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如果有一天，艾滋病、乙肝等从地球上消失。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根治癌症。 如果秃头、肥胖、近视都能够被治疗。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返老还童。 世界会不会更加美好？ 探长获悉基因编辑和干扰技术有望将这些梦想都变成现实，于是潜入腾讯WE大会，聆听了斯坦福大学Lei Stanley Qi（亓磊）教授关于“编程生命”的演讲。 （基因编辑领域专家、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和化学与系统生物学系助理教授亓磊） 我们可以把人体看成一台DNA的计算机，一台生命信息的计算机。 基因的基本形态是DNA，DNA编码了RNA，RNA又编码了蛋白，蛋白产生了复杂的功能。基因信息的横向流动构成了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人体内都有这样的DNA、RNA和蛋白的分子，一旦这种信息流动出错，我们就会得病。 人类的疾病其实可以简单的分成两类，一种是人体获得了不该得到的东西造成的疾病，第二种是你丢掉了一些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疾病。 那么，如果我们能像计算机一样，给人体添加一些按纽：比如说其中一个按纽是“更改”，当按下这个按纽的时候任何发生错误的DNA就会发生自动的修复，帮助我们纠正这些疾病；再比如另外一个按纽“删除”，可以帮助我们删除不想要的基因，如感染的病毒；另外还有打开或者是关闭基因的按纽，帮助我们调整这些基因的功能。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上述这样的“生命编程”，那么很多疾病我们将不再感到害怕。 生命编程真的可以实现吗？ 1. CRISPR（基因剪刀） 很幸运的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叫做CRISPR（基因剪刀），它是生物工程师眼中的希望，是人们用来攻克难以治愈疾病的希望。CRISPR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像一把剪刀，一把DNA的分子手术刀，可以帮我们精准的剪切基因的某一个位置。 CRISPR有两大主要功能：一个是GPS，另一个是剪刀。它由一个蛋白和RNA构成。这个特殊的蛋白叫做Cas9，是从细菌中发现的，它在细菌中可以精确的把它不喜欢的病毒给剪切掉去除。而这个精确性来自于与Cas9结合的RNA，叫做向导RNA。 （CRISPR 基因剪刀） 向导RNA，就像一个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把这把分子剪刀带到对应的基因位置，而它寻找DNA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互补原理。这就形成整个生命编程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不同的向导RNA，来设计不同的GPS，告诉这个剪刀跑到不同的位置来编辑基因，通过编辑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基因，删除一个基因，或者是修改一个错误的基因。 在2012年，当亓磊还在伯克利做博士生的时候，他和他的导师在一起研究时发现：CRISPR基因编辑虽然非常强大，但是有时也会犯错，而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人的生殖细胞里，就会传给后代，形成新的遗传病，而且很难逆转，于是，他们开始思考一种不必去修改基因序列，但同时又能改变基因功能的方法。 （CRISPRi也有风险） 2. CRISPRi（基因开关） 伴随着这个想法，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叫做CRISPRi（基因开关），i指的是干扰。简单的说，CRISPRi是去除了剪刀的功能，所以不会对DNA造成任何的损伤，但是却保留了GPS的功能，能够精准地跑到某个基因的位置，并不会剪掉它，而是改变它的表达方式。 （CRISPRi 基因开关） 人的基因组是有2万多个基因构成的，这些基因细微的差异和不同的表达构成了我们个体的差异，当该表达的基因不表达，或者是不该表达的基因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病，而这些疾病可以通过CRISPRi来修复。 假想一下，CRISPRi就是一把把的钥匙，它可以让我们用来精确的开关基因组里的很多基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CRISPRi关掉一些造成疾病的风险性基因，像糖尿病、近视眼和癌症，同时我们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一些对我们有有益的基因，比如说打开一个增强免疫力的基因。 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使用很多把这样的钥匙，同时在人的细胞里打开关闭上百个基因，达到非常复杂的生命编程的过程。让我们再看看有哪些应用吧： 用生命编程治疗遗传病 遗传病的根本是由于遗传的DNA发生了错误，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修整。 生物工程师现在正在使用这些基因编程的工具，来针对很多种不同的遗传病寻找解决的方案，像通常见到的秃头，这是遗传造成的，而肥胖、近视是由遗传和环境一起造成的。 这些都可以在将来某一天通过基因编程的方式彻底修改掉，我们再也不必要担心得这些毛病。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治疗艾滋病 我们听过最可怕的疾病应该就是艾滋病了。HIV病毒感染人的免疫系统，并且长时间的潜伏在里面，造成免疫系统的缺失，这就是艾滋病。 目前，治疗艾滋病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控制HIV的传播，以及延缓HIV的发作，非常昂贵，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HIV。 根据麻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我们有望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根治HIV，利用Cas9 / CRISPR技术将造成艾滋病的HIV病毒序列从细胞基因组里删除掉，就能让HIV病毒从病人体内永久消失。而如果每个人都进行这样的生命编程，那么HIV就会从地球上永远的消失，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将来得艾滋病。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治疗乙肝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乙肝病毒。数据统计，中国得乙肝病毒的病人数量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乙肝病毒也是一种DNA病毒，它长期的潜伏在我们的肝细胞里，并通过这种潜伏影响我们的肝脏功能，甚至造成肝癌。既然是DNA病毒就可以通过DNA编程的方式加以修改、删除，这样乙肝病毒就再也不存在我们的体内，世界上再也没有乙肝的携带者。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治疗癌症 目前治疗癌症的方法也比较单一，主要是手术切除或者是大剂量的化疗，这些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而且非常痛苦。 有一种方案就是编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大家知道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的一道防线，免疫细胞就像警察一样帮助我们去除那些我们有害健康的东西。 但有个问题是免疫细胞会游走于全身各个器官，对于很多器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通过生命编程的方法，我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编程免疫细胞，让它们变得非常精准，只去杀死需要杀死的癌细胞，比如让免疫细胞只进入到肺部，这样对于肺癌的病人只会进入到肺部去杀死这些肺癌细胞，而不会进入到身体的其他任何器官，不会造成“误伤”。 用生命编程的方式返老还童 最近，亓磊的团队和斯坦福医学院临床医生合作，使用编程的方式来解决骨再生的问题。大家知道，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的骨头一旦受损修复是非常漫长的。那么，解决的方案就是编程干细胞，让干细胞短时间内快速再生出高质量的骨头。 而他们的实验发现，在小鼠体内本来不可以再生的骨头，通过两周时间内快速再生出高质量的骨头。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适用于更复杂的器官，比如说再生心脏，让心脏重新恢复功能，甚至可以让人们返老还童。如果把年轻小鼠的血打入到年老的小鼠体内，它就会恢复认知能力和青春，年轻小鼠血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年老的老鼠，这就是所谓的“返老还童”吧。 如果说IT行业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已经飞速前行了30年的话，那么生物科技也即将驶入这条高速路，虽然说现在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加速度很大，那么在将来它必将一样高速行使。 生命编程的未来与生物工程师的愿景 在演讲的最后，亓磊教授提到：“基因编程的方式目前正处于起点，但是它却能帮助我们克服很多的疾病，包括癌症、老年痴呆、传染病和器官损伤，要想让这个成功，不仅需要生物工程师的存在，也需要产业的存在，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生物科技产业不停的创新，不停的支持将科技转化为临床、转化为医学，并且与医学完美的结合。” 作为一个生物工程师，亓磊也曾在面对太多未知的东西迷茫过，但有一段深深的影响了他，也描述了很多生物工程师的愿景：“Heal the Hurt, Reverse the Time, Change the Fate”（医治伤患、逆转时间、改变命运！）

　　11月7日报道 德媒称，去海外留学?投资?看风景?除此之外也有这样一个人群：出国看病。近年来，中国的医疗旅游大军日益壮大，而德国成为了富裕中国人的一大目的地。 　　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1月6日报道，“私人豪华座驾接送、贴身翻译陪同、五星级酒店豪华套房、米其林星级餐厅”，冷眼一看，很难将这与看病、就医联系起来。然而事实上，上述字样正来自一家提供该服务的中介公司网站，而海外医疗已经成为了不少中国人来德国的一大原因。 　　中国在一年前就曾报道称，对于中国人而言，“边旅游边医疗保健成为一种新风尚"，而德国《世界报》网站更是在今年7月刊文称，"德国医院里充斥着中国富豪”。 　　双赢的医疗旅游 　　对于德国全科医生法贝尔(Dr. med. Franz-Dieter Faber)而言，这不难理解。他对德国之声说，和美国、英国、瑞士、奥地利等很多国家相比，德国的治疗费用很低，而医疗水平很高。 　　“在美国，还没看到医生就要600-800美元。我认识的一名建筑师在美国患肺炎，医生进行了也就3分钟的初步检查，就花了1300美元”，这位德国医生说。 　　法贝尔医生从五年前开始接触来自中国的病患，目前已经对数十人进行过治疗、检查。他表示，这些中国人应该家境不错，基本上都住在五星级宾馆。 　　他毫不讳言地说，外国求医者可以带来更丰厚的利润，“每位德国医生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从公立保险病患(占人口总数的87%)那里，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海外医疗是国内没有的感受” 　　对于很多医院而言，海外患者提供了现金流。在德国科隆一家医院从事海外医疗业务的覃峰对德国之声说，在他工作的医院(Praxisklinik im Haubrichforum)，“海外患者所占比例1%都不到”，“医院青睐海外客人，是因为德国人看病都是走保险的，资金反馈机制很慢，而海外医疗都是现场掏钱”。 　　在覃峰看来，中国人出国看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不一样的感受。“海外医疗，最重要的是让患者感觉好，这可能是在国内得不到的东西。无论多有钱，在国内面临的医疗环境是差不多的，体现不出钱的价值，所以会想出国”，他说。 　　从事这项服务的中介公司们也深知这一点。医疗旅游服务机构们纷纷推出“尊享套餐”，其中除了体检外，也包含“独具德国特色的休闲项目”和“高端休闲观光项目”。 　　“多是来看男科、妇科” 　　在德国医院工作的覃峰表示，来其所在医院看病的，“最多的是看妇科和男科”。他表示，这和消费群体有关系，“基本上，愿意花钱出来的很多是四、五十岁事业有成、感觉身体不大好的人，或者是那些40多岁想生育的女性，想来检查一下，做一些怀孕的准备”。此外，也有不少人选择出国体检。 　　尽管德国医生认为，在德国治疗的性价比很高，然而远道而来仍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覃峰表示，如果是癌症等较严重的病症，治疗费用肯定是大几千欧元起，至几万欧元，时间越长，费用越高。 　　文化与心理 　　在德国看病，既可以直接去医院，也可以去全科或者专科诊所找大夫。整体看病流程与中国没有太大差异，但对于来自国内的病患而言，中德文化差异也应在考虑之中。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文化差异常是有趣而有益的;对于来看病的人，这些差异恐怕没有那么可爱。遥远的国度，陌生的语言，这一切难免让人有些心慌。 　　一位德国业内人士提到，中国人和德国人很多时候想法不太一样，如何建立信任是个问题。比如，德国医生看病情诊断报告、提出治疗建议是有偿的，而很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治疗还没有开始。 　　除了文化差异外，一些中国医疗旅游者的心理也让德国方面感到不解。采访中，覃峰提到了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有一个从中国来的体检团，……在做完体检后，其中一个人在体内发现了已经变黑、如没发现可能癌变的息肉，这个人很高兴，其他人变得很失望。因为大家都是做同样的体检，花同样的钱，没查出问题觉得亏了，钱白花了……这个想法让我很震惊”。  

大温一名12岁女孩日前在踢球时被球砸到眼睛，造成视网膜脱落，至今眼睛还是会看到黑块和重影。女孩的妈妈之前就给女儿买了意外保险，但保险公司以女孩还能看得到东西为理由，认为伤害不够严重，只肯赔8元送女孩到医院的路费。 12岁的Emily Laprise去年秋天在North Vancouver参加足球比赛时，被球砸到了眼睛。当时她倒在地上，痛苦地尖叫“我看不见任何东西了!” 经过检查，原来飞来的足球使她的左眼视网膜脱落，而且视网膜里面被撕裂了一个洞。虽然她做了手术之后，连接回了视网膜，但视网膜上的洞还在。现在Laprise看东西仍然会有重影，左眼视野中的下半部分区域几乎看不见东西。 Laprise的妈妈Nancy Desrosiers在急诊室做护士有20多年，她说常常看见有孩子受伤，所以很早就给女儿买了意外保险，但这次她对保险公司的回复感到很失望。 Desrosiers在保险公司Industrial Alliance给女儿买了意外保险，这家保险公司是加拿大四大保险公司之一。根据赔偿条款，如果被保险人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保险公司将赔偿5万元，但当Desrosiers替女儿索赔时，却遭到拒绝。 该保险公司说，Laprise只是会在部分视野中看到黑块，而且可以戴上眼镜以后就不会有模糊、重影，因此不符合赔偿条款的规定。 温哥华一位人身伤害律师Scott Stanley表示，这种意外保险并不值得买，就像玩老虎机一样，它从来不会真的吐钱出来。例如一些对打冰球选手的意外险条款也是类似情况，只有当冰球选手真的失去了整个手掌，保险公司才会赔钱。如果只是失去一根手指或手指尖，都不会赔偿。 Industrial Alliance公司最后只给Desrosiers寄了一张8.4元的支票，说是给支付给她在事故发生后送女儿到医院治疗的里程费。Desrosiers现在准备提起法律诉讼要求赔偿。 据CBC报道，Industrial Alliance公司还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复。

　　《多伦多太阳报》的专栏作家Sue-Ann Levy今天PO上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她和自家狗分别在多伦多就医时居然遭遇天壤之别的对待，令她由衷感慨人不如狗。。 　　Levy家11岁的腊肠Kishka最近在Secord宠物医院接受了一次手术。4小时的麻醉之后，手术成功的Kishka出院了，和它一起被递到主人手上的还有长达2页纸的报告，里面详细描述了该如何照顾术后的狗狗，另外还开了两种不同的止痛药――一种是狗狗版的扑热息痛，另一种是抗生素，防止伤口感染。 　　手术花费了$2,100，可能差不多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不过Levy觉得这钱花得值，狗狗正在康复中，而且从周一到现在他们已经先后接到宠物医院的三通电话，询问Kishka情况怎么样了。 　　Levy想说，Kishka情况不错，比她强多了。。 　　因为Levy最近也遇到点状况，去看了医生。 　　上周一，她摔伤了左腿，当时立马皮开肉绽，她即刻被送往多伦多综合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伤口缝了15到20针。 　　之后，她就被打发回家了，问题是，医生并没有给她开任何止痛药或抗生素。 　　多伦多综合医院 　　Levy远在佛罗里达的护士好友听说了这事，立刻提醒她缺少止痛药和抗生素的严重性。于是Levy联系了急诊室的医生两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医院就是这样规定的。 　　药没来，账单却来了。三天后，Levy收到两张$45的救护车的账单。同一天，她的腿部开始剧烈疼痛，并且出现了红肿。 　　星期天的时候，她腿部膝盖以下的部分和右脚开始肿胀，疼痛太剧烈，她甚至出现了思维模糊，没法思考事情。 　　家人立刻将她送到附近的诊所，结果被告知缝针的地方已经感染，必须拆除。诊所医生还给Levy开了这么久以来的第一片抗生素。 　　现在感染已经被控制，但疼痛还是难以忍受，Levy说她几次想吞下狗狗的止痛药。 　　文章的最后Levy说，这次的经历让她见识到，我们的医疗系统对猫狗比对人要好得多。 　　“我知道这不光发生在我身上，这周有个87岁的老人也是因为一样的原因而遭受了严重的伤口感染。” 　　“尽管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但我们的医疗系统还是一团糟，资源不够、监管不力。” 　　政客吐露实情 　　本周，加拿大魁北克省卫生部长表示，不再为麦吉尔大学医疗中心(MUHC)预算赤字提供额外拨款――因为免费又及时的医疗根本不可能实现。 　　加拿大广播公司资深记者Neil Macdonald报道，通常，加拿大当选的政客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会反复这样说：让每个加拿大人免费又及时地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但是Macdonald指出，这完全是荒谬的，除了税照收不误。 　　首先，根本没有所谓的“加拿大医疗体系”，因为每个省都实行各自的医疗系统，各有不足，联邦政府除了提供部分拨款，完全没有监督。 　　其次，医疗系统内的腐败严重，靠权力影响或内部关系，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第三，所谓我们在年老时会得到照顾，只是一个理想，并没有写入法律。虽然大家都在传达这个期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卫生部长或总理作出过保证。  

　　中国不孕不育发病率逐年增加，其中多方位的环境污染对不孕症的产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20年前，中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仅为3%，而2011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12%，更有部分地区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5%。 　　报导分析，环境污染、工作压力、不良生活方式都是导致男女不易怀孕的诱因。 　　专家分析，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了国内各种不孕不育症的高发、频发。环境内分泌干扰物通过污染水源、食物或经皮肤吸收进入肌体后，对人类的生殖障碍、发育异常、某些癌症及某些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疾病都产生了影响。 　　而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的就是男性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 　　据悉，与三四十年前相比，中国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亿个左右下降到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而且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速度越快。 　　对于女性而言，事业压力则是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随着生活压力日趋变大，女性普遍推迟结婚、生育年龄，但年龄越大对生育能力影响越大。“35岁以后女性生育能力更是明显走下坡路了，30岁之前则是最佳生育年龄。” 　　陆媒此前曾报道，据中国精子库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大陆不孕不育患者都在增加，每年约有10万名试管婴儿出生，目前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2.5%。不孕夫妇呈年轻化趋势。 　　在大陆，需要辅助生殖助孕的育龄妇女大约有300万，其中因为男性不育的占40%，而“无精症”约占15%至20%。 　　另有分析认为，过多的堕胎也是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之一。根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至少有1300万例堕胎。其中，有一半妇女属于非婚，并曾做过两次以上手术。  

　　据680新闻报道，加拿大情歌王子Michael Buble证实，他三岁的儿子Noah患了癌症。 　　他说，这一诊断让他和他的妻子“震惊”。 　　Michael Buble是在他的脸书账户里发表申明证实这一消息的。 　　“我们一直说，家庭很重要，我们的孩子很重要。Luisana和我已经暂时将我们的工作放在一边，全新全意照顾Noah，帮助他康复。” 　　Noah目前在美国接受治疗。 　　根据报纸La Nacion的报道，家人最初以为Noah患的是腮腺炎。他被带到一家美国医院看病，在那被诊断为癌症。

　　前段时间，多伦多卫生局在“Wrap It Up”活动中派发避孕套。   　　工作人员将避孕套放在自行车防水车座里面，倡导“戴好套再骑车”。其中避孕套上写着“探索多伦多(Explore T.O.)”。 　　原本以为，这就已经算“大胆”。然而，无独有偶，加拿大萨省的一个小镇直接将镇名写在了避孕套上，而且比较“调皮”。 　　目前，这种避孕套在Saskatoon Health Region的5个地方派发。 　　据悉，萨省是加拿大艾滋病率最高的省份。

库马尔天生背部长了多余的脚。 多出来的脚令库马尔走路艰难。 库马尔于社交网站求助。   印度一名男子天生异禀，自出娘胎便长有4只脚，但他一直希望找到医生，为他切除长在他背部的脚，于是在网上寻求协助。 现年22岁的库马尔（Arun Kumar）天生背部长了2只脚，他的家人于他年幼时，花了5年时间在全国多间医院寻求医生协助切除多余的脚，却因为他是个婴儿，做手术会有很大风险，因而被拒绝。 多出的2条腿，令库马尔饱受重压，更影响走路，因而于社交网站求助，最终获德里一间医院跟进他的病情，寻求可医治他的方法。过了15年"四脚生活"的库马指，他希望可以像常人般正常走路，而他已准备好进行切除手术。

安省卫生厅长贺施金。（CBC） 安省卫生厅一个新数据库揭示，超过80名省内医生，为病人开出不正常的大量鸦片类药物，这些医生已在接受调查。 卫生厅新的麻醉剂监控电脑系统发现，86名医生为8名甚至更多病人，开出芬太奴(Fentanyl)、羟考酮(oxycodone)之类药物，其数量大大超过全国指引。 安省卫生厅长贺施金(Eric Hoskins)周四在省议会告诉记者：「卫生厅检测出一些模式，我称之为不寻常。我们所说的是，鸦片类药物的每日剂量，相当于一天服用大约150片泰诺3(Tylenol 3)。」 贺施金说，卫生厅官员已将涉事医生的信息，提报给行业监督机构安省内外科医生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以供调查。 医生会将确定，是否这些医生违反职业操守，这些处方是否合适。 该协会最近曾警告医生，卫生厅向其提供了信息，涉及医生开出鸦片类药物处方时，可能违反安全指引。 医生会的注册官杰拉斯医生(Dr. Rocco Gerace)说：「医生会将考虑，数据的准确性、开出这类处方时的临床环境，并将从开处方的医生处获得信息，以便更好理解与评估这种做法。」 贺施金说，涉及的鸦片类药物剂量，也许对某些特定病人合适，比如接受善终服务的人或癌症患者。 据首席验尸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Coroner)，安省每天平均有2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令其成为安省意外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贺施金上月发布他所说的安省首个综合性策略，应对鸦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其中的措施包括遏制滥开处方现象。他指这次调查就隶属该策略。

切除乳房后，她们这样生活 面对女性杀手乳腺癌，切除乳房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手术留下的伤疤却并不美丽。然而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并不惧怕显露自己平坦的胸部。对她们来说，身体便是战场。 在黛比·鲍尔斯(Debbie Bowers)做乳腺癌手术前，她的医生保证，医疗保险会支付乳房再造的费用，还说她“甚至可以增大一个罩杯”。但鲍尔斯不想要硅胶植入物或更大的乳房。 “患上癌症后，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体内有不属于我的东西，”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Bethlehem)45岁的鲍尔斯说，“我只想要康复。” 虽然整形外科医生和肿瘤医生大力提倡乳房再造，认为它是女性“重新感受健全”的一个方法，但有些医生说，他们开始看到对这种外科手术的抗拒。鲍尔斯这样的病人选择的就是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和社会传统，在患上乳腺癌之后保持没有乳房的状态。她们甚至给不进行乳房再造的决定起了个名字，叫“走平胸路线”(going flat)。 “乳房再造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的乳房外科医生迪安娜·J·阿塔伊(Deanna J. Attai)说。她是美国乳房外科医生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Breast Surgeons)的前主席。她说，越来越多的病人，尤其是那些在患癌之前乳房偏小的病人，选择不要乳房再造。“有些女性就是觉得太麻烦：太复杂，太多步骤，过程太长。”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的黛比·鲍尔斯，在一个视频里展示了带有疤痕的胸部，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该视频在Facebook上广为流传。 社交媒体令这些女性可以更开放地谈论不要乳房的决定，以及身体和情绪所面临的后续挑战。社交媒体平台wisdo.com前不久制作的一段视频在Facebook上得到广泛转发。在视频中，鲍尔斯和51岁的朋友玛丽安娜·杜克特·科佐(Marianne DuQuette Cuozzo)脱去衬衣，露出有疤痕的平坦胸部。50岁的新奥尔良人波莱特·利普哈特(Paulette Leaphart)患有凝血障碍，在双乳切除后无法进行乳房再造。今年夏天，她裸露上身从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Biloxi)徒步走到华盛顿特区，以此激发人们对癌症患者经济困境的关注。 “女人不是因为有乳房才是女人，”利普哈特说。 乳房切除后“走平胸路线”的新运动是对女性特质和乳腺癌康复固有观念的挑战。多年来，医学专业人士认为，乳房再造是乳腺癌治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女性健康倡议者争取并最终促使《妇女健康与癌症权利法案》(Women’s Health and Cancer Rights Act)于1998年获得批准，该法案要求医疗保险计划涵盖修复和再造手术。 从那以后，乳房再造成为标准护理。据美国整形外科医生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称，去年共进行了10.6万多例再造手术，比2000年增加了35%。虽然女性在切除乳房后选择再造的确切比例尚不可知，但一项研究发现，2011年，在准备做乳房切除手术的女性当中，有63%的人选择再造。如今，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这个数字接近80%。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夏天，新奥尔良人波莱特·利普哈特裸露上身从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Biloxi)徒步到华盛顿特区，以此激发人们对癌症患者经济困境的关注。 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治疗癌症之后进行乳房再造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推介再造手术时，医生会援引这类研究。但一些女性认为，医生过于注重体貌特征，对她们的身体和心灵在漫长再造过程中所经受的痛苦却关注得远远不够。做再造手术的女性有多达三分之一会出现并发症。对28项研究的系统性汇总显示，就身体形象、生活质量和性表现而言，没做乳房再造的那些女性的状况不会更糟，有时还会更好一些。 “乳房再造术有个可怕的小秘密：术后出现重大并发症的风险要高于普通的选择性手术，”会为患者做再造乳房手术的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整形外科副教授克拉拉·李(Clara Lee)说。 和鲍尔斯一起在Facebook上的那个视频中出现的科佐，在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手术以后，用了一年时间来再造乳房，但却在五个月内出现了四次感染，于是她把植入物移除了。她说，进行乳房再造“比患癌症还要糟糕”。 目前，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一些州要求医生告知女性可以进行乳房再造。但女性们表示，自己通常不会被告知还可以选择让胸部保持平坦。“我从未被告知还有其他选择，”科佐说。“我从乳房外科医生到了整形外科医生那里，他们说，‘这就是你接下来要做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整形外科主任、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上一任会长大卫·H·宋(David H. Song)说，并发症的风险真实存在，但过度关注并发症就像是在“成百上千万航班安全着陆”之际将注意力集中在坠机上。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和鲍尔斯一起出现在Facebook上的那个视频中的玛丽安娜·杜克特·科佐，曾在五个月内经历四次感染，于是摘除了乳房内的植入物。 鉴于手术技术的发展，“再造的乳房就美感而言会比原来的乳房更胜一筹，”宋医生说。“这一切结束后，患者会显得更年轻，胸部比以前更具美感。” 但他的话暗示着再造的乳房是女性天然乳房的升级版，这类说法会惹恼许多切除了乳房的女性。首先，再造的乳房通常是麻木的，再也无法在性唤起过程中发挥作用。它通常没有乳头，因为乳头在乳房切除手术中一般会被摒弃。 看过一些再造的乳房的照片以后，“我有点儿恐惧，”现年48岁、来自布鲁克林，在切除双侧乳房后决定不做植入手术的查理·谢尔(Charlie Scheel)说。“你没有乳头，而且到处都是伤疤。” 来自长岛的癌症幸存者丽贝卡·派因(Rebecca Pine)是一个名为“乳房与海”(Breast and the Sea)的摄影和写作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她说，“你的身体要经受极多的苦痛，而且也不是说我们能找回自己的乳房。” 一些女性表示，医生曾敦促她们接受植入手术。佛罗里达州的凯瑟琳·斯特普尔顿(Catherine Stapleton)在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以后清醒过来时，发现她的乳房外科女医生留下了以后进行乳房再造时用得上的一块块难看的皮肤和组织，以防她改变主意。 “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感到很震惊，”现年58岁的斯特普尔顿说。她现在的处境是，要接受额外的大手术来修正第一次手术。 Béatrice de Gé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现年48岁、来自布鲁克林的查理·谢尔，在切除双侧乳房后被一些再造的乳房的照片吓到了，决定不做乳房再造手术。 长岛倡导团体九分之一(1 in 9)的主席杰里·巴里什(Geri Barish)说，当她选择不做乳房再造手术的时候，遭到了医生的责问。“一位医生对我说，‘你怎么能就这样走来走去？你看起来有些畸形，’”她回忆道。 互助团体和社交媒体的存在让女性得以分享与乳房再造的现实有关的故事。“我那个互助组里的很多女性都出现了感染，此外，其间涉及的手术数量之多让她们很惊讶，”现年45岁、在切除双侧乳房后选择让胸部保持平坦的阿莉西亚·斯特利(Alicia Staley)说。“跟她们交流时，我很疑惑，‘这些女性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让乳腺癌患者接受变成平胸的事实会很困难。一些女性会在胸罩内戴假体，不过也有很多人不再这样做了。“它们很重，感觉不太舒服，而且它们接触的是留有伤疤的敏感部位，”派因说。 翻译：土土、李琼

据英国镜报报道，近日，英国一位父亲安迪（Andy Whelan）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张他四岁女儿杰西卡（Andy Whelan）接受癌症治疗时的照片，“这就是癌症的真面目”，配上黑白色调下小女孩痛苦的神情，让人心碎。 2015年9月，杰西卡被诊断出儿童神经母细胞瘤四期。目前，年仅4岁的她已经和病魔抗争了13个月。不幸的是，漫长痛苦的治疗没能治好她的癌症，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个几周。“我的小女孩，她苍白的脸上可以看到突出的血管，孤独的泪水从脸颊滑落，扭曲的表情，僵硬的身体……”父亲分享照片的时候写道。图为杰西卡和爸爸安迪。 最初，杰西卡只是手臂肩膀疼，医生诊断是骨感染。经过10周的治疗之后，在一次检查中，医生们发现了杰西卡腹部的肿瘤，随着更深入的化验，他们确诊——杰西卡患上了癌症，四期。 自此开始，杰西卡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化疗和各种临床药物试验，这让小姑娘的秀发一天天脱落。不过乐观的杰西卡把医院当成了家，她和邻床的小朋友成了好朋友，和护士姐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图为杰西卡为了治疗剪成了短发。 几个月后，杰西卡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她变得比以往都有力量、看起来也更有精神，安迪和妻子也学会了如何用药。因此，杰西卡可以在家多待些时间，和弟弟玩耍。图为杰西卡和她的弟弟詹姆斯。 父亲安迪说，“一天早上，一家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中出现了病人的镜头，她便转头对我们说：‘我不想死。’这句话伤透了我的心，我感觉我的女儿很可怜。” 当所有药物治疗都结束后，医生经过检查告诉安迪，杰西卡的病情虽然没有恶化但也并没有好转。 今年8月，杰西卡接受了放射治疗，医生说这可能会让杰西卡多活两年。但是10月的时候，医生发现虽然杰西卡的肿瘤没有长大，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 医生告诉安迪一家人杰西卡最多能活几个星期，这个噩耗让他们感到绝望。虽然还有其他各种药物试验，但是对杰西卡来说，都不会有什么作用了。 10月12日，安迪和妻子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停止杰西卡的化疗，让她能够在短短人生的最后阶段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图为停止化疗后，杰西卡在父母卧室里玩ipad。 安迪说，他之所以选择在杰西卡短短人生的最后分享这些照片，是因为他想让更多人提高对儿童癌症的认识，他也曾是个对儿童癌症一无所知的父亲，而如今，看过女儿承受了这么多身体、心理上的痛苦之后，他不想再让这些小天使的人生以悲剧结尾。他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投入到儿童癌症治疗研究之中，让孩子们免受癌症的痛苦，拥有快乐的童年。

Dixon一家，左为女儿Rebecca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   一名因对妇女生育有贡献而曾获颁加拿大勋章的渥太华生殖科医生，被指利用自己的精子取代一名不育女病人丈夫的精子，替该名女病人进行人工受孕，被该对夫妇及女儿告上法庭，同时还有另外一名女子以同样理由提告，该医生面临集体诉讼索偿。 案中原告Daniel and Davina Dixon 夫妇一直尝试想有自己的孩子但没有成功，最后两人决定求助医生。自1989年起向当时在渥太华行医的Dr. Bernard Norman Barwin求医。医生果然医术高明，第二年即1990年两人诞下女儿Rebecca Dixon，一家人欢天喜地。 随着女儿一年年长大，问题也就来了。先是母亲Davina发现女儿的眼睛是褐色的，而她们夫妇两人的眼睛全是蓝色的，开始产生疑虑。 父亲Daniel 说，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可以判定女儿的身份，那就是血型。Daniel 是AB血型，而Davina是O血型，血液测试结果Rebecca也是O血型，这就可以断定Rebecca 不可能是他们两人的亲骨肉，因为如果父母双亲血型为O+AB 则子女血型可能是A或B ，但绝不可能是O或AB 。 为了确认这个结果，Daniel and Davina Dixon于2015年4月进行了DNA测试，证实Rebecca的生父是Daniel的机率为零。他们这才想到问题可能出在Dr. Bernard Norman Barwin医生那里，翻查安省内外科医生协会（CPSO）有关医生的文件，发现他2013年曾遭停牌两个月，并在纪律聆讯中承认“曾在执业期间犯错，令他未能向病人提供属意生父的后代”。这怎么可能，医生在为他们夫妇提供生育治疗期间是保证了只会利用男方的精子替女方授精的。 本周二渥太华两家律师行代表受害人提交诉状，要求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自愿提供个人DNA样本。医生的代表律师Karen Hamway说他们会在数周内提交答辩书。 现年26岁的Rebecca接受CBC 访问时说﹕我小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养女﹐我们总是一笑置之。我的长相不像父母﹐但有点像外祖母﹐我从未担心有问题。直到查验血型后才发现问题。 之后她联络上了面对同样问题的温哥华女子Kathryn Palmer，Palmer的母亲在1990年请同一个医生以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受孕。透过DNA测试证实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为Kathryn Palmer生父。二人再进行DNA测试后，证实为同父异母的姐妹。Rebecca说，这倒是个意外惊喜，因为她一直希望有个这样的姐妹。 报道说，2013年﹐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被安省内外科医生会吊销医生牌照两个月﹐他此前承认﹐在21年期间曾为4名女子错误授精。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于2014年8月永久放弃行医牌照，并失去加勋章荣誉。

　　本周五(11月4日)温哥华国际村(International Village)电影院，将会放映宣传捐赠干细胞善举的电影《Mixed Match》，鼓励更多的少数族裔人士能登记成为捐赠者，增加病人寻得合适配对的机会。 　　电影制作人斯特里斯(Jeff Chiba Stearns)称，找寻骨髓捐赠者的困难在全世界都存在，一些人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事情，故此希望能消除部分人对此的误解，并鼓励更多的少数族裔人士能登记成为捐赠者，增加有需要的病人找寻合适配对的机会。 　 　少数族裔背景病人配对难 　　该影片讲述了有病人因为本身的少数族裔背景，可能增加他们寻找合适干细胞配对的难度的故事。目前在全球的干细胞登记，主要是白人捐赠者，少数族裔则较少。该部电影鼓励人们登记成为捐赠者，并指出登记程序简单。 　　现场设捐赠登记摊位 　　加华干细胞协会在电影播放期间，会在现场设有摊位，为17至35岁的捐赠者登记。 　　该影片曾于今年10月4日，在2016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放映。

本周，加拿大魁北克省卫生部长在蒙特利尔市新建的超级医院作出一项警告，医院的经费有限，不可能在面临透支时，继续不断接收和诊治病人。 魁北克省卫生部长表示，不再为麦吉尔大学医疗中心(MUHC)预算赤字提供额外拨款。 这位部长本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可能讲出了不会从政客们口中听到的一句真话。 加拿大广播公司资深记者Neil Macdonald报道，通常，加拿大当选的政客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会反复这样说：让每个加拿大人免费又及时地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这也是加拿大近50多年来的一条社会契约：政府通过方方面面的税收，为我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但是Macdonald指出，这完全是荒谬的，除了税照收不误。 首先，根本没有所谓的“加拿大医疗体系”，因为每个省都实行各自的医疗系统，各有不足，联邦政府除了提供部分拨款，完全没有监督。 联邦卫生部长 Jane Philpott与各省卫生部长开会，讨论医疗拨款。 结果造成各省的医疗服务水准参差不齐。加拿大咨议会(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表示，安省居民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优于魁省，但魁省的税更高。 其次，Macdonald指出，医疗系统内的腐败严重，靠权力影响或内部关系，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第三，所谓我们在年老时会得到照顾，只是一个理想，并没有写入法律。虽然大家都在传达这个期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卫生部长或总理作出过保证。 医疗拨款一直在减少 Lakehead大学医疗经济学家Livio Di Matteo指出，加拿大的人均医疗拨款，经过通胀调整后，过去几年来一直在减少，并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联邦政府向各省的医疗拨款每年增长6%，现在要求减少拨款，称各省政府没有把拨款完全用于医疗服务上。而各省政府一直要求增加拨款，以便减少自己的预算。 目前加拿大人口不断膨胀，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年龄，很多已经进入70岁，正是大量消耗医疗开支的时候。未来的医疗体系如何满足这一群体的需要? 魁北克省卫生部长Gaétan Barrette本周已表示，政府不再会为麦吉尔大学医疗中心(MUHC)的预算赤字提供额外的拨款。这就好象是在暗示，对不起，没有钱了。 部长指出，大家要面对现实，加拿大全国各地近几年来一直在削减预算，只是以等候名单和定量配额的方式。 温哥华私立诊所Cambie Surgery Centre。 加拿大法律禁止基本医疗私有化，但是很多地方提供私人收费的MRI扫描、髋关节置换手术或整形外科手术。更有很多人自费前往美国，以避免漫长的等候。 联邦卫生部长Jane Philpott强调“不能用钱来插队”，这是加拿大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这项原则导致那些等不及排队的病人，在已经繁重的医疗负担上增加额外的旅行和酒店开支。 Di Matteo指出，医疗系统最终能否满足加拿大人的需求，取决于经济。经济增长，成功吸纳移民，从而扩大纳税人口，才能负担医疗系统不断增加的拨款压力。

一名因对妇女生育有贡献而曾获颁加拿大勋章的渥太华生殖科医生，被指利用自己的精子取代一名不育女病人丈夫的精子，替该名女病人进行人工受孕，被该对夫妇及女儿告上法庭，同时还有另外一名女子以同样理由提告，该医生面临集体诉讼索偿。 案中原告Daniel and Davina Dixon 夫妇一直尝试想有自己的孩子但没有成功，最后两人决定求助医生。自1989年起向当时在渥太华行医的Dr. Bernard Norman Barwin求医。医生果然医术高明，第二年即1990年两人诞下女儿Rebecca Dixon，一家人欢天喜地。 随着女儿一年年长大，问题也就来了。先是母亲Davina发现女儿的眼睛是褐色的，而她们夫妇两人的眼睛全是蓝色的，开始产生疑虑。 Dixon一家，左为女儿Rebecca 父亲Daniel 说，有一个快速的方法可以判定女儿的身份，那就是血型。Daniel 是AB血型，而Davina是O血型，血液测试结果Rebecca也是O血型，这就可以断定Rebecca 不可能是他们两人的亲骨肉，因为如果父母双亲血型为O+AB 则子女血型可能是A或B ，但绝不可能是O或AB 。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 为了确认这个结果，Daniel and Davina Dixon于2015年4月进行了DNA测试，证实Rebecca的生父是Daniel的机率为零。他们这才想到问题可能出在Dr. Bernard Norman Barwin医生那里，翻查安省内外科医生协会(CPSO)有关医生的文件，发现他2013年曾遭停牌两个月，并在纪律聆讯中承认“曾在执业期间犯错，令他未能向病人提供属意生父的后代”。这怎么可能，医生在为他们夫妇提供生育治疗期间是保证了只会利用男方的精子替女方授精的。 本周二渥太华两家律师行代表受害人提交诉状，要求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自愿提供个人DNA样本。医生的代表律师Karen Hamway说他们会在数周内提交答辩书。 Rebecca 现年26岁的Rebecca接受CBC 访问时说﹕我小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养女﹐我们总是一笑置之。我的长相不像父母﹐但有点像外祖母﹐我从未担心有问题。直到查验血型后才发现问题。 之后她联络上了面对同样问题的温哥华女子Kathryn Palmer，Palmer的母亲在1990年请同一个医生以匿名捐赠者的精子受孕。透过DNA测试证实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为Kathryn Palmer生父。二人再进行DNA测试后，证实为同父异母的姐妹。Rebecca说，这倒是个意外惊喜，因为她一直希望有个这样的姐妹。 报道说，2013年﹐Dr. Bernard Norman Barwin被安省内外科医生会吊销医生牌照两个月﹐他此前承认﹐在21年期间曾为4名女子错误授精。 Dr. Bernard Norman Barwin于2014年8月永久放弃行医牌照，并失去加勋章荣誉。

阿黛尔层患上忧郁症 据台湾媒体报道，英国歌手阿黛尔（Adele）和男友西蒙·考内奇（Simon Konecki）相恋5年，至今仍未结婚，不过她在2012年为男友生下儿子安吉洛（Angelo），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之前也曾在演唱会中，对全场歌迷喊话自己要在巡演结束后，再拼二胎。不过，她日前在专访中却透露，自己在生下安吉洛后，曾一度换上产后忧郁症，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妈妈。 阿黛尔日前在接受《Vanity Fair》的专访中透露，自己“有过非常黑暗的一面”，经常很容易陷入忧郁，在10岁那年因爷爷过世，患上忧郁症，接受了很多的治疗才逐渐康复。没想到在生下儿子后，阿黛尔又再次患上忧郁症，并透露当时自己真的被那样的状态吓坏了，“我非常迷恋我的儿子，完全无法离开他身边半步，完全无法做自己的事。” 阿黛尔与儿子 阿黛尔称自己在当时完全陷入迷恋儿子的状态，“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去爱儿子，好像做了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她坦言直到有一天与同为人母的好友倾诉，对方完全理解当妈妈的难处并爆哭，才让她渐渐走出低潮。 虽然产后忧郁症一度困扰阿黛尔，不过有了小孩之后，也让她改掉不少坏习惯，不再酗酒抽烟，“毕竟宿醉状态带小孩，根本就是一种折磨！”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31日报道，美国华盛顿一名女子顺产诞下一个羊膜囊宝宝，据悉，这种罕见现象在新生儿中的发生概率只有八万分之一。 据悉，19岁的母亲凯莉•吉尔莫(Keely Kilmer)亲眼目睹了宝宝的出生，孩子重约5.7斤，浑身裹着羊膜囊，当时她和在场的人都十分惊讶，但希望这对小宝宝来说是个好兆头。众所周知，羊膜囊在母亲子宫里对宝宝起着保护作用，而自中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裹着羊膜囊出世的宝宝具有神奇的力量。 凯莉称，她为宝宝取名为大卫•托比•路易斯(David Toby Lewis)，而宝宝现在已经5个月大了，十分健康可爱。据她回忆，分娩之前她仍在散步，而午后的水中分娩却是十分痛苦的。后来在助产士的帮助下，她顺利产下了宝宝。同时她还称，在分娩过程中能隐约感觉到羊膜囊。宝宝出世后，助产士刺穿羊囊，剪下脐带，将宝宝放在凯莉怀里。 此外，凯莉的婆婆和丈夫对此事做了积极的回应，他们认为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他们相信宝宝的出生会带来好运，并对宝宝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中国台湾网11月1日讯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根据统计，人类一天平均放屁5到15次，放屁本来是自然的生理反应。但日本有名妇人在接受激光手术时突然放屁，排放出来的易燃气体与激光接触后造成手术室起火燃烧，该名妇人也被灼伤。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前新宿东京医科大学医学院发生意外火灾，造成一名30岁女性患者腰部腿部大面积灼伤。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报告指出， 事故发生时手术室中并没有易燃气体，主要是由于女患者进行激光手术时不小心放了一个屁接触到激光束，才引发火灾。 该名女患者当时正在进行子宫颈肿瘤切除手术，外部调查委员会研判女子当时的屁是这起意外的主因。因为屁的成分中包含可燃的氢气及甲烷，若氢气比例高达47%时就有可能引爆。

上个月，士嘉堡发生致命枪案，23岁的Kevin Gidden在车内被枪击身亡，涉案嫌犯已于周二下午现身警局自首。 据悉，枪案发生在10月27日凌晨1:00左右，地点位于Lawrence Avenue East夹Orton Park Road附近的加油站，Gidden跟朋友驾车驶出加油站时遭到枪击，Gidden身中数枪，随后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图片来源：CP24 上周日警方锁定了一名涉案嫌犯，并着手寻找。本周二下午5:00左右，嫌犯现身警局自首。据悉，嫌犯名叫Simeon Harty，现年22岁，多伦多人，被控以一级谋杀以及杀人未遂罪名，将于周三早上出席法庭聆讯。 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拨打报警电话416-808-7400或灭罪热线416-222-TIPS (8477)。

这位加拿大帅哥了吧，不仅身高体健、英气勃发，而且学业优秀，运动项目样样精通，让谁看起来都是充满阳光，前程无量的好青年。但这名27岁的温莎青年说，他的生活就是噩梦，活一天难受一天，请求安乐死。 虽然加拿大去年年底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但这名名叫亚当(Adam Maier-Clayton)的青年并不符合条件，原因还不在于他年纪轻轻，更重要的是，新法并不适用于精神病患者。 这位商学院毕业生从小就有焦虑、情绪障碍和强迫症的问题。他自己形容说，随着年龄增长病情日趋严重，现在身体各个部分就像硫酸泼了一样的难受。在家人帮助下，他到处寻求治疗，其中有些治疗方法完全是实验性质的，但他根本不在乎其潜在风险，但经历各种治疗之后并无好转，只感觉越来越糟。 亚当说，更糟的是这种痛苦是持续不断的，如果是从事任何认知活动就更难受。比如说不能多说话，说了就痛，因此其父亲与他交流时多用手势少说话，以减轻他的痛苦。再如读书不能读完三页，读一到两页就要痛至少6小时，因此现在几乎完全不能说，不能读，也不能写。 医生们无法确定他的病因，但亚当本人几乎吃遍了所有相关的药，包括抗抑郁药和抗惊厥药。他也寻遍了名医，找了不少专家咨询，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理疗，最近还尝试了实验性氯胺酮输液治疗，仍然毫无效果。 如果说外人不理解，但亚当的家人最清楚他的情况。“知子莫如父”，亚当的父亲最了解儿子，他说从小把他带大，没有父亲希望孩子走在自己前面，谁也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但他见到儿子实在太痛苦了，他不忍，但又不得不尊重儿子的选择。 医生看法不一致 CBC采访了两名专家，她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副教授、安乐死预防联盟(Euthanasia Prevention Coalition)主席Jean Echlin(下图)表示，加拿大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及社区支持均做得不够，但我们不能在处理类似个案时犯错。在我们尚未对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研究透彻的时候，我们不能通过安乐死的法律让这么年轻的人失去生命。 这位专家还说，如果我们的法律允许精神病患者合法死亡，一旦过两周医学有重大突破，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可能就失去了，那时恐怕就悔之晚矣。 但卑诗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临床医学教授Ellen Wiebe(下图)有不同看法。她是加拿大医助死亡领域最有名的医生，曾经帮助本国33人安乐死，也是加拿大唯一见证一名精神病患者安乐死的医生。 这名教授亲自诊断过亚当，认为确实是极个别、而且难以治愈的的个案。但她又感觉到亚当如果安乐死确实太年轻、也太残酷。 她坦率地说，“我感觉无法对一名年仅20多岁的青年实施医助死亡，你看，他的年龄还没有我的孩子大。” 但她同时也呼吁安乐死立法不应该把精神病患者排除在外，“精神病患者不应该受到歧视，”她说。 “他们所忍受的巨大痛苦应该被承认，他们的痛苦也应该被认为是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为什么我们让他们遭受无穷无尽的痛苦的折磨呢?” 亚当：忍受快到极限 随时准备自尽 亚当仍在努力，通过团体，通过社交网络发出呼吁，希望政府修改法律，给他安乐死的权利。他表示，虽然政府说现在的法律是为了保护精神病患者，但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政府坚持对安乐死法律不做修改，那么他别无选择，只有自己了结生命。 亚当不无痛苦地说，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但他现在实在无法忍受了。他说他从未伤害过自己，从未自残过，也没有过自杀企图，但随着时光流逝，痛苦与日俱增，他在严肃地考虑了结自己的生命。 亚当的父亲为儿子的决定痛苦万分，但他说理解他。“我不想这样，但我无法改变。也许没有人指责我，评论我，但某天早晨或晚上，我可能接到电话，说儿子走了...”

     作者留夏：      就凭他们是医生！ 　　这句半真半假的玩笑一不小心戳中了加拿大人不能言说的痛。 　　在加拿大，家庭医生很难预约，有时明明已经预约上了，到了时间还要再等一两个小时。更糟糕的是，有些医生态度还很不友好。 　　换个新家庭医生？太难，很多人都还没有家庭医生呢，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找，能找上一个已经烧高香了，哪还容你挑三拣四？！ 　　生病了不去看家庭医生？也有办法，去Walk-in不需要预约的诊所直接排队等吧。这种排队骑马得两三个小时吧（骑牛更慢）。也有些walk-in的诊所可以预约，但预约之后到了现场还得排队等（这分明就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 　　哼，那就不去看了，谁怕谁？who怕who？你不怕医生，你怕生病。 　　生了病一直拖着不就医，万一哪天病情加重，发烧脑热的，只好去急诊了。急诊也要排至少两三个小时，所谓的急诊，就是你自己着急而已。排到了可能你的烧也退了。那至少可以让医生看看没有其他问题吧，你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医生不会这样安慰你。医生一看你连烧都不烧了，滚犊子回去看你的家庭医生吧。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多少加拿大的病人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无力地被碾压。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加拿大人医疗的这种现状和弊病是由医疗体制引起的。 　　加拿大的医疗体制是一种被称为Universal Healthcare的由国家拨款的统一公共卫生体系。我们的医疗卡所缴纳的保险金，就是上缴给了国家，然后去看医生、做检查的费用也都由国家来承担。医院和医生这些医疗资源也都由国家统一配置（当然，医院可以通过筹款和募捐来配置设备和资源）。 　　世界上很多国家目前都采用这一医疗体系，其中被认为做得最好的是英国。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了英国的医疗政策，而英国也同样面临着看病等待时间长、医生匮乏等问题。加拿大一不小心步了英国的后尘。 　　当然，作为加拿大人，也不必对医疗系统万念俱灰。就加拿大医疗的这个奶奶熊样儿，还比隔壁美国老大哥好太多。 　　川普和希拉里的三场辩论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医改。川普一直在攻击而希拉里一直在维护的“奥巴马医疗Obamacare”就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比加拿大医疗体系还烂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公民上缴的保险金提高了，但是保险涵盖的范围和数额却减少了。 　　那么钱都去哪儿了？ 　　首先，钱本身就在涨，这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每年物价、房租等等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除了过度增长的泡沫，剩下的几乎都是由通胀引起的。医生的工资可能会涨，医疗器械的成本也在涨，因此，医保不涨价很难提供同样的服务。 　　其次，国家也需要拨款给医疗保险。保险金是靠着统计率算出来的一个数字，跟实际的花费总会有出入。很多时候都需要国家财政额外补贴。政府的税收总额是一定的，多给了教育，可能就要少给医疗。 　　Anyway，比美国的医疗体系强一些也并没有安慰到我们自己，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 　　英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学者、政客从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解决等待时间过长、医生匮乏的问题。大家在不停地讨论到底该如何通过医疗政策改革来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 　　这就好比美国现如今的大选，川普如果上台，或许他的新政策能够给美国带来一些新的面貌，但没准能引发更多、更大的矛盾和混乱；希拉里上台的话，还是延续从前的政策，虽然稳健，但以往的问题在未来似乎仍然解决不了。 　　加拿大的医疗改革也是如此，来个一刀切的彻底改革，完全推翻公共医疗体系，让保险公司和私人进入市场竞争，那我们就又回到了70年代，加拿大现代医疗之父Tommy Douglas建立起公共医疗体制之前的年代。市场竞争在新世纪，带来的就一定是我们所期待的自由、公平和保障吗？ 　　如果只是在现行的医疗体系基础之上，做少许的改善，那要治好整个体制的弊病，恐怕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加拿大卫生局已经开始重点培养更多的年轻医生，为医疗投入更多的财政拨款。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三尺也需数十载若干年。 　　所以，这满篇的废话对于你日后看病还是没有丝毫的帮助，只不过，当你再遇到医生那么嚣张、等待时间那么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些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同时，想到这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那么多人民都跟你一样，在水深火热地等，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感觉好一些。

　　加拿大的医学专家和性健康团体正在推动加拿大放松对避孕药美服培酮使用的种种限制，让加拿大将成为限制最少的国家。 　　美服培酮(Mifepristone，又称RU-486)是一种口服堕胎药，开发于1980年，1987年开始在法国使用。当与米索前列醇配合使用时，在妊娠前50天有95%的成功率，在怀孕中期也相当有效。 　　30年来，先后已经有60个国家允许使用此药，但限制条件不同。例如有的国家列为医生处方药，如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典;有的国家药剂师有权售药，但只限怀孕者本人购买并在药剂师面前服下。 　　加拿大在2015年7月核准该药上市，也附加了严格的条件，包括300加元的售价、必须有医生处方、不能在怀孕7周后使用等。 　　但加拿大的医学界和性健康团体一直在呼吁放松这些要求。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医生协会， 渥太华的“性健康与权利行动”组织。 　　温哥华的温迪・诺尔曼(Wendy Norman)医生解释说，这种药物已经使用了28年，安全性已经受到了检验。严格的限制已无必要，而且剥夺了那些支付不起和不容易看医生妇女堕胎的权利。 　　加拿大卫生部在10月中旬发布的一份指引中说，目前正在考虑取消购买这种堕胎药的孕妇必须在医生面前服下的要求，也会考虑把这种药的处方权下放给药剂师。但需要该药的销售商提交相关的资料和申请。至于价格，则是省政府的职权范围。 　　美服培酮的加拿大代理商Celopharma说，他们也正在研究能否把限制使用的期限延长两周，至最多怀孕9周。他们最近就会提交报告。而加拿大卫生部需要300天的时间进行审核。

　　卑诗儿童医院再次举办万圣节派糖寻宝活动，数百名儿童、家长与职员精心装扮，讨糖者与派糖者一起共享欢乐。 　　正当举国不少儿童，都趁万圣节精心打扮，外出讨糖之际，一些儿童却因为种种疾病，而被逼留在医院。卑诗儿童医院有见及此，昨日再次举办万圣节派对，让医院内的人也可以享受万圣节的欢乐。 　　该活动的口号照旧是："要么派糖，要么捣蛋"(Trick or Treat)。除了病房之外，医院的大堂更布置一番，摇身一变为寻宝乐园，设置了不少派糖站，参加的儿童需要逐一寻访，四处寻宝。一些本地机构也派人开设派糖摊档，不仅是派糖，还派发玩具或贴纸，既为儿童增添欢乐，也为自己做点宣传。 　　大堂的一角设有画脸站，小朋友可以免费画脸。画脸站前面排起人龙，颇受欢迎。 　　除了医院职员之外，参加的儿童及部分家长都因应传统，作出各种打扮，有人穿上公主裙，有人戴上海盗帽，有人披上恐龙装，也有人化身成为工地上的吊臂，各自发挥想像力与创造力。 　　一些病童随身拖着输液袋，接驳着医疗仪器，或是坐上轮椅出来讨糖，但照旧欢天喜地，笑容满面。 　　这是儿童医院一年一度的活动，估计两百名病童参加。

　　温尼辟市圣博尼费斯医院(St. Boniface Hospital)通知4300多名成年人，指他们在2012年以来倘曾接受心脏开胸手术，或会有机会感染细菌风险。 　　温尼辟地区卫生局心脏外科医生阿罗拉(Dr. Rakesh Arora)周一说："病人整体风险极低，我们没有收到报告，说缅尼托巴省有感染病例。" 　　阿罗拉指出，一种增减血液温度的手术工具疑有污染，涉及非结核分支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当局发信给病人，提到这个风险，病人如有疑问或顾虑，应该联系何人。 　　风险不足1%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估计，风险机率不足1% 。 　　该中心2015年10月向医护人员发通告，忠告他们留意这类感染。 　　加拿大各地医院使用同类器具，美国与欧洲也有使用。 　　有关方面怀疑，细菌在手术工具制造期间已存在，当时未有察觉。阿罗拉说："这些器材污染，不算罕见。很难知道器材有没有污染，我们有彻底清洁程序，尽量降低器材污染风险。" 　　医生为病人动心脏开胸手术，血液加温及冷却设备是必需手术器材。 　　环境普遍存在细菌，那些细菌很少引起并发症。病人在手术期间感染细菌，病情发展缓慢，不容易确诊。有一些个案，病人在术后数月甚至数年，才出现症状。卫生人员说，这类感染不会传染，不会人传人。 　　当局没有检测程序，查看病人在手术期间有无感染细菌。除非病人出现症状，否则无法检测病人有无感染细菌。 　　温尼辟卫生局说："病人做过心脏开胸手术，如果出现下列症状，应联系家庭医生，例如夜汗、肌肉酸痛、体重减轻、倦怠、无法解释的发烧、泛红、发热，胸骨开刀的伤口积脓。" 　　当局检测圣博尼费斯医院的器具有无细菌，卫生局说它依循厂商所有新建议，降低感染风险。

　　约翰逊昨日在聆讯后步出安省内外科医生学会。 　　一名曾经在多市及密市执业的医生，涉嫌拥有儿童色情物品及偷窥，虽然被法庭判处无罪，但昨日仍被安省内外科医生学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Ontario，CPSO)宣布勒令除牌，禁止继续在安省执业行医。 　　现年44岁的约翰逊(Kevin Johnston)，原名为Kevin Richard Speight，约翰逊自1999年起，在多伦多和密市行医，担任家庭和急症室医生。 　　约翰逊被CPSO纪律委员会控以“行医不当”罪，他选择对相关指控既不认罪、亦不抗辩(pleaded no contest)，终于昨日被纪律委员会勒令停止执业，并向CPSO支付5,000元费用。这次结果显示，在刑事案审讯中被告定罪，与医生在内部纪律聆讯中的入罪门槛有所差异。聆讯文件指，约翰逊涉嫌在2010年购买14只含儿童色情内容的光盘，但法院指未有证据显示有犯罪元素，2013年判他罪名不成立。 　　SD卡存偷拍如厕片段 　　CPSO在2012年对约翰逊展开调查，在约翰逊获法院判无罪后未有停止调查，并向多伦多警方索取进一步报告。聆讯透露，一张据称由约翰逊拥有的SD记忆卡，储存有偷拍男子在公厕如厕的片段，住所内又搜获相关的迷你摄录像机和iPhone。 　　委员会主席沃茨(John Watts)在会上谴责约翰逊的行径，指他的行为损害公众对医生专业的信任，不能容忍，故应处以这处分。约翰逊当时回应说：“多谢，我非常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