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移民新闻，要闻，政策，资讯 - 温哥华天空

造假的是他不是我:华人集体诉讼求保加拿大身份

　　BC省大温前移民顾问王迅过去的一些客户上星期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集体诉讼申请，要求保留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理由是造假的是王迅及其员工，而不是他的客户。提出集体诉讼的是王迅移民公司过去的两名客户，林朝原和周翔(译音，Chao Yuan Lin & Xiang Zhou)。　　王迅案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诈骗案之一。他位于列治文的移民公司在2006年到2013年期间为一千多人办移民，申请永久居留权或续枫叶卡，提供从假入境证明到假工作的“一条龙”服务。王迅2015年被判7年有期徒刑和90万加元的罚款。他手下的几名手下职员也已经被定罪判刑。　　Toronto Star报道说，林朝原2013年委托王迅公司为他续枫叶卡。加拿大警方在此前一年已经开始调查王迅并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但是林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周翔是在2010年通过王迅公司续办的枫叶卡。王迅移民诈骗案发后，他俩都成功地重续了枫叶卡。但是上个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通知他们说，由于在续枫叶卡时提供不实信息，他们“不再被加拿大接受”。　　他们的律师说，枫叶卡续签时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永久居民身份。另外，公共安全部迟迟没有对无照移民顾问采取行动，也要承担责任。　　在王迅的前客户中已经有两百多人失去或自动放弃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或国籍。另有四百多人被调查。王迅入狱服刑近三年后，对这些人的调查和遣返仍在继续。

9年前
大温200多华人被取消身份遣返另有400多人正受调查

轰动全加国的列治文华裔无牌移民顾问王迅(Xun Wang)的移民造假案，虽然案件基本尘埃落定，但是联邦政府的追查才刚刚开始，王迅移民公司的许多客户现在面临“递解出境”和取消永久居民卡的风险！王迅过去的一些客户上星期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集体诉讼申请，要求保留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理由是造假的是王迅及其员工，而不是他的客户。提出集体诉讼的是王迅移民公司过去的两名客户，林朝原和周翔(译音，Chao Yuan Lin & Xiang Zhou)。王迅案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诈骗案之一。他位于列治文的移民公司在2006年到2013年期间为一千多人办移民，申请永久居留权或续枫叶卡，提供从假入境证明到假工作的“一条龙”服务。移民欺诈的手段之一是伪造证件，如边防印章，让其客户住在境外时满足加拿大更新枫叶卡的居留要求。凡是申请所需的文件客户无法提供的，他们都能造出假的。王迅移民造假案暴露后，其上千客户受影响，不少人涉嫌造假已经收到递解出境令，或取消枫叶卡。入境事务处拒绝就集体诉讼申请发表评论，也没有透露涉及王迅移民造假案正在接受审查的前客户人数。王迅2015年被判7年有期徒刑和90万加元的罚款。他手下的几名手下职员也已经被定罪判刑。 Toronto Star报道说，林朝原2013年委托王迅公司为他续枫叶卡。加拿大警方在此前一年已经开始调查王迅并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但是林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周翔是在2010年通过王迅公司续办的枫叶卡。王迅移民诈骗案发后，他俩都成功地重续了枫叶卡。但是上个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通知他们说，由于在续枫叶卡时提供不实信息，他们“不再被加拿大接受”。他们的律师说，枫叶卡续签时出现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永久居民身份。另外，公共安全部迟迟没有对无照移民顾问采取行动，也要承担责任。他们向法院提出的申述认为，王迅移民造假涉及枫叶卡更新的虚假陈述，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客户都是不正当地获得其永久居民身份。这些前客户向法院提交的申请称，枫叶卡是永久居民身份的证明，但永久居民身份并不能因为枫叶卡有假而取消永久居民身份。在王迅的前客户中已经有两百多人失去或自动放弃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或国籍。另有四百多人被调查。王迅入狱服刑近三年后，对这些人的调查和遣返仍在继续。

9年前
加拿大突然收紧中国人超级签证！原因可能在这儿

自2011年推出以来，加拿大移民部签发的“超级签证”（Super Visa）备受中国父母/祖父母们的欢迎。过去5年来，加拿大已经批出88,891个超级签证，在头十个获发超级签证最多的国家中，印度高居榜首，其次是中国，共16,651个。加拿大移民部的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公民获得超级签证人数自2015年后逐年下降，2017年比2015年暴跌超过四成。业内人士分析，政府因发现一些人非法打工而收紧政策。根据移民部提供的数据，2017年有1,734名中国公民获得超级签证，比2016年的1,986下降13%，比2015年的3,031下降43%。移民部发言人婉美（Lindsay Wemp）表示，她无法猜测申请者人数波动背后的起因，所以无法推测获批人数变化的原因。所有符合超级签证要求的申请人都将获得批准，无论什么性别。她表示，如果申请超级签证被拒，可考虑普通签证。自2015年以来，中国公民申请临时签证的人数有所增加，通过率高达89%。联邦收紧超级签证发放？有十多年经验的注册移民顾问戴培康称，一些案例表明，联邦政府正在收紧超级签证的发放。原因是海关（CBSA）人员调查后发现，一些超级签证持有者在境内非法打工。加拿大海关人员经常去超市和餐馆抽查，几乎每次都能把非法劳工逮个正著，其中一部分非法劳工没有工签，只有超级签证。海关人员会将其逮捕，还可能把他（她）遣返回国。 50多岁的熊女士（化名）持超级签证抵达多伦多。按规定，她可连续在加拿大住两年。她只有一个孩子，经济上不富裕。熊女士认为，与其自己每天整天待在家里，等孩子下班回来，还不如自己出去打工，减轻经济负担。如果她全职工作，每月可挣1,000～2,000加元，至少能把机票钱赚回来。不过，如果去西人超市和餐馆打工，雇主会要求熊女士出示有效工签和5字开头的社会安全号。她没有这些证件，只好去华人超市和餐馆谋生，而且必须在后面工作，比如当帮厨。超市和餐馆老板只允许有身份的人在前面当收银员或服务生。戴培康表示，有些铤而走险的雇主愿意聘请非法劳工，因为这么做能节省一笔钱。如果雇用永久居民或公民，老板须向政府报税，请非法劳工则不需要报税。即使每小时只挣8元甚至5元，非法劳工也愿意干。一天，海关人员到熊女士的工作地点抽查。他先在这家中餐馆用膳，吃到一半的时候走进厨房拍照，并要求职工们出示证件。熊女士回答说她只有超级签证。海关人员问熊女士：“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工作？” 熊女士答：“我在这里临时给朋友帮忙两天。” 海关人员说：“按规定，超级签证持有者不能在加拿大工作。帮忙两天不是很好的理由。” 海关人员发现熊女士非法打工后，首先会盘问其雇主，也会将熊女士逮捕，还可能把她遣返回国。海关人员在厨房里拍照，这是为今后举行的聆讯（admissibility hearing）搜集证据。届时，移民与难民局（IRB）将决定，熊女士是否可继续留在加拿大。戴培康预计，联邦政府会不断收紧政策，今后每年拿到超级签证的人数会继续下降。获超级签证中国女性比男性多五成据加拿大移民部的最新数据，获得超级签证的中国妈妈、奶奶人数比爸爸、爷爷高出五成，而且在过去三年里年年如此。移民部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有1,048名中国大陆母亲和祖母取得超级签证，同期只有686名中国父亲和祖父获批。前者比后者多53%。 2016年，有1, 205名中国母亲和祖母获得签证，是父亲和祖父人数的1.5倍。2015年，有1,806名中国母亲和祖母拿到签证，比父亲和祖父人数多近五成。戴培康表示，加拿大政府不希望父母两人或祖父母两人同时抵达加拿大。如果只有一人取得超级签证，他（她）按时回国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父亲抵达加拿大，往往比较容易找工作，所以申请超级签证比较难。母亲依赖父亲的可能性大一些，比较容易回国，更容易获得签证。移民部表示，这不是偏心，更不是性别歧视。也有中国父母同时来加拿大探望子女的案例。用错了超级签证，后果很严重！其实，拿着超级签证打工，一旦被发现，后果是很严重的，还有可能得不偿失。首先，海关人员会要求打工者出示证件，如果只有超级签证，那么会遭到审问；其次，探亲老人会遭到逮捕，甚至会被遣返回国。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华人持超级签证来加拿大探亲，再顺便去其他国家旅游，于是在返加入境时遇到了麻烦：有的被取消了首次入境加拿大可待2年的待遇，变成最多停留半年，有的被取消了签证续签的资格，有的情况更糟——被边境局官员签署命令要求离开。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条例（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rotection Regulations）中有这么一条规定，超级签证持有人入境加拿大之后再离境到别的国家旅游，比如美国、墨西哥或加勒比海等国家，在他们返回加拿大时，边境局官员将视他们为普通访客（Regular Visitor），按普通签证标准缩短他们在加拿大的居留时间，一般减少为6个月。不了解相关法规，“用错”了超级签证，麻烦可就大了。超级签证被拒的三大理由根据2017年的审批情况，超级签证被拒签的案例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担保人的家庭收入不能达到最低收入要求；申请人不能提供与担保人的关系证明；申请人不能出示已购买了加拿大医疗保险的证明。

9年前
致华人移民：加拿大的生活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Angus is too rude!”(Angus太粗鲁了!)Betty用非常生气的口吻跟我抱怨道。Angus是个中国男生，Betty是个加拿大白人女孩，他们两个人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一次活动中是我介绍Angus给Betty认识的。见到Betty这么激动，我赶忙问她怎么了。事情是这样的，Angus对Betty有些爱慕，几次三番请她去吃饭，这一次Betty应邀去了。两人第一次单独见面，Angus就开始不停地打探Betty隐私，先问她今年多少岁，再问她之前交过多少个男朋友，接下来还问到Betty的学习成绩、家庭情况等等信息。Betty在礼貌性地回绝了前几个问题后，后来实在受不了Angus连环炮似的盘问，只好借口离开了，结束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约会。在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年龄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尊重，许多人张口就问女性的年龄和一些隐私，习以为常的许多华人将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加拿大。作者采访了身边土生土长在加拿大的男女老少，不论身份地位如何，大家都一致认为不应该在初次见面，两个人还不熟络的情况下过多打探个人信息，包括年龄、婚否等。除了年龄，工资其实也是特别敏感的话题。记得来加拿大的第一年，拿到SIN以后，作为留学生的我找到了第一份兼职。学校食堂里，我和一个加籍女孩Cora，一个中国女孩Irene一起吃饭。期间谈到了我刚找到的新工作，Cora比较关心我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问了几个常规性的问题就不再深入问下去了。Irene则不然，不问工作性质或地点，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时薪多少。公开场合下，其实我是不想说的，碍于中国人的面子，当时就告诉了Irene。饭后，Cora和我一起去教室，路上她非常不可思议地问我：“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问工资的吗?刚才若是我，Irene问我工资多少我一定不会说的!连这个你都告诉她?”我很快意识到打探工资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在Irene发问时自己其实有所察觉，并不开心也并不想说，但是我们平时中国人的圈子中，交往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交底。若是不说，似乎显得生疏，所以经常会碍于人情面子而放弃自己的喜好和社交礼仪。Cora提醒了我这样是不对的，她说：“你不喜欢就要说出来，告诉她你不想透露自己的工资，这样她以后就会注意了。不然她以后再去问别人，大家就以为你们中国人都这样了。但是从我们的对话中，我知道你跟她并不一样。” Cora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生活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必要屈于面子和人情，不喜欢是可以说出来的;另外，打探工资的行为真的很不礼貌，相比急于了解别人经济状况的好奇心，一个人的名片更重要，而个人品牌的建立，要从点点滴滴地尊重他人开始做起。就在刚刚，珊珊从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愤愤地回来了，她对拒绝为她报税的白人会计师很有意见。听她讲了事件始末才知道，珊珊平时很忙，恰巧今天下午有时间，带着所有税表去家附近的事务所报税，平时那里很少人，谁知今天非常拥挤，会计师不肯为珊珊排时间，她只好悻悻归来。珊珊埋怨到：“以后再也不光顾这家事务所了!” 其实在加拿大住久了，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去看牙医，理发，打疫苗，取药......许多在中国看似平常，到地即办的小事，在加拿大都需要事先预约。提前预约是礼节，是尊重别人的体现，有了预约，服务的人可以做足充分的准备，预约的人也可以得到明确的时间答复，双方达成共识，在两方都满意的时间点做事，才是礼貌和礼仪的体现。不预约直接到访，“打”的别人措手不及，就不能怪人家不为你坏规矩插队了。看了以上几个事件，打探女性年龄、婚否，盘问友人工薪待遇，未经同意直接到访等，其实都是日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事。在中国社会里，在加拿大的华人圈中，有的可能很常见很普遍，但是若想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在注重人权的加拿大，就千万不能不以为然了。既然我们移民到西方国家，享受社会制度优势的同时，也要将自己视为社会里的一分子，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不经意的行为举止而被无辜边缘化;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获得他人同样的尊重。

9年前
为表扬华裔加人对卑诗的贡献图册“礼赞篇”发布

　　作为华人传承计划的一部分，旅游、艺术及文化厅3月13日在维多利亚省议会大楼举行新书发布会，推出表扬卑诗省华裔加人贡献的图片册"礼赞篇"。省议员屈洁冰、叶志明、李耀华及约十位传承计划顾问委员会成员出席。　　有关图片册，委员会成员解释，卑诗省也许很多人听说过华人的血泪史，但很少人了解华人对卑诗省所作贡献的细节。　　这本书为很多无名英雄发声，说出他们的故事，反映华人的积极贡献，而非单纯陈述历史的不公。　　委员会称，虽然该历史书已得以完成，但这只是传承计划的起步，其他项目如华人纪念碑的设立工作还需继续。　　委员会亦指出，大量有关华人历史的文件数据现在被保存在温哥华唐人街。而随着世代更替，不少文件面临丢失的风险，因此很有必要建立华人博物馆以收藏这些珍贵数据。

9年前

8月初，在温哥华一间装修精美的中式茶馆，约30多名中国新移民正在聆听一场投资研讨会，会上谈论的已经不是房地产，而是高科技、生物科技、手机应用和商业地产的投资信息。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这间茶馆Café 1029的合股人Jason Liu说，“我们知道加拿大人不高兴看到中国人买房。” 这些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富有人士，最近，他们成为温哥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攻击的靶子。很多温哥华居民说，是他们这些人把房价炒上了天，以至于本地人都买不起房。这种怨恨情绪的升温，导致卑诗省政府出台了15%的额外物业转让税，专门针对外国买家。与此同时，一份报告显示，低陆平原有10%的房屋交易是被外国人买走了，其中多数是中国人。有议员提出要对所有住在几百万元房子里，又没有收入的新移民进行调查。至此，所有的中国大陆移民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很多中国新移民感到困惑，为何他们就成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出气筒？他们更想问：这项15%的税收新政，到底是针对房价，还是暗示中国人已经不再受欢迎。这个城市最特殊的群体在Café 1029聚会的这些人，是温哥华这个城市里最特殊的群体，他们成为被谈论、被担心、被厌恶、也时刻被猜忌的一群人。然而，他们也是最沉默和隐形的一个群体。 Sherry Qin原本在中国深圳经销遥控玩具，生意做得颇为成功。Lao Wu是2008年从北京移民来加，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Sam Peng（上图）在妻子怀上二胎时来到加拿大。这些大陆移民代表了近几年一波在温哥华登陆的中国新移民，他们的原居地并不是本地人过去160年来所熟悉的地名，如广东、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自2000年以来，温哥华有近14万移民来自南京、上海、哈尔滨、北京、广州和青岛。这些移民与加拿大人过去见到的完全不同，不仅仅是在数字上。他们是中国近十年来经济迅速发展的受益者，到加拿大来，有财力有信心。不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与早期移民也有共同之处。茶馆里，Cindy Liu一边饮茶点一边说，“我们认为自己是环境难民和政治难民。”茶馆内摆设着欧洲和中国的古董，门口却还掛着圣诞装饰。她和丈夫 David Li原本在上海做投资生意，两年前对那里的生活感到厌倦，先在温哥华买下一栋250万元的房子，然后移民来加。他们的儿子现在15岁，入读私校St George's School。他们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更多是填鸭式的。 50岁的David Li说，如果他再年轻些，可能已经去了美国，那里对于像他这样的投资移民风险更大。他要拿出50万元，而加拿大只要花12万。 38岁的Cindy Liu说，或许在美国能更有钱，而“温哥华就适合生活。” Cindy Liu在温哥华的家中作画。中国大陆移民真实的一面很多象这对夫妇一样新来的中国移民，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私生活曝光，不过，这一次，他们接受了《环球邮报》的采访，谈及他们在温哥华的生活，移民的原因，以及他们的资产情况和对新家的想法，因为他们想要让人们看见中国移民更真实的一面。在温哥华，这些人的社交往往在Café 1029、微信群、学校家长群或大学校友会。他们中有开便利店的，有飞机引擎维修师，有的在社区组织工作。他们是较富裕的生意人和专业人士，也是被揣测最多的一群人。对于当前最热的楼市话题，包括本地人的敌意，中国贪官携资金外逃等消息，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同样的事在中国也有。国内大城市的房价飞涨，新富豪都是靠地产投资和炒作发家。 Lao Wu来自山东，原本在北京做生意，他说，这些报道已经见怪不怪。在中国的大城市，也能看到外省人携巨额现金入城，城里人和知识分子很鄙视这些涌入的爆发户。 Lao Wu早在1996年以技术移民来加，之后又回流，在中国呆了10年，赚了钱，2008年和家人一起回到加拿大。 Sam Peng比喻这些人是比佛利山人（Beverly Hillbillies），飞黄腾达后搬离穷乡僻壤，迁到富豪名人聚居的比佛利山庄居住。他说，他自己15年前到加拿大时，也属于这一类人，开快车，大声说话，现在他看着这些新移民做同样的事，有些看不下去了。 Sam Peng以技术移民来加，定居在列治文南部，为在温哥华的大陆移民组建了加拿大华人投资者和企业家协会。他说，“这些人没有自信，童年很穷，一夜暴富，他们要炫耀给人看自己有多富有。” Sam Peng也是这间茶馆的合伙人，他鼓励新移民适应这里--做义工，捐款给本地组织，努力融入，就从早上说句“Hello”开始。有媒体报道，温哥华的中国大陆移民为阿省Fort McMurray大火筹集了20万元捐款。在这间会员制茶馆里，投资人讨论着各种投资想法。老移民不替新移民说话《环球邮报》采访的这些人，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全都不是本地媒体上最常报道的超级地产投资商，空置房的业主，被宠坏了的富二代的家长，或是中国来的贪官。他们有钱在温哥华的好区买房，但也不是一口气就买下房子，或者全靠吃利息过日子。他们来这里的理由还有很多，比如有朋友在这里，这里的华人多，喜欢温哥华的风景。他们代表了更多被媒体忽略的多数中国大陆移民，在温哥华近50万华裔中已经占到近40%。他们试图代表新一批大陆移民，因为老移民都不愿为新来的中国移民说话。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大批香港移民涌入温哥华时，也遭到本地人的批评，指他们建起大宅，砍倒大树，可能与黑社会有关，往往父亲仍留在香港工作，孩子在这里驾着跑车闯祸。当时60、70年代的老移民就作出反击，前省督、知名商人和慈善家林思齐（David Lam）积极为中国移民辩护，并且设立了"劳里尔学会"（Laurier Institute），资助研究文化多元化带来的冲突。当时的香港移民也更西化，懂英文，容易得到理解和与当地人沟通。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社区机构SUCCESS的前负责人Tung Chan说：“没有人愿意出来说话，比90年代的情况更糟”。SUCESS是70年代香港移民创办的。现在关于中国大陆移民的报道全是负面的。不但本地居民认为是这些人导致温哥华的房价飙升，社交媒体甚至主流媒体也这样描绘他们：带着非法赚来的钱，到加拿大来洗钱；把钱投入空置的公寓投机；买张公民身份，不交税又享受加拿大社会服务；推倒市内的旧房大肆装修…… 这些故事很多往往来自地产经纪。比如，《国家邮报》曾经报道“温哥华地产经纪Sarina Han知道，她掛牌代理的Westside富豪区一间250万元房屋，最终会落入中国买家手中，其后被推倒重建一座豪宅。” 富二代的报道以偏盖全海外媒体也热衷于报道温哥华一批被宠坏了的富二代。《纽约时报》指温哥华到处都是暴富的年轻人，女的背爱玛仕柏金包，男的开蓝博基尼，大都是中国贪官的子女。面对这些报道，劳里尔学会和SUCESS等机构却始终保持沉默。卑诗大学移民教授Henry Yu说：“沉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Cindy Liu和丈夫David Li在他们温哥华的房子后院沏茶。中国移民也了解本地人对富二代的蔑视和对贪官的怀疑，这已经成为本地中国移民的一个痛点。但是他们认为富二代只是一小摄人，不能以偏盖全。 Eileen Yu在中国是大学教授，丈夫留在中国做软件生意，她说：“只有一小部分孩子是那样，因为这些孩子的家人都在中国。” 她说，多数中国孩子与她的孩子一样。 Eileen Yu住在Dunbar区，三个孩子分别就读Queen Elizabeth小学、Lord Byng中学和Simon Fraser大学。读大学的儿子门门课拿A，还做很多义工，探访老人院、献血、为佛教慈济基金会筹款。她认为，富二代的负面报道，掩盖了大批孩子聪明、刻苦好学的事实。这些孩子有的已经能管理父母的投资，当他们迈入职场，将成为这个城市的资产。至于温哥华的房价，接受采访的中国移民也听到看到各种关于外资冲击的报道。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来的资金不是房价上涨的唯一因素。 Lao Wu说，有很多因素，中国人显得更突出。温哥华的房价确实高，但是房价高是全球普遍的问题。至于空置屋，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温哥华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中国赚钱。至于推倒房屋，那是市政府对装修设了太多条条框框。但是他们也想问一句，为什么加拿大人卖了房子，拿到更多的钱，多到他们从来都想象不到的钱，然后又开始埋怨新移民。 Sherry Qin说：“我知道一个妇人，她的房子19年前以40万元买下，现在卖了200多万。她很开心。” 对于卑诗省的15%新税，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Sherry Qin说，这里应该保留自由市场。Anita He说，这是在告诉所有中国人，“我们不欢迎你。” Alan Yu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打击房地产投机，希望可以让房价下跌。这些政府规管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新鲜事，因为中国的大城市也对外地人实施限购令。令中国新移民不解的还有，为何加拿大人不满富人们搬来这里，而政府又想要吸引有钱人来加拿大。 Cindy Liu在温哥华自家后院收割成熟的甜豆。关于钱和税的敏感问题 Anita He与她的三个孩子住在列治文Terra Nova区的一间独立屋，2013年买下时花了160万元。她说，听到有人逃税感到不满，她说自己在加拿大和中国的投资都交税。 “应该交税。我的孩子在这里，他们很安全，很满足。很多人不交税，很自私。” Anita He移民来加是因为担心中国的环境污染。她的前夫还在中国云南，开一间印刷和林业公司，也在中国交税，并寄钱给她。 48岁的Anita专心带孩子，空闲时参加唱歌班和学琴。 Anita He在列治文的家中弹奏古琴。如何把中国赚的钱带到加拿大是一件头痛的事。规定是每人每年带出境的钱不能超过5万美元，很多人只能想迂回的办法。 Anita He说，一部分钱是从香港转过来的。她有香港的居留身份，因为以前在国内生二胎要被罚。 David Li说，还可以通过一间同时在中国和美国运营的公司转移资金。很多人说，他们是把钱一点点转过来，在5万元限额内，通过自己和亲友的账户。这些钱已经足够他们在这里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也不是超级富豪。两难选择接受采访的中国移民，一半是技术移民，一半是投资移民。那些教育程度高的专业人士，往往被视为理想的移民对象，现在看来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致富的机会。 Lao Wu在拿到加拿大公民后仍然两地来回跑。他在1996年作为技术移民抵加，之后又回北京做防弹衣进口生意，一呆就是10年，赚了足够的钱后，就在Maple Ridge买了第二套房子。他的第一套房子在Coquitlam。现在他正在考地产经纪牌照。他还打算开一个中国版的家谱网（ancestry.com），也想着养宠物，种花，甚至在自己的农场经营一个露营地。 Alan Yu住在卑诗大学新建的公寓楼内。他原本在上海是杜邦和3M之类外企的东亚部销售经理，也开过公司。他的妻子Alinda Xu做药物销售。夫妇俩于2008年移民到温哥华，是属于技术移民。 40岁的Alan Yu说，在移民最开始的三年，他在温哥华一间小公司Kin's Farm Market做店铺经理，收入远不及在上海一间外企的年薪10万美元，但是每天也能过得忙忙碌碌。有趣的是，这正是很多移民想要的。他遇到过一个开法拉利的中国男子，询问他到店里打工的最低工资，并称只是想找点事做，Alan Yu就聘请了这名男子，结果他只干了几周就走了。 Alan Yu和他的双胞胎女儿。 2011年，Alan Yu和妻子又回到上海，他的说法是，因为自己有责任把公司经营下去，要对公司的员工负责。但是去年，他和妻子决定孩子的教育更重要，于是妻子留在上海继续开公司，自己带着双胞胎女儿回到温哥华。他说：“卑诗的教育制度与上海不同。这里开发孩子的创造性思维。” 他们2011年在Marpole区买的房子现在已经出租。他又在UBC买了间新公寓，这幢楼里有90%的住户都是中文名字。他说，住这里是为了保证孩子能读Kerrisdale区的Maple Grove小学。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专心照料孩子，日子过得挺忙碌。他要学英文，参加温哥华教育局的家长辅导课程，每天花5个小时在学校做义工，比如帮助整理图书馆的书籍。其他时间，他会带女儿去上钢琴课，游泳课，溜冰课，以及课外英文辅导班。周末，他会见见其他的中国家长，或者去当地的教会。 Anita He在列治文的家中。这些接受采访的人都对自己有机会在加拿大定居心存感激。但是他们也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 -- 事业、继续在中国赚大钱的机会，以及一种归属感。即使在这里交的税不多，他们在中国工作的丈夫或妻子已经在中国交税，所以他们也做出了牺牲，而加拿大最终会因为他们的到来受惠。他们放弃了国内的一切，他们认为确实为这个国家付出了。 “我们自己花钱送孩子来这里，这些孩子以后会给加拿大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