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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已经通过税改法案，而且总统已经签署称之为“全面税改”的法案。因此值得一评。如今华盛顿政府商讨的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浓郁的政治色彩，两党分歧情况也更少，但在讨论我认为的重要观察结果时，我会努力保持客观，尽量不涉及党派观点。首先，对于个人纳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本次税改基本没有改变个人纳税的税收项目、征收方式或者税收流程的架构。它减少或消除了部分减记或漏洞，但所涉及的项目并不多。而且我怀疑并没有缩减冗长的税收法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税改主要为大部分美国人减了税，而且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正如我先前所述，当前美国的经济复苏是史上第三长的复苏期。经济表现不错，似乎仍处于上升期，而且复苏期可能会继续延长。失业率接近充分就业水平，GDP 增长可能进入更加强劲的时期。那为什么还要刺激经济呢？人为地尝试延长本来已经很长的复苏期，这本身并不合常理。经济有涨有跌，增长率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及央行应当接受这样的现实，而不是让经济永远保持快速增长，这会产生经济过热的风险。过去二十年，我们已经尝到了尝试阻止经济放缓带来的苦果。GDP增长虽然可以通过短期财政刺激措施（如减税）得到短暂提升，但不可能永远提升下去。一方面政府实施刺激性的减税措施，另一方面美联储却加息并撤回其证券购买计划，这难道不奇怪吗？美联储担心持续复苏和加快的复苏将会导致通胀上升；因此正在努力撤销刺激方案，这是合理的。但为什么政府采取相反的财政措施呢？之前极力反对扩张赤字的“鹰派”一致通过法案，增加超过1万亿美元的赤字和债务，一改从前的主张，这正反映我之前提及“意识形态的摇摆不定”的情况。那些投赞成票的议员大概觉得，提供一些甜头就可以获得最多的选票，但这对未来的财政纪律确实百害而无一益。新税法的核心是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低至 21%，这带来哪些好处呢？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企业税率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美国国内的高税率意味着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在海外而非美国加大投资；鼓励美国企业与海外企业合并或迁移到海外经营；同时为国外企业带来卓越的盈利能力。降低税率将利好美国企业，现在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率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税率之一。那些将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归功于资本主义的人都会欢迎这一法案。我个人十分确信，在一定程度上，“对通用汽车公司好的，就是对美国好。” 基于我们之前的企业税收体系，美国企业有2.8万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现金滞留在海外。现在随着税率最低降至 8%，这些现金将会被汇回美国。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降低税率及资金回流将会让资金流入美国企业账户，帮助提升企业信用评级和增派股息，并为股份回购提供资金。然而，上述这些都不是政府向公众所宣传的企业减税的好处。相反，减税被宣传为是可以创造就业的良方。鉴于目前失业率已经低于平均水平，很多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由于缺乏合适的有资历的员工，企业的很多发展都受到制约。那么，如果美国企业扩张业务，要去哪里为这些新的岗位找到合适的员工呢？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员工，真的能建立新的工厂并创造新工作岗位吗？在距离税改法案投票的最后几天，我听到一个谈话节目的嘉宾说，美国企业及其所有人将会与员工和消费者一同分享减税带来的好处。尽管我们已看到一些企业在新税法通过后提高了员工薪酬或奖金，但我怀疑这做法并非出于雇主的慷慨。企业如果需要吸引、挽留及激励员工，自然会增加员工薪酬，也可能因为要胜过竞争对手而降价，但动机始终是为了实现最大的利润。因此我认为，新税法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企业行为。你当然可以说税改是为商界准备的大礼，但我并不认为它能创造太多就业，或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带来长期利益。税改有利，也有弊。对我而言，来自纽约联储银行一位长期以来备受敬重的行长 William Dudley 在 1 月 11 日发表的演讲，最好地概述了我的想法：虽然近期通过的《2017 年减税及就业法案》可能在短期内进一步支持经济增长，但我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毕竟，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该法案将会增加美国更长期的财政负担，美国本身的财政已经面临其他层层压力，例如债务偿还成本上升及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福利开支增加。虽然这些问题对于目前的市场参与者来说还不足为虑，但目前的财政发展路径恐怕难以持续。长期而言，忽视预算问题将可能产生以下风险：推高长期利率，私募投资被排挤，及削弱国家的信用可靠度。这些发展可能抵消税改措施对资本开支及潜在产能的任何直接有利影响。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我较为认同 Dudley 所说的潜在后果。当所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税法在长期内可能导致赤字增加、国家债务水平上升、经济增长加快、通胀和利率上升、联邦债务偿还要求更为严格，并因此进一步导致赤字及债务水平上升。这些现象通常会一起出现，合起来就是 Dudley 所描述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发展路径。这一前景曾令人感到忧虑，而减税将会雪上加霜。税法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短期内经济可能会增强，企业利润会上升，而且大多数美国人的税后工资将会增加。但长期好处就不那么明确了，而且隐含重大风险。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SALT。不久之前，说到 SALT，大部分人会解读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首字母缩写，但据我所知，突然短短几个月之后，它已经变成了代表美国“各州及地方税收”的缩写。生活在低税率或零税率州的美国人可能并未特别留意新税法中有关SALT 方面的规定，但在我现在居住的纽约州，这是一个重大话题，因此非常值得讨论。截至目前，为了限制双重征税的影响，分项扣减的纳税人可从需要缴纳联邦税项的收入中，扣减所有已付的州和本地税项；因此，纳税人只需就扣除州及本地税项（包括个人收入所得税、物业税及销售税）之后的剩余部分支付联邦所得税。众议院拟定的法案版本完全取消了这项扣减，但最终法律允许最高扣减 10,000 美元。这帮助了收入低于 100,000美元左右的人士，但带给收入高于该水平的人士不少杀伤力。为了简化计算，我将不计算更低水平收入的税率以及除外事项和信贷的影响，并讨论这一变化如何影响较高收入人士的边际收入。我会对数据进行四舍五入处理，并且不计社会保障税及医保税。在新税法实施之前，以纽约市的高收入人士为例，每100美元边际收入的税后收入约为 53美元，基于扣除联邦所得税40%及州/市所得税 12%，并已在 40%联邦税中扣减12%。根据的新税法，100美元的增量收入的税后收入将约为 51美元，基于扣除联邦所得税37%及州/所得税 12%。因此，每增加一美元的税后收入将降低约4%。若采取众议院版本的法案，结果会更差，但高收入人士的适用税率则从 39.3%下降至 37.0%。尽管如此，4%的税收收入对很多人而言仍是很大的损失。取消各州及地方税收的扣减是否不公平？众生议论纷纷，就像很多事情一样，主要还是取决于你自己怎么看。一方面，一些州选择为其居民提供大量服务，因为这些州拥有要求大量服务的人口，而为了支付这些服务，这些州就会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但一些人会质疑，既然联邦政府也向低税率或零税率的州纳税，凭什么联邦政府应该资助纳税率高的州、为这些州居民分担一部分税务负担？另一方面，根据 WalletHub的估计，美国有 14个州的居民向联邦政府支付的税款比联邦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要多。这些州又称为“捐赠州份”，通常包括人均收入高的州（比如纽约州、加州、新泽西州及伊利诺伊州），且不包括大多数人收入依赖于联邦慷慨普施的州。因此，纳税高、商业活动密集的州为其他州提供补贴。无可争议的是：这项新税法绝对打击了纳税高的州，而对低税率及零税率州造成的冲击较小。由于州及本地所得税仍可扣减最高10,000 美元，因此新税法会主要影响人均收入高的州。物业税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最高也可扣减 10,000美元。另外，这 10,000美元限制额是包括个人所得税、物业税和销售税的任意组合的合计额。新税法的其他相关影响包括，对可以进行利息扣减的房地产按揭贷款规定金额门槛。通常，高收入意味着拥有高价值的物业以及大额按揭贷款，因此有些州的居民可能同时受到两者影响，而对其它州则毫无影响。这也在意料之中。那么，大部分受到负面影响的州主要是支持民主党的州（或“蓝州”），这难道是巧合吗？这些州一年前为希拉里赢得多数选票，总统特朗普是否会介意降低这些州的高收入人士的税后收入？没有人能确切说清楚，但毫无疑问，受影响的地区显而易见。保守经济学家兼CNBC 有线电视评论员 LarryKudlow 表示：“这是针对蓝州的税改。” 现在可以得出哪些重要的结论？降低税后收入为高税率州的居民增加了生活负担。例如，在 2015年，34%的加州纳税人进行分项扣减，而且平均扣减了 18,500美元的州所得税。这些纳税人平均将会损失8,500美元的扣减额，并因此支付约3,000美元或更多的联邦所得税。特别是在还要面对高额物业税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大力鼓励高收入人士搬迁至零税收的州，包括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内华达州和华盛顿州。正如我在 2016年 5月撰写的《经济现实》备忘录中所述，各州可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或相当于取消联邦准予扣减的项目，但这都无法阻止纳税人迁离本州。的确，最终税法降低了联邦所得税率，高税率州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可能减半。但零税率州的居民也享受到减税，但无须承受任何准予扣减的损失。我估计，对于收入相当高的人士而言，他们在零税收州所获得的边际税后收入将比在纽约州高出约20%，差额相当大。事实上，高收入人士为规避如此大额的 SALT而搬离本州的动力已大大增加。我预计，这将会对高税率州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后还有哪些首席执行官愿意将企业搬至纽约州或加州？以后企业成立和搬迁时，很可能会倾向于选择低税率和零税率的州。我认识一位来自纽约的共和党议员，他已投票赞成税收法案。他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难道他的选民不会反对他，投票让他出局吗？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代表低收入的社区，选民不会因为损失了 SALT准予的扣减额而受到打击。其实，直接影响可能的确如此。但二阶效应的结果很可能是雇主搬迁，将其企业和支持该议员的选民们的工作岗位一同搬走。高收入人士可搬迁至所得税较低的州份，但低收入人士却很难这样做。前些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纽约收入前1%的纳税人所缴的州所得税占 50%。如果一旦这些人加速搬离纽约，那么类似于纽约的各个州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一小部分高收入人士离开，州政府必须提高税率以弥补税收损失；而这将增大纳税悬殊并导致更多高收入人士迁离，从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税收，以此周而复始。高税收的城市和州可能大受影响。纽约市居民可能觉得，纽约还是有十分吸引人的优势，征收高税率也有情可原，只是纽约市邻近的“郊区”缺乏这些优势，高税收可能给这些区域带来更严重的影响。对我而言，我对新税法的结论如下：我们的税收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只有在华盛顿政府重现两党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企业所得税降低将会增加美国征税企业的净收益，但对经济其他部分的作用有限。新税改将利好零税率和低税率州，而对高税率州造成打击。整体而言，税法在短期内可能带来正面影响，但长期会在不同方面带来负面影响。我的新书即将在今年 10 月推出，主要讨论市场周期。为什么会出现市场周期？为什么美国经济每年只按平均 2 至 3%的增长率增长？由于标普 500 指数的平均回报在 9 至 11%之间，为什么每年的回报不在 9%至 11%之间？而实际上，为什么年度回报只是偶尔处于 9%至 11%的水平？简单的解释就是，由于这涉及人为、经济及市场的因素以及其他周期性现象，经济往往首先朝一个方向过度发展；而考虑到投资者心理，经济通常先上扬，随后必定会朝着相反方向修正。我认为，以下描述非常切合上文讨论的两个主题。当市场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太好—— 股票回报远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率、债券回报远高于其承诺的到期收益率时—— 这通常意味着价格被高估，迟早会被修正。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由人口及生产力增长而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时，企业或消费者过度借贷、投资或开支，这可能最终导致经济收缩。因为这种过度情况本身不可持续，或央行采取降温措施以防止出现恶性通胀。最常见的威胁就是：市场可能一直表现太好，经济可能被过度刺激。目前看来，这两种情况都不错，但两者都存在隐患。我花了四页的篇幅专门讨论新税法，主要是因为市场上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多大变化。投资者仍在低回报的环境中追逐高回报。这将会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情绪，带来高风险的投资行为，不断高企的资产价格，进而削弱潜在回报并增加风险。短期内，我们无法断定这些负面影响是否会霸占上风，但我们也不应该毫无顾忌。尤其是现在，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前行。

“天上人间”前老板又露面了，沉寂10年，200亿借壳杀回A股。提起天上人间几乎是无人不知，但他的前老板覃辉却少有人知，这人可“牛逼”了，普通家庭出身却把一家普通夜总会，打造成全国闻名的销金窟，在政商两界人士间混得如鱼得水。进入传媒业后，打造传媒龙头“卓京系”，被称为“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然而剧情反转的太快，进军香港折戟后，内地传媒集团也是亏损严重，从此销声匿迹。 10年没有露面，重出江湖就亏损15亿。这次又要200亿借壳上市，他还能回传媒巅峰吗？打造顶级夜总会 1999年赚3000万后却黄了 1968年，覃辉出生在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家庭，也有说出生于北京。有媒体曾报道说，覃辉早年在重庆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林菁，1989年毕业后，两人一起南下。覃辉曾在航天部五院的一个下属单位和广州三菱等公司任职。但后来覃辉妻子的哥哥发表声明说：我妹妹出生于北京，一直在北京生活、工作，从未去过四川；我妹妹与覃辉先生共同就读于北京的小学和中学。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现在很难追究和判断，但覃辉这个人不简单。 1991年，23岁的覃辉下海经商，涉足铁矿石进出口和股市。先是在1994年，成立了卓京商贸公司，在铁矿石进出口生意中赚了不少钱；再是炒长丰通信的股票，在2000年5月份的时候以反收购的方式，直接以26.61%的持股，掌控了这家公司。但这两点对覃辉来说都是小意思，他最成功的是对人际关系的运用。据南方周末报道，1995年，覃辉在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的资金资助下盘下北京的“天上人间”。接手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坐落在北京五星级酒店长城饭店内的天上人间，打造成顶级夜店。环球人物杂志也曾报道，天上人间”鼎盛时充满奢靡之气，美女云集，贵胄出没，被称作京城最著名的销金窟，闻名业界，据说在那个年月里进一趟“天上人间”消费都不低于5000元。在新的天上人间里，覃辉赚取了以后创业的资金，据媒体报道，1999年，天上人间的估值是260万美元左右，年利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覃辉不仅赚取了金钱，还结识了政商两届的大佬，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和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受贿案就涉及到了覃辉，金额达到了上千万。张恩照被判入狱15年，李培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但覃辉全身而退。一位接近覃辉的人对媒体说：“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 2005年，覃辉将天上人间转手，从此彻底进入传媒业。打造超级传媒巨头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在经营天上人间的同时，覃辉同时也在经营自己的传媒帝国星美传媒。如果说之前的覃辉将人际关系运用到了极致，那么以后的他将资本运用到了极致。覃辉有个特别的嗜好，专收上市后快要倒闭的公司。先是2000年，成立了卓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一是为攻城略地提供资金支持，二是为现有产业保驾护航。 2001年，通过控股的长丰通信，收购了中华通讯、英斯泰克、上海恒德科技公司、华夏文化传媒等公司，成立星美传媒集团，打造出传媒帝国的雏形。接着快速的跑马圈地，陆续成立了星美影视文化传播、星美演艺经纪等4家公司，高调进入影视、演艺、广告等行业。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覃辉就打造了一艘横跨通信、IT、传媒三大产业的航母，形成了在中国有一席之地的庞大集团“卓京系”。在内地站稳脚跟后，覃辉又瞄准了香港的传媒业。2003年，在英属维京群岛覃辉以个人全资注册SMI公司，作为进军香港传媒业的大本营，开始攻城略地。在一年多时间里，覃辉陆续收购了香港的东方魅力、流动广告和现代旌旗出版三家上市公司，收购了阳光文化70%的股份。三年囊括了17家公司。覃辉之所以选择这几家公司，是因为他们亏损严重，收购价更便宜。东方魅力到2003年已亏损7668万元，流动广告和阳光卫视的亏损人所共知，现代旌旗出版更是亏损的严重。在香港投资界来看，覃辉的这几次收购实在是一般，1000万能买下的东方魅力，他居然花了1个亿，加上其他三家公司，覃辉总共花了4亿。有人就说：“他花了这么多钱，有点邪。” 但覃辉不这么认为，他有足够的人脉，也就有足够的金钱，对于这些亏损的企业来说，完全可以通过资本的杠杆让其起死回生。据《财经》报道，覃辉派了姜昆、朱时茂、朱永德、李威及邢晶五人进入东方魅力董事会，取代香港著名导演王晶、著名演员梅艳芳等人，随后改名为“星美国际”，实现借壳上市。接着利用资本进行炒作，找了香港一家证券公司，但这家公司说：“他们想用内地资本市场那一套让我们帮他搞定，但在香港起码要准备2000万，才可能炒炒主板。”由于覃辉拿不出这笔钱，交易没有谈成。在星美国际这家公司里，覃辉除了两次配股集资1900万港元和2374万港元外，其他再无任何收入。覃辉控制阳光卫视后，全面改组了董事会，一年后不仅没有盈利，还亏损了3000多万，大量裁员，拒付营运款项，致使阳光卫视长期欠付员工工资及各项运营费用。有媒体报道说，覃辉将阳光卫视的一套电视录制设备拿到内地，卖了1个亿。在香港来说，倒卖上市公司资产属于违法行为，还被人举报到了廉政公署。现代旌旗出版被改名星美出版，旗下的《成报》几年间也是连续亏损。天有不测风云，香港失利，内地也是灾祸连天。2004年，广电总局放宽了要求，外资也可以参与国内电视节目和影视节目制作，星美的优势突然消失。再加上因宏观经济的影响，遭遇还贷压力，卓京系下多家公司或更名重组，或转让股权、遭变卖以还贷。 2005年，原建行行长张恩照案爆发，覃辉被带去协助调查，星美更加动荡，2006年4月，美国公司星光传媒宣称，以不低于2500万美元收购星美系公司SMI70%的股权，并分步取得整个星美系控制权。覃辉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卓京系是损兵折将。重出江湖巨亏15亿，这次收购的企业也是个破产大户自从2005年后，覃辉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整整10年没有什么大动作，再次出现是在2015年。 2015年年中，覃辉用手里的星美盛典以18.62亿的价格，买下了*ST圣莱原的控股公司，宁波金阳光电热科技有限公司，准备在娱乐传媒领域再大干一番。 2017年相继投资了《特种部队之热血尖兵》、《国际通缉令》、《锻刀（电视剧）II不死的战士》等影视剧。但是出乎覃辉意料之外的是，这个公司并没有因此好转。自2012年以来，公司连续3年亏损，还被证监会通报、调查，到2017年1月12日，股价一路下跌到了10.23元，亏损达到了84%，覃辉白白损失了15亿。 2018年1月10日，继上次收购失败之后，覃辉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这次是要借壳上市。上市公司宇顺电子披露，拟对价200亿元收购成都润运100%股权，成都润运的控股股东是覃辉的星美盛典。这个宇顺电子也是一个亏损大户，2004年成立，2009年上市，前三年还在赚钱，到2012年却亏损1.25亿，差点退市，2013年以800万盈利逃过一劫。为了解决危机，花14.5亿收购了雅视科技，然而三年下来，利润只有7273万，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这时宇顺自己也是自身难保，2014年亏损3.27亿，2015年亏损10.98亿，股票名称也变成了*ST宇顺。最后没办法将雅视科技卖了1.7亿，损失12.8亿。覃辉这次借壳上市能否大干一场还很难说，但总借将要破产的企业上市总不是好兆头，毕竟之前没一家能赚钱的。覃辉将天上人间的人际关系运用到了极致，为以后打下了基础，但把资本运作运用到了极致后，却是失败。无论在什么时候，商业的本质是为用户带来价值，为社会带来价值，像覃辉这样一味的玩资本，早已背离了商业的本质。在“天上人间”这个原罪的加持下，就算再有背景有资本也是枉然，他已经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聪明的投机者可以成功一时，但不能成功一世。 12年都甩不掉“天上人间”的覃辉回来了自2010年年中以来，覃辉一直在努力洗掉身上的“天上人间”夜总会痕迹。在今年1月17日发布的《覃辉本人关于长期以来不实报道的郑重声明》中，覃辉为了星美影视能顺利借壳回归A股上市，再次强调国内媒体对他近10年前的报道不符实情。今年1月10日，由“歌坛大姐大”毛阿敏的丈夫、知名资本大佬解直锟实际控制的宇顺电子发布公告称，拟收购覃辉实际控制的成都润运100%股权，资产作价200亿元。若交易成功，成都润运旗下的星美影视将实现上市。这与史玉柱2001年5月实施的系列资本操作相像。2000年前后，史玉柱靠销售脑黄金、脑白金成为富豪，而后“还债于老百姓”，避谈脑黄金、脑白金，通过出售股权、转卖资产实现上市目标。即使后来回归网络游戏行业，史玉柱仍对外界如何评价他过去的经历很介意——“史玉柱”已经不再涉足灰色领域了。实际上，不只是史玉柱，覃辉完成“原始积累”后转向，寻求金蝉脱壳的技巧，和抢注“伟哥”商标的姜伟、卖三株口服液的吴炳新、创“趣店模式”的罗敏等，如出一辙。甚至由于前后所从事行业的性质差别明显，覃辉个人的形象转变过程显得更加艰难。 “司法机构已还我清白”与《过把瘾就死》 “十二年前，我就已经和天上人间没有关系了。”今年1月17日，星美集团官网及旗下公司公众号“星美生活”同时发布了《覃辉本人关于长期以来不实报道的郑重声明》。在该声明中，作为星美集团的创始人，覃辉表示国内媒体对他本人和天上人间夜总会的报道，已严重影响了星美集团的企业形象、整场经营，以及他个人名誉，“司法机构已还我清白，但无奈国内媒体依然引用错误信息大肆报道转载，我深表遗憾”。这是覃辉沉默7年多后的首次发声。自2010年5月，天上人间夜总会被北京警方勒令停业整顿后，覃辉只在当年6月与多家香港媒体有过两次见面，而后的日子大多隐居在香港地区或美国。覃辉办夜总会的过往被司法机关“放过”，同样获得“原谅”的还有2000年以前卖三株口服液的吴炳新等人。 1999年3月，三株公司董事长、总裁吴炳新向国内新闻界出示了一份盖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的民事判决书。该终审判决书指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伯顺的死亡与服用三株口服液存在因果关系，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资料来源：吴晓波《大败局》新华社1999年4月发布消息称，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专业单位提供的检定报告和学术研究结果综合表明，三株口服液是安全无毒、功效确切、质量可靠的高科技产品。 1998年6月，首届中国企业成功与失败案例综合剖析会在北京召开，时任陕西金花集团的副总裁金迪安突然向三株发难，指责三株是中国保健品市场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声势惊天动地、广告铺天盖地、分公司漫天遍地、市场昏天黑地、经理花天酒地、资金哭天喊地、经济缺天少地、职工怨天怨地、垮台同行欢天喜地、还市场经济蓝天绿地——金迪安用“十天十地”生动地概括了三株的营销体系、运营手段和盛衰命运。 “总裁吴炳新应该痛定思痛，如果不悬崖勒马，就死定了。”金迪安最后还补充了一句，“我奉劝三株老总读一读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 金迪安的发言在剖析会现场获得了满堂喝彩，三株成为了企业界的众矢之的。这家年销售额曾高达80亿元、累计上缴利率达18亿元、拥有员工数达15万人的庞大“帝国”就此轰然倒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人是健忘的，等到三株在陈伯顺的官司中二审胜出，整个舆论只依稀记得“陈伯顺喝了三株口服液死亡”的新闻，不再深究过错。当然，天上人间和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这北京四大夜总会在当时齐名，如今听闻后三者的寥寥无几，只有关于天上人间夜总会和覃辉的报道继续，直到近10年后的今天——并不是所有涉足灰色行业的商人都是幸运的。内地媒体写了黑历史换香港媒体能写清白？在今年1月17日的声明中，覃辉再次表达了对内地媒体的不满：“这些媒体从未向我本人进行过采访，也没有一家媒体到访过‘天上人间’现场取证，导致其所报道内容的虚假杜撰比比皆是……” 这不是覃辉第一次否定内地媒体的专业性。2005年5月，《财经》杂志对覃辉旗下公司涉嫌违规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进行了报道。针对此报道内容，覃辉后来对外透露，曾约时任《财经》杂志总编辑的胡舒立到北京亮马饭店进行询问。 “胡舒立立即打电话给写稿记者，记者说是从工商局星美资产负债表中查出来的。”覃辉当时向胡舒立讲解企业负债表的债务构成，表示其贷款全部都是正常贷款，且双方“谈得还是比较愉快”。这一片段的信源是覃辉个人，网上一直未有报道胡舒立或《财经》杂志的后续回应，故不知真假。而后来，内地众多媒体继续对覃辉过去的资本行为和最新动态进行报道，其中不乏揭露天上人间夜总会以及覃辉靠灰色行业发迹历史的内容。 2010年6月，覃辉接受香港《大公报》独家专访时愤然表示：“媒体对我主观司法定性，乱扣帽子，随意攻击我的隐私，并且以讹传讹，越传越邪乎，而不受法律约束。这是我最大迷惑。我们还是一个法制国家吗？” “什么是黑社会，我收保护费了吗？我有组织犯罪了吗？我危害他人了吗？检察院，法院判过我是黑社会吗？”覃辉拍着桌子，愤怒地说。这一场景与史玉柱做网游却遭外界质疑莫名雷同。2013年4月，有一位疑是媒体人的网友在知乎上表示，他曾当着众人的面向史玉柱提了一个故意刁难的问题：《征途》里的开箱子，是不是赌博？史玉柱有些被激怒了，很强硬地回答了这位提问者：“我告诉你，你不懂法，法律上对赌博的定义是这样的……”显然，史玉柱冲动了，落入了提问者设计的“圈套”。 “让对方失控才能说出真话。”这位提问者满意地表示，“他对于社会阶层和人性的洞察，的确不是大多数人可以比的。”这位提问者同时否定史玉柱在做网游等产品时，利用人性欲望中恶的一面去牟利这种做法。 2015年6月，文化部、商务部联合颁布通知，禁止游戏中的博彩行为。随后，巨人网络旗下游戏《征途》宣布紧急取消“开箱子”功能。据腾讯科技当时的调查，近8成网友支持《征途》取消“开箱子”功能的行动；高达88.60%的网友认为网络游戏中“开箱子”功能是变相博彩。　上述对覃辉进行了独家采访的香港《大公报》，只在报道中如实地还原覃辉当时的语言和动作。但可以看出，覃辉并不是一位十分藏不住的人，不会表现得非常谨慎。 “过去十几年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任何企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及我的企业也如此。社会各界应该以宽容理解的心态，给予认识和支持。”据香港《大公报》2010年6月报道，覃辉没有完全否认其过去的灰色历史。而今，覃辉在其声明中甚至有意完全抹杀当年天上人间夜总会的真实故事。有网友在得知“覃辉拟200亿元借壳宇顺电子A股上市”这一消息后，评论称：“有钱，煤球也能洗白。” 为了掩盖过去不光彩的记录，辩护者会指控这些是谣言传说或夸大其词，不全可信，或者指出同类性质相同的错误。但真的能吗？据微信公众号“政事儿”2017年4月报道，《人民的名义》原班人马将拍反腐新剧《天上人间》，该剧剧名正是取自覃辉当年投资的夜总会“天上人间”。目前暂未有此剧何时开播的最新消息。那个曾经集聚权力和欲望的地方，以及覃辉过去的故事，或会随着该剧的播出再次被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