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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人类送到外星的22岁少年，是奇才还是忽悠？微信公众号“GQ中国”日前发表了《卫星少年胡振宇》一文，作者为曾鸣，观察者网全文转载如下：　　他15岁时差点炸死自己全家，把整栋楼夷为平地。高中要开除他，公安局不让，理由是—— 　　“这个小孩流入社会，比待在学校更危险。” 　　这不是开玩笑。他去上大学的路上，随身带了十二种炸药，差点把飞机炸了。　　后来他开始造火箭。去年毕业，他开了一家公司，声称要把人类送到外星上去。　　他叫胡振宇。他的人生轨迹就像一颗卫星，随着火箭拔地而起。他的公司估值一亿。他才22岁。　　读者您多大了，在哪个单位，离22岁和一个亿有多远？离创业和创新又有多远？这个混杂了梦想、野心、谎言、危险气息的故事，比看上去要更复杂。　　15岁那年夏天，胡振宇因为制作炸药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从公安局副局长那儿得到了这么句评价—— 　　“这个小孩流入社会，比待在学校更危险。” 　　他经常拿这句话自嘲，仿佛展示一句失效的预言。听者也往往报以会心一笑。　　如今胡振宇22岁，已经拥有一长串令人目眩的头衔：“中国第一家民营航天公司”CEO、《财富》杂志2014 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火箭垄断市场的闯入者”…… 　　他创立的翎客航天公司被誉为“中国版SpaceX”，创立半年估值一亿，声称致力于救世主般的愿景——发展洲际载人交通，从香港到加州，11150公里，通过载人火箭40分钟内到达；探索星际载人移民，通过飞船与火箭，让人类的文明可以在宇宙其它角落繁衍生息。　　胡振宇的名声因制造火箭而一飞冲天，而他本人也如卫星一般，被送入通往成功的轨道。很难将这个身高不到1米70、娃娃脸上长着一些雀斑的年轻人与“危险”这个评价联系起来，更何况他总是面带笑容、怀揣梦想。　　可是警告声持续传来。他此前的同伴们、电视节目上的评委、航天业内的专家，向我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胡振宇。　　　　农田里的火箭工厂　　空气中混杂着农药和大粪的气味。在江苏省高邮市郊外的一处农田边，我看到了胡振宇造火箭的工厂。　　那是田野包围当中一块50平米的水泥地，中间有一栋10平米的水泥房屋。暴雨过后，坪上积着两指深的水洼，无处下脚。出租车司机一边倒车一边笑，说自己不相信这帮连水泥地都找不平的家伙能造出火箭来。　　天气很凉爽。厂房旁有十一颗杨树，周围的田里种着水稻、黄豆、芋头，远处是一个鱼塘。水位褪下后，蚯蚓在空地上蠕动，拇指大小的青蛙跳来跳去。蜻蜓在草丛间梭巡，蝉在树上此起彼伏地叫着。　　门上喷着“翎客航天”的 LOGO，除此以外，水泥小屋光秃秃的毫无装饰，没刷墙漆，不通水电。这算好的了。他们之前的办公地点在一处农家院落，毗邻鸡舍，地上到处都是鸡屎。有次做发动机测试，巨响吓死了村里好些鸡鸭。　　下午两点，胡振宇叼着一袋豆浆，把员工从20公里以外的市区拉过来，准备开工。翎客航天现在共有7名员工，CEO 胡振宇是年龄最小的，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他还负责开车、做饭、整理工具。　　这天的工作是液体火箭发动机点火试验。这是一年半以来翎客航天接到的唯一项目，航天八院提供了一笔经费，委托翎客航天对液体发动机进行40次点火试验，然后交付发动机原型和试验参数。项目进展得很不顺利，原定于5月份完成，但到7月底点火试验还没超过十次。　　看上去这又是不顺利的一天。临近开始时，胡振宇发现发电机所需要的柴油忘了买，不得不跳上那辆花三万九千块钱买来的二手面包车，跑去找加油站买柴油。　　等待期间，我和万美聊了起来。他在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四年合同将要到期，正在考虑是否成为翎客航天的第八名员工。过去四年，万美是空间温控能源事业部一名普通员工，他日复一日地给神舟飞船捣腾电磁阀门，已经有些腻烦了；如果来这里，他就能够接触火箭从头到脚每一个零件的制造过程。同时，他也要接受三分之二的收入降幅，以及按部就班的安全感的离去——航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国企，各个岗位各司其职，不会出现忘记买柴油这种事情。　　两个小时后，胡振宇带着四十块钱的柴油回来了。他跳下车时笑着抱怨说，来回跑了三十公里，路上烧的汽油都够买柴油的钱了。时针指向四点，团队的成员们开始忙碌起来。很快他们发现对讲机也忘在了宿舍，于是沟通靠喊，一派热火朝天的氛围。　　试验一直持续到夜里。暮色四合后，第三样忘记携带的东西被发现了，那就是驱蚊水。草丛间的蚊子纷纷出动，所有人都开始不停地跺脚，或者用双手不停地挥动。灯光将这些动作投影在墙上，就像皮影戏一般。　　进行第二次点火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使用了一个老化的继电器，乙醇和液氧照常喷进了消音筒，火花塞却停止了工作。　　看上去，这只是场普通的点火失败；但事后我才知道，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差点被当场炸死。翎客航天的小伙子们经常打着赤膊叼着烟走来走去，一边抽烟一边工作，那些没被点燃的燃料喷进消音筒后，形成了一个“超级雷管”，只需一点火星，就会爆炸——幸好，那会儿烟都已经抽完了。　　员工们直到快凌晨时才回到宿舍。那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套间。屋里堆满了各种火箭器材，只有两张床，有的人必须睡在沙发和地板上。　　我在高邮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总是忙到天黑才结束工作。有时候，他们还会去附近的小河里电鱼，或者抓一些小龙虾回来做宵夜。　　对于翎客的员工来说，没有周末可言。只有当胡振宇去外地找投资、上节目，员工们才能获得假期。等到老板回到高邮，他们就会恢复紧张的节奏。　　2015年3月底，翎客航天在内蒙古进行了翎客一号和翎客二号发射行动，发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偏航情况和数据丢失，箭体也只实现了部分回收。通过仿真模拟计算射高，两枚火箭分别达到了12公里和68公里；而1958年，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师生制造发射的探空火箭，射高就达到了74公里。　　在美国，探空火箭在配件制造、发射场地、政策法规上都有成熟的配套。爱好者圈子有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如业余火箭发射盛会 BALLS，至今已举办24届；“卡马克奖”的公益基金规定，谁能将火箭发射到十万英尺（30.5公里）的高度，并回收 GPS 数据，就可以获得一万美金。　　德里克.德维尔是“卡马克奖”获奖者之一。2011年9月30日，他制造的“Qu8k ”携带摄像头飞上36km的高空，录下了整个飞行过程，并安全落地，实现了整体回收。　　CTO 楚龙飞向我介绍，翎客航天目前掌握的火箭技术和德里克.德维尔这样的爱好者相比，还存在差距。楚龙飞作为翎客航天唯一的博士，毕业于北航，曾在航天一院工作，但并不算火箭专业科班出身，也没有直接的工作经验。　　航天专家黄志澄说，翎客航天的火箭还处在探空火箭的原始阶段，谈不上是产品。作为探空火箭，除了要能飞行到一定高度，还要具备载荷能力，以搭载仪器记录气象数据；此外还需有遥感系统，否则不能掌握飞行情况，仪器记载的数据也将无法获取。这些标准，翎客航天还达不到。　　胡振宇说，和航天八院的项目是亏本的，只为“锻炼自己的水平”，公司处于“烧钱”的阶段，只能靠投资人的钱养着。为了让公司得以维持，胡振宇不拿工资，每个月问家里要两千元生活费，“就当自己在读研究生”。　　在很多场合，胡振宇都声称，把人类带到太空是翎客航天的使命。但在此之前，他需要保证公司能够活下去。胡振宇和楚龙飞都表示，只有在掌握运载火箭的技术以后，公司才有拿到更多项目，实现盈利的可能；但进行运载火箭的研究，至少需要上亿资金的支持。　　背叛　　胡振宇说自己一生中遭遇过三次“背叛”。遭科创航天局（以下简称科创）开除，被他视为第二次背叛，也是最严重的一次。那是一个由火箭爱好者组成的团体，成员大多是科创论坛上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大二时，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工商管理系的胡振宇加入科创，开始火箭之旅。2011年底到2013年底，他在这个团体里度过了两年时间，接触火箭技术，学会应对媒体、争取投资。正是这份经历帮助他赢得“火箭少年”的光环。　　当他得知我要去采访他在科创的昔日同伴时，胡振宇表现得很不安。他建议我不要去找那帮人，最好也不要在报道里提到他们。他用“就像踩到屎一样”来形容对科创的感觉。　　他提醒我，尤其不要去见罗澍。23岁的罗澍是科创的现任主席，曾经是胡振宇在科创最亲密的搭档，他们的交往贯穿了胡振宇大学时造火箭的岁月。　　我见到罗澍时，他正在筹备科创的年会，三天没怎么睡觉了。罗澍外号“猴子”，戴着眼镜，反穿着一件“宜而爽”的白色内衣，顶着缺乏修整、长得过长的平头。聊天时，他一直在用大拇指反复摩擦手臂和脚踝上的污垢。　　罗澍非常愿意聊关于胡振宇的事情。他记得，正是在2011年8月的科创年会上，他认识了胡振宇。他们一起坐火车从广州去贵州安顺参加年会，一起观看年会活动上的火箭发射。回来后，胡振宇、罗澍跟另外几个人组成了科创广州项目组。胡由于技术差、经验少，一开始主要负责打杂、联系媒体。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火箭都是神秘莫测、具备高精尖科技的庞然大物，比如“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事实上，科创制造的探空小火箭，结构、技术简单得多，不需要控制系统，也无需加速度到宇宙第一速度进入太空。　　罗澍强调，他和胡振宇造的火箭从未达到探空火箭的标准，只是大学生们的业余爱好；而这种技术在上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后来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都得到了普及。　　刊于《气象科技》（1976年3月）的《战胜干旱夺丰收》一文提到，为了抗击干旱，广西都安县的农民们自造了射高达到2.3公里的小火箭，在1974年的春秋两季共发射1600多枚，用于人工降雨，取得良好效果。上世纪80年代，农业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小火箭人工降雨》的连环画，教农民们制造小火箭，里面介绍了小火箭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指出“成本低、收益大，方便灵活，容易掌握”。　　　　不过，由于在发射时存在安全问题，又容易被改装成导弹（世界上第一枚探空火箭“女兵下士”即由V2导弹改制而成），火箭在国内并未受到官方鼓励，所以爱好实践不多。　　胡振宇在科创参与制造的前三枚火箭都失败了：第一枚未能通过自身的安全审查取消发射；第二枚因发动机故障爆炸在了发射架上；第三枚成功升空10米后，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栽进了路边的棉花地。　　但负责联系媒体的胡振宇展示了灵活机智的一面。他告诉媒体，第一次发射是空管部门叫停的，从而引发对公权力机构不作为的社会探讨；关于第二次发射，他诉说了制造过程中的种种艰辛与不易，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同情；第三次发射，虽然失败了，但胡振宇组织的年会展示了科技爱好者们欢聚一堂的景象，给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振宇频频登上电视节目，以一个充满正能量和好奇心、不屈不挠的科技少年的形象出现于公众视野。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胡振宇渐渐成为科创的明星和招牌。2012年1月，一家电器公司的老总找到他，给了科创广州项目组十万块钱赞助。　　科创广州项目组用这笔钱启动了“YT-4”项目。项目进行得非常艰难。那会，独立纪录片导演张彤常常跟着团队去做试验，见证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一共做了11个发动机，炸了8个。” 　　在张彤的印象里，项目开始时，这群小伙伴们基于兴趣爱好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没有矛盾，挺和谐的。这也是胡振宇记忆中温情的时刻。他经常一次旷掉两三天的课程，去中山大学找罗澍做试验，两人吃饭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晚上睡觉也挤在一张折叠床上。　　YT-4本计划在2012年8月前完成发射，但直到2013年4月，项目仍看不到完成的希望。在赞助已超额花掉两万多的情况下，赞助方选择了退出。　　项目是否要进行下去成了一个问题。2013年6月中旬，项目组进行了一次投票，只有胡振宇坚持做下去，另外三人选择退出。项目组解散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张彤拍摄到的一个画面里，胡振宇情绪失控，流着眼泪指着罗澍的鼻子咒骂。　　科创的第二任主席覃永良说，真正让胡振宇和科创分道扬镳的，是双方的方法论不同。他认为胡振宇是一个不诚实、不讲规则、对他人生命缺乏尊重的人。　　那年7月底，科创在沈阳开年会，胡振宇将 YT-4打包带了过去，执意发射。在沈阳，关于火箭的安全评审会由于胡振宇女友宓泽璇的痛哭而中断。　　罗澍坚持认为，发射 YT-4是一个错误，“YT-4有很多隐患，除了把燃料塞进了发动机，别的所有工作都没有到位。开伞系统和点火系统都没完成。当场爆炸的概率是非常小，但飞歪、飞丢，是非常有可能的。” 　　罗澍当时有关火箭不安全的言论让胡振宇愤怒不堪。他在一篇帖子里回忆当时的情绪，“握紧拳头，我用双目狠狠的盯着那个人！我并没有一拳打过去，心里默念，这火箭一定要成功，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这些质疑，这些谣言，让他们都去死吧！” 　　最终，7月29日，火箭在内蒙古科左后旗6m/s南风的吹动下以10度偏航窜入天空，因伞绳断裂未能成功伞降，除了罗澍拣回一个头罩，箭体的其余部分失踪，也没有实现数据上的收集。　　张彤记得胡振宇在火箭发射后情绪的激动，“他跪在了地上，差不多都快哭了。” 　　科创首任主席刘虎提心掉胆，担心火箭窜向发射现场两公里外的一大片牧民砖房。罗澍说，如果火箭落在民居，下降速度大概在200米每秒左右，能直接插穿三层楼房。　　在一年后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科创官方表示了悔意，“设计上下了功夫，但在距离问题‘归零’还很远时就发射，变成了表演箭”，也为自身“没有坚决阻拦无谓的冒险，同时容忍违反规章的试验活动被搬上媒体炒作”向公众道歉。　　YT-4的发射带给科创的是后怕，带给胡振宇的却是名声直线上升。　　火箭发射的视频在《中国梦想秀》、《青年中国说》、《天天向上》、《鲁豫有约》等节目中反复播放。大屏幕上每一次火箭呼啸着飞向天空，都伴随着主持人和观众席“啊”、“哇”的赞叹声。没有媒体在意火箭发射时的安全隐患，也没有人追究，由于没能实现箭体回收，无从得知实际射高，胡振宇声称的4.2公里射高其实只是一个模拟数据。　　在参加《中国梦想秀》时，胡振宇贪掉了小伙伴们的功劳。他向周立波介绍，“这枚火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有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来做的。”他甚至还对媒体声称，科创是他创立的组织。这期节目的字幕打出“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胡振宇在无人区进行发射试验”。事实上，空管部门从未就此事给出过任何回应，发射区域也并非无人区。　　科创不得不在官方网站上多次就胡振宇的言论进行澄清、道歉。其中一次，科创写道，“我们错了。科创航天早起放纵炒作是严重错误……他自己说谎时，科创航天认为‘有利于普及航天科技活动’，对后果缺乏长远预见，没有果断制止。” 　　2013年12月12日，覃永良作为主席启动了开除胡振宇的动议，原因列了五点，其中包括“谎话连篇”、“多次违反安全规定”。开除决定最终以5:2的票数通过。　　卖梦　　2013年12月中旬，兰宁羽给胡振宇打电话的时候，胡振宇刚做完汗蒸。现实当中他也正在经历着桑拿：被科创开除，意味着失去屏障和后盾，他的航天事业面临倒悬之危。　　是兰宁羽解救了危机中的胡振宇。兰宁羽是天使汇的 CEO，这是一家天使投资众筹网站，创业者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创业计划，出售股权以获得天使投资。不久前他刚刚从电视里看到有关胡振宇的节目，彼时，90后创业是天使汇的主打概念。　　兰宁羽给胡振宇订了去北京的机票，约定了面谈时间。　　两人数天后的第一次见面非常投缘。兰宁羽本人也与胡振宇一般，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履历。他因为音乐特长进入北航，20岁前便进行创业并拿到100万美元的投资，还掌握了数项专利；同时，他还是一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最重要的是，兰宁羽从小也有一个“航天梦”。　　在兰宁羽的鼓励下，2014年1月2日，胡振宇成立了翎客航天，号称“中国第一家民营航天公司”，“要打破体制对航天产业的垄断”。　　他早就有过这个念头，2013年10月在视频节目《一席》的录制现场，他提到了维珍银河公司和 SpaceX，“这些都是私人化的，我应该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胡振宇和布兰森、马斯克的区别在于，他没有钱。在《中国梦想秀》中，他提出“50万资金，几百平方米的场所”的梦想，但圆梦失败。节目嘉宾、航空专家汤波告诫胡振宇，“知识它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它这个是极耗经费的。” 　　兰宁羽的出现让胡振宇和资金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步。在胡振宇写好商业计划书以后，兰宁羽带着他去见了一圈天使投资人。　　2014年4月，胡振宇见到的第一个投资人是真格基金 CEO 徐小平。徐当场表达了投资愿望。不久，乐博资本CEO杨宁表示愿意领投300万。此后，IDG 等大量投资机构陆续参与了认购。　　据当时的普遍报道，翎客航天在天使汇上线三天，便获得515万融资认购。胡振宇计划出让16%的股份，融资1600万。　　眨眼之间，胡振宇就从一个火箭爱好者，成了一家号称估值一亿的公司的创始人。　　胡振宇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博士生严丞翊做联合创始人，担任 CVO（首席前瞻官）。严丞翊拥有海归背景，曾在密歇根大学读硕，旅美期间曾因航天实践活动等上过《时代》杂志。胡振宇在很多场合宣称，严丞翊就是公司的眼睛，“考虑问题理性、严谨，分析问题会相对更全面”。　　胡振宇的另一名联合创始人是吴晓飞。技校肄业的吴晓飞在高邮市一家做山寨绞肉机的模具厂打工，也曾是科创会员。吴晓飞在科创期间曾申请资金，用于制造液体火箭发动机，还请罗澍帮他测量数据，数据出来以后吴不满意，要求把推力从27.67公斤改成62公斤，被罗澍斥责“学术造假”。吴晓飞加入翎客航天后，这台发动机被胡振宇作为翎客航天的产品四处宣扬。　　　　胡振宇（左）和吴晓飞　　在不断的媒体曝光中，胡振宇的名声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累加。报道他的媒体越多，报道他就越不需要理由。胡振宇的形象也越来越“饱满”，从一名业余科技爱好者，成了中国版的马斯克、向航天体制挑战的勇敢者。　　一切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2014年9月，在《财富》公布的2014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中，胡振宇排名第37位（郭敬明排名第35位），成为榜单中两名90后之一（另一名是前华大基因的天才科学家赵柏闻）。　　而在出示给投资人的商业计划书中，胡振宇和翎客航天简直到了脱胎换骨的地步——两位航天专家王建蒙和黄志澄分别成了他的“首席专家顾问”和“特约专家顾问”，清华大学试验室成了他的合作对象，SpaceX 和维珍银河公司成了迟早要超越的竞争对象，体制内的火箭制造企业将在成本上被他们击溃…… 　　胡振宇甚至勾勒了高速洲际载人交通的设想，预计将颠覆人类世界的整个交通格局——“香港到加州的11150KM 的距离，通过搭乘载人火箭，可在40分钟内到达。” 　　关于洲际载人交通，胡振宇自己也觉得不靠谱。他说，“媒体上说的那些话，包括商业计划书写的那么长远的计划，其实大部分都是投资人喜欢看的。投资人不喜欢看，你现在就没有了。”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喜欢这种展望，来自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的投资人就曾表情夸张的反问胡振宇，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在这一系列神奇的变化中，胡振宇极为感谢兰宁羽。在饭桌上，胡振宇向我表示，兰宁羽是他真正的伯乐。按照合作协议，天使汇将获得翎客航天百分之一的股权，胡振宇说，“我宁愿那个点给兰总。” 　　兰宁羽也不遗余力地推广胡振宇——他为胡振宇的电视节目站台，作为天使投资人给翎客航天投资了十万元，并且成为翎客航天的顾问。在天使汇的官网上，兰宁羽至今仍在翎客航天的员工列表之中。他的身份介绍一栏中写着“卖梦”，简介里写着“洞悉人性、讲故事的能力”。　　兰宁羽还通过在《神箭》杂志当副主编的哥哥兰宁远的关系，找到了业内的专家王建蒙，将胡振宇引荐给了他。2015年4月，王建蒙撰写了万字长文《胡振宇：“火箭小子”链接太空之梦》，发表在《北京日报》和《神剑》上。　　胡振宇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闯进上流宴会的杰克，兰宁羽就是那位用华服将他打扮一新的贵人。尽管每每西装革履地拜访完投资人后，最后他还是要回到位于广州城中村的住处，但他似乎已经将人生的船票牢牢地攥在了手心。　　——直到他遭到人生的第三次“背叛”。　　胡振宇回忆，那是在和乐博资本签订投资协议的当天，杨宁把他叫去办公室，表示翎客航天的股权分配划分不明确，且估值过高，“他说你也不要跟 IDG 谈了，就我们一家投你，你们把估值砍到3000多万。” 　　双方不欢而散。胡振宇愤愤地说，“我当时听这个事情，肯定是又蒙又恼火，但是没有办法。他妈的，老子没钱也不会去拿这个钱，我就直接拒了。” 　　最后，在2014年年底，胡振宇通过闪投从钜安邦拿到了不到300万的投资。一名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数字并不算是成功的融资，说明翎客航天还未得到热钱的认可。　　不愉快的事情接连发生。此前，严丞翊向他提出，两人的股份各占26%和25%，公司仿照Google 的双头模式，胡振宇没有拒绝，但在杨宁撤出后，胡振宇在股权分配上表示反悔。　　2014年9月中旬的一天，在北京一个餐馆里，胡振宇摆出劳动合同，希望严丞翊签字。严丞翊觉得合同在保密协议上有着过于严苛的条款，而在薪酬的远期分配上又不够明确，在跟自己的律师沟通后表示拒绝。双方早上谈到傍晚，直到餐馆打烊，都没有谈拢，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目前，严丞翊已回到香港，开始做电动滑板车的创业项目。　　严丞翊说，胡振宇表面上很好接近，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小他近十岁的胡振宇还不够领袖气质，缺乏把团队凝聚起来的能力。他举例说，今年3月，翎客二号发射后箭体没有成功回收，在这个沮丧的时刻，胡振宇的选择和 YT-4发射后一样，和女友坐另外一辆车离开，而不是和成员们在同一辆车上探讨相关的技术问题。　　“你过度包装梦想，我不支持你” 　　一件颇为矛盾的事情是：胡振宇充满对科技的狂热，但同时，他又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素养。　　2010年9月5日，胡振宇曾随身携带包括 TATP 在内的12种炸药登上飞机，“纯属娱乐，也为了测试机场安检质量”，他还带了一张自制的化验员证明，“查出来也好逃过一劫”。　　TATP 是三过氧化三丙酮的简称，超级炸药，被称为“撒旦之母”，曾被恐怖分子用于制造伦敦地铁爆炸案。　　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朱顺官表示，“TATP 非常敏感，如果飞机遭遇气流出现颠簸，就有可能爆炸，一克 TATP 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一根爆破雷管。会不会炸穿飞机舱体不知道，但行李前排、后排的四五个人都会受重伤。” 　　胡振宇还颇为自得地跟我说，“我在北京坐地铁经常带炸药上去，但是没有被查出来。” 　　对炸药的爱好可以追溯到他读初中时期，当时，个子矮小的胡振宇常常被同学欺负，有一次回到家，妈妈发现他的校服都被撕烂了。胡振宇回忆，他玩炸药，就是要吓唬那些欺负他的人。　　欺负胡振宇的孩子里，有一个曾是他的好朋友，这也被胡振宇认为是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背叛。胡振差点杀了这个人。他曾站在这个同学背后，攥着一支注满叠氮化钠（剧毒）的针筒，瞄准对方的后颈，但最后还是选择放下。　　胡振宇迷恋力量和技巧。高二时，胡振宇有一个在校庆上表演钢琴的机会，他选择了李斯特的《钟》。这是一首难度非常大的练习曲。胡振宇承认，他自己都觉得这首曲子旋律并不优美，但他就是喜欢炫技时观众目瞪口呆的感觉。　　2008年时，胡振宇炸药越做越疯，有一次在卧室引起火灾，烧了半间屋子，母亲打110报警。警方从胡振宇床下查出一大箱炸药，足有五公斤，当量“足以将整栋楼夷为平地”。校方决定开除胡振宇时，公安局副局长说，“这个小孩，流入社会，比留在学校要更加危险。”才成功劝阻。　　而对于胡振宇来说，他所担心的危险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份不断膨胀的名声中，名不副实的那一部分是否需要付出代价。　　2015年5月31日，胡振宇进入奇点大学中国赛区总决赛。奇点大学由 Google、NASA 以及美国顶尖科技专家联合创办，致力于通过科技改变世界。获胜者将获得奇点大学10周 GSP 课程的资格，以及三万五千美金的奖学金。　　在登台前所播放的 VCR 中，胡振宇直面镜头，侃侃而谈星际移民的设想。接着，他登台提到了中学时做炸药、大学时造火箭的故事，表达在了未来五年、十年，颠覆整个行业的决心。他甚至还提到电影《王牌特工》，表示人口的增长是片中反派灭绝人类的原因，而要阻止这一点就得依靠翎客航天来进行星际移民。　　骆轶航曾在硅谷长期从事科技报道，现在是一家科技网站的总编辑。作为第一个发言的专家评审，他表示自己一开始很激动，但越听越冷静，觉得胡振宇只是对航天有一个美好期许、愿景，在此之下“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航空小试验”。　　在一番问答后，骆轶航笑着摇了摇头说，“祝卖梦成功”。他如此表述自己摇头时的感受，“鸡汤味太重，完全不加掩饰。” 　　赛后，官方的点评是，“90后小鲜肉挑战权威，志向高远，从零开始十年内就期望载人飞行上太空。这种巨大花费、系统工程、基础研究、庞大人员体系，在美国都是国家出钱NASA 干的活，民营公司如何运作？有些地方还是要学习牛顿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吧。” 　　有趣的是，在很多节目里，胡振宇也承认自己缺少资金、人才、技术、设备、市场、政策、相应的知识储备以及管理经验，但他仍然坚称自己将造出运载火箭，翎客航天超过SpaceX 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我问胡振宇，你自己真的相信吗？　　“不相信，肯定不相信，”胡振宇说，“那为什么我还是这么说呢？这是个效果问题，他们喜欢听这个，你要给大家看到希望，去迎合大家的期望。你要是去说探空火箭，人家就会说，都有运载火箭了，你干嘛做探空火箭，有什么用啊？” 　　不到两个月后，骆轶航和胡振宇在另一档节目《创客星球》中再次相逢。　　骆轶航依旧选择了针锋相对。他纠正了前一位嘉宾对于胡振宇“把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的赞美，板着脸说，“你没有挑战任何不可能的事情，你挑战都是别人已经做到过的事情，你把它包装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你过度去包装自己的梦想，我不支持你。” 　　下了节目，骆轶航发朋友圈说，“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让所谓翎客航天的胡振宇这种1990后小骗子忽悠蒙蔽了太多人。” 　　在骆轶航看来，胡振宇就是创客潮流中新一代忽悠者的典型，“第一批是2012年到2014年上半年，打着’互联网思维’，做着网络营销，然后开个煎饼店、火锅店、情趣店，这个浪潮在2015年过去了。随着特斯拉在2014年变成显学、彼得蒂尔《从零到一》风靡之后，风向变了。我们需要颠覆性创新。你突然发现，国内出现了一拨新的忽悠型创业者，看了两个科幻故事就出来写商业计划书，号称要把颠覆性的技术当作毕生实践，用这种故事来拿投资，胡振宇就算是这里面的其中一个。” 　　骆轶航总结胡振宇的特点，就是“创业成功学”加“科技巫学”。　　“创业成功学就是：你看我们有梦想，我们想颠覆点什么，这事儿非常伟大，我们多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买单，不买单要不然你做一个看看？科技巫学，说白了就是把一项技术神化到不可知的程度，用不可知去获得商业上的便利。” 　　在骆轶航看来，胡振宇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不过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大众媒体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热门题材找大家感兴趣的案子，这个时代鼓励大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放卫星，大炼钢铁、亩产万斤，所以主流媒体接纳他。” 　　“他连航天的门都没有入” 　　黄志澄是航天专家，曾担任过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和综合专家组组长。他一度是翎客航天的支持者，但最近一年来，他越来越感到胡振宇不大靠谱。　　“他连航天的门都还没有进入，只搞探空火箭还不能算进入航天领域！”黄志澄说，“你不要说你是国内第一家民营航天公司了，这是对航天的侮辱。航天公司是指能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的，要超过宇宙第一速度。” 　　黄志澄举例说，刚刚参与“北京二号”卫星发射的“中国21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才是一家真正的航天公司，它成立于2001年，显然要早于翎客航天。　　他最不能够接受的一点，是胡振宇打着“创新”的旗号到处上节目，却并没有任何经过专家鉴定过的实质创新。黄志澄说，胡振宇现在做所的事情，都是体制内几十年前就已成熟了的技术。　　胡振宇在许多场合表示，翎客航天的计划是三步走：先用探空火箭打开市场、然后涉足运载火箭、最后谋求星际载人。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胡振宇自信满满，“我们现在的生产成本，只有业内的十分之一。” 　　“光吹牛谈不上生产成本，你把产品搞出来再说，”黄志澄说，胡振宇距离做出合格的探空火箭还有相当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这个市场就有不少先来者。“西安就有一家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隶属航天四院，他们家的产品卖得很好。胡振宇要从这些公司手里分市场，可能性也许不太大；我认为他就算做得出探空火箭，也可能比并不会比人家一定便宜。你若不和航天部门合作，要自己去建测控设备、发动机试车台、加工工厂的话，东西做出来肯定便宜不了。” 　　对于翎客航天“将在五到七年内做出类似发射载人飞船的长征运载火箭”的说法，黄志澄认为他“需要1000人的队伍，10亿以上人民币，还需要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政策上的支持”。　　至于胡振宇在商业计划书上所说的洲际载人交通和星际移民这些人类尚未实现的技术；黄志澄表示，这只能和科幻作家去讨论了。　　虽然2014年国务院发布五十号文件，明确提到了国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航天发展，但黄志澄表示，文件里的“民营企业”，并不是专指翎客航天这种初期创业的公司—— 　　“在新常态下我们国家航天也是缺钱的，特别欢迎大的民营企业进入航天领域。但是我认为文件中所说的民营企业不是胡振宇这种，应该是像 BAT、小米、万达、万科等。它们是有一定规模、基础，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企业。若你要钱没钱，又没技术，拿什么和航天部门合作？” 　　胡振宇上节目时，经常拿马斯克创建 SpaceX 公司的成功来作为例子，黄志澄认为两者不具可比性—— 　　“第一，马斯克做互联网起家，他带着一亿美金进场，这跟你赤手空拳叫人家给你投资是不一样的。航天是一项复杂的巨型工程，还要进行反复试验，所以这是个既要创新又要烧钱的事儿。　　第二，美国政府大力支持马斯克，美国宇航局（NASA ）给了他们人才、技术、资金和设备的支持。SpaceX 公司请来了工作几十年的航天老工程师。请进人才是需要钱的，对不对。现在航天部高级工程师的年薪都不低，还有很好的福利待遇，你胡振宇能不能养活他们？做火箭，没有一帮十五到二十年工龄的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做好。” 　　黄志澄说，2014年时，他的朋友对胡振宇还是毁誉参半的，觉得他起码精神可嘉；现在对他经常上电视吹牛开始反感了。胡所说的“颠覆航天业界”，在黄志澄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估计航天部门对他根本就不屑一顾。胡振宇确实是很自信，但业界看好他的人估计也很少！” 　　8月12日，黄志澄在微博上转发了媒体对胡振宇的质疑报道，并评论道“靠媒体宣传起家的创业者必然要经历媒体的质疑。水可托舟也可覆舟。” 　　那天晚上，楚龙飞给黄志澄打了两个小时电话，希望他能出面阻止报道的刊发，得到的建议却是“对公司的发展方向进行新的思考”。黄志澄苦口婆心劝他，“创业只凭热情是不够的，要按照科技发展的规律。” 　　黄志澄还向我澄清，他并不是翎客航天在商业计划书上所写的“特约专家顾问”。“他就是找几个人撑撑台面，我也不知道，第一次听你说。他完全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事儿。” 　　最后，我联系王建蒙，询问他是否担任翎客航天的“首席专家顾问”一职，王建蒙回复，胡振宇在今年8月2日的一个活动上找到他，希望他把顾问协议签了，“我明确告诉小胡，我可以支持但不可能签什么顾问协议。” 　　关于胡振宇本人，王建蒙说他已经无兴趣谈论这个话题了，好多天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他们太自我了。年轻人自我，就让他们自我去吧。

Kay的爸爸(国籍：美国，教育背景：斯坦福大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本科) “我不想让女儿在美国上学最大的顾虑还不是学校，是美国文化。” 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因：一、美国文化中反智主义太严重，最明显的是在中小学。大家最想当的是cool kids(酷小孩)，cool kids都是不爱学习的，如果你爱学习，大家都认为你是nerd(书呆子)，嘲笑你孤立你，如果你喜欢学习，成长环境很负面，一路要承受很多同辈的不认同。二、在美国从小就“被接触”大量毒品和性。要从小就开始抵制，而且不断有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迫使你尝试，这对于教育是很大的干扰。三、男女非常不平等。当然，世界上哪里男女都是不平等的，但在美国文化中尤其严重。我特别反感美国文化从小就宣传女生要hot(性感)，要slutty(风骚)，作为女孩子在美国成长的社会氛围特别不好。你看看*中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照出相来穿着校服，戴着厚眼镜，很学生样。美国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年纪，每天化妆去学校，穿像成人一样的衣服。你觉得哪个更接受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哪种文化更健康?在美国长大，女孩子如果不好看，或者不融入这种氛围，会有很大的同辈压力，被排斥，对于女孩子学习是很大的干扰。 Kay的妈妈(年龄：26，国籍：中国，教育背景：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本科，南加州大学东亚文学硕士) 一、希望我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校园回忆我认为我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受教育比在美国快乐的可能性更大。我给加州大学、耶鲁大学都做过几个学期的助教，后来上研究生也教过很多美国大学生，这些年我都在问我教过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当然，能上这些学校的通常学习比较好，他们回忆起中学却没有一个说喜欢或者带着怀念的情绪，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学生涯。相反，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都毕业几年了，对于校园生活都带着美好的回忆。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非常留恋学生时代。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形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潮流，国内媒体倾向于宣传国外中小学作业少，下午三点放学，孩子多么多么快乐，已形成大趋势。这些陈述是否属实还有待商榷。其实在西方，上私校(一般私校教育水平高于公共学校)的中学生也是下午三点放学，然后开始上各种课外班，补课到晚上八、九点，好学校的学生年级越高，压力越大，我先生回忆起高三时候每天晚上都12点后睡觉。更重要的是，快乐和幸福感都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不是作业少就等于会更快乐。有两个影响快乐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第一个是成就感。其实你观察小孩子穿鞋，或者搭一会儿积木高楼，就能发现人类从小开始就对自己经过努力完成某种任务、达到一个结果感到自然的快乐和欣慰。成就感对于健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那究竟什么是成就感呢?一个重要因素是必须有努力这个过程。譬如一个人考两科，一科非常简单，没有任何准备也考得很好；另一科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后才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个人一定是对后者印象更深刻。我个人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感觉是很没有意思，因为并不需要多么刻苦，不准备随便答卷成绩都是一等，这样的成绩不代表任何付出，自然没有记忆深刻之处;相反，回忆起大学时代经常挑灯夜战、但大家都刻苦、即使你付出全部努力也未必获得一等成绩的日子，那时的记忆更隽永。所以，这点令我看蔡美儿的书（注：是指《虎妈战歌》一书）时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很同意，绝对不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就会更快乐。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觉得通过努力获得成绩对于孩子是更深刻的快乐，这种经历会进入更持久的精神层面。在国内接受教育，从小就有很多竞争，很多压力，要取得任何成果，必然需要努力，这个过程和这种经历本身对于美好回忆的形成是很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快乐的另一个因素是集体主义。我说的集体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生活状态。国内人口密集，从小到大有很多经历其实都是集体主义的。譬如，上中学上早自习，晚自习，大家一起做课间操眼保操；大学住宿舍，早起刷牙遇到甲乙丙，大家一起上课自习，逛街卧谈，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些在一生中都是头等有意义的事，因为随着人离开校园开始工作，结婚生子，会越来越脱离集体的影响，然后会意识到那些经历的独特和同辈情谊的可贵。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机会经历这些时刻。我上大学时四个同学住一个寝室，我先生上大学在斯坦福两个人一间，地方大了他就感觉更快乐了吗?未必。相反，他自己说，我和我大学室友的感情四年下来确实比他在美国学校和同学建立的更深。集体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你日深月久，积累如何与人相处的经验，这些对人以后的生活工作成家立业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国长大，人口不密集，所以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另找一个地方，用空间来避免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在中国长大，你不喜欢你家邻居，能立刻搬家么?我们大学时室友通常都是四年不换的，如果你不喜欢室友，怎么办?一定要找到欣赏对方、和平相处的方法，一定要学会与人交际。我个人对于集体主义抗抑郁功能深有体会。在美国，校园生活没有任何集体主义生活状态，看似自由自在，但时间久了就发现这种状态下人真的容易抑郁，就连我教过的学生20岁不到，父母掏钱供他们上的昂贵私校，从来没有什么人生挫折苦难，但有好几个都在吃抗抑郁的药，或者多动症药的。这些年在美国我从一开始看到20岁人吃抗抑郁药感到吃惊，到见怪不怪，因为身边美国孩子吃抗抑郁药实在很普通，而且越是私校富人区，这样孩子越多(当然并不是说穷人不抑郁，但一是穷人担心生计问题是第一位；二是这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有直接关系)。二、中国的教育制度更为公平中国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教育的选拔制度是很公平的：学习好的同学去好学校，很简单。任何制度都需要一个选拔标准，这里的标准是统一化的考试，这是最能避免教育腐败的选拔方式。相对于美国财富决定教育这种标准，我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心里会感觉更公平。举个自己的例子，我上大学时，我身边北大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父母各个行业都有。还有不少同学家境比较困难，就系里这个小样本看，比例大概10%吧，都靠各种助学金或者自己做家教完成了学业。美国的segregation(区域分化)非常严重。如果你有钱，你的轨迹是这样：从小上私校，一年2-4万学费;大学上好的私校，一年4-5万。你的同学都是同一阶层，即使中小学去的是公共学校，因为是按住房分学区的，好学区房都很贵，所以能去富区富学校的家庭也是一个阶层的。我曾在耶鲁北大项目做了一年助教，两学期大概一共有40多个耶鲁的学生，没有一个家庭不是中产以上，大概一半学生家里都是有游艇，或者开旅馆的。我也请我先生回忆过他大学认识的所有人的家庭状况是怎样的，他努力回忆了大概100个，最后说想到有一个同学是家庭经济不好拿助学金的。反之，如果是穷的家庭，住在不好的区里，可以预见教育环境是非常差的，因为第一学校很差，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同辈压力。你的同辈大部分都不愿读书，大部分也不会试图脱离这个环境，因为他们看不到好的例子，更不相信自己有不同的可能。我有位同事，来自洛杉矶着名的乱区，那里帮派活动猖獗。他回忆起初中同学，大部分都加入了帮派，现在已经没几个还活着。他很庆幸地说：“如果不是我搬回菲律宾上学，我肯定也跟他们差不多。” 关于美国教育与财富的直接联姻，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现在美国教书的女老师，同时也是我喜爱的作者，在一篇题为文章《为何我说在美国寒门难出贵子》中也有深入分析，从美国学校假期长导致金钱直接决定孩子能否持续学习，到贫困区危险治安情况，和贫困区孩子对于不相信自己能活过40岁这种预期对学习态度的影响，都是非常现实的因素。我认为作为一个成熟的人，需要丰富的经历，增长更多的见识，接触不同社会阶层，而不是把其它人群的生活简化为新闻中的一个名词。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很低，这种大环境对人的心智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障碍。三、中国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如果你不在中国长大，不可能理解它。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国对于世界认识的智慧是绝对值得深入了解的。不在中国长大，会错过这笔宝藏。美国的整体思维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大众深受媒体洗脑，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生活在被宣传为“最好的”国家里。我一直很赞同冯唐所说的：“人心应该相对复杂起来，不要从小就是标准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人类文明几千年下来，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结果不过是排除异己，不是圣战就是文革。我和我先生都认为这种黑白世界观根本不符合世界上大部分现实。人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而中国人的世界观整体上比较理性。如果指望孩子在美国长大还可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周围有太多例子，即使家长努力让小孩子说中文上中文课，小孩子都是要和别的小孩一样，“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不学中文跑去玩而我要学?”自然抵制学中文。很多小孩子上学后在家里也是父母问中文，孩子答英语。反之，国内大家都在学shiba般武艺，小孩子希望跟着朋友，是有学习动力的。除了以上顾虑之外，我也有一些硬件上的考虑：首先，国内文化氛围好，书店多，学习条件好。小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家好几层的书店，各种书籍和音像资料应有尽有。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中学大学都度过了很多无事在书店晃荡的日子，至今很怀念。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家，在全世界33个国家居住过，最后还是由衷感叹，要说文化氛围和学习条件，还是国内好。其次，学费有所值的问题。现在各界人士都认为，美国继房地产崩盘后，下一个危机是学债的崩溃。确实，这里几乎人人都有学债，有的多得惊人，譬如如果培养一个医生，医学院一路教育投入大概50万美金。更有新闻报道，年轻人身负十余万学债，订婚时未向对方说明，对方知道后感觉受到欺骗而悔婚。我和我先生同龄，2003年上大学，斯坦福学费是每年40000美金，北大是每年4900元人民币，四年下来差距极大。(Kay爸爸补充：那是我上学时，现在可能更高了)但这两校的教育水平真的差这么多么?!由于我和我先生都比较话痨，对各种事情讨论很多，认识五年每天还是聊天都能不间断聊几个小时，就我们这几年个人体会来看，我们俩除了专业知识很多互不覆盖(一个文学，一个数学和计算机)，其余的思维能力和知识深度都差不多。当然，在美国上私校，更多时候并不是为知识，而是为了校友人脉。这就看你认为花三五十万美金来积攒所谓人脉是否值得了。(Kay爸爸补充：你花的每分钱绝对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我的教育不可能超过你的50倍) 人们只会买自己认为物有所值的东西。现在较好的私立大学通常学费每年4-5万美金，还在不断涨，人们认为值得才会支付，但随着经济不振，越来越多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断下降，无法支付高昂学费(如同当初房产危机无法支付月供)最后结果自然是不选择昂贵私校。现在已经有不少外籍居民离开美国回到家乡让孩子在家乡上大学。父母对孩子总是尽心尽力。但做理性的父母在我看来也是养育好孩子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五十万美金反正常年放着没用，可以送孩子去上私校。但作为普通人家，完全没必要所谓砸锅卖铁就为孩子投钱到一个产出值不可量的私校上。我和我先生都来自普通家庭，我们认为孩子将来怎么样也一样要靠她自己，父母教养已足够，没什么必要为她铺路。替她把路都铺好了，还算是她的人生么? Kay爸爸：“ 我再来说说教育本身的一些情况吧：第一，美国教育这些年来越来越侧重“different learning types”(不同的学习型，大致理论是每个学生如何学习，接受信息是不一样的，譬如有的听讲课就可以理解，有的就不可以)，所以如果只用一种方式，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理解。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用多种方式“因材施教”有好处。不幸的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理论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让很多孩子“feel good”(感觉好)而已。他们会说：“哦，不是我学习不好，只不过我不是visual learner(视觉学习型)而已。”不过是给了他们更多借口。第二，美国教育还有一大块是“团队合作”。我认为这是完全失败的一块教学，从来没成功过。给你讲讲我的亲身经验吧，所谓“团队合作”通常情况是这样：在这里长大的美国孩子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标准感觉完全不同，有的学生觉得得个B或C就可以了。所以“团队合作”的任务发下来，团队里那些标准低的学生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不得不做才开始，然后马马虎虎就算完了，那些over achievers(总是超越期待去完成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每次结果就是我一个人做好这个项目，帮别的学生得A。当然，“团队合作”通常有张纸，可以写每个人都做了什么什么，但你如果如实写你做了什么什么，别人只是偷懒，基本没做，团队其他人当然恨死你，你也倒霉。所以标准高的人永远是“lose lose”的情况(不可能赢的情况)。总之，“团队合作”实际应用中就是最用功的孩子帮其他孩子得A。第三，美国教育这些年一大趋势是标准化考试越来越多，老师的自主选择越来越少。老师都有一个单子，上面列着必须讲的内容，这个单子只有越来越长，从来没减短，所以老师越来越被迫去覆盖所有测试内容。这取决于不同老师，有的老师严重，有的好些。我高中有个历史老师，上课就是让我们拿荧光笔，说哪行哪行划哪句话，再有哪行哪行划哪句，然后考试都是考划的重点。也有时候先做样题，就是和最后考试非常相似的题目。我特别讨厌这种教学，我认为好的教学是启迪人，传授知识，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听，不知道哪部分要考到，最后考的是你的理解。可惜的是大部分学生都很喜欢划重点，而且还会对不这么明显告诉你考题的老师施压，所以老师越来越受制于测试。第四，美国教育还有一个趋势，在我说就是家长越来越自私，有个漫画我觉得很形象：第一张是50年代，一个小孩考了F(不及格)，爸爸对着孩子说：“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么回事?)第二张是现在，小孩考了F，爸爸对着老师说：“What's wrong with you?!”现在趋势是家长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好，如果分数不好，肯定是老师的问题，总是指责老师不对。我也特别反感上学的时候，每次考完总有学生去和老师争论“为什么给我B/C”然后每天追着老师，就是期望让老师烦到受不了来给自己要分。真忍不住想说：“Deal!(面对，应对之意)这根本是你自己不努力!” 第五，美国学校里有一种风气，“数学是让人讨厌的学科。”现在已经不再是教育，而是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学生都恨数学”就像“每个孩子都讨厌西兰花”一样，反正大家都这么认为，“讨厌数学”才是正常的。所以，中学里，总有学生上课挑战老师“数学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学这些想象的数字?”要老师花时间来辩解证明为什么要讲这个。总在浪费时间。最后我们数学老师画了个表，放在一边，列了好多职业和这些职业应用到的数学。我不喜欢这种文化。我认为老师不应该被放在需要为自己辩解为什么讲某些知识的位置上。不能因为某些学生觉得自己长大可能去百货公司卖东西不需要某些知识就必须被迫辩解为什么还要传授知识。 Kay爸爸最后的总结是：“我对美国教育想到的就这些。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高标准的人，我个人对于教育制度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你听到我抱怨的地方比较多。其实，总体说来我觉得我的高中挺好，大概有50%的老师都是好老师。我对好老师的定义就是真的让我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