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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国度　　我生活在边陲城市丹东，从小在鸭绿江边长大。这里和朝鲜隔江相望，对岸就是朝鲜平安北道的首府新义州市。鸭绿江最宽的地方不过1000米，站在江畔，对岸的建筑、路上的车辆、行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可毕竟是两个国家，谁也不可以跨到对方的岸上，对岸的朝鲜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鸭绿江的国界是以水为界，不上岸不算越界。船只可以驶近对岸，彼此很友好的打个招呼，仅此而已。小的时候在江边上玩，望着对岸的景色往往会想，对岸山的后面是个什么样子呢?。许多年以来，对岸的朝鲜仍然是个神秘的世界。　　1990年前后，边境贸易蓬勃开展起来。我也加盟了省属的一家外贸公司，在丹东筹备成立了分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开展对朝贸易。　　和朝鲜人做生意以后，可以经常出入朝鲜，接触到了他们的政府官员、商贸人员、军人、以及普通百姓。对这个国家从陌生到熟悉，亲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把我亲身经历的见闻讲给大家听。　　连接两个国家的是鸭绿江铁桥，铁桥是一座公路和铁路并行的桥，持有边境通行证就可以多次往返两国之间。通常是对方邀请的商社要在朝鲜的海关登记，我们这面的边防通过电话核实后就可以放行。　　开车一分钟就能通过江桥。朝鲜的桥头上有个岗哨。那里有人民军站岗。持枪站岗的士兵穿着土黄色的军服。大概是因为没有太多换洗的衣服，他们的衣服表面上往往很脏。朝鲜规定每个男人到了法定年龄都要服兵役，这些士兵都在20岁上下。通常他们要检查证件，主要是看看证件上的照片和本人是不是一致。一般情况这个岗哨没权利不让汽车通过，但我们都随车带上几条香烟，士兵检查证件的时候，给他两包烟，就会很顺利的放行。　　下了桥就是朝鲜海关和边防联检的大院。有一个三层的小楼，大院的周围有围墙。我们要填报入境单，海关的人员要对车辆和入境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海关人员穿灰色制服，带大檐帽。他们要对我们的车进行细致的检查。随车带的物品都要申报。朝鲜的海关人员一般都可以通融。如果你给朝鲜客户带礼品，就要多准备几份送给海关人员，这样才能保证礼品不被扣留。对每个入境的人也要进行检查，通常重点检查看你是不是随身带了手机。朝鲜规定手机是不能携带入境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带了手机，看到了我们的军事秘密，一个电话就打到韩国(专题)去了，就会泄露我们的秘密。通常我们都是把手机关机，然后藏在车里隐蔽的地方。　　有一次，我忘记把手机藏起来，海关人员检查的时候打开放在车里的公文包，发现手机就给拿走了。我当时急着和朝鲜客户谈判，也就没在意。等下午返回时，找海关人员取手机，答复是已经没收入国库了。我当时正好是和朝鲜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商社做生意，朝鲜国家安全部的权利很大，相当于我们国家公安部和安全部。商社的人去海关交涉也不行，于是他们把电话打到平壤，让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找海关，那个副部长以前和我见过面，他亲自给新义州海关打电话，介绍说我这个人是可靠的，可以把电话还给我，这才把手机拿回来。　　开始几年，通过检查以后，我们就可以驱车到市区里的新义州宾馆，在那里进行业务洽谈。那时候朝鲜方面管理的不是很严，谈判之余还可以开车浏览新义州的市容，逛逛他们的商店，有时候还可以到我们熟悉的华侨家里去吃午饭。　　新义州的建筑大都是50年代建的。因为在朝鲜战争时期，整个朝鲜都成了一片焦土，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美国的炸弹炸毁。战后中国军队帮助他们恢复建设，建了一些楼房。60年代以后，他们的经济一直不很景气，有限的国力也集中在平壤的建设上，因此新义州的市容几十年没什么改变。　　新义州的街道上车辆很少，陈旧的街道显得很宽，路口也没有红绿灯，主要的路口有交警用指挥棒指挥交通。朝鲜的交警很多是女警察，穿兰色警服，看起来也挺精神的。路上的自行车也很少，大部分人是步行。朝鲜人的穿着一般都很洁净，政府规定不得穿有补丁的衣服上街，因此再穷的人家一个人也要有一套象样衣服出门穿。衣服的质地大都是化纤的，色调以兰色和军服那种黄色为主，一般人都穿胶鞋。你在朝鲜如果看见穿皮鞋的人，那不用问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普通人是没有皮鞋的。　　十几年前的朝鲜是个供给制国家，没有自由买卖的商业和贸易，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国家行为。老百姓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都是靠供给。在朝鲜的工资改革前，一般的工人工资不超过100朝鲜人民币(专题)。可即使这些钱他们也花不完，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买。朝鲜的商店营业员大概是最清闲的职业，我们有时候会去逛他们的商店，偌大个商店往往就一两个营业员。因为他们不用卖货，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卖，所有的东西都是陈列品。偶尔会遇到有配给的衣服，朝鲜人会带一个纸条，交给营业员，然后领取个背心什么的。　　朝鲜人大都很有礼貌，见面握手时会向你鞠躬，上下级的关系不是像我们这样很平等。下级很尊敬上级，上级可以骂下级，就象我们通常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　　朝鲜这个国家是个外表和实际反差最大的国家。如果你做为一个游客，随组织好的团队到朝鲜做短暂的旅游，那么你所见到的一切都很美好。旅游线路经过的地方，农村的集体农庄住的都是楼房;你下榻的宾馆，服务员会精心热情地为你服务;到学校参观，你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为你表演节目。平壤整洁的市容，美丽的景色，都会令你惊叹。总之，你所见到的一切都会感觉朝鲜人民很幸福，这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等你真正深入到了它的内部，你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那些表面的东西相差甚远。　　朝鲜的妇女　　把朝鲜的妇女作为第二篇是因为我对朝鲜妇女的印象太深刻了。以前我和大家一样，只能从电影上看到朝鲜妇女的形象。比如“南江村妇女”的勤劳勇敢，“卖花姑娘”的美丽善良，“鲜花盛开的村庄”里姑娘们的活泼可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朝鲜妇女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具备妇女所有的美德，可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妇女们却遭受着更大的苦难。　　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官方封锁一切真实的消息，无从知道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仅从熟悉的朝鲜人口中得知，许多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 　　当时我们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朝鲜。我每天都去朝鲜办公，送粮的卡车到朝鲜后，要办理一些过境手续，然后交给与我们合作的朝鲜商社。朝鲜妇女是各种重体力劳动的主体，每次卸车搬运粮食的都是朝鲜妇女，而那些男人们往往都在点数，记帐什么的。朝鲜的妇女大都身材矮小、瘦弱，扛一袋面粉走路，双腿会不断地颤抖，卸一车粮食，她们往往大汗淋漓。每次卸车我都不忍心看这些妇女劳动的场面。我通过翻译了解到，其实这些妇女来做这么重的体力活，只是为了多挣点粮食，她们每天有300克粮食的定量，如果来干活就可以挣到500克的粮食。　　按照我们现在每天所摄入的食物，300克大概也足够了，可朝鲜不同。他们副食匮乏，整年都吃不到肉，在太阳节，也就是领袖金日成生日的时候才供应两块豆腐，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因此他们的饭量都很大。当兵的定量最高，每天600克，也是照样不够吃。那些年，见到所有的朝鲜人，大都黑瘦。有人开玩笑说，朝鲜除了金日成父子以外，没有第三个胖子。　　于是，我每次运送粮食的时候，都要带上几箱面包和饼干之类，卸车的时候，先发给这些妇女，让她们吃饱了再干活。可发给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不吃，把面包放到衣服里，带回家给孩子吃。可恶的是那些当官的等我们走后，经常搜查她们，面包统统收上去供他们享用和支配。我知道了以后，非常愤慨，因为这些商社的头头都很富有，我们和他们做生意，都送给他们很多礼品，而且每单生意都有回扣，用美元支付。即使这样，他们却连妇女们的一点面包都不放过。下次过去时我只好多带食品，先给头头几箱，然后给妇女们分发，关照她们先吃下去，干完活以后再发给带给孩子的。因为我曾经挨过饿，我知道挨饿的滋味，虽然每次要多花上几百元钱，但觉得心里能好受一些。　　朝鲜的劳动妇女在外面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家还要做全部的家务。在朝鲜，谁家的男人如果做了诸如洗衣服这样的家务活，那是会被人笑话的。男人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做，女人背着孩子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饭好了以后，要服侍男人和孩子先吃，自己往往就在灶房里吃几口。多年来的传统使得这些朝鲜妇女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每天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劳作着。　　在贸易活动中，我也接触到一些上层的妇女，比如在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女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认识一位文女士，曾经在北京大学留学，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和她面谈，她总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穿着得体，举止大方。她在朝鲜的女性中，社会地位算很高了，可她身上看不到一点点骄嗔，一点点傲慢，这大概就是朝鲜妇女的可爱之处。　　朝鲜妇女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各行各业女性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女军人、女警察、女工程师、女公务员、女工人、女农民，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吃苦耐劳，温柔善良，因此有人说朝鲜男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如果你能有机会接触一些朝鲜女性，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贫穷和饥饿　　在朝鲜“苦难的行军”时期，人民生活困苦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粮食短缺，基本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　　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新义州的饭店很少，我们只能在海关旁边的一个饭店吃午饭，而这个饭店每天中午永远都是煎牛肉。这是朝鲜风味的一种吃法，就是在一个平底锅上放点油，在上面煎切好的生牛肉，然后蘸调料吃。再有就是朝鲜泡菜，主食是朝鲜冷面或米饭。这种东西偶尔吃一次还可以，每天都吃就不行了，到后来几乎闻到牛肉的味道就要吐了。在那里吃饭一般都是朝鲜客户请我们，他们带支票就可以结算，而且价格很便宜。如果我们自己结帐，四个人吃一顿煎牛肉，大约需要50-60美元，贵的令人咋舌，但是又不能回去吃饭，虽然一分钟就能回国，可来回海关检查手续烦琐，要耽误很长时间。　　为了解决中午吃饭问题，我们就经常去熟悉的华侨家里吃饭。那时候朝鲜海关管理还不是很严，我们可以开车到华侨家里去。新义州的华侨都做些边贸生意，因此都很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应有尽有，在华侨家里吃饭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都行。　　一次我从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一个场景，令我很吃惊。华侨家住的是平房，有一个小院子，大门外路旁有一条排水沟，华侨家的下水也流到这个排水沟里，时间长了下水流出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水坑，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我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然后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搽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地鞠躬，退出去十几米后才转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眼睛也湿润了。　　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他的父亲在中共建政前到了中国，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希望能遇到亲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堂弟大哭，说这下可有救了。　　郑翻译把他的堂弟介绍给我，他是一名船员，每月工资100朝鲜币，在当时朝鲜工人当中算是很高的工资了，可100元朝币在民间兑换价只相当于我们5元人民币，在新义州的黑市上仅仅可以买2斤大米。看他面目黝黑，眼窝深陷就知道处于极度营养不良之中。此后，我们每次过江都要给他和他家人带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问他什么东西可以在黑市上卖好价钱，他说香烟，我第二天买了两箱红玫瑰香烟，送给了海关一箱，另一箱送给了堂弟。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他说为了这顿饭，筹备了好长时间，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到义州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谢意。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我说真的不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去为我准备一顿饭，他说你给我的一箱香烟，我一盒卖了50朝币，一共卖了2万5千朝币，等于我20多年的工资了，我们家把你当作了救命恩人。我告诉他，这烟在中国每盒是5角钱，两箱500元，我每天过来都差不多要花这么多钱来救济难民，你不必放在心上。尽管他是真情实意的请我，我还是没去吃那顿饭，因为在朝鲜，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朝鲜的儿童很可爱也最可怜，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吃不到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孩子病了，妈妈背着孩子到华侨家里花5元钱买一块糖给孩子吃，或者花一块钱买一粒糖精回家化点甜水给孩子喝。　　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稍信过来说，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们就要饿死了。老桂急忙申请探亲，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这对姐姐弟弟全家来说也是救命的粮食。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生怕舅爷走了，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走了就没有了。老桂返回的时候，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他穿着裤衩背心，穿着拖鞋，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　　即使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朝鲜民众并不抱怨政府。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象天堂一样，都是慈父领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为什么贫穷　　是呀，朝鲜为什么这么贫穷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造成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朝鲜问题专家，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他们去研究，我只能直观看到一两个侧面。　　首先，朝鲜多年以来是靠中国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国家。中国军队1958年撤出朝鲜以后，朝鲜军队的装备仍然是中国无偿供给的。在丹东有一个部队的武器交接所，他们把朝鲜部队需要的武器运过去，把使用坏了的拿回来，修理好以后再返回去。　　在经济上中国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无偿援助。输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鲜，打开阀门石油就流了过去。在鸭绿江上中国修的水电站，把一半发电量都无偿给朝鲜使用。他们把朝鲜无烟煤高价给我们，中国国家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卖给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鲜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于中国，那时侯开始就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中国60年代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好多朝鲜族人都跑回到朝鲜去了，因为当时那里比我们这里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后，中国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包括军费开支。朝鲜2200万人口，正规军就有108万人，据说加上其他武装力量能达到20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每年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国停止援助以后，朝鲜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瘫痪了。　　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后，如果浮出水面(电视剧)，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于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么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这就是着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8,650天到基层，相当于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么穷，这是为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农田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赚钱不容易　　初次踏上朝鲜的国土，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朝鲜朋友打交道的。因为我是军人的后代，我的父辈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流过血，负过伤。他们经常会提起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朝鲜人民形成的那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东西从我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使我从骨子里就把朝鲜人看做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的关系。因此，同朝鲜人做生意在感情上与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因为朝鲜人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和朝鲜朋友做生意讲信誉讲信用是我的基本信条。　　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和英语，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朝鲜经济不景气以后，中央批准成立的，这里面出来的人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了。　　在贸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货贸易。当时朝鲜能出口的大多是资源，比如矿产品、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等，他们通常是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过去看货后，谈好相互的价格，然后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们国家的物价了如指掌。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后的管理比较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以后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们有大量的人在中国搞经济情报，对我们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摸的一清二楚。这些情报汇总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后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划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也规定的很死，谁也没权更改，各商社必须执行。他们进口的计划价格往往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已经把我们中间商的利润挤的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在价格上很难赚到朝鲜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赚钱，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呀。易货贸易赚钱的诀窍是从数量上找，比如我们进他们的废钢材，汽车过去的时候就把香烟食品带足。先和商社的人员达成默契，再和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搞好关系，给他们饭吃，供他们烟抽。在每台车检斤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去以后，也要靠同样的方法，海关、商检层层打点。少算点重量，少收点费，这样下来等到货物出手，能有少许利润也就不错了，赚钱不容易呀。　　尽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诚相待。给人家发商品既保证时间又保质保量，再加上人事关系搞的好，做生意不黑，有钱大家赚，出手大方，认可自己少赚点，多给对方让利，多给一点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亏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多，贸易量不断增加，开始做一些额度大一点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属于民间贸易，并不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贸易。我们国家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和朝鲜商社只能易货或现汇贸易来进行。朝鲜没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没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双方发生了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交涉。中国政府也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开展边境贸易的初期，中国的公司就有落马的了。19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一家商社按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和丹东一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货物，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元。　　我经营的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19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么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后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他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手里并没有货，看到别的商社的货他就把货要过去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回货的时候他再给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赚一部分。曾经一度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来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蜂拥而至，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帐面上，弄的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还给我发了大量的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给我发货，钢材每次一个整列。货到后，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根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需要的货物运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钱，还有可观的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生意做的也很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进出口贸易额跃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奖。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在一片兴旺发达的形势下，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走来。　　“共军”太狡猾　　1994年的中国新年刚过，在与姜社长会谈的时候，他取出一个样品交给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定单。我看了样品，是人造革。姜说今年4月15日，我们伟大领袖金日成过生日的时候要举行阅兵式，要为参加阅兵的战士加工一批武装带，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在3月10日前交货。　　两天后我找到了这种人造革的生产厂家，摸清楚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和质量情况，带了工厂的样品，到新义州继续谈判。对方看了厂家的样品表示满意，我向他们报了价格。根据对方需要的数量，货款总价50多万美元，可对方提出的接受价比我报的价格要低，并且货款用钢材支付。如果同意他们的价格，这批货我大约要亏损1万多美元。　　经过几番交涉，对方坚持他们的接受价格。姜说知道这个价格你们做不下来，这次的亏空以后一定给你补上，希望你能支持我一把。考虑到我们长期合作的关系，最终我做了让步，明确表态：承担亏损10万人民币，让你把这次任务完成。当即签定了合同，合同规定朝方的钢材在3月1号以前运抵丹东大东港，收到钢材后，3月10日我方用汽车发货到新义州。　　回来后，我们认真研究并确定了这次供货的原则。这次供货数额较大，总价超过400万人民币，而且还不赚钱，纯粹是为了帮姜社长完成任务，因此一定要控制风险。我们事先已经计算好了，只要朝方的船一到，马上通知厂家生产。抓的紧一点，10天之内可以保证交货。因此在合同上，朝方比我们提前10天交货，对我们是有利的，既可以控制风险，也可以避免朝方到货后我们不能按期交货。　　临近朝方交货期的前2天，朝方发来传真：“发运钢材的船已经抵达南埔港，因为船有故障需要检修，估计发船时间要向后推迟”。接到传真以后，我们感觉事情有蹊跷，决定按兵不动，先不通知厂家生产，看看对方什么反应。转眼间3月10日到了，我和公司的人一起过江与姜社长见面，发现姜面容憔悴，嘴边已经起了一圈水泡。因为他在昨天晚上已经接到在丹东朝鲜人的电话，得知我们并没有装货，急的一夜没睡觉，嘴也起泡了。姜见到我就气急败坏地发起火来，质问我为什么不发货过来。我说是你们没有按期执行合同，3月1日前你们的钢材没发过来，是你们违约了。　　姜把我领到海关的外面让我看，那里一字停了一排兵工厂的军车。他说：你看，这些车都是在这等着拉这批货的，已经到了三天了。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我的脑袋就掉了。我的3,000吨钢材已经在南埔港开始装船了，船名是XX号，价值70多万美元的货全部给你。从来都是我先给你发货，怎么就这次你先发一次难道就不行吗?在这种生死关头，你还强调是谁先违约，你还算什么哥们儿? 　　看到姜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的样子，我问姜：“你还有多少的时间”?姜说：“最长不能超过10天，如果超过10天，即使货到了，加工成皮带也来不及了。那样我就死定了”。我说：“那好吧，我明天答复你”。　　回来后的当天晚上电话通知平壤的朋友，明天第一时间赶到南埔港，看看是否有XX号船在装钢材。中午时分，传真过来了：南埔港上确有XX号船在装钢材，发货人和收货人不详。　　从下午开始我们一直研究到深夜，讨论究竟发不发货。会上我的两个朝鲜族翻译已经急的情绪激动了。他们说：姜社长从来都是讲信用的，从来都是先给我们发货，这次如果他交不上货，这么大的政治任务让他给耽误了，朝鲜可不惯孩子，肯定掉脑袋了。我们说什么也应该发货。　　朝鲜族翻译尽管是中国人，但在一些重大的利益问题上他们往往倾向于朝鲜。朝鲜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把中国的朝鲜族都视为他们的同胞。我带朝鲜族翻译去朝鲜，与朝鲜客户见面握手的时候，他们向我的翻译说：“欢迎你回祖国来”。我笑着问翻译：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翻译回答说：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在朝鲜我还是朝鲜人。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真的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因此，他们在感情上往往有倾向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了4个翻译，朝鲜族和汉族的各两个，以防止出现一些偏差。　　我们讨论的焦点是这次究竟会不会是一个骗局。反复斟酌，却又找不出可疑的迹象，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政治任务，兵工厂的车在等着拉货是真的。3000吨钢材，南埔港的船在装货是真的。大家一起分析，如果不交货，我们真的有可能失去姜这个朋友，也失去这个客户。对今后来讲，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交了货，最坏的可能，就是钢材不过来，那我们就损失惨重了，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不过也有人提出，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姜和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关系，姜绝对会有个说法的，凭姜的能力，在今后别的的贸易中也能把这笔款还上。　　权衡再三，我想，如果我们现在不发货，姜真的被处理了，那我们就对不起姜了。如果真的像姜说的，为这件事情掉了脑袋，那我不得负疚一辈子呀?我从踏入社会那天起，没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帮朋友，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呀。假如我们发了货，钢材没过来，那是姜对不起我们了。宁可别人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对不起别人。最后的关头，我的道德观驱使我做出了这样的决策。　　于是决定还是发货。保住朋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夜发传真，10天之内交货。当即通知工厂开始加工。由于时间太紧，工厂召开了动员会，所有工人吃住在工厂，24小时倒班。我公司全体人员也到工厂去，做后勤保障和监督质量。我们都盯在工厂里7天没回家。全力以赴昼夜奋战赶了一个星期，全部货物加工完毕，第八天运到了新义州。　　在新义州等了10多天兵工厂的那个军官，胡子都长的挺长了，看见货到了高兴的跳了起来，姜更是热烈和我拥抱。我拍了拍他的脑袋说：为了你这个脑袋，我就差没把我的脑袋给你了。姜拍着胸口说：我们跟亲兄弟的一样，钢材很快就到。　　货发出去了，姜回平壤复命，可钢材却迟迟不到。一个月过去了，姜毫无音讯，我们每天催问的传真也没有回音。朋友去南埔港查看，那条船早已不知去向。　　这一切说明事情真出现了最坏的结局，公司上下都处在沮丧之中。这时候，我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可嘴上却也泛起了水泡。因为这次发货我已经倾囊而出了，如果血本无归，公司将难以为继。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又能怨谁呢?我不由得想起了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台词，苦笑着向大家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就在这个时候，姜社长发来了传真：近日到丹东面洽。大家失落的心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无言的结局　　姜社长过江后还和往常一样，直接到我们公司来，和他一同过来的有金部长。姜说他的工作已经调动了，商社的工作由金部长接替。公司里和姜经常打交道的几个部门经理见到姜，控制不住情绪，七嘴八舌地说：为了帮你完成任务，我们公司全部家底都赔上了。大家连续一个星期不回家，没黑没白的给你干，把货给你发过去了。你倒好，人也没有影了，货也没有影了。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为什么骗我们?我们公司对你多好呀，你们全家，包括你们公司上下的吃的用的，哪些不是我们给你们的?你们朝鲜人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呀?你的钢材哪去了?给你发了那么多传真，你为什么不回?总之，把这些日子等待的焦虑怨恨都向姜倾泻过来。　　姜做出很无辜的样子说，不是我不给你们发钢材，那批钢材刚要发船，朝鲜政府有文件了，不允许钢材出口了，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们尽管放心。我这次领金部长过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交接，金部长以前在我们部里是管财务的部长，他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你们。　　我知道这样吵下去是无济于事的，在公司面谈大家情绪也是难以控制。于是安排人把姜送到宾馆，下午宾馆面谈。送姜去的部门经理在给姜办理住宿的时候扣留了姜的护照。对姜说，你就在这住着吧，什么时候把钱拿来你再回去，护照我给你保存着。　　当天下午安全局的人给我来电话说，必须把姜的护照返还给他。他持的是外交官护照，你们扣留是会出事的。我这才知道扣留护照的事情。　　我打电话劝阻属下，我说姜为什么敢来中国，就是因为他身份特殊，他在国内是军人又是警察，出国就是外交官，因此他敢过来。别说我们，就是公安局也不敢扣留他，对他不能动硬的。　　我赶到宾馆，返还了护照。和姜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历数了双方合作以来，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信誓旦旦地表态，绝对不会忘恩负义，金部长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和我是一样的，一定会想办法还钱的。姜住了一夜就急匆匆回国了，我们只好礼送出境。　　新的希望寄托在金部长身上。金部长在丹东逗留了一个星期，每天有专人陪着吃喝玩乐，还采购了价值一万美元的电警棍，钱照旧是我公司垫付，价值 12,500元的日本原装的东芝火箭炮彩电做为礼品送给他。其他吃的用的自不必说，他家庭每个成员都有礼品。公司在已经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还筹措资金，连吃带住带拿，又搭上十几万。金返回时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说回去后一定一定尽快把钱给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好。　　金回去后并没有象他表态的那样，以后邀请我们过江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只好通过别的商社邀请过江。可找到他他就是一句话，现在没钱，等有钱了一定还。　　后来金也调走了，换了别人。再后来又换了新人，以至于我们都不认识是谁在负责这个商社了。我曾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进行交涉，也曾找过朝鲜驻中国大使馆，都无济于事。　　后来得知，姜把那批货献给了国家，因此他被晋升为上校。朝鲜是个无税的国家，各公司不交税，而是要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姜是把这批货作为伟大领袖金日成的生日礼物献上去的，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钱还这批货款，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想还钱。　　这件事情从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完成任务后，为了把姜解脱出来，他们采取工作调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们部有两个公司，把两个公司的名称调换一下，所有人的工作就等于都调动了。　　几年后，我在新义州又见到过姜，他还那么热情地拥抱我，我却热情不起来了。我向姜提起了那笔欠款，他故做惊讶地说：怎么还没还吗?我以为早就还清了呢。这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揍他一顿，因为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可我还是克制住了。姜说我们还可以重新做呀，我说那你就别想了，我没有50万美元再给你买个大校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这笔钱只不过是挂在我公司应收款科目上的一笔呆帐，也基本上放弃了讨要。公司几年艰苦创业积累的全部家当都捐献给朝鲜了，而我们自己却开始了“苦难的行军”。50万美元的教训使我和大家变的成熟和清醒一些了。在后来的业务中，多了一份理智，多了几分戒心，少了许多感情色彩。公司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经历了第一次归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走下去。生活还要继续，公司还要生存，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刀口舔血，偶尔割到舌头!

新闻配图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沈凌：房产税不仅是对4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征税，还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割裂，也会引发对产权保护的怀疑，最终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房产税是悬在中国楼市上方，也是悬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果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在过去四十年里面，一般的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家庭财富，一多半凝聚在房产上。中国住房自有率超过80%，远高于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如果未来对房产征税，实际上就是对老百姓过去四十年辛苦工作的劳动成果征税。理应慎之又慎。首先，一个新税种的开征，需要一个可以被老百姓认同的法理基础，这样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不能像有些专家认为的，只要政府有收入上的需求，就可以不顾法理任意开征。那么，这样的财产税合理吗？不少专家引述美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发达国家都在对房产征税，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呢？“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告诉我们，同样的树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果实。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基本私有。对房产征税，实际上是对房产脚下的土地征税。因为你房产坐落于这个位置，享受了周边的公共设施的便利性，所以需要为此付费。这是房产税的法理基础。你交的房产税也都用于社区公共设施的改善，进一步增加了你的土地的价值（体现于房价的上涨）。而中国的土地本来就不是房屋所有人的，而是房主向政府租赁来的，目前体制大体上是70年的使用权，也有不少是更加短的时间的。前一段时间温州就有部分的20年租赁期的土地使用权到期了，住户在出售房产时遇到了法律上的障碍。所以从理论上讲，土地周边的公共设施的改善带来的土地增值，并不属于房主，在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国家是有法律依据将土地收回，或者重新估价，按照新的使用权价格再次出租的。因此，作为土地的租赁者，中国房主有什么理由为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缴税呢？中国政府在建立出租土地的制度时，参考的并不是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学了香港。香港当局因为本来就是从清政府手里租了一百年的土地使用权，所以也不可能出售土地，只能转租土地。所以，香港政府对房主收取的类似房产税叫“差饷”，大约是房产价值的千分之二，和欧美的房产税不可同日而语（欧美大约在百分之二），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对房屋租金的征税。现在中国政府卖地的时候学香港，手里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征税的时候又想学美国，实在是容易落人口舌，不太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即便都是土地私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未必每个国家都征收美国式的房产税。例如，德国对房产的征税，就明确是对房屋所在的土地征税，而且征税的依据是十几年前的土地价值，这样计算出来的房产税，每年不过是现在房产价值的千分之几，几乎等于香港。那么可不可以索性学香港或者德国，征收一个极低的“房产税”（千分之一二）？那就要看征税的必要性了。换句话讲，建议开征房产税的那些财政目标，是不是可以通过改革完善现有的土地批租制度，能够以比较小的成本就达到呢？如果可以，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开征房产税。第一，现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是适应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好制度。中国政府现有的土地批租制度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初期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是一个适应当前发展阶段的好制度，不应该轻易否定。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研究风气，那就是没有具体分析制度实现的前提条件，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不少人认为应该征收房产税的一个下意识理由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在征收，我们为什么不能征收？这样的逻辑忽视了：我们是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对资金的需求是为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而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城市基础设施。这两种不同任务对资金的需求等级是不同的，建设费用远远高于维护费用。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金融市场又不如发达国家来得完善，所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相对困难而且成本较高。举例来讲：某块土地的价值100万，按照2%的税率征收房产税，政府每年收入2万元，这或许足以支付周围的公共设施的维护费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讲，目前需要的是建设新公共设施。这样对资金的需求不是2万元，而是100万元。那么可能的办法就是政府举债，向银行借款，然后用未来的税收收入偿还。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公债。现在的中国土地批租制度就是把未来70年的房产税一次性收取了，于是就刚好提供了修建新设施的费用，并不需要政府来负债经营。而房主一下子拿不出这70年一次性缴纳的税怎么办呢？他们通过房产抵押贷款从银行获取资金，用未来数年的个人收入还本付息。实际上是用老百姓举债的办法修建了新地铁，这样形成的是家庭私债。所以从本质上讲，两种制度都是向老百姓征税从而建设并维护公共设施。但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现在的一次性征收70年土地使用费更加有利于迅速城市化。第二，那么用家庭私债代替政府公债，是不是更加有效率呢？政府发公债修建公共设施，因为缺乏市场竞争的制约，容易引发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假设政府规划失误，某个地方用公债修建了公共设施却没有人住，收不到房产税，形成债务负担，就要全体纳税人强迫承担，政府本身并没有能力对此负责。而现在中国政府的土地批租价格是用招投标形成的，一块土地能不能够批租出去是由市场决定的，也是由房东承担风险的。一个地方土地价格太低，就是市场发出的信号：这里不需要大兴土木；如果这个地方高价拍出了土地以后没有人住形成资源浪费，并不需要全体纳税人承担风险，仅仅是这些投资人投资失败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行制度更加趋近于市场经济，是收益和风险相匹配的资源配置制度，更加有效率。第三，很多人认为：目前土地批租制度的一个缺点是，政府收到了70年一次性缴纳的土地租金，全部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钱用完了，以后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费用怎么办呢？而发达国家每年按照房产限值收税，可以保证地方政府获得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但是这样的对比是经不起推敲的。在目前中国的土地批租制度下，并非不能解决稳定的现金流问题。比如，政府可以规定所有土地批租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比如10%）存放于某个公共基金，作为未来的维护费用。政府在实践中也已经在运用这样的公共基金制度，比如中国房主买了房子以后都要强制缴纳一笔公共维修基金，只不过目前这个基金仅仅用于公寓楼内的公共设施维护而已。如果把这个逻辑运用于政府的土地收入，那么也照样可以解决城市政府维护整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的费用，而这样的制度改动，其成本远低于开征一个新税种。而一旦强制设立了一个公共维修基金，相当于对未来若干年的房产征了税，短期有推高地价的风险，这时候，我们可以用缩短拍卖的土地租赁年限做灵活处理。而反观发达国家，每年收取房产税的制度也未必就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因为当政府出现一个财政支出需求（比如修建一条新地铁），超出即期财政收入时，地方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通过举债，把未来的现金流变现成为即期收入。这样一来，仍然可能造成寅吃卯粮的情况。而西方发达国家屡屡出现的政府财政危机，就是这样的佐证。我们为什么要去重蹈他们的覆辙呢？第四，通过开征房产税来抑制房价，不如完善现有制度更加容易施行。开征新税而不取消原有税费，当然会抑制交易，有助于降低房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抑制效应顶多就是一次性的。一旦开征以后呢？税率不是股票价格，它会相对稳定，并不能时时刻刻调整，房价高了低了都有一个稳定的房产税率；而现在的土地批租实行的是拍卖制度，其价格（其实就是70年房产税的税率）更加富有弹性，从而可以对房产市场做出灵敏反应。因此，从调节房价的角度看，是土地拍卖而不是一个僵硬的房地产税，更加有助于市场调控。比如，我们可以在房价高涨时期，提高上述的公共基金的存缴比例。这样一来，相当于提高了70年一次性收缴的房地产税的税率，有助于抑制房价；而在房价低迷的时候可以暂时调低这个比例。所以，从调节房地产市场的角度看，放弃现有成本低廉的好制度，而去建立一个效率不高的新制度，得不偿失。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美国式的房产税有助于降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对比美国和德国这两个经典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就可以发现：没有（或极低）房产税的德国，其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远比有房产税的美国平稳的多。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德国素以房价低而稳定著称于世。而美国倒是经历了著名的房地产泡沫，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德国的经验表明：在交易环节征收重税，加上大量的房屋供给，才是解决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不二法门，和有没有美国式房产税并没有多大关系。最后，千万不要低估开征房产税的社会代价。为什么我认为开征房产税的社会代价会很大？不仅仅因为这是对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征税，而且这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割裂，也会引发对产权保护的怀疑，最终阻碍中国经济增长。这对试图复兴中华的现政府来讲，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政策。不少人现在推测：房产税会采取累进制，也就是对多套房征税，而豁免首套房。但是这样一来，或许别墅大户型豪宅的拥有者又会占了便宜；而且即便对多套房征税，也未必对穷人有好处。因为多套房一般来讲是用于出租的出租房。对出租房征税，其税收负担必然会在房东和房客之间分摊，具体的分摊比例由当时的市场情况而定。在大城市，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新人口流入，对租房需求略显刚性，那么这样的税收负担就会主要由房客来负担。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综上所述，无论从政策制定的合理性还是必要性看，开征房产税未必是一招好棋，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