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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警告加拿大，或助中国电动车入局

本田罕见警告：加拿大制造业面临多重挑战安省最大、最稳定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本田，近日公开对加拿大汽车产业前景发出警告。加拿大本田总裁 Dave Jamieson 在本周在旺市举办的行业峰会上直言："企业不会因为习惯，就理所当然地一直在同一个国家造车。"他强调，加拿大正处于政策十字路口，本田未来是否继续在 Alliston 投资建厂，取决于政府的下一步走向。图片来源：加拿大本田 Jamieson 指出三大主要难题：首先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出口加征关税，严重威胁了本地厂商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其次是联邦政府针对尾气排放的新规，虽已取代先前遭反对的电动车销量强制令，但本田认为仍与本地生产车型脱节；第三则是加拿大向中国电动车开放市场，Jamieson 认为中国品牌凭国家支持，形成不公平竞争。本田的警告引起业内震动。与北美三大车厂（通用、福特、Stellantis）相比，本田和丰田这两家日系车企向来更为稳定，鲜少以裁员、撤资威胁政府，历来被视作安省 4000 多名工人的"铁饭碗"。但 Jamieson 的发言显示，即使是最稳定的外资企业，也开始动摇。政策压力与贸易壁垒加剧本地风险本田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美加贸易摩擦不断，特朗普时期加征的汽车关税至今悬而未决。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ette 在同一峰会上表示，今年夏天 CUSMA（美加墨协议）谈判期间，加国将把争取关税豁免列为首要任务，但即便如此，关税"可能只是减少，而非彻底取消"。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针对汽车尾气排放的最新规定，虽然已放宽，但本田等厂商仍担忧新政策过度偏向纯电动车，未充分考虑混动车型的市场空间——而混动车正是本田中期发展的重点。图片来源：globalnews 更为敏感的是中国电动车企业的入场。虽然目前中国品牌在加拿大市场份额有限，但 Jamieson 警告，若政策放宽，中国企业凭借国家补贴、愿意承担短期利润损失，极有可能在加拿大建厂、抢占市场。近年来，中国车企在欧洲、巴西等地已出现"只做总装、零部件全进口"的现象，给本地经济带来有限附加值。政府战略与长远考量虽然本田声称关税和政策是撤资的原因，但这反而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加政府决定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能源车企进入本地市场，中国企业可能比日系或欧系厂商更愿意建立当地工厂——既因为他们看重建立北美市场的据点，也因为国家支持使他们能够忍受短期亏损。与此同时，加拿大的新能源政策如果继续鼓励电动车转型，中国电动车企业——这些在全球新能源领域领先的企业——自然对加国市场更感兴趣。对比之下，传统日系厂商虽然稳定可靠，但在纯电动技术上的投入仍不如中国企业积极。不过，加政府也需警惕一个风险。近年来，中国车企在欧洲和巴西的做法表明，一些企业设厂只是为了做最后的总装环节，核心零部件仍从中国进口。这样的投资方式为本地创造的价值有限，本地供应链和就业机会也会受限。因此，任何与中国电动车企业的合作协议都需要明确本地化采购和制造的条款，确保加拿大能真正从这一趋势中受益。

3星期前
用户付钱买SIM卡？Telus收15元遭审查！

Telus $15 SIM卡费用可能违反新CRTC规定加拿大电信巨头Telus近期因SIM卡和eSIM收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随着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CRTC）最新消费者保护规定即将于6月12日正式生效，Telus的新收费政策是否违反监管要求，引发外界质疑。根据CRTC发布的新规，电信运营商不得向用户收取与手机或互联网服务开通、变更或取消相关的费用。监管机构希望通过这一措施，降低消费者更换运营商或调整套餐时的成本负担，让用户能够更自由地选择更优惠的服务方案，而无需担心额外收费。然而，一份日期为6月8日的Telus内部文件显示，公司计划从新规实施当天开始，对新开通服务的客户收取一次性15加元的SIM卡或eSIM费用。Telus表示，这并非被禁止的“行政费用”或“连接费”，而是用于支付SIM卡生产、授权、包装、配送等实际成本。对于eSIM，公司则称费用涵盖数字安全维护及相关技术支持成本。此前，Telus在线下门店办理新业务时会收取80加元的连接费，其中已包含SIM卡或eSIM成本。随着连接费被CRTC明令禁止，Telus决定将SIM相关费用单独列出并收费。对于新用户而言，这笔15加元费用将以“附加项目”的形式出现在首张账单中。不过，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业务的客户则可免除此项收费。针对外界质疑，Telus向媒体回应称，SIM卡和eSIM一直都是可单独购买的实体或数字产品，并非行政服务费用，公司只是延续既有做法。同时，Telus强调将按照监管要求取消80加元连接费，并确保遵守CRTC的新规定。但CRTC对此并不认同。6月10日，CRTC消费者、数据分析与战略副总裁Scott Hutton致函Telus指出，SIM卡和eSIM是用户获得无线通信服务所必需的组成部分，并不属于消费者可自由选择购买的附加产品。因此，这项收费很可能被视为变相的激活费用，而激活费用正是新规明确禁止收取的项目。 Hutton在信中表示，希望Telus能够主动调整政策，避免CRTC在新规生效后采取进一步的监管行动。事实上，这并非CRTC首次发出类似警告。今年5月，Bell公司在取消80加元连接费后，改为向购买新手机的用户收取40加元一次性处理费，同样遭到CRTC质疑。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加拿大电信行业未来可能面临更严格的收费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将进一步提升。

3星期前
刚刚！加拿大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在近期经济数据波动背景下，加拿大央行今日上午公布了最新利率决议。加拿大央行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维持在 2.25%，银行利率为 2.5%，存款利率为 2.20%。这也是央行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央行表示，中东冲突已进入第四个月，能源价格上涨和全球供应链中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压力，并推高了通胀。同时，美国政府持续提出新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依然高企。美国经济在消费和 AI 相关投资的带动下依然保持稳健增长。欧元区增长乏力，高能源价格抑制了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则继续依靠强劲出口实现增长。自 4 月《货币政策报告》以来，加拿大金融环境有所宽松。全球股市走势强劲，但债券收益率依然波动。加元兑加元及其他货币有所走弱。加拿大方面，第一季度 GDP 较上季度下滑 0.1%，低于 4 月报告时的预期。消费者支出增长 1.4%，但政府支出意外下降。房市活动下滑，企业投资依然疲软。出口减少，进口则因库存重建而大幅增加。5 月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整体来看，今年以来加拿大就业变动不大。失业率持续在 6.5%-7% 区间波动，5 月录得 6.6%。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经济有望恢复增长，但即便如此，经济整体仍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4 月份 CPI 通胀率升至 2.8%，符合预期。通胀攀升主要反映了能源价格上涨，包括油价走高，以及碳税退出 12 个月通胀计算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能源价格上涨向其他消费品传导的迹象有限。核心通胀指标已降至 2% 左右，CPI 组成中涨幅超 3% 的项目比例接近历史均值。食品价格涨幅有所缓和但仍偏高，住房相关通胀进一步放缓。全球油价依然高于 4 月报告假设（每桶高约 10 加元），因此短期内整体通胀预计将徘徊在 3% 附近，随后逐步回落至 2%。综合上述因素，央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2.25%。加拿大经济活动依然疲软，美国贸易政策前景仍不明朗。中东冲突持续，油价高企。管理委员会将继续关注战争对通胀的短期影响，但不会让高能源价格导致通胀持续化。随着经济前景变化，央行已做好必要时调整政策的准备。加拿大央行表示，下次隔夜利率目标公布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15 日，届时将同步发布最新《货币政策报告》。

3星期前
加元跌惨了！兑人民币4.85 创今年新低

加元兑美元汇率在今年以来的最低点附近企稳。此前公布数据显示，4 月加拿大贸易顺差扩大，投资者正密切关注加拿大央行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加元兑美元汇率基本持平，报 1.3950.即 71.68 美分，盘中一度触及 1.3969 的 12 月 4 日以来最低水平。加元兑人民币汇率报1加元兑4.85元人民币。加元兑人民币已从今年1月的约 5.06 左右跌至目前的 4.85左右，累计跌幅接近4%。主要受到加拿大经济放缓、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维持低利率以及加元兑美元走弱等因素影响。因伊朗战争推动原油价格上涨，加拿大 4 月商品贸易顺差升至 15 个月新高，达到 27.2 亿加元。4 月出口总额增长 1.6%，创下 751.6 亿加元的历史新高。 CIBC 资本市场高级经济师 Andrew Grantham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近期贸易数据显示，加拿大出口整体已基本恢复到 2025 年前的水平，但受美国关税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表现疲弱。” “不过，随着美加墨协定(CUSMA)重新谈判持续，关税的不确定性仍在，短期内出口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可能有限。” 美加墨协定为加拿大大部分出口产品提供了关税保护。该协议将于 7 月 1 日前接受审查。投资者普遍预计加拿大央行将在本周三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不变。央行正在评估经济增长放缓与能源价格走高对通胀前景带来的威胁。此前，在伊朗和以色列宣布互相停止攻击后，油价下跌 3.4%，收于每桶 88.20 美元。加国债券收益率全线回落，跟随美国国债走势。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3.4 个基点，至 3.496%。

3星期前
ICBC1300万元集体诉讼和解，钱赔给谁？

加拿大保险公司(ICBC)与省政府达成协议，将支付近1300万元，以解决两起指控其自1973年起非法提高保费的集体诉讼。不过，数以百万计的投保司机在过去几十年中多支付的约10亿元保费将不会得到任何赔偿。这笔钱将被用于慈善机构。在上月为解决这两起诉讼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听证会上，省政府同意代表过去53年间所有ICBC投保司机支付1220万元。而ICBC则同意向275名因事故赔偿不足以获得应有利益的人支付近70万元，这是根据卑诗省最高法院的判决得出的。法官Ward Branch称这些赔偿是“公平合理的”，并表示这一长期斗争自2020年开始，现已结束。原定于9月份进行的审判已被取消。法官指出，原告的律师表示保费索赔可能达到3亿元，但成功的几率只有5%，约1500万元。若ICBC成功主张限制索赔时间段，律师表示赔偿金额可能降至约500万元。 “考虑到这些风险，1220万元是公平和合理的，”Branch说。他指出，较大的集体诉讼面临“极大的风险”，因为卑诗省去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保护”ICBC以避免诉讼对保险公司向省医疗服务计划支付资金构成违宪税的问题。 “仅存的论点都是极其新颖的”，他表示，ICBC可能会申请驳回诉讼。 “我毫无保留地说，原告的律师在从ICBC索赔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取得了1220万元的赔偿，”他写道。但他指出，1220万元分摊到估计的560万名司机，即每位卑诗省的投保成年人，平均每人仅约2元。考虑到切换支票的成本为5元，电子转账为1.50元，这笔和解款在支付律师费用之前便已被消耗殆尽。在任何法律案件中，如果支付不可能或不切实际，法官可以决定将款项捐给能惠及相关团体的慈善机构。原告方建议了八个慈善机构，但法官裁定只有两个与该团体直接相关，即“反醉驾母亲组织”和“降落伞”（一项旨在预防伤害的慈善机构）。这两个机构将各获得50%的慈善份额。第二起和解是针对事故受害者的，每位受害者将获得其索赔的100%加上每人1000元的普通损害赔偿和利息。Branch认为这一和解“明显公平合理”。律师事务所的网站显示，这项和解总额接近70万元。如果所有的集体成员无法联系上，剩余款项的一半将用于ICBC的社区资助项目，另一半则捐给卑诗省法律基金会，旨在支持司法可及性。通常情况下，律师会获得和解金额的30%。在本案中，律师们同意仅以1220万元和解金额作为计算费用的依据。 “（律师们）完全有理由获得他们的酬劳，”Branch写道。“在案件的每个阶段，他们都必须积极进行诉讼。从案件开始到结束，他们都面临着立法行动可能否定诉讼的威胁。” 他表示，案件开始时失败的风险就已经很高，而去年法律通过后，这一风险变得更大。关于保费诉讼的代表原告罗伯特·罗里森（Robert Rorison）获得了5000元的酬金，Branch表示考虑到他在这个复杂诉讼中付出的多年努力，他“显然应得这一付款。” 受伤原告的集体诉讼于2020年提出，其代表原告是威廉姆斯湖的一名男子布雷登·梅索（Brayden Methot），现年30多岁。他在2014年坎卢普斯的一起交通事故中失去了手臂和腿的功能。当ICBC告诉他，他已用尽15万元的事故赔偿金时，他发现ICBC扣留了3709元，直接支付给医疗服务计划的医疗费用。原告律师辩称，政府不能征收隐藏税款，他们声称政府通过医疗费用已实施此行为几十年，增加了ICBC的支出，导致所有保险用户的保费上涨。

3星期前

正月廿二，阿成的工人终于都到位了。今年复工比往年又晚了些。这个习惯忙碌的小老板等了他们太久，足足两周。正月初八，他就开着特斯拉Model Y从老家返回泉州晋江，在那个“三大鞋王”发家地陈埭镇，筹备着新一年的生意。阿成在陈埭镇做鞋模具加工，算是鞋厂的上游，走外贸路线。去年，他的订单缩水将近三成，以前一笔外贸单动辄8万～10万双，现在客户能下单1万双就不错了。订单的利润也薄了。以前一双鞋的模具能赚八块，现在只剩两块。过去不讲价的海外客商现在也学精了，压价压得更多更狠，“一块两块也要讲”。阿成说，现在生意难做，有时候接打样纯粹是为了留住客户，不挣钱。在特步集团的智能运动鞋生产线上，工人们在赶制出口订单/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外人听得最多的是，这里走出26位百亿富翁，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每7个人里就有1个是老板”的传言，给人一种遍地金砖、俯拾即是的致富想象。晋江下辖的每一个镇，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阿成所在的陈埭镇因鞋闻名，安踏、特步、361°三家搅动中国运动鞋服市场的企业，全部发家于此。往安海镇去是食品业，盼盼从那里起步；磁灶镇做建材陶瓷，远销海外；连同内坑的拖鞋、东石的伞……“一镇一产业”密密匝匝，簇拥出一个拥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的县级市，GDP突破3800亿元，经济总量跻身全国百强县前三。位于361°晋江五里服装基地的研创大厦外景/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但数字之外，实地走进陈埭，会感到一种奇异的反差。街道不宽，厂房显旧，楼和楼之间挤得紧，电线杆很密。一些多层建筑乍看像民居，走近才发现挂着鞋厂的招牌，前店后厂、厂宅合一，是一种颇为实用主义的建筑，就和他们同时供奉关公、观音菩萨、土地公的神龛一样，“礼多人不怪”。厂宅合一的建筑物/施晶晶摄这里没有什么现代化产业园的气质，更像是一个生长了几十年、从未停下来整理自己的地方。财富传奇与乡镇街景之间，是一个更立体的晋江。01流动的工人阿成的工人，没有一个是晋江本地人。他们来自省外，四川的、江西的、河南的，就连阿成自己也是从闽中来的。20多年前，他在这里打工做鞋，学到了技术，后来刚好有机会，添置了机器，当起了老板，今年是第十个年头了。如今的陈埭，挤满了异乡人。除了安踏特步等行业老大，大部分厂子是异乡人来开。最初在这里做鞋的晋江人，如今成了收租的房东。陈埭的土地，尤其是临近主干道的厂房用地，经过几十年升值，已经变成一种稳定的资产。本地家庭拥有厂房的，租给外来工厂主，一年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租金，日子过得比在一线操作机器要舒坦得多。临近主干道的厂房用地，已经变成一种稳定的资产/施晶晶摄本地人的撤退，是分阶段完成的。改革开放初期，在联户集资办乡镇企业的热潮下，本地创业者靠闲钱、闲人、闲房起步，成为晋江制造业的第一代。之后产业扎根，安踏、特步这样的头部企业脱颖而出；更多人没有做大，但手里有了地、有了房，把厂房转让、房子改公寓，渐渐退出生产一线。到今天，晋江本地人大规模活跃在制造业一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异乡人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们从全国各地涌来，接过了这个乡镇产业的日常运转。颜叔在陈埭开着一家蓝领工人培训公司，在这里付出了20多年青春，对这里了解颇深。他说，外来工厂主很多也是从打工开始，攒经验、攒资金，等到原来的老板不干了，或自己摸熟了某个工艺，就自立门户。但如今，许多在晋江打拼多年的异乡老工人，也开始回流。有人攒下钱，回老家开店建房；有人觉得年纪大了，流水线的节奏越来越吃力，即便技术依然过硬，企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抢着要。另一头，大批年轻人不想进工厂。鞋模具、鞋底、鞋面，这条产业链没有多少岗位是年轻人想要的。家族作坊式的厂子里，工人没有社保公积金，超时工作是常态，对注重工作生活平衡的年轻人更没有吸引力。晋江卡尔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服装生产车间，工人在赶制订单/新华社记者周义摄老的工人退居二线，新的年轻人不爱这一行。两端都在松动，中间的制造业，只能靠一群流动性极高的外来务工者撑着。留下来的工人，还面临着一重鲜少被提及的内部矛盾。阿成说起，晋江工厂的工资有时是比厦门、福州高，但这个“高”，是靠超长工时换来的，这套用工逻辑在家族作坊里固化多年。也有工厂主想推行8小时工作制，但反对声最大的，很可能是老工人：你一搞八小时，我工资从1.2万变成8000，不干。这些在流水线上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只认一个逻辑——工资高就行，多干多赚，老家能多盖一间房。改变对他们来说不是进步，是损失。这不是晋江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制造业重镇都面临同样的用工压力。02粗放的财务管理阿成说，这些年他跑单跑掉了五六十万，“至少一辆奔驰”。跑单，就是货发出去了，钱没回来。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对方称他也没收到上家的钱，资金周转不开。陈埭镇的巷子里，偶尔能看到墙角贴着“合法讨债”的小广告，这种街头广告在很多城市已经消失多年，这里却还存在，像是一种无声的注脚：讨债是一种需求。陈埭镇的巷子里，墙角上贴着“合法讨债”的小广告/施晶晶摄“只要没有三角债，生意都好做。”颜叔断言。三角债，是中国制造业里的顽疾。在晋江鞋业这样的产业链里，很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通常有账期。一旦A给B做了货，B的客户C却没付B的钱，B就没法付钱给A。钱不是没了，而是卡在链条的某个节点上，流不动。在陈埭这样高度集聚的产业集群里，每家工厂既是别人的下游，又是别人的上游，一旦某个环节违约，连锁反应便会蔓延开来。在晋江的小微鞋厂之间，合同往往很简单，甚至只是一张订单加上口头约定，真正维系生意的是熟人介绍。这套方式在订单充足的年代运转良好，偶尔有坏账，也能被新订单覆盖。但当行业进入利润收紧、订单波动的周期，风险就开始集中显现。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个新苗头。阿成认为，有些欠款，不是上家真的没钱，而是不想给。有的客户收了上家的款，转手投了别的项目，等供应商来要钱，就说周转不开。“他就是赖皮的。”阿成说，这种情况现在变多了。生意难做，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AI制图（诺言）按常理，市场越成熟应该越懂得维护信誉，怎么反而更赖账？颜叔有些感慨：“生意难做，就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行业整体下行，利润越来越薄，部分人开始把挪用货款当短期自救的手段。与此同时，产业集群里人员流动加快，那种建立在长期合作上的信誉约束正在松动。三角债背后，也有家族作坊式经营缺乏财务纪律的问题。比如工厂的钱和老板个人的钱，在同一个口袋里进出，专款专用没有被认真对待。顺风顺水时，这种粗放可以内部消化，而当订单收缩，一个环节的延迟都可能让整条资金链断掉。对大企业来说，账期不过是财务管理问题，有法务处理，融资渠道也多。对小厂来说，却可能是生死线。工资要发，房租要付，原材料要买，货款迟迟不到账，甚至一笔十几万的坏账，都可能卡脖子。“现金流是企业的命，就像空气，”颜叔说，“利润可以暂时没有，但现金流一天都不能断。”许多小微鞋厂最终不是因为亏损倒下，而是被现金流拖垮——做了一百万的产值，收回来的只有20万，只能关门。现金流是小微鞋企的命脉/AI制图（诺言）在这个人人是老板的“中国鞋都”里，有一种压力很少被看见。颜叔调侃道：“现在很多年轻打工人觉得自己是‘牛马’，但对我们来说，很多人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要付房租、缴水电、开工资、买原材料、交税，老板才是更大的‘牛马’。”对诚信经营的工厂主来说，一个救急喘息的契机或许是贷款。阿成说，以前中小微企业申请经营贷款很难，“现在条件放宽了，利息也不高，银行会实地看有没有可作为实物抵押的设备”。03过去的打法不够用了一条清沟河流经陈埭镇，以河为界，南边的岸兜村，丁和木在这里起步创立了安踏；往东南走到江头村，丁伍号带着361°从这里出发；河的北面有个溪边村，丁水波和特步从这里开始。中国运动鞋服的三巨头，就这样从同一个乡镇里先后走了出来。福建晋江，安踏集团设立的博物馆里摆放着安踏集团与奥林匹克运动“牵手”的展柜/图源：新华社创始人都姓丁，不是巧合。在陈埭，“万人丁”表明了大姓巨族的地位，丁氏族人就住在江头、岸兜、溪边等七个回族行政村。而改革开放初期，陈埭镇群众联户集资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热潮逐渐成形。同姓同族、守望相助的宗族网络，在创业初期构成了天然的信任基础和资本纽带。他们是晋江“品牌立市”口号下最早的一批实践者。品牌崛起之路的起点，是一次刺激。1998年，泉州人在一次国际鞋展上发现，晋江运动鞋5美元一双，贴上外国牌子就卖99.9美元，而展厅中央陈列的全是国际品牌，晋江鞋被摆在边边角角。同年，晋江市提出“品牌立市”。以晋江体育鞋服为代表的品牌崛起，有一条被反复复盘的路径。第一步，重金签约明星代言，在CCTV-5密集投广告，去大型赛事刷脸。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晋江品牌投放的广告占据CCTV-5大约四分之一广告时段，“晋江频道”的调侃由此而来。2004年至2018年间，晋江品牌电视广告投入高达65亿元。第二步，上市融资，募集大量资金，与竞争对手拉开身位。第三步，跑马圈地，大举扩张门店。一次次豪赌拉开了鞋厂间的差距——扛过去的，品牌做大做强；没扛过去的，成了白牌或销声匿迹。1999年，安踏签约乒乓球世界冠军孔令辉，以“我选择，我喜欢”作为广告语然而，当年借以打品牌的窗口，如今变了，“（只）用过去那一套打法肯定不行”，颜叔说。不只是电视广告的受众流失，春晚广告的主角，都从互联网大厂换成了AI应用、机器人公司等科技新秀。过去十年，备受瞩目的福建品牌，是这样一些新秀：宁德时代靠动力电池占据新能源产业链核心；总部在厦门的瑞幸咖啡，用互联网打法重新定义咖啡市场；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是龙岩人，用算法打造了抖音等现象级内容平台。这些新品牌崛起靠的是技术积累、资本运作、营销创新、数字化能力——恰恰是晋江产业生态里最稀缺的东西。这不是要用新赛道的标准苛责晋江。乡镇制造业有它不可替代的角色，承接大量普通人就业，提供低门槛创业土壤，构建中国出口经济的毛细血管。在偌大的中国，能做到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晋江已属罕见。我们追问的是，县域经济的天花板，是否就是晋江这样了？那些科技密集、资本密集的新兴行业，是否天然只能在大城市生长？传统制造业还有多大向上走的空间？宁德时代总部晋江的发展或许说明，当比较优势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产业集聚之上，它能把制造业带到相当高的水位，但比较优势是历史性的、动态的。1980年代的晋江，找到了属于那个年代的优势；今天，当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那套比较优势正在被挤压，而接替它的东西，还没有完全长出来。2025年，晋江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试图为本地企业打开线上出海的通道。陈埭乃至晋江的小微工厂中年老板们，不仅要一如既往把产品做好，还要学习搞营销，和年轻人抢流量。04落地生根走进陈埭镇，在反差之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生产实用主义。前店后厂、厂宅合一的建筑相当普遍，便利的是生产，而非生活。时不时出现带罗马立柱的私人别墅，和对面红砖砌的厂房外立面、隐隐的机器轰鸣形成迥异的对比。一条干道上，密密的电线杆耸立在路中央，自行划出一排停车位，左右各分出一条单行道，空间更显逼仄。从陈埭镇驱车前往晋江市区，景观有明显变化——道路更宽，绿化更充分，生活区与生产区有了清晰的分野，城市景观在雨后更显崭新。回过头看陈埭，城乡的时间差显得格外突出：一个年产值数千亿元的县域经济体，在产业活力旺盛的乡镇，却仍带着上世纪工业化早期的痕迹，基建的更新速度远滞后于它对城市GDP的贡献。人们在福建晋江梧林村的枪楼游玩/新华社记者肖潇摄正月十二，走在陈埭镇上，多数餐饮店还在春节的休整中，静待开张迎客。那些住在公寓里的工人，正在四川、江西、湖南的某个县城或村子里，过完这一年里为数不多的团圆时光。对他们来说，千里之外的陈埭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家和根在别处。这种“过客”的状态，也延伸到了那些在这里开厂的外来工厂主身上。他们比工人扎得更深，租了厂房，买了设备，积累了客户，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但他们和这片土地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高度流动的熟人网络，也难以完全替代由家族和宗族编织起来的深层联结，许多工厂主又很少主动寻求合同、法律的制度保护。因此，很多小工厂主的生存状态，比想象中更接近工人，而不是“老板”这个词在外界想象中的样子。阿成说，他经常是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个人。即便买得起特斯拉Model Y，他也在为变薄的利润空间焦虑，为收不回来的欠款懊恼。在吃过亏后，他练就一种识人的直觉，“凭第六感”判断客户靠不靠谱、有没有在吹牛。晋江过往的传说是有名字的，它们是产业集群里最幸运的那批种子，在时代红利最充裕的年份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和养分，长成了参天大树。但参天大树之下，是更大面积的灌木丛——无数个阿成，无数个作坊小厂，随着订单的多少起伏，随着账期的长短焦虑。他们的存在，从来不是神话的一部分，但没有他们，这座城市的神话也无从成立。福建晋江梧林村/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如今，需要被看见的，是每天最早来、最晚走的阿成，是从四川江西赶来、在流水线上熬过漫长工时的工人，他们支撑着这个地方的真实运转。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比神话更扎实的东西：一份有保障的合同，一个工时工资合理、可以缴社保的工作，一个不用担心货款打水漂的营商环境，一座不只为生产而存在、也为生活而建设的城镇。告别过往的神话与人物传奇，把目光落回地面，落回到那些日复一日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建设、却始终以“过客”自居的人身上——让他们在这里更体面地工作，更有尊严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