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天空留学新闻，学校，资讯，成绩，学费 - 温哥华天空

加拿大华人学生被骗近万元斥政府遗失个人资料

温哥华一名华人女子日前陷入电话诈骗，被对方骗走了近万元。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骗子会有她详尽的个人信息。后来她想到这很可能与她申请学贷时，政府弄丢了她的个人资料有关。韩女士（上图）表示，她陷入的骗局可能与政府遗失了她的个人资料有关（CTV）据CTV报道，韩女士（音译，Leona Han）在去年十一月时，被诈骗者盯上，对方不知用什么途径，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 “他们骗了我，”她说。韩女士表示，诈骗者不但知道她依法登记的全名，还知道她的社保号码（social insurance number）。他们声称，有人以她的名义开了银行账号用来洗钱，需要她来协助“调查”并证明这些账号不是她的。对方还威胁说，如果她不照做，就会遭到逮捕。 “我当时真的非常慌乱，”韩女士表示，“他们告诉我不要挂断电话。如果你挂了电话，这起案件就会被视为是联邦罪案（federal crime）。” 就这样，她听从对方的要求，从银行取出$8000后，来到温哥华的一家便利店，通过一台比特币机器将钱汇了出去。这家便利店的老板Kourosh Pourshahnazari事后回忆，他记得韩女士到店里来过，而且他还说，见过这种事不止一次了。 “他们就是太慌张了，”他说，“你一旦慌了，就中招了。” 取自global news 韩女士汇了钱之后，才有时间好好把整件事情想清楚，当她醒悟是自己犯傻了才会陷入骗局时，她也开始追问自己，这些诈骗者是怎么拿到她的个人信息的。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向政府申请学生贷款的时候，存资料的硬盘不见了，”韩女士说。 2018年时，联邦政府因遗失了存放学生贷款申请者资料的硬盘而遭到集体诉讼。当时韩女士接到了政府的这个通知，并被告知可获得$60的补偿费。如果不接受这个赔偿，她也可以选择在六个月之内（即2019年1月底前）提起诉讼。而现在早已经过了提诉期限。 “你怎么知道这些犯罪者什么时候会使用我们的个人信息？”韩女士问道。“他们能拿到我们的资料，也能把资料转卖给其他犯罪者。这就导致了现在发生的事。” 媒体试图联系负责向政府提起集体诉讼的律师，但始终未得到回应。对于韩女士遭遇的骗局，店主Pourshahnazari表示，“确实诈骗者在掌握越多真实信息的情况下，越容易得手。” 他希望提醒人们，包括那些到他店里使用比特币机器的人，“不要慌了阵脚，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是怎么回事。”

6年前
重磅！特鲁多政府推出“特殊政策” 帮中国留学生及公民留在加拿大！

就在新冠病毒到处肆虐，很多国家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候！加拿大这边竟然传来了不一样的声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昨日召开了记者发布会，针对新冠病毒事件曾明确表示：新冠病毒对加拿大人的健康威胁不大。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本地的首席医疗官所采用的防控措施截止目前，效果明显，大家不用过度紧张。而对于中国疫情方面，特鲁多则表示：加拿大已经做好了口罩储备工作和其他医疗防护设备的储备工作，只要中国政府提出需求，加拿大随时可以支援！与此同时，加拿大移民局还发布了最新政策：针对中国访问签证者、留学生、永久居民、公民申请者实施了特殊帮扶政策，而且立即生效！此项帮扶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对于签证即将到期，但受疫情影响目前还滞留在加拿大境内，无法返回中国的中国公民及留学生，可持签证申请延期。哪怕是加拿大合法身份已过期的人，也可恢复其身份，或申请临时居民许可证。申请网址：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visit-canada/extend-stay.html 另一种情况，如果你的学签或工签即将到期，你又不打算在加拿大继续学习了，你可以将自己的身份转换为访客;如果打算继续学习的话，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延长学签或工签。延长学签申请：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extend-study-permit.html 延长工签申请：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work-canada/extend-permit.html 而对于旅游签证、学签、工签、永久居民申请者在文件处理中的，由于现在特殊情况不能提交补充文件的(护照，无犯罪记录，体检表，指纹录入等)将不会被拒签。如果你刚好打算最近要申请加拿大公民，但由于新冠肺炎无法顺利抵加也无妨！加拿大移民局会重新安排入籍时间，不会因此耽误入籍申请。加拿大各大学调整了中国留学生申请政策当然，不仅仅是加拿大政府对于疫情做出了暖心的响应，加拿大各大学校也为了中国留学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受疫情影响，1月份雅思的中国官微发布了一条通知：中国2月份的托福、雅思、GRE考试都已全面取消，考试时间也自动调整到其他月份…… 因为考虑到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雅思考试的取消，加拿大很多大学都采取了很多人性化的补救措施。 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针对中国大陆学生，考虑到2月雅思和托福考试的取消，申请材料完整提交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3月31号。 Simon Fraser University/西蒙菲莎大学：将中国学生的雅思和成绩单的截止日延期至3月31日。 McMaster University/麦克马斯特大学：考虑到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雅思考点的关闭，将国内申请者语言成绩提交的截止日期延期至2020年07月1日。满足学术条件的申请者，将发放有条件录取。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萨省大学：加拿大卫生部批准，萨省大学国际疫苗与传染病研究中心VIDO-InterVac开始研制“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目标六到八周后进入动物实验环节。该中心建立于2003年非典爆发时，冠状病毒是其主要研究领域之一。 Lakehead University/湖首大学：研究生部分专业延期到3月1日，请通过官网查看是否延期。所有重新开放的研究生专业最晚会在4月15号全部截止。 UOIT/安大略省理工大学大学：充分理解中国大陆学生在疫情期间准备申请材料的困难，决定暂停取消以下两项本科申请要求:高中会考成绩和高中毕业证的学信网认证。面对疫情，加拿大这一系列的暖心操作着实让人欣慰不已，不管是加拿大政府还是学校、人民都体现出了很强的人文关怀，并没有因为疫情而疏离中国学生和家长的到来，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温暖！这次疫情虽然波及面很大，小编相信大家互帮互助，一起加油，战胜疫情，指日可待！

6年前
加拿大大学"旅行警告"！在华学生取消课程返回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于星期三（1月29日）发布旅行警告，建议旅客避免所有不必要的前往中国的旅行，并避免前往中国湖北。加拿大卑诗省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也紧随其后，发出通知建议该校所有的中国大学交换生退出他们的课程并返回加拿大，若在中国有家人的学生也可以留在中国的家中，等待学校的恢复通知。图源：Narcity 据UBC媒体发言人Matthew Ramsey称，因学校的课程提供交换学习计划，目前有32名学生仍在中国，其中19名学生选择留在中国的家中，1名交换生在新冠病毒的起源地湖北省，但不在武汉。 Ramsey称，“根据海外学生安全政策，在中国参加交流，合作和研究计划的所有32名学生，都已收到加拿大全球事务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目前，该校的海外工作人员及学生，未出现新冠病毒病例。 UBC大学另有26名学生计划于2月前往中国。学校也建议近期计划前往中国交流学习的学生推迟他们的课程和旅行计划。根据CtyNews1130，UBC大学近日回应了是否会中断与中国大学的交流。 Ramsey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召集了校方的利益相关成员，计划和协调行动以应对任何新的情况。目前，我们还未采取中断与中国大学的交流。” https://www.narcity.com/news/ca/bc/vancouver/ubc-exchange-students-in-china-are-staying-despite-coronavirus https://www.citynews1130.com/2020/01/30/ubc-wuhan-coronavirus-advise/

6年前
大温10间高校宣布学生乘车证U-Pass延长5年

卑诗省府宣布，拨出8,600万元，延长大温10间公立大学和专上学院的学生乘车证(U-Pass)计划5年，受惠学生约有14万名。省议员及大温运输联网（TransLink）省务秘书马博文，周四在温哥华社区学院(VCC)，代表省运输及基础建设厅长徐蕴娜(Claire Trevena)宣布该项消息，指延长计划是得到10间专上学院学生的支持。这10间专上学院是：卑诗大学(UBC)、西门菲沙大学(SFU)、卡比兰奴大学(Capilano University)、昆特仑理工大学(KPU)、兰加拉学院（Langara College）、格拉斯学院(Douglas College)、温哥华社区学院(包括原住民教育学院)、爱米莉艺术及设计大学（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妮古拉谷理工学院(Nicola Vall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本拿比校园，以及卑诗理工学院(BCIT)。

6年前
种族歧视蔓延？U of T武汉留学生被迫休学！

最！新！消！息！根据安省政府网站发布的信息，截止1月27日上午10时30分，安省已有2例确诊病例，19例新型冠状病毒监控病例。更新数据来源：https://www.ontario.ca/page/wuha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多伦多第二名确诊病例，是首例的妻子！ 1月27日周一清晨，多伦多确诊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患者是首名确诊患者的妻子！据官方透露，夫妇俩乘坐的是， 1月22号南航cz311航班抵达的多伦多。夫妇两人在飞机上时，一直戴着口罩。新闻来源：星报一位省卫生官员表示，该患者的病情没有她的丈夫严重，暂不需要住院治疗。由于第二例病例，一直自我隔离这一事实，安省省民感染的风险依旧很低！留学生众多的各大院校齐发声多大2名武汉学生被迫休学约克大学提醒所有学生关注疫情，做好预防措施！麦马大学学生宿舍有人恶作剧，传播学校出现疑似病例，麦马官方推特账号今日辟谣了！学校并无可疑病例！大家请放心！ Ryerson大学也传出，学校官网上贴出公告，证实2名在校生被确诊感染！很快就辟谣了！是有人恶意P图！学校网站是长这样的 ↓↓↓ 滑铁卢大学表示，校园卫生中心已加强了防护措施，只要是近期去旅行过的学生，无论到过哪个国家，返校后都要进行检查。滑铁卢大学还有111名学生，目前正在中国实习，其中1名在武汉市，另1名在湖北省，校方会持续与这些学生保持联系，滑铁卢的3家医院也已做好准备，制定了筛查规程以限制呼吸道疾病的传播。请学生们不要过度担心！多伦多大学于1月26日发出公告，通知所有的学生，若最近曾出国旅行（任何国家），并遇到发烧，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避免与他人接触，马上联系医生。若因出行限制而无法返校的，请联系学校。目前，多大已有 2名武汉学生，不得不取消本学期所有课程。 1 根据多伦多大学校报的报道， Rotman 商学院的大二学生Ming（化名），原计划于1月25日返回多伦多，不料却因武汉实施“检疫隔离”，而被迫取消本学期的所有课程。目前，学费已全额退款，比起学业，更让Ming担心的是，他的父亲也在武汉，正发烧，这是冠状病毒感染的早期症状。由于医院和诊所已经人满为患，因此Ming的父亲难以获得护理，而Ming本人有类似流感的症状，还未彻底排除被感染的嫌疑，全家人陷入恐慌... 2 化学系的大二学生Xiao，因为父母都在武汉的卫生部门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Xiao十分担心，想休学回国，陪伴家人身边。然而，由于检疫，不得不放弃返回武汉的计划，只能在多伦多焦急地等待。 Xiao于1月17日抵达多伦多，并未出现任何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鉴于自己整个假期都在武汉， Xiao决定本学期都不去学校，进行“自我隔离”，但是，她的室友同学仍然惧怕她，还互相提醒要离她远一些，Xiao感到既焦虑又无助！加拿大萨省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宣布取消原定未来3个月的访华计划。校方将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减少传播病毒的风险。除了新冠状病毒的物理威胁外，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谣言，所产生的恐惧更造就了社会的恐慌！在此也呼吁大家，不要轻易相信未经证实的信息。对于主动自我隔离，积极配合的人群，希望大众能给予一些鼓励和关爱。时刻做好预防措施。新冠病毒还没扩散至全球，种族歧视却先蔓延开来了！很多人发帖说： "中国人什么都吃！ " "把中国炸了！ " "世界上最恶心的就是中国人！ " “”吃狗，吃老鼠，吃蝙蝠，你可以吃我的便便，但不要把它带到加拿大“” "所有中国人都吃蝙蝠和狗。" "太恶心了！亚洲人应该学学怎么做人！这种行为对人类和动物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哈哈，我是种族主义者，很酷！我只是想说，去TMD中国，去TMD中国人和任何种族的亚洲人！去TMD的冠状病毒口味的食物！中国人留在自己国家!" "世界上最恶心的人是中国人我很抱歉这样说...但这是真的。" "很抱歉，我不能放弃任何说'F*ck中国'的机会" 一些明事理的人们，纷纷站出来为中国人们发声："大部分中国人也不吃蝙蝠！" "不要借着病毒去搞种族歧视！ " "为什么用这些白痴的想法去定义全部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不吃那些恶心的东西。"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那么恶心，不要把他们跟视频中(吃蝙蝠、老鼠)的人联系到一起！" "嘿，加拿大：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病毒预防方面是100%无效的！" "我讨厌人们用冠状病毒作为对中国人/亚洲人种族歧视的理由。" "这种言语助长了针对中国华人的种族暴力，实际上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没去过武汉。" "伙计，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市场不卫生，血液、粪便等都暴露在外很多人吃未经隔离的野生动物，而且中国自己也将这些市场定为非法！" 约克大学教授Roger Keil表示，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也出现类似现象，17年前在多伦多爆发的非典疫情致44人死亡，数百人患病，这给多伦多乃至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模式带来了考验。有些人把非典称作‘中国病（Chinese disease）’，这是非常无知的。"恰恰是多元文化才让多伦多成为了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大都市之一。" 希望2003年的攻击不要重演。我们必须坚守共同的人性，拒绝把疾病种族化！

6年前

硅谷，是个散发着光环的地方。对身在其中的一群35岁“高精尖”工程师来说，硅谷更像一个养老院，福利虽好，但无形的天花板让他们只能成为螺丝钉。他们试图用归国创业来挣脱看似注定的命运，却没料到一路上危机重重…… 这辈子好像就这样了。老梁（化名）在自己的35岁生日宴上叹了口气。在旁人看来，老梁是让人羡慕的——5年前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顺利进入Google硅谷总部工作。又因为有博士学位和在校时发出的有分量的论文，毕业不久就拿到了美国身份。同时，老梁在房价赶超北上广的硅谷有一套50来万的公寓。相对比其他升职顺利的工程师惦记着咬咬牙买在斯坦福大学隔壁200万的学区房，这样的生活显得不算宽裕，但对比那些非科技公司职员来说，这又是让人羡慕不已的。但老梁在硅谷呆的越久，工作经验越多，他就越对自己失望： “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上不下。”在他看来，硅谷像个养老院，Google有不错的薪水、细致到家的福利，但在这儿它实现不了个人价值，无法突破天花板带领团队，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自己在码代码。想想公司里20出头的、冲劲十足的年轻人，他有些绝望。在生日宴的第二个礼拜，老梁咬牙辞掉了Google的工作，留下太太和儿子在硅谷继续保留美国身份，毅然回国，加入了阿里巴巴。而他身边，还有其他一群“老梁”在犹豫和观望。中年工程师的回国野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35岁就成了中年危机的代名词—— 尽管硅谷的中年工程师们生活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他们仍然避免不了职场上危机的到来。这批在全世界人都羡慕的科技巨头工作的中年人们在内心，有些时候对自己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在这个对工程师来说最好的时代里，他们其实可以做的更多，却因为无形的“天花板”成了一枚科技大公司里的螺丝钉。尽管硅谷可以提供给他们足够的钱。根据美国2015年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在5.5万美金左右。在硅谷，个人收入中位数也仅有7.6万美元一年。而硅谷科技公司，尤其是所谓的“FLAG”（Facebook、LinkedIn、苹果和 Google）四大科技巨头里，工程师的个人年收入大概20到40万美金。 “尽管这样也不错，但是我想试一次，再上一层楼。”老梁说在硅谷再“混”个十年，也没有可能参与到公司层面的决策和战略的讨论。老梁说自己一直想“做点事儿”。 “在美国做工程师，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但中国工程师想要打破这种固化的阶级——越来越多的硅谷人相信要想大富、大成功还是得回国。” 吴睿智说。而这样的“大富”并不是这一代华人工程师凭空的臆想。硅谷回国创业、加入科技公司担任要职的先例——无论是离职Google回国创立了出门问问的李志飞，还是从斯坦福大学回到中国打造了小红书的CEO毛文超，都是仍然滞留硅谷工程师内心渴望成为的样子。而硅谷工程师这种犹豫着想要通过回国改变“命运”的欲望，往往会被一封或几封安静地躺在LinkedIn账户内的猎头或者来自中国科技公司的HR的站内信所点燃。加入独角兽！吴睿智和老梁一样，也曾经是硅谷的一名工程师，后来他开始兼任硅谷最大华人工程师社区巷CEO，来来往往的中国公司见多了，也加入了国内的一家势头颇为强劲的人工智能公司——Rokid，并担任公司的北美负责人。加入Rokid，尽管还留在硅谷分部，但他却需要时常地中美两地出差。对吴睿智来说，半只脚踏进国内市场，比老梁那样不管不顾抛下家庭直接回国要来得稳妥。但更多的是中国公司还是希望能直接把人带回国。几家竞争对手同时来硅谷掀起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而人才拉锯中，火药味最浓的，就是在中国剑拔弩张的两家共享单车巨头摩拜和ofo。他们在Uber总部旧金山扯起了擂台戏。 “Uber撤出中国后，ofo和摩拜都来硅谷抢人，而且就盯准了Uber美国总部的华人工程师。”知情人告诉“硅星人”（微信 ID：guixingren123），为了比对方抢到更多的人，两家共享单车公司都不断加码，为“猎物”提供超高薪水和高出预期的职场上升机会。一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普通工程师转身回去就是负责人甚至是总监，这种突然飞上枝头带领团队的机会是这些工程师在Uber再多干5年也得不到的，更不要提还有这些超高估值的创业公司的期权和股份。“说到底技术能力比国内的工程师好多少不好说，但是把这群在北美的人溢价（overvalue）挖回去，资本的故事就更好讲（吹）了。”知情人说。而在整个Uber抢人战中，ofo的首席产品官陈为就成为了替公司冲在前线的第一人。今年3月，早前为Uber中国产品负责人的陈为加入ofo担任首席产品官。陈为有着很强劲的跨国背景和人脉，尤其是她曾在硅谷学习、生活的经历让她成为了ofo和硅谷人才的桥梁——她不但拥有硅谷最顶尖学府斯坦福大学的MBA学历，且在2015年加入了Uber位于旧金山的总部，任资深产品经理。更早时间，她也曾供职于微软、甲骨文、SAP等硅谷科技公司。 “据我所知，陈为这两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往返于中国和硅谷，并且在硅谷不断地见人、挖人。”知情人表示。和陈为一样一回到国内、大踏步前进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选择回国加入一家势头凶猛的独角兽公司。出生在北京，十几岁就来到美国读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呆完第17个年头的邹嘉同样曾经是Uber 旧金山总部里中国团队的一员。曾经在Uber带领一个小团队负责产品研发的他已经成功被摩拜单车说服拉回国内，成为摩拜单车的新任副总裁。离开生活了17年的硅谷回到北京是一个对整个家庭影响都很大的决定，但整个决策过程他只花费了两天。“公司找到我的方式就是聊天。摩拜的CEO其实早前就是Uber的总经理。看他发展不错，也很相信公司的愿景，所以我自己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说。邹嘉多次提到摩拜中西合璧的团队背景，除了CEO曾经在Uber中国工作过，CTO曾经有一年以上的海外工作经历，其他5个副总裁也全部有海外或者至少外企的工作经验让他更加坚信回国加入摩拜是非常适合自己的决定。 “在美国，我不可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决策。但现在加入摩拜以后，我真正地能感觉到我们在改变世界，至少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我能带给公司的直接价值是什么，也能清楚地了解公司能给我什么样的成长空间。”邹嘉说。邹嘉表示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带领更大的团队以及处理新的问题的确有很多挑战，但是正是这些挑战推动他继续学习，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事业上视野更宽，能够看的更远。”邹嘉表示。回国的确满足了他曾经在硅谷对于回国的这些设想。他身上的硅谷光环的确在入职时让他比其他竞争者更有优势，也让他获得了更高的薪资待遇。但这样的光环可能也就能持续一个季度，之后，只有过硬的能力才能给他的硅谷光环续命。在他周围，从Uber美国离职回国加入摩拜的大概有4、5个人。其他从Uber加入摩拜的员工也发展得很顺利——在美国可能只是一个Tech Lead，但是到了摩拜以后基本都升任了高级经理。一次回国的跳槽基本能让他们职位上升两到三个台阶，如果在Uber硬熬的话，最少也要六七年。邹嘉在加入摩拜之后，也曾经作为说客劝说硅谷同行回国一起奋斗。但因为曾在就职Uber时和Uber签署了员工准则，所以离职一年内他并没有主动回到美国挖前同事。这样的潜规则其实硅谷各大公司都有，但即使他不主动开口，一些Uber的前同事看他回国发展不错，也会主动请求被推荐尝试回国。选择比能力更重要尽管各自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受访者们都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选择比能力更重要。更多情况下，喊硅谷华人工程师回家的中国公司内心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渐渐认清一件事——硅谷工程师越来越不“值钱”。 “2013到2015年是中国投资人在硅谷的投资热，那个时候硅谷华人随便创业个公司就会有大批的中国投资人抢着塞钱。”吴睿智说。出门问问、小红书都是那一阵子抓住机会的硅谷华人的成功案例，这两年，反而是回国加入科技公司的潮流来了。曾经在Oracle硅谷总部做工程师，最终在2015年回国下海创业成为了跨国猎头的吴杰也有同样的看法。几个月前，他们为包括阿里巴巴、携程、京东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在美国开了招聘会来吸引美国华人工程师等人才加入回国大军。“活动报名近3000人，到场的人数也不低于1000人。”吴杰说。严格意义上讲，吴杰自己也是个硅谷工程师回国的例子。他比一般工程师能说会道，更外向，也更有生意头脑，用旁人的话说，“看着完全不像是工程师。” 那些已经回去的人，每每晒在朋友圈都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总能让还犹犹豫豫留在硅谷的工程师心里好一阵发痒。“创业圈子里的人口中只有好消息。”吴杰开玩笑道。被这种“好消息”刺激久了，一些硅谷华人也想着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依靠回国让自己瞬间身价倍涨——成为下一个李志飞，下一个邹嘉。但不幸的是，“硅谷”二字已算不得金字招牌，至少对于已经套路门清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来说。 “我们给这种大型科技公司递出去的来自硅谷的简历，20份也就有一个人能拿到录取通知，有的时候待遇还特别一般。”吴杰说，BAT已经不愿意为硅谷标签付出高额的代价了。 “相对比前一两年加入中国的科技独角兽成为CXO，或者加入BAT直接升任副总裁，现在硅谷回去的人已经错过了好时候，越来越不值钱了。”硅谷的品牌效应在变弱是吴杰这两年的感受，尤其那些本身在硅谷级别就不高的，或者所在的组不是公司核心业务的工程师就更难以得到BAT的另眼相看。 Google广告组的普通工程师可能能收到20个录取，但是另外一个边缘项目的高级工程师反而一个录取都收不到。在招牌硅谷回国技术人员的时候，能力和能为公司提供的实际价值才是第一位的，但很多想要回国的工程师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仍然把硅谷的发达、尖端当作是自己的标签。他们没有意识到，想要通过回国这个跳板获得高薪水、高职位，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在 BAT 的眼里，硅谷普通工程师的能力相对比国内工程师来说，差距越来越小。所以越来越多想要回国的工程师最后在钱上谈不拢，放弃了。这样的例子很太多，导致他和他的团队已经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这样一单一单递简历。回国之后要做的选择非常重要。在吴杰看来，加入一家自己了解的、靠谱的、发展势头好的科技公司一般让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一个大台阶；相反，加入一些还未成气候的小型创业公司，虽然回报可能更大，但也可能充满让人心寒的心机。 “回国后在初创公司被利用完，榨干了价值然后当成弃子抛弃掉的故事是家常便饭。”他说。新“江湖”里的“跟不上”和“瞧不上” 吴杰身边出现过不止一例这样的事情：很多创业公司从硅谷挖人才看重的并不是他的能力和技术，而是用硅谷人才的加入来讲资本故事。这也是国内创业圈融资的一个手段。为了用硅谷大牛讲好这个故事，初创公司甚至会发出比CEO待遇都好的工作Offer。但是故事讲完，融资成功，这些硅谷工程师的价值就缩水了，创业公司也就不会愿意继续支付过高的薪水了。或者当公司经济状况遇到问题，性价比较低的归国人才就成了第一个被遣散的人，降薪、降职更是屡见不鲜。 “相对比大公司稳定的归国政策、待遇，归国加入自己不了解的创业公司风险是非常大的。”吴杰说他个人并不建议归国的工程师贸然走这条路。以他过往的经验来看，归国加入小型初创公司的归国工程师大概每半年就不得不跳一次槽。如果中途想加入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也很难保住创业公司的高职位和高薪水。但是选择了加入大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有自己的抱怨。 “国内好累，不光身体累，更是心累、压力大。还是原来硅谷好。” 回国面对糟糕的空气已经咳嗽了一个多月的老梁在给太太的电话中多少暗示了自己有点动摇想回硅谷的意思，并表示看不惯国内公司里的“那一套”。 “他谁都瞧不上。”老梁的太太在和我的电话里叹了口气。这种“硅谷精英”的傲气不光老梁有，几乎大部分归国的硅谷人都有。但可惜，新雇主有的时候没有给予合适的工作环境、加薪升职机会来安放这种优越感。 “在硅谷，大家都觉得自己无法升职的原因是因为印度人和白人和透明的天花板在上面压着。所以科技巨头里，能做到Director（主管）、VP（副总裁）就已经是顶头儿了。大部分人也就做到Senior（高级工程师）。”一位从LinkedIn离职回国加入杭州阿里巴巴的年轻工程师张晓说。 “但实际上，升职还是在美国更容易一点——回国竞争太大了，其实更难。”张晓说一旦加入阿里巴巴的团队，无论美国回去的，还是国内招聘的，在升职上的考核评定都是一视同仁的。这让老梁和那些硅谷回去等着被“重视”和优待的精英们感到失落。 “现在，因为你从硅谷回来就高看你一眼的时代已经渐渐不在了。” 张晓觉得国内的同龄人可能技术上不一定比硅谷回去的好，但是软实力上——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的时候硅谷回去的反而不如本地的。久而久之，那些没有顺利升职的从硅谷回去的人就会心里有了落差，甚至是抱怨和反抗。但是，比起老梁“瞧不上”国内那一套，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硅谷回来的人同样也“跟不上”国内的脚步，或者说达不到公司对他的期待。 “我招聘一个硅谷回来的工程师要花费比国内高4倍的薪水，对他们的期待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工程师一样的期待——我想看到结果。”一位国内不愿透露姓名的初创公司CEO表示。 “中国雇主比美国雇主更急于在短期内看到结果。这种期待对于归国的硅谷工程师来说压力是极大的。对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将越高深的知识转化成产品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当雇主想看到的是一个国内工程师不可能完成的产品的时候。如果雇主的缺乏耐心和归国工程师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不合理’预期一直矛盾存在，那早晚会出问题。”吴睿智说。很多情况下，无法按照预期提交产品和结果有的时候问题并不出现在能力上，而是卡在“人”上。而这一块，是不少硅谷工程师们尤其不擅长的领域。 “不是美国没有江湖，而是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没有升职到有江湖的阶层。”吴睿智说。他认为公司政治对于硅谷归来的工程师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尤其对于那些被突然空降到国内科技公司管理层、在硅谷缺乏管理经验的工程师来说，相比工作压力，这才是最难的一关。中国职场上直白和刺刀见血的斗争有的时候会让硅谷回国，打算感受祖国温暖的工程师感到心寒。 “在国内，搞不定人，就什么都搞不定。初创公司里的元老们看不惯空降兵，就会出现各种排挤。无论手段怎样，总之就是不配合让你无法完成你该完成的业绩和产品。最终，空降兵们会被老板和同事质疑，甚至自动离职。”吴睿智说，“空降兵不好干。” 呆不住的中国，和逃不回去的美国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一大批硅谷归国的工程师都开始考虑再次逃离，回到曾经的舒适圈——硅谷。但离开容易，再回去可就难了。吴杰说在美国，工程师做的事情相对专一。但一旦加入中国的创业公司，由于人手问题，经常要面临非常杂乱的工作内容，所以在重新面试硅谷公司的技术面试时往往会意外败下阵来。在这点上，Facebook对于员工离职一年内可以重新免面试回到原来岗位的政策就显得法外开恩。而另外一些归国的硅谷工程师无法回到硅谷的原因，更让人震惊——因为出轨，他们在硅谷的家庭早已经支离破碎。 “很多回国的人后来都出轨了，这事儿变得很普遍。”身边几位硅谷回国的工程师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但也都表示，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邹嘉回国之初就带上了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的台湾太太举家搬到北京。尽管太太最初刚到北京时生活上有一些不适应，但邹嘉仍然认为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这样的做法是明智的——的确一些离开硅谷的老实人“不老实”了。这样的描述很难让人把他们和硅谷那群不浪漫、甚至有些木讷的工程师联系在一起。周洪（化名）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缴械投降的例子。两年前回国的他目前已经和在硅谷的前任太太离婚，并且和出轨的对象结婚。在硅谷，周洪就是万千码农里最普通的一个。“一块招牌砸下来，至少就有三个他这样的人。”他的朋友评价说。但是一回国，他的硅谷光环、高学历、高薪工作、美国身份都让他从“不起眼的老实人”，变成了异性眼中的人上人。直到最后出轨成为“负心汉”，这样的转变连周洪自己都不愿承认。到现在，他都认为这不是出轨，而只是“遇到了更合适的人”。 “国内的有些小三太厉害，生扑啊！傻呆呆的码工哪儿见过这架势。”有人评论说。但在硅谷的人看来，原因也不是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回国出轨不单是男性花心以及国内的诱惑，更多的是因为夫妻两个人长时间异国缺乏沟通和对彼此生活压力的了解。回国新公司带来的无法完成预期的压力让归国的工程师常常透不过气，压力也大到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仍然生活在硅谷“养老”节奏生活中的全职太太来说。这个时候，身边能帮上忙的异性同事的关心、理解瞬间就可能让已经因为常年异地失去感情的夫妻出现婚姻裂痕。有人打比方说，他们留在硅谷的太太，就像是《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而他们描述中独自回国的硅谷工程师，也不过是老实巴交的陈俊生。尽管有很多出轨的先例摆在眼前，老梁还是选择了回国，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永远不会改变的老实人。但是他的太太，却没有那么放心。因为孩子，她只能选择留守在大后方。 “你记得戴好我送你的戒指！”他的太太在老梁启程前一天的晚餐时嘱咐。她想让老梁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在遥远的中国能够用一枚锃亮的戒指明示那些比她年轻的、美貌的女生们，老梁是有家室的男人。然而在她的虚张声势下，是她的心里根本没底，这枚戒指是否会有用。 “也许过不久，他还是会决定回来待着。”她这样安慰着自己。 150年来，中国精英都出身什么样的家庭？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领导的合作团队发现，在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在北京论坛史学分论坛上，李中清以《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为题首次向国内外听众介绍这项研究。通过量化数据、横向纵向交叉对比等方式，展示了百余年来中国精英群体的演变以及影响其演变的各类因素。何为“教育精英”？顾名思义，“教育精英”是指主要依靠教育或文凭、考试等成为社会精英的群体，也因此，它显然不同于以掌握政治权力为标志的“政治精英”，而“社会精英”是个更宽泛的概念，往往指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有中上阶层。当前，“教育精英”、“政治精英”乃至“财富精英”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存的社会精英的主要三种类型，他们彼此有区别，但也有联系，甚至相互重合。中国一直是重视教育，重视考试的国家，即便是政治精英、财富精英的后代，往往也需要通过考试，成为教育精英从而延续家庭（族）精英地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理解教育精英是理解中国精英的最关键所在。 150年来的精英来自哪里？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都来自哪些家庭，你知道吗？请看下列数据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这些数据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梁晨及其团队的合作研究发现，来源于Lee-Campbell（李中清、康文林）领衔的中国教育精英大数据库，这是一个“基于个人层面的、自1760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社会与地区来源的数据库”，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1644—1911）、大部分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12—1949）、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毕业生和众多中国211工程大学的校友（1949—）。李中清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史研究。他从2007年开始与南大学者梁晨及其团队合作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精英群体及其社会来源。数据显示，寒门子弟在清代进士中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明朝，而到了晚清只占全体进士的10%左右，占贡生和举人的20%，绝大部分的中高级科举功名由官员子弟掌控，这是此阶段中国精英教育学生来源最显著的特征。民国以后，情况迅速转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最主要来源，总体比重超过六成，在一些私立院校甚至达到九成。李中清表示，中华民国时期的高校学生资料相对开放和完整。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目前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其中超过8万份来自17所大学的记录已经输入电脑，供以研究。这些高校大多地处北京、长沙、福州、广州、杭州与上海，其中包括：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中法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等。目前他们正在调查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数据。 1953年至20世纪末的调查成果此前已经发表，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一书（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研究认为，这一阶段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占据相当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安排推动了这种改变。报告还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精英大学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与人数均有下降，在自主招生体系中这一转变更剧烈。但在普通高考体系中，来自蓝领阶层家庭（农林牧副渔水利生产人员）的学生总体比例则相对稳定。而以苏州大学为例，干部子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干部是商业或企业干部，而非传统认为的行政管理干部。作为对比，李中清分析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情况。在香港接受政府资助的八家大学，约有一半本科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但这不排除上层社会的家庭已经把子女送去了哈佛、剑桥；而在美国，半数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研究显示，在1906-1952、1994-2014这两个阶段，商人和有产者的后代最可能成为教育精英，这两个阶段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同点更加明显。尽管这两个时期教育都受到财富的影响，但显然在统一高考和国家意志的影响下，后一阶段工农等社会中下层子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还较为稳定地保持着三成左右比例。当然，他们的地理来源等或许发生了较大转变，城乡、东西差别有所扩大，但在前一阶段，几乎没有社会中下层子弟。这种差别对当下中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两个阶段尽管都存在大量财富所有者，但其特点可能不完全一样。民国时期财富所有者主要是依靠土地或工商业起家，存在着雇佣劳动及剥削行为等，而在目前阶段，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大量财富所有者的金钱来自地产经济的爆发，尽管都是社会不平等现象，但这与此前的直接剥削还是不尽相同的。中国现在的阶级流动正在固化吗？通过研究结论、与中国香港及美国比较的数据，说明中国依靠客观考试，精英教育一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尽管在不同时期，受政治、社会的影响，最具优势的群体会发生转变。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风险。同西方社会一样，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的不平等，也是中国今日的显著特点。但至少目前，与西方，比如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受教育精英并非长期来自那些极少数富裕家庭。与西方社会精英长期固化，难以转变不同，作为社会精英的主体，中国的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转变中，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