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在Vansky上经常会看到各种有偿带物的信息广告，也曾经有网友在流星版分享过被坑骗的经历。 最近一条微信在朋友圈广为转发，事关生命与坐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位台湾友人发来一个这样一条信息： 昨天友人去调查局参访，吸收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命知识。通常我们知道，若有人在登机前，告诉你我的行李超重，这件托你可以吗?一般人都知道要拒绝。但若有人告诉你，他要去上厕所，麻烦你帮他看一下行李，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拒绝，[提醒：这也一定要拒绝]，他可能发现情治人员已钉上他了，要必须把毒品丢包，所以你就不小心成了共犯，解说的调查局人员还特别强调这样被冤死旳还不少，因为很多国家对贩毒是速审速决，就被枪毙了。在机场，连暂时帮陌生人看管一下行李都不可以。 帮外籍网友带行李箱，结果因行李箱藏有毒品被抓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去年11月29日，家住武汉的张先生致电市长热线求助：有人从马来西亚打来电话告诉他，他的女儿因涉嫌运毒被关押，不知是真是假。 武汉市外办致函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恳请对其女被扣押一事予以关注，并核查相关情况。 据大使馆工作人员反馈，张先生的女儿赴马来西亚短期旅游,被海关查获携带毒品。她是应其网络上认识的外籍朋友的邀请出国的，对方还报销了来回路费。 据张先生了解，事发时女儿是帮这名外籍网友携带行李。当时对方告诉她，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带给朋友的新衣服和新鞋子。女儿接过行李箱并没有细看就答应了，结果经过海关过安检时，行李箱内被发现携带有毒品。 武汉市外办提醒：公民出国旅游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财物，不委托陌生人保管、携带、托运自己的行李。更不要替不熟悉的人看管、携带、托运行李。 南非21岁选美冠军帮朋友带书回国，警方一翻开书“直接判她死刑” 来自南非的凡妮莎·古森，21岁时曾参加南非小姐选美，还在比赛中夺下冠军。颜值高、身材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爱她的男友。当时，她和交往4年的男友菲立克斯一起经营了一间流行服饰店，事业蒸蒸日上，尽管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仍然决定亲自飞到泰国，寻找新的供应商和货源，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她再回到南非已经是16年后了... 把孩子生在监狱里的凡妮莎·古森 1994年，21岁的凡妮莎结束泰国的工作，准备飞回男友身边，她在曼谷机场接受登机安检，随身行李只有一些换洗衣物，还有几本朋友拜托她帮忙带回南非的书，但就是这几本书，让凡妮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安检人员发现这几本书后，立刻从枪套里抽出一把刀，将其中一本书的书脊切开来，瞬间“白色粉末”倾泻而出，还撒了一地。凡妮莎当场吓傻，惊恐地看着安检人员，而对方却以戏谑的神情、憋扭的英文告诉她：“海洛因是死刑！”并指著身后一张警语海报。 原来，在回程那几天，凡妮莎的朋友杰克逊打了电话给她，表示他哥哥人也在泰国，有几本书需要带回南非，问凡妮莎能不能帮忙，凡妮莎也不疑有他地答应，并与杰克逊的哥哥见面。“我完全没有起疑心，因为我和他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完全没理由怀疑他...”安检人员从这几本书里面，一共找到了1.7公斤的海洛因！ 凡妮莎不断向警察表示自己并不知情，只是顺便帮朋友的忙而已，但警方完全不相信她的辩解。在警局待了10天后，凡妮莎被送上法庭，被判处死刑。1994年10月30日，她在狱中生下了女儿菲莉西雅，从原本的死刑改判成无期徒刑。直到2010年，泰皇诞辰，大赦了一批囚犯，凡妮莎在狱中苦熬16年后，终于重获自由。凡妮莎后来将自己在狱中16年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并写成小说《毒骡：我在泰国监狱的16年》，告诫大众切勿随便相信朋友的话。 2016年，一对夫妻帮人带了两箱红酒回中国，入关时居然被海关查出是液体毒品！刘某（男，24岁）和吴某（女，25岁）在回国前一天受林姓华人男子委托，将两个放有“红酒”的行李箱携带入境，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有偿带物”，林某支付这对夫妻约合人民币3200元作为“劳务费”。 海关开箱查验后发现，这两个行李箱中共放有32瓶不同品牌的“红酒”，包装和普通红酒无异。初检显示瓶内液体呈毒品阳性反应，后经鉴定，液体含可卡因成分，重28.2kg，刘某和吴某当即被拘留！ 依据中国《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kg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g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都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加拿大华人100元带物被关进小黑屋 早前一位华人回国时，帮助素不相识的网友带一包“小孩的衣物和个人用品”回加拿大。当他拿到包裹时，发现整个行李袋都被针线缝死了。但由于对方一再强调是“个人用品”，出于对隐私的尊重，他也就没有过问，也没有拆开查看。结果海关检查时彻底懵逼了。 海关人员剪开行李袋的缝线，那包衣服中居然“轰”一声掉出20条香烟，以及近4公斤腊肠肉类制品！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所有东西包括手机、笔记本全部扣留，他和孩子两人都被带走，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后据这名网友回忆，等待他的是最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审讯，没有食品供应，近72个小时无眠，他却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和海关人员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委托他带物的人却迟迟没有露面，更令他感觉怒火中烧——为了区区100刀，真的得不偿失！

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给Rogers、Fido或者Bell的客服中心打电话的不愉快经历，满怀希望地去解决问题、争取权益，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这其中原来是藏有心机的！   如果你想削减原有的手机计划，比如换成更便宜的计划，或者干脆终止合同，那么电话中心的员工会想方设法地不让你实现。他们会用各种策略来劝说你。因为你一旦成功了，这些员工的奖金就会被扣掉，原因是客户从他们手中流失了。     Jason Harley今年41岁，是少数几个曾经在几大电话运营公司都工作过的人，曾在安省Kitchener的Rogers电话中心做电话销售，于2017年春天离职。他用“不讲理”来形容自己的这段工作经历。   很多电话中心员工(或前员工)称他们在工作期间被迫对顾客进行误导和使用不道德的销售方法，他们准备在10月22日举行的电话销售公开听证会上发表讲话。   Harley说，电话中心的员工卖出去任何产品或者服务都有提成，比如家庭安全报警系统、额外的电视频道等等。同样，如果客户取消了计划，员工的钱就会流失。   arley说，在这种不诚实的企业文化的引导之下，一些电话销售员用尽各种手段来阻止客户撤销自己的手机计划和上网计划，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奖金减少。   Harley总结了电话中心员工为了不让客户取消合同而经常使用的一些策略，其中一个叫做“烫手山芋游戏”。接线员一旦听到你要终止计划，就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另一个接线员。就在你经过漫长的等待，另一个接线员终于接起了你的电话，你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你也许还没想到，等待你的将是又一次的转接。   Harley说，如果客户要终止合同，电话中心的销售代表有时是不会做任何备注的，也就是说，你的请求在电话公司的电脑系统里不会有记录。而有些员工干脆直接告诉客户，直接到门店去取消计划吧，不要在电话里做，我们会被罚钱的。   最让Harley感到愤怒的伎俩是那些电话接线员并不会告诉电话那头的顾客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比如，他们告诉客户正在取消计划，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直到以为计划已经被取消的顾客收到了下个月的账单，才恍然大悟。     Harley建议大家使用网上的实时聊天与电话中心的员工进行互动，并在会话结束之后要求发一份聊天记录到你的邮箱里以备不时之需。   一位在Rogers的子公司Fido电话中心工作的女员工说，他们如果缩减了客户的计划，同样会受到扣奖金的惩罚。如果客户想少花点钱，用个功能少一些的便宜计划，对他们员工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要费尽口舌劝说客户改变主意。这位女员工不敢告诉记者自己的名字，因为她害怕被解雇。   她说，如果她给了客户太多的credit，不管是不是客户应得的，她都会被扣钱。如果她把电话转到主管那里太频繁，结果也是一样的。她承认自己有些时候故意让那些要取消计划的客人等着，希望他们等的不耐烦了自己把电话挂掉，这样自己就不会被扣钱了。   她说，“如果我帮助了客户，我的业绩就会下降。你说我更想要什么?是帮助客人还是挣钱?这是一个令人压抑的选择。她说她会告诉打电话来削减计划客人到网上去完成。但对于那些八十岁的客人，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Rogers公关部的主管Paula Lash就这两位前任和现任员工提出的问题发了一封邮件，邮件说，这并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实际的客户服务，我们的公司对待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是零容忍度的。我们在努力维持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我们的文化是客户至上，我们为客户办事情清楚、简单、公平，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Lash没有解释为什么员工削减了客户的计划会受到惩罚。   据统计，Rogers共有大约4500名电话中心员工，他们工资的95%是固定的，5%可以浮动。   以下是给Rogers客户的几点建议： 使用“在线聊天”并请求将会话记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你。   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联系电话中心，因为经验最丰富的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工作，他们有更好的薪酬，所以他们对佣金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容易满足你的要求。   必要时向经理寻求帮助。经理不会因为取消计划而受到惩罚。   账单的问题可以通过电话处理，不要去门店。   在Rogers或Fido门店得到的任何承诺都要要求以书面形式体现，口说无凭。   Anthony Savage今年30岁，最近刚刚加入了BC省Nanaimo的一个Bell电话中心。Savage在所谓的“忠诚度”部门工作，这也是能留住客户的最后一站。Savage说，他们是否被罚钱是根据他们给客户credit的多少以及折扣的多少决定的。   如果哪个员工给客户的折扣太多，就会被移到奖金和提成最少的一组。这种制度决定了员工不会减免客户的账单，更不会给客户提供任何折扣。他说他们那里奖金最多的员工可以凭着卖产品和服务挣到1300元/月，同时不能有任何“给出”和客户的流失。   公司已经在上个月给员工发送了备忘录，不鼓励员工扣留客户的credit。同时公司内部的另一份备忘录也在指导员工怎样对那些希望取消计划的客户使用“hold”技术，也就是先给客户提供一点小的折扣，希望客户能接受并留下来。   如果客户不同意，就让客户“hold”一会儿，然后再提供一个大一点的折扣，并称这是根据客户的忠诚度提供的。这样的话客户的感觉会非常好，他们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好处。这样也就留住了客户。     Bell公司的发言人Nathan Gibson日前就此问题发表声明，称会立即改正所有错误，包括给客户提供必须的credit。他还说这个问题不是评价我们服务的唯一指标。   以下是给Bell客户的几点建议： 在和电话中心员工交流之后索要邮件确认信，这是反应你们谈话内容的认证。 认真阅读通过邮件发送的合同，包括每一个链接都要点开。 如果可能的话，每次和电话中心的通话自己进行录音，以备不时之需。  

  ICBC表示，目前轮候参加路试的时间，平均需时58天。资料图片 卑诗保险公司（ICBC）表示，低陆平原区驾驶考牌轮候时间须时差不多两个月。不过，当局解释，并非由于考牌官人手不足，而是越来越多人在未作好准备便前来考牌。同时，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一次过合格的比率不断下降。 ICBC指出，目前轮候考取第5级或第7级驾驶执照的时间，延长至58天，比2017年的48天多了10天。

    义工从温哥华岛邓肯(Duncan)的高域根河(Cowichan River)捡起逾1,000支针筒。有居民对此表示难过，指该条河是当地原住民食物的主要来源，亦有居民表示，对这种情形，他们已经受够了。 在上周四， 一群义工到高域肯河及河岸清理垃圾。他们从河道及河岸拾起超过1,000支曾使用的针筒。 义工兼高域根山谷居民麦金托什(Riley McIntosh)指出，高域根河是当地原住民的生命线，既是食物主要来源，也是水道运输的主要工具，承载了当地原住民数千年来的一切；看见水中的针筒和吸毒工具，感到可怕，而且是单单一天，就捡起逾1,000支针筒，要知道这些针筒会沉到水底，被鱼儿接触。 麦金托什又表示，见到河中这么多垃圾，尤其是针筒，令人难过。 居民忧儿童水中嬉戏被刺伤 另一居民乔治(George)表示，高域根河亦是居民的嬉戏地方，假如有儿童在水里被刺伤，会很危险。 该清理活动是由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高域根山谷分会发起，发言人埃勒(Dave Ehle)表示，现时鸦片类毒品问题严重，自今年初以来，已捡起近2.4万支针筒，其中在8月拾得4,400支，到9月更捡起近7,000支。     高域根河河岸有不少无家者架设帐蓬栖身。麦金托什与乔治称，居民很明白无家者缺乏栖身之所，但是居民希望无家者能保持清洁，瘾君子不要把针筒乱抛弃到河里。

宋扬的自拍，40路的人管她叫“西西”。“心情压抑了很久，”她写道，“出来晒晒太阳吧。”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女人开始下坠。她长长的黑发扎成马尾，脖子上披着黑红相间的围巾，她正在从四楼的阳台坠下，穿过11月霓虹灯闪烁的夜晚。 下面等着她的是40路，这是皇后区法拉盛一条环境粗陋的商业街。四周是中餐厅、狭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点的昏暗楼梯间。为生活打拼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没注意头顶正在发生的事情。 距离一家餐厅闪烁的圣诞树几英尺开外，人行道即将为这名女子的下坠画上句点，但在此之前，想像一下她的坠落突然暂停——她的身体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38岁的她显得很年轻，跟一个年龄大她两倍的男人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想成为美国公民，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喜欢喝喜力、红牛，还喜欢吃凯辛娜大道一家哥伦比亚餐厅的烤鸡。在竞争者看来，她的地盘意识很强，而且工作很拼。 这是感恩节后的周六，西西住在一栋破旧建筑的顶楼公寓，为此她向“老板”付了一大笔钱。她从市场买了不少吃的回来。她尝试给在中国的弟弟打电话，但他睡觉了。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户打电话，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支由10名警察组成的扫黄行动队盯上了。 她下楼站在门口，这是工作需要。没过一会儿，她就带着一名男子回到楼上——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她手中紧紧抓住的手机给脸打上了一层光。在公寓里发生的尴尬对话，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违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对方是警察。她把他推出去，关上了门，虽然已无必要。根据经验，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会来更多的警察。穿过那栋布满灰尘的门厅，走过破旧的猩红色地毯，爬上50级瓷砖台阶。经过一个中文标牌，上面写着这里没有驾校，你找错了地方。然后，就到了她家门口。 手铐。被匆忙带上警车。羞辱。再一次的羞辱。 从门旁边的监视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楼。她开始踱步，桌子上一只举起爪子祈求好运的招财猫注视着她。 现在，他们正在砸门，大声喊着“警察！开门！”。西西冲到公寓朝北的阳台上，那里能看到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这条街是她和抢生意的姐妹们冲着路过的男人唱响哀歌的地方：按摩吗？按摩吗？ 在栏高只有2英尺（约合60厘米）的狭小阳台上，放着一把扫帚、一个桶和一个蓝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后开始坠落，跌向楼下四分之一纽约英里(New York mile)、坚硬的纽约40路。 四分之一英里。在那里，普通话比英语好用，匆匆一瞥胜过语言。在那里，性就在浑浊水箱里的鱼蟹旁边进行交易。在那里，乌烟瘴气的住所由地方势力控制，租给地下按摩院，警察不时进行扫荡，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这座城里没多少人注意到这些。 重力占据上风。 卧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楼右转——就在那一刻，那名刚刚向他提出用亲密换取金钱的女子击中路面，落在他的脚边。一个以“西西”为名混迹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实叫宋扬。 在这条小街上，无论白天黑夜，总能听见女人们喊着：“按摩吗？按摩吗？”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在脑海中的谷歌地图上，从这条小街拉回，进入一个面积为178平方英里（约合461平方公里）庞大、忙碌区域：林荫大道和马路、公寓大楼和独栋房屋、两座机场、一个大联盟棒球场、世界博览会的残迹——它南北两边被大海、河流和海湾包围。 作为一个友善与对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后区既是那位美国总统的出生地——他当选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一个反移民平台——也是230万人的家，其中近半数人口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这里的人们使用数以百计的各种语言，皇后区恐怕是全球最具语言多样性的地方了。 每一天，从位于皇后区东南部的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的班机上下来的乘客中，有许多是加入这一区隐姓埋名、充满志向的移民。他们切菜、洗碗、清洁厕所、修剪草坪、开出租车。 一些人最后操起了皮肉生意。在南牙买加的一家机场汽车旅馆为皮条客赚钱。在可乐娜罗斯福大街昏暗肮脏的大楼里等待下一个客人。或者，像宋扬一样，在1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头，用可爱的昵称隐藏身份，招呼着男人，在影子经济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通过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获利。 “我听说她是头牌：年轻、漂亮，而且服务很棒，”旅行社职员、社区倡导者朱立创(Michael Chu)说，他就在40路她家对面上班。“人们排着队等她。” 多年来，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绝地提供着卷入地下性经济的移民。全国各地对非法按摩生意的突击行动屡见不鲜，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个法拉盛的地址。 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现，破坏了警方打击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诉后进行的。这个行业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一些按摩院拥有合法的州执照；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师私下用肉体换取金钱；还有一些是非法运营、没有执照的，这些地方根本对缓解脖子酸痛没有兴趣。 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板操控，对自己的所做作为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鲜少对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师坦白自身情况。她们可能是为了养活在中国的家人，或是为了还偷渡欠的债，又或是为了不想做餐馆一类的辛苦工作，而选择了这种赚钱更多的方式。无论情况如何，警察表示，她们一致保持沉默，这种做法进一步导致执法部门调查这些运营者敲诈勒索、贩运人口案件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 但社会越来越了解商业性交易经济中存在的复杂情况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将被剥削者作为打击目标的刑事司法体系——这些人通常是移民妇女和跨性别群体成员，而很少让客人和人贩子负责。 2017年初，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门的调查方向转至解决卖淫和性交易问题。其中将包括旨在改变他所说的“执法思维模式”的培训。 “我们已经将大部分的重点从卖淫女性身上转移，并且开始更多着重于贩卖她们的皮条客，和购买性服务的嫖客，”他说。“和所有犯罪一样，我们不能只是用逮捕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建立这种新“思维模式”以来，警方仍在继续努力增加对经营者展开刑事调查。不过，纽约市卖淫被捕人数去年下降超过20%，同时被抓的嫖客人数出现激增。 然而，曼哈顿下城警察总部态度的转变却未必能越过东河，造福一名移民。现在她侧躺着，不能说话、抬头盯着试图在救护车到来前安抚她的便衣警察。她的鲜血在自己经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滩，旁边只有一个烟蒂。 宋扬将于次日早上死去，令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支离破碎，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警方对事发过程的说法。她的死亡也反映着整顿性产业似乎异常棘手的本质，为鬼祟却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带来他们不想要的关注。 在皇后区的史诗中，40路的这一段只是一个沥青连字符。但在它短短的空间中，存在着层层世界。 宋扬住的四层公寓楼。她冲向了阳台，楼下是40路的灯光与阴影。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干活，小女孩这么对父母说。我想去采人参。她生来就是个能干的人，他们的宋扬。 她和弟弟与父母一起住在中国东北辽宁省一个偏远的村子里，一家人在村委会分配的地里种植作物。母亲石玉梅回忆道，收割家里种下的人参时，小宋扬尤其能干。“她爸爸越是夸她，她就干得更起劲。” 她的父亲宋喜贵用推土机从附近河里推出建筑用沙子出售，最终生意还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这家人已经用一个现代砖砌宅子取代了原来的茅草屋，新宅子有两个炕，即床下有炉子，可以在严冬中加热石床板进行供暖的床铺。宋扬经常要负责跑回家为炉子点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随着年龄渐长，她开始沿着蜿蜒曲折的河边收集迷人的蝴蝶标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们脆弱易损、五彩斑斓的样子。当朋友们来家里过夜打打闹闹时，都会对她一本子的蝴蝶标本感到惊叹，挨个问她能不能给自己一个。 蝴蝶成了宋扬的礼物。 19岁那年，她搬到了家乡以南2200英里外的塞班岛，那是美国自由邦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最大岛。在那里，她成为了在血汗工厂当苦力的数以千计中国年轻女性中的一员。她们生产的衣服带有让人免除负罪感的“美国制造”标签。宋扬与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间宿舍里，她睡在下铺，用一块丝质布窗帘作床单，用家庭照片装饰着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 塞班服装行业的规模在2000年代早期开始缩减，宋扬于是离开了这个行业，成为了岛上的一名服务生。她嫁给了一个名叫周章的美国公民，这个离过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谙世事，在纽约的餐馆业摸爬滚打多年。他年纪要大得多——67岁，她27岁——因此她的家人过了长时间才接纳他。 2006年，这对夫妇在塞班开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厅，生意很好，于是他们又开了第二家有150张桌的店。他负责厨房，她则负责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顾客，”她丈夫回忆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毕业后也和她一样去了塞班，最终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指甲花纹身店。当他们的母亲前去探望时，她站在女儿备货充足的餐厅吧台旁拍了照，笑容中透着骄傲。 “我们特别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话说。 但一场灾难性地震和海啸2011年袭击日本，导致前往塞班岛一股主要游客来源中断，也断了宋扬和宋海的财路。几家餐厅被卖掉了，纹身店也关了。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礼照片捕捉下了宋扬与家人最后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此时的她回到了家，与一对新人合照。此时的她与越来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厅吃饭。此时的她在这里。 去纽约前一个月，宋扬（左）参加了弟弟的婚礼，和家人们聚在一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月后，宋扬成为每天从中国直飞肯尼迪机场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个。像以前的许多人一样，她径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里能和丈夫一道作为餐饮界从业者再次获得成功。 但法拉盛梦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丈夫上了年纪，无法从事后厨工作，宋扬成为了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一份服务生的工作没能做下来，在缅街上一个没存活多久的中国菜快餐生意也失败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家庭护工，开始上按摩疗程方面的课程，希望能赚些外快。然后一位朋友告诉了她一个赚钱更多的机会，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为宋扬干的是反射理疗。他们知道有礼物从纽约寄来。他们知道她坐在黑色办公椅上，定期和他们视频聊天，有时候还喝着一碗粥。他们知道当她的外甥出生时，她骄傲地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做了“姑姑”。 他们知道她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很开心。但也有时候，她好几天都拒绝视频通话，之后她会解释说有男人打了她的脸。还有一次，当她透露一名男子——她说是警察——用枪指着她的头，让她给他口交。家人们不断安慰她：她别无选择。 去年秋天，宋扬告诉她的家人自己买好了12月回中国的机票，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见她的外甥。迄今为止，她只在网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动过，她的微信头像有时候是一只蝴蝶。 你想让姑姑带什么礼物回来？她会这么问小外甥，她的样子从大半个世界以外一个叫法拉盛的地方传送了过来。 这条单行道上到处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这条名为40路的街道曾经一度叫做“树林街”。 19世纪期间，这条街上有一座志愿消防站、一家托儿所，还有爱尔兰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记得的事情包括：哈里·巴罗(Harry Barlow)的汽修厂、“印刷工凯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务，一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电视为傲的电器商店，当然了，还有老罗马餐厅——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饼扁面和菠萝馅黄色海绵蛋糕而闻名。 这些早已不复存在，被砂锅姜母鸭和一种叫红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今天的40路几乎都是华人，沿街的餐馆标识往往一点英文都没有——提醒着你纽约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 这条街的20幢楼，包括宋扬居住的那一幢，几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四层建筑，让人想起苏维埃国家那些实用建筑的单调乏味。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电影的布景。 这条单行道本身总是让人觉得像是转错了弯，一路上障碍重重，到处都是运货卡车和建筑设备。路的一头环着一个小型游乐场；另一头通向时时刻刻都在堵车的缅街十字路口，人们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带标识的车里，试图制止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犯罪行为。扒窃如此常见，以至于附近的一家杂货店展示着一个标牌，上面一个小人手伸入了另一个小人的包里。 头顶上，隐约可见的民航飞机轰鸣着飞向法拉盛湾对面的拉瓜迪亚机场。就在40路后面，长岛铁路的列车在高架铁轨上鸣着笛哐当前行。沿街上下，蔬果摊的泥土芬芳和餐馆垃圾，与一家饺子馆传出的中国古典器乐混杂在一起。 在这里，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过满的垃圾袋以外，还站着按摩院的女人们。她们大多数年纪在四、五十岁。她们会查看手机、抽着批发来的韩国走私香烟聊天，但眼睛会扫着街上独自一人且没有执法人员气质的男人。 按摩吗？ 蔬果摊的泥土芬芳、餐馆垃圾的味道和中国古典器乐的旋律混杂在一起。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这个提议即便不算露骨，也是双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会将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楼房，在那里，按摩生意往往挤在理发店、驾校和职业介绍所中间。 提供性服务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现象，商业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胆。街道两边都站着这些女人——同时有5人、10人或十几个人——她们像送货卡车一样无处不在。在无情的酷暑寒冬中，她们站在打着立柱的地上流汗发抖，招致带着憎恶的居民投诉，抱怨她们让人们流失生意，让儿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丑行中。 40路上的一个共识是，一名“老板”从大楼租户那里租下一间公寓或办公室，然后为这些女子提供空间，无论她们从每位客人那里收多少钱，其中的20美元都会分给他们。人们普遍估计，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为老板带来100美元。 但老板们不会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些女子的命运全靠这条街，在这里，她们被抢过、被打过、被强奸过，被从楼梯上扔下来过。几乎每次都有摄像头，但它们的用途可能并非是为了安保，而是为老板提供一个数清上门客人数量的方式。 几个月里，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话相互讲述着她们来到这里站街、为陌生人提供性服务的缘由。她们用名字当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选择了美国式的名字——例如“詹妮”——还有一些人由老板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类。 她们来自中国各处，背景各异。一名女子说，她之前做过保洁。另一名女子说她以前是一名记者，报道房地产方面的新闻。好几个人都描述了让她们陷入经济拮据的情况：巴士公司失败；玉石行破产；丈夫赌博上瘾。 为了能第一个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个女人站在缅街街角处的立管附近。她60多岁，身材娇小，常常穿得里三层外三层，长发染成黑色。她用沙哑的声音说自己来自中国东南部江西省，并且说是为了还清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生意失败带来的债务。 她去了40路上的两家职业中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没能成功。于是现在她到了这里，站在街角。在这里，她常挂在嘴边、半开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并不会吓跑客人。 另一名自称为“小李”的女子说，她来自江西省德兴市，那里是一座著名铜矿的所在地。她曾是那里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着一条简洁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离开街头，去学习真正的按摩——“这样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后来认为上按摩课是浪费钱。于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岁的李女士说。“我的身子受不了这么多男人。” 还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谈，这其中包括一名结实的40多岁女子，她一头黑色短发，视力不佳，自称名叫“瑞秋”。她一边在缅街上一个饺子摊上吃着烤白薯，一边回忆着做一份令自己厌恶工作的经历：在西雅图一家中国餐馆做服务生——她开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寻其他工作的消息，于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约，她记得是这么写的： 站街女按摩师。20,000美元一个月。纽约法拉盛。 瑞秋打给了上面的号码，询问这份工作内容。老板回答道：什么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后，瑞秋说，“我回家冲了个澡，哭了。” 回忆起这些，她的话头停下了，然后又开始说，“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处想’”。 长期以来的社区倡导者朱立创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楼外的一些女子成为了朋友，偶尔还会在警方事务方面给予协助。他的办公室里，一只名叫“斯考特”的狗总是在纸板上打盹，办公室里的桌子都是一位会计留下的，那人宁愿搬走也不愿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镜的朱立创现年65岁，他认真聆听了这些女子的苦难经历，他叫她们“姐妹”。那些殴打、抢劫、游乐场青少年的骚扰、赚够给老板的“租金”、吸引足够多客人的压力。还有她们怀着的希望——获得永久居留权，有足够的钱，终于不用再做这种工作。 “她们也有着一个美国梦，”朱先生说。“这些姐妹有一个美国梦”。 本文是《纽约时报》长篇特写《一名华人按摩女的死亡》中文版的第一部分，下周我们将刊载后续章节，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