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本周日，温哥华即将举办的农历新年大游行里，年纪最小的舞者只有4岁。 “希望他们能记住动作吧。”游行制作人Lisa Ho笑着说，说的是这位小小舞者和他的同伴们。 她和两位姐姐——Anabel Ho和Valerie Ho——非常能体会这个小舞者的感受。 图源：shutterstock 几十年来，她们的母亲Maria Mimie Ho一直是温哥华唐人街春节大游行背后的核心人物。三姐妹几乎是“泡”在游行里长大的，从小就在飞舞的水袖、腾跃的舞狮之间穿梭，这场活动也逐渐发展成加拿大华人社区规模最大的年度盛事之一。 她们的母亲来自香港，是1973年成立的Strathcona Chinese Dancer Company的创始人，并且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把大量心血都投入到春节游行当中。 2010年母亲去世后，传承这份事业的重担落在了三姐妹身上。她们既是为了纪念母亲，也希望把中国舞蹈和中华文化的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图源：shutterstock 三姐妹后来都成为出色的舞者。 大姐Anabel Ho创办了Vancouver Academy of Dance。二姐Valerie Ho，人称“Ms. Vee”，是纽约著名的 Juilliard School 舞蹈系第一位嘻哈舞老师。Lisa Ho则是一名专业舞者，曾参演百老汇音乐剧《Shrek the Musical》、《A Chorus Line》，还登上过 Tony Awards 的舞台，如今在姐姐的舞蹈学院任教。 虽然这些年经历过不少高低起伏，但Valerie Ho说，每年一到游行，她依然很激动——因为这对她来说有着特别的情感意义。 “这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和妈妈最亲密的一种连接方式。”她说。 她表示，每年她最喜欢的，还是舞狮队、震耳的鼓声，以及空气里弥漫的鞭炮味道。 如今Valerie Ho住得离温哥华很远，但每次游行临近，她都会“最后一刻飞回来”帮忙，负责音响系统、准备服装、安排花车卡车租赁，还要盯紧最关键的天气预报。 Anabel Ho主要负责培训义工舞者，而Lisa Ho则承担起整个游行的统筹制作工作。 Lisa Ho说，筹备工作有时从夏天就开始了。因为每年都要制作代表新生肖的全新动物服装——今年是马年——还要招募和训练数百名舞者。 三姐妹的故事也被温哥华导演 Jon Chiang 拍成纪录片《Spring After Spring》。影片记录了她们在失去母亲后的悲伤中，如何一边疗愈，一边接过母亲的接力棒。 在Richmond和温哥华长大的Chiang说，这场游行是“中华文化最公开、最具代表性的表达”。 游行大约持续三个小时，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观众到场，为舞者和队伍欢呼。历年来参与游行的，还包括总理、省长等政要，他们会向民众派发装有巧克力金币的红包。 Chiang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年当中少数几次，我们这样长相的人能走上街头，骄傲地庆祝、公开表达自己的文化。” Lisa Ho回忆说，母亲离世后的第一场游行特别艰难。 “那时候我们真的非常想她，”她说，“对我们来说，农历新年最能感受到她不在的空缺。因为她是城市庆祝活动中那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家里的小型团聚，而是她在主导整个城市的大型庆典。没有她，我们真的很难过。” Valerie Ho回忆，母亲工作几乎不停歇，同时在舞蹈上对她们要求也非常高。 她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自己觉得表现得不错，刚下舞台，母亲却说：“嗯，不过你可以跳得更好。” 她还记得，有一次母亲的朋友对她说，妈妈为她们“感到非常骄傲”。 “我当时还愣住了，心想，什么？她从来不会当面这样夸我们，但她其实在别人面前一直在为我们自豪。”她说着，忍不住红了眼眶。 Lisa Ho说，她“真心相信”，母亲当年其实并没有期待她们会继续承担起组织游行的工作。 “我们本来都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所以我真的相信，她在天上看着我们，也会为我们能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她的事业而感到开心和欣慰。” 今年对她们来说也格外特别——因为Maria Mimie Ho的生肖正是马。 Lisa Ho说，无论天气如何，游行都会照常举行。“马年会给大家带来力量，你们也一定能顶着寒风来看游行。” “我希望大家都能来。今年是马年——也是我妈妈的本命年——我们祝愿每个人都拥有力量和活力。”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莉娜·迪亚布（Lena Diab）上周四（2月12日）表示，政府在边境与移民法案中提出的难民申请流程修改方案“对申请人更有利”，尽管多家机构对该计划提出强烈批评。 C-12号法案（Bill C-12）拟规定：凡是在一年多前首次进入加拿大的人，将不能再向加拿大主要难民审理机构——移民与难民委员会（Immigrant and Refugee Board，简称IRB）——提出难民申请。 根据该法案，这类人士必须改为申请“遣返前风险评估”（Pre-Removal Risk Assessment，简称PRRA）。通常情况下，PRRA是为已被拒绝的难民申请人提供的一种上诉程序。 加拿大律师协会（Canadian Bar Association）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都指出，这项立法实际上会形成“二级难民制度”。他们认为，该制度无法保证弱势群体（例如LGBTQ+人士或家暴幸存者）获得面对面听证的机会。 图源：cpac 移民部长： 若生效 1.9万难民申请会被拒 移民部长迪亚布在参议院社会事务委员会上表示，如果文件显示某人明显需要保护，PRRA程序会“立即”批准其难民申请。 她说：“遣返前风险评估这个机制已经存在几十年了。我们会加强它。它是有效的。” “有些情况从材料上看就很清楚，这些人应该留下来。我们会把这类申请单独处理。他们会直接从PRRA那里得到‘批准’，而不必再经历其他程序。” 迪亚布补充说，如果移民部门需要更多信息，可能会安排PRRA听证，但也有部分申请人在进入听证阶段之前就会被拒绝。 她表示，在2025年6月3日至10月31日期间提交的难民申请中，有37%会因新法案提出的“不符合资格”条款而被拒——大约是5万份申请中的1.9万份。 她还表示，去年难民申请中有17%来自学生签证持有者。 反对的声音 代表加拿大律师协会出席听证的移民律师迪安娜·奥昆-纳乔夫（Deanna Okun-Nachoff）周一表示，一个人在加拿大居住超过一年后，其面临的迫害风险仍可能发生变化。 她举例说，有些人是在来到加拿大后才公开出柜成为LGBTQ+；有些孩子后来与施暴的父母分开；还有一些人来自的国家因冲突或人道灾难而变得不再安全。 该法案还建议将“一年限制”追溯至2020年6月24日。当时移民部门开始更系统地收集出入境人员原籍国的数据。 奥昆-纳乔夫表示，这种追溯性规定会把难民申请人分成两类。 “第一类有权获得口头听证，可以在独立的专业裁决者面前解释自己的处境……第二类则只能提交书面PRRA申请，由IRCC工作人员审理，没有自动的全面听证机会，也缺乏关键的程序保障。” 国际特赦组织人权律师朱莉娅·桑德（Julia Sande）在周二的听证会上指出，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85年裁定，难民申请人需要获得口头听证。 她还表示，若申请人将PRRA决定上诉至联邦法院，并没有自动的“暂停遣返”保障。 “与IRB程序不同，在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时，并没有自动暂停遣返的机制。这意味着，你可能在挑战是否需要保护的决定时，就已经被遣返出境。” 移民官：难民申请积压30万 当有参议员询问，如果没有保证听证机会，是否会侵犯难民申请人的权利时，迪亚布将问题交给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高级法律顾问乔妮·罗伊-卡斯韦尔（Joanie Roy-Caswell）回答。 罗伊-卡斯韦尔表示，最高法院并没有裁定所有难民案件都必须进行口头听证，只有在“涉及可信度问题”时才需要。 移民官员向参议院委员会表示，目前难民申请积压约30万宗。如果每年处理8万宗案件，等待时间大约为三年。 移民部庇护政策总司长杰森·霍尔曼（Jason Hollmann）周四表示，一年限制的目的是防止“未来出现申请激增”，以及防止有人把难民制度当作“最后手段”来延长在加拿大的居留时间。 批评者：新法案可撤销PR 权利过于宽泛 一些参议员还询问法案中另一项建议，即赋予政府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取消或修改”某些移民文件（包括永久居民签证和枫叶卡）的权力。 反对者批评这一权力过于宽泛。政府则表示，这项权力的使用必须经内阁批准，并在《加拿大公报》（Canada Gazette）上公布具体理由。 有参议员质疑，这种权力是否会威胁永久居民的身份。 迪亚布回应说：“当你进入加拿大，你获得的是‘落地移民’身份。这并不是本法案涉及的内容。除非你变得不符合入境资格或违法，我们不能改变你的身份。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IRCC政策与项目总司长塔拉·朗（Tara Lang）补充说，这项权力主要针对允许永久居民出入境的旅行文件，并非惩罚性措施，而是用于处理涉嫌欺诈或错误签发文件的情况。 来自卑诗省的参议员伍凤仪（Yuen Pau Woo）表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因为永久居民卡本身就是身份的证明。 他说：“恕我直言，说大规模取消永久居民卡不会改变持卡人的身份，这是误导性的，也是对加拿大人智商的侮辱。” 朗回应称，永久居民卡并不是“身份文件”，并类比说，一个公民即使没有护照或公民证书，仍然拥有公民身份。 参议院正在加快对C-12号法案的审议，以赶在2月24日截止日期前，在委员会阶段提出修正案。 社会事务委员会收集的证词将整理成报告，提交给负责提出修正建议的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

前段时间，小红书上突然炸出一个挺有意思、但也挺微妙的话题。 起因很简单——一张照片。 一个华裔女孩，参加美国本地的儿童选美比赛，照片被转到了国内平台，然后评论区很快就歪了楼，有人说她“长得太华裔了”，有人说“不够好看”，还有人语气非常笃定地下结论：“这就是典型的ABC脸。” 你要说她哪里不对吧，好像也说不上来，五官还是中国人的五官，肤色、发色都没跑，但就是那种——你只要扫一眼，脑子里会自动弹出一个标签：她不是在中国长大的。 于是评论区很快从“这个小女孩好不好看”，一路滑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华裔，一看就是在国外长大的？ 华裔网红Lil Tay 注意，这里的“不像”，其实并不是贬义，而是一种非常微妙、但很多人都心里有数的直觉判断。 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女生，可能连话都没说一句，就会下意识想：哦，她应该是ABC。 这种“一眼识别”，到底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气质不一样。 确实。ABC女孩的站姿、表情、走路方式、笑起来的幅度，跟国内女孩差异非常明显，但更让人困惑的是——差别好像不只停留在“感觉层面”，甚至连脸的结构，都有点不一样。 比如： 刘玉玲那种非常明显的、硬朗的下颌线； 还有在北美街头、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华裔女孩，一张脸放在人群里，既不像传统印象里的东亚脸，也和白人、拉丁裔不完全一样。 于是大家开始怀疑：这真的只是“化妆风格”和“穿衣气质”的问题吗？ 还是说，有些变化，其实是在更早、更底层的地方发生的？ 如果把国内长大的女孩，和从小在海外长大的ABC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她们吃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不是“中餐”和“西餐”那么简单，而是——从婴幼儿时期开始，营养结构就已经分叉了。 西方饮食整体偏向高蛋白、高脂肪、高钙，比如牛肉、奶制品、奶酪、黄油，是很多孩子餐桌上的常驻嘉宾，而这些东西，对骨骼发育的刺激是非常直接的。 反过来看我们这边，从小吃得更多的是米饭、面条、蔬菜，肉有，但比例没那么高。 这件事的结果是：海外华裔的骨骼，整体更“粗壮”一些。 具体到脸上，就表现为下颌骨更宽、鼻梁软骨更发达、整体立体度更高，而国内女孩的面部骨架，相对来说更扁平、更柔和。 这不是谁更好看，而是长期饮食差异带来的生理塑形。 还有一个被低估的因素：你每天嚼的是什么？ 除了吃什么，还有一个更狠的问题：你每天要嚼多久？ 西方饮食里，牛排、汉堡、烤肉这种“需要用力嚼”的食物占比非常高，而长期高强度的咀嚼，会直接刺激咬肌和下颌骨的发育。 有研究跟踪了ABC女孩和国内女孩在青春期阶段的面部变化，发现海外长大的女孩，咬肌厚度、颧肌面积的增长速度明显更快。 说人话就是：脸是被“嚼”出来的。 等到二十岁左右，这种纵向拉伸、骨骼轮廓感，会变得非常明显，一眼看上去就更“西式”。 如果你在加州、澳洲这些地方生活过，就会发现一件事：她们真的太爱户外了。 从小晒太阳、打球、露营、冲浪，高紫外线地区的日照强度，加上户外活动频率，会让皮肤老化更快，纹理更明显，整体观感也会偏向“粗糙感”。 再加上一个关键点：她们真的很爱用脸。 挑眉、咧嘴笑、大幅度表情，是西方文化里非常正常的情绪表达方式，而我们这边，从小被教育的是“收着点”“别太夸张”“女孩子要文静”。 久而久之，这些表情习惯会直接“刻”在脸上，形成一种非常典型的“ABC神态”。 不是化妆能解决的那种。 海外华裔接受的审美模板，往往是另外一套：立体感、存在感、笑容要大、轮廓要清晰。 当一个人长期按照某种审美去练习表情、化妆和自我呈现，她的脸，真的会慢慢往那个方向“靠”。 这不是装出来的，是身体在适应环境。 说到这一步，其实已经不只是脸的问题了。 对于很多在美国、加拿大长大的华裔女孩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从小就存在。 在家里，她们被要求保留传统价值观；在学校和社会，她们要学会融入主流文化；同时，她们还要面对关于种族、性别、外貌的各种投射和标签。 这种长期的身份拉扯，会让一个人形成一种非常复杂、但也非常独特的气质。不是“不像中国人”，而是——她们本来就在一个更混合的位置上。 这就是现实，每一张ABC的脸，都是饮食、阳光、文化、语言、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张跨文化的自画像。 如果非要说，那可能是因为——她们长成了自己该有的样子。 而我们之所以觉得陌生，只是因为，这种样子，还不太符合我们习惯的那套审美而已。 END

最近，25岁的王理查（Richard Wang）正在进行一项几乎“疯狂”的挑战：学会父亲餐厅菜单上的全部200道菜，好让父亲安心退休，延续家族近20年的餐饮事业。 走进列治文山的 Northern Dumpling Kitchen，你能明显感觉到店里正在发生变化。几乎每天都会有顾客在离开时对王理查说：“我们看过你的视频！” 原来，这位年轻人正在TikTok上记录自己学习做菜、接班家族生意的全过程。 王理查的父亲王明达（Mingda Wang）今年62岁，1999年从中国沈阳移民加拿大。夫妻二人经历多次尝试与失败，终于在2006年开设了北方饺子馆，并一路坚持至今。 如今餐厅已成为列治文山经营近20年的老店。 王理查的目标，是在父亲退休前掌握菜单上全部200道菜。他每天以Vlog形式更新学习过程，把镜头对准厨房，记录自己在父亲指导下从零开始的训练。 “我爸年纪越来越大了。一天一天过去，他的精力和教我的热情都会减少。那为什么还要等呢？”他说。 目前他已经跟着父亲学习了80天。 “大家能看到我整个努力的过程，我希望顾客能放心，我们的食物还是一样好。” 高中毕业后，王理查其实并不想上大学，而是希望直接帮忙打理家族餐厅。但家人坚持他完成高等教育，他最终进入西安大略大学（Western University）主修金融。 然而在校园里的那些年，他脑子里始终放不下餐厅。 小时候他最爱的菜是“番茄鸡蛋面疙瘩汤”（Geda Tang）。这道菜多年无人点单，却依然留在菜单上，只因为那是他童年的快乐。他小时候常在餐厅门口角落画画、看DVD，也会观察父亲在厨房如何穿梭忙碌。 临近毕业时，他听到一位朋友讲述父母开餐馆却没有接手、后来感到后悔的故事，那让他下定决心。 “我可以假装过正常生活，想着以后做个金融人士。但我心里知道，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 王明达其实并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 “他每天就是工作和睡觉，那就是他的生活。他可能会想，我这么辛苦在加拿大打拼，为什么要让儿子再走一遍？” 起初，父亲并不愿多教。王理查只能一点点“套话”，慢慢学烹饪细节和厨房运作。 学习过程并不轻松。语言也是挑战，部分员工不会说英语，他必须自己做中文笔记，把原料和步骤一一标注，避免出错。 但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值得。“我不记得我爸什么时候真正放过假。我希望有一天，他能真正休息。” 王理查也清楚，中国菜的技艺绝非短时间可以掌握。 “尊重中餐，这不是一个月就能达到他水平的事情，需要很多年。” 但他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在这个短视频爆火的时代，他的内容没有滤镜和华丽包装，有的只是厨房的烟火气和一代移民家庭的接力。 或许，这才是最动人的“家族传承”。  

保守党计划于今日提出一项动议，禁止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非公民提出难民申请。 该动议还呼吁政府，阻止那些案件仍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人士提出庇护申请。 图源：facebook 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犯下严重罪行的非公民“必须被强制离开我们的国家”。 这项保守党动议以勒索案件数量上升以及他们所称的宽松保释法律为理由。 卑诗省省长尹大卫（David Eby）以及多位大城市市长，也在其省份及其他多个地区勒索暴力事件显著上升后，敦促渥太华堵住所谓的难民申请漏洞。 在卡尔加里最近举行的保守党全国大会上，代表们在投票通过一项政策提案时，也呼吁对移民与司法体系作出类似改革。 该提案称，加拿大纳税人不应为“外国公民的改造”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