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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谷歌超过一半的工作者是临时工，供应商或外包员工。这些员工没有正式员工的高福利和高工资，而谷歌区别对待非正式员工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也引起了诸如凯文·基普罗斯基(Kevin Kiprovski)等外包员工的强烈不满。以下为文章正文：在外人看来，凯文·基普罗斯基(Kevin Kiprovski)有一个耀眼的头衔——“Expeditions助理”（注：Expeditions是谷歌面向教育机构推出免费的VR体验服务。）同时还有一份有趣的工作——向年轻学生们演示谷歌的虚拟现实设备。他经常穿着一件印有卡通鲸鱼和谷歌LOGO的灰色T恤穿梭于各个学校，但有时公司的名声在外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尴尬。有一次一位老师当面和基普罗斯基对质：“‘当你知道自己赚的钱比我们所有人都多的时候，你来到这里展示自己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回忆起老师这样提问。 “我不得不告诉她，” 基普罗斯基说，“‘我一年只能赚4万美元。’”他还告诉这位老师，自己实际上并不是谷歌的正式员工。他曾在Vaco Nashville LLC工作，这也是和谷歌合作的几家劳务外包公司之一。去年10月基普罗斯基从公司辞职，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内部电子邮件，批评谷歌外包员工和正式员工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基普罗斯基写道，过去一年中，虽然谷歌使用外包员工的做法受到更多关注，但公司仍在采取措施，将合同工“排除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对话之外”。其电子邮件在谷歌内部流传甚广，公司也因存在的劳工问题以及庞大员工队伍对公司发展方向的影响而陷入内部混乱。超过一半的谷歌员工是临时工，供应商或外包员工，他们被统称为TVC。这些员工少了很多让谷歌为人乐道的福利和津贴，而正是这些福利和津贴提升了谷歌是全球最佳工作场所之一的声誉。去年，一群谷歌非正式员工呼吁公司提供更好的福利。同年9月份，在匹兹堡担任谷歌数据分析师的非正式员工投票支持成立工会，这在科技行业比较少见。图示：凯文·基普罗斯基(Kevin Kiprovski)的自拍照基普罗斯基的辞职凸显了许多谷歌非正式员工面临的困境：他们的本职工作需要他们成为谷歌的形象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为谷歌工作。 2018年初，基普罗斯基以谷歌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加入团队，致力于将谷歌的影响力拓展到各个学校。他最初对工作充满希望，但很快就破灭了。他所在部门的人员离职率很高，工作时间也很紧。他的责任不断增加，但报酬却没有变过。他说:“我四次升职，但工资和福利几乎没有增加。” 基普罗斯基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种种限制。谷歌使用大量的内部文档来规划项目和存储信息。今年夏天，该公司以安全问题为由去除了非正式员工对这些文件的访问权限。谷歌还屏蔽了公司内部许多在线社交组织的承包商。基普罗斯基说，员工们将其称为“TVC限制”（TVC Lockdown），来得毫无征兆。谷歌及其外包公司的多名员工都证实了这些事件。谷歌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这些决定是标准客户数据安全措施的一部分，谷歌临时工已被告知这一变化，且仍然可以使用执行工作所需的工具。与此同时，谷歌并没有晋升非正式员工的政策，因为他们不是为谷歌工作。成千上万的非正式员工在谷歌工作，从事诸如产品营销、放映YouTube视频等办公室事务。不过，基普罗斯基的工作是在学校里推广谷歌服务，需要代表谷歌公司的对外形象。也有其他谷歌非正式员工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往往需要在谷歌公众形象和自己获得的直接报酬之间找到一个尴尬的平衡点。在一些公司办公室里，外包员工们会带着谷歌求职者和新员工在园区里转来转去，带他们去参加面试，边走边闲聊。应聘者经常会问:“作为一名谷歌人，你最喜欢的谷歌员工福利是什么？”一个做过伴游的外包员工如是复述。然后他必须解释：自己实际上并不是谷歌人。外包员工真实就业状况的隐蔽性有时甚至可以用荒谬来形容。另一位曾在一家合同公司从事谷歌项目的非正式员工表示，去年他被派往纽约的一所学校，向学生推销谷歌的劳动力工具G Suite。这位外包员工主持了一个名为“与谷歌人共进午餐”的座谈会，讨论如何在这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基普罗斯基说，谷歌的经理们经常会暗示他应该掩饰自己不是谷歌正式员工的事实。在完成了虚拟现实体验的推广工作后，基普罗斯基开始在大学推广G Suite。当一位同事询问管理层，外包员工是否应该承认自己的真实雇佣状况时，得到的回答褒贬不一。“诚实为上”是谷歌和劳务外包公司Vaco的官方说辞。“但他们会补充说，”基普罗斯基说自己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对话，“‘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他们？’” 另一位曾在Vaco公司担任类似职位的谷歌外包员工表示，这些界限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变得模糊。来自Vaco的外包员工和谷歌正式员工会在同一楼层甚至同一间办公室办公。这位员工说，在与公众交流时，关于如何回答自己的就业问题，外包员工“从未得到正式指示”。 “通常我只说我在谷歌工作，”这名外包员工说。“我尽量做到诚实，避开需要明确说自己为或不为谷歌工作的界线,因为我不知他们想要我们说什么……如果他们不希望我们告诉人们真实情况，这对事实又有什么影响？承认一切看起来很糟糕吗？” Vaco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但该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他们的服务是帮助员工在工作中找到有意义的自由。“我们帮助人们找到自由，”它说，“从乏味工作中获得的自由……在混乱中寻找清晰的自由。” 谷歌表示，他们的政策是临时工应该在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签名中表明，他们为Vaco这样的外包公司工作，可以“代表谷歌”或“支持谷歌”。发言人还表示，该政策还规定谷歌非正式员工不得代表谷歌在对外演讲中发言。对基普罗斯基来说，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在谷歌职业阶梯中看到的变化。当他在谷歌办公室工作时，该公司的几位人士告诉他，他的职位可能会让他成为正式员工。基普罗斯基希望，如果他成为一名谷歌的正式员工，他和伴侣就可以利用谷歌的慷慨保险来代孕或领养。“这实际上是我待了这么久的原因之一，”他说，“我想在谷歌找份工作，帮助组建家庭。” 然后他读到了谷歌人力资源主管艾琳·诺顿（Eileen Naughton）对国会的回应。诺顿(Naughton)今年8月写信给一群曾要求谷歌将临时工转正的美国参议员。诺顿在信中强调了谷歌最近为非正式员工提高工资和福利的举措，但指出该公司需要在非专业化领域保持招聘员工的灵活性。她写道:“在谷歌，做临时工并不是成为谷歌人的就业途径。” 基普罗斯基认为这是政策逆转的明确迹象。他说:“谷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谷歌的一位发言人说，招聘政策没有改变。她补充说，公司要求劳务外包公司提供“全面的医疗保健”，但把有关基普罗斯基的问题转给了Vaco，后者并没有作出回应。基普罗斯基决定辞职，并准备发邮件给他的谷歌同事，分享他对不公平对待非正式员工的看法。他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小小抗议：在离开前几周，他改了自己的电子邮件签名，不再提到谷歌，而是说真实雇主“Vaco”。“但我想没人读过它，”他说。

随着事件扩散，互联网时代最受宠爱的职业——程序员残酷生存的B面浮现出来。比如，Facebook内部的绩效提升计划“PIP制度”，进入PIP组（待努力组）的员工在一定期限内如不能达到标准，就会被辞退。这家全世界访问量最高的社交网站，也因此面临“人性化”的管理被攀比、高压、私欲、独裁占领的质疑。这里是硅谷，最先流行起圆领T恤配牛仔裤的地方，无论老板还是员工都是这一身打扮，以示对极简主义和人性化的尊敬。 2019年9月19日，Facebook一名华裔程序员从公司总部的办公楼顶跳下，终结了38岁的生命。更多信息很快从公司内部匿名论坛流出，离职不久的一名日裔员工在YouTube上公开了部分内容：Qin Chen（以下称“陈”），99级浙江大学本科毕业生，在美工作8年，没拿到绿卡，只有工作签证；去年，他入职Facebook，在广告组做软件工程师，近半年来忙项目，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出事之前，他与上司发生了争吵。随着事件扩散，互联网时代最受宠爱的职业——程序员残酷生存的B面浮现出来。比如，Facebook内部的绩效提升计划“PIP制度”，进入PIP组（待努力组）的员工在一定期限内如不能达到标准，就会被辞退。这家全世界访问量最高的社交网站，也因此面临“人性化”的管理被攀比、高压、私欲、独裁占领的质疑。四五百人聚集在“竖起大拇指点赞”的标志牌下，举牌抗议，高呼“扎克伯格，还我们真相！” 前Facebook的中国工程师尹伊也在抗议之中，他将工牌亮在胸前，是唯一表明真实身份的抗议者。今年7月，38岁的尹伊刚刚入职这家公司，抗议结束一周后，他被Facebook正式解雇。抗议活动现场，尹伊也在其中，是唯一表明真实身份的抗议者。图源自网络以下是《极昼》与尹伊的对话：极昼：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开除的？当时的想法是？尹伊：10月3日晚上十点多，HR给我发公司邮箱，要求10月4日在家工作。谁会晚上再去看（邮件）呢？第二天在公司干活干一半，把我赶走，（HR）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这明显是一种羞辱，我是很不高兴的，对他（HR）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类似的命运会发生在你身上？” 后来，10月7日，我收到辞退信，理由是“lack of judgement （缺乏判断力）”，还有未经公司许可接受媒体采访、故意隐瞒接受其他媒体采访，以及在办公室的言论引起同事的不适。其实，我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因为开除不是最坏的结果，工作无非再找，就怕不开除，给我穿小鞋。极昼：之前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你是怎么知道陈跳楼的？尹伊：9月19日，我在从10号楼去20号楼的路上，园区的专属司机跟我说，有一个员工自杀了，是亚裔。我心里就觉得可能是华人，因为Facebook的亚裔员工，有很多是华人。华人很容易受签证问题影响。一旦被开除，60天内，面试一整套流程全部走完（还没找到新工作的话），必须离开美国，对员工来说就比较糟糕，所有生活得重新来一遍。有绿卡会好很多，但他（陈）没有。我也是30多岁到美国，读硕士再工作，也有签证问题。我是一个人，他（陈）家里人都过来了，压力肯定比我大。我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他不容易，我将来也得结婚，生孩子，这些事情可能也会遇到，心里挺难过的，就想去参加9月26日的悼念活动。但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走错了，走到抗议会上去了。那天太阳特别毒，几个男生举着牌子，喊口号抗议，就像圣经里摩西的那个手杖，好像稍微举得低一点抗议就会失败。当时大概有四五百人，大部分都是华裔，还有不少Facebook的员工，就在大拇指标志的位置。极昼：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抗议？公司是怎么回应的？尹伊：工作环境变得这么紧张，大家都挺不满意的，抗议还是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东西。 H1B（工作签证）的间隔很短，而且我们（没有绿卡的）的税也会高一些。但迟迟不给落实身份，我也想，身份那么难拿的话，就不拿，谁愿意大好生命的8-10年，在这种提心吊胆中度过？天天受制于人，生活就没意思了。我们主要希望Facebook能给个交代，经理对陈先生的一番操作，中间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抗议完了以后，朋友给我发（信息）Facebook的回应：“职场霸凌不是陈先生去世的唯一原因”，也算羞羞答答地承认职场霸凌是存在的。极昼：据你了解，陈到底在职场发生什么事？尹伊：信息多方面渠道都有，我只能说确认一下，这是真的。那个经理先给陈先生一个差评，陈先生就想换组。经理说，只要待在我这儿，一定不再给差评。结果陈先生又待了半年，经理还是给了差评。要知道，他在Facebook的广告组，那个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工作到深夜一两点绝不是个案，我只能说到这儿。连得两个差评，还怎么换组，又不敢辞职（签证问题），路被堵住了。极昼：你是什么时候进入Facebook工作的，也经常加班么？尹伊：我才干了不到三个月，还没到考评的时候。第一个月基本是新员工培训，第二个月进组里干活，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修修bug。我们组的压力也不算大，每周干满40个小时，基本能应付下来。我跟室友合租一个房子，就在Facebook边上，每天开20多分钟车上班，下午6点下班。公司一日三餐、水果蔬菜，也做得比较好吃，园区里饮料都随便拿。第四季度才刚刚开始，我正想说大干一把呢，结果就被开除。之前我在国内主要是在北京开自己的游戏工作室，到美国才干了一年，开始几个月在另一家社交媒体公司，但那个公司倒闭了，一个印度同事就推荐我到Facebook。本来我想待差不多两年，挣点钱就走人，再去游戏公司体验一下，没想到计划有点被打乱了。极昼：Facebook是怎么打绩效的，“PIP制度”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尹伊：很多公司有PIP制度，原文叫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就是绩效提升计划。比如，刚进来的毕业生是三级，大约在三年内要升到五级，不然就会被开除，这是有一定紧张感的。很多年轻小孩，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天天拼命加班。我们奔四的这种人，哪有那么好的体力？还有，事情干得很快，他们要move fast（快速前行），就容易“技术欠债”，会有不扎实的地方，遗留很多bug。想在上面再扩展一个功能，“地基”不够结实，这一段代码要撤，那一块也撤，相当于把地基挖开，再铺一道钢筋水泥，费的劲太大了。平心而论，不单指Facebook，过于追求效率的公司，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毛病。 Facebook是一个讲影响力的地方。PIP制度就是这样，按照比例，如果你落入最后的百分之十，那就很不幸了。一旦被放入PIP（待努力）里，就没得玩了。绩效提升，最后变成开除的前奏，老板一句话，随时可以开除你。软件工程师工作到一两点钟，那么辛苦努力，最后还得一个差评，是不是PIP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或者，是不是有人在滥用这个制度，以彰显自己的权力？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于PIP，我也不是说它就应该取消，但我觉得保证公司效益，应该优先考虑怎么做得人性化。归根结底，做社交媒体不就是做“人”吗？ “让人彼此连接彼此”，这是我进Facebook新员工培训的时候说的。公司发生这么一个事情，我回想起这句话的初心，心里挺不是滋味。极昼：按你所说，PIP制度有这样的问题，公司内部有申诉渠道吗，还有什么其他机构能够保障你们的权益？尹伊：对我而言，申诉基本上也没用。我不是没走过内申，给HR部门写信，让老板（主管领导）帮我斡旋，但也没有其他太好的办法。HR部门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怎么办？至少在我这个事情上，申诉到什么情况，要怎么去处理，完全由HR说了算。其他机构不清楚。极昼：你是唯一把Facebook工牌亮在胸前的，为什么这样做，有想过后果吗？尹伊：我其实有点误打误撞，亮个工牌就想实名悼念一下。后来发现是抗议，脑筋有点没转过弯来。大家抗议的时候言辞都是非常激烈的，上台以后，受到那个气氛的感染，我就不管不顾了，爆了粗口。抗议时，（美国）ABC电视台要采访我们，问“Facebook有没有言论压制”，我站了出来，才惹出了后面一大堆麻烦。极昼：事实上，Facebook有没有言论压制，比如不让谈论陈的事情？尹伊：抗议时接受采访，我坚决地回答：没有。但9月27日下午1点，我被安排参加一场公司临时会议，还包括HR和我所在组的总监，在这次会上，HR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以保护陈姓工程师隐私为由，不允许在公司内外部谈论此事，二是探望陈姓工程师家属的相关活动，需要由公司来安排进行，个人不得私自进行。但我认为不能以保护隐私为理由不追求真相，如果是这样，我就要接受媒体采访，并公开宣布Facebook压制员工的言论自由。极昼：你参加抗议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尹伊：四天后，HR和组内直属上级第二次会谈，对我发出Final Warning Letter （最终警告信），这是Facebook对内部全职员工最严重的警告，意味着在此之后哪怕是违反一点点很小的公司政策，就可能被直接开除。架不住HR找事，后来又给我了一些其他罪名。尹伊收到的辞退信。图源自网络极昼：被辞退后，会有补贴吗？是否考虑过走司法途径？尹伊：一分钱也没有，还要退回部分签约奖金。我找律师评估了一下，真打官司，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赔偿，就两三个月的工资。但如果从法律上确定Facebook是没理的一方，也是一个胜利。这两天，有4000多个朋友要加我，我觉得，道理（在谁那边）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极昼：如果再选择一次，你还会这样做吗？尹伊：我可能会考虑得更多。比如喊口号的时候，我会节制一点；发现HR跟我较劲，我会找到老板，看能不能先启动换一个HR的流程，再解决问题，也许可以避免被开除。但我可能还是会亮工牌抗议，接受采访，性格就是改不了。极昼：被辞退期间你状态怎么样？尹伊：那段时间，我频繁出现瞬间记忆丧失。一次我有急事找室友，死活想不起他在哪个楼工作，过了20分钟，才想起来可以给他发微信。晚上12点以前，我甭想睡着，4点不到就醒了。最近每天开始锻炼，才能睡到6点。谴责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毕竟Facebook是硅谷这边第一个给我开那么多工资的大公司，对我很重视，这个我也得心存感激。我不知道老板是能力不足没帮到我，还是站在（HR）那边，但这两个月他对我真挺好的。极昼：这对你将来的工作产生影响吗，下一步怎么打算？尹伊：肯定会记录在我的背景调查里，下一个雇主做调查肯定会看到，“怎么收了一封警告信还被开除了？”我会写进简历里，这是我人生的至高荣耀。警告信，我不但不把它当耻辱，还把它当一项荣誉，加个框，挂在卧室墙上，我当时真的这么想。陈先生的事对我自己也是个教训。有时候，我们不能追求进大公司好看，生活快乐更重要。我下周就正式找工作了，就想找比Facebook公司小一些，压力也小一些的工作。挣的钱可以不多，但自由的时间一定要多。我也没什么太高的追求，最终还是想做游戏，挣几年钱，就去日本任天堂这样的游戏公司，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