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不像微博、朋友圈、Facebook、instagram里面显示的那么灯火辉煌，美景、美食仿佛天天傍在身边。而身处实际的我们往往倾向于展示那些光鲜的外衣，把背后苦涩的眼泪留给自己。然而这孤独又哪是那社交软件区区几十个赞能够驱散的呢？最终能靠得还是我们自己。 　　“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好，学校基本没有什么中国人，仅有几个各自还有自己的事情要操心，一年能聚上一两回也就算不错了。学校位置又偏僻，开车买个菜还要开好久。”   　　Jack回答到。  七月第一个周日清晨，在这个纽约最着名的吃brunch的胜地，我因为一篇稿子，采访了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的Jack。   　　服务生刚送上咖啡离开，Jack不紧不慢的拿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后，接着说，   　　“天天疲于奔命，熬夜读paper，天天赶due。”   　　“那当时你怎么慢慢适应的呢？” 我好奇的问。   　　“适应吗？我现在其实也还在过程中。”他手指交叉，想了想，“如果要说适应。我说一个事，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学业压力太大，特别孤独。一天晚上，凌晨2点钟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一个人跑出家门，跑到公路中间躺下，四周漆黑，四下无人，我抬着头，望着星空，想着就算有车，我也就这样了。然后你知道怎么样？”   　　他顿了一下，期待地看着我。   　　“发生了什么？”   　　他微微一笑，“什么都没有。我等了四个小时，一辆车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出现。”   　　“然后呢？”我继续问。   　　“然后太阳就出来了，” 他默默用手指轻轻击打桌面，低垂着眼，“我就起身，回去继续一个人读论文。那时候，我就知道，在这里，我了然一身，也必须学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手机微信提示突然亮起，Jack回复完，顺手点开朋友圈，里面跳伞、攀岩、冲浪，游艇、酒吧、旅游胜地，灯红酒绿觥筹交错，让人应接不暇。   　　“看照片，感觉不出来你说的孤独，感觉你每天都异彩纷呈的。”我看着满满一屏的照片笑道。   　　“这些图片并不是事实的完全真相，”Jack边敲桌子边笑道，“这些照片背后一个人的故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确实，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不像微博、朋友圈、Facebook、instagram里面显示的那么灯火辉煌，美景、美食仿佛天天傍在身边。或许出于对孤单一人的留学生活的报复和驳斥，我们都倾向于展示那些光鲜的外衣，把背后苦涩的眼泪留给自己，好像把所有的精彩都放到了网上，刷着远方朋友的点赞，社交网络上的互相关注仿佛减弱了我们的孤单，变成了一份让我们继续坚强独行的理由和动力。   　　常常看到国内的小伙伴羡慕嫉妒的留言，说是觉得我们每天不是party就是去party的路上，不是在度假潇洒红尘，就是在高大上的地方推杯换盏。看到国内朋友抑或是媒体为我们贴上的此类标签时，心中难免苦涩无奈。他们不知道，朋友圈里的美国留学生活，和我们这些留学生实际经历的美国生活，那是两个世界，人还是一样的人，事却不完全是一样的事儿。   　　海明威曾写到，“如果你有幸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那么巴黎将永远跟随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不仅是巴黎，在影像资料里，美国也是一场活色生香的盛宴，处处不夜城，灯红酒绿、名车美人仿若触手可及。但是现实中这个国度却戳破了我们由那些影像资料幻想出来的绚丽图景：没有那么发达的公共交通，没有那么多繁华的夜晚，没有那么安全的街区，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没有那么精彩不停的生活。   　　在大部分的美国，车水马龙的白天，晚上却往往变得一片寂静。不奇怪有人说，美国是村。也不奇怪有一句话在我们中间流传，“美国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恶山恶水好快活”。当然，这句话为了夸张丑化了国内的秀美山川，很是不对，但是就美国“寂寞”的一点，其实还是入木三分的。   　　对于留学生来说，交际圈其实是有一定半径的：交一些美国朋友，需要跨过语言文化的差异，交华人朋友，大家也都各自忙碌。   　　如果身在小城市，吃饭上课买菜娱乐一切事情都要开车甚远，能约出几个朋友，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需要仔细互相联系、提前计划；即使身在大城市，就算有时间、有朋友，还有无数due在逼近。   　　“还记得我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忙得焦头烂额的，将近两周都没有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感觉世界就只有几样东西，就是一张椅子、一盏灯、一张床，一架手机和一台电脑，”Amy对我说，“当时交完论文，朋友们还在忙着final考试，一个人都没法约出来。最后夸张到了，听到商铺店员问howare you doing today，都觉得特别开心的程度，恨不得和他一直聊下去。然后养成了社交网络依赖症，根本停不下来。”   　　仔细想想，为什么那么多留学生会那么依赖网络，出现所谓的手机依赖症？   　　或许是因为我们明白自己的孤单，这些科技就像是缓解我们情绪的止疼药，成为你界定你自己价值和自我的重要途径，变成我们排解内心孤单感的通道，也让我们认清人是社会动物的事实，逼着我们学会与自己相处，时时和孤独二字搏斗。   　　在艺术馆里，美国最重要的写实画家爱德华·霍珀的作品常有不少人驻足细看，原因是什么？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作品正表现了这种繁华背后的孤独。他的画，常是空旷房间内孤独的女子，窗子开着，阳光洒进房间，窗外繁华依旧，冷色调地隔开人内心与外界的距离。虽然霍珀的作品诞生在上个世纪中叶，但是这种情感，这种排解孤独的诉求在我们身上依然存在。   　　“为什么想来美国？因为想证明点什么。”   　　多少人怀着这个理由来到这片星条旗土地。是的，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可能会因为种种觉得寂寞，有时甚至闭口不言这种感觉，憎恨“孤独”让我们在阳光下留下一道影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学会和孤独相处；否则，没有很强大的内心，我们很难应对时不时在内心涌来的寂寞、空虚和无助。   　　深夜你得剥去外面浮华的外衣，直面自己，明白让自己充实是一项无关他人的事情，学会接受除朋友相伴聊天开会party外，还有另一种充实，那就是与真正的自己和平相处。喜欢做什么，就用这难得的不应酬时光去做，不要让独处的压力和痛苦让时光从手中流去。   　　叔本华曾说，“能够自得其乐，感觉到万物皆备于我，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的拥有就在我身——这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内容。”从“我的拥有就在我身”这个角度看，其实孤独最好的解药就是热爱，这个热爱可以是一切对你有所触动的东西，可以是运动，可以是旅游，可以是阅读，可以是音乐，可以是专业领域的点滴进步，也可以是煮饭做菜、绘画写作等一切事情。   　　这些事情会让你空虚的时间缩短，让自己从自己内心的小圈子，走向更大的对你更有意义的世界，学会与自己和平相处，学会在磕磕绊绊的生活中，为自己找些乐子、找些支撑，在内心活得漂亮、精彩，像拥有一支军队般无所畏惧。   　　正像Jack在采访末尾时说的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一个人躺在公路中央的夜晚，它让我知道，就算只有一个人，再难受、再孤独、再黑暗的夜，只要我撑过去，还是会有太阳升起的。”

加拿大广播公司(RCI)发表文章称：“预计在2025年，印刷报纸将会全面消失”。其实，在近5年来，关于打印报纸乃至整个纸媒体行业都被在不断地衰落，所以唱衰之声不绝于耳。纸媒体在未来全面消亡已是不可逆转之势，唯一的悬念只在于时间问题。但是唇亡齿寒，纸媒体的消亡只是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紧接下来的，是“字媒体”。 图片来源：网络 “字媒体”包含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纸媒，还有诸多如网易、搜狐、甚至微博这样的门户网站，其主要的传播方式以文字为主，图片、视频为辅。随着有WI-FI的地方越来越多、手机流量上网速度越来越快，以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碎片化，文字的阅读将会缓慢地逐步让位给或长或短的视频和音频。这就是“字媒体”被“流媒体”取代的趋势。这样的媒体趋势，影响的不仅仅是编辑、记者等新闻从业人员，还有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比如房地产中介、房地产买卖双方、留学生等等。 房屋楼宇的立体影像 虽然以大多伦多房地产的炽热程度上讲，房屋无需太多推销就能卖出。但考虑到在安省其它地方的房地产业状况，房地产中介仍需要考虑如果更快更广地把房屋推销给更多的人。在当下的推销手段下，是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中介网站、Facebook等等)，以及自媒体(微信朋友圈、地产经纪的博客等)。但是，随着VR、MR等立体成像技术的日渐成熟，将来会有越来越的楼宇买卖加入视频和立体成像技术，有兴趣的买家不再仅仅满足于看图片、看电视的方式获利楼宇的咨询，更加希望在亲身看房前就可以看到楼宇以及周边环境的立体影像。如此一来，“字媒体”类型的推销手段就会显得相对地落伍，取而代之的就是“流媒体”的营销。 图片来源：网络 “流媒体”对酒店业的影响 今年的上个月，谷歌公司与英国的白金汉宫携手在YouTube App上推出了一段360度的虚拟现实视频，只需要戴上虚拟现实头显，就可以如同身临其境般地参观大名鼎鼎的英国白金汉宫。这样的技术视频在将来会越来越普遍，不仅仅应用于旅游景点，还有旅游度假酒店。 现在旅客们选择旅游度假酒店，无非就是看图片、看价格，听口碑和评论。网站上可以看评论、价格，图片。这些都是“字媒体”的范畴，但一旦一条关于酒店的虚拟现实视频呈现给观众，其营销效果，绝对可以秒杀“字媒体”。这就是“流媒体”取代“字媒体”的其中一个例子。 图片来源：网络 “流媒体”对学校的影响 随着加拿大接收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不同的大学，甚至高中就开始为如何接收更多留学生而作更多的营销。有在国内找过留学中介帮忙推荐、申请学校的同学们都会有经验-----中介会对拿出宣传单，对学校作这样那样的介绍。“宣传单”就是营销中的“字媒体”。试想一下，在中介给同学们介绍学校之前，就先给同学们看一段虚拟现实视频，其震撼效果是“字媒体”无法比拟的。另外，学校讯息公开透明化的今天，新生一代的同学们越来越不满足于通过网络文字来了解学校，以及其美丽的校园，更愿意通过手机、电脑搜寻到的视频来了解。同时，大学中的“硬技术”专业，也将更受欢迎。 图片来源：网络 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文字的阅读，慢慢会成为一种工作的刚需，以及在偶尔特殊情绪下的疗愈。“字媒体”在人们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更多起到心灵疗愈的作用，大家将之称为-----心灵鸡汤。而更多工作时间以外的娱乐，就会是在公共交通上、饭桌上、回到家后用手机、iPad看papi酱们的搞笑视频;在跑着步、健着身的时候听时下流行的音乐。“字媒体”，将会如同纸媒体般，被“流媒体”逐步蚕食。

  作者：杨澜，选自新书《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现已上市，本文原标题《归去来兮》   1.十八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天，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实际上已经怀孕了。随着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褥子、枕头……那时候父母觉得在美国什么都贵，我也很少会有机会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天、夏天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一下带到了美国。     上学生活照父亲运用了我难以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么多物品都压缩成了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记得临出行的时候，母亲把几千美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些钱是以1:10的汇率换来的。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是梁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母亲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异国的担忧。 那时候，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4年，也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国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系着与家里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件超重，通常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这些当然无法跟现在的沟通方式相比，如今我和儿子已经可以自由地视频通话或通过微信等方式随时联系。   2.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正大综艺》节目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 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第一次申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了解实在太少。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希望对这个世界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难以置信的辞职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而如果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有了后路。 当时周围的许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知道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位置上吗？”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好好去读书，如果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们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如果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他说：“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重要得多。”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 “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管好好读书，这对你的将来有好处。”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成功、放弃眼前那么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 我希望能够学有所长，能够更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3.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涯   杨澜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更加专注在学业上，而不需要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是到了国外，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每天也依然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特别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时我其实只要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自己累得够呛。 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候，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很老旧，经常有罢工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保存的时候，突然的死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哭完了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非常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各个领域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家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野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同的观点能有更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家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很多问题的时候，思考的方式会更加开放。 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很多美国新闻界、主播界的顶尖人物。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有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端访谈节目，这也许就是我的机会。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首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即将回国的时候，在人生、事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获，人生的状态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杨澜与费翔主持专题电视纪录片 那一年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冬天，我和先生一起来到洛克菲勒广场，望着那棵纽约最大的圣诞树，许下了心愿：希望回国以后能够去实现我的媒体梦，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充满着情感联系的美国城市。   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离美前夕，我作为制作人和CBS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中美中学教育对比的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当时，美国的CBS邀请我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我当时想，以我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假以时日某天成为像宗毓华那样的华裔主播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跟美国观众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像是我跟中国观众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紧密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联系，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和专业就能够去打通的，它其实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相互交织所形成的东西。 我更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中国观众的心声；更想见证的事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变。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管自己的平台有多大，最终立足的根本其实还是我和观众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那种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内心归属。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端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记得第一期的采访嘉宾是陈逸飞，第二期便是张瑞敏。直到今天，承袭《杨澜工作室》的《杨澜访谈录》，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 这期间，我采访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宾，包括：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李光耀、朴槿惠、李显龙、拉加德、潘基文等数十位国际政要，见证了如柳传志、王石、李彦宏、马云、姚明、郎朗、林丹、李娜、张艺谋、冯小刚、徐峥等中国各个领域领袖人物的成长轨迹。为了准备采访，我的总阅读量超过8000万字，采访的时间更是达到了数万小时。   杨澜与马云   2000年，我和先生共同创建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2004年把阳光卫视转让之后，我们又开始进入跨媒体的投资和运营领域。今天的“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已成为一个横跨全球，涉及电影、电视、音乐、娱乐、大型演出和纪录片的综合性投资、运营集团。   5.对公益和慈善的探索 在留学后的任何一个人生阶段，我的事业发展都和自己的国际化视野被打开有关。通过在传媒行业的工作，我开始接触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领域，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会有这份兴趣，也和我当年在人生转折阶段，得到正大集团及谢国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6年，我和先生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做慈善文化的交流。2007年开始，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了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公益领导人的培训项目，前后培训了四百多人，这些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领军人物。自2002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我也始终在呼吁尽快修订中国的慈善法，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快速和良性发展。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发起建立了孤残儿童专项基金，先后为孩子们筹款近6000万元，在灾区建立了 10个康复中心。 2010年，我们与盖茨基金会一起发起了“巴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晚宴”。这是继汶川地震后，对中国慈善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在当时，中国的财富阶层对做公益有很多的犹疑，做慈善的法律环境、专业条件等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但是由“巴比晚宴”引发的全民对公益和慈善的思考，使得在这之后迅速出现了2000多家家族基金会，这是一代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精神和价值追求。 “做公益要趁早，做公益要高效，要用商业的理念和经验去运作慈善项目”已逐渐成为了人们做慈善事业的共识。从2007年至今，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对缺少机会的青少年的发展提供多样化服务，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来促进他们的身心、人格的全面发展。到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惠及北京54所打工子弟学校，参与项目的学生已将近4万人。我们同时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包括教室、课程、课外活动的少年艺术团和老师培训的综合管理体系，这是我经常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6.最好的我与最好的时代 我有机会参加了三次北京的申奥工作，是何其的幸运。第一次是作为主持人于1993年赴蒙特卡罗，见证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利；第二次是2001年代表北京在莫斯科做奥运文化项目的陈述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一刻。在那次演讲的结尾部分，我说道：“700年前，人们惊讶于马可·波罗描述的那个东方美丽的国度，问马可·波罗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我告诉你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一小部分，请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中国吧！”当时我心中就有种强烈的情感，渴望看到中国和世界更深度的融合，也希望世界对中国有更全面和公正的认识。 2015年，我再次被邀请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陈述人，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为了做好这次陈述，从来没学过法语的我，临时抱佛脚做了一小段法语陈述。其实这其中要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语言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对世界保持开放的一种诚恳态度。在陈述的最后，我请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一起展望冬季体育发展的未来，那就是中国将有3亿人口参与冰雪运动，同时有一个高达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空前的活力。就像当年何振梁先生在北京申办夏季奥运会时阐述的那样：“无论你们今天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载入历史，但有一个决定，会让你们创造新的历史。”从对媒体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对媒体之路的探索与坚持，能在短短的人生中有这么多可贵的机会去参与和推动国家的开放与进步，这也许就是我所遇到的大时代吧

花150万元人民币（约23万美元）到加拿大留学，回国拥有一份“白领”的工作，成都小伙党海峰却毅然离开，到重庆学习炒火锅底料。半年前，与妻子在成都创业，开了一家火锅底料店，加工包装外卖。问他“转行”感想，他说，就是要趁年轻试一试，“至少可以对自己说，我努力过。” 党海峰每天都要在两口巨大的锅里，不断对几十斤的料进行翻炒，汗水从头流到脚。（取材自四川在线） 四川在线报导，早上5时，党海峰到市场进货，接着，又带着刚采购的姜、葱、牛油、海椒等赶往租用的标准化炒料车间，开始炒料。随后又赶回店里，忙着把订单分派给员工。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围裙、手拿铲子、头戴厨师帽的小师傅，一时让人很难把他与“海归”身分联系在一起。 据报导，2008年，党海峰前往加拿大留学。第二年申请了当地名校——西安大略省大学，并很快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读经营与组织学。 2013年，党海峰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安大略大学毕业。毕业时，党海峰还拿得了加拿大政府三年时间的当地工作签证，而党海峰几经考虑，他选择了与前两年前也到加拿大学习的女朋友一道回国创业。 回成都后，党海峰到一家颇具规模的火锅餐饮连锁企业担任财务助理，年薪10万元左右。可工作了八个多月后，党海峰便想另立门户。 党海峰对火锅情有独钟，最终找到重庆一家有20年历史火锅店，可以传授炒料技术，不过需学习三个月。 2015年3月，党海峰来到重庆。为了学艺方便，他住在临近火锅店一家简陋的旅店。5、6月份正是重庆天气较热的，在火锅店的后厨里，党海峰几乎每天都要在两口巨大的锅里，不断对几十斤的料进行翻炒，汗水从头流到脚，但他无怨无悔。 也在2015年，党海峰与女朋友结了婚，他们的火锅店也在9月开业。 党海峰说，刚开业时，每天只能卖出两、三包火锅料。后来，除了火锅的质量外，延伸服务和提升服务品质是他们更注重的。现在开业仅半年时间，他们已卖出2900多份。 党海峰说，当听说我要自已创业卖火锅料，父母当时有些接受不了。我知道父母的钱来之不易，在我准备自己创业时，父母也曾十分担心，我告诉他们，现在我还年轻，还有创业的冲劲、动力和身体，如果不去做，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后悔。

卑诗大学日前发公告，指学校网站曾被骇客攻击，但目前未知学生个资或学校资讯是否外流。 据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导，卑诗大学发言人指，侦测到近日有骇客尝试以随机密码登入学生的大学帐户。攻击是来自大学以外的地方，但由于不清楚骇客是否已成功登入，所以现阶段不会要求学生更改帐户密码。 卑诗大学又指，美国加州的史丹福大学也成为攻击目标。 有专家指出，近年骇客较少入侵银行机构，攻击目标转为其他拥有网上户口的公司或学院，以盗取个人资料。而病人系统资料是骇客近期最感兴趣的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