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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比李政道还有前途的学生。”83岁的王镇皋常常说起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束星北说的。”见记者略显怀疑，王镇皋又补充道。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学院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较为看重的学生之一，甚至曾评价其资质或超他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然而当他站在光明的学术之路的起点展望未来的时候，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告密者”。 “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1950年，19岁的王镇皋从浙江老家前良村考进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成为前良村史上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在王镇皋的印象里，那段时间是无限美好的，入学不久，他便拿下几个科目的高分，震动了学院。据王镇皋的同学回忆，当时入校后的考试中，王镇皋成绩相对比较好，但因为患有淋巴结核病，一直很少与同学接触，甚至休学了一年。当时正值1952年，中央颁布新令，大学生吃饭看病不要钱，原本是绝症的结核病在新政策下被治好了，王镇皋重获了新生。当说起他在接受组织的保密工作时的心态，王镇皋表示，对党的感激占了很重的比例。病愈后的王镇皋恢复上课，迎来了山大物理系最好的时刻——束星北的到来。时年，束星北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1952年浙江大学解散后，束星北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理科相对薄弱，束星北的到来引起了全校师生强烈的关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常常挤爆教室。据王镇皋讲，生病其间，王镇皋每日趟在病床上，除了回答同学前来寻问的问题，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脑子里思考物理原理，甚至一度达到痴迷的状态。一次王镇皋捡到几页狭义相对论的资料就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正是这几页纸，让他在一堂束星北的相对论课上，面对束星北的问题对答如流，这些给束星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后来，周北屏的学生贾明与王镇皋通信时提到了一句评语，是束星北教授向自己的朋友周北屏介绍王镇皋时，说他“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自从得知这一说法，王镇皋默默地将李政道视作了人生的参照系。王镇皋是否有能力成为下一个李政道，人们不得而知，但当王镇皋站在这个相似的起点时，命运却给他画出了不同的轨迹。从学术到政务 1954年1月，王镇皋从物理系毕业，被直接留校任教，没几天，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表示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也是王镇皋的老师束星北。这项任务被另一名同为公安线人的同学李枫（化名）证实，当时王镇皋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可当此任的人选。王镇皋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考虑到保密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巩念胜表示，“组织也不忍心牺牲一个学术人才”，并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而后，由于时常帮助老师解答同学提问，王镇皋与束星北的见面机会也日渐增多。与王镇皋同期入学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对王镇皋比较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老师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开始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便把这些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据档案资料记载，对束星北的跟踪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王镇皋必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荡直率著称，曾有“束大炮”的绰号，常常直言不讳，少不得冲撞旁人。但束星北的冲撞只是本着对学术的纯净追求。公认的，束星北不喜欢只红不专的学生，物理学院曾流传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而当时束星北的眼里，王镇皋并不是这类人。 1957年4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大鸣大放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以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此间，王镇皋收到的一项针对束星北的任务是看批斗会之后束星北的心态如何。王镇皋回忆，自己半夜登门，束星北夫妇十分激动，说了很多。事后，王镇皋上报两条主要内容，一是束星北很可能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事后证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判断是准确的。 1955年，在肃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后来被抄家，这次抄家对束星北影响极大，甚至让一向坚持信念的束星北在书信中提到曾产生了自杀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后，直接导致了束星北离开山大，之后去月子水库劳动、去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前后21年不能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王镇皋认为自己在束星北老师两次运动中的遭遇中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束星北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这一点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从90年代开始整理束星北资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过很多举报父亲的资料，王镇皋确实只是芸芸众多举报者中的一个。但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充当公安局线人的身份泄露，王镇皋的同学大多认为他“脱不了干系”。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监视束星北只是王镇皋保密工作的一项，保卫处长巩念胜不断地给出需要调查的人名，王镇皋按要求去接近。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王镇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虽然王镇皋表示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有意义，但王镇皋对于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曾有态度上的马虎。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工作会对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王镇皋一直认为汇报束星北有枪是在帮他，怕他真的有一天会开枪打死人会深陷囹圄。 1957年大鸣大放中，学生曾因《青岛日报》在报道中刊发内容不实而组织游行，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人员情况汇报给保卫处，使警方可以为第二天的游行现场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右派，王镇皋认为这是在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向记者进行说明的时候，王镇皋特意纠正了《束星北档案》中对他的措辞，“我怎么是在‘揭发’？应该是‘汇报’”。除了对个人和事件的监控，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时，王镇皋还要负责了解学校内外各类人群的思想动向。回忆自己这方面的工作时，王镇皋提到自己工作细致，“上面很满意”，受到了表扬。 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至济南，作为有经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的组织关系同样跟到了济南。在济南，王镇皋直接向公安厅汇报工作。无所不能的组织地主出身，常常接触右派分子，与束星北关系密切，据王镇皋自己回忆，他也不曾参与过批斗，放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已经够给他写上几张大字报挨整了，但王镇皋表示自己只被贴过一次大字报。王镇皋表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当众驳得人哑口无言，但最后真正的解决，还是保卫处长巩念胜给了他公道。王镇皋的心里对于保卫处和公安局的权威性十分清楚，认为他们“什么都能办到”。虽然王镇皋说，做这份保密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遇到困难时，王镇皋还是会想到向组织求助。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发，公安厅帮忙弄来了麝香和关白附，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另外王镇皋回忆，1964年他曾经回过一次前良村，当地有一个民兵来找他麻烦。心高气傲的王镇皋并不买帐，民兵放狠话要抓他，王镇皋大为光火，当即问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嘛？”一位当地的朋友表示，曾经听说当时王镇皋已然把公安背景说了出来。组织工作者到特务从1953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王镇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当大家发现王镇皋从事保密工作时，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这让王镇皋难以接受。对于王镇皋身份的泄露，王镇皋回忆当年因为涨工资的问题与学院组织书记闹了矛盾，于是当组织书记通过私人渠道获知王镇皋曾做过公安“线人”的情况后立刻散布出去以示报复，最终导致王镇本在山东大学呆不下去而南下华侨大学。但据同时在物理学院任教的另一位教师透露，最早的消息应该是王镇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涨工资评职称问题开始时，王镇皋“摆功劳”表示自己是为学校作了贡献的人，是曾为公安工作过的。由此才有后来的组织书记获得这一消息。事后，王镇皋十分恼怒，曾要求总支书记对组织书记予以开除处分，但这一要求并未被获准。据王镇皋讲，这是他在校工作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应允。作为与王镇皋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朱之藩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有一些留校的学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没想到，反而是对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学生成为了这样的角色。更有其他同学得知后直接避而远之。王镇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传到了青岛束星北教授处。束星北离开山大后，一直留在青岛医学院，文革结束后，山大曾想邀请束星北回校任教，束星北拒绝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复出工作。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的束星北的学生王景明的印象里，束星北只提过一次王镇皋曾经做过保密工作，表现也比较惊讶。而后，从1978年复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几乎再未提到文革过往。束美新回忆，那段时间父亲每日连睡觉都要把研究放在床边，心中的遗憾的只是这么一段学术发展的空白，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赶得上来。从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阶离开山大的王镇皋辗转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纠其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关。同样做过保密工作的李枫，特别反感大家叫王镇皋“特务”。“时代在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个年代的事和想法。”李枫提到，当时就是在执行任务，而作为一个没有入党又出身地主的学生，能完成很多艰难的任务实属不易。而且当时的任务也不只是这一类，王镇皋还接受过帮助后进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还时常熬夜给人做辅导。现年83岁的王镇皋，住在外甥女家，两个儿子一个定居在加拿大，一个定居在美国，大多数时间，王镇皋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经济情况尚可，内心却一直堵个石头。近年来王镇皋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打电话给李枫哭诉自己的窘境时，李枫分析是作保密工作内心的苦闷太多。王镇皋最难解开的心结就是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获得提升。 “我大学里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数学，怎么不够评教授？”很多曾经成绩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请教问题的同学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镇皋很难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觉得抬不起头。但当被问及有什么论文和著作时，王镇皋只能想到两篇说得出来的论文，一篇发表在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报上，另一篇发表时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参与编写习题或是参与校对的物理方面译作。而同在大学任教的王镇皋的同学表示，王镇皋毕业后多以教基础课为主，相比专业课，基础课本就难以评更高的职称，再加之王镇皋前后换过几次单位，也有影响。如果他一直在山东大学，或许现在已经是教授了。学术成果少是王镇皋难以弥补的缺憾，21年的保密工作兼教学工作，让王镇皋再难有时间像上学时一样纯粹地钻研知识。在运动多的时候，超负荷的保密工作让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回想往事，也曾有过一些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但当他想从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脱身时，“保卫工作重于一切”，他的要求最终被否决。“我就是太实在”，王镇皋如此评价自己。 1994年，病中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一直没有评上教授，大呼“党对不起你。”王镇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再后来，巩念胜为王镇皋的事写信问了一些人，但解决起来也并不顺利。 1991年时，王镇皋因为想反映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把信寄到了尉健行办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书的回信，短短的两行字表示信已经收到，但最后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镇皋的脑海里，“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王镇皋想着，如果万不得以，还有这么一条路。曾经并未想过要靠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给他能想到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写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复。 “资质高于李政道”，“毁了一个天才啊”，王镇皋寄出的材料里常常有这么两句，标记了他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福建文物部门初步确认“肉身坐佛”是二十年前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被盗的章公祖师像阳春普照堂一张写有“开山恩主，显化六全章公祖师”的横条布幔昨日16时32分，记者从大田县文博部门获得最新消息，国家文物局接受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村民联合委托国家文物局追讨章公六全祖师像的申请意愿，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启动追讨程序。同日，福建省文物局发布消息，称福建文物部门初步确认“肉身坐佛”是二十年前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被盗的章公祖师像。阳春村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兴奋。章公六全祖师像有望回家了。近一个星期以来，新华社一则“欧洲巡展的千年肉身坐佛，疑为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20年前丢失的章公六全祖师像”的报道，引起了媒体、民间的极大关注，章公六全祖师像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另据媒体报道，北京时间3月20日21时左右，荷兰博物馆突然撤走了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千年肉身佛像，原先，佛像预计展出到5月份。【荷收藏家首回应】肉身坐佛1995年购自1名中国人声明说，佛像“所有者”于1996年年中获得这尊佛像;佛像上一个“所有者”于1994年年末至1995年年初在香港从“一名真诚的中国艺术朋友”手上获得这尊佛像，并于1995年年中将这尊佛像从他在香港的工作室运到阿姆斯特丹的住所。声明未提及上述交易的月份和日期，声明没有署名，发送者名为埃里克·布鲁因。荷兰德伦特博物馆策展人范菲尔斯特伦向新华国际客户端记者确认，此人一直是这尊佛像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也是佛像“所有者”的发言人。该声明是记者的提问被范菲尔斯特伦转交5天之后，佛像持有者第一次对媒体表态。【国内】村民不断收集证据求证这些天来，历代守护章公六全祖师像的阳春村民，一直处于兴奋之中。他们想方设法搜集新的证据，提供给国家、省等文物专家，以求证实在欧洲展出的千年肉身坐佛确是章公六全祖师像。 47 岁的村民林文炳说：“章公六全祖师像跟别的菩萨不同，这尊菩萨重130斤，他的座椅也比别的菩萨座宽大，我们人身坐下去刚刚好。以前每年出去‘游神’，从佛龛上移下来，都要费大力。因此，祖师像底座两旁还安有两个铁环，供人抱佛使力用。村民们对章公六全祖师像深怀感情，期盼着他早日回到家乡。” 3 月19日，村民又从普照堂的旧物中，找出一张写有“开山恩主，显化六全章公祖师”的横条布幔，这条布幔1995年之前，一直挂在普照堂中。之前，他们还在普照堂左侧的老房二层房檐下，找到一口挂着的老钟，钟是铁铸的，上边写有“王春(阳春旧称)林氏，□铸□钟，当好□□，□显□□等字(□处为无法识别字)。 3月20日18时15分，阳春普照堂挤满了众多村民。在正厅上，阳春村民颂读了一段由匈牙利的侨胞李震和刘文建撰写的敬拜文，而同样的时刻，千万里之外的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里，侨胞李震和刘文建站在展出的宝像前，念诵了同一段文字。阳春村民林乐妙是退休教师，他说：“林氏宗族自唐末世居阳春。修于民国36年(1947年)的族谱上对章公显化一事，也有记载。” 3 月19日，记者在大田县城采访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阳春小学当校长的徐有伍。徐有伍今年81岁，福建省德化县人，他长期在吴山一带执教。徐有伍说：“他于 1978年至1983年间在阳春小学当校长。大概是1980年间，村里人找到他，讲普照堂的章公祖师左手虎口有一小破洞，很难看，请他帮忙想办法，能不能补好一下。” 徐有伍说，当时迎请菩萨还不敢十分公开，他告诉村民，自己的侄女婿恰好在县木器厂当漆工，可以找侄女婿拿点大漆来给它补上。 “后来，我拿到大漆了，就找了个黄昏的时间，到阳春边上的东埔村(当时章公六全祖师像移寄在这个村里)，将章公祖师左手虎口上的小洞补好了。” 徐有伍回忆，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小洞是在左手虎口，而且左手和平放的右手手势不同，左手大拇指、食指和尾指是立起的。” 根据《图文佛教大百科》记载，章公祖师左手手势，在佛教界被称作“手印”，是有德高僧证道的一种表现。《图文佛教大百科》说，手印常指行者(指僧人)在修法时，双手与手指所结的各种姿势，或称印相、密印、契印，或单称“印”，佛、菩萨及本尊的手印，象征其特殊的愿力与因缘。在大仙峰山脉周边山村，自古就有用有德僧人、道人肉身骨物，用上泥、木、铜等材料镀金装塑佛像供奉的传统。现在，这个传统依然得以流传。这些村落，每个村村头、村中或村尾，都建有一座庙或庵，里面供奉的就是这类装有僧人身物的菩萨。村民每年都按既定的农历月日举行隆重的祭拜或庙会。屏山乡内洋村供有苏十万菩萨，洞口边上的张坑村尾，有一座显应庵，供奉的是保存至今装有骨物的孙许吴昊天帝君菩萨。当地村民说，这些装有僧人骨物的菩萨，有不同叫法。如果只有手指或其他骨物的，就叫正身菩萨。如果是全肉身的，就叫真身菩萨。这些庵庙，都有佛教传播的相关印迹。与洞口相邻的蒋山村陈地自然村，有一座已有七八百年的陈公庵，庵内的白墙就写有“惟释迦”、“善慧”、“观心”等佛教经文字眼。章公六全祖师本名章七三《族谱》记载其父是崇圣岩寺大施主那么，1000多年前，章公六全祖师是否确有其人，他在世时还留下哪些足迹，他与佛教有哪些因缘，他是否留下了相应的讲经说法。这些问题，成为揭开闽中小山村为何藏有得道高僧的关键。 3月18日，记者深入到大田县大仙峰周边山村，追根溯源，试图找到一个答案，还原当年历史真相。大仙峰地处大田东南面，主峰海拔1553.4米。大仙峰直插云霄，气势磅礴。明代进士、书画家、原籍泉州晋江的张瑞图，曾手书“云盖山”匾，赞誉大仙峰之美。大仙峰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崇圣岩寺，现为三明市重点寺院。据大田地方史料和《洞口章氏族谱》等记载，大仙峰崇圣岩寺始建于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嘉泰二年(1202年)复修，绍定四年(1231年)南台僧崔氏、徐氏、力氏在此坐化，后称真宗、徐宗、力宗“三宗祖师”，并被乡人供奉至今。大仙峰于大田县屏山乡境内，与吴山乡阳春村，和章公六全祖师又有何关联呢? 从地理上看，屏山与吴山相邻，这里文化、方言相同，两地民间通婚，村民走亲融洽。据史料记载，吴山又叫陈吴，别名“椿树脚”，解放前隶属德化县管辖，是济屏乡的一个保，即吴山保。解放后，划归三明地区大田县管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屏山乡合为一乡，八十年代后独立出来改为吴山公社，后又改为吴山乡，并沿用至今。章公六全祖师像供奉在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据历代村民相传，他的出生地是离这里不过半个多小时车程的洞口自然村，洞口现为大田县屏山乡杨梅村管辖。当地人抄山路近道，从洞口走到阳春，只需1个半小时左右。在阳春，历代祖上传下：章公六全祖师本名章七三，在村里，村民们日常都称章公祖师公。 3月18日16时许，记者同大田县博物馆馆长陈其忠等人，驱车前往洞口自然村。一路山道辗转，两旁林木蓊郁，一行人来到了洞口，转过一个山塆，眼前出现一座建于田地间黑瓦翘檐的祖祠，门楣上挂着“章氏宗祠”匾。章家后裔、民间热心人士章进社已在祖祠等着我们。章氏宗祠亦称时思堂，时思堂是一幢三进木构房。章进社说：“这座祠堂从始建起，就一直在这个地点。”一番探寻，暮色渐深，我们决定先返回，第二日再来。走出宗祠大门，章进社说：“我们章家有跟别人不同的风俗，就是人过世后不必再测算具体出殡时辰，只要将棺椁抬至这座宗祠前的四角埕，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就可以了。” 他说：“祖上的人讲，这个四角埕是章七三也就是章公六全祖师生前设置的。” 当晚，在大田县城，章家后裔、当地民俗文化研究者章培昆拿出了《洞口章氏族谱》。记者仔细查阅了这本族谱，族谱清晰地记载着：章氏二十一公之子章五二开基洞口。在开基洞口章氏始祖五世系图上，清楚地写明章五二生有四子，章七三为长子，长子七三、二子六八、四子七八均无后代传下，唯有三子章七四有传后。 3月19日一大早，记者同章培昆等人再次赶往洞口。我们走进章氏宗祠厅堂，看到正堂厅左侧挂有一块上世纪90年代重修宗祠时留下的“修建时思堂捐资名榜”，上书“我始祖于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开基洞口，由五二屯翁字文惠公创建祠宇时思堂，迄今已近千载。” 这块捐资名榜还书有时思堂重建、翻修的历史，其中明嘉靖四十年被流寇火灾，隆庆五年重建。章培昆带记者走到正堂左侧，指着现在空着的屋舍说，“据我四叔等老人讲，当年章七三就在这间房里出生。” 那么，章七三准确生平年代，是否有据可考呢? 《洞口章氏族谱》开基洞口章氏始祖五世系图中，写明：章五二三子章七四的长孙章二大“登宋绍兴三十年特奏科为隅官任三县事”。记者经查阅，宋绍兴三十年为公元 1160年。章二大的祖父章七四是章七三的二弟，其曾祖章五二，《洞口章氏族谱》没有详细记载他的生卒年月，但依据其始建宗祠年代，可以推断出他生活于公元1100年左右，章七三是他的长子，由此，可以推断出章七三在世年代是在1100年前后至1200年间。这与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专家经CT检验等研究，得出的千年肉身坐佛里的和尚应生活于公元1100年左右相吻合。章五二是崇圣岩寺大施主。记者在《洞口章氏族谱》中查阅到了章五二与大仙峰崇圣岩寺的关联事实。章氏族谱写明：大仙峰僧延传四十世，师徒计325名。吾族五二公原在该寺进神主牌。章氏族谱开篇彩页中，有一张“大仙峰崇圣岩章氏五二公神主牌位”的照片。这块镶金红底金字四周有精美饰纹的牌位，上书：大仙峰崇圣岩皇宋大檀樾主五二字文惠章公府君神位。当地文化知名人士、三明市作协副主席田仲说：“这块牌位现还供奉在大仙峰崇圣岩寺中。”崇圣岩寺位于大仙峰半山腰，周山林木葳蕤，风景绝佳。记者在经多次重建留存至今的大仙峰崇圣岩寺看到，这块“大檀樾五二公”神主牌位，就供奉于寺右侧堂里。佛教辞典记载，檀樾即施主的意思。佛教因缘：相传当年讲经处遗址仍在洞口章氏家族历代人才辈出，近代出过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员兼警备统领、民国时任漳平县县长的章国标。章培昆的四叔章兴概，是章家较有声望的长辈(当地人称“时大人”)，他是章国标的孙子，早年跟随章国标到漳平等地，路过阳春，还专程到普照堂点香虔拜。章兴概1999年过世，享年77岁。章培昆说：“章家祖辈的事，包括章七三，也就是章公六全祖师的事，他都是听四叔在世时说的。” 章培昆说：“四叔又是听章国标等上一辈人说的。在我们这一带，‘讲古’是家庭中常有的事，一般在农闲时节，或吃饭桌上，长辈向小辈讲祖上发生的事，包括家族源流，先辈人事等。这种口耳相传的事，长辈人都讲得真实，以便晚辈人继续讲传下去。” 那么，在民间，有关章七三的流传又有哪些呢?洞口、阳春周边又有哪些他讲经说法的遗迹呢? 章培昆说：“在洞口、阳春一带，老一辈村民都知道章公六全祖师俗名叫章七三。在洞口这边，章公祖师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七三禅师。” 据当地佛教研究者分析，大仙峰崇圣岩寺始建于公元1164年，章五二生活在公元1100年前后，又是崇圣岩寺的大施主。因此，章五二与崇圣岩寺必然有着关联。记者据考察史料得知，公元1100年至1200年间，洞口周边有记载的寺庙唯有大仙峰崇圣岩寺。研究者认为，章七三与佛教的因缘，应是受其父章五二的熏染，或与大仙峰崇圣岩寺僧人的传教说法有关。记者多方搜集，掌握了在洞口、阳春周边乡村，广泛流传的有关章七三生平及传经讲法、化佛的几个说法。今年89岁的章进苞，是与洞口仅一山之隔的大田县吴山乡张坑村村民。3月18日，他对记者说：“祖上传下来讲，章七三公，以前是个放牛的，就在这一带山野放牛。他放牛跟别人不一样，牛放到山上，他就撒一泡尿在草地外围。牛呢，吃草吃到有尿的地方，就不再往外了。” 洞口村民章进社说：“据祖上传，章七三化佛前一天晚上，托梦给家里的弟弟。梦中言示，他次日即化佛，如果有想，就来捡点骨头回去。第二天上午，弟弟和村人一路从洞口赶到阳春，结果什么也没拿到。” 吴山乡阳春村村民说，从吴山乡到阳春往屏山的老路上，有一座叫佛子岬的山岭。相传缘于章七三经常在这里为村民施惠草药，帮助村民去病而得名。记者了解到，在洞口、阳春一带，如今仍用青草药等治疗疾病，其中就有用双钩藤去除尾椎疼痛的方子。屏山乡杨梅村村干部说，以前传讲章公祖师有本经书藏在这一带民间，但未曾发现过。目前，大家正在寻找中。那么，章七三在世时，有没有讲经说法的实处? 3 月19日，章培昆带着记者来到离洞口有20分钟车程的大田县屏山乡蒋山村，这里林木茂盛，生态原始。从村尾沿山脊往外走10多分钟，下到一处三面峭崖，中心隆起的山峰。来到峰顶，是一处有砌石、土围墙和多层石基的建筑遗址。峰下是大田六角宫水库源头，屏山溪与另一溪流和平溪(和平溪的源头在阳春)在此汇合，视野豁然，风景壮美。章培昆说：“当地人都把这个地方叫作石鼋寺，相传章七三常在这里讲经。这座寺是周边村落村民帮助兴建供养的。” 章培昆说：“这寺直到民国时代地上建筑物还在。当年，山寺兀立，远在对面的德化县十八格的村民，都能听到寺里晨昏敲响的钟声，他们还依此钟声作息。” 离开遗址，章培昆又带记者来到距蒋山不远的一处岬头坪，这里有两个祭拜处，据传是章七三弟子修行的地方，一处是刘公大夫，一处是白果(音)将军，两处都是矮石屋。记者就此形状的石屋，采访了市博物馆馆长刘晓迎，刘馆长说：“这石屋年代比较古远，是社公庙。” 3月19日中午，记者来到吴山乡阳春村，村里十分热闹。在村中，几株红豆杉绿荫蔽日，其中一株树龄已800年，在这片红豆杉林上方，有座慈航亭，亭旁的“功德榜”上写明：慈航亭始建于宋初，供奉观音菩萨。阳春地气充盈，气候宜人，阳春村民说，一年中日均温度17.8摄氏度的天数近300天。有些年份，春播时农作物还不必盖地膜。那么，当年章七三，如何从洞口来到阳春呢? 在当地，普遍的说法是：章七三从洞口到阳春来放牛，看中了现在普照堂(其坐化之地)所在地方。而另一种说法则是，他随母改嫁到阳春，但《洞口章氏族谱》上并没有其母改嫁的相关记载。章氏族谱记明：章五二只娶一妻，是余氏十七娘，卒后章五二与余氏十七娘合葬在洞口象形墓，现在章家后裔每年冬至还前往扫墓，连年不断。普照堂又有何记载呢? 3月19日，村民林乐妙打开林氏族谱，找到了相关记载：明嘉靖四十年强盗剽掠吾乡先人逃匿山林，祖屋及新架之大圆下楼被焚殆尽，独普照堂一观与庄家之屋犹存，计普照乃章公显化于宋时所建，年久将倾，我祖十三公兄弟鼎构而新，之中厅奉章公祖师，佛像左厅塑公兄弟三像。阳春林氏族谱还记：“普照者乃章公佛号，堂以佛名名也。” 当年报案记录已有眉目本文昨日截稿前，大田县文博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相关部门和媒体所关注的当年阳春村章公六全祖师像失窃的报案记录，经多方查找，也有了眉目。” 当年祖师像是如何流失的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坊间曾传周边有盗窃文物团伙扬言要窃得100尊菩萨外运。昨日，记者向大田的多位村民求证，都说确有听闻此事。当年，大仙峰崇圣岩寺就有一尊菩萨丢失，后在公安部门努力下才找回，现供奉在崇圣岩寺。老家永春蓬壶观山现在三明市区生活的老苏，也向记者透露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老家曾一夜间丢失多尊菩萨的事实，还说窃贼是开着车来运走的。章公祖师被窃时，盗贼没有带走宝像身上的衣物。当年被盗贼丢弃的衣物至今保存在普照堂。据福建省文物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从目前的信息和大量证据来看，福建省文物部门初步确认，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的“肉身坐佛”应是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1995年被盗的章公祖师像。福建各级文物部门组织专家赶赴当地就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几日来，专家们走访村民群众、收集相关遗物、查阅历史资料，通过分析比对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特别是当地遗存的照片、族谱、衣冠、坐轿等遗物与记载，为认定展出的“肉身坐佛”是否是大田县被盗的章公祖师像提供了一定的佐证。据福建省文物局介绍，文物部门还将继续深入调查充实和完善相关信息资料，为该“肉身坐佛”就是大田县被盗的章公祖师像提供更为充分的佐证。同时，福建省文物局将提请上级主管部门，通过正规渠道，开展该文物的确认和追索工作。当年“章公祖师像”被盗作案记录已找到，留下众多疑点。疑点1 普照堂厅墙被凿洞门锁无损 1995年农历十月初五，一如往年，村民们提着新鲜的猪肉、五颜六色的瓜果来到普照堂点香烧烛，磕头跪拜。村里还凑了一笔钱，在普照堂附近的戏台上，连办了两场戏为章公祖师庆生。戏台上，戏班们吹拉弹唱，戏台下，聚满了从本村、隔壁村赶来看戏的大人，而小孩们拿着小摊上买来的玩具，在戏班高亢的声音中来回奔跑。章公祖师端坐在普照堂的大厅之上，微低着头，看着满地的喧哗与热闹。然而，热闹谢幕后的第19天，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的早上，看守普照堂老人的一句话打破了所有的平静—“章公六全祖师不见了”。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在村民中炸开，村民们从四处赶来，普照堂的门口还残留着庆生当天点燃的烟花爆竹的余烬，而大厅供奉台上的章公宝像却不见踪影，原本穿戴在宝像身上的帽子、衣服被扯下，扔在地上和桌子上，一个30至40厘米大的洞赫然地出现在大厅左侧的墙根上，而门锁完好无损。疑点2 村民见一辆白色汽车深夜运物村民立即报了警。时任吴山乡派出所协警的林成发说，以佛像的体积来说，凭墙洞的大小，要通过它偷运佛像实在不大可能。人们很快怀疑起守堂的单身老人，但老人始终说自己毫不知情。村民林光明突然想起章公六全祖师失踪的前一晚，他在村口看见的那辆白色小汽车。那天晚上11点半左右，林光明从家里出发，去村口的机砖厂值班。半夜里，他和一位村民正要推着机砖出厂，安静的村里突然开出了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夜色中，林光明看见汽车后面放着一个方正的物体，用红布包裹着。在偏僻的山村，小汽车是稀罕物，林光明和村民讨论着是不是村里有人生病了，半夜请车去医院。直到第二天，他才反应过来，汽车后面放着的极有可能是失窃的章公佛像。疑点3 守庙单身老人一直闭口不谈后来，守庙的单身老人松了口，他说有些事他只有到临终前才能说，不然他会倒大霉。人们一再追问，守庙的单身老人闭口不谈。村民们看他年事已高，生怕把他逼出事来，而警方也未找到窃贼的踪迹。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到周围的乡村城市寻找佛像和有嫌疑的白色小汽车，但是几年寻求未果。这事就在村民的猜测中逐渐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