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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局势套用一个媒体前辈的说法，二十年来的大温和年代结束了，全球化的进程在2016年之后迅速放缓甚至倒退。而当下最让人关注的，绝对是中美正在进行的贸易战，虽然谈判还在进行，但结果令人心忧。科技进步和核心技术的发展悠关国运。现在让我们拉回30年前，同样是当时的经济老大和老二的科技和贸易的较量。从日本的芯片经验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仅仅30余年，已经少有人记得那场在日美之间爆发的芯片战争。这一战，日本人输得干干净净，从高峰时占据全球近80%的DRAM（俗称电脑内存）份额，跌到现在的零。这场芯片战争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国际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在大国产业PK中，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 1. 垂井康夫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导体芯片企业的高光时刻。硅谷的英特尔、AMD等科技创业公司在半导体存储领域，被日本人追着打，然后被反超，被驱离王座，半导体芯片领域（当时主要是半导体存储占据主流）成为日本企业后花园。美国的科技公司败在了模式上。硅谷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风险投资为创业公司注入资金，创业公司获得资金支持后，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获得市场，提升公司估值，然后上市，风险资本卖出股票获利退出。这种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效率高，但体量小，公司之间整合资源难，毕竟大家都是一口锅里抢饭吃的竞争对手。九州岛被称为日本的硅岛，曾集中了日本绝大部分半导体芯片企业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办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半导体芯片）计划，确立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技术为目标。随后日本通产省组织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产学研半导体人才资源，打破企业壁垒，使企业协作攻关，提升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日本的计划也差一点儿夭折，各企业之间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诺投入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关键时刻，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将各怀心思的参与方们捏合到一起。垂井康夫的说辞简单明了：大家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日本芯片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来，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研发，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孤军奋战的困局。 2. 美国人被吓坏了计划实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专利，一下子缩小了和美国的技术差距。然后，日本政府推出贷款和税费优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业一时间兵强马壮，弹药充足。一座座现代化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制造工厂在日本拔地而起。随着生产线日夜运转，日本人发起了饱和攻击。美国人的噩梦开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5年后，日本的份额超过50%，美国被甩在后面。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受不了市场份额直线下跌，不断派人飞越太平洋到日本侦察，结果让人感到绝望。时任英特尔生产主管的安迪.格鲁夫沮丧地说：从日本参观回来的人把形势描绘得非常严峻。如果格鲁夫去日本参观，他也会被吓坏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楼用于存储芯片研发，第一层楼的人员研发16KB容量，第二层楼的人员研发64KB的，第三层人员研发256KB的。日本人这种研发节奏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三箭齐发，让习惯了单手耍刀的硅谷企业毫无招架之力。让美国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储芯片不仅量大，质量还很好。1980年代，美国半导体协会曾对美国和日本的存储芯片进行质量测试，期望能找到对手的弱点，结果发现美国最高质量的存储芯片比日本最差质量的还要差。而且，日本人还拍着胸脯对客户保证：日本的存储芯片保证质量25年！ 3. 英特尔差点翘辫子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美国的芯片公司兵败如山倒，财务数据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涂。 1981年，AMD净利润下降2/3，国家半导体亏损1100万美元，上一年还赚了5200万美元呢。第二年，英特尔被逼裁掉2000名员工。日本人继续扩大战果，美国人这边继续哀鸿遍野，1985年英特尔缴械投降，宣布退出DRAM存储业务，这场战争让它亏掉了1.73亿美元，是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在英特尔最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购买了它12%的债券保证现金流，这家芯片巨头很可能会倒闭或者被收购，美国信息产业史可能因此改写。　　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左）联合其它硅谷企业成立了SIA，目标是应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竞争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哀叹美国进入了帝国衰落的进程。他断言，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硅谷将成为废墟。更让美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活化石，因为硅谷绝大部分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包括英特尔和AMD）都曾经是仙童半导体的员工。在硅谷人心中，仙童半导体神一般的存在，现在日本人却要买走他们的神，这不是耻辱么？有一家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写道：这笔交易通过一条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很落后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应对。几年前，硅谷的科技公司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简称SIA）来应对日本人的进攻，经过几年游说，成果如下：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49%降低至28%，推动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但政府就是不愿出面施以援手。苦捱到1985年6月，SIA终于炮制出一个让华盛顿不淡定的观点，一举扭转局面。 4. 神奇逻辑扭转局面 SIA的观点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弱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友么，日本半导体崛起，美国半导体衰落，看着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游戏，怎么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SIA的逻辑链是这样的：因为超级武器技术离不开超级电子技术，超级电子技术又离不开最新半导体技术（这话没毛病）；如果美国的半导体技术落后，美国军方将被迫在关键电子部件上使用外国产品包括日本货（有点意思）；外国货源不可靠，战争时期会对美国断货，非战争时期还会向美国的对手苏联供货（日本人看到这里，估计要哭了）；所以，美国放任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称霸，就等于牺牲国家安全（日本人的心此刻在滴血）。此前，SIA游说7年，得到政府的回应总是：美国是自由市场，政府权力不应染指企业经营活动。这次，SIA的国家安全说一出，美国政府醍醐灌顶，从原来的磨磨唧唧变成快马加鞭，效率高得惊人： 1986年春，日本被认定只读存储器倾销；9月，《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市场份额；不久，对日本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征收100%惩罚性关税；否决富士通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美国人这一波操作至少开创了两个记录：第一次对盟友的经济利益进行全球打击；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争端从经济学变成政治经济学问题。负责和日本交涉的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首席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一面指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对它赞叹不已，所以我对美国政府说我们也要采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对这种双重标准，曾在日立制作所和尔必达做过多年研发的汤之上隆在自己的书中气愤地说：这人实在是欺人太甚！ 5.三星补刀随着《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签署，处于浪潮之巅的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掉头滑向深渊。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从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其中的DRAM受打击最大，从最高点近80%的全球市场份额，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可以说，和美国人这一战，日本人此前积累的本钱基本赔光，举国辛苦奋斗十一年（从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但日本人吐出的肉，并没有落到美国人嘴里，因为硅谷超过7成的科技公司砍掉了DRAM业务（包括英特尔和AMD），1986年之后，美国人的市场份额曲线就是一条横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那么，这70%的巨量市场进了谁的肚子？答案是韩国。在日本被美国胖揍的1986年前后，韩国DRAM趁机起步，但体量犹如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业毫无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芯片企业完全是360度无死角的菜鸡：根本打不进日本人主导的高端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靠低价混饭吃；市场体量上，两者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但三星深谙所有的贸易摩擦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借机干翻了日本大象。　　 1990年代，三星面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但其掌门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国人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机会，派出强大的公关团队游说克林顿政府：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于是，美国人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倾销税，日本最高则被收取100%反倾销税，这种操作手法简直是连样子都懒得装。三星抱上美国的大腿，等于从背后给了日本一刀，让日本彻底出局。 6. 决胜关键如果没有三星补刀，日本半导体芯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美国人用《美日半导体协议》束缚日本人，并挥动反倾销大棒对其胖揍，但日本半导体存储芯片产业受的只是皮肉伤，因为硅谷的企业超过七成退出了半导体存储芯片行业，市场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过去后，又是一群东洋好汉，毕竟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上，日本还是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三星加入战团并主动站队美国后，难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变的可有可无，韩国人由此成为新宠。随后，三星的DRAM双向型数据通选方案获得美国半导体标准化委员会认可，成为与微处理器匹配的内存，日本则被排除在外。这样，三星顺利搭上微处理器推动的个人电脑时代快车，领先日本企业。　日本丢失的半导体芯片份额，几乎都进了以三星为首的韩国企业嘴里从上面的DRAM份额图中可以发现，日本的份额呈断崖式下跌，韩国的则是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一上一下两条线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未来。此后，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台半导体产业扶持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但也无力回天，日本半导体芯片出局的命运已定。东芝半导体插标卖掉后，标志着日本半导体芯片彻底出局直到今天，仍有观点认为，韩国半导体芯片的崛起，日本半导体芯片的衰落，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产业转移是生产线/工厂从高劳动力成本地区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迁移，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企业并没有向韩国迁移生产线，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国人实际上联手韩国，重组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将日本人从供应链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来不可或缺的产业力量消失得干干净净。纵观日美芯片战，是否掌握重组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才是贸易战中决胜的关键，市场份额的多寡不构成主要实力因素，这也是日本输掉芯片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 *主要参考资料：《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作者：汤之上隆；《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作者：西村吉雄；《芯事》，作者：谢志峰；《硅谷百年史》，作者：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

“要问现阶段中国哪家公司高管的幸福指数最低，我想一定是京东。”在近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一位京东高管这样哭诉，他说，“20年的职业生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调整和变动，这几天我一直在失眠。” 发表完上述讲话后没几天，这位高管就被调离了原岗位，成了京东本轮人事变动的又一粒“炮灰”。时间倒回到2个月前，在2月中旬的集团开年大会上，京东坦诚布公地宣布，“2019年将末位淘汰掉10%的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一时间舆论哗然。作为一家拥有18万员工的企业，京东此轮调整的高管可能达到几十甚至上百人规模。在近期互联网公司的一系列人事调整中，京东被置于风波中心。同时，作为这场自上而下的人事“手术”的操刀者，刘强东之铁腕无出其右。一位京东内部员工称：“每个一级部门的负责人，最近都被老刘谈了话，有的部门谈完，整个消失。” 过去60天，京东裁员风波持续发酵。在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关于京东“取消快递员底薪”、“推行995或996”的负面消息层出不穷；在京东内部，一股紧张的情绪在持续蔓延。有员工这样形容：“几乎每个人都像刚进入职场，每天抢活干，生怕自己被辞退。” 从去年年初市值登上历史高位，到股价一路下滑，再到刘强东遭遇“明尼苏达”事件，过去一年多，京东从巅峰迅速坠入谷底。现在，这家电商巨头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京东的一位高管在内部会上说，公司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而一些投资人认为，调整、变化才有希望。从高层“开刀” 京东CTO张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月15日，京东的一纸张晨离任声明令外界颇感意外。2017年，京东对外宣称“技术转型”，作为CTO，张晨被视为京东转型的关键人物。但入职京东的3年多，张晨可能让刘强东失望了。他的存在感并不高，一位接近张晨的京东人士对全天候科技表示：“CTO在京东内部早已是个虚职。” 2015年，京东对技术架构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次把技术部门从业务部门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技术大体系，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核心技术研发团队，包括云、大数据、AI等技术团队；二是应用技术研发团队，主要服务于京东商城业务，两大团队直接从属于CTO大系统。一开始，AI、大数据，云计算等部门都由张晨负责，但后来这些业务被逐渐拆分，并有了具体的负责人。 “最后，张晨手里基本上没有实际业务，负责的都是内网基础设施，甚至OA系统”，上述人士告诉全天候科技。这直接导致张晨脱离了业务一线，在京东的地位一度十分尴尬。在去年的618启动会上，张晨作为嘉宾压轴出场，但他在活动上的演讲PPT都是工作人员自己编的，他本人“说不出来啥”。对此，京东回应称“张晨此前在京东主要负责集团技术研发体系的建设，特别是IoT、信息安全、国际化人才引入、重大技术难题攻克，前沿技术研究和对外技术合作等领域，大部分都是具体业务。” 对于张晨的离职，前京东员工马迪并不意外。“人和公司都有问题。京东在技术方向上一直不清晰，这让CTO很难做；张晨自己则太偏学术范，在业务落地层面一直推动不起来”。 CTO张晨的离职，拉开了京东此轮“高管优化”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陪伴刘强东时间最长的两位职业经理人——CLO（首席法务官）隆雨、CPO（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相继离职。在一定程度上，这宣告了京东外企空降高管时代的全面终结。据接近京东的人士透露，在京东内部，张晨和隆雨经常“形影不离”，“二者属于一派，而以京东商城CEO徐雷为代表的‘本土老臣’则与他们格格不入。” 在京东内部人看来，作为“边缘”高管，隆雨和蓝烨“被优化”属于情理之中。在本轮调整前，二人在京东的地位已经一降再降。3月初，隆雨卸任CHO（首次人才官），不再分管人事，接任者为京东第二届管理培训生余睿。而蓝烨自2015年下半年从手握重权的CMO（首席营销官）被调任CPO后，就已经丧失了话语权。 4月9日，京东两位高级副总裁——7FRESH事业部总裁王笑松和3C 事业部总裁胡胜利也被调离原岗位，京东给出的理由是“核心高管轮岗计划”。京东内部人士对全天候科技透露，王笑松的离开可能跟7FRESH业务进展不顺有关。“之前一直宣扬3-5年要开1000家门店，现在已经开不下去了，今年最多30家。”截至目前，7FRESH开出的门店只有12家，远低于预期。在去年12月京东的架构调整中，大快消事业群被拆分，作为总裁的王笑松管理范畴被拉回到了7FRESH和生鲜事业部，这被解读为“降级”。而此前，外界还一度盛传王笑松将赴美团任职，但王笑松本人矢口否认。京东此轮人事调整透露出两大迹象：一是直接先从高层“开刀”；而在高层中，则率先选择了相对边缘的职业经理人。 “为什么选择从高层开始？因为高层是最难面对、最难推动的，这显示了京东的决心”，一位京东高层人士评价。“而相比较徐雷等‘老臣’们，职业经理人的战斗力又普遍不强，对京东文化的认可也不够”。从3月中旬至今，京东本轮密集的人事调整已经持续了约一个月，但仍未结束。在全天候科技独家获得的一份内部录音资料中，一位京东高级副总裁指出：“总裁优化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总监，再往下就是普通员工，一直会持续到4月底。” 在网传的“优化”名单中，京东高级副总裁兼技术研发体系负责人马松、前京东Y事业部负责人于永利、前新通路事业部总经理杜爽、京东供应链副总裁杨平等人赫然在列。不过在外界看来，京东的此次调整释放出了一定的积极信号。一位京东投资人就表示，京东的调整让他们看到希望了，“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更有投资人调侃说，“如果现在哪个互联网公司要裁员，我就觉得这个公司有希望了。” 资本市场的反馈亦然。近一个月，京东股价并未因人事地震出现暴跌，反而上涨了11%。箭在弦上 “公司一定要变，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现在每个部门都顶着巨大的压力”，对于此次人事调整，一位京东高层这样形容。现在，几乎每个部门都在强调“拼搏精神”，“一些老员工的优秀事迹被反复拿出来说，部门leader甚至直接喊话，‘没有拼搏精神，直接走人’。” 配合这轮人事调整，京东在最近重启了“996工作制”，虽然不强制，但据京东员工透露，不少部门已经开始执行。 “上、下班打卡也更加严格，连KPI都比之前重了很多。”一位京东金融的员工告诉全天候科技，“之前虽然有KPI，但在实际业务中执行得很一般，现在每个月都要根据业务量、上线的新功能来考核。” 这是刘强东想要的战斗状态。在上市前，京东一直以“狼性文化”著称，但在开启这轮大调整前，这种氛围在京东内部几乎销声匿迹。对此，一位京东高层感同身受：“很多部门人浮于事，部门墙林立，大量人在混日子，越来越官僚。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效率变得越来越低，跟一个传统企业没啥两样。” 这样的情况，京东曾在2016年前后遭遇过。事情的结果是，包括沈浩瑜、熊青云在内的一大批职业经理人相继离职，刘强东重回管理一线。当时刘强东回归后，京东迅速恢复了战斗力。2016年，在持续亏损12年后，京东终于实现了首个全年盈利。不过这样的势头未能持续，随着刘强东再次退居幕后，京东的问题再次暴露。懒散的工作状态严重影响了京东的运行效率。一位京东管培生抱怨说，“自己的项目总共15个人，但真正干活的人只有8个。领导还经常拉小派别，说其他业务组怎么不好。” 据其回忆，去年，京东曾大力扶持员工上报各种探索性项目，给出的政策是：凑够8个人就可以自立门户，项目负责人的岗位也能由T（技术）转M（管理）。为此，很多项目组夸大自身价值，“这件事后来导致每一层的人都希望自己部门里有更多的项目，‘造’出一批垃圾领导，整个部门几乎扩大了一倍。” 据了解，这批当年硬“造”出的探索性项目的不少负责人，在此次调整中都从总监降为部门经理，或直接开除。在近期的一次内部会上，刘强东曾用“人浮于事、拉帮结派”来形容京东内部管理的混乱。据悉，该会议并非小型会议，参与者包括CXO、事业群SVP和VP，共有100多人，席间多位高管被点名。在4月12日的公开信中，刘强东再次强调，“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真正的兄弟一定是一起拼杀于江湖，一起承担责任和压力，一起享受成功的成果的人。”在信中，刘强东还表示，京东已经四、五年没有实施末位淘汰制，人员急剧膨胀，混日子的人越来越多，这必须改变。作为一家巨头企业，京东内部的成本控制在过去几年也愈发低效。有京东高层透露，去年一年，京东光采购服务器的开支就高达80亿人民币。 “现在京东商城盈利的品类只有四个，其他都是亏损，这80亿几乎把四个品类的利润全吃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京东不盈利，因为大家大手大脚的‘挥霍’，这对组织是个巨大的伤害”。上述高层说。管理和成本控制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京东业绩的滑坡。 2018年，京东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持续经营业务净亏损为25亿元人民币；2017年，京东全年的净利润为1.168亿元人民币。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下，2018年京东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持续经营业务净利润为35亿元人民币，2017年则为50亿元人民币。两项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活跃用户数的增长乏力更成为京东的隐忧。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京东平台的年度活跃用户数为3.053亿，同比增长20%，环比基本持平。相比之下，阿里和拼多多同期的活跃用户数增速都在30%以上。全天候科技独家获悉，京东过去几个月的GMV增速已经同比跌到了20%。2018年Q4，京东GMV为5144亿元，同比增长27.5%，如今这一数字进一步下滑。对零售企业来说，现金流是生命线。如果GMV增速持续下滑，意味着京东对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将会变弱，而通过延长结款周期获得现金流的举措也将受到影响。与业绩下滑同步的，是京东对于技术的持续投入。在2017年的开年大会上，刘强东喊出，“未来12年京东只有三样东西：技术！技术！技术！”京东财报显示，2018年全年，京东技术投入121亿元，同比增长82.6%。谁是始作俑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京东频繁出现管理问题？外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种观点始终存在：刘强东个人对京东造成的影响。京东成立之初就没有“合伙人机制”，是典型的创始人“独断”的企业，这一基因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京东的命运。 “在追求效率和执行力的零售业中，是需要一个有战斗力和前瞻性的老板引导的”，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曾这样表示，这样的模式让京东在成立之初迅速崛起。但公司进入成熟期后，放权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此时，京东的管理问题开始暴露。 2014年5月，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刘强东卸任京东商城CEO，开始加大对公司的放权力度。此前的2013年，刘强东第一次尝试离开公司去美国学习，同时减少对业务一线的直接过问。按照刘强东的设想，对一个企业来说，“共和国比自己独裁要好，和平比战斗要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放权给职业经理人后，京东曾经强调的“战斗力和执行力文化”迅速稀释，官僚主义、懈怠和贪腐等问题逐渐暴露。 2016年，刘强东重回战斗一线，京东商城的10位主要高管、京东集团的18位高管直接向其汇报。而在董事会，刘强东手握京东80.2％的投票权。根据《财经》此前的报道，刘强东从未真正放权。当年在美国游学时，每次京东的早会他都会旁听，只不过多数时候并不说话。从2016年开始，京东金融和京东物流先后从京东主体业务中独立出来，成为子集团。据京东内部员工透露，这几大子集团的独立性并不强，每次重要事件的决定权都在刘强东手里。在外界看来，这是一家“创始人标签”太过明显的企业，即使现在，京东的成与不成，仍高度系于刘强东这个拥有至高权威的创始人身上。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刘强东的“独裁专制”影响了京东的企业运作。在一位一号店前高管看来，京东走到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强东的高度控制和个人高调的做法，一旦出事会置公司于危险境地。因此，京东急需一个可以承担重要角色的“二把手”。另一方面，当刘强东一旦开始放权，京东创业初期的“价值观”、狼性文化又会迅速走样，公司的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京东管理问题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创新业务的屡屡失利。作为一家以零售为根基的企业，长期以来，京东在业务创新上的进展乏善可陈。一旦脱离主业，这样的创新经常浅尝辄止。以智能音箱为例，2014年京东就开始布局这一业务，几乎是中国做智能音箱最早的公司。“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三年，供应链都跑通了，但是现在没人记住京东音箱”，对此，一位前京东员工很是郁闷。相较于小米、百度以及阿里塑造的“IOT 故事”，“京东只是把这个东西当货卖，没有塑造粉丝效应，没有塑造故事”，该员工说。而当京东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整个市场的主动权都已被其他巨头抢走。 “在内部，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创意的idea，我们不是不想创新，我们是不想犯错误。”一位前京东高层人士说。2017年，当这位高层离开时，发现京东已经越来越不犯错了，很多业务之前一直在钻井，“眼看马上就要‘见油’了，但没坚持下去，撤了。” 此前，京东还曾涉及智能冰箱业务，并埋头苦干了3年，但产品一直未上市，也没对外宣传。 2017年，刘强东在AWE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展览会）上看到各家的智能冰箱后，甚是着急，他对京东公关部强调，要把（智能冰箱）这事儿弄大。随后，京东开始大搞智能冰箱的发布会，做宣传，但采销部门的人却觉得这货卖不动，“很多部门无法做到互联互通，资源没跟上，后来负责人创业去了，这个项目也没做下去”，一位曾参与智能冰箱业务的京东员工说。断臂求生应对不断蔓延的危机，人事调整之外，京东也不断在新兴业务上寻找机会。不过目前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2018年的年报会上，刘强东强调，2019年京东重点关注三个方向：拓展三、四线市场、企业数字化升级以及开发线下，分别对应京东的三个业务：拼购、零售解决方案服务及以“京东7FRESH”为代表的线下零售业务。在去年12月的架构调整中，京东把拼购事业部从三大事业群中独立出来，并任命京东微信手Q业务部总经理侯艳为负责人，直接向京东商城CEO徐雷汇报。据京东拼购内部人员透露，以前拼购不向市场部汇报，只是配合做投放，“自己小打小闹”。今年集团新成立了战略业务整合营销部，直接对接7Fresh、拼购、Toplife等新业务，会优先倾斜资源预算给成长快、潜力大的业务。今年2月，京东拼购开启了新一轮的全品类招商，试图减少对原有平台的依赖。对此，徐雷在京东2018年年报分析师会议上也提到，“除了继续保持对拼购和微信市场关注和投入外，未来京东会重点打造更适合拼购和微信市场的供应链能力。” 不过从商家的反馈来看，京东拼购目前的竞争力依然不强。“一件40元上下的女装，在拼多多上一周内能卖出300多件，而同期在京东拼购卖出去不到20件“，一位经营服饰的商家说。为了扶持拼购业务，此前京东提升了把“拼购”的搜索权重，但是相比自营产品，拼购商品的排名依然靠后。“基本在十几页之后，不靠刷量根本搜不到”，一位日化用品商家告诉全天候科技。如今在各类京东拼购群里，活跃着不少刷量团体，报价通常是，“单价100以内的佣金十块，100-200的佣金13块”。这对商家来说，是巨大的成本压力。最难以琢磨的还是京东高层的态度。目前京东的拼购入口仍然隐藏较深，除了小程序和微信九宫格的入口，在京东APP里，用户需要点击“京东APP-品质时尚栏目-京东拼购”才能进入。“从去年就说要大力气推广，但一直没见到实际行动，高层始终在犹豫”，京东拼购内部人员说。拼购之外，线下渠道被刘强东视为京东未来增长的另一个来源。不过短短半年时间，线下渠道的排头兵——7FRESH就遭遇了当头棒喝。 4月9日，京东7FRESH和生鲜事业部总裁王笑松被调岗，这离其接手7FRESH只有4个多月的时间。 “所有店都不赚钱，成绩最好的是大族广场店，都是靠京东员工在养活，日均50万年营业额”，7FRESH内部员工王锋表示。 “营运也是大问题，现在7FRESH的高层来自各个零售店，都把他们曾经成功的模式复制到不同门店里，整个思路不统一，对零售的理解也不深。”在王锋看来，对于7FRESH，高层思路上还在动摇，刘强东个人并不满意王笑松的工作。据了解，之前7FRESH签的地产商合作都不是独家，7FRESH的竞争者盒马鲜生为防止京东开标准店型，防御性地布局了大面积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7FRESH开店不畅。目前，盒马是“扩张再抓营运”的路子。从去年开始，盒马密集投资了大量供应链企业，甚至与它们合作成立子公司。“控制供应链，这是一个正确的路子。7FRESH现在是联营合作，什么也没抓起来”，一位零售业内人士表示。开店受阻造成了对品牌商吸引力的下降。在去年12月7FRESH召开的餐饮招商大会上，王笑松详细阐述了7FRESH的竞争力和优势，但据参与该会议的京东人士透露：“参与的30几家餐饮品牌反映都不积极，会议一结束就全部走了。” 对于不配合的品牌商，7FRESH内部甚至“威胁”：如果不跟线下合作就下架线上。物流层面，京东在去年推出了“个人快递”业务，切入C 端市场，不过能否对京东产生实质性的收入增长，还需时间的检验。京东金融目前是整个京东发展最好的新业务，其独立后估值超1330亿元人民币。京东金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供应链金融事业部和消费金融事业部，但这两项业务都较为依赖京东商城，当京东商城业务无法爆发性增长时，这两块也较难取得爆发性增长。去年5月，京东金融将旗下业务全面分拆组建，分成了个人服务和企业服务两大群组。据接近京东金融人士透露，京东金融的个人服务群组近期进行了再调整，将业务板块中的保险、东家、股票、财富管理等进行了合并。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智能大数据部总经理裴健也因家庭原因暂无法全职工作。对于京东来说，“断臂求生”是一种勇气；“断臂”之后该如何走，也同样需要智慧。在见智研究所资深分析师看来，当前的组织架构调整和优化是京东主动的选择，有利于长期股东利益。“物流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基础资产，零售效率也是持续经营的结果，这两块都是壁垒。未来，京东仍有机会成为一家能有持续回报的好公司。”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马迪、王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