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就像越来越地道的中餐一样，加拿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多到大部分的消费场所都有中文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同胞在多伦多，身份却是很容易分辨的。在大学里见到一个华人面孔，通过英文和朋友圈就基本可以分辨他或她是CBC，新移民二代，或者留学生。 　　CBC=香蕉人？ 　　我这一代80后或者90后的CBC同学已经不能说完全来自于香港或福建的老移民家庭了，他们可能是老移民的第三代甚至四代。但这些CBC们依旧是有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记得Grade 12有一篇文章就是写关于香蕉人的――“yellow outside，white inside”。他们为了融入当地的环境更愿意接受自己是Canadian的思想和内心，而把黄皮肤看作是硬伤。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们可能听得懂部分粤语或国语，但基本说不出，或者装作不懂。 　　他们大部分不是太爱跟留学生在一起玩，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甚至语言上都格格不入。如果你看到一个华人面孔的同学，说着贼溜的英语，和白人或者黑人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极有可能就是个CBC同学了。 　　移民二代 　　新移民二代――我定义为那些在中学前跟随父母移民来到加拿大的同学。他们能说流利的国语，甚至带着家乡口音，而他们也能说一口很地道的英文。然而这种新移民二代完全被分成两个部分：投资移民二代和技术移民二代。这是一个相对明显的界限，差别无非来自于家庭条件。投资移民二代在上大学的时候多数已经是自己开车了，但是不会太奢侈高调。穿着有讲究，有些许条件，不拒绝留学生，甚至喜欢和留学生交往。 　　技术移民二代应该就是书呆子最多的群体了，更准确的说法是学霸。受父母的影响和教育管制，他们通常衣着朴素，自食其力，周末和假期都会打工。我接触到的多数技术移民家庭，父母有技术的那一方都是老师甚至英语老师。他们通常很爱学习，是那种Group work分到一组，有人掉链子，也愿意独当一面，但还相当有素质的加上这个组员的名字再交作业。 　　留学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国内人的眼里，留学生就是开着豪车、带着名表，混迹各种奢侈品名牌店和繁华夜店的“游学生”。我不想反驳国内人的偏见，但至少在我的圈子里，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多。 　　留学生的圈子，鱼龙混杂，我觉得能细分的种类就太多了。但此刻我不想老生常谈，不分住condo还是basement，不分开豪车还是等公交。因为我这一代，除了少数家里凑钱出国留学的孩子，大部分能出来留学的孩子条件都不差。今天我想分成两种：很明确自己要什么的，跟浑浑噩噩混吃等毕业的。 　　目标明确的留学生 　　有一好友Y，晚我出国4年，也是被中介坑去了小镇上。去上了一个连她所申请的专业都没有的University，无限期的读语言和研究生预科课程。 　　在开始的一两年中，我们还在抱怨被中介坑了，进而浑浑噩噩过日子时，Y果断并且明智的在一个学期之后drop，取消了所有的课程后退款。从小镇单枪匹马来到了多伦多，稍作了解之后，评估了自己的语言条件，果断放弃继续读研究生，而是申请了college读律师助理。 　　在我们还跟异地恋人苦苦相爱相杀的时候，她坚决的跟国内门当户对的男朋友分手――“姐不愿回国，君不愿来加，我们便好聚好散吧”。 　　最后，她找到了更加合适的男朋友，陪伴她读完书，找到工作，移民，在最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看起来非常和谐美满。 　　这样性格和能力的留学生，我相信她在任何地方，都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比如，在她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年，房价刚有起色，就撺掇家里支持了首付，在多伦多买了房。并不是因为家里条件有多好，而是她确定这里就是她想要生活的地方，不想租房漂泊。 　　俗话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从她身上，我学到――“清楚自己要什么的女孩，想要的自然会来”。 　　我就不多分析留学生的反面教材了，毕竟此文本意是想在寒冬，给大家送上一碗暖暖的、充满正能量的鸡汤。 　　时代在变，观念和条件都在变。但CBC还是有点想撇清华人的团体;移民二代仗着自己标准的双语优势在华人圈和本地人圈中游刃有余;大部分的留学生无论条件如何，都在各凭本事为了越来越难的身份努力挣扎着。 　　无论是什么身份来到加拿大，如何留下来亦或者捞一笔回国，我们都该时刻明确，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作者：林忆梦)

　　居住在魁省满地可的一名亚裔女子移民加拿大8年，但一直未有入籍。她因为贩卖大麻被判入狱，移民及难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的移民法庭经聆讯后，决定将她递解出境。当事人提出上诉，上诉庭以法例规定刑事犯罪入狱超过6个月没有权提出上诉，将申请驳回。 　　法庭文件披露，33岁的当事人在2003年取得加国永久居民身分。她在2011年被控串谋贩卖大麻和贩卖大麻两项罪名成立，被判有条件服刑2年少1日。移民法庭（Immigration Division）在2015年召开入境资格聆讯（Admissibility Hearing），并即日签发递解令（Removal Order）。 　　当事人向移民上诉庭（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提出上诉，但上诉庭以移民及难民法案第64条法例规定，如果是因为被判入狱6个月或以上的严重罪行，被裁定不能留在加拿大（Inadmissible）而发出的递解令，当事人无权提出上诉。除非当事人提出第64条法例不适用的理据。 　　有条件服刑是否入狱惹争议 　　当事人的代表律师向移民上诉庭表示，移民上诉庭应该受理上诉。原因是在一名越裔移民的官司（Thanh Tam Tran）中，联邦法院和联邦上诉庭对于有条件服刑超过6个月，是否等于入狱超过6个月有不同的定论。该宗案件已经在2015年底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因此移民上诉庭应该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然后才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提出的上诉申请。 　　移民上诉庭指出这宗官司的争拗是有条件服刑，是否相当于法案中入狱的定义。其次是当事人是否有权提出上诉。 　　上诉庭认为有条件服刑2年少1日是入狱。因而当事人没有权提出上诉。移民及难民法案虽然维护永久居民被下令递解时有上诉的权利，但法案也对上诉有严格的规定。永久居民如果是触犯严重罪行或其他原因而被裁定不能留在加拿大是无权上诉。严重罪行是指入狱6个月或以上。 　　移民上诉庭指出，虽然联邦上诉庭认为移民上诉庭应该就新理据及情况作弹性处理，但当事人的律师只提及联邦上诉庭对上述案件的判决，却未有提出新的理据和情况。因此依法例规定， 移民上诉庭无权聆讯这宗上诉个案，只能别无选择驳回上诉申请。

       作者星河：有人说温哥华的华人移民、留学生在异乡过得苦，也有人说那是矫情。在此不想多评说什么，只想把一些笔者看到的、听说的讲一讲。        岁月如梭，转眼已经是2017年，坐天车经过Edmond车站时，看着没有什么大变化的老车站很有感触。十几年前，第一次登陆温哥华时短暂住在该车站附近的家庭旅馆，从这里出发乘天车、公交游览了很多景点。有一天在家庭旅馆附近转悠时，看见一个华人肩扛一袋米往旅馆方向走，对我们说“你们住在某某地点的房子吧”，我还奇怪他怎么知道，对方回答“这一片的中国人都住那里”。       那个家庭旅馆的确住了很多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群居。管事房东不是房主，主人在香港居住，夫妻俩带个女儿租住在这里，打苦力工的同时，帮房主管理租户挣另一份钱。每个房间都住着不同的人，和我们同层是两个女留学生，除了上课都宅在自己小房间里。一个学生几乎每顿都吃方便面，另一个会做点食物，焖锅米饭、熬锅肉汤，能吃好几天。         还有一些华人住在地下室，偶尔听到小孩的哭声。户外露台上晾满衣服、裤子，真的是晾不是晒，因为那时是温哥华雨季，几乎见不到太阳，不知道潮乎乎的衣服什么时候能干。管事房东有次周末拉我们去唐人街买食物，说那里价格最便宜，一个装修破旧的店，商品摆得满地都是，跟国内县城的小店一样。        首次登陆温哥华让我对此地印象不佳，天气阴沉，华人在那里的生活无聊、穷酸，不是原来想象的样子。回国后感觉北京的生活方式大气热闹，本不想再来温哥华，但后来女儿意外来到腹中，为了下一代，也为了给自己换个环境，最终决定还是返回加拿大。         先是短住列治文的一处家庭旅馆，房东买的是一个老房子。第一层租给另一家人，第二层三个小房间分别租给三个房客，房东夫妻带着两个幼子住在一个稍大房间内，不明白他们怎么住得下。房里的家俱简朴过时，跟北京的时尚家俱完全没法比，看来越是老移民生活过得越老土。房东一家幸亏刚来时买了这幢房子，有个主要经济来源，男主人找工作不顺畅，虽然有博士学位，每日只是负责接接机打打杂，看电脑找工作。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十年前的华人移民生活见闻，如今肯定有不同之处。虽然仍有群居家庭旅馆存在，一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华人只有蜗居在那里，或简陋公寓里，但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财大气粗的新移民到来。他们一到此地，或者还没到此地，就购买了大房子，家俱豪华时尚，与此配套的是豪车和奢侈品。         温哥华似乎成了这些富有新移民的天堂，但也有不如意之处。比如他们不明白，自己花着自己的钱，寻找更好的生活，怎么别人就看不顺眼。本地西人看不惯他们，甚至歧视他们，老华人移民也对他们的土豪生活方式嗤之以鼻，对他们有炒高房价的嫌疑耿耿于怀。华人新移民成了炫富、素质低的代名词。有些靠在国内辛苦打拼赚得财富的新移民，本来想在加拿大给个人和孩子更好未来，却劈头盖脸迎来各种各样的看不惯和嘲讽，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苦。        这些新移民的另一种苦是适应异乡的尴尬，很多人语言不通，往日熟悉的文化氛围不在。有次在一处公园碰到开着豪车的华人夫妻俩，一脸落寞。知道我们是华人，很开心地聊起天，临走还给陌生的我们留下电话号码。他们说日子过得无聊，除了到处看看风景、运动一下没别的事做。              众所周知，许多华人新移民来加拿大并不工作，有的是找不到合适专业工作，有的是在国内有生意，钱挣得够够的，不需要在此工作。想在异乡投资、办公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华人移民不敢冒险。人还未老却提前退了休，这样的平淡日子的确也是一种苦，还是外人觉得矫情的苦。       再说说留学生，小小年纪的华人孩子到加拿大留学的越来越多了，很多人住在寄宿家庭里。一方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有寄人篱下的自卑。当他们风里来雨里去需要搭公车上学时，当他们遇到学校、社会上的难处无亲人相助时，会觉得自己是个没妈疼没爸爱的孩子。一位朋友曾讲述她亲历的一件中国留学生心酸事：        朋友有次在剧院门口看到三个中国留学生冷雨寒风里求助，说被人抢劫了，但英文不好求助他人报警。三个孩子冷得战战兢兢，身上仅穿着单衣，袜子，很可怜的样子。朋友细问才知，其中两人的衣服、背包、手机和钱包全被抢走，只剩下一个孩子有手机。劫犯是另一伙本地高中生，没有凶器，徒手抢的。朋友帮中国小留学生们打了911，然后让学生原地等警察来。后来看完剧出来，还看见这几个孩子在周围晃，估计跑的劫犯很难抓到，因为孩子们特征描述并不明显。      朋友感叹自己当年也是留学出身，生活要独立的同时也需要顾好学业。但如今这些小留学生年纪小，只有15、16岁左右，认为家长送孩子出国之前，还是应该慎重考虑子女年龄和有没有足够自理生活的能力。            这样看来，很多中国小留学生在加拿大过得有时是苦，但华人在异乡各种各样的苦，的确是自找苦吃，你不到海外来生活，孤独无助、对生活的不适应、在异乡从零开始的机率应该会少很多。从此层面来讲，说自己苦有矫情的成分。既然有勇气迈出国门，就要有胆量应付不一样的挑战，让困难磨炼自己，而不是打败自己。       让人欣喜的是，身边很多老移民，老留学生通过自身奋斗、打拼，逐渐融入异乡，有了比初来乍到时更好的生活，不过难以摆脱的是思乡之苦，与年迈父母分离之苦。到了这时只有安慰自己，苦也许和累一样，人类无法逃离，是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而那些新移民，只有尽快真诚融入异乡，享受的同时也要付出，做一个令人尊重的华人移民。大小留学生们，要更加懂得依靠自己，留学不仅是从书本上学知识，更多的是从生活中长本领，让苦成为将来甜的必经之路。

　　这个周一中午12:45，我终于修补完了所有目前能修补的牙――还剩下三颗智齿，大夫不给补，她说补起来难度太大，也没有意义，白花钱，不如等我做好思想准备后直接拔了。虽然还剩三颗遗留问题，不过历时四个月的牙齿战役算告于段落。 　　追溯起来，从小就牙齿不好。小学时体检时，体检表上每年在牙齿的项目中都有几个“+”，大夫总说，有龋齿，让家长带着去补牙。可我们从来没去过。第一次补牙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也不是为了补龋齿，是由于吃东西不慎，一颗牙齿被崩坏了。十多年前，北京忽然有了很多私人牙医诊所。当不用去医院挂号排队成为现实后，我开始补牙。陆陆续续补了几次，最后一次是给一颗龋坏太严重的牙做了金属嵌体。补牙不积极一方面是因为对牙齿健康认识不够，另外主要是因为我比较敏感，所以几次补牙大夫都很痛苦，真的是比我痛苦多了。做嵌体那次，年轻的女大夫后来都快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她安慰我和她自己时说：是有点太费事儿了，不过这个金属嵌体装上后，这颗牙齿永远也不会再坏!   　　谁知道“永远有多远”?被安慰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去年，确切地说是去年十二月圣诞假期间，嵌体脱落了!当时全家正在波多黎各的老广场上吃中午饭，忽然我觉得若有所失，体会了一分钟，明白了，装嵌体的牙齿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镶嵌的嵌体掉了。习惯性地低头看地面，本次度假的赞助人――我姐姐问我找什么呢，我说：“找牙。”颇符合“满地找牙”这个俗语。找是找不到了。再说，找到了也没法装进去啊。于是只好带着这个巨大的牙洞度过了美好的加勒比海旅行。   　　回来后是新年，大家都休息。熬到了上班，去看牙医。大夫从台湾来，很体谅人。她说这套治疗很贵，如果我近期能回国，最好在国内治疗，费用肯定比这边便宜。回国治疗是便宜，不过万一再有后续问题呢?复诊或者返工就比较麻烦。而且不是一次能完成的，需要三四周的时间，而我很难回去住那么久。决定还是在本地治疗吧。 　　大夫手艺真是不错，耐心绝佳，每次在我敏感发作时都安慰、鼓励，也想了很多办法避免引发我的不适。根管治疗后，一般是补牙，再装冠。她说反正要装冠，牙齿不一定要用补牙的材料补，便用些硬质的药物帮我填上，然后装冠。这样她虽然做了补牙的“动作”，可却没有收补牙的费用，因为不是真正意义的补牙。想想也觉得很有趣――诊所就是大夫的，大夫其实是想尽办法减少了自己收入。 　　在第一颗牙齿终于治疗完毕后，我已经非常信赖大夫了。打算把剩下的龋齿补了――对我们的移民生活来说，这是个里程碑式的决心――能如此坦然地接纳牙齿治疗，表明我们的移民生活又跨进一步。对这一点，想必看过牙的群众都能理解。 　　补牙有多贵?常规的补牙是两三百一颗，我这个根管治疗全部下来差不多两千块。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手边的本周区报上的广告摘录几项说：红葡萄2.69块每磅，冻鸡0.99块每磅，2升可乐五瓶五块， BBQ立式煤气烤炉199块，汽油驱动的割草机279块， 16GB的IPAD是499块，1克拉的钻戒是1499块，55寸LG的LED电视是700块，厨房全套电器更新(双门冰箱、洗碗机、电灶、烤箱、抽油烟机)3000块等等。比较了之后发现，嘴巴里新装的那颗小小的牙齿是10个BBQ烤炉、一个冰箱加上一个洗碗机、四个IPAD或者一个大钻戒啊! 　　即使下了决心，想补牙也不是说补就补的。大夫要先检查，还要洗牙。不洗是不给补的。洗牙两百块。常规半年洗牙一次，对我们这种从来没有洗过牙的病人，本地出生长大的洗牙师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如果她知道国内的生活节奏、工作强度，大概能理解我为何没有功夫洗牙了，更别说还有口腔敏感的毛病。 　　检查之后，前台开列出多少颗牙齿要补的预算单。九颗牙齿，估计是两千多，最少要去三次诊所。第一次补牙时，大夫发现一颗智齿坏得厉害，坚持要拔除。她认为很难补，白花钱。她的循循善诱、拔牙不疼的保证终于让我这个胆小的病人就范。确实，拔牙不疼，但拔完了疼，还要吃消炎药。拔了第一颗智齿后，疼了两个星期。说什么我也没有勇气继续拔除智齿了，所以才有本文开始的结果――大夫在补完其他牙后，要等着给我拔智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经历了漫长的补牙后，又多了几大收获。最直接的是注重牙齿保健。如今一日三餐后，只要在家，我都会执行一套繁复的清洗工作――刷牙、用牙线、用水牙线冲洗牙齿、最后是用抗菌漱口水漱口。第二个收获是，三餐间不吃任何食物、杜绝零食。几周下来，体重明显减轻。真是意外之喜啊。第三个收获虽然有点黑色幽默，却非常真实――对本地物价普遍接受。先前购物时，有时难免还会心中计算汇率，或者考虑“值不值这么多钱”。现在觉得什么价格都可以接受，再贵也贵不过一颗牙齿，对吧?典型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父母第一次来温哥华住了两个月。送别父母，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又开始下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朵朵姿态完美地飘落在前档玻璃上，却似砸在我心尖儿上，阵阵的凉意沁入我心。收音机里全是应景的传递欢乐的圣诞歌曲，可我此刻全然体会不到雪花和音乐搭配的唯美节日氛围，一个人在车里，泪意忽然就上来了。我这是怎么了？我不是已经有点烦了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吗？   　　我妈会在每天一早起来就开始在厨房里忙活，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吵得想睡懒觉的我无法如愿，而我已经习惯了5分钟内煎鸡蛋和培根或煮个牛奶燕麦粥来打发自己和女儿。在父母临回国前几天，女儿央求我学做我妈的几样拿手菜，她已经有些小伤感了，她怕我父母回国后，短期内吃不上那些只有我妈会给她做的美味了。其实，不过就是早餐的鸡蛋饼和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荤菜时的一碗蒸蛋。我鼓励女儿直接跟恩娘学(外婆的上海乡下方言叫法），我爸也从旁撺掇她：“你妈象你那么大的时候，已经会在煤球炉子上煮饭了哦，这么简单的菜，你肯定一学就会了。”10岁的女儿顿时信心满满爆棚的样子，当天晚上就上手学做蒸蛋，借着蒸蛋成功的劲头，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昨晚和我妈约定的学习做鸡蛋饼。   　　我妈没怎么上过学，所以她的娱乐活动很少，父母在温哥华的日子里，我总让女儿把电视机让给我妈看，因为其他人都可以人手一个手机或IPAD，但她不会玩这些现代科技的玩意儿。我住的公寓本来地方就不大，我妈看电视，其实我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干自己的事情，就只能跟着她一起看电视。我妈爱看《舌尖上的中国》，记得有一集，主持人略煽情的说：每家每户，都有自己家传承的几样拿手菜。我当时心里嘀咕：我怎么不觉得我家有什么传承的拿手菜？不知道女儿学会的鸡蛋饼和碗蒸蛋，在她长大后，会不会觉得也是一种家族的传承呢？ 　　两个月来，带父母去了周边很多自然公园，除了一开始他们还略兴奋和新奇，后来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我个人是很爱跑去大自然里去，女儿也是，可能父母年纪大了、脚力不行吧。而且对于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我妈来说：看来看去就是这些荒凉的野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所以，有一日，带他们从外面回来，我不由得在微信里感慨：带父母玩比带孩子玩要难，因为我们都是从襁褓到童年到少年慢慢长大的，我们还能回想得起来自己小时候爱干什么，可我们从未老过，所以，我们总是在按自己的喜好去带父母玩，然而，这些或许真的不是他们喜欢的。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细心和耐心的女儿，因此不擅揣摩父母的喜好。在带他们外食这点上，我也很失败。我热爱温哥华所有的美食，觉得温哥华 简直是世界级别的美食天堂。可我父母的肠胃六七十年来似乎只适应自己家乡的口味，所以，无论是风景如画的海边西餐厅，还是列治文的各地美食，他们能接受的实在很少。当他们外面吃完了还抱怨又贵又不好吃时，我免不了有点不满：你们怎么那么难讨好呢？我费尽心思的想带你们吃好吃的，还嫌这嫌那的，不领情。再后来，我就不再勉强带他们去一家家风格迥异的餐厅了，只是每周带他们逛超市采买食材，然后让我妈按自己的喜好在家里做饭。 　　我妈对温哥华的正面评价真的不多，但是她对咱们超市卖的各类食材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论是肉类、海产类还是蔬菜水果类，除了价格略贵，其他的无可挑剔。在她心里，食材的质量可以弥补了价格贵的缺点，所以她很爱逛超市，还每每发掘一些国内没有的海产回来尝鲜。我爸则爱在超市和餐厅收罗一些免费的华文报纸拿回家看，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脱离了国内媒体的视角，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吧。虽然他也有微信，不过我感觉真的是年龄不饶人，当年万里挑一考入大学的他，在很多方面已经跟不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了。偶尔， 他在用他的价值观教导我女儿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和他呛几句，呛完了又特别后悔，总觉得我伤了他的自尊心了。 　　送走父母，回到家，看着父母离开后空空如也的客厅和次卧，忽然想：等我自己老去，我会以什么样的模式和从小在温哥华长大的女儿相处？移民一代和移民二代，在思想观念上会不会有更多的冲突？一如现在久居海外的我和从不曾远离家乡生活过的父母。女儿会不会体谅得到，为了她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远离故土却始终不能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我？一如我曾自傲地觉得父母是因我而有机会出国长见识，而在送他们离去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他们忍受这10多个小时的疲惫飞行，带着对一路未知的恐惧漂洋过海来异国，不过只想看看女儿过的好不好，以抚慰他们一直以来牵挂着只身在海外生活女儿的那颗"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通过假结婚获得身份后，华人刘女士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重新结婚、生了孩子。谁知就在她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先前的假结婚东窗事发，让她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据联邦法院公布的信息，现年33岁的刘女士于2004年2月来加拿大留学，在2006年以3万元的代价，通过中介找到一个加拿大人假结婚，并在“丈夫”的担保下申请了移民。 　　2007年9月，刘女士拿到了移民身份。三年后也就是2010年，她同那名加拿大人办理了离婚，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2012年4月，刘女士再度结婚(这次是真的)，并在婚后生了两个孩子。   　　然而，边境局(CBSA)一直怀疑她的婚姻有假，且没有放弃调查。2013年3月和5月，刘女士两次被移民与难民委员会(IRBC)传召，就她的第一次婚姻做出解释。尽管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先前的婚姻是真实的，但是并没有获得IRBC的相信，后者向她发出驱逐令(Exclusion order)。   　　刘女士向移民上诉部(IAD)提出了上诉，这次她承认了承认了第一次婚姻做假，并说从假婚到否认都是律师的安排。该律师因多次严重违规，现已失去执照。 　　在上诉环节，刘女士一再强调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不能离开孩子。她的悔过，以及出于对孩子的同情，令上诉官裁定，她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 　　然而，移民部对裁决很不满，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法院。移民部的代表表示，刘女士通过造假的手段获得身份，却没有受到惩罚，这会鼓励更多的人在申请时说谎，而且也对守法的申请者不公。 　　联邦法官表示，刘女士当时有4年的学生签证，完全可以合法留在加拿大，可是她却在学签还有2年有效期的时候选择了假结婚。这种故意作假拿身份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IAD在判决时将孩子的利益看得太重，忽略了其它因素。 　　最终，法院判决移民部胜诉，这意味着刘女士可能需要离开丈夫和孩子，一个人回到中国了。  

　　入乡随俗 华裔用心过圣诞 　　新移民和年轻一代对于圣诞节的热衷，有助华侨华人与当地居民增进了解的窗口，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图为两个女孩和一个孩子23日在纽约布碌仑戴克高地圣诞灯前自拍。 　　又到一年圣诞节，虽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但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家庭开始入乡随俗，借助这个西方最重要的节日，积极融入当地文化，打开了华侨华人与当地居民增进了解的窗口。此外，新移民民和年轻一代对于圣诞节的热衷，也悄悄改变着老一辈华人的态度。   　　 用心设计圣诞灯饰获赞   　　“感觉和邻居距离一下近了不少” 　　圣诞节来临，美国华人罗焕一家已整装待发。家住加州旧金山湾区费利蒙市的他们将前往克利夫兰，现场观赏NBA骑士队与勇士队的“圣诞大战”。 　　每年圣诞节期间，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和NBA(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都会安排“圣诞大战”，“看比赛过圣诞”成了很多美国家庭的传统。罗焕介绍，“今年‘圣诞大战’的重头戏就是‘勇士’对阵‘骑士’。比赛虽在客场进行，家人还是一致决定前往支持”。 　　作为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的一员，罗焕早就把家人培养为“家乡”球队勇士队的铁杆拥趸。她希望能亲眼见证球队的胜利，“这个圣诞节一定会成为大家终生难忘的记忆”。 　　圣诞节虽不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但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家庭开始入乡随俗。 　黄曌和丈夫即将迎来移民美国后的第二个圣诞节。早在两周之前，她就为家里的圣诞装饰忙活开了。 　　“如果说第一年只是走形式、凑热闹，今年的圣诞筹备可真是‘走心’了。”黄曌介绍说，她细心观察过美国邻居家的布置，发现美国人非常注意细节，“大到彩灯、小到餐具，全都做成了圣诞主题。” 　　于是，黄曌在装饰时格外用心。由她设计的一套彩灯造型尤其精美，引得邻居纷纷前来参观。 　　“感觉和邻居间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不少。”黄曌坦言，她收获的不仅是称赞，更重要的是与此前交流不多的邻居熟络起来。 　　她认为，入乡随俗庆祝圣诞节，打开了华侨华人与当地居民增进了解的窗口，是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表现。 　　新移民和年轻一代对于圣诞节的热衷，也悄悄改变着老一辈华人的态度。 　　加拿大卡尔加里华人文化社副会长李阳，几十年来从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直到不久前，今年初刚移民加拿大的侄子一家说要和他一起过圣诞，李阳才买来了人生第一棵圣诞树。 　　令李阳诧异的是，就在圣诞树运来的同一天，一位与他相识十余年、同样不过圣诞节的老邻居，竟然也开车从市场拉回了圣诞树。原来邻居的儿子要带刚刚迎娶的加拿大妻子来此过节，于是，老邻居终于“入乡随俗”。 　　李阳说：“能把不同年龄、不同族裔的人们联系到一起，这样的圣诞节也挺好。” 　　受几天前柏林一处圣诞集市发生袭击案的影响，德国不少集市一度关闭，事态平息后才陆续开启。这一突发事件并未影响刘青青的例行集市之行。在柏林波茨坦广场圣诞集市重新开放当天，刘青青就和朋友相约前往。“喝着圣诞热红酒、吃着德国烤肠、互致节日问候，感觉袭击案的阴霾散去不少。” 　　在刘青青看来，越是特殊时刻，越能体现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的决心。“不是缩在家里，而是和德国本地人一起走上街头，以积极态度回应袭击行为。”刘青青表示，这能让更多德国人意识到，华人并不是过客，而是当地社会的一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星期二（12月27日）对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律师提起诉讼，指控他欺诈希望移民到美国的中国投资者。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这位名叫弗朗西斯科（Emilio Francisco）的律师总共从中国投资者手中得到7200万美元资金。   　　声明说，弗朗西斯科和他的“PDC资本”（PDC Capital）公司把资金从一个项目挪到另一个项目，并直接窃取至少960万美元，用于他本人的生意以及维持他个人的奢华生活。 　　美国的EB-5移民投资计划允许外国人对能够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某些项目进行投资，同时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权。

　　温哥华港湾（Bcbay.com）宸羽综合报道：一名香港女子嫁给加拿大人后，丈夫担保她移民。移民部处理这类移民的速度慢，她等了近4年，还没办成移民。更不幸的是，丈夫突然离世使她的移民申请自动作废。 　　据法庭文件指出，女申请人黄锦花(Kam Fa Wong，译音)是香港人，于2008年进入加拿大，与加拿大公民钱智恒(Chi Heng Anthony Chin，译音)认识，于2009年9月同居，在2010年3月结婚。   　　半年后，钱担保黄移民加拿大，两人一直没有孩子。但钱先生于2014年9月去世，随后她要求将配偶团聚移民申请，转换为人道移民申请。   　　黄女士婚后当家庭主妇，一直没有工签，不能在加拿大工作。钱先生负责挣钱养家。移民部处理境内配偶移民的速度很慢，大约4年过去了，黄还没拿到移民签证。 　　她和已故丈夫都希望能永久居住在加国。黄女士的丈夫被埋葬在多伦多，她希望未来能继续赴墓地探望，她在加拿大有很多朋友愿意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帮助她，而且黄女士确信她一旦获得工作签证，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移民官拒绝黄女士是因为她并没有证明在加拿大建立足够联系。她于2008年到达加拿大，但每4到6个月就返回香港探望女儿。黄以前生了一个女儿，现已23岁，住在香港。她在加拿大没有工作经历、义工经验或设法提高技能，在加拿大也没有家庭关系。 　　移民官还指出，黄女士曾于1997年8月13日在香港被定罪，虽然定罪已差不多20年前，但一项犯罪纪录并不对她有利。 　　对此，黄女士的律师表示，黄在加拿大没工作是因为她有其他经济来源。钱先生生前买了寿险，他死后保险公司给黄一大笔钱。 这使黄不需提高技能与英文水平，也能维持生活。此外，犯罪纪录仅为交通犯罪，而不是刑事犯罪。 　　随后，黄女士到联邦法院上诉，要求法官推翻移民官的决定。 　　不过，联邦法官最终裁决，黄女士并没有证明一旦返回香港后，申请永久居留会有困难，无法支持申请人道豁免理由。法官同时不认为移民官举出申请人犯罪纪录不利人道申请是错误。 　　最后，法官驳回黄女士的司法复核申请，黄女士败诉。  

　在2013年7月12日，李夫妇带着他们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女儿前往一个慈善赌场玩老虎机。在看到附近一台机器空出后，李女士便迅速上前欲抢占位置。但她的动作不够快，被另外一名距这部机器更近的白人女子丽莎抢先塞进一张$20元纸币。 　　华女将赌场告上法庭 　　两人在争抢过程中发生了肢体冲突，事后赌场要求李女士离开赌场24小时，李女士非常不满，她认为自己遭到了赌场的不公平对待。据她称，和她发生争执的白人女子占了两台老虎机，此举违反了赌场规则。因此被赶出去的应该是丽莎，而不是她。   　　李认为自己是因为族裔身份，才会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认为是同为白人的保安和主管一心只想保护另一名白人女子，从而欺负了处于弱势的亚裔人士。于是以自己受到种族歧视为由，将赌场告上人权法庭。   　　监控录像还原事件过程 　　赌场视频显示，起先坐在50-12号老虎机前的是一位男士，当他显得对这部机器不再感兴趣并作势离开时，紧挨在他旁边50-11号机器前坐着的一名白人女士，立刻把兴趣转到那位男士和他身前的机器上，也不再摆弄她的50-11号老虎机。 　　而同时注意到那位男士和50-12号老虎机的人，除了那名白人女士之外，还有坐在附近一部老虎机前的李女士。她所玩的机器与50-12号机器呈直角方式，距离大概有三、四�兆笥遥�中间还有一条窄窄的通道。 　　李女士注意到该男子站起来正要离开50-12号机器，就从座位上起来往50-12号机器方位走去。由于该男子起身后站在了过道上，挡住了李女士的去路，而且与白人女子相比，李女士原本就距离50-12号机器较远，白人女子已经完成了塞钱的动作。 　　白人女子站在这台老虎机前挥手，示意李女士这台机器已经被占，但李女士也做了一个挥舞的动作表示自己还是要用这台老虎机。白人女子伸出手臂阻止李女士使用或坐到这台老虎机前面，两人僵持不下，过程中发生了轻微的肢体冲突，而李女士后来坚持坐在50-12号老虎机前。 　　白人女子于是用手捂着机器的一个投币口，不让李女士投钱进去。而李女士则把充值卡插入老虎机的另外一个投币口。 　　不久，赌场的保安以及经理先后来到现场。赌场经理库克(Lynn Cook)了解情况之后，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尽快解决争端，让冲突双方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接触，也为了对挑事者有一定的惩戒，她认定李女士是挑事之人，并通过翻译要求李女士、李女士的丈夫以及女儿，一同离开赌场24小时。 　　对于赌场方面的这一决定，安省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莫尔(David Muir)予以支持，而且他也不认为赌场在做这样的决定时，牵扯到种族歧视方面的因素，纯粹只是就事论事。 　　法官判决 　　法官认为，在这起案件中，他的角色并非要判定谁是攻击者，而是要判定赌场对李女士的行为是否由于李女士的种族等原因，而让她受到歧视或不恰当的对待。 　　但据赌场主管就其决定所作出的解释，法官发现并没有证据证明该决定涉及歧视。 　　也许，那一晚李女士在赌场里可能的确遭遇了不公对待。但是在一切都基于证据的加国司法系统中，李女士的个人证词并不足以说服一切。 　　族裔社区的诉讼当事人常常会发出受到不公平对待或歧视的抱怨。但是一些新移民是因为缺乏法律知识和熟练技能，才难以得到加国的法律体系的保护。  

根据Ipsos为Global News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为自己是一名加拿大人或者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而感到难堪(embarrassed)。 百分之三十三的受访者认为，持续走低的加元汇率毫无疑问是让他们觉得难堪的首要原因，接下来的两个原因分别是加拿大和原住民(first nations)的历史关系问题，以及加拿大过度强调的政治正确性，分别占了受访者的百分之二十七和百分之二十三。 “人们会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会通过加元的价值来判断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价值，由此一定程度上来判断作为一名加拿大人的价值，至少可以判断得出加拿大的经济水平吧。” Ipsos的公共事务首席执行官Darrell Bricker告诉记者。 很明显，现在几代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特别是谈到政治正确性的时候，有百分之二十八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人(baby boomer)认为，加拿大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性了;而仅仅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千禧年一代(millennials)持有相同的观点。 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排在让受访者感到不满的第四位。

相比较早期举家而来的移民从国内连根拔起、破釜沉舟、自断后路的勇气，近几年来，很多移民家庭选择了“一家两制”、进可攻退可守的模式。两种选择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现实，无可厚非。前者成就了一代移民加拿大奋斗的光辉历程，后者见证了国内经济崛起后的造富神话。 既然是神话，和现实版的新闻联播相比就总有让人不踏实的地方，所以各路“神仙”选择加拿大这个与世无争、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作为第二故乡安顿妻儿，自己继续在神话中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境界打拼。只是这样的家庭模式就必须把自己炼成一只候鸟，穿梭于太平洋的此岸与彼岸之间，以此来维系一个家庭的血脉亲情。 不要以为在神话中过得就一定是神仙的日子，如果还没有进阶到福布斯大神的名单当中，那这个神仙其实更多时候是只奔波的候鸟，不得不为身后的妻儿老小埋头打拼，还得隔三差五拍打着疲惫的翅膀飞跃在太平洋上空寂寞的云端。 看客们总是臆想着那些飞去飞来的“候鸟”过得是“三俗”神仙的日子：家室在外，然后灯红酒绿中珠环翠绕，有“二”拥“三”的光阴里除了精彩就是唯恐被家中远隔重洋的“No.1”踢爆真相的惊险。是不是有人总喜欢把电视剧中的剧情和舞台剧中的桥段搬到自家舞台上上演？只能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大多数时候，在燕雀栖息的视野里，看到的是一些兢兢业业，为了身后的家不辞奔波之苦的情深意重的“候鸟”。 也有人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摘，这种家庭的价值观有问题，把财富看得比亲情重要，然后再把“人家老外，人走到哪里、整个家安在哪里”的典型事迹拿来做例证，仿佛直指这些移民人性的贪婪。但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有谁能置这样一家老小的生老病患、前途命运于不顾，让一个家庭的GDP归零，然后去加拿大追梦？不是这些人重财轻情，是物质匮乏的集体记忆在一代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烙印让他们不敢轻易放弃，是一家老小重担在肩让他们无法“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般潇洒地去国离乡，就此为梦想而活。 尽管国内的生活林林总总，有诸多江湖传说中的精彩，但人在江湖的“候鸟”却有诸多身不由己的时候。没有谁能常年保持饭桌上和人推杯换盏的热情，更何况宴席散去，酒桌上的豪言壮语未必全能够一诺千金，更多时候不过随洗手间抽水马桶里几乎呕出肝胆的废弃物而烟消云散。生意场上的喧嚣背后是更深的寂寞，尤其妻儿不在身边，回到家中连口现成的热水都喝不上。有谁知道，叱咤生意场上、天南海北飞的“候鸟”，独饮寂寞时也仿佛“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只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立身训诫让他们把眼泪咽下，把对妻儿的思念之苦咽下，把生意场中摸爬滚打的不易也咽下，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起后，再廓出云淡风轻的天空，让远隔重洋的那个家尽可能地阳光朗照、风平浪静。因为“候鸟”知道，自己的压力、困苦如果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无异于海啸掀起的巨浪，哺儿育女的艰辛中已然不易的雌鸟，可以忍受岁月的煎熬却唯恐失落了雄鸟的坚强，因为那是这个家遮风挡雨的墙，一旦雌鸟信心和希望崩溃，那就意味着家里的天下大乱。所以“候鸟”们吸着雾霾、吃着各种不靠谱儿的食品还在努力供养彼岸蓝天净土下的那个家的同时，深知最重要的是保持家里的风调雨顺和安定团结。 曾经有“候鸟”非常由衷地发表感言：感谢乔布斯，感谢马化腾，感谢他们的FaceTime和QQ以及微信可以如此便捷地把远隔重洋的家用视频通讯连结在一起。有这么一位“候鸟”，每个中午在办公室中和一对小儿女视频，这个时候往往也是两个孩子准备入睡的时间。平时妈妈讲睡前故事是要讨价还价的，条件多多，还要看表现，爸爸讲却是可以满足供应。时间久了，两个孩子竟然更接受视频中爸爸的睡前故事。最后发展到妈妈去忙着收拾两个孩子玩耍后狼藉的战场，爸爸在视频中讲着睡前故事哄两个孩子睡觉。爸爸也把这一天中唯一和一双小儿女亲近的机会视若珍宝，并不断提高自己讲故事的修养，大大的办公桌台面儿上不断更新着各种童话和故事绘本，这也让一些不明就里的员工误以为老板要转轨发展文化产业了。许许多多“候鸟”便是这样以视频直播的方式参与着远隔重洋的另一半家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衣食起居、吃喝拉撒尽在播放中。没有剧本，天天重复，却日日联播。 家有儿女的“候鸟”在飞去飞来的奔波中，最不会忘记的便是儿女的嘱托，大到玩具、礼物，小到芭比娃娃身上的衣服装饰，只要是孩子吩咐的坚决保证一样都不会少。一个男人什么时候最细心、最细腻、最贴心？不是恋爱时节哄女朋友开心时，而是有了孩子以后哄孩子开心时。 在国内奔波的“候鸟”，来到温哥华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又投入各种紧张战斗，毫无保留地发扬老马“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对孩子陪伴的“欠账”以各种积极表现来弥补，上下学接送自告奋勇，平时妈妈开车力所不及的地方，候鸟爸爸都一往无前。对自己不在时，周围朋友隔三差五给予帮助的人情“欠账”也要在恨不得排满早中晚三餐的迎来送往中一一偿还。甚至，不分昼夜，国内公司电话打来，还得遥控大洋另一边生意上的辗转腾挪。 千辛万苦的“候鸟”们，在坚定不移地为家庭GDP努力拼搏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担当好一个家庭的精神领袖，把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不递减地传递到家庭的每根神经末梢。同时还要勇于承担、化解各种埋怨和矛盾。父母看不到孙儿一通埋怨，妻子的埋怨更是家常便饭，且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却兜头盖顶而来，孩子对妈妈霸权行径的投诉此起彼伏……更添乱的是社会舆论竟然也把这些“候鸟”视为异类，严厉鞑伐，还有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感情……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温哥华的“候鸟”就是怎样炼成的。飞去飞来的迁徙中，除了给自己身后的那个家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完成生物本能的对后代生存环境选择的自然使命外，他们更相信，生命的精彩在于“运动”。当然，也有人理解为“折腾”。

“去加拿大留学的同学们注意了，持有效护照和加拿大留学签证并不保证可入境。因为签证只给持有人要求入境的权利，是否准许入境，则由CBSA官员现场决定。现场决定哦~也就是说，下了飞机，你也有可能被当场遣返回国。如果出国留学被外国边检海关拦住不准入境，立即遣返，而理由又是很奇葩，这是不是会让你郁闷的要抓狂呢?! 因微信群遣返 在平常人来说，入关不过就是排队，回答几个问题，大不了超带一些东西补个税什么的。但下面两件事确实让很多同学奔溃了! 从上海来温哥华的加拿大留学生Mike，大小签都正常、近两年在加拿大学习成绩也良好。只是回了趟中国，在入境检查时却被当场撤销签证并遭遣返了!然而被遣返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微信群。 这位在温哥华当地读书的同学已在加拿大待了15个月了，自认为也是个“北美通”。在温哥华机场准备入境时Mike显得很自信。本来嘛，也没带什么违禁品，他一个小留也不可能带太多现金在身上过关。所以，Mike感觉就是潇洒走一回。 但是，在过海关时，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检查大厅检查了Mike的行李后，要求他拿出随身带的手机，然后，悲剧就发生了!Mike被要求进入"小黑屋"(单独的检查室)进一步进行检查。 进入“小黑屋”后，边境人员收走了他的手机。检查了一会之后，海关人员叫来了警察，并告诉这位同学在手机里的微信群聊中发现了疑似未成年人淫秽视频，这位同学当场被吓懵。要知道，在加拿大如果发现藏有未成年人淫秽视频是会被判重刑!在一番盘问后，Mike表示这个微信群群主不是自己，也不知是被哪位朋友拉他进去的，自己从来没有看过里面内容。 警察最后认定未构成犯罪，但CBSA人员还是坚持撤销他的加拿大留学签证，并且在温哥华机场直接遣返他回中国了! 因表情包被遣返 了上面的故事，如果你认为入境时退出几个“小黄群”自己就安全了，那你就错啦!!! 还没完!还有表情包!!! 什么?!你逗我吧，这年头没有几个表情包还怎么出来混? 对!就是表情包。你要认为这是开玩笑，下一个就是你。 去年12月，一名来加拿大滑雪的年轻人就因为这事被直接送回了中国。 Jacky喜欢滑雪，年底和老板请假特意想来加东几个著名的雪场玩玩。他从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入境时被要求拿出他随身带的电脑和手机检查。 CBSA(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接过他的手机时直接打开微信软件，在点击了几下后让他解释——为什么他的微信表情包里会收藏了"裸女跳舞"的动画表情?(晕倒，这在国内是基本款吧，更火爆的多了去了) Jacky一下就呆住了。CBSA官员同样找来机场警察! Jakcy还算机灵，打了几通电话让多伦多的朋友找了个律师来沟通。最后的结果，手机没收，人直接买下一班飞机被遣送回国了! 好心塞，诸多折腾来到北美白花钱不说，还被加拿大入境处留下不良记录。以后到加拿大留学、探亲、旅游什么的都成问题了! 海关查手机事件 加拿大海关人员还有各种直接查微信聊天记录的传闻。 1、有女生用微信聊天开玩笑和朋友说，来加拿大“捞”(有从事不良职业双关语)直接被送回中国。 2、CBSA的人把一个同学的手机相册一张张翻，通讯录里翻到个电话号码问是谁?等你告诉他了，他真打过去核实问! 3、听说一同学Final考不理想，微信和同学说了句“我好烦躁”，在被检查手机的时候，机场广东大妈翻译成“I am very worried”，CBSA的检查人员追问了她2个小时，一定要让她说出——“她到底担忧什么”(生怕她恐袭飞机呀!呵呵) 结论，如果你不希望辛辛苦苦来到北美机场还没出就被遣返，请马上动手清理掉你微信，QQ里的那些容易引发误会的聊天记录，不良表情包。

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蒙古人民军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蒙古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有蒙古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了狱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现在难以得到精准数字。这种罪恶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见不得人，不会留下详细的“历史罪证”，当时亦不允许报道和研究，历史学者目前常引用的数字是3。6万至5万左右，但研究者认为3。6万这一数字远远被低估。 　　1939年末，乔巴山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到11月，共处决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级喇嘛，3174名是中级喇嘛，13120名是低级喇嘛，摧毁797座寺庙；在1937年和1939年之间，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处决，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注：乔巴山的数字比苏联顾问的要高） 　　蒙古作为游牧社会，寺庙是少有的固定建筑，797座寺庙包含超过6000多栋古建筑，每座寺庙还是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数百年所积累下的书籍、卷册、艺术品毁灭殆尽，寺庙的金银器皿被苏联搜刮而去，仅有首都乌兰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关闭。 　　在“美丽的蒙古大地”，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党政军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弃以维吾尔字母书写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新蒙文，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歌颂与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30年代末，蒙古与苏联之间的贸易状况彻底颠倒过来，向苏联出口货物仅650万卢布，从苏联进口的产品达7500万卢布。 　　二战时蒙古对“兄弟般情谊”的苏联发起了“只求贡献不求回报”支援运动，向苏联捐助的金钱和物资远远超过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开始，向苏联捐助羊皮衣服3万件，食品600吨，现金10万美元，黄金300公斤，坦克54辆（其中有32辆T-34坦克），同时低价出售给苏联48。5万只马匹，另无偿赠送3。2万匹。 　　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苏联的面粉、玉米、盐等产品，但苏联始终为食物匮乏所困扰，为了不给“友邦”添麻烦，蒙古又发起“自给自足”运动。经过多轮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体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运动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归“国有”。多年后“纠左”，有了点通融，仅允许戈壁地区和杭爱以北地区，每个公社成员可保有50头羊。 　　蒙古不仅直接派兵参加苏军作战，还强令国民前往苏联服劳役，二战时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着8至10万军力，尽职尽责扮演好了“缓冲国”角色。斯大林两次干涉中国新疆事务时，蒙古又成为他从事国际地缘政治讹诈的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发起“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即斥责了顾忌中国抗议、畏首畏尾的乔巴山，勒令他立即向“东突”送去武器。乔巴山随后命令苏赫巴托的儿子噶尔桑率军把200支步枪、230挺机枪和6挺重机枪、2000枚手榴弹、40万发子弹送到新疆交付给叛军头领乌斯满手，由于这批武器和苏联空军的支持，中国军队平叛失利（注：乌斯满后来又归顺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和蒙古作战）。 　　连蒙古领袖“小斯大林”――乔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泽登巴尔”，老早就指示乔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苏联妻子的泽登巴尔虽受斯大林青睐，乔巴山未曾想到，赫鲁晓夫发起“反斯大林运动”，泽登巴尔立马响应莫斯科指挥棒，在蒙古发起“反乔巴山运动”。 　　苏式政治经济体制在蒙古全面确立，把母体的一切弊病全部遗传过来，蒙古长期经济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到20世纪80年代，商店里除了白酒和蜡烛，空空如也。男人们也像苏联一样，沾染上懒惰、酗酒的恶习。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二书记包尔德巴特尔说，尽管人民长期被物资匮乏的所折磨，但有3000个高干家庭像苏联特权阶层一样，可以享受特供，过着优裕的生活。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日前在安大略省万锦市加华联会上，会见华裔社区人士及媒体。对这一年来移民政策的修定，如家庭团聚、留学生、移民申请程序改变等作了更详尽的说明。 加国联邦移民部长麦家廉表示，近期改变担保移民申请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的方式，从原来的先到先办改为抽签方式，是因为先到先办的方式引起太多抱怨，认为聘请快递及移民公司抢递件先机，对其它申请人不公平，更改成抽签方式是简单及公平的作法。 麦家廉说，一万个名额以抽签方式决定才公平，聘请帮手抢递件先机不尽公平，申请人还是一样照常送件，但移民部收件时间不是考虑重点，全部申请人都将透过抽签来决定是否获得申请，没抽中者可来年再试，或是申请超级签证等其它方式。 此外对于加拿大在中国的签证申请，麦家廉说移民部未来将从在中国的五个城市，再增加七个城市设立办公室。麦家廉表示，这有助于更多中国游客、学生、劳工获得加拿大签证，他们会感到更方便，特别是可以大幅吸引中国留学生来加国，他表示：”他们年轻，受过良好教育，能说英或法语，了解加拿大，在快速通道政策下，他们身份可以获得加分，令他们更容易成功拿到永久居民身份。” 麦家廉也预计，全新的快速移民通道积分制实施后，更多留学生能够移民加拿大，估计留学生将占经济类移民的40%，甚至更多。但有人提出，新推出的打分改革鼓励留学生读大学，而不是学院，留学生大学毕业后可拿30分；在学院获得文凭后只能拿15分，还没资格获得省提名。对此，麦家廉表示：”移民部只负责发签证，省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增加大学的招生名额，我们想吸引最优秀的留学生移民加拿大，不可能每个留学生都成为永久居民，在加拿大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应获得更多分。” 此外麦家廉展望2017年，他说移民部计划缩短一些申请类别的处理时间，简化流程、网站与表格，以提高效率，他表示这也是移民系统正努力改进的项目。而明年新公民法将降低对居住期的要求，从申请入籍前的6年内住满4年缩短到5年内住满3年；新公民法还将使长者与孩子容易入籍，只有18岁至54岁需要通过入籍考试，证明英语或法文达标。与现在的规定相比，即14岁至64岁的人都须通过入籍与语言考试，政策变得更加宽松。

　　在通过假结婚获得身份后，华人刘女士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重新结婚、生了孩子。谁知就在她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先前的假结婚东窗事发，让她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据联邦法院公布的信息，现年33岁的刘女士于2004年2月来加拿大留学，在2006年以3万元的代价，通过中介找到一个加拿大人假结婚，并在“丈夫”的担保下申请了移民。 　　2007年9月，刘女士拿到了移民身份。三年后也就是2010年，她同那名加拿大人办理了离婚，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2012年4月，刘女士再度结婚(这次是真的)，并在婚后生了两个孩子。 　　然而，边境局(CBSA)一直怀疑她的婚姻有假，且没有放弃调查。2013年3月和5月，刘女士两次被移民与难民委员会(IRBC)传召，就她的第一次婚姻做出解释。尽管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先前的婚姻是真实的，但是并没有获得IRBC的相信，后者向她发出驱逐令(Exclusion order)。 　　刘女士向移民上诉部(IAD)提出了上诉，这次她承认了承认了第一次婚姻做假，并说从假婚到否认都是律师的安排。该律师因多次严重违规，现已失去执照。 　　在上诉环节，刘女士一再强调自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不能离开孩子。她的悔过，以及出于对孩子的同情，令上诉官裁定，她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 　　然而，移民部对裁决很不满，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法院。移民部的代表表示，刘女士通过造假的手段获得身份，却没有受到惩罚，这会鼓励更多的人在申请时说谎，而且也对守法的申请者不公。 　　联邦法官表示，刘女士当时有4年的学生签证，完全可以合法留在加拿大，可是她却在学签还有2年有效期的时候选择了假结婚。这种故意作假拿身份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IAD在判决时将孩子的利益看得太重，忽略了其它因素。 　　最终，法院判决移民部胜诉，这意味着刘女士可能需要离开丈夫和孩子，一个人回到中国了。

　　作者Ellen：父母第一次来温哥华住了两个月。送别父母，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又开始下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一朵朵姿态完美地飘落在前档玻璃上，却似砸在我心尖儿上，阵阵的凉意沁入我心。收音机里全是应景的传递欢乐的圣诞歌曲，可我此刻全然体会不到雪花和音乐搭配的唯美节日氛围，一个人在车里，泪意忽然就上来了。我这是怎么了？我不是已经有点烦了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吗？ 　　我妈会在每天一早起来就开始在厨房里忙活，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吵得想睡懒觉的我无法如愿，而我已经习惯了5分钟内煎鸡蛋和培根或煮个牛奶燕麦粥来打发自己和女儿。在父母临回国前几天，女儿央求我学做我妈的几样拿手菜，她已经有些小伤感了，她怕我父母回国后，短期内吃不上那些只有我妈会给她做的美味了。其实，不过就是早餐的鸡蛋饼和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荤菜时的一碗蒸蛋。我鼓励女儿直接跟恩娘学(外婆的上海乡下方言叫法），我爸也从旁撺掇她：“你妈象你那么大的时候，已经会在煤球炉子上煮饭了哦，这么简单的菜，你肯定一学就会了。”10岁的女儿顿时信心满满爆棚的样子，当天晚上就上手学做蒸蛋，借着蒸蛋成功的劲头，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昨晚和我妈约定的学习做鸡蛋饼。   　　我妈没怎么上过学，所以她的娱乐活动很少，父母在温哥华的日子里，我总让女儿把电视机让给我妈看，因为其他人都可以人手一个手机或IPAD，但她不会玩这些现代科技的玩意儿。我住的公寓本来地方就不大，我妈看电视，其实我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干自己的事情，就只能跟着她一起看电视。我妈爱看《舌尖上的中国》，记得有一集，主持人略煽情的说：每家每户，都有自己家传承的几样拿手菜。我当时心里嘀咕：我怎么不觉得我家有什么传承的拿手菜？不知道女儿学会的鸡蛋饼和碗蒸蛋，在她长大后，会不会觉得也是一种家族的传承呢？ 　　两个月来，带父母去了周边很多自然公园，除了一开始他们还略兴奋和新奇，后来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我个人是很爱跑去大自然里去，女儿也是，可能父母年纪大了、脚力不行吧。而且对于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我妈来说：看来看去就是这些荒凉的野地方，有什么好看的呢？所以，有一日，带他们从外面回来，我不由得在微信里感慨：带父母玩比带孩子玩要难，因为我们都是从襁褓到童年到少年慢慢长大的，我们还能回想得起来自己小时候爱干什么，可我们从未老过，所以，我们总是在按自己的喜好去带父母玩，然而，这些或许真的不是他们喜欢的。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细心和耐心的女儿，因此不擅揣摩父母的喜好。在带他们外食这点上，我也很失败。我热爱温哥华所有的美食，觉得温哥华 简直是世界级别的美食天堂。可我父母的肠胃六七十年来似乎只适应自己家乡的口味，所以，无论是风景如画的海边西餐厅，还是列治文的各地美食，他们能接受的实在很少。当他们外面吃完了还抱怨又贵又不好吃时，我免不了有点不满：你们怎么那么难讨好呢？我费尽心思的想带你们吃好吃的，还嫌这嫌那的，不领情。再后来，我就不再勉强带他们去一家家风格迥异的餐厅了，只是每周带他们逛超市采买食材，然后让我妈按自己的喜好在家里做饭。 　　我妈对温哥华的正面评价真的不多，但是她对咱们超市卖的各类食材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论是肉类、海产类还是蔬菜水果类，除了价格略贵，其他的无可挑剔。在她心里，食材的质量可以弥补了价格贵的缺点，所以她很爱逛超市，还每每发掘一些国内没有的海产回来尝鲜。我爸则爱在超市和餐厅收罗一些免费的华文报纸拿回家看，对于他来说，这也是脱离了国内媒体的视角，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吧。虽然他也有微信，不过我感觉真的是年龄不饶人，当年万里挑一考入大学的他，在很多方面已经跟不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了。偶尔， 他在用他的价值观教导我女儿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和他呛几句，呛完了又特别后悔，总觉得我伤了他的自尊心了。 　　送走父母，回到家，看着父母离开后空空如也的客厅和次卧，忽然想：等我自己老去，我会以什么样的模式和从小在温哥华长大的女儿相处？移民一代和移民二代，在思想观念上会不会有更多的冲突？一如现在久居海外的我和从不曾远离家乡生活过的父母。女儿会不会体谅得到，为了她能有更好的生活，选择远离故土却始终不能完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我？一如我曾自傲地觉得父母是因我而有机会出国长见识，而在送他们离去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他们忍受这10多个小时的疲惫飞行，带着对一路未知的恐惧漂洋过海来异国，不过只想看看女儿过的好不好，以抚慰他们一直以来牵挂着只身在海外生活女儿的那颗"可怜天下父母心"!

　　什么是美国梦？从1776年以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对财富的渴求和追逐是“美国梦”背后的真正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美国梦有了怎样的变化？它对今天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对此，个人预算公司You Need A Budget和市场研究公司OnePoll对2000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满足下面这16个条件美国人才认为实现了美国梦。 　　拥有价值100至200万的房子 　　美国住房拥有率在2016年7月达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仅有63%的美国人有自己的住房。在这些人中，对自己的房子到底值多少钱又知之甚少。2015年Zillow的住房信心指数显示，25%的美国人认为，2014年他们的房产没有增值，事实上，全国房价上涨了4%，65个大都市增长幅度达到两位数。 　　不过，如果7位数字意味着美国梦的话，那么很多人是实现不了的。 　　支票账户上得有这么多钱：7,425元 　　理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在支票账户上无论何时都要放入相当于月净工资的数目。 　　一年至少两次出国度假 　　You go on at least two annual trips abroad. 　　尽管美国人每年放弃了数亿个休假日，但被调查者认同每年至少两次的出国旅行是实现美国梦的标志。 　　美国运通旅游（American Express Travel ）的一项针对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成年人的调查显示，81%希望到其他国家体验更深入和更人性化的旅行，73%称即使超出预算也愿意去感觉当地独特的风情，超过半数会去享受当地美食。 　　有辆价值超过38,000元的车 　　201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愿意租车而不是买车。Experian Automotive在其季度报告中表示，2015年最后三个月的新车交易中，三分之一是租赁，高于上年同期的29.9%，比2011年第四季度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 　　不过，对于租车和买车，尤其对于价格不菲的豪车来说，两者有很大不同。 　　AAA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由于油价下跌，在美国拥有自己汽车每年的花费是6年来的最低值，仅为8,600元。 　　而且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无论多么名贵的汽车，在发动它的那一刻起便失去了它当初的价值。 　　家庭收入要达到这个数：185,000元 　　You have a household income of at least $185,000. 　　美国人口普查报告称，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6,516元，185,000元是它的三倍还多。为便于比较，在全国范围内，收入要达到前1%，税前需达到这个数：389,436。 　　有35,000元储蓄 　　财务规划师建议，储蓄帐户上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生紧急情况时可支付至少6个月的生活费用。这个数字因家庭而异。如果每月的花费是5,800元，那么35,000元的存款是必须的。 　　如果每月花费远低于这个数字，可将多余的钱用于投资，如401（k）或IRA退休基金或股市等。 　　有一个度假屋 　　You have a holiday home. 　　 　　随然不一定非要有两个家，因为它需要额外的时间去维护，当然还需要额外的钱。但实现美国梦的人不差钱，可以支付双倍的税，双倍的保费，双倍的除草费等等。 　　不担心账户里是否有足够的钱 　　根据2015年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调查，钱仍然是造成美国成年人压力的主要原因。因此，毫无疑问，无需担心账户中的金额将是实现美国梦的标志。 　　周末出门旅行 　　You are able to go on weekend trips. 　　周末度假 ，无论是独行还是与朋友一起，都是生活很好的调剂。美国人认为能有闲暇和闲钱在周末旅行、住宿和娱乐，是美国梦的最精彩的部分。 　　不欠债 　　债务有很多种形式，信用卡和消费者债务会影响信用评分，并影响未来几年保险费率和房地产贷款。 　　尽管通常需要几年时间偿还学生贷款和抵押贷款，但一旦没有高利息信用卡债务，任何额外的收入都可以直接转向储蓄，以建立财富和为退休做准备。 　　有闲钱买最新的小玩意儿 　　You are able to buy the latest gadget.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将近半数美国人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400美元的紧急情况。然而，又有数百万美国人每天在星巴克买咖啡，并期望明年购买新的售价800元的iPhone。 　　因此，调查认为，能够不需动用储蓄或分期付款而满意自己对新产品的好奇是美国梦的标志。 　　雇人打扫卫生 　　这是许多成功人士的习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他们的时间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的。 　　与朋友共聚晚餐之后付账 　　You are able to pick up tab after a night out with friends. 　　与朋友欢聚后，无论晚餐点的什么，哪怕是最昂贵的菜或花式鸡尾酒，能够为此支付账单是美国人认为的经济稳定的一个标志。当然，这种姿态在朋友中也是颇受欢迎的。 　　孩子上私立学校 　　 　　根据PrivateSchoolReview.com的统计，美国2016-2017年私立小学的学费平均每年为8,522元，高中12,953元。 　　全美最贵的私校是位于康涅狄格州索尔茨伯里的索尔兹伯里中学(The Salisbury School)，学费每年高达5万。 　　坐过头等舱 　　You have flown first class. 　　头等舱一直以来与地位、魅力和奢侈等词儿相关联，它的价格证明为什么会是如此。 　　头等舱会花费数百数千甚至数万美元，但那些有能力负担得起的人喜欢里面的设施，如可平躺的床、私人管家、多选择菜单、私人套间、淋浴和免费化妆品。 　　无论是否享受过，还是经常光顾，美国人认为坐头等舱是成功的标志。 　　去Whole Foods采购 　　 　　Whole Foods是全美最大的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零售超市，当然，它的价格也不同凡响。同Kroger, Wegmans和Safeway这类传统超市比，它的价格贵15%，比Trader Joe's 和Sprouts Farmers Market这样的“特别”杂货店价格高出19%。

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加拿大国会已正式通过了议案，认可了中国的农历新年，并将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定为加拿大的春节(Spring Festival)！ 　　那加拿大认可中国春节是什么意思？ 　　加拿大联邦议会是通过了春节议案，但并没有提法定假日四个字，也就是说【春节不是加拿大法定假日】，这就好比中国承认12月25日是圣诞节，但小伙伴们不还是该上课上课，该上班上班嘛~ 　　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的传统节日得到了加拿大的认可，还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在加拿大，亚裔群体中华人占大多数，其中华人就占了4.5%。 　　加拿大整个国家官方认可中国农历新年（春节），咱们中华儿女可以光明正大地过春节，举行相关的庆祝活动。。。 　　当然这一决定的最大功劳，要归功于华裔议员谭耕。是他在今年年初的议案里提出了希望把春节定为加拿大的官方节日，这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左一是谭耕） 　　至于何时才能把春节变成法定假日？谭耕表示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所以期待春节放假的小伙伴再等等哟~

　　谈到出国留学，一般人都会想到留学的其中一个收获就是：学历之外，外语能力获得提升，至少会比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人强。但是，事实却不一定。前几日，中国青年报刊文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留学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外语还一台糊涂？其中分析了几点原因：一是留学生出国之后“抱小团”，未能尽快融入国外的文化环境，外语使用和训练的场景不足；二是专业选择的局限造成了外语能力训练不够；三是经济条件优渥，不用打工，进而失去了外语能力提高的宝贵机会。>>海归就业创业仍扎堆留学生：想尽快“回本” 　　 　　上述分析的原因，似乎都有道理。但是，找到这些原因背后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可能更加重要。 　　其一、语言问题，固然一定程度上是文化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咱们的学生普遍比较内敛、沉默、不善交际等。留学生“抱小团”不独是中国学生的现象，东方文化为代表的日本学生、韩国学生甚至东欧学生以及西欧学生等西方国家的学生莫不例外，咱们看一看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就知道了。所以，有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单纯地讲“文化融入”可能并非易事。笔者的经验认为，既然不能融入，何必非要强融。但是，面对现实，勇于交流，敢于进行思想和文化碰撞，这就够了。>>我的语言成绩能申请哪些院校？ 　　其二、外语学习和用外语交流能力的不足，恐怕还要在中国教育本身找原因。国外院校的教授们看到的是中国学生上课沉默，这毫无疑问跟中国的教育特点有关。在国内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求上课背着小手不许讲话，上课以老师为中心（说的是以学生为中心），考试比拼的是熟练程度和细心程度，长期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也罕有辩论、演讲、学术写作等方面的训练。既然如此，出国留学如何能够做到善于交流呢？ 　　其三、国内的外语教学长期以来忽视了语言的使用功能而把精力放在了应付考试主要是笔试试卷上。笔者的经验是，有的家长和学生在未参加雅思托福考试前竟然天真地以为中国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没问题，有问题只是口语和听力。这显然是个天大的误解？有没有反思一下：从小读了多少课本以外的书？写过几篇考试之外的“作文”甚至论文？“听说读写”是构成语言能力的四个核心要素，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理论而已，这四个部分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 　　如何解决“花钱留学连外语都没学好”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三点： 　　首先，教育要改变。让人欣慰的是，这已经开始了，英语教育的改革方向越来越多重视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家长也更加重视孩子的外语学习和跨文化历练比如双语教育、国际班、海外游学等越来越受到欢迎。学校教育，也越来越提及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团队合作、学术会写作训练等等。 　　其次，培养文化自信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当有信心。留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文化交流与沟通，我们的留学生应当有信心用世界的语言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如果你讲好了、讲对了，你会感受到所谓的“文化融入”和“文化理解”没有那么难。 　　最后，出国留学，多早准备都不算过分。一定要消除一个误会：出国之后外语提高很快。大多数人的留学时间都在中学之后，理论上讲，年龄越大，外语习得的难度越大。留学期间，既要面临文化适应、生活适应，还要面临课程压力，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去学习语言的。所以，如果要出国留学，应该尽早准备，尽可能在出国前把语言学好，不然出国留学真的就成了出国学外语了，而且可能还不一定成功学好外语，那就真尴尬了。

打靶归来自家险遭窃 华人屋主下决心买枪 全美最严厉的加州控枪法即将于2017 年1 月1 日生效， 洛杉矶华人枪迷一度掀起了抢购攻击性武器和弹药的热潮。不仅如此，一些华人枪迷还自发成立了枪友协会。大家组织起来，集体参加打靶活动，除了把自己武装起来，还要练得一身好枪法，这样才能在遇到歹徒攻击和伤害时有效地进行自卫。 有句话叫“无巧不成书”。几天前，核桃市华裔居民任先生刚和枪友协会的朋友们打靶回来，当晚就遇上歹徒入室行窃。看到屋内摆放的一排长枪，窃贼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 华人教练教枪友如何正确使用手枪。 侨报记者高睿摄 窃贼半夜闯空门 摸到长枪被吓跑 任先生回忆说，上个周末，他和一帮枪友打靶回来，大伙在他家里喝了点酒，有些人担心酒驾被警方拦捡，当晚没敢开车回家，就睡在了他家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枪并排放在楼下的客厅里。不料，后半夜，有个窃贼从通往后院、没有锁住的玻璃拉门潜入屋内。 从监控录像看，该窃贼进入客厅后，藉着月光四处摸索，当摸到靠墙摆放的一排长枪时，被吓得跳了起来。估计窃贼在想，这家人的客厅里放着十几支长枪，那楼上的卧室里还不知道有多少枪呢，要是硬着头皮往上闯，岂不是提灯笼拾粪——找死（屎）吗！”那个窃贼立刻转身逃出屋外，消失在夜色里。 由于晚上喝了很多酒，任先生和朋友们睡得像死猪一样，对夜里窃贼持枪潜入屋内的过程浑然不知，直到第二天，任先生发现后院拉门被打开，才觉得不对劲。他立刻打开监视器录像，这才看到夜里一个窃贼进入室内、摸到一排长枪后吓得狼狈逃串的画面。他和枪友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原以为买枪没用 险遭窃改变观念 任先生说，他本来没想买枪， 觉得那东西没用，因为：1，买了枪不被允许带在身上，在街上遭到抢劫时，还是个手无寸铁的待宰羔羊；2，就算胆大，敢把枪藏在身上或车内，遇到歹徒攻击的时候，也很难拿捏自卫的火候，稍有不慎，自卫就可能变成防卫过当，甚至谋杀；3，人在那种突发状况中， 极度的恐慌和本能的反应使得没办法、也没时间去仔细思考该不该开枪、以及枪该往哪儿打，而枪口稍微偏一点点，就会要了对方的命；4； 枪放在家里，还被要求锁进保险箱， 如果真遇到突发状况，还要先拿钥匙打开保险箱，把子弹装上膛，再跑到客厅与歹徒对峙，时间根本来不及。 他说，事实上，你这边保险箱的钥匙还没找到，人家已经冲进了卧室，枪口对准了你的脑门。 可是，经过上个周末小偷入室行窃的惊魂一幕后，任先生立刻下决心购买一把手枪，赶上加州控枪法生效前的最后一班车。他说：“上个周末打靶时，我还没买枪呢，用的是朋友的枪，过了把瘾。朋友们都劝我赶紧买一把枪，否则明年1 月1 日控枪法实施后，想买也买不到了。我当时还很犹豫，就像前面说的，买了枪也不能用，用了就要出人命，出了人命得打官司，既要花钱又头痛。不管是自卫，还是谋杀，几年官司下来，会耗费很多的律师费和大量的精力，何苦呢？” 经过那天夜里的一场虚惊，任先生终于下了决心，在朋友的陪同下，周一去枪店买了一把手枪。 他说：“枪是买了，但还要经过联邦的背景调查，证明我没有犯罪记录后，再过1 个多月才能拿到枪。朋友建议我买AK-15，说这样才能以一挡十，压制住几名歹徒的火力，但我觉得控枪法生效后这种攻击型武器会被明令缴回，还是买一把不在控枪范围的普通手枪算了。” 当过民兵打过靶 三点一线显枪法 任先生在中国时，早年当过民兵，练习过射击，有较好的基础。他自豪地说：“周末打靶时，好几个枪友打一个10 米外的可乐易拉罐，谁都打不到，最后轮到我了，结果一枪就把易拉罐从靶台上打落在地。” 他接着说：“年轻时，我在中国当过基干民兵，每年都参加打靶训练。我打过手枪、步枪、冲锋枪， 还扔过手榴弹。那是个‘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中苏关係特别紧张，珍宝岛战役打得正激烈呢，好像随时中苏就要爆发战争一样。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的打靶训练中学会了三点一綫的道理，没想到时隔30 多年，这套理论在这次打靶中再次得到了应验。那些枪友给我鼓掌的时候，没想到我这个没有枪的人比他们这些专业枪友的枪法还好，各个是羡慕嫉妒恨啊，哈哈哈。”

19年前，出生两天就被父母遗弃的女婴常玉露，和跨越12个时区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新妈妈Melissa，展开了一段跨越种族和地域的母女情缘。 生于江苏，长于美国 因为重男轻女的陋习以及超生的可悲现状，1996年，刚刚出生两天的女婴就遭到了亲生父母的遗弃，被警察送到了中国常州市儿童福利院。 和所有在儿童福利院里的孤儿一样，这个女婴也被以地名中的“常”字作为姓氏，福利院里的阿姨给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玉露。 三个月大的时候, 每一个福利院里的婴儿都要通过身体检查和拍照存档的程序。然后，关于婴儿的所有资料和报告都被送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福利和收养中心，这是他们走向被领养道路上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美国波士顿的45岁记者Melissa刚刚离婚，恢复单身。但一直憧憬成为母亲的她，却并未放弃这一愿望。 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Melissa拿到了一张仅有一寸大的彩色照片，这是她对即将成为她女儿的中国女孩常玉露的全部了解。 1997年的1月，Melissa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当Melissa第一次将常玉露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4个月大的女婴既不哭也不闹，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蓝眼睛高鼻梁的新妈妈。 跟她一起被领养的还有一个名叫常玉畅的小女孩，被两位美国母亲收养后各自有了新名字：Maya Xia Ludtke及Jennie Lytel-Sternberg。 被领养的她有过很多困惑 常玉露在马赛诸塞州的剑桥市长大，有着一头黑长发和一双黑眼珠的她，样貌和其他华人女孩无异。然而，她完全不懂中文，同时还有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妈妈。 常玉露说，这是她整个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最大的困惑。她说：“孩子们常常会表现得过火，同学会取笑你，因为你和他们长得不一样。小时候我不喜欢自己长得像中国人。” 随着年纪渐长，今年20岁的常玉露已经不再抗拒“中国人的外表，美国人的内心”这一身份。母亲Melissa也鼓励她通过学习中文和中国舞蹈，找回一些身份认同感。 16年后，两人受一部领养女孩回中国寻根纪录片《两地之间》感动，决定一同寻找这段空白的记忆。 在各自的出生地夏溪镇及西夏墅镇，她们与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生活，通过手中的摄影机及相机，以电子书方式将这段暑假经历分享给世界各地被领养的中国女孩。 这部电子书《似曾相识的家》也解开了她们的心结：“如果我在中国成长，今天会如何?” 初到夏溪的她与当地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生活，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常玉露说：“我感到完全的放松，每天都很希望和那些同龄的女孩见面，我和她们的长相很相似，但与此同时，当我说话的时候，就感受到了自己和他们并不一样。” 回归故里让她有了这样的感悟 一只小玉镯和一张穿着破旧红色毛衣的圆脸女孩的照片就是我全部的记忆。几张钉好的模糊纸张是我的出生记录。我知道我是在中国花木之城夏溪被找到的。 刚出生那九个月在我脑海中已存留着永久但又脆弱的影像。虽然我对破坏这些印象感到紧张，但在过去的这个八月，我回到夏溪，走进和感受我本应经历的一切。 在那里，我遇到了本会与我一同成长的女孩们，和她们一起去那些我本应每天都去的地方。我同时感受着亲密深切的联系和无法逾越的距离，这让我不知所措。在尝试缩小语言文化带来的差异的同时，我在她们的面孔上看到亲密，在环绕着我们的丛丛树木之中感受熟悉。 “那么，你是什么人?”这些女孩问我。“你外表看上去像中国人，但是内心是美国人。”最初，我厌恶这种说法。如果我的外表不是中国人，我本该是个白人。一度满足以“美籍华人”自居的我，如今却被这模糊的说法伤害了。中国人?美国人?我在这两者之间到底属于哪个?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新朋友们是对的。我们一起相处的三个星期里曾有过很多零散的对话，这些交谈证实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 认识两种文化对她来说很重要 两地之间的文化冲突，让常玉露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也让她开始理解亲生父母当年所作出的决定。她说：“相信有很多像我一样被收养的女孩也存在很多身份上的困惑，所以去了解我身上带着两种背景的文化相当重要。” 今年20岁的常玉露目前已是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大二的学生。“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现已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她表示，这是一段未尽的旅程。将来她会回到中国去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并将中国的文化带回美国。 谈及寻找生母，常玉露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说现阶段暂无寻亲打算，Melissa就是她的母亲，“可能要等到再长大，有自己的女儿时，想法才会改变吧。” 在母亲Melissa的帮助下，常玉露把自己的经历编写成电子书及免费教材，希望通过此举帮助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国孤儿寻找身份认同感。 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孩子早已不是新闻，其实早也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在天涯和知乎上经常会见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希望那些被收养的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就像常玉露这样。

Vansky综述，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否则视作侵权 假期还没有结束，许多有假可以回国的好命的人是不是还在国内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你们以为你们回国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的高兴了么？有没有觉得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家乡怎么突然就适应不了了呢？   不要着急，有这种想法的绝不只你一个人。最近在网上流行的“回国注意事项”就是大家回国需要注意的指南之一。   可是你以为有了这个注意事项你就可以无忧无虑不用担心了？你又错了！在国内如果只是回去过个假期，短期停留可能这一个指南也就能抵挡一阵了。可是，如果你是在考虑长期回国当“海归”，那你就需要看看其他人的经验之谈了。   知乎网友：刘硕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即使出国后也每年都回去一段时间，因此断然没有理由因为只是在别的国家呆了几年，回到中国就可以优越感十足地说自己“不适应”中国人的行为和处事方式。有些东西我可以不喜欢（但是很多东西其实走到哪都一个样），但完全没有不适应，不然我20多年真是白活了。   但是，我的教育和经历改变我的是看世界的角度，在离开中国前，我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也很少与人讨论，因此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说到不适应，应该也就是这方面让我有些不适应。   当我和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讨论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中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德国怎么样，巴西怎么样，肯尼亚怎么样……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当我和中国人，尤其是当我回国后和别人讨论同样的话题时，他们会说：“国内”怎么样，“国外”怎么样。这个世界被简单粗暴地划分成了两个地域，非一即二，非此即彼。   每次我回国，当别人跟我说“国外”如何如何时，我都会一下觉得无话可说，不知如何是好。我试图跟他们解释没有“国外”这个东西，但似乎这是很难改变的。   我觉得，倘若在一个人的眼里这世界只有两种形态，当他对自己所处的形态不满，就很容易美化另一种形态，剩下的只是愤怒。而当他能够意识到到这个世界的多元化，他可能就更容易感受到每个地方不同的精彩。   知乎网友：Amos   1. 在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对大面积政府不作为现象的失望和无能为力。 例如像交通混乱、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环境污染等事情，国际上都有许多优秀的解决方案可以借鉴。然而一天天过去了，却不见其主动进行改善，除非糟糕到将近失控了。   2. 在国外，科学文化知识学得怎么样不知道，然而大洋彼岸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却被轻易的认可。 这样子回国后面对家里长辈，或是一些只从媒体上了解国家外情况的朋友们，就容易产生近乎底层的隔阂。每次看到诸如“孝顺”、“逼婚”之类的讨论，以及相关的事件，总觉得这个社会多了些急迫、少了些宽容。   3. 回国后“与世隔绝”和“使用二手货”的感觉。 不单单是墙的存在，让我们基本关在了一个自洽的体系内。更郁闷的是好多你在用的东西明明墙外有最新的发明和最好的体验，我们却被迫要在这里使用被模仿的二手货。   匿名网友： 他妈的，我刚回国的时候，到处找厕所接水喝........   知乎网友：ACEli   上个月刚回国一趟，4年没回，变化很大，但大部分都适应。 过马路是个大问题，作为行人，没有车会给你让路，还会按喇叭让你不要过马路，作为驾驶员，开车不能让人或者车，不然你想前进一下都难，到处都是插车的。 馆子已经吃不起了啊，到处都是外面很朴素，里面菜贵到死的。 高铁车站那么明亮的大理石地板，有人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后面有个阿姨收拾，看的我很心痛。坐火车行李要放在视线所及，不然会被人拿走。   说话声音太大，明明就在对面，非要那么大声，还嫌我说话声音小。 表姐见了我第一面问我戴什么表.....

薛峰专访陈霞芬：美国国家气象局解雇我，只是为了脸面  新年临近，严冬依旧。 然而，一股暖流却在全美华人社区中涌动。连日来，美国华人的众多微信群相继发起“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大联动，将数千名素不相识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力挺陈霞芬，打赢官司，讨回公职，讨回华人的尊严！从12月2日到24日，已募集捐款超过7万美元。 这个特别的圣诞节，让陈霞芬感动不已。这不仅仅是让陈霞芬收获信心和勇气的节日，更是在凝聚全美华人的心，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持她打赢官司、为争取公平正义坚强前行。 此前，笔者曾在观察者网撰文，详细介绍了陈霞芬事件。上周，陈霞芬接受笔者独家专访，她激动地表示，“非常感激华人朋友们的支持、捐助，我现在觉得更有勇气打赢这场官司，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陈霞芬 笔者：这两年通过对您的报道和有关文章，很多人已经了解涉及您的案情，第一场官司应该是赢了回来，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您的指控，人们很关心您现在的近况如何？ 陈霞芬：我现在正和新的律师团队一起，做打第二场官司的准备。 上一场官司在开庭前一周，司法部因没有所谓的“间谍罪”的证据，撤销了对我的指控，但他们并没有撤销巨额的诉讼费。那时，我所在的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我四处借款，欠债20万美元打的这场官司。 本以为撤诉后能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没想到一年之后，2016年3月10日，美国国家气象局解雇了我。他们其实就是想挽回脸面。 他们从2012年就开始对我秘密调查，2014年10月带走我，让我无辜蒙冤。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浪费大量公共资源，非但对我、对公众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夺走了我从事近8年的工作，毁掉了我的全部。如果这次我就退缩，我的合法权益要不回来，很可能还会有其他华人今后一样像我这样受害。所以，我决定再起诉，打第二场官司，讨回公职，讨回公道。 笔者：第二场官司具体是告谁？有什么诉讼请求？ 陈霞芬：美国的司法程序很复杂，涉及到联邦雇员的官司有特别的程序，都要通过一个保护联邦雇员的独立准司法机构，叫“考绩制度保护委员会”（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简称MSPB）来进行起诉。这第二场官司，就是要通过这个MSPB起诉美国商业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简称DOC）。商业部就是我原来所供职的美国国家气象局的上级政府部门。 具体有三项诉讼请求：第一，起诉商业部完全错误地解雇联邦雇员，要求对受害人恢复联邦雇员的公职；第二，起诉商业部由于种族和原国籍因素所造成的非法歧视，要求他们承认违法；第三，违反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对受害人实施非法报复，要求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我在2016年3月被解雇后，经过半年时间大量的法律文书准备，两个月前的10月份，已向MSPB递交了起诉申请。 笔者：现在您在做哪些准备？会有什么困难？ 陈霞芬：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做大量的法律文书，通过证人质证等一系列严格繁琐的法律程序、周期也很长。 每天，我都要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卷宗，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不但对体力是很大的考验，这种痛苦更是精神上的。因为每次在看这些文书材料、找证人的时候，都要重新回到过去那个状态，反反复复地回忆，身心很受折磨。此外也有经济上的困境，第一场官司的欠款到现在刚还了一半，第二场官司的诉讼费还没着落，要到处募集。这是我目前要面对的很多挑战。 笔者：现在很多华人都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您这个案情，他们是什么反应？ 陈霞芬：从我被撤诉之后，越来越多的华人联系我，安慰和资助我。我也发现，有的朋友好像也从我这个案子上汲取了“教训”，他们说今后可别让孩子进美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当科学家、专家，得冒这么大风险。 我觉得很痛心，为什么我们华人和华人的下一代要受到这样大的限制！我们华人来到美国都有自己的梦想，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追求公平幸福的生活。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肤色和族群，但我们不能改变自己来到这里的初衷。无论怎样，也要坚持下去讨回公平、讨回尊严。只有努力争取和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才能让我们华人和华人的孩子们能不受限制地去做政府雇员、做科学家，受到真正的公平对待！ 2016年9月，我在美国首届华人大会上讲了自己的故事，很多参会华人们很愤慨，他们说，这是一个孱弱的个体被强大的公权碾压，甚至成为国家对抗的牺牲品；如果忍气吞声纵容这种强大公权的错误行为，很有可能下一个陈霞芬就是你！ 事实也的确如此，十多年前美国发生过“李文和案”，在我之后又有郗小星教授受到同样的遭遇。有调查统计，司法部起诉的经济间谍案，每年的增长速度在30%以上，其中一半与中国有关，华裔背景正是这些案件的重要因素。 郗小星、陈霞芬就华裔被误控为中国间谍出席国会新闻发布会 笔者：这两年多时间，您认为这个案件对于美国华人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陈霞芬：这个案子发生之后，立刻受到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百人会等很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的高度重视，他们积极联络各方面人士关注、声援。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先后召开过两次新闻发布会；42个国会议员联署致信，要求司法部彻底调查华裔屡次蒙冤的事件；国会议员赵美心还就此在国会山质询联邦司法部长林奇。此外，《纽约时报》、CBS“60分钟”等主流媒体也发表报道和评论。 这些活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我很高兴地看到，2016年4月，美国司法部出台了新的规定，赋予首都华盛顿的高层检察官有更大的监控权限。这就是说，今后的类似案件要在司法部的首席国家检察官或其他高层官员监管下立案调查。6月份，司法部宣布要培训2.3万名执法人员和5800名律师，让他们认识和解决“隐形偏见”问题。 司法部门正在做一些改革，对这类案件更加谨慎，我们坚持不懈地维权抗争是有成效的。 如果这次追讨公职的第二场官司赢了，就是一个好的先例，按照英美法系“判例法”遵循先例的原则，就会直接影响以后类似的案件，减少像我这样的遭遇。所以，从决定打第二场官司开始，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侵害，而是关系到整个美国华人生存发展的未来。 笔者：这次全美发起的“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大联动，让您得到哪些感悟？ 陈霞芬：回想这两年多，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度过了三个不同寻常的圣诞节。 2014年的圣诞节，之前我有一个月没出门，不愿见任何人。圣诞节那天半夜时候，我和先生出门透气，感觉以前最喜欢的圣诞彩灯变得好昏暗，漆黑的天空就像一个沉沉的大锅压在我头上，让我透不过气，我忍不住哭了。那时候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圣诞彩灯了。 2015年的圣诞节，由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荣誉主席薛海培先生牵头建立了“陈霞芬华人声援群”，邀请了许多华人社团领导者参加，发起为我送圣诞礼物的捐助活动。加州湾区APAPA、UBC等一些社团积极响应，邀请我到旧金山做公益宣讲；“硅谷清华校友联谊群”第一次通过微信群发起募捐，阿丹闵是这个500人联谊群的群主，专门帮我第一次做“微信讲座”，有百名校友捐助了1.7万美元。朋友们的帮助让我感到越来越有勇气。 今年的圣诞节，薛海培先生再次通过“陈霞芬华人声援群”发起大联动。很多朋友在微信群里接龙捐助，有的发给我微信祝福，有的为我寄来贺卡，还有的邀请我到他们家过节。这都是对我精神上的莫大鼓舞，让我感到，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们和我一起并肩作战。 这些华人朋友中，既有不求回报的华人社团领导者，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他们真的就像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很高兴的是，能看到大家在这个华人大家庭里团结起来，不单单是为了我，更是为了每一个美国公民和我们的下一代，将来都能在一个正义公平、没有歧视的国土上幸福地生活，一起为我们共同的公平权利去奋斗！ 后记 现在，“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全美华人大联动还在进行中。在这个无声的战壕里，参与人数达到数千人。2015年，整个全年仅募款10万美元；而这次仅仅20多天，就募款超过7万美元。从募集的人数、速度、参与面上与2015年相比，都有了强劲增长。 这是了不起的成功，更预示一个强烈的信号——华人们正义的觉醒和强大的使命感，共同去完成与每一个华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大目标。如果说2015年的捐助是出于本能的同情和善心，而2016年的捐助更是为了每一个华人共同的使命担当——坚持下去，打赢这场很有历史意义的官司，捍卫华人的尊严，捍卫社会的公义。 “帮助陈霞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这个口号已深入人心。现在，陈霞芬案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是在国家激烈竞争下关系整个华人生存发展的重大公共历史事件。 历史无情地选择了陈霞芬，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被迫先行一步，一路走来愈发坚强，直面迎战，不惜任何代价。这时的她，已经不是一个案件的原告，而是一个注定将成为美国法治历史事件的勇士、一个为华人族裔树立公义的领路人，引领着越来越多有良知和正义的人们勇敢站在她的身边。这个队伍在不断壮大有力，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必将留芳青史。 正如薛海培先生所说，这次大联动有三层重要意义：一是为陈霞芬送去温暖、助她度过难关，支持陈霞芬打赢官司；二是带动华人参与到争取民权和维权的公共事务中，得到历练和成熟；三是希望通过许多像“为陈霞芬送去圣诞礼物”的互助大联动，进一步凝聚华人，孕育和塑造出一个团结互爱、赢得更多尊重的美国华人大家庭（Community）。 在她感念华人朋友们鼎力支持的时候，整个华人社会还应该由衷地感谢她，因她的勇气和担当，让大家凝聚在一起；因她的坚定和顽强，唤起了华人团结的历史使命。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是一次公民教育的启蒙、维权意识的觉醒；这个过程也是宝贵的，是一次募捐文化的洗礼、华人整体形象的重塑。

从1980年代起，风水开始在美国各大城市变得流行起来，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休斯敦等地，风水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华人群体外，越来越多的美国本土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甚至华尔街的商务精英们，对风水这门古老的中国玄术产生了兴趣。 1995年6月，在新建成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庆典上，年近50岁的地产商人特朗普面带微笑，与一众人员合影留念。站在人群正中央的，是两张东方面孔，本研和她的父亲天山，两个人都是纽约著名的风水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受美国地产行业整体低迷，投资失败等影响，特朗普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个人财产。面对此番困境，他特地邀请风水师本研对其国际酒店的选址和布局进行评估，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中国香港和内地的投资者。 特朗普认为，风水可以帮助他赚到更多的钱，扭转局势。 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在当时的美国十分常见。从1980年代起，风水开始在美国各大城市变得流行起来，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和休斯敦等地，风水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除华人群体外，越来越多的美国本土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甚至华尔街的商务精英们，对风水这门古老的中国玄术产生了兴趣。 如果你对此难以理解，了解“风水”究竟是什么就显得尤为必要。 风水，也叫堪舆。堪为天道，舆为地道，意思就是通过地形、环境、结构、坐向等来测断吉凶休咎的方术，俗称相地术。经考据，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而在东晋学者郭璞的著作《葬书》中，则首次提到了“风水”这个概念。 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是一门判断、选择合适地方的学问，核心思想即人与自然要达成某种和谐。在中国古代，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贫民百姓，从生到死，都对风水极为重视。 发展到现代，所谓“风水学”早已成为一门融合了医学、生理学、建筑学、社会人文科学等多个现代学科的学问，并被灵活应用到了生活与空间管理领域。 和本研一样，陈建儿也是位活跃于纽约的风水师。 作为一名全职风水师，陈建儿不仅拥有土木工程学位和建筑学硕士学位，身份还包括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作家和老师。他主张将西方的设计理念与风水相融合，使空间维度在精神、性格和感觉上可以达到一致的平衡。 在陈建儿看来，许多现代建筑的设计中，设计师只注重主观构思、平面和空间的艺术效果处理，尽可能满足功能方面的"物质需求"，却容易忽略了"精神需求"。风水学强调人与环境的和谐、平衡，恰恰可以很好地补充这一点。 “我们希望运用风水原则，能够让交易室的繁荣、和谐达到最大化”，时任渣打银行全球市场商业策划经理的 Nancy Wisniewski 称。 渣打银行在布莱恩公园对面的一栋大厦买下新办公室后，立刻邀请了陈建儿帮他们做风水咨询。参观过后，陈建儿根据银行在财、权等方面的利益需求，提议渣打银行做了一个活的植物墙。 此外，他还建议交易室应该多注入女性化的元素，比如水，来平衡商业领域里的大量数据，以及充满侵略性和挥发性的交易活动。 据外媒报道，2003年美国经济动荡期间，华尔街许多企业陷入资产困境，他们曾试图通过做风水咨询调整环境，以求重新平衡自己的运势。 Anthony Minko 是一位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执业资产传承律师，他在设计新办公室的时候，也曾请陈建儿做过风水咨询。陈建儿建议他办公位置应背对墙壁、面朝门口，这样工作时会觉得背后有安全感，不会有被监视的心理压力，同时一抬头就能看到窗户、门口，掌握一切办公室互动。 颇为吊诡的是，陈建儿说他自己成长于一个马萨诸塞州基督教浸信会背景的家庭。他已故的父亲是佛教徒，而风水令他觉得“跟自己原本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在陈建儿的个人网站上，他透露自己曾研究过台湾已故著名风水大师李云创办的密宗黑教。密宗黑教属于革新实用学派，混合了汉人道教和民间信仰，但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使西方人士也能够明了接受，因此在西方广为盛行。 我们拍摄到陈建儿所做的一些调整空间当中“气”和“能量”的仪式，也多有念诵密宗咒语的环节。 办学、开堂授课、出书、上电视......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风水学已逐渐构建起了一套自己的商业模式，许多风水师也有着明星一般的待遇。 不过，在不少人眼里，风水仍等同于封建迷信，或可信度并不高。即便是如今从地产商人一跃成为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在1995年做过风水咨询后，商业运势真的有所好转，也曾公开称“你不必相信风水是否真的有用，我只相信它能帮我赚钱。” 陈建儿未曾解释自己复杂的信仰背景对于在西方人中传播风水理念究竟是帮助还是障碍。对于如何厘清风水和迷信的关系，他只表示风水是完全基于自然的，于中国古人而言就是一种“科学技术”，是关于人们如何理解“空间”的，“在我看来，无形的事物其实和有形的一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