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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留学的晓丹，刚刚经历了一场几乎没有装备的“跑毒”—— 从伦敦，到埃塞俄比亚，最后回到北京。她与“安全区”之间，隔着30个小时的航程。她选择全力奔跑，跑过处处是坑的非洲大陆，跑过仓促、焦虑、失眠、缺氧和低血糖，最终跑回北京，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以下为晓丹自己讲述的回国经历。 01 我抢了5张机票早在2019年10月，我来到英国开始硕士项目时，就开始期待2020年的夏天 —— 毕业那天，我要和伦敦，以及自己的学生生涯，来一个优雅的告别。然而，3月12日，学校突然给每位学生发了一封邮件：“本校有一名去欧洲旅游的同学染上了新冠。” 彼时，英国的防疫政策远远没有跟上疫情爆发的速度，首相还在宣扬群体免疫，大型集会和上课都没有取消，留学生们难免都有些慌张。 3月初，学校的咖啡厅还有不少悠闲的同学们，尽管疫情已经逐渐紧张了起来。幸好学校的反应很快，两天后便改为了网络授课和远程考试，免除了线下打卡。许多中国同学开始计划着回国，我也有些犹豫：天秤的一边是安全 —— 欧洲“毒圈”逼近，英国毫无准备，心里确实虚；另一边是学业 —— 离考试周只有3天了，此时回国，就意味着要放弃十几个小时的复习时间，还要用时断时续的跨洋网络考试。权衡之下，我决定再苟一星期，待考试周结束，便立刻搭乘飞机回国。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我开始在亚马逊抢购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顺便祈祷物资能顺利到货，不被大条的英国政府扣住。但事与愿违。从15日开始，我和同学便陆续收到了短信 —— 16日、18日、19日和21日的国航直飞航班都被取消了。客服反馈是：目前只能安排改签5月份的航班。担心自己的直飞航班被取消，我赶紧打开了各大航空公司的官网查看余票。直飞航班每天都有2/3被取消，屏幕上是一大片无法点选的灰色；票贩子都开价5万元上下，还不包退改签 —— 就算我愿意割肉，也不能把钱扔给来路不明的票源。我只好把路线改为转机，几乎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线都收紧了。有的航线需要过境签，我来不及办理；不需要签证的中转地，比如迪拜和莫斯科，又限制中国旅客过境。我心里慌得一比，手机电脑并用，一晚上又氪了将近3万元抢了另外4张机票备用，包括一张埃塞俄比亚航空、从伦敦经传亚的斯亚贝巴到北京、航程共计30个小时、跨越东西南北半球的机票。手握5张机票，我多少放心了些，开始专心对付连续5天的考试，开启玩命的节奏：早上双倍咖啡因，晚饭之后加一杯浓茶，每天在图书馆通宵，睡眠不足6小时。考试期间，我看着直飞北京的机票被取消，新加坡和香港陆续禁止过境。最终，只剩两趟航班幸存。我强行按下焦虑，专心对付考试，然后在心里默默期盼着能搭直飞上海的国航航班，因为我对闯荡非洲完全没有信心和热情。 3月20日，最后一门考试，内容是一个“大作业”，我肝到次日早晨6点才完成，而直飞上海的航班在11点 —— 我要拖着50公斤重的大箱子和100个人一起挤进没有空调的伦敦地铁小车厢吗？为了不中途挂掉，我不得不选择放弃，让超负荷的肝脏休息了一天。我迅速收拾行李，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官网上极速办理过境签，查好了在当地停留时歇脚的埃航附属酒店，快速浏览小红书和旅行攻略的防坑指南，跟同一趟航班的留学生拉了群，和两个同学搭上线…… 担心非洲大兄弟做的饭菜吃不下，我还在希思罗机场的便利店买了个三明治。虽然英国的三明治也尝起来就像海绵夹青草，但它至少安全。好吧，埃塞俄比亚，我来了。 02 你好，非洲 3月23日早晨7点，我人生第一次，踏上了非洲大陆。前一天似乎下过雨，地上和空气中都有一点湿气，薄薄的雨云还没有被赤道的阳光蒸发。眼前的机场看上去和小县城的火车站一样 —— 一个钢架和玻璃搭起的大通间，没有什么隔断。这里没有机场常见的Starbucks或Costa，也没有饮水设备，餐厅只有两三家。想喝水，只能买1美元1瓶的矿泉水 —— 看来这个国家真的很缺外汇，需要在最微末的消费中寻找外汇来源。我和另外两名同学，一男一女，都办好了落地签。顺利入境后，我们走出了候机厅，出口处早已扎满了各个酒店的服务台——就像澳门闸口外扎满了赌场巴士一样。事先预定的酒店没人等在门口，我一时间有点茫然。见到此景，一位既像机场员工、又像酒店员工的非洲兄弟连忙跑来搭讪： “你们要订酒店吗？” “对” “哪个？” 我说出事先看好的酒店名称。 “那个已经满了，没法住了，我带你们去另一个酒店。” 说着他带我们去了另一个摊位，给我们看宣传单：一晚将近2000人民币，离机场又很远，照片也很模糊。同行的那个男同学本来要答应的，但我心里感觉不太对劲，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个乡村招待所，而且机场工作人员帮酒店拉客，这是什么操作？我们决定自己步行去埃航的酒店看看，没有房间的话，再回来也不迟。走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头，我有些恍惚：不平整的水泥路边还可见裸露的泥土，立交桥下有很多乞讨者、擦鞋和卖东西的摊贩，车子不多，和机动三轮车一样多。看着四周的同时，我也感到自己正在被路人用好奇而复杂的眼光打量着。 3000多年前，摩西凭着坚韧与智慧，带领以色列人跨越艰难险阻离开非洲。 3000多年后，我来到这片土地，也开始祈祷自己能顺利离开。 03 非洲，你的名字是神奇我们3个人拖着行李，一路忐忑，终于到达了酒店门口，没被偷也没被抢。突然，我耳边传来一声：“China！” 只见酒店大门外站着一家三口，一个小女孩在跟我们打招呼。她还捅了捅身旁的父母，让他们留意这3个China旅客。我猜这里的基建工程都是中国援建的，所以当地的小孩对“China”并不陌生。事实证明，还是小红书攻略靠谱 —— 埃航酒店的房间根本没有满，乍看之下，设施也干净。但我们也不算捡到了便宜，价格相当于人民币1600元一晚的房间，内饰和面积最多是国内三星级双床房的水准 —— 创维电视，格力空调，以及同样Made in China的防火应急设备。好在这里的保洁工作倒是一丝不苟。有了一个干净和可以锁门的房间后，我终于放松下来，顿时感到十几个小时飞行的疲惫。我们准备休息到晚上再直接去机场，同行的男生决定出门买一张当地的电话卡，好不容易到了非洲大陆，他决定带上相机，好好看看。然后，他就体验了一波非洲大兄弟的友情。刚出酒店大门，他就遇到了一个衣冠整洁的大兄弟问：“要去哪儿？买电话卡？我是酒店的司机，我知道，我带你去。” 男生问了他几个关于酒店的问题，他对答如流。虽然男生自己并不了解这家酒店，但心里觉得这人可信，就跟他走了。在路上，这位大兄弟问他：“这附近有个学校要办毕业典礼，你要不要去看看？” 本着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精神，男生答应了。他跟着大兄弟来到了一个整洁干净的临街店面，房间不大，几张圆桌，看上去很像国内的自习室。非洲大兄弟说：“毕业典礼一会儿就会开始了，你要来一点饮料吗？” “来一杯软饮吧。” 于是，对方熟练地从柜台里抽出一瓶杂牌洋酒，“啵”地拔掉了木塞，倒上一大杯，“咣”地摆在目瞪口呆的男生面前。看到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后，男生知道自己被宰了 —— 这瓶酒的标价是14400别比尔，也就是3500人民币。酒吧老板宣称：“这个酒虽然贵，不过是有附带服务的，你可以在里间获得一个Special Massage（特殊按摩）。” 说罢，柜台旁的小门里走出了一位非洲小姐姐，同时，店铺里如快闪一般走进来了几位非洲大兄弟。男生沉吟半晌，说： “酒是我点的，我认。我也知道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但是你出的价格太高了，我不可能付这个钱。况且，我身上没有现金。我可以去取，但你要是不接受，我就只能报警了。” 酒吧老板大概是没意见的，于是派了一男一女跟他去ATM机取钱。路上，他迅速地把有余额的卡都藏到身上隐秘处起来，只拿出一张余额不到1000块人民币的卡，跟非洲大兄弟说： “Bro，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愿意为中非友好，非洲发展贡献力量，但是请你也为我留下一些回家的盘缠，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待我飞黄腾达之时必再来非洲贡献己力。” 不知道是这番诚恳，还是他拿出的几百块钱，感动了对方。最终，他的手机、相机、衣服、以及一路上被非洲大兄弟点名表扬的靴子，都得以幸存。最后，为了圆自己“亲眼见证一下非洲大陆”的梦想，他还是沿着路边走了一会儿。他看到了如国内城乡结合部一样的市井生活，也看懂了路人投递而来的奇异眼光 ——“在非洲的大地上，这是一个待宰的旅客”。他回到宾馆时告诉我们：我被迫逛了个窑子，那个窑子还是个黑店。 04 回国晚上8点，我们如期回到机场，许多留学生已经到了。他们有的干脆在机场干坐了17个小时，没手机信号，没热水，人挤人。即便等待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埃航现在也不向转机旅客提供免费酒店了，且持中国护照者不能出转机候机区。还有留学生说，咨询安排转机酒店的窗口时，有人免费，有人被收了40英磅。这一趟航班的旅客出发地，比我们这趟从伦敦出发的复杂得多，甚至包括从意大利这样的疫区来的，风险也高了许多。好吧，穿上防护服，不吃不喝不去厕所。我购买的防护服自带帽子，帽檐很低，扣住护目镜，护目镜压住口罩，手上还戴了橡胶手套，争取将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包裹住。我本以为，这样夸张的打扮，会成为人群的聚焦。来到机场才发现，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人手一套防护服，自己一点也不突兀。甚至，免税店的柜员还问我：“你有多余的口罩吗？如果可以分给我一点的话，我可以给你打折。” 埃航的座位本来就拥挤，穿着防护服，左边是窗户，右边是一位体格强壮的叔叔，真不是一般的憋闷。飞机上那一点凉风，隔着防护服几乎感觉不到。我安慰自己：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上飞机前，我特意吃了两粒褪黑素 —— 要在平常，一粒褪黑素，我能连睡十几个小时。但那晚，闷在防护服里，起飞3个小时后我就醒了。还有10个小时的煎熬，我已经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我在防护装备包裹成的茧里，昏昏沉沉，半醒半睡，摆手告诉非洲肤色的空乘不需要食水，在近乎缺氧的憋闷感中，意识模糊地担心自己会脱水、低血糖，全靠肚子里的海绵夹青草的三明治撑着。既然“跑毒”已经成功一半了，还是坚持忍耐下去吧，万一飞机上有感染者，放弃防护装备就前功尽弃了。一动就要出汗，我尽量避免有什么动作，任胳膊腿慢慢僵硬。我也尽量避免想时间，想时间就会忍不住读秒，读秒心态就会崩。刷手机、预想实习和工作、复盘考试周的表现、吐槽硕士课程……走马灯一样地回忆过去的生活，强行转移注意力，终于熬过了剩余的航程。飞机降落在太原机场后，我先跑进厕所里脱下防护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虚汗，连头发都湿透了。出来看到国内机场的设施，我忍不住对自己说：“欢迎来到21世纪。” 候机厅里，旅客还是很多，都在排着队接受检查。鼻咽拭子检测是真的疼，拭子一探进去，眼泪就出来了。太原的隔离点，也是一个差不多3星级的宾馆，好歹比非洲便宜。回到国内感觉总算能松一口气了。语言相通，基础设施完善，也不会被当成待宰的游客。虽然还有距离，但和朋友、父母身在同一片土地上，令我安心不少。接下来，得在太原隔离14天，然后进京，租房，工作，推进自己原本的计划。大概很多人和我一样，一年之前去英国的时候，不会预料到要以这样匆忙的方式离开英国和告别自己的学生生涯。但我们已经是幸运的了，成功回到防疫工作有条不紊的国内，人生计划没有太受影响，只是一些不便而已，可以忍受。那些没来得及抢机票的、甚至还滞留在埃塞俄比亚的同学，希望他们能早日结束奔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他们总是在半夜上课，动物也被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屏幕，全班人都知道了。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在网课上，“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小北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就讲述了被“困在”国内的留学生们，真实的网课故事...... 01 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国——我说的不是那些费尽心思拼凑周末、调休和年假，为了在东南亚的沙滩上多躺一天，或者在米兰多看一个展的都市白领。对于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来说，在他们不长的人生里，有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间，都花费在申请国际知名高校本科这个清晰的目标上。如今，他们拿到了理想offer，却由于疫情、签证和旅行限制，被留在了家里。刚刚到来的开学季，对于这些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来说，是由一个个疲惫的夜晚和一个个混乱的白天组成的。他们只能上网课，和几千公里外长着一头金色长发和高高鼻梁的同学一起，把自己绑在纽约的时间、芝加哥的时间和加州的时间上。距离和时差叫一切都乱了套。哪怕那些大学课堂上最简单的事情，一个介绍，一个提问，一个互动，现在都困难重重了。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谈起开学这一个月的感受，累、焦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一位上网课的留学生在午夜时分发朋友圈，“早安，一天开始了”，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发了条朋友圈，“下课了，准备睡觉，晚安”。2020年9月的一天，清晨五时三十九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位熬了一宿没睡的留学生在社交媒体打出一行句子——“Shining through the city with a little funk and soul（光亮穿过这座城市，带着一丝恐惧和灵魂）”。在上网课的留学生中间，时间开始变得模糊和失焦。长久过纽约的时间，让身在北京的若羲很容易惊醒。不管第二天是北京时间晚九的课还是早七的课，她总是在凌晨五点多自己醒来，老是睡不踏实。而要上早课的时间，她会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烤几片面包当早餐，然后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强迫自己醒神。若羲是美国排名第一的艺术与设计学院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的大一新生，刚刚满18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已是深夜。为了将上课对父母的影响降到最低，她把网课搬到楼下的咖啡馆。艺术课网课 ?若羲同龄人中，她是那种“likes dressing in her way”的女孩，但现在她不再分得出多余的精力来思考今天穿什么——腰部拴着一根带铆钉皮革腰带的古典修身旗袍，大腿处被撕掉一圈儿的宽松运动裤，被简单的白T恤和高高扎起的马尾代替了。网课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叫人猝不及防。老师的音画总是不同步，当她的手从右边挥到左边时，画面卡了好几次，她的嘴边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这节课开始前，老师刚刚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她说，上课期间如果身后有人走过，那是她的室友，请大家不要见怪。有时候，回答问题是需要喊的。ZOOM——在美国大学普遍使用的一款多人在线视频app，若羲花费了很久才登入。她冲着耳机听筒说：“我来自中国的北方，现在晚上十点半。”重复了三遍，最后一次不得不提高分贝。一位同学不停地退出和进入课堂界面。另一个同学的发言中，很难听清楚一个连贯的英文句子。电脑屏幕上，还有一个小窗口始终只显示姓名，没有学生进入，有人给老师带话，“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老师说：“谢谢你，我知道了。” 关于空间的概念，他们现在也开始感到奇怪和陌生了。网课上，老师和同学使用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老师会讲到纽约当地的一些东西，比如提到课本里面的某个艺术家，“住在纽约的皇后区，走10分钟就到了”。若羲无法理解“皇后区”意味着什么。在几千公里的尺度上，10分钟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选择学校时，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学校之间，若羲犹豫了很长时间。她在网上搜到很多留学生的vlog，第50多个的时候，她看到纽约有一个叫SoHo的购物区(South of Houston)，一下子被那里迷住了。那有很多买手店，还有设计师品牌的店，有很多“穿得奇奇怪怪”的人。她想象着，自己也可以“穿得奇奇怪怪”的去玩了。她对纽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店铺和街道构成的。纽约街景 ?视觉中国出国读书的理由有很多，开阔的视野、更好的前途、不同的文化……但是往往还有一些更细微但也同样重要的理由。比如，一个叫刘孟卓的女孩——她也是本科留美新生的一员。今年九月，她本该入读卡拉玛祖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这所学校位于美国北部的密歇根州，是她仔细挑选过的“有冬天的城市”，还有她想要加入的女子足球队。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她就是足球队的一员，那是个“特别烂”的球队。但是无论球队的水平怎么样，她都不在乎，她就是想踢足球。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时，她特别看了一眼学校有没有女子足球。现在，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办出国的签证，最终却只能留在国内。Grace也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活。她是西北大学的经济系新生。学校临近芝加哥。她在心里盘算过很多次，想到要去逛逛这座美国第三大城市的主城区，去看看著名的美术馆。学校在密歇根湖边，景色特别地美。开学后，她还要在那的沙滩上，跟新认识的同学一起学习、野餐。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大洲，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他们互相交谈。她还早早地买好了装饰新宿舍的物品，跟另外两个小伙伴约好，到时候大家买同一班飞机票一起去。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突然所有人都过不去了，太突然了”。对于这些最新的变化，留学生们缺乏准备。一开始，他们以为疫情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但后来，这件事情覆盖了一整个学期。开学的时间是中国半夜十二时，Grace一点都不困，她神志清醒地坐到电脑前，看到无人机航拍的直播：美国同学们敲着鼓、吹喇叭，从学校标志性的拱门下穿过。这时，她在北京的家里，捧着碗毛血旺外卖，心潮澎湃。Grace总是在半夜上课，她的房间养了一只狗和一只兔子，动物们被她吵得睡不着觉。有一次，狗干脆爬上书桌，凑到Grace的电脑摄像头前，“狗的大头占据了我的屏幕，全班人都知道我了。” 02 美国的学校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发送邮件。通过邮件，它努力维系着这唯一且并不强壮的关系。有时候是隔几天，有时候是一天好几封。中国学生的邮箱里充斥着美国学校发来的邮件，里面可能是对某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详加说明，也可能是提前告知院系活动——若羲收到过一个party邀请，但她并没有参加，“对着镜头party，无聊”，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在真实的校园里认识同学。线上的一摊事儿也难以激起她的兴趣。之前的新生破冰日（orientation），学校组织了三四个小活动，她只参加了一个。再往前的开学典礼，她干脆直接缺席了。9月22日，一名大三校友去世，校方在邮件里回忆了他生前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后，列出了教堂告别式直播的链接，欢迎大家加入，送他最后一程。但对于还没有机会在线下认识新同学的人来说，他们没办法悼念一个陌生人。另一位大一新生，连有没有开学典礼都想不起来。她想了半天说，“我收到过一个带视频的邮件，但视频缓冲不出来，我就删掉了”，她对此并不在意。为了让中国的留学生不感到被学校遗忘了，一些美国高校与中国的高校合作，作为短期的过渡，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内学习。美国康奈尔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合作，允许学生在上康奈尔的网课之余，在清华再修6个可转换的学分，吃饭和住宿也在清华校园内。大二学生朱朱（化名）住在清华大学双清公寓，这栋宿舍楼通常只对留学生和男博士开放住宿申请，康奈尔的学生这次被归到了留学生一类，享受双人间和独立卫浴。但朱朱只修了3个清华的学分，其余的课程还是上康奈尔的网课。即使拥有了还不错的学习环境，朱朱依然逃不掉时差和距离带来的困扰。她最早的课开始于北京时间晚上九时，最晚的课在凌晨两时四十分结束。当她打开电脑摄像头准备开始一天的课程时，康奈尔所在的美国东部才早上九时，“我带着晚上九点的疲惫，屏幕那边是早上九点刚醒的疲惫，大家都托着下巴，很少人发言”。可能是熬夜的原因，朱朱刚上网课的前几周开始疯狂掉头发。“我用手摸一遍就要掉三四根，头发还突然开始打结，我吓坏了，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她在淘宝上买了两顶帽子，还一度打算去医院看病。网课里的老师（左）和同学们（右）?朱朱美国的老师们想办法给亚洲的学生更多便利。朱朱有一门课是生物医学工程，一共30个学生，其中亚裔有3人，老师主动在亚洲时间友好的时间段增加了一个小时答疑。而有机化学课老师的解决办法是：亚洲学生可以预约一对一的灵活时间来问问题。还有一部分课程，老师讲课时录制了屏幕，便于有时差的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学习。亲戚朋友问起朱朱，你去清华了呀，她往往要跟他们解释一通，“其实我也不是来清华了，因为我就在这儿上一门课”。康奈尔的课业压力并没有因为网络和时差减小半分，她很难再分出精力来参与清华的社团和认识新朋友，“挺遗憾的，觉得来清华白来了”。一些辗转多地，成功飞到美国上学的故事在留学生圈子中流传着。有机构组织学生到东南亚的国家办签证。双边隔离，加上等待面签预约，来回花费的时间一个月起。“有人签到了”、“有人从第三国飞去南美、再入境美国成功了”，这是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他们也劝说，能不折腾就不折腾吧，折腾完挺累的”，一个母亲对我说。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预约签证就成了刘孟卓生活里的头等大事。“早上一睁眼，刷完牙，我就坐在电脑前查签证的网站开放没，睡觉前又再看一遍，每天都在重复”。一次次的失败，然后又一次次的尝试。刘孟卓想学的生物专业需要大量实验操作，网课远远满足不了，本来三小时的课程，被压缩到了不到两个小时，实验步骤被略过，老师直接给数据，然后讲如何操作数据和写论文，“课程缺失了很大一部分”。最初的那段时间，她养成了早晚刷美国使馆网站的习惯。有一天中午，她正在外面吃饭，突然收到朋友的消息，“广州领事馆开放了”。她站起来把碗一放，拔腿就往家跑，路上把脚崴了，忍着痛一路跑回去开电脑，结果还是没约上，“很难受，很难受，很失望”。她在网上找了一家代理公司帮忙约签证，成功约到8月面签的时候，刘孟卓算了算“还能赶上9月开学呢”，随即松了一口气。结果临到头又收到一封邮件，和前两次的内容一模一样，“由于疫情原因，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只限制很少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仅维持日常工作，加快加急等签证业务都无法办理”。好不容易预约上的签证，第三次又被取消了，“我的内心爆炸了，太难过了，感觉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开朗热情的刘孟卓至今只在大学交到了一个朋友，跟她同是东北老乡的中国同学，比她大两届。她当时花了大量时间收集资料、仔细甄别才选中的学校足球队，在能够拿到签证、到达美国之前，也没有机会加入了。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变化，也让不少家庭感到忧虑。家长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种说法：美国政府一会儿说从6月1日起，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将被限制入境，一会儿又说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美国的高校和政府也在反复较劲。 2020年7月8日，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多所美国大学起诉政府，确保留学生能够继续学业，随后180多个美国高校表示了支持。这种不确定的氛围，笼罩着40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家庭。一个留美新生的母亲告诉我，这种忧虑主要是因为看不清大的方向。他们突然意识到，那个稳定的、可以预期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更多的家庭还是选择继续观望，有的学校通知下学期可以返校了，有的还在继续等待。一所大学在八月底的时候还在发送新生入学须知的邮件，九月初就突然通知学校关闭，全部改为线上教学。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将来到底会发生什么。若羲最近告诉妈妈，如果下学期还是网课，她希望defer（推迟）一年，但对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很茫然。 03 在这个特别的年份，一些留学生重新思考了自己的选择。一名获得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专业offer的新生，决定放弃入学，明年转专业申请音乐学院。一名开学即将大二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学生，选择休学一年，回国创业开工作室。一名剑桥大学大三的学生原本计划到加拿大实习，现在他留在中国，跟随某位一流的经济学家当助理。还有人表现出了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北京东二环建国门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一群脖子上挂着工牌的上班人群里，有几个稍显稚嫩的脸庞晃动。这是一个名叫SparkLab的非营利自习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聚集了三四十名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我在这遇到了毕业于北京十一学校的Abraham。他今年18岁，是那种会开口谈“苏格拉底、笛卡尔、拉普拉斯”的年轻人。在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录取后，由于不想上网课，他递交了休学一年的申请。随后，他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和朋友一路旅行到云南，再到云南和西藏边界的明永冰川。这段时间，他“深刻地理解了一件事”：缺乏跟人交流的话，会让自己变得闭塞，英语口语也会下降。他想到可以创立一个社群，给无法出国的留学生提供一个有学习氛围的地方。这后来成为Abraham、Grace和Charlotte三位美国大学本科新生的创业项目。参与创业，也让Grace成长了不少。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想象，他们要去找场地，组织报名和接待来参观的人。每一步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她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 Grace觉得，自己有时很疲惫，但会挺过来。她把这个经历当成一次锻炼。一个周六，留学生们在那搞了披萨派对。在场的同学一起坐下来，“吃披萨聊聊天，大家想想做什么，以后有什么人生理想，互相聊一聊。”之后，他们玩了德州扑克，那是一种策略游戏，“好像玩得挺嗨的”。有一个类似写作导师的同学也在这里。在Grace的世界里，那是她见过“写东西写得最优美，对文字特别擅长的同学”。他来这边，如果大家有学校里要写的论文，或者是自己写的东西，都可以拿给他看，然后他帮忙修改一下，或者提一些意见。 Grace参加了一次创意写作的分享课。他们读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卫·大众特·华莱士的《forever overhead》。那是英文写作的一个经典例子，导师分享后，大家一起讨论：这里面特别出彩的语言在哪里，它的主题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还有什么样的象征手法。最后，导师鼓励他们回去仿照这个来写一篇。我遇到Grace的时候，她正在写她的那篇。Abraham也喜欢分享。9月17日下午，我在这个自习室赶上了一次他组织的seminar（研讨会）。Abraham试图向同学们解释一个理论，他举了化学的勒夏特列原理、物理的楞次定律，还有生物里的正面和负面循环反馈——“我想说明一个什么事，就比如说生物、社会这些东西。比如说一个社会，它有一套自己稳定的机制，那它这稳定机制就是我们人刻意去营造出来的吗？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生物它有这套稳定机制，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刻意地去设计了一套这样的机制让我们活下去吗？” 自习室里的seminar ?陈明辉在这次讨论会上，他遭遇了挑战。一个叫韩雨果的女孩盘腿坐在桌上聆听，有时候站起来走来走去，时不时与他争论两句：“你确定生物有稳定的机制吗？”“从你的逻辑层面来说，这算一个逻辑谬误。”他们在尝试消化对方的思想。结果可能不是重要的，韩雨果鼓励他继续讲，“你试着讲吧，用你的理解讲。” 韩雨果毕业于人大附中，被乔布斯的母校里德学院录取。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月，他们本该分别前往美国东西海岸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活。现在，他们每周会花费一些时间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看书、讨论、自习，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好几个月——他们都把大一推迟到了明年秋季。一年的时间是漫长的，为了不让自己荒废，韩雨果是最早来的一批自习者。她不想在家学习。猫咪成了她学习的最大阻力，因为它“特别黏人，特别可爱，特别漂亮，每当我看书的时候它都会趴在我书上。”延迟出国是她和妈妈共同作出的决定，“她看到我这个大活人一年在家闲着没事干，她心里也焦虑”。妈妈会假装出不介意的样子。有时，她会抱怨韩雨果不会做饭，上厕所太久。当她晚上想看书的时候，妈妈会对她说，“没事，你看你的书，但是我觉得你的灯光太亮了，” 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她又说，“雨果，你要不睡个觉吧。”为了避免矛盾，韩雨果开始尝试着减少在家的时间，她常常在自习室待到午夜才回家，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她带了许多哲学书籍，放在自习室的公共图书角。看书累了的时候，她就到天台的躺椅上透透气。有时候会睡一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她就看那个天。“哇塞，看那蔚蓝的天，胖乎乎的云，国贸在我右边儿，有时候看到飞机从左边飞过来，我就想，等它飞过国贸了，我就继续回去看书，然而它飞得太慢了，我等不及就走了，接着看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