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据CBC报道：一名在哈利法克斯读书的哥伦比亚高中生由于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一个儿童看护项目被移民局认为非法打工，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 　　Valentina Torres Martinez 2014年从哥伦比亚来到哈利法克斯的Sacred Heart高中念书，她当时才17岁。 　　两年后，现在19岁的Martinez在申请学签准备继续在加拿大读大学时却遇到了麻烦。 　　她去年九月本将在圣玛丽大学（St. Mary's University）开始上学。由于当时学生签证快要过期，她申请了延期却收到移民局的拒信。 　　拒信上说她曾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在加拿大读书。 　　Martinez感到非常疑惑和不解，于是她向移民律师Lee Cohen求助。 　　Cohen发现Martinez被拒的真实原因是她曾在加拿大非法打工。移民局发给Martinez的拒信上有输入错误。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Martinez被控非法打工。 　　6月8号Cohen带著Martinez在法庭上与移民局对峙。法官Keith Boswell表示移民局承认他们在发出拒信时出现了输入错误，移民局第二天发现错误后重新给Martinez发出了拒信，清楚表明Martinez是由于非法打工才遭拒的。 　　但是法官也移民局需要重新审理Martinez的案子。 　　移民局发言人却表示虽然移民局最早出现了输入错误，但是这跟他们对Martinez做出非法打工的判断没有关系。移民局将会指派另一人来重新审理Martinez的情况。 　　律师Cohen表示新的审理官员仍然有可能给Martinez发拒信，但是他们相信审理官员不会这样做。 　　Cohen表示他和Martinez认识到Martinez的工作的确是非法的，但是这完全归咎于加拿大服务部（Service Canada）曾向Martinez再三确认她可以合法工作。 　　Martinez在学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儿童护工项目。她每周工作三个小时，拿著最低工资。 　　Martinez曾三次前往加拿大服务部咨询她是否能合法打工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服务部还给她发了社保卡号，这让Martinez认为她被允许合法工作。 　　Cohen说政府亲口告诉Martinez你可以在加拿大工作，但是现在政府另一个部门却又说你不能在加拿大工作，我们要把你驱逐。 　　Cohen称Martinez的这份工作只对她们学校学生开放，她并没有公开寻求找工作。而且她只挣了很少的钱，如果因为这笔小钱就耽误她的大学生涯就太可惜了。

　　中国留学生比例过高的大学，当地人避之则吉；中国留学生想报读常春藤大学，不得不拿出更优秀的质素；中国留学生回国后，80%拿不到1万元月薪。   　　曾几何时，“海归”就意味着精英，方鸿渐随便假冒一个洋大学的博士，回国就能左右逢源。如今，海归的简历在某公园的“相亲角”里仍然吃香，除此之外，风光不再。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又创新高，达52.37万人。然而同期学成归国人员也达40.91万人，每年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接近持平。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成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海归”面临的就业难问题，正在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而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百万海外留学生的求学之路和生存环境则变得越来越艰难。   　　留学生就业政策收紧，多少中国留学生打道回府。 　　留学生被打，大环境悄然改变   　　从将自己暴露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开始，中国学生的留学生活就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不久前，两起中国留学生在法国被打的新闻引起了国内的强烈关注。据法制晚报报道，女留学生芳芳（化名）在巴黎地铁内遭到几个外国人的群殴，其中一个人正是在前一天羞辱地称她是“中国佬”的人。更可悲的是——“事发时车厢里有很多人，却无人帮忙”。   　　几天之后，两位女留学生也跟媒体爆料，7名法国警察来到了她们在巴黎市13区意大利大街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原因竟然是“公寓楼梯间的墙上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中国妓女，一楼’的涂鸦”。其中一名警察在做笔录时甚至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好多都是妓女。”   　　在法留学生向媒体爆料，她在巴黎地铁内被打，甚至还遭到种族歧视。   　　在欧洲，法国的治安相对来说比较乱，但涉及辱华的并不多。在法留学生也对媒体表示，“大部分法国人还是特别友好的”。可是，近年来欧洲时有发生的中国留学生被打事件，似乎表明留学环境悄然发生变化。   　　特别是在欧洲，法国中国问题专家、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指出，这些事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的，与欧洲局势和法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状况分不开。接连出现的恐袭事件，难民对当地居民的骚扰事件，都在激化当地人对外国人的排斥。   　　德国科隆，市民抗议难民骚扰女性，现场出现了第二帝国时期（1871-1918）的旗帜。   　　刻板印象造成环境恶化的封闭循环   　　大环境的改变不仅仅是政治造成的，中国留学生的表现也使得外国人对他们的印象越来越差。4月12日，央视《新闻1+1》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虚设了一所大学——北新泽西大学，吸引了一千多名留学生入学，结果这是一个有网站、有证书、有教学楼，但是却没有教学的“钓鱼大学”，21名中介和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将被遣返，因为他们涉嫌“签证诈骗”。   　　这种钓鱼执法固然有可议的地方，但这件事恰恰证明了签证造假的严重性，迫使美国当局不得不通过非常手段来维护移民制度。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中国人的留学热潮，留学中介的诈骗现象层出不穷，有的学生被骗往野鸡大学，也有的学生饥不择食，不惜读这种野鸡大学来镀金。   　　“钓鱼大学”北新泽西州大学官网。   　　新世纪后大量中国留学生涌到国外，他们财力惊人、社交圈封闭、没礼貌、签证诈骗、不务正业、逃避课业、考试作弊等问题，已经成了这一代留学生挥之不去的标签。   　　4月12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在美中国留学生的豪车生活，其奢侈令人咋舌。而在悉尼大学华人教师“辱华”事件中，中国留学生被曝考试作弊，并公然在微博上炫耀作弊经验。他们不是去留学，而是去享受。   　　还有部分留学生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海淘运动”，微信朋友圈成了他们唯一活跃的社交圈，每天围着包包、化妆品、奶粉、汇率、关税打转，成为“跨国搬运工”。   　　新近的留学生们，恐怕要面对比前人更多的舆论压力。早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虐打中国女孩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更让人对“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及其价值观心生疑惧。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一掷千金买兰博基尼。   　　留学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天坑”   　　二三十年前，留学是真求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留学生大多是公派留学，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当时的留学动机很单纯，也无需担忧就业问题，归国后大多会成为科学和文化领域的精英。   　　1985年“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被取消，“公派留学”的光环逐渐消退，普通百姓可以自由出国留学了，逐渐有大陆留学生在自费完成学业后选择留下，成为“第一代移民”。但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参与当地的主流事务，更多人是在餐厅、超市、工厂、维修等从事蓝领工作。留学，是他们实现移民梦的渐进式手段。   　　十年前，留学开始成为一种投资。这代留学人员更加多元化，思想更为开放，留学目的也更加明确。2004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近82万，而回国总数仅占四分之一，留学生大多都愿意挤向英、美、加等经济发达国家。   　　海归曾经风光无限。   　　无论是接受优良教育还是寻求商机，是衣锦还乡还是在海外生根发芽，留学都是一条康庄大道。留在国外，“读书工作拿身份，娶妻生子买house”，一条稳步有序的发展之路走得脚步轻盈；选择回国，“海归”的光环也能为职业前途加分不少，挣得更强的竞争力和更高的起点。   　　如今，留学几乎跟出国旅游一样泛滥了起来，它不再是精英的特权，很多工薪家庭也加入了留学大军。然而，出国越来越简单，读名校却越来越困难。   　　据《纽约时报》报道，亚裔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远远低于白人，这些大学对亚裔（尤其是男生）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族裔。有数据显示，2012-2013年，美国5大顶级名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斯坦福招收中国学生比例总体下滑24%，以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跌幅最大，越来越多中国学子只能选择次一流、二流和三流的学校，同时还承担着昂贵的学费。   　　一流名校对亚裔学生的入学要求更严苛了。   　　对于那些想要出国镀金然后回国找一份高薪水工作的学生来说，留学可能不再是一个最优选项了。那张用昂贵学费和宝贵青春换来的证书，很可能换不来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国外移民就业政策正在收紧，不少留学生选择回国，但80%海归硕士的月薪不足一万——掐指一算，完全不敷留学的成本和付出。   　　真心求学的人，你只能坚信留学是去历练和认识世界的，这比那张薄薄的文凭更有价值。   　　风光无限的“海归”已死，留学生回国也要苦逼地找工作。   　　网友评论：   　　@Ashley    　　现在很多人留学是想出去看看，也并非为了一纸证书，也不需要用月薪不足1w来量化人生成就。因为当你亲历了远方，看到多元的价值观，了解不同的文化思想，人生的疆域就会被无限拓宽。至于这让人变得更好还是更差，更快乐还是更抑郁，还是看个人的倾向和选择。   　　@轻淡少盐   　　留学与否，学到真本领才是最真。国内的教育方式（不间断上补习班的支出）花的银子一样能赚得回来吗？除了价值观思维能力的培养。   　　@Sunny LIN   　　的确是找虐，选择一个hard模式，但是相反，始终觉得留学的经历给我带来的更多是证书工作外的东西，身边的同学有留在那里的工作的，也有回国工作，还有去别的地方工作的，大家都很努力，也很优秀，却还要被所谓的公知们误解，能不hard么   　　@胖   　　看了评论，有点惊讶于一些人理所当然的态度。也不想想你“见识世界，开拓视野”的钱哪里来，绝大部分还不是拿父母的血汗钱。如果出完国回来还是一个啃老或者半啃老，而且毫不自知的话，那真是学到屁股上去了。   　　@Mini Tree   　　说实话，我出去的时候真的是蛮拼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努力学习的时期，现在虽然也没有月薪过万，但是那段日子却是我最难忘的。也许不是为了一纸文凭，是一种体验，思想上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改变，也更加的看清自己。   　　那些说留学可以开拓视野的估计是没真的留过学。当你真正在语言文化都不一样的异乡独自生活、读书、吃饭、旅行，呵呵，开拓个鬼视野，能奋力学习而不是慢慢懒惰下去就已经很好了。谁说出国留学就可以开拓视野了？什么叫“开拓视野”？难道出了国就可以变得更加国际化？在外国，回国之后发现国内同学懂的反而比留洋的人还要多。留学生找工作不仅仅难在薪资，还有丧失自信和自我落差。曾经的豪言壮志，在生存面前算个P……

中国父母向来有“望子成龙”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光宗耀祖”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将教育变成了一种攀比。他们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适合上名校。在某种程度上，孩子成为了父母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他们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们过的人生。 名分等级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 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而不过是一种势利。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也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选择专业多来自父母安排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 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他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 他们当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大家都要子女读研究生，所以理所当然自己的孩子也要读。他们没想到也许自己的子女根本就不适合读研究生，也可能对学术和读书没任何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他们去读书，对子女是劳命，对父母是伤财，对社会是浪费资源。 这些朋友就说：“万一他去工作后不再想回学校读书了，那不就不好了吗？”我说：“如果是那样，那就更说明大学毕业后先工作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浪费那么多青春在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上！”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最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世界是由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传统社会秩序压抑个人成长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讲理，以理服人。这些文化特点是上面三个硅谷实习生故事背后的重要原因。 中庸逻辑要求你不能声张，不能过多表达自己，什么都要适度。即使是讲道理、辩论，也不要那么认真，那么“打破沙锅问到底”，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人，当然倾向于不会表达，即使表达或者争辩，也不会太认真，否则，内心会感到不自在，会内疚。 我这些年经常在中国生活，发现许多做母亲的不知道溺爱会害了孩子，让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在我原来任教的一个大学里，一位中国教授已经30岁出头，没有结婚成家。尽管他已经拿到终身教授职位，但还是不成熟，因为他母亲还是每天跟着他、盯着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她儿子就没机会长大成人。 根据六年前我女儿用的一本美国中学教材的一些研究估算，中国大学生的成熟度平均比美国同龄人要低3.5年左右，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父母育子方式，在该放手的时候不能放手让孩子独立。 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许多人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学生在美国不能更成功、中国人不如印度人那么突出的时候，都喜欢以中国人英语差、印度人英语好作为主要理由。 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

近日，加拿大真人秀“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的制作人李冠扬（Kevin K Li），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采访，作为一名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裔讲述中国最富1%家庭富二代的生活，以及他眼中的中国。 中国富二代加拿大购置豪车(图源：Reuters/VCG) 在这档选秀节目中，切尔西（Chelsea）、帕姆（Pam）和黛安娜（Diana），这三位就是领导观众们羡慕、嫉妒，又爱又恨的“公主”。她们是人们口中典型的富二代，出生于中国精英家庭，在加拿大温哥华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又被网友狠批炫富、奢侈过度。 在李冠扬看来，中国的精英阶层，主要由三类组成，而且一类比一类成功。 他说：“第一类是最早的广东省的工人阶级。他们有的在厨房工作，有的经营洗衣店，有的做贸易，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和技能训练。第二类是上世纪末的香港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抛弃了安逸的办公室生活，选择自己出来创业。他们的孩子，现在多半都开着奔驰、宝马上学。最后一类人，是现在内地的富商。他们拥有自己的企业，其业务涉及全球贸易和能源产业等。那些开着超跑、穿着奢侈品去上学的，很可能是他们的孩子。” 节目的火爆程度完全超过了李冠扬的预期。他从来没有想过，华人区以外的人们也十分关注节目。“也许是碰到了对的时间、对的事吧，观众对开着耀眼超跑、拿着限量版包包、住着上百万美金豪宅的人，充满了好奇心。”李冠扬如是说。“我认为这个节目给观众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华裔公主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会伤害到这些漂亮的女孩。” 有国外网友控诉道，这些有钱的华裔炒高了温哥华的房价。对此，李冠扬表示自己也不是经济学家，不好发表意见。他说：“但是作为加拿大人，我认为房价的上涨由三个因素造成：史上最低的房贷利息，加元贬值，以及温哥华总是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李冠扬说，他认识不少加拿大人因房价“高走”而获益，给下一代买了第一套房。他认为房地产的供需对象不仅仅是中国人、华裔，本地和国外买家也是主力。“总有一小部分人带着仇外的心态抱怨现实。这个小群体正愁没有对象发泄，有钱的中国人很容易地，就成了他们的攻击对象。” 谈及对中国人的态度改变，他认为人们看待中国妇女的转变，是最明显的。他表示：“过去，就连很多我的中国女性朋友都会被劝说‘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吧！’。但是今天，女性已经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未来了。就像我节目里的那些女孩们，她们想嫁给谁，想创业都是自己说了算，她们会继续打破人们心中，对传统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 李冠扬觉得，目前亚洲人在加拿大的主流媒体上的代表人数，是明显不足的。“我们节目刚上映的时候，我收到了大量来自亚洲群体的攻击，他们认为我丑化了亚洲形象。作为制片人，同时也是华裔，我感到很沮丧。我好像被限制了只能做，‘好看的亚洲节目’，但是其他的制作人却可以任意发挥，不受种族约束。”李冠扬认为加拿大的主流媒体中，没有一个能反映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面貌。需要有更多新节目，不受局限地扩展所谓”亚洲节目”的边界，才能打破表现亚洲人形象的固有模式，改变人们对华裔的误解。

加拿大今年申请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大多已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温哥华一名华裔青年奥斯汀·王(Austin Wang)因为独特的科研能力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将从秋季开始到那里读书。 奥斯汀从2014年开始致力于一项科学研究项目：人为地改造细菌基因，用它们处理家庭废水，不仅使废水净化，而且可以发电，发很多的电。这一研究三年来已经获得重要进展，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认可。在2014年加拿大全国科学交易大会上，他的研究项目赢得银奖;去年又赢得白金奖，获得3万加元的奖学金。上个月，他带着这个项目参加“英特尔国际青少年科学与工程会展”，从来自77个国家的1,700多名青年科学爱好者中脱颖而出，再次获得大奖，赢得奖金7.5万美元。 奥斯汀19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家庭，后来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中学是在温哥华的大卫·汤普森中学(David Thompson High School)。 他兴趣广泛，弹钢琴、打篮球、踢足球、玩机器人。但从2014年起，他就开始着迷于研究用培养的细菌来处理家庭废水，同时能够利用废水中的有机物发电。 他解释他的项目说：“要先对大肠杆菌群进行筛选，找到一种能发电的细菌，然后对其进行基因改造，通过克隆这种细菌使其很强大”。 他说，这不是很容易：“我解决了开始遇到的问题，结果又引发出更多的问题。这促使我不断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能有效达到最高值，那么理论上的目标既可以实现”。而从理论上讲，他创造的超级生物菌能够从废水中发电600兆瓦。 奥斯汀说，他之所以感兴趣这项研究，是因为觉得加拿大人太浪费。他说：“加拿大人浪费东西太多，甚至比美国还严重”。 根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力局的统计。该省每个家庭平均一个月的用电量达到900千瓦。仅温哥华地区，每天排放的废水量就超过10亿升，而处理这些废水又要消耗很多电力。奥斯汀的研究就是要从这些废水中找到能源。 奥斯汀感谢老师和来自多方面的帮助。他从2014年起就加入了一个加拿大民间鼓励中学生科技发明的组织SHAD。该组织通过组织课堂内和课堂外的讲座、夏令营、研讨会等形式发现和指导那些有创意想法的中学生，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培养他们成为今后成为科技界的精英。 奥斯汀说，他在参加SHAD组织的活动中，得到很多乐趣。他开始参加的是“设计工程师”项目。去年他又参加了在生活中减少碳排放的项目，尝试新的环保生活方式。他从这些活动中意识到，世界需要新的科学技术。他称自己的研究项目是一个绿色能源项目，一个生物基因工程。 此外，他还得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到那里的实验室进行科学实验。有时从下午2点进去，到晚上11：30才出来。他开玩笑说，当实验室里光线较暗，非常寂静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很老了。因为年轻人通常是无法呆在实验室里那么长时间的。 当记者问他，是否得到来自父母的支持时，他打趣地说，即使他们支持我，也不会说出来，但我希望他们支持我。 而奥斯汀的父亲说，他们在奥斯汀还小的时候，曾督促过他的学习。但从他12岁以后，不但没有督促他，反而经常提醒他不要太累了。 “我和他妈妈常常会提醒他停一停，赶紧去睡觉。在他大点之后，就从来没催他学习过”。 奥斯汀说，他喜欢花时间钻研是因为兴趣。在科学技术领域，如果能发现什么新东西，能按自己的想法取得进展，那是无比美妙的，是再美的音乐也无法比拟的。“它会令人兴奋，就像你为演出练习了很长时间，然后登台演出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