发大西洋关系的一场巨变”（摘自《美国的全球战略》第66页），即他认为，团结了俄罗斯的欧盟对美国的挑战更严峻，更须优先应对。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的分歧根源在于，基辛格以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利益为核心，金融寡头的核心利益在美元，欧元则是挑战美元的最大对手，一旦俄罗斯与德国团结形成了大欧洲，在美元势必要让出国际货币的半壁江山和巨大利益。美国一度选择执行了基辛格的战略，即引发乌克兰危机，使之成为撕裂俄罗斯与欧洲间的一个伤口。2014年3月乌克兰政变，2014年7月马航MH370飞机被击落，乌克兰紧张局势一步步升级，便不难理解了。然而，美国没有想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击是如此坚决有力，不仅借机迅速收回了克里米亚，而且支持独立武装打得乌克兰政府军惨败，而美国又不愿以巨大人力物力支持乌克兰政府，更不敢冒与俄罗斯发生世界大战的风险，加上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从中斡旋，美国无奈地看着乌克兰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继从东部争议地区撤出了重武器之后，10月初，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宣布从争议地区撤出轻武器。普京在初步控制了乌克兰局面后，并未就此罢手，而选择了在前苏联解体后受了美国24面步步紧逼的窝囊气后，开始战略反击。借助ISIS之乱，北约军事打击不力，大量难民对欧洲形成巨大压力，更多欧洲国家希望有力遏制ISIS扩张的需求，9月下旬，普京总统命令俄军果断而悄然地进驻叙利亚，展开了对ISIS武装的有力打击。特别是俄军从里海舰队中发射巡航导弹，导弹飞越伊朗和伊拉克领空，精确命中在叙利亚的ISIS目标，更显示了其直接威慑大半个中东的军事实力。由此，一个中东新的势力同盟崛起了，它以俄罗斯为首，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为主要联盟成员，并对巴勒斯坦、也门等多个争议地区拥有影响力。其总体势力已经不亚于美国、以色列和沙特的阵营。在美国将60%海空军部署东亚，威慑中国之际，美国阵营甚至落在了下风。现在，在俄罗斯的明确支持下，在俄罗斯控制了里海水道，通过巡航导弹威慑周边2500公里范围的情况下，俄罗斯出售给伊朗的SM300先进防空导弹很可能已经到位，这种导弹可以轻松击落F15、F16等三代战机——伊朗的宿敌、多次威胁空袭伊朗的以色列的主战飞机。同时，自7月份伊核六方协议达成后，10月１８日是联合国安理会７月２０日批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９０天，被称为协议的“生效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发布备忘录，下令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履行美方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的承诺。此时，美国已经更难有借口发难。在美国不愿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在以色列得不到美国鼎力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不敢袭击俄罗斯保护下的伊朗。因此，以色列袭击伊朗引发中东危机，拖美国下水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在乌克兰吃了个小亏，在中东吃了个大亏，而普京成为大赢家，不仅使俄罗斯的势力第一次进入战略反攻，恢复了对中东的巨大影响力，更使普京总统的国内民意调查达到了89.9%的历史最高。而美国在前苏联解体以后是从未吃过这么大的亏。美国会善罢甘休吗？显然不可能，其对策可能有二：1、既然无力在中东引发石油危机，那就继续打压石油价格，侵蚀俄罗斯国力的经济基础。2、堤内损失堤外补，或者说西方不亮东方亮，将主要力量压向中国，从俄罗斯身上损失的，从中国这里找回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断威胁进入中国南海扩建岛礁的12海里水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军将派出“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前往南沙群岛中的渚碧礁及美济礁一带水域航行，并会同时派出P-8A侦察机到该海域巡逻。该行动已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批准，最早于27日夜间展开。美国此举不可能是为了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中美全面战争的后果，美国也无法承受。其这么做除了为在中东丢掉的面子从中国找回来以外，也为了打击中国国家形象，强化其遏制中国的包围圈，特别是给日本、越南、菲律宾等打气。更重要的是，以此迫使中国在经济金融领域做出重大让步——这主要包括中国金融资本项目开放和美国投资不受限制的中美投资协定。至于中国会如何应对，让我们继续观察。附文1：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何防止中东秩序崩溃 2015年10月20日参考消息网参考消息网10月20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6日发表题为《远离中东崩溃的途径》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文章称，随着俄罗斯进入叙利亚，持续了40多年的地缘政治结构一片狼藉。美国需要有新的战略和当务之急。文章内容如下：当中东的地缘政治构架崩溃时，有关与伊朗就其核计划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否稳定了中东的战略构架的辩论几乎还没有开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单边军事行动，是美国在稳定1973年阿以战争后诞生的中东秩序方面的角色出现瓦解的最新症状。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目前一片狼藉。该地区的四个国家已经不再具有主权国家的功能。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了寻求强行树立统治地位的非政府运动的目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上，一支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宗教军队自称为“伊斯兰国”组织，誓死与现有的世界秩序为敌。它寻求以“哈里发”——即实施伊斯兰教教法的统一的伊斯兰帝国——代替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多样性。 “伊斯兰国”组织的主张让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伊斯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纷争有了一种末日的意味。仍然存在的逊尼派国家感觉受到“伊斯兰国”组织的宗教狂热以及什叶派的伊朗的双重威胁——伊朗可能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伊朗通过表现自己的双重能力来强化这种威胁。一方面，伊朗实施传统外交，甚至请求国际制度的保护，表现得像是一个奉行威斯特伐利亚法系的国家。与此同时，它却组织和操纵寻求以伊斯兰圣战原则建立地区霸权的非国家行动者：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真主党、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及在也门的胡塞叛军。于是，逊尼派的中东面临遭到下列四股同时出现的源流吞没的危险：什叶派统治的伊朗及其波斯帝国主义的残余；力争颠覆现行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极端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随意拉在一起组成国家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这些国家目前处在崩溃中）；源自不良的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国内压力。俄美政策南辕北辙这些互相冲突的趋势——它们由于美国从中东地区的撤出而恶化——使俄罗斯能够在中东纵深地带展开军事行动，这种部署是俄罗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俄罗斯的主要担忧是巴沙尔政权崩溃可能重现利比亚式的混乱，并把叙利亚全境变成恐怖主义活动的避风港，从而染指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南部边界以内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地区。在表面上说，俄罗斯的干预有利于伊朗维持叙利亚的什叶派力量的政策。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俄罗斯的意图并不需要巴沙尔统治的无限期延续。把逊尼派恐怖主义威胁从俄罗斯南部边境地区转移到别处是一种经典的均势操作。这是一种地缘政治——而非意识形态——挑战，因而应该在相同的层面加以处理。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俄罗斯军队进入该地区——以及他们对作战行动的参与——产生了美国中东政策至少在40多年里没有遇到过的挑战。美国政策一直寻求对所有各方的动机持观望态度，并因此处在丧失对事件施加影响的能力的边缘。现在美国与该地区的所有各方都存在对立，或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争执：与埃及有人权问题；与沙特阿拉伯有也门问题；与叙利亚各方也都存在各种不同的问题。美国宣布决心剥夺巴沙尔的权力，但却一直不愿意采取有效手段——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也没有提出一种替代政治结构，以便在巴沙尔的离开以某种方式成为现实时可以取而代之。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已经转变成为其中东政策的中心。美国政府曾坚称将采取立场对抗伊朗的圣战和帝国主义图谋，并将严厉地处理对核协议的违反。但是美国政府似乎也热切地致力于通过由谈判支持的历史性进展，来寻求扭转伊朗政策中敌意、挑衅的成分。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常常被其支持者拿来与尼克松政府当年对中国打开大门相提并论。45年前，中国和美国的预期是对称的。而支撑伊朗核协议的预期却不是对称的。德黑兰在协议实施的一开始就将赢得其主要的目标。美国的利益则取决于伊朗在一段时期内的行为承诺。当年对中国张开怀抱，所依据的是立即和可以观察得到的中国政策调整，而不是对于中国国内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预期。美国政策存在助长、而非消除疑虑的风险。其挑战在于两个刻板和预示灾难的集团互相对立：逊尼派集团由埃及、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组成；什叶派集团则包括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部分（巴格达为其首都）、黎巴嫩在真主党控制下的南部（面对以色列）、也门的胡塞地区，它们构成了逊尼派世界的包围圈。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的敌人的敌人可以被当做你的朋友的传统格言不再适用。因为在当代中东，你的敌人的敌人很可能也是你的敌人。须坚定防止核扩散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所证明的，两强并存的体系容易形成对抗。即便只存在传统的武器技术，要维持两个僵化集团之间的力量均势也需要具有一种额外的能力，以便评估真实和潜在的力量均势，了解可能影响这种均势的细微力量的积聚，并在这种均势失衡时果断采取行动予以恢复——迄今为止，受到两个大洋保护的美国并不需要具备这些能力。但是目前的危机正发生在一个非传统的核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世界里。在互相竞争的地区大国争取获得类似的临界能力之际，中东的核不扩散制度可能崩塌。如果核武器得到确立，灾难性的后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是核技术与生俱来的。美国必须坚决地防止出现这样的后果，并运用核不扩散原则来约束该地区所有拥有核野心的国家。我们的公开讨论过多涉及了战术性的权益之计。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概念，并且根据下列原则确定优先事项：只要“伊斯兰国”组织生存下来并仍然控制着拥有地理学定义的地区，那么它将恶化中东的所有紧张关系。由于“伊斯兰国”组织敢于对抗强大的美国，目前美国无结果的军事努力有可能沦为有利于“伊斯兰国”组织招兵买马的工具。美国已经默许了俄罗斯的军事角色。作为一项上策，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地区最好由温和的逊尼派军队或外部大国——而不是伊朗的圣战者或帝国军队——所收复。对于俄罗斯，把其军事角色限制在反“伊斯兰国”组织战争上或许能够避免再现冷战时期与美国的对抗状况。在收复的地区应恢复伊拉克和叙利亚主权瓦解之前就在那里存在的逊尼派地方统治。阿拉伯半岛的主权国家，以及埃及和约旦应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当这个恐怖主义区域将要被拆除并被置于非极端的政治控制之下时，叙利亚的未来也应同时得到处理。美国在这样一个中东地区的角色应该是向传统的逊尼派国家履行美国政府在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辩论中所承诺的军事保证，这也是伊核协议的批评者所要求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的角色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应该准备与伊朗展开对话，以便使其恢复作为一个奉行威斯特伐利亚法系的安分守己的国家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