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一名8岁的华人男孩日前在士嘉堡Warden与Steeles以南的一栋公寓游泳池内，不幸溺水身亡。 　　11月26日下午5点54分左右，警方接到报案来到位于士嘉堡225 Bamburgh Circle的公寓大楼，发现这名男孩在该大楼的室内泳池溺水。当时该男孩已经被救上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急救，但男孩仍昏迷不醒。急救人员随后赶来，也对男孩实施急救。 　　该男孩后来被送往医院，但不久被宣告身亡。警方确认，该男孩为溺水身亡，而且他不是这栋公寓的居民。调查人员称，事发时该男孩的家属就在附近，警方对此案仍在调查。 　　据悉，这名男孩目前读小学三年级，去年才和父母一起移民到加拿大。

加拿大，有一个神奇的EE移民打分系统。最近刚刚修改了的EE打分系统，对于一些人来说，不是打分，而是打脸。说是要给留学生加分，以为接下来大家会更有机会被邀请，其实根本不是。 就在今天11月30日，新政后的第一轮首抽：559人，786分 链接：http://www.cic.gc.ca/english/express-entry/rounds.asp 原本以为新的EE分数会对留学生有所优势，没想到竟然一秒回到解放前。 去年1月31日，EE曾打出过886分 其实仔细看看新政的内容，就知道，应该对留学生没有什么优势啊！ 因为，本来需要LMIA的那些技术人员，现在不需要等LIMIA了，直接可以靠特定的工作Title（NOC00类）拿到200分的加分，瞬间碾压很多人。 NOC00包含的职位全部是Senior Managers。。。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次新政的推出，其实是为了把那些积压着的企业高管留住。前两个月，著名加拿大本土品牌Lululemon就说过，想要把总公司迁到美国去，因为加拿大的LMIA太不合理了，很难招人。估计这次新政，就是为了这样的公司服务的吧！ 至于留学生加的30分，呵呵，你加我也加，等于没加；有人加得更多，等自己减了分。 现在，只能静静观望，等待这些积压的高管人才全被抽走，才轮到留学生之间的厮杀。到了厮杀之时，如何额外加分就不用多说了，大家赶紧准备自己的硬件吧！ 其实吧，EE系统应该本来就不是为留学生服务的。想要脱离苦海，只能期待加拿大推出一个只属于留学生的厮杀平台了。

　　近几个月卡城“保卫唐人街”“I love China “ 热闹非凡。就卡城唐人街一块夹在西南第二及第三大道的停车场重建发展的项目，市政府半年来反反复复探讨商调民意认真咨询各方以后，已经将所有意见集中分析总结。支持方认为重建会在保留中国元素的同时，增加唐人街各年龄建筑的多元化及往来人流，会更有助唐人街的商业和经济。 反对方在电台，报纸和大小聚会大肆批评发展会给唐人街增加往返车流，以至于增加交通事故。还有人认为唐人街老人有一天被将来的发展挤出唐人街。更有不满市政府和发展商没咨询小区而反对重建，认为重建会令唐人街失去本来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需要再延迟投票决定。 　　就唐人街改造的议题，卡加利市政府动用了资源，所有的网页，都附上中文翻译。市政府的网站信息很多，还有几次公众听证会，也提供了时间地点以及反馈，有兴趣者请前往研究浏览，以了解更多信息： 　　http://engage.calgary.ca/planningchinatown 　　从以上链接不难看出，一个不容忽视最重要的要点，就是时间问题。上一次市政府的计划有关唐人街的建设， 即AreaRedevelopment Plan(ARP)社区再建设计划，是三十五年前。而大家记得三十五年前卡城是个什么样子吗?那时的卡城非常小，北边边界只到现在的必定顺区那里。再望远一看，就是一片农田农庄。三十五年前唐人街的ARP社区再建设计划限制楼层不能超过十五。三十五年呀，世界各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的摩天大厦，只是现在的一座普通大楼而已。回想祖国的上海深圳城市建设三十五年发生了什么，无需多言。而三十五年前的卡城唐人街，与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唐人街边发生了很多改变，新楼林立。比如，唐人街边上的二十八层SunlifePlaza是一九八一年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申请的要修的高楼正是要建在面对Sunlife Plaza背面唐人街的停车场内。 　　自2016 年农历新年起，就开始听到反对方集结唐人街老人家去市议会示威，捍卫唐人街。反对的最主要的要点就是要按照三十五年前的社区再建设计划安排，保卫停车场的权利，直到所有人同意之后，才可以建高楼。 　　停车场改建建高楼已经有初稿，每一项都完全符合政府改建要求。第一，建高楼没有阴影遮盖任何绿地公园;第二，一年四季任何时候没有阴影遮盖弓河;第三，没有遮盖周围其他建筑。卡城对这几点考核是非常严格的，不容一点妥协。 　　申请方和反对方，都是华人。只有建筑师Mr. Chugh是个印度移民后裔。 　　申请方，华人。做为开发商，在有愿景改造中国城的同时，当然希望利润最大化。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表明，建二十八层，才能更加保证效益和利润回报。为此，聘请了卡城著名的印度裔建筑设计师，并经过申请，逐一通过市政府各项要求，做了大量工作。任何投资当然是有风险的，现在经济不景气，真的很难预测开发商将来的前景。 　　华人内斗不是头一遭，抗议，上街，拉出标语要求推迟ARP社区再建设计划的时间。我们卡城华人为什么就不能团结一致双赢一次呢?旁观者看的一把泪，真想直言弱弱问一句，要是另一个开发商申请改建修高楼也会闹得这么不可开交? 退一万步讲，不建，那么正方照收停车费，反正卡城停车费这几年赶超世界水准，就坐着稳收钱，没有了投资风险和反对的声音，天下太平。反对方的政坛活跃人物再换个舞台驰骋风云。 　　那么受害者是谁?ARP地区再建设方案停顿五年，受害者是唐人街，是众多商家，是华人的发展机会，是招商和吸引游客来唐人街的契机，是向世界展示卡城唐人街新貌的机会。 　　对绝大多数华人来说，卡城唐人街特色不突出，实在也老旧了。如今有人投资，改造街景，像温哥华列治文那样，变得现代优雅，遍地美食，一年四季Plus15连接卡城市中心，购物一条龙，一改画风，何乐而不为?爱唐人街，就允许她变得更美。世界变化快，五年太久，只争朝夕! 　　大家可以一起想象一下，唐人街可能改建为这个样子   　　可能是这个样子 　　也可以想象一下保留成这个样子 　　还是保留成这个样子?  

Vansky综述，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否则视作侵权。 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玩的朋友，不管是生活环境，家境都是差不多的。因为生活的轨迹都差不多，三观什么的一直都是类似的。直到有一天，你出国了，开始了不管是留学还是移民什么的新生活。你们还是无话不谈，见面还是有说不完的话，可是不知不觉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接不上了。   按说现在这个交流，通讯，信息传递都无比快捷无障碍的社会，地域差别应该不是问题了吧？可是，事实上，不管交流多即时，国外生活的你还是会跟国内的朋友们产生区别。如果你也时常有这种感觉，看看网友们是怎么总结的吧。   知乎网友：颜斯斐   我觉得是思想上。我们每天看着外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他们热爱生活，享受生活。他们享受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他们并不注重奢侈品，什么名牌包啊，IPHONE啊。他们甚至很自豪的用着他们的旧手机甚至是蓝屏的绿屏的，即使车价相比国内便宜很多，他们也会开着N手的小车。他们喜欢的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拿本书去晒太阳，路边喝喝咖啡，周末全家人一起烧烤或者吃个SUNDAY LUNCH. 而在工作的时候，虽然效率不高，但是一步一步，非常扎实，完成的工作总是很棒。我会深深地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人生只有工作赚钱。还有一点就是，不会觉得有钱人怎么样，因为有钱人太多了，特别是在国外的有钱人太多了。但不管多有钱，土的人依然土，难看的人穿一身名牌人家都以为他是假的。   还有一点就是眼界，在国外你会有很多机会去别的地方旅游，看别人的城市，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等，你会发现国外很好，但也没那么好，或者说国内不差，至少在硬件方面。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在英国，你随便指一处建筑，你都会发现他有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的历史，但他依然矗立在那里，虽然外观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当你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或是那样的干净整洁，一丝一毫，每一块地方都利用的非常好，你不会觉得它需要推到了。而国内还有几栋老建筑，历史，文化，底蕴在哪里！而新的建筑拿出来跟人家两百年前的建筑比比，有没有利用好，或者说有没有人家舒服，科学？但反过来，很多国外的城市显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而国内城市生机勃勃，你可以在晚上休闲的逛街，再吃个夜宵，在工作机会上也觉得国内会更多一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是在自信心上，毕竟会觉得自己是国外回来的，能力上不说，但至少在一开始的自信心上一定是有点的，对未来也是有期待的。   知乎网友：摇滚樱桃   隐私意识加强，不喜欢主动打探别人的隐私也不喜欢别人打探自己的隐私。每次回国被问到私人问题，工资待遇，开什么车住什么房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时候开始条件反射式的浑身不舒服。但是鉴于本人比较照顾叔叔阿姨的面子，即使不舒服也会尽量回答，他们也并无恶意，有时候仅仅是好奇而已。不喜欢回答这些问题，这跟自己在哪个阶层，挣多挣少，工作是否光鲜都没有关系。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如今自己回国也自然而然不会问别人这类问题，也许别人并不介意我问但是这当是养成了一种社交习惯吧。在和西方人交流当中，人们普遍有共识，一般可以问对方的职业，不过有时候他们也颇为小心，比如通过其他渠道知道对方的老婆移民过来不久，英语不好目前没有稳定工作，会主动回避问她任何关于职业是问题，这是出于一种善意，避免对方尴尬。   女性独立意识增强，更加清晰性别歧视的概念。没出国之前仅仅觉得内心是想要独立的，但是很多时候会被国内社会环境洗脑，有些事情觉得就应该男人去承担，在国外生活久了，在独立完成学业，事业上渐趋稳定上升的时候，觉得生活就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跟自己是否有伴侣是否结婚都没有关系，结婚以后也是一个teamwork，两个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以此获得的尊重是深远的，也是值得的。这两次回国渐渐发现我们这代人当中不乏优秀独立的女性觉得甚是欣慰。还记得两三年前偶然间读到这边的员工合同法中关于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定，才觉得自己以前好像没有受过教育一样，后来才明白在西方企业里男性员工小心翼翼的原因，即便是你夸赞女性同事都要小心用词防止任何有性暗示的词语，如果你是领导，不能因为对方是女下属而让对方做任何比如倒咖啡或者帮你一个私人的小忙，就更不用说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女性下属身上谋取利益，在如果对方计较起来，职位很可能就不保了。这些事情在西方社会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并不是被主流价值观接受的。   更加客观的看待国内外的各种利弊（民主与平均化社会的利与弊）。在哪里生活都不会完美的像天堂，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西方国家由于人工贵，所以一些服务并不是很便利，比如快递，比如找个电工，找个修理工或者搬家公司都贵的要死，但是你要理解欧洲工会的力量，你会了解到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必定在某些方面要做出牺牲，所以很多事情能自己动手就自己来吧。包括商店关门早，也正是为了保障这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广大消费者就且忍忍了。民主的弊端包括执行力弱，一个问题辩来辩去辩不出个结果，延长具体实施的周期。   对于白领阶层也是一样，一个大企业的高管的薪水待遇顶多就是一个小秘书的5倍，薪水越高，所得税也越高，扣了税，甚至都还不到5倍。这种现象会相对"折煞"管理阶层的优越感，就拿刚毕业进入企业的年轻员工与总裁相比，无非就是你开的车比我的贵一些，车也只是代步工具，很多年轻人大学都会买一步二手车来开。看着公司后面停车场的几百辆车，奥迪奔驰路虎一堆堆的，可能其中的一些车的拥有者仅仅是刚毕业的学生。欧洲也有不少汽车爱好者，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拿此当爱好，如果你不是开宾利和玛莎拉蒂之层次，真的没什么可以炫耀的点。   知乎网友：李秋晨   不再对底层工作产生鄙视，更有包容性。很多留学生都是拿底层的劳务工作当兼职的，送外卖啊收银员啊做汉堡啊卖化妆品啊...有时回国之后看到这类工作的人不由自主就会感同身受，然后就突然理解工作的辛苦了。

　　因被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出任运输部长，“赵小兰”这个名字再次受到国人关注。 　　自从15年前，被小布什前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劳工部长，成为第一位进入美国内阁的华裔和亚裔妇女后，赵小兰就一直是位传奇。 　　但抛开身上的政治光环不讲，赵小兰更让人咋舌的是她整个家族的奋斗成果和背后良好的家教——她的父亲赵锡成先生白手起家，创建了美国福茂集团，是杰出的航运企业家；母亲朱木兰女士半生时间都在照顾家庭，却在53岁时以两年全勤的纪录拿到了硕士学位；赵小兰和她的5个妹妹全部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其中4人拿到了哈佛商学院文凭，工作之后，每位都是各自行业的翘楚！ 　　难怪老布什总统当年接见赵锡成先生一家时曾对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建议说：应该向赵小兰的家长学学怎样管孩子——要知道，芭芭拉女士可是美国著名的贤妻良母。 　　她的父母： 　　可以为孩子自我牺牲，但并没有忘记自我成长 　　美籍华人作家作家刘墉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1年，我念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日文课班上突然出现了一位50岁左右的太太。她正襟危坐，挤在一群二三十岁年轻人之间，跟着教授朗读，实在很有意思。起初我以为她只是排遣时间的旁听生，后来看她也紧张兮兮地应付考试，才确定她是正式研究生。我们称她为"赵太太"。她从不缺席；笔记又写得好，所以溜课的人都找她帮忙。 　　时空从1981年的美国倒回到20年的台湾——1961年7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三个幼女登上一辆开往高雄的夜车，然后从高雄搭乘货轮，穿越太平洋，途经巴拿马运河，经历了整整37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纽约爱利斯岛。对于极少出远门的母女四人来说，这37天的艰辛不言而喻。 　　这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赵小兰的母亲——朱木兰女士。 (朱木兰女士） 　　朱木兰出生于安徽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父亲是德高望重的律师。她青少年时期曾在南京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但因为战争求学被迫中止。直到51岁那年，6个女儿都长大成人后，闲下来的她终于有了再次走进大学课堂的机会，并在两年后以全勤记录拿到了纽约圣约翰大学的学位。对于母亲的努力，赵小兰女士这样评价：“我的母亲终生都在学习。” 　　朱木兰的丈夫、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先生则是位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 　　赵锡成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位小学校长。1946年考入交通大学航政系，1949年12月初到达台湾，为了寻求发展，1958年去了纽约。 　　（1953年初，朱木兰女士携女儿小兰探访当时在“慈云”轮上担任大副的赵锡成。） 　　刚到纽约时，赵锡成跟4名中国学生合租一套房子，因为租金给得少，他只能睡在沙发。为了生存，他同时打三份工——在纽约招商局代表处有一份待遇微薄的工作，又在“复兴航运公司”做兼职，还会挤出时间到餐馆打小时工。就算如此忙碌，他还不忘去大学深造。 （赵锡成先生） 　　纽约皇后区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是一家人团聚后开始“美国梦”的起点，这套房子的租金占到了赵锡成1/3的收入。尽管生活非常拮据，但夫妻俩始终坚守“改变命运要从自己做起”的人生准则——他们以身作则，晚餐后绝不在电视机前多花时间，赵锡成会坚持每天回家后给孩子补习英语、讲美国文化以及办公，朱木兰则会跟着孩子们一起读书。 　　每逢周末，夫妻俩会带着孩子去户外长知识。博物馆、植物园、中央公园、帝国大厦、自由女神、科尼岛……这些都是免费的观光景点，但却给了孩子以及刚到美国打拼的赵氏夫妇打开了一扇扇了解美国的窗。 　　1964年完成大学深造后，赵锡成在纽约创办了做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业务的福茂集团。一家人的生活条件逐渐有了好转。 　　赵小兰的父母是成千上万第一代美国华人移民的缩影，他们有过非常艰辛、艰难的打拼历程。在育儿观念上，他们像大多数中国父母那样，为了下一代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没日没夜地工作、不计代价地自我牺牲。 　　但他们又不同于大多数“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因为自己处境艰难，于是把人生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逼迫孩子进步，却忽视了家长自我成长的重要性。相反，赵小兰的父母始终坚持终生学习的理念，保持自己和孩子共同进步，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成就了孩子，也成就了自我。 　　因为有了这样积极向上的父母，赵小兰的童年环境宽松、愉悦，安全感十足。这正如赵小兰对父母的评价：“他们为整个家庭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爱心和安全感的环境，所以尽管生活很艰难，我们也从未丧失我们的乐观态度，我们从没有想过会永远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我们总是相信明天会更好，而且最终我们会战胜困境。” 　　她的家教： 　　她是被“富养”的女儿，但“富”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 　　赵锡成先生曾说“六个女儿，加上我太太，我们家正好是七仙女”，但这6个小仙女过的可真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女生活。相反，她们的童年如同著名电影《音乐之声》中那7个受到上校父亲军事化管理的兄弟姐妹一样，相当有组织有纪律。 （1980年代，赵家温暖幸福的全家合影） 　　当赵锡成的公司渐渐走上正轨后，一家人的生活条件也随之有了改善。可尽管请了管家，但朱木兰却规定，5个女儿仍然要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她的道理很简单——管家是请来帮助父母的，不是帮助孩子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太早就受人伺候，会很难学会独立。 　　赵家的居住条件从当年拥挤的一居室变成了拥有2亩花园的大HOUSE，但5个小仙女不仅要打扫自己的房间，每到周末还需要帮助整理花园、草坪，检查和清理游泳池。甚至家门前那条长达120英尺车道的柏油路面竟然都是五姐妹在父亲指挥下自己铺成的，吃苦耐劳的动手能力绝不输给男孩。 　　在朱木兰女士看来“家园、家园，这个园地是一家人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管家，才会觉得家是属于自己的，才会更爱家。” 　　对外，朱木兰还定下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家中请客、长辈来访时，孩子们不上桌，但一定要出来见客，并且伺候客人茶水。所以每当赵家宴客，几个女儿不但不上桌，还要守在客人身后为大家上菜、斟酒！对此，朱木兰的解释是：“人生并不是读书便足够的，招呼客人，可以让孩子们学到很多待人处事的道理。” 　　对于父母的管教方式，赵小兰说，她和妹妹小的时候“不见得喜欢”，但长大成人后想起来“很能领会父亲良苦的用心了”。所以当三妹赵小美结婚当晚的家宴上，你会看到，时任美国联邦政府运输部副部长的赵小兰亲自给亲友盛饭的画面。 　　不仅有良好的行为教养，赵锡成和朱木兰还给女儿们从小灌输量入为主、不做金钱奴隶的金钱观。赵家虽然日渐富裕，可女儿们在外的花费不论大小都要拿收据回家报账，因为父母希望她们把钱花在当用的地方。 　　尽管推崇节俭养孩子，但在培养女儿这件事上可是一点不含糊，每年暑假和圣诞都是赵家全家例行远游的日子。届时，朱木兰会“大放手”，制定整套出游计划、到买机票、订旅馆等等事无巨细都由女儿们“当家做主”，朱木兰和赵锡成则全然听从女儿们安排。 　　赵小兰如今弹得一手好琴，高尔夫球、骑马、溜冰这些所谓的贵族运动都不在话下，这全靠母亲不计成本的培养。在朱木兰看来，虽然推崇俭省，但孩子想学的东西绝对不能省，但她又有规定——“如果孩子如果决定要学，就有责任要学好。” 　　了解到赵家的教育理念后，刘墉曾这样评价：“我相信，没有那样成功的家庭教育，很难有赵小兰今天的成就。最起码，赵小兰今天立身华府高层，那种不亢不卑、带有适度的矜持与华裔尊荣的气质，必然来自她那特殊的家庭教育。” 　　我们总说“女儿要富养”，赵小兰的家教鲜活说明了“富养”的正确打开方式——赵家的“富养”不在于多么昂贵的物质，而在于精神层面的培养——他们让女儿从小培养了良好的自律精神、高尚的道德品质、开眼看世界的机会，这些才是对女儿最宝贵、最持久的爱。 　　她的蜕变秘诀： 　　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好奇心 　　从刚到美国时一个单词都不会的华裔小女孩到哈佛商学院硕士，从第二代美国移民到第一位进入美国内阁的华裔，赵小兰这一路蜕变的最大秘诀就是——永远保持好奇心。这颗好奇心从她刚到美国3个月后就开始“工作”了。 　　到美国3个月后的一天，赵小兰正跟妹妹们在餐桌前做功课，突然门铃响了，但那时赵家在美国没有朋友、没有邻居，他们很好奇谁会摁门铃？结果一开门，一群小魔鬼小精灵装扮的孩子嘴里碎碎念糖就捣蛋"。赵家人以为是强盗打劫，很害怕，于是把糖果、面包一切能吃的东西都给了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美国万圣节…… 　　这个经历让赵小兰有了探索美国文化的好奇心，于是第二年，她和妹妹们成了那一片最成功的“小捣蛋”，要到了最多的糖果，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与好奇心有关的故事一直伴随着赵小兰，也让她走上了一条非凡之路。 　　1979年从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赵小兰首先进军的是银行业，并在随后的几年中脱颖而出担任了旧金山美国商业银行国际金融副总裁。 　　父亲希望赵小兰能继承家业，从事海运商务，但因为在银行当职员时就对美国联邦政府感到好奇，于是1983年，赵小兰向白宫递交了一份"实习生"申请表。没想到竟成为1983年度13名"白宫实习生"中惟一的一位华裔。 　　在那个年代，对于许多亚裔来说，谋得一份稳定的高收入工作已属不易，将一生的事业投入美国政坛主流显然是一种冒险，然而，赵小兰最终还是选择放弃高薪、开始冒险，因为她对美国政府在做什么很是好奇。 　　她从里根总统的内阁里充当一名职位很低的职员做起，有了与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共事的机会，从而初步体验到这个世界有多大，“它每天都在向我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我每天也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赵家一家6个女儿，即便身处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赵小兰和妹妹们也免不了被周围的人泼凉水，“他们说我和妹妹会让我的父母花掉一大笔嫁妆钱。”这种“刺激”让赵小兰和妹妹们总是激励自己：“把自己当女勇士看待，就像花木兰那样，让我们的父母以我们为荣。” 　　姐妹们成功的背后，除了良好的家教和自身努力外，那颗始终在线的好奇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很幸运有一对开通的父母，他们鼓励我做任何我想做的尝试，鼓励我去探索世界，开拓视野，从而真正找到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