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娱乐新闻 - 温哥华天空

乌玛·瑟曼在纽约。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是的，乌玛·瑟曼(Uma Thurman)很气愤。她被强奸、被性侵，被困在滚烫的钢铁残骸里，被信任的人背叛和伤害。我们说的不是她在《杀死比尔》(Kill Bill)中扮演的那个满身鲜血的新娘。我们说的是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电影中的地狱场景一样残忍、是非不分、充满报复和歧视女性的世界。我们说的是好莱坞。在这里，即便是复仇天使也很难获得尊重，更别说血腥的满足感了。瑟曼在1994年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中扮演狐媚的米娅·华莱士(Mia Wallace)，后来在《杀死比尔1》（2003）和《杀死比尔2》（2004）中扮演凶残的贝娅特丽克丝·基杜(Beatrix Kiddo)。她是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昆汀·塔伦蒂诺创作神话中敏捷优雅的女神。米拉麦克斯(Miramax)公司的这个铁三角组合堪称独立酷片的终极配置。瑟曼和塔伦蒂诺一起构思出了血腥新娘的创意，心醉神迷的塔伦蒂诺经常说瑟曼是他的缪斯，两人的关系堪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与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式的传奇。（还要加上恋足癖。）但在闪闪发光的奥斯卡小金人的掩盖下，一股暗流扭曲了这个铁三角。《低俗小说》让韦恩斯坦收获了财富和尊重。瑟曼说，在一场募捐活动上，韦恩斯坦把她介绍给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说正是因为她，他才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对哈维的复杂感情令我对在我之后被伤害的所有女性感到非常愧疚，”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她位于曼哈顿东区River House的雅致公寓里，瑟曼对我说，她一边吸烟一边喝白葡萄酒，把空披萨盒子扔进壁炉，看上去痛苦万分。 “那些年轻女孩像我当年那样独自走进他的房间，我也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之一。昆汀让哈维当上了《杀死比尔》的执行制片人，那是一部象征女性权力的影片。那些羔羊之所以走进屠宰场，是因为她们相信，地位那样高的人不会对你做这种不法的勾当，但他们确实会。” 瑟曼强调她的前经纪公司创新艺人(Creative Artists Agency)和韦恩斯坦的性猎捕行为有关。该公司已公开道歉。“我既是受害者的身份，又在当时参与了掩盖，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分裂，”她说。她言辞尖酸地谈到了“来自《低俗小说》的力量”，并提醒我这部电影已被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收录，成了美国叙事的一部分。她的百老汇新剧《巴黎女人》(Parisian Woman)讲述了身在特朗普总统治下的华盛顿的一个迷人女子的阴谋故事，剧本出自《纸牌屋》剧创鲍尔·威利蒙(Beau Willimon)之手。在10月首演仪式红毯上被问及相关丑闻时，她表情坚定，说要等到不那么愤怒时再谈论此事。 “我用的词是‘愤怒’，但说实话，我更担心哭泣，”她现在说。“这个故事我知道它是真实的，我不是率先揭发的人。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在争取时间。” 乌玛·瑟曼在昆汀·塔伦蒂诺1994年的电影《低俗小说》中扮演米娅·华莱士，哈维·韦恩斯坦是该片的执行制片人。 MIRAMAX FILMS 到感恩节的时候，瑟曼开始拔出她那把半藏刀。她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在“复仇的狂杀”中的独白截图，并祝大家节日快乐，“（除了你哈维，还有你所有的恶毒同谋——我很高兴这件事是慢慢来的——你们不配一枪毙命）——请继续关注。” 瑟曼舒展修长的身姿，躺在壁炉前的棕色天鹅绒沙发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偶尔被她和金融家前夫阿尔帕德·比松(Arpad Busson)的5岁女儿打断。卢娜(Luna)穿着睡衣，正在大声嚼着一根生黄瓜。她和伊桑·霍克(Ethan Hawke)所生的两个较年长的孩子玛雅(Maya)和列翁(Levon)也来了。玛雅现在是一名演员，列翁还在上高中。多年来，瑟曼在采访中一直表现出一种禅宗的态度——即便是在谈到与霍克的痛苦分手时。（她与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的第一段婚姻颇为短暂。）她家门厅里有住在伍德斯托克的父母送给她的一尊大金佛。她的父亲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印藏研究的教授，信奉佛教。他认为乌玛是女神转世。但在这种矜持与美好的气质之下，她已经学会作一个街头斗士。她说16岁时，她住在曼哈顿的一处单间公寓里，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一个冬天的晚上，她在一家夜总会认识了一个比她大近20岁的男演员。后来，当他们去此人在格林威治村的褐砂石房屋喝夜酒时，她遭到对方胁迫。 “我最终屈从了，”她回忆说。“我试过拒绝，我哭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和我说门锁上了，但我从来没有跑过去试试门把手。回到家的时候，我记得我站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双手。我因为它们没有流血或受伤而感到非常生气。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对人有影响，对吧？你会变得更加顺从，或是不那么顺从。我觉得自己变得不那么顺从了。” 在《低俗小说》之后，瑟曼结识了韦恩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在他侵犯我之前，我跟他是很熟的，”她说。“他之前会花好几个小时和我讨论资料，称赞我的想法，给我肯定。可能这让我忽略了警告信号。这个人是支持我的。我从不是什么制片公司的宠儿。他对适合我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和导演有着绝对的控制。” 在韦恩斯坦巴黎的酒店房间内，事情很快开始奇怪起来。“我完全无法理解，”她说。当浴袍松开时，他们正在争论一个剧本。 “我没有被威胁的感觉，”她回忆道。“我以为他只是极其怪诞，好像他是你荒唐古怪的叔叔一样。” 他让她跟着他穿过一个大厅——她说总是会有“内室里的过道里连廊”——这样他们就能继续说话。“然后我跟着他走过了一扇门，进到了一间蒸汽房里。我穿着全套的黑色皮革衣服——皮靴、皮裤和皮夹克，就站在那里。房间非常热，我说，‘这太荒唐了，你在做什么？’他又变得非常慌乱、生气，跳起来跑了出去。” 她说，第一次“侵犯”不久之后便在韦恩斯坦的伦敦萨沃伊酒店(Savoy hotel)套房内发生了。“这简直是当头一棒。他把我推倒，试图压在我的身上，露出自己的身体。他做了所有各种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但他并没有真的执意要做，没有强迫我。而你就像一个扭动着逃跑的动物一样，像只蜥蜴。我尽自己一切可能让事情重回正轨。我的轨道，不是他的。” 她当时与朋友伊洛娜·赫尔曼(Ilona Herman)一起在富勒姆住下，赫尔曼是与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长期合作的化妆师，后来与瑟曼在《杀死比尔》(Kill Bill)中有过合作。 “第二天，就有一捆26英寸宽的粗俗玫瑰送到了她的家里，”瑟曼说。“是黄玫瑰。我像打开脏尿布一样打开了留言，上面只写了‘你的直觉很棒’。”她说，然后，韦恩斯坦的助手又开始给她打来了电话谈项目。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与他面对面把事情说清，只要带上赫尔曼，让韦恩斯坦来萨沃伊酒店的大堂吧见她。可那些助手自有特别的手段引诱女演员们走进他们织好的网中，他们让韦恩斯坦接了电话，再次表示那只是一个误会，并且“我们有这么多项目在一起”，他们说服了瑟曼。她最终同意上楼，让赫尔曼在电梯外的长沙发上等候。瑟曼说，助手们消失后，她警告韦恩斯坦，“如果你对别人做你对我做过的事情，我保证你会失去你的事业、你的名声和你的家庭，”她对那件事的记忆骤然停止于此。在亚利桑那州接受治疗的韦恩斯坦通过一名代表承认，“她很可能这么说过。” 在楼下，赫尔曼开始感到紧张。“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这位朋友告诉我。电梯门终于打开，瑟曼走了出来。“她显得非常疲倦，很不高兴，一脸的冰冷，”赫尔曼回忆道。“她的眼睛充满怒火，完全失去了控制。我把她推进出租车，我们一起回到了我住的地方。她真的是全身发抖。”赫尔曼说，当这位女演员能再次说出话来时，她透露，韦恩斯坦威胁说要毁掉她的事业。韦恩斯坦通过一名代表否认曾威胁过瑟曼的前程，并说他认为她是“一位出色的女演员”。韦恩斯坦承认她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但说在巴黎蒸汽房的事情发生前，他们曾一直有“一种打情骂俏的、有趣的工作关系”。 “韦恩斯坦承认，在巴黎错读了她的信号后，曾在英国与瑟曼女士调情，”代表发来的声明说。“他马上道了歉。” 瑟曼说，虽然她当时正在参加米拉麦克斯的项目，但在那之后，她已经在私下里把韦恩斯坦视为敌人。一位认识他们两人的好莱坞上层高管说，两人的工作关系仍在继续，但基本上，“她对他态度冷淡。” 瑟曼说，她在有监管的环境中可以容忍这个大亨，她认为自己“已经老到不在他的攻击范围之中了”。去年9月，她参加了韦恩斯坦在苏荷区办的一次聚会，那是为了庆祝塔伦蒂诺与以色列歌手丹妮拉·皮克(Daniella Pick)订婚。在回答关于瑟曼爆料的问题时，韦恩斯坦发来了六张他们两人非常友好地在一起的照片，是多年来在首映式上和派对上拍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用瑟曼的话说是“所有这一切之中的昆汀”。韦恩斯坦与瑟曼之间的敌意影响了她与塔伦蒂诺的创造性合作。 2001年，瑟曼参加戛纳电影节时，已经与霍克结婚，女儿仍是婴儿，儿子还怀在身上。她说，一次晚餐后，塔伦蒂诺注意到她在韦恩斯坦旁边时很紧张。这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很快就要一起拍摄《杀死比尔》。她说，她提醒塔伦蒂诺，她已经向他讲过在萨沃伊发生的事情，但“他可能没把那当回事儿，而是觉得‘哦，可怜的哈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谁知道他怎么对自己解释的？”但她再次提醒了他，“他终于明白了。他直接对哈维有所表示。” 瑟曼回忆说，那天晚些时候，在豪华的杜章酒店(Hotel du Cap)的柏树下，韦恩斯坦说，他感到难过，并对她的指控感到惊讶。她随后坚定地重复了在伦敦发生的事情。“在某个时刻，他的眼神变了，从好斗变为羞愧，”她说，他向她表示道歉，他当时的许多流露也是他在16年后遭人唾弃时搬出来的东西。 “我震惊地走开了，我在想，‘好吧。好吧，这就是我得到的草草了事的道歉’，”瑟曼说。韦恩斯坦证实他道了歉，这种承认对他来说不同寻常，也引来了瑟曼的挖苦：“他的治疗显然奏效了。” 自从去年秋天有关韦恩斯坦的爆料公之于众后，瑟曼一直在重温她与他的几次遭遇——以及拍摄《杀死比尔》期间，在墨西哥的一个拍摄现场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那件事让她觉得自己像影片中的新娘一样遭到了意外打击，也让她下了同样的决心，无论如何要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那个施虐狂的故事已经拍摄了九个月，只剩下最后的四天，瑟曼被要求做的一件事，遭到了她的拒绝。在影片中，她驾驶着蓝色敞篷车去杀死比尔的那个有名的场面中——就是感恩节时她在Instagram上发的那个片段中——她被要求亲自开车。但是，她说，一名卡车司机的话让她觉得，那辆从手动挡改装为自动挡的车，可能不太好开。她说，她坚持认为对自己操纵那辆车没有信心，最好是让一名特技演员来开。制片人表示，他们不记得她曾拒绝开车。 “昆汀来到我的活动工作室，和所有的导演一样，他不喜欢听任何人说不，”瑟曼说。“他很生气，因为我浪费了他们许多时间。但我很害怕。他说：‘我向你保证车子没问题。那段路也很直。’”他说服了她去开车，并指示她说：“‘让车速达到每小时40英里，否则你的头发飘得样子不对，我就让你再做一次。’但是，我置身其中的是一个死亡之盒。司机的座椅没有被正确地拧紧在车架子上。那是一段碎沙路，而且一点也不直。”（塔伦蒂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之后，瑟曼给我放了她说她花了15年时间才拿到的片段。“解决了我自己的南希·德鲁(Nancy Drew)悬疑，”她说。片段的拍摄角度来自安装在卡尔曼吉亚(Karmann Ghia)跑车后面的摄像机。看着瑟曼竭力控制那辆车的场景很令人恐怖，车滑出了道路，撞到一棵棕榈树上，她扭曲的身体被无奈地卡住，直到摄制人员出现在画面中，把她从汽车残骸中解救出来。塔伦蒂诺的头出现在画面中，当瑟曼意识到自己可以暂时站起来时，她脸上闪过一丝宽慰的微笑。 “方向盘在我的肚子上，我的双腿卡在我的身下，”她说。“我感到一阵剧痛，心想，‘天哪，我再也不能走路了。’”她说。“我从医院出来时，脖子上戴着颈箍，膝盖严重损伤，头上有一个鸡蛋大的包，还有脑震荡，我想看看那辆车，我非常不高兴。”昆汀和我大吵了一顿，我指控他想杀死我。他对我的指控很生气，我想这可以理解，因为他不认为他想杀死我。” 尽管他们的婚姻正在走向破裂，霍克还是立刻离开了肯塔基州的革责玛尼修道院，飞到了妻子身边。 “我非常严肃地与昆汀谈了话，告诉他，作为导演和朋友，他让乌玛失望，”霍克对我说。他说，他告诉塔伦蒂诺，“嘿，伙计，她是个很棒的演员，不是特技驾驶，你知道这一点。”霍克补充说，塔伦蒂诺“本人也非常沮丧，并请求我原谅他”。车祸发生两周后，为了试图查看汽车和事件的录像，她让律师给米拉麦克斯写了封信，总结了事件经过，并保留了起诉的权利。她说，米拉麦克斯表示可以让她看那个片段，条件是她签署一份文件，“不追究他们对我未来的疼痛和痛苦的任何责任。”她没有那样做。瑟曼说，她与塔伦蒂诺的思想融合出现了裂痕。“我们陷入了一场可怕的争吵中，已经好几年了，”她解释说。“那以后，我们不得不去为片子做宣传。每次都如履薄冰。2004年，我们在纽约苏荷区的家里决定性地大吵了一场，我们对着彼此大喊大叫，因为他不让我看录像，他告诉我，那是他们的集体决定。” 现在，在事故发生了这么多年之后，受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算总账的启发，重温自己在墨西哥遭受的“接近死亡的非人待遇”，以及出于对韦恩斯坦还没有面对更多法律后果的愤慨，瑟曼说，她把自我挖掘的结果提供给了警察，也加大了从塔伦蒂诺那里套出车祸片段的压力。 “昆汀终于在15年后把它交给了我，赎了罪，对吧？”她说。“不过现在这一点也不重要，我的脖子已受了永久的伤害，膝盖也坏了。” （塔伦蒂诺的粉丝们在他2007年的电影《金刚不坏》[Death Proof]中看到了瑟曼车祸的回响，该片由韦恩斯坦制作，出现在车祸片段中的是瑟曼的特技替身演员佐伊·贝尔[Zoë Bell]。包括染金发的罗丝·麦高恩[Rose McGowan]在内的年轻女性，在影片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死去，包括撞到挡风玻璃上。）当第二个晚上，她坐在壁炉旁，我们谈到凌晨3点时，泪水开始落到她的脸颊上。她用手把眼泪抹去。她说，“事故发生后，他们开始攻击我时，我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贡献者，变成了一个损坏了的工具。” 瑟曼说，在《杀死比尔》中，塔伦蒂诺亲自在一些场景中表演了他自己的施虐才能，比如在屏幕上看到的迈克尔·马德森(Michael Madsen)向她脸上吐痰、以及影片中一个叫Gogo的少年用铁链子卡她脖子的场景。 “哈维性侵了我，但那没有杀死我，”她说。“车祸的事情真正让我愤怒的是，那个做法很恶劣。车祸发生时，我已经经历过那么多的考验。我在我与昆汀的合作中，曾经一直都能感受到与更大事业的联系，我允许在我身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以及我参与的事情，都有点像是与一个非常愤怒的兄弟在泥巴中进行的一场可怕的摔跤。但至少我有点决定权，对吧？”她说，她并未因其中的任何东西感到过被剥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直到车祸发生。 “就我个人而言，我花了47年的时间才不再称那些对你不好的人是与你‘相爱’。这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作为女孩子，我们所受到的影响让我们相信，残酷与爱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而这正是我们需要通过变化让其不复存在的时代。”

好莱坞的新片《华盛顿邮报》(The Post) 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激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电影拍的好，更是因为电影里所展现的那段真实历史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力量。斯皮尔伯格导演，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汤姆·汉克斯主演，这样的阵容一看就是奔着奥斯卡去的。虽然最后只拿了两个提名，但一个是最佳影片，一个是梅姨的最佳女主角，都是分量很重的奖项。电影讲的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这是美国新闻史上媒体为了捍卫真相、不惜冒着自身关门倒闭以及编辑记者被捕入狱的风险而与政府周旋对抗、最终在法律的保护下取得胜利的经典案例。这段历史很多人都知道，网上也有不少详细的描述。但电影好看的地方，在于展示了其中如同谍战一样惊心动魄的曲折过程和不少戏剧性的细节，更在于抽丝剥茧地提炼出媒体这个行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971年，《纽约时报》拿到五角大楼一份长达7500页的越战研究报告，这份绝密文件清晰地展现了美国政府参与越战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二战后四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全都在越南的问题上撒了谎，采取蒙蔽欺骗的行径来获取大众对越战的支持。文件一旦公布，将会重创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同时影响公众对越战的看法，点燃当时已经开始蔓延的反越战思潮，乃至改变整个越战的进程。如果发布这份文件，毫无疑问要把自己置身于和政府对着干的危险境地。但是《纽约时报》没有犹豫，组织精英记者成立专门的报道组，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细细研读后写出了十篇重磅的长篇系列报道，计划连续十天发布出来。既然拿到文件的是《纽约时报》，为什么电影讲的却是《华盛顿邮报》呢？这是因为：《纽约时报》的十篇报道并没有能够顺利刊登，第一篇报道就让国防部炸了锅，尼克松暴跳如雷，国防部长说服司法部长以私人名义给报社发紧急电报，要求停止刊登余下内容；《纽时》一开始未做理会，发了态度强硬的拒绝声明，但后来尼克松成功申请到了法庭的出版禁令，以损害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暂停发表这批报道——请注意是暂停，暂停的时间是三天——这是美国历史上法庭第一次禁止报纸刊登特定内容；《纽时》可以不听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话，但不能不听法官的话，于是这组报道只发到第三篇就暂停了下来；正是在这个时刻，《华盛顿邮报》挺身而出，千方百计搞到了那份报告，继续争分夺秒地发出报道，接过了历史传来的一棒，打了漂亮的一仗。打这场仗的两个主角，一个是总编，一个是女出版人。汤姆·汉克斯扮演的总编布莱德利(Benjamin Bradlee)，是美国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梅姨演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原本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女，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只是在丈夫意外去世后才仓促接管。因此虽然身为老板，她却在董事会里备受欺负。在电影的开头，主要的故事展开之前，斯皮尔伯格先安排讲述了一段小插曲：《华盛顿邮报》派驻白宫的女记者因为写的报道得罪过尼克松，而被白宫禁止参加尼克松女儿的婚礼。女老板建议换一个尼克松喜欢的记者去，但布莱德利总编拒绝了，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总统不喜欢我们的报道，就听命于他对我们的报道指手画脚。” 这句话，奠定了整部片子的基调。电影的主体部分，讲述的正是在《纽时》收到法庭禁令后，《华邮》如何像间谍一样从线人那里搞到这批绝密报告，以及面对巨大的风险，如何坚持做出报道的艰难决策过程。相比《纽约时报》，《华邮》面临的风险和困难都要大得多：第一，拿到报告的当天就要把文章发出来，因为一旦白宫知道华邮也有了这份报道，一定也会去申请法庭禁令；《纽时》有三个月的时间细细研读7500页的报告，但留给《华邮》的只有短短十几个小时；于是整个编辑部都动员了起来，像蚂蚁搬家一样齐心协力啃这块巨大的骨头。第二，《华邮》的法律团队强烈反对刊登报道；因为既然总统已经声明公开文件会损害国家利益，法院也颁布了禁令，那《华邮》还接着干，等于是明知故犯，很可能犯下刑事重罪，编辑记者都要被送进监狱；第三，《华邮》当时是刚上市的第二天，如果真的触犯法律，按照和券商的约定，就必须要退市，甚至可能因此被迫关门，百年历史的报纸将毁于一旦；第四，尼克松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小人，他早就私下表示，要让所有敢于和他对着干的人粉身碎骨。在那惊心动魄的十几个小时里，记者们在争分夺秒地写稿——他们都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有两个记者甚至威胁如果不刊登报道就立即辞职。而总编、出版人、董事会和法律团队则在进行激烈的辩论。董事会的一个成员警告说，“如果政府赢了这个案子，那我们就会被定罪，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华盛顿邮报》就将不复存在。” 布莱德利总编则针锋相对地回答，“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发，什么不可以发的世界，那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华盛顿邮报》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董事会成员说：“我们不发这篇报道，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总编说：“不，如果不发，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了报告却不发出来，那《华盛顿邮报》的声誉就荡然无存…… 我们就输了，整个国家都输了，尼克松赢了。尼克松赢了这一次，他还会赢下一次，以及以后的每一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害怕了。” 是啊，恐惧会蔓延，而权力一旦越界，就再也回不了头。整部片子里，有很多这样的金句。正是总编的这一番慷慨陈词，让原本没有太大主见的女老板下定决心硬了一把。在离往日报纸上街只有两个小时的最后关头，她拍板定稿，印厂的机器马上开始了转动。 1971年6月18日，刊登着五角大楼绝密文件报道的《华盛顿邮报》出街，立即被疯抢。这场白宫对新闻界、事关新闻自由存亡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华盛顿邮报》的做法对正在面临绝境的《纽约时报》是一个巨大的声援，两家报纸原本是为了抢新闻而明争暗斗的对手，但为了捍卫新闻自由，他们又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第二天，有更多的报纸加入了这场战争。从波士顿到费城，从底特律到芝加哥，全美几十个城市的主要地方报纸，都追随《华盛顿邮报》，同样冒着法律风险，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美国司法部和国防部迅速行动，把《华邮》也告上了法庭。此后两个星期的法庭交锋，在电影里着墨不多，其实这个过程同样可以拍成另一部电影。官司最后打到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裁定两家报纸可以继续发布相关报道。这场新闻界对总统的战争，到此以新闻界的大获全胜告终，而《华盛顿邮报》这部电影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其实真正的好戏，到这里才刚刚展开。是的，那之后，就是更为著名的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从一起原本不为人注意的窃案着手，穷追不舍，发现了尼克松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和非法窃听的惊天丑闻，并且最终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尼克松声名扫地，黯然下台。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有意模仿了另一部讲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1972年6月17日的晚上，位于水门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大楼里，一个警卫发现了入门行窃的窃贼。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和水门事件这两场仗，《华盛顿邮报》打得漂亮，他们也从此从一份地方性的报纸跃升为全国性的大报，时至今日仍然和《纽约时报》并驾齐驱。总编布莱德利功不可没，他就任期间《华邮》一共拿了18个普利策奖，而在他上任之前《华邮》近百年总共只拿过一个报道类的奖项。他在2014年以93岁高龄去世。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泄密事件，重塑了美国的新闻行业，从此美国的媒体形成了比之前更明显的质疑风气，美国的新闻学院里也挤满了想当记者的年轻人。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好莱坞选择拍摄这样一部回望媒体黄金年代经典往事的电影，借古讽今的用意非常明显。说的是尼克松，但枪头指向的却是特朗普。尼克松是美国人最讨厌的总统之一，特朗普上台后很多人都把特朗普与尼克松相提并论：他们专横怪异的作风，以及他们和新闻界的紧张关系，他们试图对媒体的控制，都如出一辙。特朗普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自己在推特上就有几千万粉丝，随时可以指挥他的粉丝们去诬陷《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是假新闻媒体，指责他们发布不利于自己的新闻。纸媒式微之下，媒体对于权力的监督作用，反而削弱了不少，这是时代进步带来的不幸。当年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最高法院一名大法官的判词，多年来被频繁引用，大意是：媒体是为被统治者服务的，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只有一个自由不受限制的新闻界，才能确保权力受到监督，确保人民的知情权。斯皮尔伯格在电影里安排这段话，是说给特朗普听的，也是说给所有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