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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和她混在一起上学。”家长杨波情绪有点激动。原标题：艾滋女孩失学记文| 新京报记者张维从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出发，沿着663乡道，一直往西南山区方向走。柏油路，四米多宽，刚刚修好。太阳一晒，一股沥青味。到了村里，沿着上坡路拐五六个弯，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四户人家，莎莎家在最深处。再往山里走，只有一片竹林。她和爷爷、奶奶、姐姐四个人住在这里。莎莎今年11岁，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在7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去世；去年，父亲因艾滋病去世。父亲去世之后，她是艾滋儿童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对艾滋的无知和恐慌，家长们将她“赶出”赤塅完全小学（以下简称：赤塅完小）；莎莎转学到距离村子足有70公里的县城读书，再次迫于家长压力失学。第二次失学后，赤塅完小新任校长尹鹏波每周找半天时间给莎莎单独上课。尹鹏波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选择单独给莎莎开课，是害怕面对“家长闹事”的场面，另一方面，他同情莎莎，也知道艾滋儿童有受教育权。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尹鹏波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专家估计，目前在我国，像莎莎这样的14岁以下的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和莎莎一样的困境。艾滋来了这个家庭的厄运，始于2014年春节前夕的一场车祸。当时，莎莎的爸爸吴鹏飞遭遇车祸，输血时，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莎莎的爷爷吴应秋一辈子没出过湖南，他从医生那里打听得知，这是传染病。心想，艾滋病和非典一样，但没有瘟疫严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严重的病。接下来的情况，让吴家傻眼了：吴鹏飞出院后不久，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现了类似父亲的脓包。 2014年7月，长沙市第一医院证实了吴家的担心——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母婴传播。这意味着，当年莎莎母亲去世，可能也是因为艾滋病。 5月12日，莎莎戴着喜洋洋面具，她很喜欢看动画片。新京报记者薛珺摄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级开学的日子，莎莎向学校申请休学一个学期，辗转在长沙看病。 2015年4月，吴鹏飞因为艾滋病去世。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有人说和非典一样，我们都害怕被传染。”39岁的高山村村民阳爱飞回忆。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镇劳务输出大村之一。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以及留守儿童。村民们靠种水稻、烤烟和养鱼生活。有的人，一辈子没出过村子。 50岁的罗素珍总会想到一个场景，越想越害怕——吴鹏飞和他们一起打牌时，食指在舌尖蘸点唾沫，启牌，再蘸，再启。罗素珍找到以前的扑克，扔了。后来一打听，其他牌友也把吴鹏飞摸过的牌扔了。尽管莎莎的爷爷吴应秋、奶奶戴淑英、姐姐莉莉没有得病，但接下来的一个月，村民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们——村里有红白喜事，只要吴应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尽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学路过邻居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莎莎发现，她没有朋友了。以前和她一起上下学的好朋友彬彬和依依再也不来找她。她跑去彬彬家玩，彬彬奶奶都会很警觉地打发她走。 “我怕孩子被传染，只能把孙女看好，尽量少让她们玩。”彬彬的奶奶杨国秀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本已经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从物理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2015年4月，断断续续休学一个学期后，莎莎回到学校读书。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两个村子附近唯一的学校，一共六个班，每个班有约30名学生，一个班是一个年级。全校加校长和一名退休老师，共有10名在编教师。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样，从高山村扩散到3公里外的赤新村，以及赤塅完小。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杨老师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紧靠墙的一边，自成一列。初夏时节，天气渐渐热起来，莎莎左侧脖子上的淋巴在流脓，招来蚊子和苍蝇。老师给她脚下点上蚊香。还和其他学生强调，要多照顾莎莎，不要打她。不到一天，同学们就知道了莎莎的病。赤新村村民陈红（化名）听孩子回来说起，满脑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画面。她跟老公说，赶紧去找学校。住在陈虹家对面的闽奶奶也很着急，孙子的爸妈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传染了没法交代。 5月13日，莎莎每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喂鸡。新京报记者薛珺摄第二天一大早，还没上课，十几个家长到校长办公室抗议。 “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和她混在一起上学。”家长杨波情绪有点激动。校长和班主任拿出艾滋病宣传手册，向家长们解释，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不可能通过蚊虫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传播。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同情莎莎的状况，近乎哀求地跟家长说：“让她在这读书吧，没有问题的。” 在得到学校“协调这件事”的承诺后，家长们忿忿地回去了。但几个家长陆续把孩子转到其他村小学，几天下来，班上有一半的学生转走；还有一些学生，干脆在家里待着，不来学校了；其他班级，也陆续有学生转走。 “当时班上只剩下五六个同学。”莎莎的同学玲玲说。一周后的一天早上，赤塅完小校长办公室。宁乡县教育局工作人员、主管赤塅完全小学的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赤塅完全小学的校长、莎莎的班主任，还有来自各个年级的五六十位家长，吴应秋和莎莎，一起开了一个家长会。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跟家长们解释两点：第一，艾滋病日常不传染；第二，莎莎有上学的权利。当时参加了会议的流沙河镇中心学校联点人彭潘桃回忆，他们左右为难。“一边要家长满意，一边又要保证莎莎不辍学。” 谈了一两个小时，未果。杨波承认，当时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觉得莎莎是孤儿，很可怜，但他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在别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中间，我只能选自己的孩子。即使知道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迟迟谈不拢，有些家长情绪激动，指着莎莎吼：“你不能在这里读书！” 听完这句话，莎莎泪水落下来，拉着爷爷的手要回家。学校也很委婉地跟吴应秋说，先回家吧。拉锯战吴应秋不甘心。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没了；一个又得了艾滋病，死了。两个孙女是他全部的希望。 2004年，国家针对艾滋病人出台“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来又陆续出台关于艾滋病遗孤救助的政策。从莎莎爸爸去世开始，俩姐妹每月分别可以从民政部门拿到两项合计近900元的补助，莎莎看病的钱也可以报销。吴应秋不担心两姐妹的生活问题。但莎莎读书的问题，是心头病。找学校没用，吴应秋到镇政府去，在门口看到县长热线电话。试着拨过去，对方建议，应该找县教育局解决。第二天早上七点，吴应秋骑着摩托车到了镇上，坐上中巴车，到县城，找教育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赶紧回去，我们一定帮忙协调。但等了近一个月，没有消息。吴应秋又打了两次县长热线，对方的说法都和第一次一样——找教育局。第二次，吴应秋又跑了一趟县城，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解释，已经让学校帮忙协调，让他再等等。 5月12日，莎莎用自己专用的水杯喝水。新京报记者薛珺摄这段时间，更像是莎莎的爷爷、教育部门、学生家长三方的一场拉锯战。宁乡县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陈凯安在宁乡教育系统三十多年，莎莎是他接触的第一起艾滋学童案例。得知情况后，教育部门普及艾滋病常识；派专员到高山村对莎莎进行心理辅导；还做了赤塅完小部分家长的工作，“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其他家长也在到处“活动”——他们不但找到学校，还找到了高山村村支书谢知生。谢知生回忆，去年夏天，至少有5个家长找到他，“你得赶紧帮忙做做工作，千万不要让她回学校。” 彭潘桃回忆，那段时间，只要学校这边态度有松动，家长就会给学校施压。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保了一方，势必牺牲另一方。就像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最理想的情况，是两个都保，但可能只能保一个。为了社会稳定，我们只能保大部分学生。”陈凯安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这不只是教育问题，“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没跟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没人和莎莎玩，她度过了一个孤独的暑假。很多时候，她坐在院子里发呆；她怀念校园，因为有人可以一起玩。现在，“别人都怕我”；“我只有一个人。”她说。院子里奶奶养的鸡、鸭、姐姐送的玩具熊、甚至院子前面的一片竹林都成了她的朋友。每天下午，她能从排队回家、长得几乎一摸一样的一群鸭子中，找到自己家的那7只。莎莎怀念9岁时的生日——姐姐的朋友给她买了一个大蛋糕，她的朋友彬彬和依依站在旁边，拉着她的手，给她唱生日快乐歌。 “这是我能想到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莎莎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无法调和的矛盾” 2015年8月底，新学期即将开学前，吴应秋想到当年在县城卖手工鞋时，看到过一家民办小学。那所学校距离村子足有七十多公里，他决定把莎莎转学到这里。莎莎发现，这所校园比村子里的校园大多了，有好几栋教学楼。在这里，她遇见了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教英语，总是柔声细语，夸她棒；同宿舍的7个孩子，也都成了她的朋友，一起在楼道里跳皮筋、跳格子。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吴应秋接莎莎回家，被同村一个来接孩子的村民看到。当天，这位村民在班级家长群里写道：“四年级的莎莎，以前在我们村里读小学，后来得了艾滋病，居然到县里读书了。” 5月12日，莎莎经常在林子里抓鸡玩。新京报记者薛珺摄很快，全校家长都知道了这件事。时任该校副校长的李林（化名）从 QQ群看到了这个消息，赶紧打电话给吴应秋求证，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家长们向学校提出诉求：第一，如果莎莎继续在这里读书，我们的孩子就退学；第二，学校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李林有些为难，他知道家长们集结起来的能量——三千学生，背后是六千家长，上万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事情不可能压下去；另一方面，他同情莎莎的遭遇，不想让她再次受伤。拖了快一个月，期间，十几个家长代表又来找了四五次。李林觉得有点崩溃。李林说，以目前全社会对艾滋病的认知程度来看，群众的恐慌是没法控制的。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我国通过母婴传播患上艾滋病的14岁以下儿童有8000人左右。公开报道中，他们中的部分人也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吴尊友说，解决的根本在于加强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每个人对艾滋病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了解多了也就不再担心和恐惧了。期末考试前几天，李林专门和两位老师一起坐车送莎莎回家。李林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莎莎没有哭，她有点晕车，躺在自己的怀里睡着了。在送莎莎回家的路上，李林越想越困惑，大家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跟上，什么时候才能让莎莎这样的孩子不再“求着”上学。一个人的课堂兜了一大圈，莎莎再次失学。莎莎重新回到村里后，县教育局、疾控中心、镇政府、镇中心学校、赤塅完小开会，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送莎莎去山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边上学边治疗；送莎莎去湖南衡阳的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住院治疗。所需费用由当地行政和教育部门出。第三种方案：由赤塅完小找老师上门教学。莎莎不同意第一种，她不想离爷爷奶奶太远；吴应秋不同意第二种，他觉得孙女的问题不是治病，而是读书；最后，只剩下第三种方案。从今年3月开学始，新到任的校长尹鹏波和另一位老师每周找半天时间来给莎莎上课。尹鹏波教数学，另一位老师教语文。去了两次之后，语文老师不愿意再去了，“我还年轻，还没生孩子。” 尹鹏波也忐忑，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恐艾”——他尽量不在莎莎家里吃饭喝水，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尹鹏波苦笑，让莎莎回学校，对其他学生不公平，他也害怕面对像去年家长“闹事“、学生转学的场面；另一方面，他又很同情莎莎。在尹鹏波看来，亲自上门授课，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5月12日，莎莎走向家门口的一片竹林，这是她经常自己玩耍的地方。新京报记者薛珺摄 “莎莎“的名字仍在不断挑拨着家长们敏感的神经。较之以前，村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科学地认识了艾滋病，但还是恐惧——他们不敢喝莎莎家的水，吃他们家的饭；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接近莎莎。直到现在，听到有人提莎莎的名字，家长们就会条件反射般地问：“这小女孩没有再回学校了吧？” 得到“没有”的回答后，家长们皱着的眉头立马放松，随后，又感叹：“这个小女孩无父无母，又没法读书，也是可怜。” 彭潘桃说，镇中心学校也知道最理想的情况是让莎莎回到学校，但经过去年的风波，现在看来，除了尹校长单独上课，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为莎莎单独开课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尹鹏波被当地媒体称为“最美校长”。尹鹏波觉得没那么高尚。“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或许教完这个学期，我也坚持不住了。”他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吴应秋时常对着房间里一面贴满了两个孙女奖状的墙抽烟、发呆——莎莎读书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以后呢？（注：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在这里，他们与文学相伴，真实与虚幻的边界模糊至一种浪漫的状态，就像《历史手册》中写到的那句： “书店的所有角色都是虚构的，所以在进入这个被亨利米勒称为书的奇幻世界的地方前，请把日常的你留在门外。” 酒神狄奥尼索斯最爱的书店这几日巴黎降温，在前往书店的路上下了阵细雨，塞纳河左岸圣米歇尔段，多数绿箱书摊已收起，不见旧书商身影。位于Bûcherie路37号的莎士比亚书店，与塞纳河仅一路之隔，又恰好是kilometer zero，即法国所有公路的起始点。站在书店门前，于微风中隔着正下花雨的两棵大树望向不远处的西岱岛，巴黎圣母院多了份柔情。这一带在十七世纪属于一座修道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则是巴黎少数族裔聚集的“贫民窟”。1951年乔治·惠特曼的新莎士比亚书店开店之前，这里是一个阿尔及利亚杂货店。如今，希尔维亚·惠特曼将书店带入21世纪，曾经的一个店面扩展到了整整一栋楼：一二楼是书店，三楼是办公室，四楼，乔治曾经居住并在那里去世的房间被保留下来，像一个小博物馆，定期有人清理，此外还有一间公寓，供世界各地来书店做活动的作家居住。从去年十月起，书店一侧的莎士比亚咖啡馆正式营业了。从去年十月开始营业的莎士比亚咖啡馆文学乌托邦已然成为王国，但书店的内核是不变的。经典的黄绿色木框招牌和莎士比亚画像也从未变化。走进书店，就像穿越回到上世纪，仿佛海明威上午刚来取信，而威廉·巴洛斯在角落为《裸体午餐》做了一整夜的研究。不得不说《午夜巴黎》在这里取景是很合适的。 “不要对陌生人不友好，也许他们是伪装过的天使” 书店的所有细节都诗意满满：高至天花板的书塔、狭小的走道、做工随意的旧书架，有着奇怪名字的书屋“Old smoky reading room（老烟阅读室）”、“Blue oyster tearoom（蓝牡蛎茶室）”；墙上挂着沃尔·特惠特曼醒目的照片——巧合的是乔治的父亲也叫沃尔特，与之没有血缘关系的诗人是乔治精神上的父亲；书店墙上、地板、台阶上贴着乔治的人生信条“为人道主义活着”、“不要对陌生人不友好，也许他们是伪装过的天使”等等。乔治发明的莎士比亚头像图章沿用至今，使在这里买的书变得与众不同。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滞，甚至书店历年来养过的每一只猫都叫Kitty，这是安妮·弗兰克给日记取的名字。在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中，霍克饰演的杰西在莎士比亚书店通过新书促销与挚爱重逢 “这一定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最爱的书店”，伊桑·霍克这样形容莎士比亚书店。他16岁时第一次来这里就住了五六天，成名后也常常回到书店。在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中，霍克饰演的杰西就是在这里通过新书促销与挚爱重逢。由书联想到爱情是自然而然的。乔治曾因女儿移动了俄国文学的位置而生气，他说它们必须待在原来的位置，因为俄国文学太浪漫，你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可以透过书架间的缝隙看到并爱上另一侧的顾客。希尔维亚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大计划，就是在书店的许愿池上（地板上的一个洞，乔治写的标语“帮帮挨饿的作家吧”边有许多顾客投的硬币）背靠书墙建一个类似《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互诉衷肠的阳台。而就在几年前，书店为美国短篇小说家Nathan Englander举办了婚礼。二十一世纪的点灯人希尔维亚·毕奇·惠特曼（Sylvia Beach Whitman）希尔维亚在咖啡馆为我泡了一壶伯爵红茶，初版书区的店员把整间屋子让给我们，在茶香和老书的“香味”中，之前计划的采访时间一再延后。希尔维亚·惠特曼非常漂亮，操着一口英式法语的她有着法国女人的优雅随性，金色的小卷发在甜美之余添了几分波西米亚。我发现希尔维亚总是直呼父亲为乔治，问她原因，她说其实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因为太多人这么称呼他，就习惯了。有些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瘦小的女人不过三十多岁，作为莎士比亚书店的第三代店主，已经经营书店十几年了。希尔维亚·毕奇·惠特曼（Sylvia Beach Whitman）上世纪两次大战期间，美国人Sylvia Beach在左岸开了莎士比亚书店，她是海明威的挚友，当风气保守的英美无人赏识乔伊斯的才华时，她首先完整出版了《尤利西斯》。二战巴黎被德国占领期间，她因为拒绝把最后一本《芬尼根的守灵夜》卖给纳粹军官，而被关入集中营。战后，希尔维亚的父亲乔治经Beach女士的允许，将自己的书店le Mistral改名莎士比亚书店，成为“垮掉一代”诗人、作家的巴黎根据地。理想主义、波西米亚、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安在乔治身上，被称为“拉丁区的唐吉柯德”的他有着魅力十足的父亲般的形象。他情绪多变不好相处，同时也热心善良慷慨，本质上甚至是害羞的，他为别人举办聚会，自己则默默坐到角落看书。希尔维亚于1981年出生在巴黎时，父亲乔治已经六十多岁了，母亲是一位英国画家书店门口被称为“巴黎墙报”的黑板上，乔治这样写着：“与其说我是个卖书人，不如说我是一个受挫的小说家，书店的房间就像小说的章节。事实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我比隔壁邻居更真实。更奇怪的是在我出生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他的《白痴》里写下了我的故事......1600年，我们整栋楼都是一个修道院，中世纪时，每所修道院都有一个在午夜降临后负责点灯的兄弟，我这样做了五十年，现在轮到我的女儿了。” 原以为书店辉煌的历史和父亲的重望对希尔维亚来会是一种重负，然而她并不这么认为，她说"我只觉得非常幸运，因为书店的历史，我们受到很多关注，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历史不是负担，反而激励着我们保持那个高标杆，甚至去尝试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有这样一位继承人，乔治是幸运的。进入大学后，希尔维亚想要了解在她成长期间几乎缺失的父亲的欲望愈发强烈。2000年起，她几次趁暑假到巴黎看望乔治，并在书店工作希尔维亚于1981年出生在巴黎时，父亲乔治已经六十多岁了，母亲是一位英国画家。她是这个文学王国的公主，父亲的作家朋友们会专门为她创作童话故事。然而乔治与众不同的性格并不适合带孩子，为了得到几小时清静的读书时间，他会把女儿交给两个来书店的陌生人，"你们带她去公园玩一会儿，我就给你们每人三本书。"希尔维亚曾说过如果她小时候一直住在书店，现在可能正用着毒品吧。六七岁时，父母离异，她跟随母亲回英国，因为乔治的老派作风——他不接受电话等现代工具，他们之间的交流以书信为主，然而希尔维亚到苏格兰的寄宿学校学习后，两人的通信中断，有五六年的时间几乎毫无联系。进入大学后，希尔维亚想要了解在她成长期间几乎缺失的父亲的欲望愈发强烈。2000年起，她几次趁暑假到巴黎看望乔治，并在书店工作。一开始，乔治向店员与顾客介绍希尔维亚时称之为"来自伦敦的美丽演员艾米丽"，这是他试图与女儿亲近的方式，所有人迎合着戏剧游戏，然而大家都看得出这个年轻姑娘就是乔治贴满房间墙上的照片里的小女孩。希尔维亚一家 2002年，希尔维亚又回到巴黎，用她的话说，那个暑假延续了14年。当时已经八十岁的乔治，仍住在四楼的公寓里，上下楼梯都有些困难，性格也愈发怪异。他把半个世纪经营书店的经验传授给刚成年不久的女儿。希尔维亚说权力交接是个冲突满满的"有机过程"，为书店引入电话、付款机、电脑和专业管理人员的一开始，都受到了父亲的反对。有一次，希尔维亚一气之下想整理行李回伦敦，却发现了乔治一箱未发出的信，都写于她在寄宿学校读书那会儿。她既感动又非常伤心，如果他寄出了这些信该多好呀。不过正是这些信使她决定留下，" 我意识到他其实是有感情的，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罢了。" 希尔维亚的丈夫David Delannet是书店的共同经营者。2006年，还在索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他看到窗里的希尔维亚后，以找书为借口走进书店。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则是英国人，这一文化背景无疑有助于他在巴黎管理英语书店。年轻的风滚草们在延续以往每周至少一次读书活动的同时，希尔维亚给书店带来了太多新气象：文化节（Festival and Co）,文学奖（Paris Literary Prize）, 新开的官网、咖啡馆，拓展的儿童区，与纽约大学的合作项目等等。如今书店有25名正式员工，咖啡馆6名，而2011年乔治去世时只有7名。书店正在筹备的大计划是像Sylvia Beach那样重拾出版业，他们会在六月首先出版一本讲述书店历史的书籍，在那之后，将会以每年一两本的小规模，重新出版停印的文学经典，或者挖掘实验性新作家。乔治去世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请求借宿的风滚草们写的自传现在，读者可以花十欧买到一本薄薄的希尔维亚称之为前餐的《历史手册》（History Booklet），包括她写的一篇10页小散文和不少珍贵图片资料，厚厚的四百页正式版本还在制作中——收银台边摆着三本不同封面的样书，店员问询每一位顾客他们最喜欢的版本：黑白的书店照片、彩色版本、略微放大的彩色版——届时会有一章珍妮特·温特森写的序，一章关于Sylvia Beach，一章关于乔治，一章乔治旅行时期的笔记和书信精选，还有一章则是关于“风滚草”。乔治去世时留下了大量文档，笔记、书信、名作家的手稿，还有数量众多的请求借宿的风滚草们写的自传。乔治从六十年代起接待了超过两万人，数目至今已达到三万。希尔维亚和她的团队阅读了每一分自传，并试图联系所有人，包括那些六十年代曾来过书店的人。他们在网上找到追踪风滚草的下落，把自传寄回给他们。试想半个世纪后再次读到自己21岁时写的自我介绍，那时青春年少，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一定是动情的过程。借宿的“风滚草们”（tumbleweeds）是保持书店活力与精神的重要部分，他们多数是渴望成为作家，然而还没有作品出版的年轻梦想家。对于他们，现在的要求与最初的一致的，必须当天“面试”，不存在提前预约，要求每人写一页自传、每天帮工几小时、每天读一本书。乔治会因不满阅读状态而用书砸你，好在希尔维亚宽容多了，她表示并没有人检查你是否真的读了一本书，每天读一首诗也可以,莎士比亚书店更多是给想在文学领域闯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年轻人以灵感。申请住宿的风滚草必须当天“面试”，不存在提前预约，要求每人写一页自传、每天帮工几小时、每天读一本书一位英国作家回忆早年借宿经历时说“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完成许多写作，但在这里，我觉得我已经是作家了”。希尔维亚回忆在她小时候，风滚草常常多达十几人，睡袋布满地板的每一寸，都无法正正常走路，乔治会在一大清早甩着一大串卡西莫多那般的大钥匙叫醒大家。不过现在每日的风滚草仅限六人，每人一张床位，她不忍心人们像以前那样睡地上，限制人数也是为了能更好的了解他们中的每一位，也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有更好的交流与分享。所有的风滚草们都对莎士比亚书店充满感激，在这里，他们与文学相伴，真实与虚幻的边界模糊至一种浪漫的状态，就像我在《历史手册》中读到的那句：“书店的所有角色都是虚构的，所以在进入这个被亨利米勒称为书的奇幻世界的地方前，请把日常的你留在门外。” B=外滩 S=希尔维亚·毕奇·惠特曼(Sylvia Beach Whitman) B：书店有太多乔治的烙印，我很好奇从哪一刻起你开始真切感觉到“啊，这是我的书店”？ S：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的书店，我觉得这是所有人的书店。乔治总是强调要给读者一个开放的空间。如果一定要讲所属，我觉得是书店拥有我。 B：能说说你最爱的书或作家吗？ S：很多人这么问我。其实最爱的作家每天都在变，但多年来我会反复阅读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 B：如果允许，你想穿越回哪个时代，Sylvia Beach的“迷惘的一代”还是George Whitman的“垮掉的一代”？ S：绝对是Sylvia Beach的时代。我非常喜欢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巴恩斯（Djuna Barnes）。此外，因为我成长、工作的环境与“垮掉的一代”联系密切，如果能回到“迷惘的一代”一定更加有趣。文化节海报 B：不得不说，巴黎已经不像上世纪那样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是什么还吸引着英语国家的作者和年轻人来巴黎？ S：首先，巴黎一直给予艺术与文学极大尊重，法国人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独立书店和独立艺术电影，我觉得诗歌无处不在；另外，有不少人来到巴黎，是为了追寻海明威等名家的足迹。巴黎也一直给予人们极大创作灵感。 B：在眼下这个Instagram、Netflix和亚马逊的时代，不少人觉得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你如何看待？作为独立书店如何应对以上挑战呢？ S：我的看法或许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来书店，让我对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不过担心也是存在的。然而几百年来，每当有新发明出现时，比如自行车、广播、电视，人们总说书要被淘汰了，然而书籍这一神奇的形式总能存活下来。人们通过阅读、触摸书页，从日常琐事中脱离，那是种美妙的体验。 B：关于书店，你的野心是什么？ S：恩，就是继续存活下去吧。希望能一直为作者们提供一个家。书店历年来养过的每一只猫都叫Kitty B：接手书店十几年来最大成就是什么？ S：延续乔治慷慨、开放精神的同时使书店更现代化，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 B：会把书店传给儿子Gabriel吗？ S：在法国继承法非常严格，不像在英美，你可以把财产留给任何人。作为独生女，成长过程中压力很大。我不想给他压力，但当然希望他能接手书店。 B：书店拥有者的角度来看，英法文化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S：在法国人眼中作家就像神一样，在巴黎的其他书店，一般只有作家签售活动；然而在我们这里，你可以问作家问题等等，氛围更随性。 B：如何看待书店在法国人中知名度并不高的现象？ S：自从我们开了咖啡馆，来书店的法国人越来越多。法国人觉得我既然不读英语书就没必要跑到莎士比亚书店。现在很多人来到咖啡馆，顺便走进书店看看。因此，我们也略微改变了书店的布局，我们扩大的儿童区，因为很多法国家庭带着他们的孩子来书店，我们也为英语初学者们增加了一个书柜。 B：非英语写作的借宿者多吗？是否同样受欢迎吗？ S：当然，我们欢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这几天就有三个来自瑞典的年轻人住在书店。不少来自德国、意大利，中国人不太多，一两次吧，主要还是来自英语国家的。 B：如何选择新出版的书放到店里卖？ S：这是对于书店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过去，我和我父亲一起挑选新书。现在书店规模更大了，买书由Linda总负责，她是书店最早的雇员之一，她一周五天，不停与各类出版人交流。另一来源则是客人的反馈。 B：哪类书最畅销？近期的畅销书是什么？ S：经典文学方面，最畅销的是《小王子》、《巴黎圣母院》和《流动的盛宴》。最受欢迎的三类分别是 “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法国历史和法国文学。近期畅销的作家包括Elena Ferrante，她是位神秘的意大利作家，那是她的笔名，然而事实是我们连她的确切性别都不知道；Karl Ove Knausgård的作品很受欢迎，他就像挪威的普鲁斯特，四十多岁已经写了七部自传了。这周的畅销书是韩国女作家Han Kang的小说《素食者》（The Vegetarian）；五月我们会迎来美国作家堂·德里罗（Don DeLillo）的新书。 B：Sylvia Beach和George Whitman与许多作家友谊深厚，你与所接触的作家是怎样的关系呢？ S：我很幸运能与作家们成为朋友。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隔壁买了公寓，她说要在这里慢慢变老，我们会照顾她的，哈哈。（B：我个人非常喜欢她的书，她在中国很受欢迎）这样吗，真有趣啊！希望你有机会听她念书，那是会改变你人生的经历！还有美国作家Jonathan Safran Foer和艾美·贺姆（A.M. Homes）。 B：今年莎翁去世四百周年，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活动吗？ S：昨晚（4月25日）我们刚举办了一个大party，朗诵、音乐等等，过几天我们会在Facebook放一个视屏，你可以感受当时的气氛。两年前他的生日，我们在公园演了《麦克白》。 B：莎士比亚书店现在就像有个品牌，出现在很多电影和旅游手册中，还有不少周边商品，要如何平衡商业与文化？ S：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几位制片人的邀请。然而因为源源不断到来的作家和风滚草，莎士比亚书店不会被完完全全商业化，当然还有许多免费的文学活动，我们重视保持人本精神。 B：用几个词形容乔治和书店？ S：关于乔治，我能想到的最好形容来自费林格蒂（Lawrence Ferlinghetti），他是金斯堡《嚎叫》的出版者，跟那些性格迥异的“垮掉一代”诗人关系密切，然而他还是说乔治是他见过的最古怪的人（eccentric）。我最佩服乔治的一点是，他从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开书店，总是阅读到凌晨四点，他看书是投入巨大情感，有时你走进房间会发现他正热泪盈眶，他觉得他就在小说里。另外还有些波西米亚吧，书店也是如此。我觉得书店就像一艘船，或者一部戏剧，每天出现的船员和角色各有不同，但场景总是不变的。 B：最后请分享下你最爱的书店角落细节？ S：应该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初版书区域吧。每一本稀有书背后都有故事，这里比隔壁更安静，能看到圣母院，我总是很享受与来这里找书的客人聊天。